蒂姆·厄本:部落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社會正義與政治
Tim Urban: Tribalism, Marxism, Liberalism,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s
科普寫作者談部落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正義,剖析當下政治對立的心理根源。
把人類歷史攤成一本一千頁的書,每一頁寫二百五十年,會看到什麼?
蒂姆·厄本(Tim Urban)在新書《What's Our Problem: A Self-Help Book for Societies》裡畫了這張圖。結果是前九百五十頁幾乎一片空白。狩獵採集者在大草原上晃悠,偶爾學會用火,偶爾造出弓箭,然後又是幾百頁的安靜。
有記錄的歷史從第 976 頁才開始。羅馬、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兩次世界大戰、登月、網際網路,全部擠在最後二十五頁裡。我們身處的 21 世紀,差不多就是這本書末尾最後幾行字。
蒂姆在 Lex Fridman 播客第 360 期講起這個比喻,語氣裡帶著一種孩子氣的較真:
我們總覺得公元后這兩千年很漫長,羅馬帝國是兩千年前的事,好像已經很久很久了。可人類歷史已經走了兩千多個世紀,這個尺度很難塞進腦子裡。(蒂姆·厄本)
時間跨度本身還好,真正讓他放不下的是那本書裡活過的那些人。
他們和我們一樣會愛上誰,會嫉妒,會和朋友鬧翻,會在夜裡害怕。他們有意識,有感官,有想象,會編故事,會對著星空發呆。他們唯一缺的東西,是我們腳下這座知識高塔。
熱水澡是歷史上極少數人才享受過的東西
我們習慣了自己出生在一座知識高塔的頂端。地球是顆球,繞著太陽轉;人是從動物演化來的;人終有一死。這些事對我們像空氣一樣自然,對幾百年前的人卻是足以顛覆一生的發現。
蒂姆說,古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經歷什麼。黑死病在十四世紀橫掃歐洲,人們認定那是上帝的懲罰。他們想不到,罪魁禍首藏在跳蚤身上,是一種叫細菌的微小生物。病因、傳播路徑、應對辦法,全是一片空白。既然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把災難歸因於神發怒就成了最合理的解釋。換到今天任何一個人,站在同樣的資訊條件下,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
他描述這件事時用的角度很奇特:
最瘋狂的地方在於,這些人跟我們是一模一樣的靈長類動物。某種程度上我知道當他們會是什麼感覺,因為我也是人。可他們那種生活,幾乎不是這個物種經歷過的那種生活。(蒂姆·厄本)
他舉的例子是熱水澡。
這東西大概一百年前才普及。喬治·華盛頓一輩子沒洗過一次熱水澡,他洗冷水,或者讓人把水燒熱倒進木盆。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沒體驗過那種感受:一個受控的小隔間,下著熱雨,水從頭頂澆下來,你走出去,地板是乾的,水不流到房間其他地方。洗澡這件事被關進了一個盒子裡,不弄溼別的東西。
還有下水道。城市之所以聞起來不像糞坑,是因為有一套系統把汙穢悄無聲息地運走,從我們所有感官裡徹底消失。這件事在古代幾乎不存在。加上老鼠,加上蟑螂,加上瘟疫,加上生病了沒有藥只能疼著熬著,加上不知道病是什麼。
下面這段是蒂姆的原話,把三層東西疊在了一起:
他們還會得更多病,得了病又沒有治療手段,所以往往就死了,或者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且他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病,不知道微生物這回事。(蒂姆·厄本)
