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48 期·中文精讀

諾曼·奈馬克:種族滅絕、斯大林、希特勒、毛與絕對權力

Norman Naimark: Genocide, Stalin, Hitler, Mao, and Absolute Power

歷史學家奈馬克辨析種族滅絕的定義,比較斯大林、希特勒與毛時代的暴力與絕對權力。

官方音訊00:00 / --:--
中文精讀由 AI 基於原始訪談改寫,非官方翻譯,可能存在偏差或錯誤;表述以原音訊與官方文稿為準。說明

1932 年冬天,烏克蘭農民發現了一件別處農民沒遇到的事:他們不能離開村子了。

徵糧隊已經把糧食和牲畜全部拉走,接著一道命令下來,烏克蘭的村莊被封死。想去城裡找口吃的,不行。想逃到白俄羅斯或者俄羅斯,不行。有人想辦法摸到了哈爾科夫和第聶伯羅,最後死在人行道上。

饑荒在全蘇聯都有,但把農民鎖死在原地、拒絕一切國際救援、並且在報紙上公開否認饑荒存在的,只有烏克蘭。1932 到 1933 年那個冬天,幾百萬人死掉。很多人是餓死的,還有一些人是吃了自己的孩子之後活下來的。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諾曼·奈馬克(Norman Naimark)研究種族滅絕、戰爭和帝國幾十年。他講這件事的時候語氣很平,平得有點嚇人。他說自己不願意用"滑坡"這個比喻來描述斯大林走向大屠殺的過程,因為滑坡意味著緩慢、輕易、不知不覺。在他眼裡那是一次跳躍。

一個親手規定葡萄酒產量的人

萊克斯·弗裡德曼(Lex Fridman)開口問的第一個問題很直接:斯大林到底信不信共產主義,信不信這套東西對蘇聯人民、對全世界都是好的?

奈馬克沒有猶豫。信,而且信得徹底。斯大林是個真正的列寧主義者,在列寧的傳統裡,社會主義是人類存在的終極答案,世界遲早會走向社會主義,國際革命終將到來。這套信念並不妨礙他同時相信別的東西、做別的事情。

接下來那個經典的三選一:斯大林是邪惡、妄想,還是無能?

奈馬克說三個都佔,但分量不一樣。

歷史學家不喜歡用"邪惡"這個詞,那是道德哲學家的詞。但我認為它確實符合他。他完全沒有必要地消滅人,他折磨人,讓別人去折磨人,他對別人的痛苦完全無動於衷。(奈馬克)

關於妄想,他引用了普林斯頓的政治學家羅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的說法,斯大林患有"偏執妄想系統"。奈馬克強調這個說法的精確含義。普通人的偏執是"我擔心你要害我",斯大林不在這個層面。他會構造出整套的人,成群的、有組織的、正在密謀削弱他權力的人。然後這些被構造出來的群體就真的被消滅了。

至於無能,奈馬克的回答很乾脆:完全不成立,這個人能幹到可怕。

他舉了個例子。本世紀初斯大林檔案開放之後,幾乎所有進去過的歷史學家出來都有同一個印象:極其勤奮,極其聰明,政治嗅覺極其敏銳,是個出色的編輯,是個真正的鼓動家,從早幹到晚,某種意義上是微觀管理者。

奈馬克在檔案裡看到過一份資料夾,斯大林親自過了一遍他老家喬治亞出產的各種葡萄酒,寫下每種該產多少桶、哪些葡萄比哪些好,等於在糾正底下人報上來的數字。

一個親手規定高加索葡萄酒產量的人,同時也親手規定了烏克蘭人該怎麼餓死。這兩件事放在同一個人的檔案櫃裡,互不衝突。

1925 年沒人看得出他會變成什麼

萊克斯追問了那個更深的問題:絕對權力是腐蝕了他,還是揭示了他本來的樣子?那場 1930 年代的屠殺,是不是從一開始就註定要發生?

奈馬克的回答是,不能說是天生的。

斯大林並非列寧最可能的接班人,1920 年代有大量政治偶然性,他是靠官僚運作和政治手腕一步步爬上來的。特洛茨基不信任他,但也只是覺得他是個沒腦子的官僚。1925 年你就算認識他,也不會說這個人將來會殺幾百萬人,他自己更不會這麼想。

新的研究還推翻了另一個流行說法。過去人們說斯大林小時候被父親毒打,實際上動手的是母親,而且只是偶爾。他基本上就是個正常的喬治亞小孩、正常的學生。

轉折點在 1930 年代。等他完全掌權、控制了政治局,等五年計劃和集體化推下去,等他把自己前幾年給各民族的文化自治空間又全部收回來,事情開始加速。1932、1933 年幾件事疊在一起:烏克蘭大饑荒、基洛夫被刺、他妻子自殺。身邊的人開始意識到情況不對,有些人真的看懂了。

我不喜歡"滑坡"這個比喻,因為那意味著緩慢而容易。那是跳躍。歷史學家談的是斯大林革命,1928 到 1929 年,他在某種意義上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系統。(奈馬克)

關於列寧到斯大林是不是必然延續,奈馬克承認這場辯論從他讀本科的時候就開始了,到現在還沒結束。他傾向於說不是必然,但也不肯把話說死。斯大林後來變成的樣子,和列寧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有很大關係,只是他把它又推進了一大步。

把飢餓做成一道行政命令

要說清楚 Holodomor(烏克蘭大饑荒),得從集體化講起。

集體化本身就是一場災難。所謂"富農"(kulak)的標準寬得離譜:有鐵皮屋頂加一頭牛就算,反對集體化的窮人也可以算。幾百萬人被划進去。烏克蘭是重農業區,烏克蘭農民的抵抗比俄羅斯農民還激烈,他們燒自己的房子、殺自己的牲畜,然後被當場槍斃或者流放。

農村起火,饑荒隨之而來。全蘇聯都餓,但烏克蘭餓得最狠,一部分原因正是抵抗最激烈。

1932 年底到 1933 年初,斯大林做了幾件只在烏克蘭做的事。

第一,第二次徵糧。全蘇聯都在徵,但把農民手裡最後一點東西刮乾淨的這一輪,只針對烏克蘭。

第二,新法律。偷糧食可以槍斃,包括孩子。任何人去田裡找口吃的,都可以被當場射殺。

第三,封鎖。烏克蘭農民不許離開村莊,不許去城裡找東西,不許去白俄羅斯或者俄羅斯。奈馬克說有照片,烏克蘭農民死在哈爾科夫、基輔的人行道上,他們好不容易摸出了村子,但再也走不遠了。

第四,拒絕救援。波蘭人提出援助,梵蒂岡提出援助,一律拒絕。同時公開否認烏克蘭存在饑荒。

烏克蘭的鄉村於是變成了奈馬克已故同事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說的那個詞:一個巨大的貝爾森。

關於動機,奈馬克說答案通常是"兩者都有"。理性的一面是,蘇聯長期以來對烏克蘭民族主義心存戒備,斯大林寫過,如果這些人贏了,我們就會失去烏克蘭,所以他有一份長期的、要打斷烏克蘭民族認同脊樑的決心。情緒的一面是,他真的惱火:你們抵抗集體化,你們不交出糧食,你們藏著掖著,你們不配當農民該有的樣子。後來烏克蘭共產黨也因為這個被清洗。

還有一層更陰暗的東西。斯大林從頭到尾沒有表現出一絲悔意、一絲憐憫,也沒有正常人在這種情況下會有的任何人類情感。

他說過好幾次,這是他們自己的錯。既然是自己的錯,那他們就是活該。(奈馬克)

萊克斯問,會不會有一種"給你們一個教訓"的快感?奈馬克說不太像。他不確定斯大林真的理解"快感"是什麼,更可能是一種冷冰冰的"必須收拾這幫傢伙"的判斷。

數字漏掉的那一部分

關於死亡人數,爭議一直很大。烏克蘭方面現在聲稱 1150 萬人死於 Holodomor,學界多數認為在 400 萬到 450 萬之間。中國的"大躍進",常見估計是 1500 萬到 2000 萬,也有人說到 3000 萬、4000 萬甚至 5000 萬。奈馬克說數字這個問題永遠麻煩,他手上正在和基輔一家即將開館的 Holodomor 博物館合作,天天跟歷史學家吵這個。

萊克斯提了一個不一樣的角度,我們通常只統計死亡,但飢餓真正可怕的地方是那段過程。

一個人一兩年、幾個月加幾年地沒有任何東西吃,這比死亡本身更糟。這些從來不計入數字。(萊克斯)

奈馬克完全同意。長期的心理健康、身體健康、勞動能力,還有跨代的影響。烏克蘭現在有一批人在研究大饑荒的長期後果,中國農村大概也有類似的東西,只是沒人系統研究。他說餓死是一種非常糟糕的死法,而且它持續很久,很多人沒死,但大腦受損,之後什麼都幹不了。

人民公社、土高爐、"死幾百萬算什麼"

話題轉到中國。1958 年到 1962 年,毛澤東主導的大躍進,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饑荒之一。

奈馬克說,推動這件事的力量裡有一層是對蘇聯的競爭。毛澤東是個好的斯大林主義者,至少他覺得斯大林才是共產主義領袖該有的樣子,他很討厭赫魯曉夫,也討厭赫魯曉夫那套改革,還討厭赫魯曉夫宣稱蘇聯要率先進入共產主義的姿態。

赫魯曉夫當時的說法是給黨更多權力、給國家更少權力,黨和國家的權力比重一變,就離共產主義更近一步。毛澤東決定搶先一步,於是有了人民公社。

公社是集體的巨大聚合體。裡面有吃飯的地方,有把孩子集中起來撫養的地方,有學校。所有人要交出家裡的金屬,把鍋碗瓢盆熔了去鍊鋼。每個公社搞一個小高爐,產鋼,整個鄉村被改造一遍。

奈馬克把它叫作真正的 megalomania 專案,和斯大林的一些工程同類。農民沒有選擇,被迫執行。這對中國農業的破壞是災難性的,直接造成了大饑荒。同期確實有天氣問題、有洪水,但這是一場人造的饑荒。

然後是那句話。

毛澤東說過,死幾百萬人算什麼?無所謂。我們還有幾百萬人剩下來。(奈馬克)

奈馬克說,他會週期性地講這種話,說明他和斯大林一樣,對大量的人正在死去這件事完全麻木。饑荒導致各地出現食人,導致巨大的浪費,幾百萬人死去,而且停不下來。黨內開始有人試探著說這不是個好主意,應該收手,他不收手。誰反對,誰就被打得半死。最後他不得不收手,因為災難實在太大了。後來他搞紅衛兵運動,一部分原因就是官僚系統在大躍進問題上對他有抵抗,他心裡不痛快。

關於數字,奈馬克說這是個長期難題,他自己就正在 Holodomor 上面對同一件事:不同來源的數字能差出好幾倍。

而萊克斯那個角度看仍然成立。死亡只是苦難的一種後果,人在沒東西吃的狀態下活過幾個月、幾年,那種經歷沒法折算成任何統計口徑。奈馬克補充,戰後長期的身心損傷、勞動能力喪失,會往下傳一代甚至幾代。烏克蘭有人在研究這個,中國農民身上大概也有同樣的東西,只是沒被記錄。

朝鮮進不了那個格子

萊克斯把問題往前推:如果種族滅絕這個詞討論的經常是屠殺,那朝鮮該放在哪裡?1990 年代的"苦難行軍",大規模餓死,很多人說今天還在發生。

奈馬克先退了一步講框架。1990 年代為波斯尼亞、為盧安達設了一堆法庭,後來國際社會決定建立國際刑事法院(ICC)。ICC 管三類罪: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戰爭罪。朝鮮那些事情,酷刑、人為製造的饑荒、系統性的關押、大規模強姦,都落在危害人類罪裡。

我傾向於認為朝鮮犯的是危害人類罪,不是種族滅絕。(奈馬克)

他強調"種族滅絕"的核心是對一個群體的攻擊,朝鮮的問題主要是對個人實施的系統性侵害。這個區別在法學上有意義,在人道上有時候反而添亂。

關於術語之爭,他的態度很清楚:很多爭論在道德上不太體面。達爾富爾就是一個例子,布什政府宣佈那是種族滅絕,聯合國說不是種族滅絕、是危害人類罪,結果把事情搞得更糊塗。大家都知道那裡在發生什麼,人在被殺,人在被攻擊。他說這些留給律師,歷史學家不該在這上面耗。

這裡有一層更實際的考慮。把某件事定性成什麼,會直接決定外界能用什麼手段介入。定性越高,政治成本越高,願意出面的國家越少。所以那些看起來純粹是字面功夫的爭論,底下全是利益計算。

"你可以退出"

接下來是奈馬克研究裡最讓人不舒服的部分:為什麼普通人會參與?

他把問題拆成兩層。第一層是為什麼會有種族滅絕,答案通常是政治的,希特勒殺猶太人跟德國的政治史、戰時史直接相關,可以追溯到 1930 年代。第二層是為什麼普通人肯開槍,這一層屬於社會心理學。

然後他講了一個事實,衝擊力比任何理論都大。

在研究大屠殺的時候我才知道,你可以退出。如果命令一個警察營去槍殺猶太人,你不必去。他們從來沒有處決過任何人,他們甚至沒有懲罰過那些說"不,我不幹"的人。所以人們是自願去做的。(奈馬克)

他們不想做,所以上面發酒,因為上面知道殺人會疼。人殺人時會疼,但沒人退出。

奈馬克的解釋是群體。人在群體裡高度受影響,你在跟誰說話、你的朋友在這個群體裡是誰、這個群體的頭是誰,這些決定了很多事。他說你在斯坦福的學術圈裡能看到,在田納西的教會小組裡也能看到:人們互相看著,通常不願意說"這是錯的",哪怕心裡覺得錯。在威權或者極權社會里更難,因為遠處還站著 NKVD 或者蓋世太保。

1941 年 9 月,基輔的巴比雅爾(Babi Yar),人被一批批趕向山溝,溝邊是機槍手。把人推到那個位置上的,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市民。

但也有人拒絕。亞美尼亞種族滅絕期間,有土耳其省長說這算什麼事,我不殺亞美尼亞人。他馬上被撤換,位置立刻有人補上。德國軍隊裡也有將軍在波蘭或者白俄羅斯開始殺猶太人的時候質問過,結果一樣,要麼被推到一邊,要麼最後自己也幹了。

萊克斯說,他經常重讀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的《活出意義來》,裡面有一句話他常引:僅僅知道一個人是集中營看守還是囚犯,幾乎不能告訴我們任何東西。人性的善良可以在任何群體裡找到,包括那些整體上很容易被譴責的群體。

然後他說了句很坦白的話:他擔心自己不會是個好德國人。

奈馬克說這正是他教學的任務。他有一門種族滅絕的課,還有一門講斯大林的課。在第一門課上,他要讓學生明白,課上講的這些遙遠時空裡的怪人,跟他們自己沒什麼兩樣。這課很難教,但很重要。

關於誰會在關鍵時刻站出來,奈馬克說完全無法預測。有人系統研究過戰時救過猶太人的波蘭人,結果是散亂的。有時候最兇狠的反猶分子反而保護了猶太人,因為他覺得人不該被殺。有時候你以為會站出來的那些人文主義者,反而沒有。

受害者內部也有等級

萊克斯把話題轉向受害者一側,提到弗蘭克爾說的,即使在苦難中也能發現意義和美。

奈馬克的回答沒有任何緩衝。

我得說,我從種族滅絕的研究裡得出的,是對人性非常悲觀的看法。非常悲觀。(奈馬克)

萊克斯追問,連受害者一側也是這樣?

