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辯論:比約恩·隆伯格與安德魯·雷夫金
Climate Change Debate: Bjørn Lomborg and Andrew Revkin
兩位立場相左的評論者就氣候政策的成本、能源轉型與媒體敘事展開交鋒。
OECD 做過一次覆蓋所有成員國的民調,60% 的受訪者認為,全球變暖很有可能、或者極有可能導致人類滅絕。
這是富裕國家的資料,來自經合組織的官方調查,並非某個邊緣論壇的投票。Bjørn Lomborg(比約恩·隆伯格)在 Lex Fridman 的播客裡丟擲這個數字時語氣很平靜,緊接著那句推論很重:如果這真是顆撞向地球的隕石,十二年後人類就沒了,那我們確實不該再關心任何別的事,應該立刻派布魯斯·威利斯上天把它炸掉。
聯合國氣候面板沒這麼說。科學文獻也沒有。
這期播客請了兩個人。Lomborg 是哥本哈根共識中心(Copenhagen Consensus)的主席,寫過《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Cool It》《False Alarm》。Andrew Revkin 是氣候變化報道領域最受尊敬的記者之一,寫全球環境變化和風險三十多年,其中二十年待在《紐約時報》。Lex 一開場就把框架說清楚了:叫辯論,但目標是各說各的,別互相開火。
一條光譜,和一個不存在的中心
Lex 先畫了條光譜。
一端是"氣候變化是騙局,不是人造成的",再往極端挪一格,是"科學機構、政客、媒體在合謀編造這件事"。另一端是對災難性後果的警報,警報的終點寫著:人類文明短期內滅絕。損失、苦難這些詞都不夠用了,落在紙面上的是物種本身的終結。
他想找中間。他請這兩位來,是因為兩人都帶著某種謙遜,而且分別站在中點兩側。
Revkin 的回答有點出人意料:這個問題上根本沒有中心,因為提問的方式就不對。
在社交媒體上、在電視上,有一群人在製造一種印象,好像這裡只有一個問題。這是第一個錯誤。我們正在和氣候系統建立一種新關係,同時也在重新設計能源系統,這兩件事在很多層面是脫節的。(Andrew Revkin)
他說想跳出這個極化宇宙,第一步是退後一步問:這到底是什麼?
問完之後會發現,這是兩套舊能源規範與一個正在生長的認知之間的碰撞。那套認知是:如果你不停往大氣里加一種看不見的氣體,因為它會累積,它就會改變一切。已經改變了,還會持續幾千年。
一顆會累積的氣泡
Revkin 用啤酒解釋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最主要的溫室氣體,它就是啤酒裡的氣泡。"
Lex 追問為什麼是啤酒。Revkin 說自己喜歡啤酒,可樂裡也有這東西。真正有意思的是這個比喻背後的認知慣性:它是無害的。人類從小到大的經驗裡,二氧化碳是植物的食物,是飲料裡的氣泡,除非你被關在密閉房間裡窒息,否則它跟"汙染物"這個詞壓根沾不上邊。
所以當有人說,我們要迅速過渡到一個把這種氣體當作汙染物、從上面監管、往下壓制的世界,Revkin 的反應是:這想法太魔幻。他看這件事看了三十五年。
這句話裡藏著一個真實的困難。一種無色無味、植物愛吃、飲料裡天天喝的氣體,要讓人從直覺上把它當成威脅,幾乎違背全部日常經驗。理解氣候變化需要的全是抽象能力:理解累積、理解濃度、理解時間尺度上的滯後。這種能力人類本來就不強。公共衛生領域花了上百年,才讓人相信看不見的細菌會致病,氣候的難度還要更高一層,因為後果分散在幾十年後,落在別人身上。
一本雜誌的封底
Revkin 帶了一件道具上節目。
1988 年那期雜誌的封面故事,標題是《溫室效應被發現了》。報道的起因是當年晚春,美國氣候學家 Jim Hansen 在參議院一個委員會做了一場戲劇性的作證。那天很熱,報道上了頭條,這就是結果。