採訪裡 Lex 說了一句很實在的話:這一切聽起來很浪漫,可如果真把人扔回幾千年前,大概幾個月就適應了,然後又開始覺得不滿。人的尺度會自動校準,這是天性。
蒂姆接過話頭,講了他在感恩這件事上的一個模型。這個模型比它看起來要重要得多,因為後面幾乎所有關於政治的討論,都從它長出來。
每個人腦子裡都有一個從 1 到 10 的刻度盤
Lex 問,感恩能不能主動控制。
蒂姆的回答是能,他把它拆成兩層。第一層是個人。
他給了一個刻度的比喻。每個人腦子裡都有一個從 1 到 10 的刻度盤。
到 10 是什麼感覺?你低頭看著腳下那座由東西堆起來的山,滿心都是"我太幸運了"。那是一種接近狂喜的體驗,能讓人真的快樂起來。它讓你去品嚐你已經擁有的東西,那是一件很划算的事。
到 6 或 7,你偶爾會這麼想。更多時候眼睛往上抬,盯著你沒有的東西、別人有而你沒有的東西、你以為自己會得到卻落空的東西。蒂姆說,往這個方向看,長出來的可以是嫉妒,可以是渴望;如果你看向的是過去,那就變成怨恨。
到 1,你成了一個徹底的受害者。兄弟姐妹對不起你,父母對不起你,社會對不起你,伴侶對不起你。你沉溺在"我本該有的"和"發生在我身上的壞事"裡。那是一個很不健康的精神位置。
任何人都可以走到那個地方去。你可以列出一份望不到頭的清單,說明自己受了多少委屈;也可以列出一份同樣長的清單,說明自己該感激多少東西。(蒂姆·厄本)
他還補了一句很關鍵的觀察。翻哪一份清單,取決於習慣,也取決於你怎麼被養大。
這裡有個更容易理解的例子。嬰兒紙尿褲的廣告永遠在拍柔軟的棉布、微笑的媽媽、安靜的午後。為什麼有效?因為它賣的東西跟紙尿褲關係不大,它賣的是"你的生活會好起來"這個承諾。人腦對"我擁有的"和"我缺的"這兩條線路的敏感度並不對稱,缺的那條天生更響。刻度盤之所以需要主動去撥,就是因為重力預設把它往下拉。
這個模型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能被放大。一個家庭、一個部落、一個國家,也會集體撥動這個旋鈕。
德國在兩次大戰之間,集體把旋鈕擰到了 1
蒂姆認為,納粹德國裡發生的很多事,可以用一種社會性的嫉妒和怨恨來解釋。敘事在人群裡傳播,滲進每個人的腦袋,把整個國家的刻度盤從"感激一切"推到"怨恨一切"。屈辱感需要出口,出口被指給了某一群人。這個機制不需要每個德國人都變壞,它只需要足夠多的人相信自己是受害者。
所以他不滿足於只描述個人心態,他要問的是:一個社會怎麼才能不掉進那個"1"裡?
他講到影響一個人的東西有兩層。一層是自己腦子裡的狀態,另一層是周圍的文化。周圍的文化像一圈圈同心圓,最裡圈是你身邊的人。如果這群人習慣談感激,你就被這種語氣包住,跟外面的大氣候隔開一層。麻煩在於很多時候每一圈都在說同一件事,身邊的人這麼想,社群這麼想,整個國家也這麼想。
一個社會里最響的那種情緒,會慢慢變成那個社會的預設設定。
愛國是感恩,排外是怨恨
順著旋鈕往下講,蒂姆做了一個區分,值得慢一點讀。
他認為美國語境裡的愛國主義,如果把排外那個分支剝掉,本身是好事。原因在於愛國主義的底子是一份感激之情。
一個美國人說"我們住在全世界最好的國家",其他國家的聽眾往往不愛聽。蒂姆覺得,這句話翻譯過來,其實是"我很感激這個國家給我的一切,以及它為這個世界做過的事"。
他舉了個反例。如果換成菲律賓人說"菲律賓是全世界最好的國家",美國人不會覺得這是沙文主義,反而會覺得很好、很酷。同一句話,換個人說就順耳了。聽完的人感受到的東西不一樣:前者像在說"我比你強",後者像在說"我愛我自己的地方"。
愛國主義是一種團結的感覺,也帶著一種隱含的感激。可這個東西很快會滑向排外的民族主義,所以你得確保它別從懸崖上掉下去。(蒂姆·厄本)