奈馬克說,也是這樣。烏克蘭人會吃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沒有選擇。受害者會互相搶劫,會在受害者內部形成等級。

他舉了馬伊達內克(Majdanek)集中營的例子。1942 年某個時候,一批斯洛伐克猶太人被押進去。這批人抱團、能幹、很多是商人、彼此認識,然後他們統治了營地。他們佔據了營地裡所有重要崗位,包括毆打其他猶太人、迫害其他猶太人、迫害其他民族。一個寫回憶錄的波蘭人恨透了他們,因為這些人把波蘭人當垃圾對待。那個波蘭人在回憶錄裡憤怒地反問:這些人不才是"次等人"嗎?

當然也有另一面。馬伊達內克有一批非常英勇的波蘭女性,她們每晚在女營辦一檔叫"馬伊達內克電臺"的節目,唱歌,想辦法讓人提起精神。人與人之間確實有互相幫助、分食物、互相取暖的事。

但奈馬克提醒,黑白照片裡的集中營是個假象,營地和營地之間的差異巨大,人和人之間的差異也巨大。他最喜歡的寫集中營的作者是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萊維在營裡也有朋友、也互相幫忙,但他描述的那個環境是沒有人能逃掉的非人環境。萊維戰後回到義大利成了作家,最後自殺,原因不確定,但很可能和營裡的經歷有關。

他說,尤其是在集中營裡,你很難找到弗蘭克爾說的那種位置,可以說"我被這裡發生的事正面地打動了"。確實有這樣的案例,但這些人整體上是被一張種族滅絕的網徹底罩住的。

那簇火苗太容易被澆滅

這裡出現了整場對話裡最核心的一次分歧。

萊克斯說他有種感覺,也許是希望:在幾乎每個人心裡都有一簇同情、善良和愛的火苗,它等著、渴望著跟別人連線,最終會以壓倒性的力量蓋過其他一切。他說,看人類歷史,對暴力、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的抵抗好像是一股一直存在的力量,而且比通往種族滅絕的黑暗動量更強,只是它很安靜,我們不太會講它的故事。我們更擅長講暴行的故事。

奈馬克的回應很直接。

我不否認那簇火苗存在。我只是認為它太容易被澆滅,在很多人身上太容易熄滅。(奈馬克)

他提到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他起初很懷疑這本書,後來越看越被說服:長期看,兇殺率在下降,強姦率在下降,種族滅絕的發生率除了 20 世紀中葉那個大凸起之外也在下降,國際規範的改變在起作用。

但接下來他說的這段話,是整場對話裡最重的一擊。

我們是現代人。我們在那麼多領域進步得那麼快,這件事我們早該消滅掉了,早該。可我們今天還在面對緬甸的種族滅絕、新疆、衣索比亞的提格雷。三百年前和今天,電動車、能飛到北京的飛機,什麼都在變,種族滅絕這件事的變化卻不大。(奈馬克)

他說有一次在研討會上問過類似的問題,伯克利的一位朋友回答他:諾曼,記住原罪。他不信天主教,也不從原罪這個框架想問題,但他理解那位朋友的意思:我們身上揹著一條可能非常惡毒、非常卑劣的紋路,它能對別人造成真實的傷害。

萊克斯說,我們也揹著愛的能力。奈馬克說,是的,這是交易的一部分。

技術是中性工具,還是問題製造機

萊克斯試著從技術一側找回希望。他說電汽車、火箭、飛機固然強大,但更強大的東西是維基百科、是網際網路。目前只有大約一半的人能上網,但這個比例在漲,知識和資訊在擴散,尤其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在提高。這個程序往下走,像希特勒那樣的人要奪權會越來越難,因為人能思考、能查到種族滅絕是怎麼發生的、能看懂有魅力的領袖如何把國家帶向毀滅。光是知道大屠殺發生過,很多人靠這一條就能守住自己。

他還提到加密貨幣,把貨幣的控制權從政府手裡拿走,交給分散式網路,這給威權體制加了一道結構性約束。

奈馬克的回答很客氣,也很不客氣。

我得說,你在技術這件事上很天真。我不太懂技術,所以跟你爭這個不合適,我自己不怎麼花時間在上面,我也不太喜歡它。(奈馬克)

他舉了兩個例子:原子彈,和眼下的 Facebook。他說自己去聽過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一場講未來的演講,講以後不用自己翻譯、不用讀書、不用開車、不用做這個那個。他當時的想法是:那算什麼生活?

他的立場是,技術應該被政治、社會和道德需要所支配,它本身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解決問題的是你和我,是政治制度。技術在某個層面是中性的,讓人幹活更省力,他喜歡電子郵件,喜歡文書處理,但人際關係、國際關係、人類之間的衝突,技術帶來的問題和它解決的一樣多,甚至更多。

萊克斯承認自己是個天真的樂觀主義者,也回敬了一句:你是技術上的天真犬儒主義者。他說他注意到一個現象,對世界持犬儒態度的人,聽起來總像是更聰明。

奈馬克不接這個。他說問題不在樂觀或悲觀,在能不能做一個現實主義者。現實主義靠知識、智慧、好的直覺湊起來,這是他們兩個人共同追求的東西。

然後他把氣候問題擺上桌。技術創造了這個問題,我們享受暖氣、享受燒油的車,我們都是消費者,我們都從中獲益。技術給了我們舒適的生活,也給了我們這個巨大的危險,而這個危險它現在並沒有在解決。他的判斷是,我們會等到一場可怕的災難發生之後才真正動手。

他說,格蕾塔(Greta Thunberg)在格拉斯哥峰會上說的那些話,大意是 blah blah blah,說的就是這個:我們沒有智慧、沒有現實感、沒有目標感,除非被狠狠地敲一下腦袋。核武器算是個例外,我們被敲醒了,然後開始認真做軍控。赫魯曉夫那顆大氫彈爆炸的時候,人確實被嚇住了。

萊克斯的回應是,核武器也帶來了另一個結果:相互確保毀滅讓大國之間沒有打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他承認需要那種被敲醒的感覺,需要讀歷史、需要知道最壞的情況真的會發生,這種恐懼是清醒劑。但他也說,壓力一大,創新就起來了。SpaceX、特斯拉、電動車、全球教育軟體,這些都是在一個具體問題的壓力下長出來的。氣候變化帶來的創新,可能比它帶來的災難更能改善人類生活。至於災難到底長什麼樣,誰也說不清:極端天氣是什麼,海平面緩慢上升是什麼,移民潮是什麼,這些都沒法精確預測。

萊克斯說,人類歷史上那些轉折點,很多都發生在看起來不起眼的隨機時刻。作為一個造東西的人,他保持樂觀。

一個法律概念是怎麼被造出來的

話題轉到定義。萊克斯問,種族滅絕到底是什麼,界定特徵是什麼。

奈馬克說,主要檔案是 1948 年 12 月的《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核心是"蓄意消滅一個民族的、種族的、人種的或宗教的群體",四類群體,"as such",也就是把這個群體當作群體來消滅。

他解釋這背後的美學。人類多樣性本身有一種美,愛沙尼亞人、某個印第安部落、南非的部族、緬甸的羅興亞人,人類能認出這些群體各自的獨特性。這個概念真正成形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浪漫主義裡,主要是赫爾德(Herder)。種族滅絕攻擊的正是這種東西。而且必須是"蓄意",他拿刑法裡的謀殺分級來類比:一級謀殺是有預謀的故意,過失殺人結果一樣,性質不同。

這個詞的發明者是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一個波蘭猶太法學家,戰爭期間到了美國,1943 年造出這個詞,1944 年首次發表。geno 是人民,cide 是殺。

奈馬克說,這個定義的問題有好幾個。第一,為什麼只有這四類?1948 年寫進去的人的腦子裡想的是猶太人、波蘭人、俄羅斯人、南斯拉夫人,是納粹的受害者。但還有別的群體也在被殺,社會群體、政治群體。這一條被擋在公約之外,蘇聯是主要推手,他們不想讓"富農"這種社會群體、或者農民、或者政治群體被算進去。

1965、1966 年印尼殺了大約六十萬共產黨人。這算不算種族滅絕?奈馬克說,在他看來算,儘管是印尼人殺印尼人。柬埔寨也是一樣,被殺的多數是柬埔寨人自己,之所以能被承認是種族滅絕,是因為他們順帶還殺了一些越南裔、佔族穆斯林和其他小群體。

他的結論是,定義需要擴張。他打了個比方:我們有憲法,但我們不住在 18 世紀末,我們住在 21 世紀,憲法要修。種族滅絕公約也一樣,需要更新。

萊克斯接著問了一層,把人群按獨特性分類這個想法,本身是不是近代的發明?奈馬克說是。17 世紀沒有德國人,也沒有義大利人。他們是在民族這個概念被髮明出來之後才出現的,源頭是法國大革命和浪漫主義,是赫爾德到處收集語言、諺語、舞蹈和民俗,然後說:你看,這是愛沙尼亞人,這是拉脫維亞人,多有意思,他們自己都未必知道自己是不一樣的民族。概念一旦被髮明,人們就開始說,我們也是民族。德國人發現自己是個民族,統一了;義大利人發現自己是個民族,不再是佛羅倫薩人、羅馬人和西西里人。

再往後,19 世紀末達爾文主義的社會化版本進來了,講民族之間的競爭、弱者淘汰、強者勝出。加上現代反猶主義和種族思維。奈馬克說,19 世紀中葉,你可以同時是德國人和猶太人,沒有矛盾,只要你講這門語言、穿這樣的衣服、分享這套文化。到 19 世紀末,人們說不行,他們不是德國人,他們是猶太人,血不一樣。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裡把這一整套照單全收,還列出了他讀過的那些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思想家。

所以民族主義本身不壞,分享文化、語言、習俗、歸屬感,沒什麼問題。危險的是它被使用的方式,尤其是法西斯主義把它變成武器的時候,尤其是兩個衝突的群體住在同一個地方的時候。

獨裁者有沒有一本操作手冊

萊克斯提出一個觀察:這些事看起來有套路。先指責別人,然後講故事,然後製造"他者",然後仇恨,然後屠殺。共同點太多,不像純屬巧合。

奈馬克說這個觀察有道理。確實存在一種政治獨裁的操作手冊,共產主義極權也有一套運作方式,這套東西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裡已經寫出來了,斯大林基本照著走。

真正的問題是這套東西走多深、走多遠。他舉了反例:卡斯特羅不是好人,是個糟糕的獨裁者,但他沒有搞大屠殺。胡志明是共產獨裁者,在共產運動里長大,1930 年代在莫斯科待過,創立了越南共產黨,他要為大量的死亡和破壞負責,但他不是大屠殺製造者。列寧也一樣,很多人會反對,但奈馬克認為列寧的殺法和斯大林不一樣。赫魯曉夫也是共產獨裁者,但他停止了那種殺戮,他仍然要為古拉格、為關押、為酷刑負責,可那和斯大林做的事性質完全不同。

差別在哪裡?一部分在人格,一部分在歷史處境,一部分在誰握著權力的韁繩。

那意識形態呢?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在多大程度上通向種族滅絕?奈馬克的回答是:不必然。古巴不好看,古巴沒有種族滅絕。北越是如此。朝鮮極其糟糕,人的權利被徹底摧毀,毫無自由,但據我們所知它不搞種族滅絕,當然誰也不知道它如果吞併了韓國會發生什麼。

他說,這是一種讓種族滅絕"太容易發生"的意識形態。它把歷史分成正確的一邊和錯誤的一邊,錯誤的一邊要被摧毀,這套語言和這套思維確實存在。伯克利的馬丁·馬利亞(Martin Malia)寫過好幾本書,堅信意識形態本身在蘇聯政權的殺人性上起了關鍵作用。奈馬克說他沒被完全說服,這件事兩種論證都成立。

他也劃了一條線:把大規模侵犯人權和大規模屠殺分開。東德人、波蘭人、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人,過著他們不想過的生活,沒有選擇自由,那種恐怖本身很真實,但那些不是殺人系統。它們也信馬克思列寧主義。

歷史只能回頭看

萊克斯問了個更實務的問題:如果看一個時刻、看一堆因素,能不能預測壞事要發生?薩達姆剛上臺時的伊拉克,能不能看出來?

奈馬克說,基本上永遠不能。歷史是一門回頭看才成立的學科,事情發生了,我們知道它發生了,然後太容易說它必然那樣發生。它幾乎從來

必然那樣發生。他幾乎從不這樣看問題。他強調偶然性、選擇、不同的路徑。

他舉了南斯拉夫的例子。1970、1980 年代就有人說這裡有麻煩、可能出事,但沒有一個人在最狂野的想象裡認為他們會真的打起來。後來戰爭爆發了,種族滅絕發生了,然後一堆人說:我早就看出來了。他說,尤其是專欄作家和記者,特別喜歡這一套。

人的腦子會同時裝著很多種可能。他提到 1 月 6 日的美國國會山事件,選舉結果出來之後,事情本來可以走很多條路,很多人在心裡預演了不同的路,但沒有人真的知道會怎麼收場。那次莫名其妙的暴動差一點造成巨大的傷害。

氣候也是這樣。威脅是真的,科學擺在那裡,但災難的形式是什麼?資源爭奪引發的戰爭?饑荒?導致衝突的大規模移民?還是根本不算什麼大事,而另一場完全沒被預見的災難把整個文明掀翻?他說,五十年、六十年之後,會有人說:看,我早說過是 X。所以歷史沒法預測。

那個被當成小丑的人

萊克斯接著講希特勒。他讀那些年的記載,包括當時的報紙,經常有種感覺:這人是個小丑,怎麼可能掌權。跟斯大林完全不一樣,斯大林一看就是個極強的執行者,你不會想到大屠殺,但你會想到他會建起一臺龐大的官僚機器。希特勒是個失敗的畫家,成天嘶吼,怎麼可能。然後一件一件事過去,這個小丑一路跳著舞,突然之間權力越來越大,某些時刻做了關鍵決策,跟軍方合作、拿下軍方的效忠,最後就成了歷史上破壞力最大的人之一。

奈馬克順著這個思路往下說。1930 年代,一系列措施一步步壓在猶太人身上,大多數人沒走。有些人收拾東西走了,一些猶太復國主義者想辦法去美國、去當時的巴勒斯坦、去英國或者法國。但整體上,即便是那些本該對局勢最敏感的猶太人,也沒能看懂危險究竟有多大。

這對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事實上我認為就是不可能。(奈馬克)

多數時候,同樣一組條件不會導向任何事情,頂多是些風波,某個官僚上臺,然後不了了之。可是每隔很長一段時間,歷史會拐一個彎,某個東西催化了另一個東西,加速、再加速,戰爭或者革命就爆發了。

這也是他拒絕預測的理由。歷史裡塞滿了人的選擇,而人的選擇從不預告自己。

愛不是一個好用的解釋工具

萊克斯把話題轉向愛。他的說法是,在種族滅絕的研究裡,好像總能看到苦難把人性最好的部分逼出來,而那最好的部分,表達方式就是愛。

奈馬克不接受這個框架,而且拒絕得毫不含糊。

我已經跟你說過,我不認為苦難對愛是好事。最好是不要受苦。研究集中營你就會明白,那不是愛的地方。愛確實會發生,但那裡不是愛的地方。那裡是強姦的地方,是酷刑的地方,是殺人的地方,也是人對人施加非人行為的地方。(奈馬克)

他強調那種非人行為不只發生在施害者與受害者之間,也發生在受苦者內部。古拉格里等級分明:刑事犯把政治犯打得半死,政治犯再去打下面的人,所有人都被上面的人打。

他說他不會以任何方式把苦難理想化成美與愛的來源。更好的情況是讓人們相對富足,不用大富大貴,只要能餵飽自己、養活家人、有地方住、能照顧自己,這些條件更容易養出愛的關係。

他補充,貧困家庭在犯罪率上表現更差,在打老婆、虐童上也更差,這不是偶然。他不是說窮人就是壞人,也不是說無家可歸的人就刻薄,他是說一個國家、一個世界應該努力的方向,是減少匱乏。他對中國有很多批評,但他提醒,中國把幾億人從極度貧困里拉了出來,這一點不該被忽略。在那之前,幾億中國人活在生存的底線之上,那不叫生活,那種狀態很難養出愛與同情,也很難讓人彼此相處。