然後他把雜誌翻過來,給 Lex 看封底。
菸草廣告。
他沒多做解釋,意思卻很清楚:同一年,一本正經討論公共健康威脅的雜誌,封底還在賣煙。我們對"什麼算有害"的認知一直在移動。今天被當成常識的東西,可能幾年前還是異端;今天被當成無害的東西,可能過幾年就要被重新定價。
這個細節還有另一層。氣候報道從誕生那天起就帶著媒體的運作邏輯:要有戲劇性、要有衝突、要有當天的熱度。Hansen 那場作證之所以成為起點,部分原因是那天很熱,記者們有畫面可寫。三十多年過去,這套邏輯沒變,只是舞臺從雜誌換成了社交媒體。
被漏掉的十五年
Revkin 說自己有一趟學習之旅。
他 1988 年開始報道氣候,最初把問題定義得很單純:七十、八十年代的汙染在改變環境,所以要聚焦溫室效應,聚焦汙染。這個框架他用了差不多十五年,一直到 2007 年前後。
漏掉的是另一半:在氣候改變的同時,我們也在改變自己,而且是在給自己製造脆弱性。
他舉了腳下這座城市的例子。奧斯汀西邊有一片區域,1920 年代被命名為"山洪走廊"(Flash Flood Alley)。名字起得很準,那裡真的容易發山洪。後來所有人都忘了這回事,沿著那些河谷蓋起了大片社群。
水一來,一邊的人喊"全球變暖,全球變暖",另一邊的人不承認。兩邊都漏掉了同一個事實:我們自願地、貪婪地把脆弱性建在了絕對危險的地方。
同樣的劇本在巴基斯坦上演過,在佛羅里達的 Fort Myers 上演過。
這個認知帶來一個後果:故事變複雜了,複雜到塞不進一篇雜誌報道。它同時給了你更多可以下手的地方。今天不適合蓋房的海岸線,明天也不適合。我們知道怎麼設計得更好。這件事和規劃未來的能源結構,可以同時做。
他說,這也是他後來不再打"信還是不信"那場仗的原因。那場仗打不出東西來,它把注意力從能做的事情上挪開了。
四千萬到兩億兩千五百萬
Revkin 舉了一組他剛查的數字。
1960 年,巴基斯坦有 4000 萬人。今天,2.25 億。其中很大一部分仍然住在農村,住在印度河的洪泛區。那條河從喜馬拉雅山下來,滋養了那裡五千年的農業史。
把兩億人放在洪水必經之路上,損失的賬本就得重新算。
他特意補了一句:這並不是在責怪巴基斯坦人口太多。這是物理事實。新聞裡看到的那些損失,背後是大量的人和大量的資產,被放在了危險的位置。這句補充很有必要,因為這類討論很容易滑向某種冷漠,滑向"誰讓你們住那兒"的甩鍋。
真正的推論往另一個方向走:那條河裡有多少水、什麼時候下來,屬於氣候問題;河兩岸站了多少人、房子蓋在離河多遠的地方,屬於發展問題、治理問題、規劃問題。後一類歸我們自己管。
誰該為一場颶風負責
有一個叫 Wx risk 的天氣歸因團隊,在 Twitter 上做得不錯。每次極端天氣事件之後,他們會算:這次風暴裡有多少成分,是被二氧化碳改變的氣候加進去的。
媒體很喜歡這個。Revkin 說他自己在八十、九十、兩千年代也很喜歡。
但那些報告通常還有另外一節:這個地區本身的脆弱性,也是損失的主要驅動因素。
區分"地面上發生了什麼"和"氣候系統裡發生了什麼",從來不可能只看二氧化碳。
他提到 Lauren Bower 的研究,2010 年他在《紐約時報》第一次寫這個。當時的結論是:資料裡看不到氣候變化在驅動災害的訊號。氣候在這一層,災害在地面上那一層。災害取決於有多少人在路上、有多少東西建在路上。二十世紀我們做得太多太快,這一塊的貢獻完全壓過了氣候那部分。想要精確分辨出一場災難裡有多少來自全球變暖,非常困難。
Lomborg 接過話,給了佛羅里達的數字。
1940 年,佛羅里達有 60 萬套房。今天,1000 萬套。八十年,十七倍。Ian 颶風刮過來,損失當然大得嚇人。而且很多房子就蓋在本不該蓋的地方。
他說,很多科學家很執著於一個問題:我們能不能測量出全球變暖的影響?這是個有意思的科學問題,他也認為早晚會測出來。
真正的問題是,如果目標是讓人在未來少受傷害,哪些槓桿在手裡?