他在書裡用"高度執行的進步主義"和"高度執行的保守主義"對應愛國主義的兩種寫法。一種愛的是這個國家代表的那套傳統,一種愛的是推動這個國家往前走的那些人。這兩條路從智識上都站得住,都是同一份愛的不同表達。
分界線在愛的方向。同一份愛,一旦滑到"我們最好,所以你們不好",就變成了排外;一旦滑到"我們受夠了委屈,都是他們害的",就變成了怨恨。前者看向外面,後者看向過去。兩個都是刻度盤被擰錯了位置。
這也是他那本書整個框架的起點。他要診斷的是整個社會腦子裡那個刻度盤被誰撥到了哪個位置,具體的政治立場反倒不在射程裡。這個取向讓書在當下的輿論環境裡顯得很不合群,因為它不提供站隊的位置。
如果成吉思汗沒出生,蒙古人還是會往外衝
Lex 把話題轉向書裡的另一張圖。歷史被切成一個個二百五十年的方格,每格放一個代表人物。
從甘地、莎士比亞、聖女貞德、成吉思汗、查理曼、穆罕默德、君士坦丁、耶穌、克利奧帕特拉、亞里士多德,一直到佛陀。最後十一頁,大約兩千七百五十年。Lex 挑了個刺:放甘地不放希特勒,讀者大概要吵起來。
蒂姆說,最讓他震動的是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人"。
佛陀是個男人,他有過胳膊、腿和手指甲,他咬過指甲,他有喜歡的食物,可能有時候消化不好,他被劃傷會疼。(蒂姆·厄本)
耶穌也曾經是胎兒,是學走路的傻嬰兒,會因為什麼不順心發起脾氣。蒂姆開玩笑說,佛陀大概從沒發過脾氣,畢竟神話裡的他不一樣。
成吉思汗更狠。他本來是蒙古草原上一個極窮的放牧少年,被掠為奴隸,十幾歲時和母親、兄弟靠抓老鼠過活。放在當時的視角看,他不過是十三世紀蒙古成千上萬個少年裡的一個。他本可以像另外幾萬人那樣一生默默無聞,被歷史的塵土徹底埋掉。
結果他打穿了歐亞大陸。蒂姆半開玩笑地跟 Lex 說,你和我今天能有這樣的關係,說不定得謝他。
問題於是來了:歷史的方向,到底是被少數幾個人推著走的,還是他們只是恰好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位置,站上了那股更早就在湧動的浪潮?
蒂姆的答案是兩邊都成立,但他緊接著說了一句更有分量的話:
有些時候,你完全可以把這個人從地球上摘掉,事情還是會照樣發生。(蒂姆·厄本)
他把成吉思汗當成這類例子。當時中國文明的特定形態,加上特定的氣候,對蒙古形成了一種壓力。他們的騎射優勢、他們的馬匹、他們的組織方式,全都擺在那裡。就算沒有鐵木真這個人,蒙古人遲早也會往外衝,區別只在於能走多遠、規模有多大。
這類人像是被浪頭捲上去的,看起來是他帶著浪走,其實是浪把他託到了那個高度。
希特勒又屬於另一種情況。蒂姆的判斷更偏向"如果沒有他,事情很可能不會發生"。前提條件當然得齊:德國得有一戰之後那股深到骨子裡的屈辱,得有大蕭條,得有一整套讓民怨有地方去的社會環境。可這些條件湊齊了,也未必會湊出一個人來把每個條件都用上。
他那句評價挺狠。一個脾氣暴躁、被藝術學校拒之門外的落魄畫家,在畫室裡掀桌子、打老婆、當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本來大機率就是個無名之輩。放到另一條時間線上,他可能把那股演講天賦用在別的地方,也可能爛在某個小酒館裡。天賦在那裡擺著,用在哪,是另一回事。
所以問題不該被簡化成兩種答案。歷史在有些節點上確實由個人決定,在另一些節點上確實由浪潮決定。它更像兩股力量恰好對上了一個介面。有時候是介面等來了人,有時候是人趕上了介面。哪個成分更多,只能一個案例一個案例地算。
他順手把威廉一世也拉進來。有些人靠著手裡一支更好的軍隊、恰好在某個時刻趕上對面出現弱點,就這麼跨過去,然後把基因播撒得到處都是。幾百年後你看到某個地區的面孔有某種共同特徵,那可能真就是這一小撮人的分佈留下的印子。
幾家平臺在同一天拉下同一根閘
Lex 把這個問題拉回現在。如果歷史上個人的作用這麼難判斷,那今天呢?社交媒體那幾個關鍵人物,算不算在擰動歷史的方向盤?