萊克斯追問:也許我們把賬算錯了。我們一直在數死亡、數苦難,卻沒有數過那些相愛、相知的時刻,沒有數過人在苦難中依然發現美與意義的瞬間。他提到弗蘭克爾的觀點:如果人生有意義,那麼苦難也有意義,因為苦難是人生的一部分。接受起伏,哪怕低谷非常低,在其中找到意義的來源,這是心理學的說法,這種說法背後是一個更基本的判斷:生命本身是一份禮物,幾乎在任何情況下都是。

奈馬克沒有推翻這個。他說他不會忘記愛,他也承認戰爭中的友誼強度極高,人在極端處境裡建立的聯絡異常緊密。但他不肯做這個交換。他不願意用苦難去換那種強度。

兩個人在這裡沒有真正對上。萊克斯說的是苦難中也存在愛,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奈馬克說的是我不願意為了讓愛顯得更強烈而去要那份苦難。這兩句話可以同時為真。

街上的人不笑,公寓裡的人極真誠

奈馬克自己有過一段經驗,正好卡在這兩種說法之間。

我在蘇聯住過,街上的人彼此那麼刻薄,他們從來不笑。可一旦你進了別人的公寓,一旦他們開始信任你,那種友誼強烈得不可思議,美好得不可思議。(奈馬克)

他說的是蘇聯的日子:人們過的生活很硬,但桌上有食物,頭上有屋頂,這條線還在。苦難和愛之間沒有一道非黑即白的門檻,中間是一片漸變的灰度,有好幾條線,沒有唯一的那條。

他又講了另一段歷史,出自他朋友寫的一本書,講戰後德國猶太難民營裡的愛情。那些猶太人大多來自波蘭,有些人剛從集中營裡活下來,然後被安置進這些營地。營地不是快樂的地方,有時候門口還站著德國人看守,實際控制權在英國人手裡,裡面的人想方設法要去巴勒斯坦。就在這種地方,一對一對的人開始結成伴侶。奈馬克說,要注意這不是在集中營裡,這是在集中營之後,人重新獲得了表達情感、重新做人的空間。他讀那些故事的時候覺得非常鼓舞。

所以他願意承認存在一個閾值:當苦難超過某個程度,人就承受不住;而在那個程度之下,愛會重新長出來。他不願意承認的是,苦難本身值得追求。

1969 年的列寧格勒,和那個來自鄂木斯克的朋友

萊克斯問他什麼時候在蘇聯住過,對那段日子有什麼記憶。

奈馬克說,好幾次。第一次是 1969 到 1970 年,後來 1975 年主要住在列寧格勒,也在莫斯科待過。那是緩和的年代,也是政治不確定的年代,對蘇聯人自己來說日子很苦。買吃的、買任何東西都要排長隊,幾乎不可能。那也是猶太人想方設法離開的年代。他剛跟當年的一位朋友透過話,那位朋友是他幫忙弄出來、送到波士頓的,後來在美國過上了不錯的生活。

他說那不是什麼好年月。有人一旦宣佈想移民,家門就被人點著了,女兒在學校裡被整。反猶情緒很重。他認識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其中一位死得很可疑。那個人在列寧格勒,也就是今天的聖彼得堡,有一間自己做藝術的小工作室,有人放火燒了那間屋子,人死在裡面。大家都覺得是克格勃乾的,但永遠沒有確證。

作為外國學者,他知道自己被跟蹤,知道自己被彙報。當時美蘇之間有正式的交換專案,讓他這樣的歷史學家、文學研究者、部分社會科學家去蘇聯查檔案,蘇聯則把科學家派到羅切斯特、派到 MIT 去學能學到的東西。

萊克斯問他的俄語怎麼樣。奈馬克說讀沒問題,口語時好時壞,取決於最近有沒有在那邊待過,因為他有隻會說俄語的朋友。寫作不行,寫不好,但在俄羅斯生活沒問題。

至於最珍貴的記憶,答案很簡單:朋友。

他在留學生宿舍裡認識了幾個人,那棟樓裡也住著從西伯利亞來列寧格勒讀書的學生。其中一個來自鄂木斯克,叫薩沙,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們聊個不停,但會走到戶外去聊,因為兩個人都知道屋裡有人在聽。薩沙也是學歷史的,兩人就聊歷史。奈馬克說,基洛夫那件事,我們認為斯大林可能參與其中,不確定,但有這個可能。薩沙說,不是這樣。奈馬克說,是這樣。

他形容薩沙是個天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奈馬克滿腦子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薩沙會問,你是什麼意識形態?奈馬克說我沒有意識形態,我只是把理性和事實湊起來,儘量把故事講準確。薩沙說不行不行,你一定是資產階級的什麼什麼。奈馬克說,我真不是。

後來他們通了一段時間信,然後薩沙不得不停,因為他在鄂木斯克當上了地方官員。他慢慢轉向民主派,在戈爾巴喬夫時期進入民主運動,當選為人民代表蘇維埃的民主派代表,在葉利欽時期還有一段政治生涯。普京上來之後,一切結束。他不喜歡普京,普京也不喜歡葉利欽那批人,而薩沙是真心想走民主那條路的那一類。他剛在俄羅斯出版了回憶錄,奈馬克說寫得很好,他當年還替薩沙把書名翻成過英文。

萊克斯接著談到翻譯這件事。他說自己要去巴黎見幾位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譯者,想一場一場地聊,有時候只抓一句話,就談那一句怎麼譯。俄語是他除了英語之外唯一深掌握的語言,他覺得譯文裡丟掉的東西太多,痛感、詩意、人的美。好的譯者應該被珍視。奈馬克同意,翻譯非常難,讀譯本時你仍然會碰到很美的文字,無論原文是俄語、波蘭語、德語還是法語。

萊克斯說,他特別想當一隻牆上的蒼蠅,聽聽奈馬克和那些朋友聊天。非學術的、純粹作為一個人去看歷史,視角和美國這邊差別太大了,比如對二戰的看法,那些東西非常迷人。歷史裡本身就帶著觀點和視角,把這些剝掉很難,而這正是歷史學家在最高意義上要做的事。

他的樂觀來自教室

對話快結束時,萊克斯請奈馬克戴上樂觀的帽子:你研究過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些時刻,你對人類文明的希望來自哪裡?

奈馬克說,來自這個文明在時間裡的持續性。儘管有兩次世界大戰,儘管有核僵局,儘管有眼下氣候與移民的麻煩,我們還是撐住了,還在繼續。還在發明,還在試著解決問題,還在愛,也還在恨。他有孩子,有孫輩,他覺得他們會過得不錯。他不是末日論者,不是那種宣告世界要完蛋的卡珊德拉。

另一個來源是他教的學生。

我教的學生好得難以置信。他們是夢想家,也是解決問題的人,有非常人道主義的價值觀,想做好事。想做好事的人的比例非常大。(奈馬克)

他承認這大概歷來如此,也承認這些人畢業之後可能去了某家鯊魚律所,而不是去做人權律師。但至少在這個年紀,他們聰明、有活力、肯下功夫、專注,而且不只是斯坦福,全國都是這樣。他不認為這一代是那種被描繪成的樣子:傻乎乎的、天真的、條件反射式的左派。完全不是。他們是很好的年輕人。

那些不會被人寫下來的時刻

萊克斯問,如果給這些年輕人建議,給高中生、大學生、給奈馬克的孫輩建議,怎樣才算過上一個自己看得起的職業生涯和人生?

奈馬克的回答很直接:去做符合公共利益的工作,不只是符合自己利益的那種。他說為自己的利益工作不算壞,只要那件事對家人、對別人有用、是正面的。但他會建議年輕人想辦法找到自己是誰、想成為什麼,然後去追。NGO 這個領域在長大,很多人投身其中,人權觀察這類機構,想做那種工作,很值得敬佩。

然後萊克斯接過了這段話,說出了整場對話裡最像結論的一段。

他說,即便你不做人權工作,也有一種活法叫帶著正直生活。他相信我們大多數人一生中會有很多時刻面臨一個決定,這個決定很安靜,可能永遠不會被寫出來、被談論。你可以選擇那條更難的路,那條需要付出代價的路,那是這個人最好的版本會做的選擇。抵抗納粹德國早期的那些微小行動,本質上就是這個東西。聽起來很戲劇化,但避免大規模種族滅絕最好的辦法,就是每個人在自己的那些時刻裡這樣活著,哪怕那些時刻跟人權毫無關係。他相信所有人都知道什麼是對的。

奈馬克沒有反駁這一點。他提到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說的"活在真實中",說自己也認為帶著正直生活極其重要。

他也重申了一次自己的位置:他不代表歷史說話。19 世紀有些歷史學家真以為自己在替歷史發言,他不是那種人。他是個有自己觀點的主觀的人,他也會跟學生把這件事講清楚:這話是諾曼說的,不是歷史說的。他研究歷史很久,非常享受這件事,但他是個人,有他的看法。其中一個看法是,人的匱乏是一場真實的悲劇,它傷人,也製造動盪。他為敘利亞的人難受,為提格雷的人難受,為他們吃不飽飯難受。

然後他補了一句,那句話把整場對話的重量留在了原地:這不意味著他們不相愛,不意味著他們不愛自己的孩子。但這確實讓這件事更難。

萊克斯不同意"更難"這個判斷。他說,我們在數死亡、數苦難,但那些沒被數進去的東西是:人多少次深深地愛上朋友、愛上某個人,那些正面情緒的總量。他不確定在苦難之中,美與愛的時刻就無法被發現。他也不確定這筆賬算下來,故事有那麼明顯。

這場對話沒有統一結論。一個歷史學家從檔案和屍體裡出來,說那簇火苗太容易被吹滅;一個工程師從自己造的東西里出來,說我們必須相信它能被護住,否則什麼都造不出來。兩個人都不算錯,只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上,看見了同一件事的不同側面。

萊克斯在最後用俄語道了謝,說這是一份榮譽。奈馬克說了謝謝。節目收尾時,萊克斯留了一句據說是斯大林的話:一個人的死是悲劇,一百萬人的死是統計數字。

這句話之所以能流傳,是因為它把某種東西說透了。它說透的與其說是斯大林的殘忍,不如說是統計數字和具體的人之間那道裂縫。所有的屠殺都從這道裂縫裡長出來:先把人變成數字,再變成類別,再變成"他們自己的錯"。

所以能做的事不多,但都很具體。

  • 去讀 Holodomor、大躍進、亞美尼亞、盧安達、波斯尼亞的具體過程,不要只讀結論。搞清楚第二步、第三步是怎麼走的,因為第一步幾乎總是看起來很正常。
  • 警惕"這是他們自己的錯"這句話。奈馬克說斯大林反覆講過這句,講完就沒有愧疚了。你在生活裡聽到這句話時停一下,看看它後面跟著什麼。
  • 不要高估自己在群體裡的獨立性。奈馬克反覆強調的是群體壓力,人會在沒人強迫的情況下自願去做可怕的事,也會在可以自由退出的情況下不退出。提前想清楚:如果那一天來了,我的退出成本是什麼,我有沒有給自己留好退路。
  • 如果你身處某個組織、某個團隊、某個能改變方向的位置,記住奈馬克那句"越往上,你越有能力改變泰坦尼克的方向"。中層也有人拒絕過,代價是被撤換,但歷史記住了那些拒絕。
  • 不要用苦難去論證意義。苦難本身不值得追求,值得追求的是讓人不必靠苦難來證明自己還活著的那種富足。
  • 如果你還是想保留一點樂觀,把它放在具體的地方:你的學生、你的孩子、你身邊那些安靜做事的人。奈馬克的樂觀來自教室,不是來自歷史趨勢。
  • 那些安靜的時刻,也就是沒人看見、沒人會寫、你可以選擇更難那條路的時刻。奈馬克和萊克斯在這一點上沒有分歧,這大概是整場對話裡唯一沒有分歧的地方。
文稿來自公開 Kaggle 資料集(rajneesh231/lex-fridman-podcast-transcript),為早期自動轉錄存檔,可能存在識別錯誤。
The following is a conversation with Norman Namark, a historian at Stanford specializing in genocide, war, and empire. This is the Lex Friedman podcast. To support it, please check out our sponsors in the description. And now, here's my conversation with Norman Namark. Did Stalin believe that communism was good not just for him, but for the peopl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Oh, absolutely, I mean, Stalin believed that, you know, socialism was the be all and end all of, you know, human existence. I mean, he was a true Leninist, and in Lenin's tradition, this was, you know, what he believed. I mean, that set of beliefs didn't exclude other kinds of things he believed or thought or did. But, no, the way he defined socialism, the way he thought about socialism, you know, he absolutely thought it wa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of the world. And, in fact, that the world was one day going to go socialist, in other words. I think he believed in, eventually, in the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 So, given the genocide in the 1930s that you describe, was Stalin evil, delusional, or incompetent? Evil, delusional, or incompetent. Well, you know, evil is one of those words, you know, which has a lot of kind of religious and moral connotations. And, in that sense, yes, I think he was an evil man. I mean, he, you know, eliminated people absolutely unnecessarily. He tortured people, had people tortured. He was completely indifferent to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He couldn't have carried a wit, you know, that millions were suffering. And so, yes, I consider him an evil man. I mean, you know, historians don't like to. Use the word evil. Use the word evil. It's, you know, it's a word for moral philosophers, but I think it certainly fits who he is. I think he was delusional. And there is a wonderful historian at Princeton, a political scientist, actually, named Robert Tucker, who said he suffered from a paranoid delusional system. And I always remember that of Tucker's writing because what Tucker meant is that he was not just paranoid, meaning, you know, I'm paranoid. I'm worried you're out to get me, right? But that he constructed whole plots of people, whole systems of people who were out to get him. So, in other words, his delusions were that there were all of these groups of people out there who were out to diminish his power and remove him from his position and undermine the Soviet Union, in his view. So, yes, I think he did suffer from delusions. And this had a huge effect, because whole groups then were destroyed by his activities, which he would construct based on these delusions. He was not incompetent. He was an extremely competent man. I mean, I think most of the research that's gone on, especially since the Stalin archive was ope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and I think almost every historian who goes in that archive comes away from that archive with the feeling of a man who is enormously hardworking, intelligent, you know, with an acute sense of politics, a really excellent sense of political rhetoric, a fantastic editor, you know, in a kind of agitational sense. I mean, he's a real agitator, right? And of a, you know, a really hard worker. I mean, somebody who works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a micromanager in some ways. So his competence, I think, was really extreme. Now, there were times when that fell down, you know, times in the 30s, times in the 20s, times during the war where he made mistakes. It's not as if he didn't make any mistakes. But I think, you know, you look at his stuff, you know, you look at his archives, you look what he did. I mean, this is an enormously competent man who in many, many different areas of his life, areas of enterprise, because he, you know, he had this notion that he should know everything and did know everything. I remember one archive, it's called, you know, a kind of folder that I looked at where he actually went through the wines that were produced in his native Georgia and wrote down how much they should make of each of these wines, you know, how many barrels they should produce of these wines, which grapes were better than the other grapes, sort of correcting, in other words, what people were putting down there. So he was, you know, his competence ranged very wide, or at least he thought his competence ranged very wide. I mean, both things, I think, are the case. If we look at this paranoid delusional system, Stalin was in power for 30 years. He is, many argu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men in history. Did, in his case, absolute power corrupt him or did it reveal the true nature of the man? And maybe just in your sense, as we kind of build around this genocide of the early 1930s, this paranoid delusional system, did it get built up over time? Was it always there? It's kind of a question of did the genocide, was that always inevitable, essentially, in this man, or did power create that? I mean, i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don't think you can, I don't think you can say that it was always kind of inherent in the man. I mean, the man without his position and without his power, you know,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what he eventually did in the way of murdering people, you know, and murdering groups of people, which is what genocide is. So, you know, I don't, it wasn't sort of in him. I mean, there were, and again, you know, the new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you know, he had his childhood was, you know, not a particularly nasty one. People used to say, you know, the father beat him up, and it turns out, actually, it wasn't the father, it was the mother once in a while. But basically, you know, he was not an unusual young Georgian kid or student even. And, you know, it was the growth of the Soviet system and him within the Soviet system, I mean, his own development within the Soviet system, I think that led, you know, to the kind of mass killing that occurred in the 1930s. You know, he essentially achieved complete power by the early 1930s. And then as he, as he rolled with it, as you would say, you know, or people would say, you know, it increasingly became murderous. And there was no, you know, there were no checks and balances, obviously, on that murderous system. And not only that, you know, people supported it in the NKVD and elsewhere, he learned how to manipulate people. I mean, he was a superb, you know, political manipulator of those people around him. And, you know, we have, we've got new transcripts, for example, of, you know, police bureau meetings in the early 1930s. And you read those things and you read, you know, he uses humor and he uses sarcasm, especially, he uses verbal ways to undermine people, you know, to control their behavior and what they do. And he's a really, you know, he's a real, I guess, manipulator is the right word. And he does it, he does it with, you know, a kind of skill that on the one hand is admirable. And on the other hand, of course, is terrible because it ends up, you know, creating the system of terror that he creates. I mean, I guess just to linger on it, I just wonder how much of it is a slippery slope in the early 20s, 1920s, did he think he was going to be murdering even a single person, but thousands and millions? I just wonder maybe the murder of a single human being just to get them, you know, because you're paranoid about them potentially threatening your power, does that murder then open a door? And once you open the door, you become a different human being. A deeper question here is the soldier Knitsen, you know, the line between good and evil runs in every man, are all of us once we commit one murder in the situation, does that open a door for all of us? And I guess even the further deeper questions, how easy it is for human nature to go on the slippery slope that ends in genocide? There are a lot of questions in those questions. And, you know, the slippery slope question I would answer, I suppose by saying, you know, Stalin wasn't the most likely successor of Lenin, there were plenty of others, there were a lot of political contingencies that emerged in the 1920s that made it possible for Stalin to seize power. I don't think of him as, you know, if you would just know him in 1925, I don't think anybody would say much less himself that this was a future mass murderer. I mean, Trotsky mistrusted him and thought he was, you know, a mindless bureaucrat. You know, others were less mistrustful of him, but, you know, he managed to gain power in the way he did through this bureaucratic and political maneuvering that was very successful. You know, the slippery slope, as it were, doesn't really begin until the 1930s, in my view. In other words, once he gains complete power and control of the Politburo, once the programs that he institutes of the Five Year Plan and collectivization go through, once he reverses himself and is able to reverse himself or reverse the Soviet path, you know, to give various nationalities their, you know, their ability to develop their own cultures and sort of internal politics, once he reverses all that, you know, you have the Ukrainian famine in 32, 33, you have the murder of Kirov, who is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you know,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you have the suicide of his wife, you have all these things come together in 32, 33 that then, you know, make it more likely, in other words, that bad things are gonna happen. And people start seeing that, too, around him. They start seeing that it's not a slippery slope, it's a dangerous, it's a dangerous situation which is emerging, and some people really understand that. So I don't, I really do see a differentiation then between the 20s. I mean, it's true that Stalin, during the Civil War, there's a lot of, you know, good research on that, you know, shows that he already had some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as it were, murderous and being, you know, being dictatorial and pushing people around and that sort of thing. That was all there, but I don't really see that as kind of the necessary stage for the next thing that came, which was the 30s, which was really terror of the worst sort, you know, where everybody's afraid for their lives and most people are afraid for their lives and their family's lives and where torture and that sort of thing becomes a common part, you know, of who, what people had to face. So it's a different, it's a different world. And you know, people will argue, they'll argue this kind of Lenin, Stalin continuity debate, you know, that's been going on since I was an undergraduate, right? That argument, you know, was Stalin the natural sort of next step from Lenin or was he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Many people will argue, you know, because of Marxism, Leninism, because of the ideology that, you know, it was the natural, it was a kind of natural next step. I don't think so. You know, I would tend to lean the other way. Not absolutely. I mean, I won't make an absolute argument that what Stalin becam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Lenin and nothing to do with Marxism, Leninism. It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But you know, he takes it one major step further. And again, that's why I don't like the slippery slope, you know, metaphor, because that means it's kind of slow and easy. It's a leap. And we call, you know, I mean, historians talk about the Stalin revolution, you know, in 28 and 29, you know, that he, in some senses, creates a whole new system, you know, through the five year plan, collectivization and seizing political power the way he does. Can you talk about the 1930s? Can you describe what happened in Holodomor, the Soviet terror famine in Ukraine in the 32 and 33? Yes. That killed millions of Ukrainians. Right. It's a long story, you know, but let me try to be as succinct as I can be. I mean, the Holodomor, the terror famine of 32, 33 comes out of, in part, an all union famine that is the result of collectivization. You know, collectivization was a catastrophe. You know, the more or less, the so called kulaks, the more or less richer farmers, I mean, they weren't really rich, right? Anybody with a tin roof and a cow was considered a kulak, you know, and other people who had nothing were also considered kulaks if they opposed collectivization. So these kulaks, we're talking millions of them, right? And Ukraine, it's worth recalling, and I'm sure you know this, was a, you know, heavily agricultural area, and Ukrainian peasants, you know, wer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resisted collectivization more than even Russian peasants resisted collectivization, suffered during this collectivization program. And they, you know, burned sometimes their own houses, they killed their own animals, they were shot, you know, sometimes on the spot, and tens of thousands and others were sent into exile. So there was a conflagr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result of that conflagration in Ukraine was terrible famine. And again, there was famine all over the Soviet Union, but it was especially bad in Ukraine, in part because Ukrainian peasants resisted. Now in 3233, a couple of things happen. I mean, I've argued this in my writing, and, you know, I've also worked on this, I continue to work on it, by the way, with a museum in Kiev that's going to be about the Holodomor. They're building the museum now, and it's going to be a very impressive set of exhibits, and talk with historians all the time about it. So what happens in 3233, a couple of things. First of all, the Stalin develops, develops an even stronger, I say even stronger, because they already had an antipathy for the Ukrainians, an even stronger antipathy for the Ukrainians in general. First of all, they resist collectivization. Second of all, he's not getting all the grain he wants out of them, and which he needs. And so he sends in, then, people to expropriate the grain, and take the grain away from the peasants. These teams of people, you know, some policemen, some urban thugs, some party people, some poor peasants, you know, take part too, go into the villages, and forcibly seize grain and animals from the Ukrainian peasantry. They're seizing it all over. I mean, let's remember again, this is all over the Soviet Union, in 32, especially. Then, you know, in December of 1932, January of 33, February of 33, Stalin has convinced the Ukrainian peasantry needs to be shown who's boss, that they're not turning over their grain, that they're resisting the expropriators, that they're hiding the grain, which they do sometimes, right? That they're basically not loyal to the Soviet Union, that they're acting like traitors, that they're ready, and he says this, you know, I think it's Kaganovich he says it too, you know, they're ready to kind of pull out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join Poland. I mean, he thinks Poland is, you know, out to get Ukraine, and so he's gonna then, essentially, break the back of these peasantry. And the way he breaks their back is by going through another expropriation program, which is not done in the rest of the Soviet Union. So he's taking away everything they have, everything they have. There are new laws introduced, where they will actually punish people, including kids, with death, if they steal any grain, you know, if they take anything from the, you know, from the fields. So, you know, you can shoot anybody, you know, who is looking for food. And then he introduces measures in Ukraine, which are not introduced into the rest of the Soviet Union. For example, the Ukrainian peasantry are not allowed to leave their villages anymore. They can't go to the city to try to find some things. I mean, we've got pictures of, you know, Ukrainian peasants dying on the sidewalks in Kharkiv, and in Kiev, and places like that, who've managed to get out of the village and get to the cities, but now they can't leave. They can't leave Ukraine to go to Belorussia, or Belarus today, or to Russia, you know, to get any food. There's no, he won't allow any relief to Ukraine. Number of people offer relief, including the Poles, but also the Vatican offers relief. He won't allow any relief to Ukraine. He won't admit that there's a famine in Ukraine. And instead, what happens is that Ukraine turns into, the Ukrainian countryside turns into what my now past colleague who died several years ago, Robert Conquest, I mean, these are all essentially political movements where the polity state is seized, you know, by a ideological or, you know, party, single party movement and then is moved in directions where mass killing takes place. The other question, you know, let's separate that question out. The other question is why do ordinary people participate? Because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just ordering genocide is not enough. Just saying, you know, go get them is not enough. There have to be people who will cooperate and who will do their jobs, you know, both at the kind of mezzo level, the middle level of a bureaucracy, but also at the everyday level. You know, people who have to pull the triggers and that kind of thing and, you know, force people into the gas chamber and grab people, you know, in Kiev in September 1941 at Babin Yar and push them, you know, towards the ravine where the machine gunners are gonna shoot them down. You know, and those are all different questions. The question of, you know, especially the lower level people who actually do the killing is a question which I think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which is that within all of us, you know, is the capability of being murderers and mass murderers. I mean, to participate in mass murder. I won't call them laws of social psychology, but the character of social psychology. You know, we will do it in most cases. I mean, one of the shocking things that I learned just a few years ago studying the Holocaust is that you could pull out. In other words, if they order a police battalion to go shoot Jews, you didn't have to do it. You could pull out. They weren't gonna, they never killed anybody. They never executed anybody. They never even punished people for saying, no, I'm not gonna do that. So people are doing it voluntarily. They may not want to do it. You know, they give them booze to try to, you know, numb the pain of murder, because they know there is pain. I mean, people experience pain when they murder people, but they don't pull out. And so it's the character of who we are in the society, in groups, and we're very, very influenced. I mean, we're highly influenced by the groups in which we operate. And, you know, who we talk to, and who our friends are within that group, and who is the head of the group. And I mean, you see this even, I mean, you see it in any group, you know, whether it's in the academy, right, at Stanford, or whether it's, you know, in a labor union, or whether it's in a church group in Tennessee, or wherever, you know,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each other, and they are unwilling, frequently, to say no. This is wrong. Even though all of you think it's right, it's wrong. I mean, you just don't do that, usually, especially in societies that are authoritarian, or totalitarian, right? Because it's harder, because there's a backup to it, right? There's the NKVD there, or there's the Gestapo there, and there are other people there. So you just, you know, they may not be forcing you to do it, but your social being, plus this danger in the distance, you know, you do it. But then, if you go up the hierarchy, at the very top, there's a dictator. Presumably, you know, you go to, like, middle management to the bureaucracy. The higher you get up there, the more power you have to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Titanic. Right, right, right. But nobody seems to do it. Right, or what happens, and it does happen. It happens in the German army. I mean, it happens in the case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where we know there are governors who said, no, I'm not gonna kill Armenians. What kind of business is this? They're just removed. They're removed, and you find a replacement very easily. So, you know, you do see people who stand up. And again, it's not really predictable who it will be. I would maintain. I mean, I haven't done the study of the Armenian governors who said no. I mean, the Turkish governors who said no to the Armenian genocide. But, you know, there are people who do step aside every once in a while in the middle level. And again, they're German generals who say, wait a minute, what is this business in Poland when they start to kill Jews or in Belorussia? And, you know, they're just pushed aside. You know, if they don't do their job, they're pushed aside. Or they end up doing it. And they usually do end up doing it. What about on the victim side? So, I mentioned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What can we learn about human nature, the human mind from the victims of genocide? So, Viktor Frankl talked about the ability to discover meaning and beauty, even in suffering. Is there something to be said about, you know, in your studying of genocide that you've learned about human nature? Well, again, I don't, I have to say, I come out of the study of genocide with a very pessimistic view of human nature. A very pessimistic view. Even on the victim side? Even on the victim side. I mean, the victims will eat their children, right? Ukrainian case, they have no choice. You know, the victims will rob each other. The victims will form hierarchies within victimhood. So, you see,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Again, I told you I was working on Majdanek. And there's, in Majdanek, at a certain point in 42, a group of Slovak Jews were arrested and sent to Majdanek. Those Slovak Jews were a group, somehow they stuck together, they were very competent, they were, you know, many of them were businessmen, they knew each other, and for a variety of different reasons within the camp. And again, this shows you the diversity of the camps and also, you know, these images of black and white in the camps are not very useful. They ruled the camp. I mean, they basically had all the important jobs in the camp, including jobs like beating other Jews, and persecuting other Jews, and persecuting other peoples, which they did. And this Polish guy who I mentioned to you, who wrote this memoir, hated them because of what they were doing to the Poles, right? And he, you know, he's incensed because aren't these supposed to be the Untermenschen? He says, and look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treating us, you know, like dirt. And they do, they treat them like dirt. So, you know, in this kind of work on Majdanek, there's certainly parts of it that, you know, were inspiring, you know, people helping each other, people trying to feed each other, people giving warmth to each other. You know, there's some very heroic Polish women who end up having a radio show called Radio Majdanek, which they put on every night in the women's camp, which is, you know, to raise people's spirits. And they, you know, sing songs and do all this kind of stuff, you know, to try to keep themselves from, you know, the