他數了幾個人:馬克·扎克伯格,MySpace 的湯姆,拉里·佩奇,傑克·多爾西,還有現在的埃隆·馬斯克。
MySpace 的湯姆成了一個梗。網友說他才是社交媒體史上最成功的案例:沒有演算法干預,大家都很開心,很正面,然後他把公司賣了,拿了幾百萬美元走人,現在照片還在微笑。蒂姆順口補了一句,湯姆可能正過著一種很舒服的生活,不用面對扎克伯格現在那堆噩夢。
但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人究竟在塑造時代,還是被時代裹著走?
蒂姆給了一個區分,這大概是這期訪談裡最有用的一個定義:
所謂領導力,是把事情推向文化力量本來不會去的方向。很多時候一個人看起來像領袖,只是因為他正好踩上了那波文化浪潮,然後衝到了浪尖上。(蒂姆·厄本)
按這個標準,扎克伯格算不算領袖?他確實做過很多真正的領導動作,把一個宿舍裡的小網站推成全球基礎設施級別的存在。
同時蒂姆點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幾家平臺在同一天把特朗普的賬號封了。
同一天。相隔一週都算多,何況是同一個季度。這說明背後有一股更大的力量在同時推動他們,讓他們做出一致反應。那股力量不屬於任何一個人,也不屬於任何一家公司。如果那股力量真的存在,這些人的個人意志就沒那麼重要了。
所以他給了 Elon 一個正面的例子。SpaceX 和特斯拉,在他看來屬於真正改變了浪潮形狀的那種領導。當然有人會說電動車早晚會來,可證據不太支援這個說法,至少不支援它在那個時間點來。如果人類最終真的登上火星,那 Elon 在那件事上的作用就更難被歸到浪潮頭上。
至於扎克伯格,就得看元宇宙了。蒂姆承認自己在這件事上判斷錯過。
那種"我按了個鍵,螢幕上的東西動了"的感覺
他講了一段很具體的經歷。他去參加 Facebook 的一場大會,試了當時所有的 Oculus 新品。那次他本來想寫一篇長文,後來被這本書吞掉了。
他本來會寫錯。因為他當時的判斷是:這東西有點像當年的任天堂。
我第一次按下一個鍵,螢幕上的馬里奧跳了起來,我說,我能讓螢幕裡的東西動。那種感覺,和我第一次看見別人教我用電子郵件時一模一樣。(蒂姆·厄本)
按下回車,對方那邊的東西真的發生了。他說,當你產生這種感受的時候,往往意味著你正在目睹一次正規化轉移。那種體感很難描述,它帶著一種近乎本能的興奮,像有人在你的認知邊界上開了個口子。
十幾年過去,他還在等那個革命。頭顯還是又大又沉,有些體驗讓人反胃,價格也沒低到能隨手買一個。那個"一百美元、簡單、傻瓜式、但真的能給你那種體驗"的頭顯還沒出現。
他說,這東西可能還在等一個對的人。一個像卡馬克那樣的人,把它做得像 iPhone 一樣簡單。然後上面會出現一個殺手級應用,一旦火了,就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入口。
這裡有個細節挺有意思。真正讓個人電腦走進普通人生活的,是圖形介面。Windows 95 之前,大家還在敲命令列。突然之間"視窗"這個概念出現了,你把東西拖進去,雙擊一個圖示,它就開啟。現在看這太理所當然了,可當時它是革命性的,因為它讓機器變得直觀。
技術的每一次真正普及,靠的都是門檻被降到普通人願意邁進去的高度。引數變強只是必要條件,從來不是那個開關。VR 卡住的地方就在這裡,它的強度早夠了,缺的是門檻被降下來的那個時刻。
好的在指數級變好,壞的也在指數級變壞
訪談的後半段,蒂姆把話頭拉回他那本書最重的那個論點。
他先講了一個觀察到的趨勢。每一個世紀都在變好。按人均 GDP 算,按預期壽命算,按貧困率算,按疾病控制算,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一百年。二十一世紀到目前為止,這個勢頭還在。
然後他講了另一半。技術帶來更好的時代,也帶來更壞的時代。嚇人的地方在這裡:
如果好的和壞的都在指數級增長,那好時代變得多好都無所謂。只要壞的那一邊到了一定的量級,一切就都完了。(蒂姆·厄本)
Lex 追問,這個"壞會贏"的推斷是不是被誤解了。蒂姆說,恰恰不能這麼看。