horrors that they're experiencing around them. And so you do see that, and you do see, you know, human beings acting in support of each other. But, you know, I mean, Primo Levi is one of my favorite writers about the Holocaust and about the camps. And, you know, I don't think Primo Levi saw anything. You know, I mean, he had pals, you know, who he helped and who helped him. I mean, but he describes this kind of, you know, terrible inhuman environment, which no one can escape, really, no one can escape. He ends up committing suicide too, I think, because of his sense of, we don't know exactly why, but probably because of his sense of what happened in the camp. I mean, later he goes back to Italy, becomes a writer and that sort of thing. So I don't, I don't, especially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it's really hard to find places like Wickel Frankel where you can say, you know, I am moved in a positive way, you know, by what happened. There were cases, there's no question. People hung together, they tried to help each other, but, you know, they were totally, totally caught in this web of genocide. See, so there are stories, but the thing is, I have this sense, maybe it's a hope, that within most, if not every human heart, there's a kind of, like, flame of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and love that waits, that longs to connect with others, that ultimately en masse overpowers everything else. If you just look at the story of human history, the resistance to violence and mass murder and genocide feels like a force that's there. And it feels like a force that's more powerful than whatever the dark momentum that leads to genocide is. It feels like that's more powerful, it's just quiet. It's hard to tell the story of that little flame that burns within all of our hearts, that longing to connect to other human beings. And there's something also about human nature and us as storytellers, that we're not very good at telling the stories of that little flame. We're much better at telling the stories of atrocities. No, you know, I think maybe I fundamentally disagree with you, I think maybe I fundamentally, I don't disagree that there is that flame. I just think it's just too easily doused. And I think it's too easily goes out in a lot of people. And I mean, like I say, I come away from this work, a pessimist. You know, there is this work by a Harvard psychologist, now I'm forgetting his name. Stephen Pinker. Yes, yes, Stephen Pinker, that shows over time, you know, and you know, initially I was quite skeptical of the work, but in the end, I thought he was quite convincing that over time, the incidence of homicide, you know, goes down, the incidence of rape goes down, the incidence of genocide, except for the big blip, you know,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goes down. Not markedly, but it goes down generally, that you know, more than norms, international norms are changing how we think about this and stuff like that. I thought he was pretty convincing about that. But think about, you know, we're modern people. I mean, we've advanced so fast in so many different areas. I mean, we should have eliminated this a long time ago, a long time ago. You know, how is it that, you know, we're still facing this business of genocide in Myanmar, in Xinjiang, in, you know, Tigray, in Ethiopia, you know, the potentials of genocide ther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you know, we still have this thing that we cannot handle, that we can't deal with. And, you know, again, you know, electric cars and planes that fly from here to, you know, Beijing. Think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250 years ago or 300 years ago and today, but the differences in genocide are not all that great. I mean, the incidence has gone down. I think Pinker has demonstrated, I mean, there are problems with his methodology, but on the whole, I'm with him on that book. I thought in the end, it was quite well done. So, you know, I do not, I have to say, I'm not an optimist about what this human flame can do. And, you know, I once, someone once said to me, when I posed a similar kind of question to a seminar, a friend of mine at Berkeley once said, remember original sin, Norman, well, I don't, you know, that's very Catholic and I don't really think in terms of original sin, but in some ways, you know, her point is we carry this with us, you know, we carry with us a really potentially nasty mean streak that can do harm to other people. Well, we carry the capacity to love too. Yes, we do, yes, we do. That's part of the deal. You have a bias in that you have studied some of the darker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and human history. So it is difficult from the trenches, from the muck, to see a possible sort of way out through love. But it's not obvious that that's not the case. You mentioned electric cars and rockets and airplanes. To me, the more powerful thing is Wikipedia, the internet. Only 50% of the world currently has access to the internet, but that's growing i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nd wisdom, especially among women in the world. As that grows, I think it becomes a lot more difficult if love wins, it becomes a lot more difficult for somebody like Hitler to take power, for genocide to occur, because people think, and the masses, I think, the people have power when they're able to think, when they can see the full kind of... First of all, when they can study your work, they can know about the fact that genocide happens, how it occurs, how the promises of great charismatic leaders lead to great, destructive mass genocide. And just even studying the fact that the Holocaust happened for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is a powerful preventer of future genocide. One of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s just knowing that this can happen, learning how it happens, that normal human beings, leaders that give big promises, can also become evil and destructive. The fact, knowing that that can happen is a powerful preventer of that, and then you kind of wake up from this haze of believing everything you hear, and you learn to just, in your small, local way, to put more love out there in the world. I believe it's possible, it's not too good, sort of to push back, it's not so obvious to me that in the end, I think in the end, love wins. That's my intuition, I've had to put money on it. I have a sense that this genocide thing is more and more going to be an artifact of the past. Well, I certainly hope you're right. I mean, I certainly hope you're right. And it could be you are, we don't know. But the evidence is different. The evidence is different. And the capacity of human beings to do evil to other human beings is repeatedly demonstrated. Whether it's in massacres in Mexico, or ISIS and the Yazidi Kurds, or you can just go on and on. Syria, I mean, look what, I mean, Syria used to be a country, and now it's been a mass grave, and people then have left in the millions for other places. And you know, I'm not saying, you know, I'm not saying, I mean, the Turks have done nice things for the Syrians, and the Germans welcomed in a million or so, and actually reasonably absorbed them. I mean, I'm not saying bad things only happen in the world. They're good and bad things that happen, you're absolutely right. But I don't think we're on the path to eliminating these bad things, really bad things from happening. I just don't think we are. And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I don't think the facts demonstrate it. I mean, I hope, I hope you're right. But I think otherwise, it's just an article of faith. Well. You know, which is perfectly fine. It's better to have that article of faith than to have an article of faith which says, you know, things should get bad, or things like that. Well, it's not just fine. It's the only way if you want to build a better future. So optimism is a prerequisite for engineering a better future. So like, okay, so a historian has to see clearly into the past. An engineer has to imagine a future that'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that's better than the past. Because without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build a better future. So there's a kind of saying, like you have to consider the facts. Well, at every single moment in history, if you allow yourself to be too grounded by the facts of the past, you're not going to create the future. So that's kind of the tension that we're living with. To have a chance, we have to imagine that the better future is possible. But one of the ways to do that is to study history. Which engineers don't do enough of. They do not. Which is a real problem. It's a real problem. Or basically a lot of disciplines in science and so on don't do enough of. Can you tell the story of China from 1958 to 1962, what was call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rchestrated by Chairman Mao Zedong that led to the deaths of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making it arguably the largest famine in human history? Yes. I mean, it was a terrible set of events that led to the death. People will dispute the numbers. 15 million, 17 million, 14 million, 20 million people died in the Great Leap. Many people say 30, 40, 50 million. Some people will go that high too.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Essentially, Mao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but it was mostly Mao's doing, decided he wanted to move the country into communism. And part of the idea of that was rivalry with the Soviet Union. Mao was a good Stalinist, or at least felt like Stalin was the right kind of communist leader to have, and he didn't like Khrushchev at all, and he didn't like what he thought were Khrushchev's reforms and also Khrushchev's pretensions to moving the Soviet Union into communism. So Khrushchev started talking about giving more power to the party, less power to the state, and if you have more power to the party versus the state, then you're moving into communism quicker. So what Mao decided to do was to engage in this vast program of building what were called people's communes. And these communes were enormous conglomerations of essentially collective farms, and what would happen on those communes is there would be places for people to eat, and there would be places for the kids to be raised in essentially kind of separate homes, and they would be schooled. Everybody would turn over their metal, which was one of the, actually it turned out to be a terribly negative phenomenon, their metal pots and pans to be melted to then make steel. Every of these big communes would all have little steel plants and they would build steel and the whole countryside would be transformed. Well, like many of these sort of, I mean a true megalomaniac project, like some of Stalin's projects too. And this particular project then, the people had no choice. They were forced to do this. It was incredibly dysfunctional for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ended up creating, as you mentioned, a terrible famine that everybody understood was a famine as a result of this. I mean, there were also some problems of nature at the same time and some flooding and bad weather and that sort of thing, but it was really a manmade famine. And Mao said at one point, who cares if millions die? It just doesn't matter. We've got millions more left. I mean, he would periodically say things like this that showed that like Stalin, he had total indifference to the fact that people were dying in large numbers. It led again to cannibalism and to terrible wastage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millions of people died and there was just no stopping it. There were people in the party who began to kind of edge towards telling Mao this wasn't a great idea and that he should back off, but he wouldn't back off. And the result was catastroph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all these people dying. And then compounding the problem was the political elite, which then if peasants would object or if certain people would say, no, they'd beat the hell out of them. They would beat people who didn't do what they wanted them to do. So it was really, really a horrific set of events o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I mean, and people wrote about it. I mean, we learned about it. There were people who were keeping track of what was going on and eventually wrote books about it. So we have, I mean, we have pretty good documentation, not so much on the numbers. Numbers are always a difficult problem. I'm facing this problem, by the way, this is a little bit separate with the Holodomor, where Ukrainians are now claiming 11.5 million people died in Holodomor. And most people assume it's somewher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four million, 4.5 million maybe. So you have wildly different numbers that come out. Then we have different kinds of numbers, as you mentioned too, with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o it was a huge catastrophe for China and now only backed off when he had to. And then revived a little bit with the Red Guards Movement later on when he was upset that the bureaucracy was resisting him a little bit when it came to the Great Leap. But he had to back off. It was such a terrible catastrophe. So one of the things about numbers is that you usually talk about deaths, but with the famine, with starvation, the thing I often think about that's impossible to put into numbers is the number of people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were suffering. You know, the number of days spent in suffering. Oh yeah, oh yeah. And so, I mean, death is, death is just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suffering. To me, it feels like one, two, three years or months and then years of not having anything to eat is worse. And those aren't put into numbers often. That's right. And the effect on people long term, you know, in terms of their mental health, in terms of their physical health, their ability to work, all those kinds of things. I mean, Ukrainians are working on, there are people working on this subject now. You know, the longterm effect of the hunger famine on them. And I'm sure there's a similar kind of longterm effect on Chinese peasantry of what happened. You know, I mean, you're destroying. Multigenerational. Yes, multigenerational.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And you know, it's a really, you're absolutely right. This is a terrible, terrible way to die. And it lasts a long time. And sometimes you don't die, you survive, but you know, in the kind of shape where you can't do anything. I mean, you can't function. Now your brain's been injured, you know. I know it's a really, these famines are really horrible. You're right. So when you talk about genocide, it's often talking about murder. Where do you place North Korea in this discussion? We kind of mentioned it. So in the, what is it? The Arduous March of the 1990s, where it was mass starvation. Many people describe mass starvation going on now in North Korea. When you think about genocide, when you think about atrocities going on in the world today, where do you place North Korea? So take a step back. When the, there were all these courts that were set up for Bosnia and for Rwanda and for other genocides in the 1990s. And then the decision was made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N basically, to set up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hich would then try genocide in the more modern period and the more contemporary period. And the ICC lists three crimes basically. The genocid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war crimes. And subsumed to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re a lot of the kinds of things you're talking about with North Korea. I mean, it's torture, it's artificial, sometimes artificial famine or famine, that is not necessary, right? Not necessary to have it. And there are other kinds of, you know, mass rape and stuff like that. There are other kinds of things that fit into th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that's sort of where I think about North Korea as committing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not genocide. And again, remember, genocide is meant to be, I mean, some people, there's a disagreement among scholars and jurists about this. Some people think of genocide as the crime of crimes, the worst of the three that I just mentioned. But some think of them as co equal. And the ICC,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s dealing with them more or less as co equal, even though we tend to think of genocide as the worst. So I mean,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you know, I don't wanna split hairs. I think it's sort of morally and ethically unseemly, you know, the split hairs about what is genocide, what is the crime against humanity. You know, this is for lawyers, not for historians. But terminology wise. Yeah, yeah, you know, you don't wanna get into that. Because it, I mean, it happened with Darfur a little bit, wher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ad declared that Darfur was a genocide. And the UN said, no, no, it wasn't genocide, it wa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nd then, you know, that confused things versus clarified them. I mean, we damn well knew what was happening. People were being killed and being attacked. And so, you know, on the one hand, I think the whole concept and the way of thinking about history using genocid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history is crucial. On the other hand, I don't like to, you know, get involved in the hair splitting, what's genocide and what's not. So that, you know, North Korea, I tend to think of, like I said, as committing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you know, forcibly incarcerating people, torturing them, that kind of thing. You know, routinely incarcerating, depriving them of certain kinds of human rights can be considered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But I don't think of it in the same way I think about genocide, which is an attack on a group of people. Let me just leave it at that. What in this, if we think about, if it's okay, can we loosely use the term genocide here, just let's not play games with terminology. Just ba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Of particular interest are the ones that are going on today still, because it raises the question to us, what do people outside of this, what role do they have to play? So what role does the United States, or what role do I, as a human being who has food today, who has shelter, who has a comfortable life, what role do I have when I think about North Korea, when I think about Syria, when I think about maybe the Uighur population in China? Well, I mean, the role is the same role I have, which is to teach and to learn and to get the message out that this is happening, because the more people who understand it, the more likely it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ll try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within the context of who we are and where we live, right? And so, I write books, you do shows, or maybe you write books too, I don't know. I do not write books, but I tweet. Okay, that's good too. Ineloquently, but that's not the, I guess that's not the, yes, so certainly this is true. And in terms of a voice, in terms of words, in terms of books, you are, I would say, a rare example of somebody that has powerful reach with words. But I was also referring to a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hat are the options here? So, war has costs, and war seems to be, as you have described, sort of potentially increase the atrocity, not decrease it. If there's anything that challenges my hope for the future is the fact that sometimes we're not powerless to help, but very close to powerless to help, because trying to help can often lead to, in the near term, more negative effects than positive effects. That's exactly right. I mea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what we do can frequently be as bad, if not worse, than trying to relieve the difficulties that people are having. So I think you're caught a little bit, but it's also true, I think, that we can be more forceful. I think we can be more forceful without necessarily war. There is this idea of the so called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this was an idea that came up after Kosovo, which was what, 1999, and when the Serbs looked like they were going to engage in a genocidal program in Kosovo, and it was basically a program of ethnic cleansing, but it could have gone bad and gotten worse, not just driving people out, but beginning to kill the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nd others intervened. And Russians were there too, as you probably recall. And I think correctly, people have analyzed this as a case in which genocide was prevented or stopped. In other words, the Serbs were stopped in their tracks. I mean, some bad things did happen. We bombed Belgrade and the Chinese embassy and things like that. But it was stopped, and following upon that, then there was a kind of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that we needed to do something. I mean, because of Rwanda, Bosnia, and the positive example of Kosovo, right? That genocide did not happen in Kosovo. I think that argument has been substantiated. Anyway, and this notion of the, or this doctrine or whatever,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m was adopted by the UN in 2005, unanimously. And what it says is there's a hierarchy of measures that should be, well, let me take a step back. It starts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sovereignty of a country is not, you don't earn it just by being there and being your own country. You have to earn it by protecting your people. So every, this was all agreed with all the nations of the UN agreed, Chinese and Russians too, that sovereignty is there because you protect your people against various depredations, right? Including genocid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forced imprisonment, torture, and that sort of thing. If you violate that justification for your sovereignty, that you're protecting your people, that you're not protecting the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the obligation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all right? Now, then they have a kind of hierarchy of things you can do, you know, starting with, I mean, I'm not quoting exactly, but, you know, starting with kind of push and pull, you know, trying to convince people, don't do that, you know, to Myanmar, don't do that to the Rohingya people, right? Then it goes down the list, you know, and you get to sanctions or threatening sanctions and then sanctions, you know, like we have against Russia, but you go down the list, right? You go down the list and eventually you get to military intervention at the bottom, which they say is the last thing, you know, and you really don't wanna do that. And not only do you not wanna do it, but it, just as you said, just as you pointed out, it can hav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right? And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short, you know,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but, you know, if necessary, that can be undertaken as well. And so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edict, I think, is, you know, it was not implementable. Oh, one of the things it says in this last category, right?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s that the intervention cannot create more damage than it relieves, right? And so for Syria,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you know, that, I me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some ways said this in so many words, even though the Russians were there, obviously, we ended up being there and that sort of thing, bu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asically said, you know, there's no way you can intervene in Syria. You know, there's just no way without causing more damage, you know, than you would relieve. So, you know, in some senses, that's w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saying about, you know, Xinjiang and the Uighurs too. You know, I mean, you can't even imagine what hell would break loose if there was some kind of military trouble, you know, to threaten the Chinese with. But you can go down that list with the, you know, the military leadership of Myanmar, and you can go down that list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you can go down the list, you know, with others who are threatening, you know, with Ethiopia and what it's doing in Tigray. And, you know, you can go down that list and start pushing. I think what happened, you know, there was more of a willingness in the 90s, and in, you know, righ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you know, to do these kinds of things. And then, you know, when Trump got elected and, you know, he basically said, you know, America first and out of the world, we're not gonna do any of this kind of stuff. And now Biden has the problem of trying to rebuild consensus on how you deal with these kinds of things. I think it's not impossible. I mean, here I tend to be maybe more of an optimist than you.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impossibl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you know, muster some internal fortitude and push harder, short of war, you know, to get the Chinese and to get the, again, Myanmar, and to get others to kind of back off of violations of people's rights the way they are routinely doing it. So that's in the space of geopolitics. That's the space of politicians and UN and so on.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China, and this is a difficult topic, but there's so many financial interests that not many voices with power and with money speak up, speak out against China because it's a very interesting effect because it costs a lot for an individual to speak up because you're going to suffer. I mean, China just cuts off the market. Like if you have a product, if you have a company and you say something negative, China just says, okay, well then they knock you out of the market. And so any person that speaks up, they get shut down immediately financially. It's a huge cost, sometimes millions or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so what happens is everybody of consequences, sort of financially, everybody with a giant platform is extremely hesitant to speak out. It's a very,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hesitation that's financial in nature. I don't know if that was always the case. It seems like in history, people were quiet because of fear, because of a threat of violence. Here, there's almost like a self interested preservation of financial, of wealth.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hat. I mean, I don't know if you can say something there, like the genocide going on because people are financially self interested. Yeah, no, I think, I mean, I think the analysis is correct. And it's not only, but it's not only corporations, but it'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hat represents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also feels compelled not to challenge the Chinese on human rights issues. But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it's not just, you know, I know a lot of people from China and first of all, amazing human beings and a lot of brilliant people in China, they also don't want to speak out and not because they're sort of quote unquote, like silenced, but more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also lose financially. They have a lot of businesses in China. They, you know, they're running, in f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ountry has a very interesting structure because it has a lot of elements that enable capitalism within a certain framework. So you have a lot of very successful companies and they operate successfully. And then the leaders of those companies, many of whom have either been on this podcast, or want to be on this podcast, they really don't want to say anything negative abou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ature of the fear I sense is not the kind of fear you would have in Nazi Germany. It's a very kind of, it's a mellow, like why would I speak out when i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my company, on my family, in terms of finance, strictly financially. And that's difficult. That's a different problem to solve. That feels solvable. It feels like it's a money problem. If you can control the flow of money where the government has less power to control the flow of money, it feels like that's solvable. And that's where capitalism is good. That's where a free market is good. So it's like, that's where a lot of people in the cryptocurrency space, I don't know if you follow them, they kind of say, okay, take the monetary system, the power to control money away from governments. Make it a distributed, like allow technology to help you with that. That's a hopeful message there. In fact, a lot of people argue that kind of Bitcoin and these cryptocurrencies can help deal with some of these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at lead to violations of basic human rights. If you can control, if you can give the power to control the money to the people, you can take that away from governments. That's another source of hope where technology might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good. That'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the 21st century than the 20th is there's technology in the hands of billions of people. I mean, I have to say, I think you're a naive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I mean, I don't, I'm not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technology. So it's wrong of me to argue with you because I don't really spend much time with it. I don't really like it very much. And I'm not, I'm neither a fan nor a connoisseur. So I just don't really know. But what human history has shown basically, and that's a big statement. I don't wanna pretend I can tell you what human history has shown. But technology, atom bomb, I mean, that's a perfect example of technology. What happens when you discover new things? It's a perfect example. What's going on with Facebook now? It's an absolutely perfect example. And I once went to a lecture by Eric Schmidt about the future and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were gonna happen and all these wonderful things like you wouldn't have to translate yourself anything, you wouldn't have to read a book, you wouldn't have to drive a car,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What kind of life is that? So my view of technology is it's subsumed to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moral needs of our day and should be subsumed to that day. It's not gonna solve anything by itself. It's gonna be you and me that solve things. If they're solved, there are political system that solve things. Technology is neutral on one level. It is simply a human, I mean, they're talking now about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onna do this and is gonna do that. I'm not so sure there's anything necessarily positive or negative about it except it does obviously make work easier and things like that. I mean, I like email and I like word processing and all that stuff is great, but actually solving human relations in and of itself 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 conflict among human beings. I mean, I see technology as causing as many problems as it solves and maybe even more. You know, the kind. Maybe. Maybe even more. Maybe. Yeah. The question is, so like you said, technology is neutral. I agree with this. Technology is a toolkit, is a tool set that enables humans to have wider reach and more power, the printing press. The rare reason I can read your books is I would argue, so first of all, the printing press and then the internet. Wikipedia, I think, has immeasurable effect on humanity. Technology is a double edged sword. It allows bad people to do bad things and good people to do good things. It ultimately boils down to the people and whether you believe the capacity for good outweighs the capacity of bad. And so you said that I'm naive. It is true. I'm naively optimistic. I would say you're naively cynical about technology. Here we have one overdressed naive optimist and one brilliant, but nevertheless, technologically naive cynic and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 capacity for good or the capacity for evil wins out in the end. And like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trajectory of human history seems to pivot in a lot of random seeming moments. So we don't know. But as a builder of technology, I remain optimistic. And I should say kind of when you are optimistic, it is often easy to sound naive. And I'm not sure what to make of that small effect. Not to linger on specific words, but I've noticed that people who kind of are cynical about the world somehow sound more intelligent. No, no. The issue is how can you be realistic about the world? It's not optimistic or pessimistic. It's not cynical.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you be a realist, right? Yes, that's a good question. Realism depends on a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wisdom and good instincts and that sort of thing. And that's what we strive for, is a kind of realism. We both strive for that kind of realism. But I mean, here's an example I would give you. What about, again, we've got this environmental issue, and technology has created it. It's created it. I mean,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 I mean, we all like to be heated well in our homes, and we wanna have cars that run quickly and fast on gas. I mean, we're all consumers and we all profit from this. I don't, not everybody profits from it, but we wanna be comfortable. And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us with a comfortable life. And it's also provided us with this incredible danger, which it's not solving, at least not now. And it may solve, but it may, it's only, my view is, you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A horrible catastrophe. It's the only way, it's the only way we will direct ourselves to actually trying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We don't have the wisdom and the realism and the sense of purpose, you know, what's her name? Greta goes blah, blah, blah, something like that in her last talk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summit in Glasgow or whatever it was. And, you know, we just don't have it unless we're hit upside the head really, really hard. And then maybe, you know, the business with nuclear weapons, you know, I think somehow we got hit upside the head and we realized, oh man, you know, this could really do it to the whole world. And so we started, you know, serious arms control stuff. And, you know, but up to that point, you know, I mean, there was just something about, you know, Khrushchev's big bomb, his big hydrogen bomb, which he exploded in the times, I think it was the anniversar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I mean, just think what we could have done to each other. Well, that's the double edged sword of technology. Yeah, I agree, it's a double edged sword.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argue that nuclear weapons is the reason we haven't had a World War III. So nuclear weapons, the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leads to a kind of like, we've reached a certain level of destructiveness with our weapons where we were able to catch ourselves, not to create, like you said, hit really hard. This is the interesting question about kind of hard, hard and really hard upside the head. With the environment, I would argue, see, we can't know the future, but I would argue as the pressure builds, there's already, because of this created urgency, the amount of innovation that I've seen that sometimes is un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but kind of sparked by this urgency, it's been humongous, including the work of Elon Musk, including the work of just, you could argue that the SpaceX and the new exploration of space is kind of sparked by this environmental like urgency. I mean, connected to Tesla and everything they're doing with electric vehicles and so on. There's a huge amount of innovation in the space that's happening. I could see the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resulting in more positive innovation that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across the world than the actual catastrophic events that we're describing, which we cannot even currently predict. It's not like there's going to be,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extreme weather events. What does that even mean? There's going to be a gradual increase of the level of water. What does that even mean in terms of catastrophic events? It's going to be pretty gradual. There's going to be migration. We can't predict what that means. And in response to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huge amount of innovators born today that have dreams and that will build devices and inventions and from space to vehicles to in the software world that enable education across the world, all those kinds of things that will on mass, on average,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life on average across the world. So it's not at all obvious that these, the things that the technologies that are creating climate change, global warming, are going to have a negative, net negative effect. We don't know this. And I'm kind of inspired by the dreamers, the engineers, the innovators and the entrepreneurs that build, that wake up in the morning, see problems in the world and dream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the ones who solve those problems. That's the human spirit. And that I'm not exactly, it is true that we need those deadlines. We need to be freaking out about stuff. And the reason we need to study history and the worst of human history is then we can say, oh shit, this too can happen. It's a slap in the face. It's a wake up call that if you're, if you get complacent, if you get lazy,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And that, listen, there's a lot of really intelligent people, ambitious people, dreamers. Skilled dreamers that build solutions that make sure this stuff doesn't happen anymore. So there's, I think there's reason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echnology, not in a naive way. There's an argument to be made in a realistic way that like with technology, we can build a better future. And then Facebook is a lesson in the way Facebook has been done is a lesson how not to do it. And that lesson serves as a guide of how to do it better, how to do it right, how to do it in a positive way. And the same, every single sort of failed technology contains within it the lessons of how to do it better. And I mean, without that, what's the source of hope for human civilization? You know, that, I mean, by way of question, you have truly studied some of the darkest moments in human history. Put on your optimist hat. Where? That one. Yes. There are glimmers of it. Yes, what is your source of hope for the fu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Well, I think it resides in, you know, some of what you've been saying, which is the, in the persistence of this civilization over time, despite, you know, the incredible setbacks, you know, two enormous world wars, you know, the nuclear standoff, the, you know, the horrible things we're experiencing now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 and stuff like that, that despite these things, you know, we are persisting and we are continuing. And like you say, we're continuing to invent and we're continuing to tr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you know, we're continuing to love as well as hate. And, you know, that, you know, I'm basically, I mean, I have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nd I think they're gonna be just fine. You know, I'm not a doom and gloomer, you know, I'm not a Cassandra saying the world is coming to an end. I'm not like that at all, you know,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ings will persist. Another, by the way, source of tremendous optimism on my part, the kids I teach, you know, I teach some unbelievably fantastic young people, you know, who are sort of like you say, they're dreamers and they're problem solvers and they're, I mean, they have enormously humane values and ways of thinking about the world and they wanna do good. You know, if you take the kind of, I mean, this has probably been true all the way along, but I mean, the percentage of do gooders, you know, is really enormously large. Now, whether they end up working for some kind of shark law firm or something, you know, or, you know, that kind of thing, or whether they end up human rights lawyers is they all wanna be, right? You know, is a different kind of question, but certainly, you know, these young people are talented, they're smart, they have wonderful values, they're energetic, they work hard, you know, they're focused and of course, it's not just Stanford. I mean, it's all over the country, you know, you have young people who really wanna contribute and they wanna contribute. I mean, it's true some of them end up, you know, working to get rich. I mean, that's inevitable, right? But the percentages are actually rather small, at least at this age, you know, maybe when they get a mortgage and a family and that sort of thing, you know, financial wellbeing will be more important to them. But right now, you know, you catch this young generation and they're fantastic, they're fantastic. And they're not what they're often portrayed as being, you know, kind of silly and naive and knee jerk leftists and that, they're not at all like that. You know, they're really fine young people. So that's a source of optimism to me too.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those young people today, maybe in high school, in college, at Stanford, maybe to your grandchildren about how to have a career they can be proud of, have a life they can be proud of? Pursue careers that ar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you know, in one fashion or another and not just in their interests. And that would be, I mean, it's not bad to pursue a career in your own interests. I mean, as long as it's something that's useful and positive for their families or whatever. But yeah, so I mean, I try to advise kids to find themselves somehow, you know, find who they wanna be and what they wanna be and try to pursue it. And the NGO world is growing, as you know, and a lot of young people are kind of throwing themselves into it and, you know, human rights watch and that kind of stuff. And, you know, they wanna do that kind of work and it's very admirable. I tend to think that even if you're not working in human rights, there's a certain way in which if you live with integrity, I believe that all of us or many of us have a bunch of moments in our lives when we're posed with a decision. It's a quiet one. Maybe it'll never be written about or talked about. But you get to choose whether you, there's a choice that is difficult to make, it may require sacrifice, but it's the choice that the best version of that person would make. That's the best way I can sort of say how to act with integrity. It's the very thing that would resist the early days in Nazi Germany. It sounds dramatic to say, but those little actions. And I feel like the best you can do to avoid genocide on scale is for all of us to live in that way, within those moments, unrelated potentially to human rights, to anything else, is to take those actions. Like I believe that all of us know the right thing to do. called a vast Belsen. And by that, you know, the image is of bodies just lying everywhere, you know, people dead. And dying, you know, of hunger, which is, by the way, I mean, as you know, I've spent a lot of time studying genocide, I don't think there's anything worse than dying of hunger from what I have read. I mean, you see terrible ways that people die, right? But dying of hunger is just such a horrible, horrible thing. And so, for example, we know there were many cases of cannibalism in the countryside because there wasn't anything to eat. People were eating their own kids, right? And Stalin knew about this. And again, you know, we started with this question a little bit earlier, he doesn't, there's not a sign of remorse, not a sign of pity, right? Not a sign of any kind of human emotion that normal people would have. What about the opposite of joy for teaching them a lesson? I don't think there's joy. I'm not sure Stalin really understood emotion, what joy was, you know. I think he felt it was necessary to get those SOBs, right? That they deserved it. He says that several times, this is their own fault, right? This is their own fault. And as their own fault, you know, they get what they deserve, basically. How much was the calculation? How much was it reason versus emotion? In terms of, you said he was competent. Was there a long term strategy or was this strategy based on emotion and anger? No, I think actually the right answer is a little of both. I mean, usually the right answer in history is something like that. A little of both? No, you can't, you can't. It wasn't just, I mean, first of all, you know, the Soviets had it in for Ukraine and Ukrainian nationalism, which they really didn't like. And by the way, Russians still don't like it, right? So they had it in for Ukrainian nationalism. They feared Ukrainian nationalism. As I said, you know, Stalin writes, you know, we'll lose Ukraine, you know, if these guys win. You know, so there's a kind of long term determination, as I said, you know, to kind of break the back of Ukrai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Ukrainian nationalism as any kind of separatist force whatsoever. And so there's that rational calc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Stalin is annoyed and peeved and angry on one level with the Ukrainians for resisting collectivization and for being difficult and for not conforming, you know, to the way he thinks peasants should act in this situation. So you have both things. He's also very angry at the Ukrainian party and eventually purges it for not being able to control Ukraine and not be able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You know, Ukraine is in theory the bread basket, right? Of Europe. Well, how come the bread basket isn't turning over to me all this grain so I can sell it abroad and, you know, build new factories and support the workers in the cities? So there's a kind of annoyance. You know, when things fail, and this is absolutely typical of Stalin, when things fail, he blames it on other people and usually groups of people, right? Not individuals, but groups again. So a little bit of both I think is the right answer. This blame, it feels like there's a playbook that dictators follow. I just wonder if it comes naturally or just kind of evolves. Because, you know, blaming others and then telling these narratives and then creating the other and then somehow that leads to hatred and genocide. It feels like there's too many commonalities for it not to be a naturally emergent strategy that works for dictatorships. I mean, it's a very good point. And I think it's one, you know, that has its merits. In other words, I think you're right that there's certain kinds of