他把這個結構講得很清楚。指數曲線看起來像一條貼地的平線,慢到你幾乎察覺不到它在動。然後它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陡然豎起來。人類過去幾百年一直待在這條曲線比較平緩的那段,於是養成了一種直覺:進步是漸進的,危機是能被消化的,最壞的情況總能兜住。
一旦好的和壞的同時進入陡峭段,這個直覺就失效了。指數曲線不會因為你有善意就拐彎。
他在這裡用了一個說法,把技術比喻成一種能力放大器。一個能讓人多活三十年的工具,同時也是一個能把破壞力放大三十倍的工具。中間沒有任何機制會自動幫你把方向掰正,方向是人給的。
這就是他那本書叫"給社會的自助書"的原因。他把一個社會當成一個人來看。這個人有沒有自我覺察,有沒有情緒調節能力,能不能在看到自己錯的時候承認。心理治療裡有個基本判斷:一個人能不能變好,很多時候不取決於他的問題有多嚴重,取決於他願不願意說"我可能錯了"。社會也一樣,只是這個過程被拉長到幾代人的長度。
一個失去了"我可能錯了"的社會,站在哪邊都很危險
今天的社交媒體、身份政治、部落對立,在蒂姆看來都在削弱這種自我修正的能力。人被推到某個立場上,然後被同溫層不斷加固,最後失去的是"我可能錯了"這個念頭。
一個失去了"我可能錯了"的社會,不管它站在哪一邊,都很危險。因為站錯的時候它沒有能力回頭,而指數曲線不會給它多少試錯的時間。
他在訪談裡反覆用"高執行"和"低執行"這兩個詞。高度執行的社會,內部也有激烈爭論,但爭論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走。低執行的社會,爭論變成站隊,變成"你是誰"的問題,不再討論"什麼是對的"。前者能自我修正,後者只會越陷越深。
這套框架的聰明之處在於,它不預設哪一邊是對的。它只問一個問題:這個系統還有沒有能力發現自己錯了,然後改過來?
把這個標準套到自己身上,會有點不舒服。因為大部分人評判一場爭論,看的是誰贏了,很少看這場爭論有沒有讓任何一方改變過看法。一場沒人改變看法的爭論,無論誰佔了上風,都是一次空轉。
回到那本一千頁的書。前九百五十頁一片空白,最後二十五頁突然擠滿了東西。這個形狀本身就說明一件事:人類剛剛進入那條曲線的陡峭段,還帶著一條平緩路段的舊直覺。我們以為時間是夠的,以為自己會慢慢適應,以為犯錯的代價可以像過去那樣被攤薄。這些直覺在陡峭段裡全部失效。
蒂姆整期訪談其實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宏大的歷史敘事拆成人可以操作的小單位。從一千頁的人類史,到每個人腦子裡那個從 1 到 10 的刻度盤,到"我可能錯了"這個念頭。這三樣東西之間是有連線的。刻度盤撥到哪,決定了你怎麼看別人;你怎麼看別人,決定了你的社會還能不能自我修正;社會能不能自我修正,決定了那條曲線最後停在哪個高度。
可以帶走的東西
- 每天有意識地檢查一次自己的刻度盤。今天我是低頭看著自己有的東西,還是抬頭盯著自己沒有的東西?這個動作只要幾秒鐘,它能決定你一整天的底色。
- 跟人爭論之前先問自己一句:這件事我是想要一個答案,還是想要贏?想要答案的時候你聽得進對方的話,想要贏的時候你只是在找一個更好的反駁。
- 給"我可能錯了"留一個具體的入口。每當你在某個話題上情緒特別強烈,就把它當成訊號,說明那裡可能有你還沒看到的證據。
- 把注意力從"誰是壞人"挪到"這個系統哪裡出了問題"。前者讓你站隊,後者讓你動手。
- 對技術保持雙面預期,既相信好的那一邊會更好,也承認壞的那一邊同樣在加速。雙面預期會讓你對風險更敏感,而不會更麻木。
- 身邊如果有幾個人能讓你說出"我可能錯了"而不用害怕,好好珍惜他們。那是一個高度執行的小環境,比任何資訊源都珍貴。
蒂姆在訪談裡表達過一個意思:歷史由無數個介面上的具體判斷累積而成,每個介面都很小,但加起來的方向是真實的。
你腦子裡那個刻度盤,就是其中一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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