strategies by dictators that, you know, are common to them. A lot of them do killing, not all of them of that sort that Stalin did. I've written about Mao and Pol Pot, you know, and Hitler. And, you know, there is a sort of, as you say, a kind of playbook for political dictatorship. Also for, you know, a kind of communist totalitarian way of functioning, you know? And that way of functioning was described already by Hannah Arendt early on when she wrote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nd she more or less writes the playbook and Stalin does follow it. The real question, it seems to me, is to what extent, you know, and how deep does this go and how often does it go in that direction? I mean, you can argue, for example, I mean, Fidel Castro was not a nice man, right? He was a dictator, he was a terrible dictator. But he did not engage in mass murder. Ho Chi Minh was a dictator, a communist dictator who grew up, you know,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went to Moscow, you know, spent time in Moscow in the 30s and went to find, found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 Party. You know, he was a horrible dictator. I'm sure he was responsible for a lot of death and destruction. But he wasn't a mass murderer. And so you get those, you know. I mean, I would even argue, others will disagree, that Lenin wasn't a mass murderer. You know, that he didn't kill the same way, you know, that Stalin killed. Or people after him, they're communist dictators too, after all, Khrushchev, you know, was a communist dictator. But he stopped this killing. And, you know, he's still responsible for a gulag and people sent off into a gulag and imprisonment and torture and that sort of thing. But it's not at all the same thing. So there are some, you know, like Stalin, like Mao, like Pol Pot, you know, who commit these horrible, horrible atrocities, extensively engaging, in my view, in genocide. And there are some who don't. And, you know, what's the difference? Well,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is partly in personality, partly in historical circumstance, you know, partly in who is it that controls the reins of power. How much do you connect the ideas of communism or Marxism or socialism to Holodomor, to Stalin's rule? So how naturally, as you kind of alluded to, does it lead to genocide? That's also, I mean, in some ways, I've just addressed that question by saying it doesn't always lead to genocide. You know, in the case, again, you know, Cuba is not pretty, but it didn't have, there was no genocide in Cuba. And same thing in North Vietnam. You know, even North Korea, as awful as it is, is a terrible dictatorship, right? And people's rights are totally destroyed, right? They have no freedom whatsoever. You know, it's not, as far as we know, genocidal. Who knows whether it could be or whether if they took over South Korea, you know, mass murder wouldn't take place and that kind of thing. But my point is, is that the ideology doesn't necessarily dictate genocide. In other words, it's an ideology, I think, that makes genocide sometimes too easily possible given, you know, the way it thinks through history as being, you know, you're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and some people ar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and you have to destroy those people who ar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I mean, there is something in, you know, Marxism, Leninism, which, you know, has that kind of language and that kind of thinking. But 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ily that way. There's a wonderful historian at Berkeley named Martin Malia who has written, you know, wrote a number of books on this subject and he was very, very, he was convinced that the ideology itself, you know,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murderousness of the Soviet regime. I'm not completely convinced. You know, when I say not completely convinced, I think you could argue it different ways. Equally valid, you know, with equally valid arguments. I mean,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e ideology of communism that allows you to decrease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Almost like this philosophy, if it's okay to crack a few eggs to make an omelet. So maybe that, if you can reason like that, then it's easier to take the leap of, for the good of the country,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for the good of the world, it's okay to kill a few people. And then that's where, I wonder about the slippery slope. Yeah, no, no, again, you know, I don't think it's a slippery slope. I think it's, I think it's dangerous. In other words, I think it's dangerous, but I don't consider, you know, I don't like Marxism, Leninism any better than the next guy. And I've lived in plenty of those systems to know how they can beat people down and how they can, you know, I know that's right. I think that's right. You put it very well. I couldn't have done it better myself. No, no, I agree. I agree completely that there are, to live with truth, which is what Václav Havel used to say, this famous Czech dissident talked about living in truth, but also to live with integrity. And that's really super important. Well, let me ask you about love. What role does love play in this whole thing in the human condition? In all of the study of genocide, it does seem that hardship in moments brings out the best in human nature and the best in human nature is expressed through love. Well, as I already mentioned to you, I think hardship is not a good thing for, you know, it's not the best thing for love. I mean, it's better to not have to suffer and not have to, yes, I think it is. I think it's, you know, as I mentioned to you, you know, studying concentration camps, you know, this is not a place for love. It happens, it happens, but it's not really a place for love. It's a place for rape. It's a place for torture. It's a place for killing. And it's a place for inhuman action one to another, you know, and also, as I said, among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not just between those who are, and then there are whole gradations, you know, the same thing in the gulag. You know, there are gradations all the way from the criminal prisoners who beat the hell out of the political prisoners, you know, who then have others below them who they beat down, you know, so everybody's being the hell out of everybody else. So I would not idealize in any way suffering as, you know, a source of beauty and love. I wouldn't do that at all. I think it's a whole lot better for people to be relatively prosperous. I'm not saying super prosperous, but to be able to feed themselves and to be able to feed their families and house their families and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you know, to foster loving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you know, I think it's no accident that, you know, poor families have much worse records when it comes to crime and things like that, you know, and also to wife beating and to child abuse and stuff like that. I mean, you just, you don't want to be poor and indigent and not have a roof over your head, be homeless. I mean, it doesn't mean, again, you know, homeless people are mean people. That's not what I'm trying to say.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you know, what we want to try to foster in this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one of the reasons, you know, I mean, I'm very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in a lot of ways, but I mean, we have to remember they pulled that country out of horrible poverty, right? And I mean, there's still poor people in the countryside. There's still problems, you know, with want and need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But, you know, there wer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Chinese who were living at the bare minimum of life, which is no way to live, you know, and no way, again, to foster love and compassion and getting along. So I want to be clear, I don't speak for history, right? I'm giving you, there used to be historians, you know, in the 19th century who really thought they were speaking for history, you know? I don't think that way at all. I mean, I understand I'm a subjective human being with my own points of view and my own opinions, but. I'm trying to remember this in this conversation that you're, despite the fact that you're brilliant and you've written brilliant books, that you're just human with an opinion. That's it, yeah, no, no, that's absolutely true. And I tell my students that too. I mean, I make sure they understand this is not history speaking, you know, this is me and Norman and I'm, you know, and this is what it's about. I mean, I spent a long time studying history and have enjoyed it enormously. But, you know, I'm an individual with my points of view. And one of them is that I've developed over time, is that, you know, human want is a real tragedy for people and it hurts people and it also causes upheavals and difficulties and stuff. So I feel for people, you know, I feel for people in Syria, I feel for people in, you know, in Ethiopia, in Tigray, you know, when they don't have enough to ea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does, I mean, it doesn't mean they don't love each other, right? And it doesn't mean they don't love their kids. But it does mean that it's harder, you know, to do that. And to, and... I'm not so sure, it's obvious to me that it's harder. It's, there's suffering, there is suffering. But the numbers,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deaths,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suffering, but the numbers we're not quantifying. The history that you haven't perhaps been looking at is all the times that people have fallen in love, deeply with friends, with romantic love, the positive emotion that people have felt. And I'm not so sure that amidst the suffering, those moments of beauty and love can be discovered. And if we look at the numbers, I'm not so sure the story is obvious. That, you know, I mean, again, I suppose you may disagree with Viktor Frankl. I may too, maybe depending on the day. I mean, he says that if there's meaning to this life at all, there's meaning to the suffering too, because suffering is part of lif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accepting the ups and downs, even when the downs go very low. And within all of it, finding a source of meaning. I mean, he's argu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but just this life is an incredible gift, almost no matter what. And I'm not, it's easy to look at suffering and think if we just escape the suffering, it will all be better, but we all die. There's beauty in the whole thing. And it is true that it's just, from all the stories I've read, especially in famine and starvation, it's just horrible. It is horrible suffering. But I also just want to say that there's love amidst it, and we can't forget that. No, no, I don't forget it, I don't forget it. And I think it's from the stories. Now, I don't want to make that compromise or that trade, but the intensity of friendship in war, the intensity of love in war is very high. So I'm not sure what to make of these calculations, but if you look at the stories, some of the people I'm closest with, and I've never experienced anything even close to any of this, but some of the people I'm closest with is people I've gone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with.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at. They're a society or a group where things are easy. The intensity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is not as strong.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at calculus because I too agree with you. I want to have as little suffering in the world as possible, but we have to remember about the love and the depth of human connection and find the right balance there. No, there's something to what you're saying. There's clearly something to what you're saying.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the Soviet Union when I lived there and people on the streets were so mean to one another and they never smiled. You grew up there? No, but you were, you're too young to. No, no, I remember well. I came here when I was 13, yeah. Okay, so anyway, I remember living there and just how hard people were on each other on the streets. And when you got inside people's apartments, when they started to trust you, the friendships were so intense and so wonderful. So in that sense, I mean, they did live a hard life, but there wasn't a food on the table and there was a roof over their heads. There's a certain line. There's a certain, there are lines. I don't think there's one line, but it's kind of a shading. And the other story I was thinking of as you were talking was not a story, it's a history, a book by a friend of mine who wrote about love in the camps, in the refugee camps for Jews in Germany after the war. So these were Jews who had come mostly from Poland and some survived the camps, came from awful circumstances. And then they were put in these camps, which were not joyful places. I mean, they were guarded sometimes by Germans even, but they're basically under the British control and they were trying to get to Israel, trying to get to Palestine right after the war. And how many pairs there were, how many people coupled up. But remember, this is after being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It's not being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And it's also being free to, more or less free,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s and to be human beings after this horrible thing which they suffered. So I wonder whether there's, as you say, some kind of calculus there where the level of suffering is such that it's just too much for humans to bear. And which I would suggest, I mean, I haven't studied this myself. I'm just giving you my point of view, my off the cuff remarks here. But it was very inspiring to read about these couples who had met right in these camps and started to couple up and get married. And tried to find their way to Palestine, which was a difficult thing to do then. When did you live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What's your memory of the time? Well, so a number of different times. So I went there, I first went there in 69, 70. Wow. A long time ago. And then I lived in Leningrad mostly, but also in Moscow in 1975. So it was detente time. But it was also a time of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also hardship for Russians themselves, standing in long lines. I mean, you must remember this for food and for getting anything was almost impossible. It was a time when Jews were trying to get out. In fact, I just talked to a friend of mine from those days who I helped get out and get to Boston and the lovely people who had managed to have a good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y left. But it wasn't an easy time. It wasn't an easy time at all. I remember people set fire to their doors and their daughter was persecuted in school once they declared that they wanted to immigrate and that sort of thing. So it was a very, it was a lot of antisemitism. So it was a tough time. Dissidents hung out with some dissidents and one guy was actually killed. We think by the, nobody knows exactly by the KGB, but his art studio was, he had a separate studio in Leningrad, St. Petersburg today, just a small studio where he did his art and somebody set it on fire. And we think it was KGB, but you never really know. And he died in that fire. So it was not, it was a tough time. And you knew you were followed, you knew you were being reported on as a foreign scholar as I was. There was a formal exchang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y let me work in the archives, but then Ivanov got to work in the physics lab at Rocheste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t was an exchange which sent historians and literary people and some social scientists to Russia and they sent all scientists here to grab what they could from MIT and those places. How's your Russian? Do you have any knowledge of Russian language that has helped you to understand? Oh yeah, yeah. I mean, I can read it fine. And the speaking comes and goes, depending on whether I'm there or I've been there recently or if I spend some time there, because I really need, you know, I have Russian friends who speak just Russian. So, you know, when I'm there, I then, you know, I can communicate pretty well. Well, I can't really write it unfortunately. I mean, I can, but it's not very good, but I get along fine in Russia. What's your fondest memory of the Soviet Union, of Russia? It's friends. Friends? It's friends, it's friends. Was it vodka involved or is it just vodka involved? Little bit, you know, I'm not much of a drinker. So I would, you know, they'd just make fun of me and I'd make fun of myself and that was easy enough. I don't really like, you know, a heavy drink. I've done a lot of that, not a lot. I'd done some of that, but I never really enjoyed it and would get sick and stuff. But no, it's friends. You know, one friend I made in the dormitory, you know, it was a dormitory for foreigners, but also Siberians who had come, you know, to Leningrad to study. And so I met a couple of guys and one in particular from Omsk became a wonderful friend. And we talked and talked and talked outside. You know, we would go walk outside because we both knew they were, you know, people were listening and stuff. And he would say, well, this is, he was an historian, you know, and so we would talk history. And he'd say, well, this was the case, wasn't it? I said, no, I'm sorry, Sasha, it wasn't the case. It was, you know, we think Stalin actually had a role in killing Kirov. I mean, we're not sure, but he said, no. I said, yeah. You know, so, you know, we had these conversations and he was, what I would, I don't know if he would agree with me or not. I mean, we're still friends. So he was a naive, maybe he'll listen to the blog or I'll send it to him or something. He was a kind of naive Marxist, Leninist. And he thought I was, you know, I was, you know, I had this capitalist ideology. He'd say, what ideology you have? And I said, I don't have an ideology. You know, I try to just put together kind of reason and facts and accurate stories and try to tell them in that way. No, no, no, no, you must, you know, you're a bourgeois, you know, this or that. I said, no, I'm really not. And so we would have these talks and these kinds of arguments. And then, I mean, sure enough, you know, we corresponded for a while and then he had to stop corresponding because he became a kind of local official in Omsk. And he sort of migrated more and more to being a Democrat. And he was then in the, you know, democratic movement under Gorbachev and, you know, in the council of people's deputies, which they set up, which was, you know, elected as a Democrat from Omsk and had a political career through the Yeltsin period. And once Putin came along, you know, it was over. He didn't like Putin and, you know, and Putin didn't like the Yeltsin people, right? Who were, tried to be, some of them tried to be Democrats. And Sasha was one who really did. He just published his memoirs in Russian, by the way, which are very good, I think. I think I've been hearing it. Komanderovkifovlast, that's what it's called. It's hard to translate in English, Komanderovkifovlast. But I mean, I translated it full points once for him. This is so beautiful. Like the, do you find that the translation is a problem or no? It's such a different language. Yes, translation is very difficult. With the Russian language, I mean, it's the only language I know deeply except English. And it seems like so much is lost of the pain, the poetry, the beauty of the people. And translators are to be treasured and good ones, to be, I mean, those who do the translations, when you read things in translation, sometimes they're quite beautiful, whether it's Russian or Polish or German or anything French. Yeah, I'm actually traveling to Paris to talk to the famous translators that Dostoevsky told story. And I'm just gonna do a several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about like, you could just sometimes just grab a single sentence and just talk about the translation in that sense, that's, and also, as you said, I would love to be a fly on the wall with some of those friends that you had because the perspective on history, nonacademic, sort of without just as human beings is so differ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versus Russia.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way the World War II is perceived and all those kinds of things, it's fascinating. History also has, in it, opinion and perspective. And so sometimes stripping that away is really difficult. And then I guess that is your job and at its highest form, that is what you do as a historian. Well, Norman, Spasibo bashoi shto sivonya samaya katorini.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valuable time. It's truly an honor to talk to you and thank you for taking us through a trip, through some of the worst parts of human history and talking about hope and love at the end. So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time toda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this conversation with Norman Namark. To support this podcast, please check out our sponsors in the description. And now let me leave you with some words from Stalin. A single death is a tragedy. A million deaths is a statistic.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destroy human aspirations and human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But they're not necessarily murderous systems. They are systems that contain people's autonomy, that force people into work and labor and lifestyles that they don't want to live. I spent a lot of time, you know, with East Germans and Poles, you know, who lived in, and even in the Soviet Union, you know, in the post Stalin period, where people lived lives they didn't want to live, you know, and didn't have the freedom to choose. And that was terrifying in and of itself, but these were not murderous systems. And they, you know, ascribed to Marxism, Leninism. So I suppose it's important to draw the line between mass murder and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versus just mas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Right, right. And the leap to mass murder, you're saying, maybe easier in some ideologies than others, but it's not clear that somehow one ideology definitely leads to mass murder and not. Exactly. I wonder how many factors, what factors, how much of it is a single charismatic leader? How much of it is the conflagration of multiple historical events? How much of it is just dumb, the opposite of luck? Do you have a sense where if you look at a moment in history, predict, looking at the factors, whether something bad's going to happen here? When you look at Iraq at when Saddam Hussein first took power, well, you could, or you can, you know, go even farther back in history, would you be able to predict? So you said, you already kind of answered that with Stalin saying there's no way you could have predicted that in the early 20s. Is that always the case? You basically can't predict. It's pretty much always the case. In other words, I mean, history is a wonderful, you know, discipline and way of looking at life and the world in retrospect, meaning it happened. It happened. And we know it happened. And it's too easy to say sometimes it happened because it had to happen that way. It almost never has to happen that way. And, you know, things. So I very much am of the school that emphasizes, you know, contingency and choice and difference and different paths and not, you know, not necessarily a path that has to be followed. And those, you know, and, you know, sometimes you can warn about things. I mean, you can think, well,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And usually the way it works, let me just give you one example. I mean, I'm thinking about an example right now, which was the war in Yugoslavia, you know, which came in the 1990s and eventually ventuated in genocide in Bosnia. And, you know, I remember very clearly, you know, the 1970s and 1980s in Yugoslavia, and people would say, you know, there's trouble here and, you know, something could go wrong. But no one in their wildest imagination thought that there would be outright war between them all. Then the outright war happened, genocide happened, and afterwards people would say, I saw it coming. You know, so you get a lot of that, especially with pundits and journalists, and that's, I saw it coming, I knew it was happening. You know, well, I mean, what happens in the human mind, and it happens in your mind too, is, you know, you go through a lot of alternatives. I mean, think about January 6th, you know, in this country, and all the different alternatives which people had in their mind, or before January 6th, you know, after the lost election. You know, things could have gone in lots of different ways, and there were all kinds of people choosing different ways it could have gone, but nobody really knew how it was going to turn out. It wasn't as smart people really understood that there'd be this kind of cockamamie uprising on January 6th, you know, that almost, you know, caused us enormous grief. So all of these kinds of things in history, you know, are deeply contingent. They depend on, you know, factors that we cannot predict, and, you know, and it's the joy of history that it's open. You know, you think about how people are now, I mean, let me give you one more example, and then I'll shut up, but, you know, there's the environmental example. You know, we're all threatened, right? We know it's coming. We know there's trouble, right? We know there's gonna be a catastrophe at some point, but when? What's the catastrophe? Yeah, what's the nature of the catastrophe? Everyone says catastrophe. And what's the nature of it, right, right, right. Is it gonna be wars because resource constraint? Is it going to be hunger? Is it gonna be, like, mass migration of different kinds that leads to some kind of conflict and immigration, and maybe it won't be that big of a deal, and a total other catastrophic event will completely challenge the entirety of the human civilization. That's my point, that's my point, that's my point. You know, we really don't know. I mean, there's a lot we do know. I mean, the warming business and all this kind of stuff, you know, it's scientifically there, but how it's going to play out. And everybody's saying, you know, different things. And then you get somewhere in 50 years or 60 years, which I won't see, and people say, aha, I told you it was gonna be X, or it was gonna be Y, or it was gonna be Z. So I just don't think in history you can, well, you can't predict. You simply cannot predict what's going to happen. It's kind of when you just look at Hitler in the 30s, for me, oftentimes when I kind of read different accounts, it is so often, certainly in the press, but in general, me just reading about Hitler, I get the sense, like, this is a clown. There's no way this person will gain power. Which one, Hitler or Stalin? Hitler, Hitler. No, no, no, with Stalin, you don't get a sense he's a clown, he's a really good executive. You think, you don't think it'll lead to mass murder, but you think he's going to build a giant bureaucracy, at least with Hitler, it's like a failed artist who keeps screaming about stuff. There's no way he's gonna, I mean, you certainly don't think about the atrocities, but there's no way he's going to gain power, especially against communism. There's so many other competing forces that could have easily beat him. But then, you realize, event after event, where this clown keeps dancing, and all of a sudden, he gains more and more power, and just certain moments in time, he makes strategic decisions in terms of cooperating or gaining power over the military, all those kinds of things that eventually give him the power. I mean, this clown is one of the most impactful in the negative sense human beings in history. Right, and even the Jews who are there and are being screamed at and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d there's a series of measures taken against them incrementally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1930s, and very few who leave. Yeah, I mean, some pick up and go and say, I'm getting the hell out of here, and some Zionists try to leave, too, and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tuff, but go to Israel and Palestine at the time, but, or to Britain or France. But in general, even the Jews who should have been very sensitive to what was going on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extent of the danger, and it's really hard for people to do that. It's almost impossible, in fact, I think. So most of the time, in that exact situation, nothing would have happened, or there'd be some drama and so on, and it'd be there's some bureaucrat, but every once in a while in human history, there's a kind of turn, and maybe something catalyzes something else, and just it accelerates to accelerate, escalates, escalates, and then war breaks out, or totally, you know, revolutions break out. Right. Can we go to the big question of genocide? What is genocide? What are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genocide? Dealing with genocide is a difficult thing when it comes to the definition. There is a definition, the December 1948 UN Convention on the Prep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Genocide is considered the sort of major document of definition, in the definitional sense of genocide, and it emphasizes the intentional destruction of an ethnic, national, racial, or religious group, those are the four groups, again, comma, as such. And what that means, basically, is destroying the group as a group. In other words, there's a kind of beauty in human diversity, and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you know, Estonians, you know, a tribe of Native Americans, South African tribes, you know, the Rohingya in Myanmar, there's a kind of beauty humanity recognizes in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ose groups. You know, this was a notion that emerges really with Romanticism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n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with Herder, mostly. And this beauty of these groups, then, you know, is what is under attack in genocide. And it's with intent, you know, the idea is that it's intentional destruction. So this is a kind of, you know, analogy to first degree, second degree, and third degree murder, right? First degree murder, you know, you're out to kill this person, and you plan it, and you go out, and you do it, right? That's intent, right? Manslaughter is not intent. You end up doing the same thing, but it's different. So, you know, the major person behind the definitions, a man named Raphael Lemkin, I don't know if you heard his name or not, but he was a Polish Jewish jurist who came, you know, from Poland,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war, and had been a kind of crusader for recognizing genocide. It's a word that he created, by the way, and he coined the term in 1943, and then published it in 1944 for the first time. Geno, meaning people, and side, meaning killing, right? And so Lemkin then had this term, and he pushed hard to have it recognized, and it was in the UN Convention. So that's the rough definition. The problem with it is the definition, the problems with the definition are several. You know, one of them is, is it just these four groups? You know, racial, religious, ethnic, or national? See, this comes right out of the war. And what's in people's minds in 1948 are Jews, Poles, Russians, Yugoslavs sometimes, who were killed by the Nazis. That's what's in their mind. But there are other groups, too, if you think about it, you know, who are killed, social groups or political groups. And that was not allowed in the convention, meaning for a lot of different reasons, the Soviets were primary among them. They didn't want other kinds of groups, let's say Kulaks, for example, to be considered. That's a social group. Or peasants, which is a social group. So, or a political group. I mean, let's take a group, you know, communists killed groups of people, but non communists also killed groups of people in Indonesia in 1965, 66, they killed, you know, I don't know exactly, but roughly 600,000 Indonesian communists. Well, is that genocide or not? You know, at my point of view, it is genocide, although it's Indonesians killing Indonesians. And we have the same problem with the Cambodian genocide. I mean, we talk about a Cambodian genocide, but most of the people killed in the Cambodian genocide were other Cambodians. They give it the name, they're ready to recognize this genocide because they also killed some other peoples, meaning the Vietnamese, Aham people who are, you know, Muslim, smaller Muslim people in the area, and a few others. So the question then becomes, well, does it have to be a different nationality or ethnic group or religious group for it to be genocide? And my answer is no. You know, you need to expand the definition. It's a little bit like with our constitution. We got a constitution, but we don't live in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right? We live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so you have to update the constitution over the centuries. And similarly,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needs updating too. So that's how I work with the definition. So this is this invention. Was it an invention, this beautiful idea, romantic idea that there's groups of people and the group is united by som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at was an invention in human history, this idea? Not to see as individuals? In some senses, it was. I mean, it's not, you know, there are things that are always constructed in one fashion or another and the construction, you know, more or less represents the reality. And what the reality is alway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construction or the invention of a term or a concept or a way of thinking about a nation, right? And this way of thinking of nations, you know, as again, you know, groups of religious, linguistic, not political necessarily, but cultural entities is something that was essentially invented, yes. Yeah, so I mean, you know, if you look at... There are no Germans in the 17th century. There are no Italians in the 17th century, right? They're only there after, you know, the invention of the nation, which comes again, mostly ou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in the Romantic movement, a man named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right? Who was really the first one who sort of went around, collected people's languages and collected their sayings and their dances and their folkways and stuff and said, isn't this cool, you know, that they're Estonians and that they're Latvians and that they're these other, these interesting different peoples who don't even know necessarily that they're different peoples, right? That comes a little bit later, right? Once the concept is invented, then people start to say, hey, we're nations too, you know? And the Germans decide they're a nation and they unify. And the Italians discover they're a nation and they unify instead of being, you know, Florentines and Romans and, you know, Sicilians. But then beyond nations, there's political affiliations, all those kinds of things. It's fascinating that, you know, you start, look at the early Homo sapiens and then there's obviously tribes, right? And then that's very concrete. That's a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it's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and you have warring tribes probably connected to just limited resources. But it's fascinating to think that that is then taken to the space of ideas, to where you can create a group at first to appreciate its beauty. You create a group based on language, based on maybe even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ideas, religious ideas, all those kinds of things. And then that naturally then leads to getting angry at groups and making them the other. And then hatred. Right. That comes mor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you know, with the influence of Darwin. I mean, you can't blame Darwin for it, but neo Darwin, Darwinians, you know, who start to talk about, you know,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nations, the natural competition, the weak ones fall away, the strong ones get ahead. You know, you get this sort of combination also with, you know, modern antisemitism and with racial thinking, you know, the racial thinking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is very powerful. So now, you know,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versus the beginning of the, you know,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you know, you can be a German and be a Jew and there's no contradiction. Yeah. As long as you speak the language and you, you know, you dress and think and act and share the culture.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people saying, no, no, you know, they're not Germans. They're Jews, they're different. They have different blood. They have different, they don't say genes yet, but you know, that's sort of a sense of people. And that's when, you know, there's this sense of superiority too, and inferiority. Yeah. You know, that they're inferior to us. Yeah. You know, and that we're the strong ones and we have to, you know, and Hitler, by the way, just adopts this hook line and sinker. I mean, there are a whole series of thinker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and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who he cites in Mein Kampf, you know, which is written in the early 1920s, that, you know, basically pervades this racial thinking. So nationalism changes. So nationalism in and of itself is not bad. I mean, it's not bad, you know, to share culture and language and, you know, folkways and a sense of common belonging. There's nothing bad about it inherently. But then what happens is it becomes, you know, frequently is used and becomes, especially on fascism, becomes dangerous. And it's especially dangerous when the two conflicting groups share geographic location. That's right. So like with Jews, you know, I come, you know, I'm a Russian Jew and it's always interesting. I take pride in, you know, I love the tradi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of Russia. I love America. So I love these countries. They have beautiful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and art and all those kinds of things. But it's funny that people, not often, but sometimes correct me that I'm not Russian. I'm a Jew. And it's a, it's a, it's a nice reminder. Yes. That that is always there, that desire to create these groups. And then when they're living in the same place for that division between groups, that hate between groups can explode. And I just, I wonder why is that there? Why does, why does the human heart tend so easily towards this kind of hate? You know, that's a big question in and of itself. You know, the human heart is full of everything, right? It's full of hate. It's full of love. It's full of indifference. It's full of apathy. It's full of energy. So, I mean, hate is something, you know, that, I mean, I think, and, you know, along with hate, you know, the ability to really hurt and injure people is something that's within all of us. You know, it's within all of us. And it's just something that's part of who we are and part of our society. So, you know, we're shaped by our society and our society can do with us often what it wishes. You know, that's why it's so much nicer to live in a more or less beneficent society like that of a democracy in the West than to live in the Soviet Union, right? I mean, because, you know, you have more or less the freedom to do what you wish and not to be forced into situations in which you would have to then do nasty to other people. You know, some societies, as we talked about, you know, are more have proclivities towards, you know, asking of its people to do things they don't want to do and forcing them to do so. So, you know, freedom is a wonderful thing. To be able to choose not to do evil is a great thing, you know, whereas in some societies, you know, you feel in some ways for not so much for the NKVD bosses, but for the guys on the ground, you know, in the 1930s or not so much for the Nazi bosses, but for the guys, you know, in the police battalion that were told, go shoot those Jews, you know? And you do it,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they force you to do it, but because your social, you know, your social situation, you know, encourages you to and you don't have the courage not to. Yeah, I was just, as I often do, rereading Viktor Frankl's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d he said something, I just, I often pull out sort of lines. The mere knowledge that a man was either a camp guard or a prisoner tells us almost nothing. Human kindness can be found in all groups, even those which as a whole, it would be easy to condemn. So that's speaking to, you feel for those people at the lowest level implementing the orders of those above. Right. And also you worry yourself what will happen if you were given those same orders, you know? I mean, what would you do? You know, what kind of reaction would you have in a similar situation? And you know, you don't know. I could see myself in World War II while fighting for almost any country that I was born in. There's a love of community, there's a love of country that's just, at least to me it comes naturally, just love of community and countries wanting such community. And I could see fighting for that country, especially when you're sold a story that you're fighting evil and I'm sure every single country was sold that story effectively. And then when you're in the military and you have a gun in your hand or you're in the police force and you're ordered, go to this place and commit violence, it's hard to know what you would do. It's a mix of fear, it's a mix of, maybe you convince yourself, you know, what can one person really do? And over time, it's again, that slippery slope. Because you could see all the people who protest, who revolt, they're ineffective. So like, if you actually want to practically help somehow, you're going to convince yourself that you can't, one person can't possibly help. And then you have a family, so you want to make, you know, you want to protect your family. You tell all these stories and over time, it, you naturally convince yourself to dehumanize the other. Yeah, I think about this a lot, mostly because I worry that I wouldn't be a good German. Yeah, no, no,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And one of the, you know, one of my tasks as a teacher, right, our students, and I have, you know, classes on genocide, I have one now. And another one, by the way, on Stalin. But the one on genocide, you know, one of my tasks is to try to get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is is not about weird people who live far away in time and in place, but it's about them, you know? And that, you know, that's a hard lesson, but it's an important one, you know, that this is in all of us, you know, it's in all of us. And there's nothing, you know, and you just try to gird yourself up, you know, to try to figure out ways that maybe you won't be complicit. And that you learn how to stand by your principles, but it's very hard, it's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you can't, the other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it is it's not predictable. Now, there's, they've done a lot of studies of Poles, for example, who during the war saved Jews, you know? Well, who are the Poles who saved Jews versus those who turned them in? It's completely unpredictable. You know, sometimes it's the worst anti Semites who protect them because they don't believe they should be killed, right? And sometimes, you know, it's not predictable. It's not as if the humanists among us, you know, are the ones who, you know, consistently show up, you know, and experience danger, in other words, and are ready to take on danger to defend, you know, your fellow human beings. Not necessarily. I mean, sometimes simple people do it, and sometimes they do it for really simple reasons. And sometimes, people you would expect to do it don't. And you've got that mix, and it's just not predictable. One thing I've learned in this age of social media is it feels like the people with integrity and the ones who would do the right thing are the quiet ones. In terms of humanists, in terms of activists, there's so many points to be gained of declaring that you would do the right thing. It's the simple, quiet folks. Because I've seen quite, on a small, obviously much smaller scale, just shows of integrity and character. When there was sacrifice to be made and it was done quietly. Now, sort of the small heroes, those are, you're right, it's surprising, but they're often quiet. That's why I'm distrustful of people who kind of proclaim that they would do the right thing. Right, right.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integrity, too. I mean, I edited a memoir of a Polish underground fighter, member of the underground who was in Majdanek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at Majdanek. You know, and it was just an interesting mix of different kinds of integrity. You know, on the one hand, it really bothered him deeply when Jews were killed or sent to camp or that sort of thing. On the other hand, he was something of an anti Semite. You know, he would, you know, sometimes if Jews were his friends, he would help them. And if they weren't, sometimes he was really mean to them. You know, and you could, in their various levels, you know, a concentration camp is a terrible social experiment in some ways, right? But you learn a lot from how people behave. And what you see is that, you know, people behave sometimes extraordinarily well in some situations and extraordinarily poorly in others. And it's mixed and you can't predict it. And it's hard to find consistency. I mean, that's the other thing. It's, you know, I think we claim too much consistency for the people we study and the people we think about in the past. You know, they're not consistent any more than we are consistent, right? Well, let me ask you about human nature here on both sides. So first, what have you learned about human nature from studying genocide? Why do humans commit genocide? What lessons, first of all, why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but what insights do you have into humans that genocide is some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That's a really big and difficult question, right? And it has to be parsed, I think, into different kinds of questions. You know, why does genocide happen? You know, which the answer there is frequently political, meaning, you know, why Hitler ended up killing the Jews. Well, it had a lot to do with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Germany and wartime history of Germany, right? In the 30s, and, you know, it's traceable to then. No, like you mentioned it yourself, you can't imagine Hitler in the mid 20s turning into anything of the kind of dictator he ended up being and the kind of murderer, mass murderer he ended up being. So, and the same thing goes, by the way, for Stalin and Soviet Union and Pol Pot.

本集資源與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