二氧化碳這個槓桿,用在保護這些人身上,極其困難,效率低得驚人。分割槽規劃、建築規範、別讓人在山洪走廊蓋房,這些事簡單得多,快得多,幫到的人多得多。
Lomborg 說,因為太聚焦在這一個議題上,談這些別的東西幾乎成了一種褻瀆。他用了一個挺妙的說法:這些明明是我們更有能力、更快見效、能救更多人的事,卻不好意思開口談。
十二年的代價
現在回到開頭那個 60%。
Lomborg 說這個數字讓人害怕,理由很直接:如果真的是一顆隕石在飛,"我們應該關心別的事"這句話在邏輯上就站不住。所有資源都該砸上去,別的議題全部讓路。
這套邏輯一旦被接受,會反向扭曲決策。他自己列了一個很具體的後果:如果你真信十二年後就結束,那麼任何需要十三年才能見效的方案都不可能被考慮。而氣候、脆弱性、能源系統,絕大部分工作的週期是半個世紀到一個世紀。
於是出現一種對話死結。你說我們未來五十年會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佔比,對方看你的眼神像在說:那已經晚了三十八年。
這個死結的代價是雙向的。願意幹活的人被時間表逼到無路可走,能幹活的時間被浪費在證明誠意上。
Revkin 補了另一個後果:它讓人癱瘓。Adam McKay 那部《不要抬頭》裡就有一群人,看完了笑一笑,說這事沒救了。他說很多人面對過大的東西就是這個反應,太大就動不了,反而拿不到那些具體的行動點。
Lomborg 說他想做的,是把人從這個懸崖邊拉回來,然後開啟話題。承認氣候是個問題,同時承認它還有很多同類,有很多地方能用低得多的成本產生大得多的影響。
給 Greta 一個公平的辯護
Lex 請 Lomborg 替 Greta Thunberg 做一個最強的辯護。既然單一視角有毛病,那總得有人把音量開到最大,否則沒人聽。
Lomborg 的回答挺誠懇。他說完全理解 Greta 在做什麼,也很尊重。他想到的是這一代孩子的處境:他們從小被反覆告知,你活不到成年,或者至少活不到中年。在這種資訊環境里長起來,把氣候當成唯一議題,是自然反應。
他還說 Greta 做了一件好事:她讓更多人開始談氣候。這個議題需要被討論。
然後才是他的反對:這麼做的結論是錯的。他自己在節目裡重複了那個邏輯,如果十二年後就死,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關心任何事。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被困在這個問題裡,這不是小事。
他順帶說了一句關於媒體機制的話,挺不留情面:幾乎所有政策討論最後都由極端聲音主導,因為電視上極端更好看。徹底的否認者和明天就死的末日論者對打,收視率更高。這種泥地摔跤式的辯論,把中間那些真正需要攤開的技術細節全擠掉了。
Lomborg 說,他看到那種"這是不是騙局"的爭論已經基本退場,剩下的人越來越少,而且站不住腳。真正的問題換了個方向:一方在說世界要完了,另一方在說我們可以處理,只是需要時間、需要聰明的辦法。
擰燈泡的那一下
Revkin 說他大概十年前才在報道里第一次真正搞懂"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這個詞。
意思是,你身處一個系統裡。法律怎麼立,參議院怎麼卡殼,這些結構性東西構成了腳下的地形。他有一句話說得挺狠:
美國沒有氣候危機。在政府如何運作、或者如何不運作這件事上,我們有一場決策危機。(Andrew Revkin)
路徑依賴有多頑固?你換一個燈泡,哪怕是最新的 LED,還是把它擰進那個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年前設計的燈座。那個燈座是十九世紀煤氣燈的遺產,那時候的燈就是擰上去的。
汽車也一樣。今天生產的一輛車,壽命四十年。它會一路流轉,最後賣到墨西哥當二手車。一整個車隊不可能一夜之間換掉。
在能源這類事情上,我們走在一條很長很長的路徑上。就算"十二年後世界末日"是真的,也沒有快速解法。這句話的邏輯很乾淨:末日敘事要求你立刻解決一個結構上無法立刻解決的問題。它註定落空,而落空的次數多了,人就不信了。
六種美國人
Lex 問那個老問題:現在還有多少人相信氣候是騙局?
Revkin 提到耶魯大學的氣候傳播專案,他們做了十三年"六種美國人"(Six Americas)研究,把公眾態度分成六檔,從"完全否定"到"高度警覺",中間有好幾個氣泡。中間那些氣泡裡,大部分是對議題不太關心的遊離人群。
趨勢很清楚:警覺和參與的人群在擴大,否定的人群在縮小。但否定那一檔是一塊頑固的石頭,跟疫苗以及其他很多議題上的情況一樣,無論怎麼問都在那兒。
至於"人類活動在導致氣候變化"這個判斷,多數美國人是接受的。當然,問卷怎麼措辭會影響結果。全球範圍內也差不多,媒體講了二十年,人自然會信,而且這件事本身是真的。
Lomborg 在這裡主動補了一句,他說這話有點讓人沮喪,但還是得說:他和 Revkin 都接受聯合國氣候面板的科學結論,全球變暖確實在發生,是個問題,而且是由人類造成的。
這句"先把它放一邊"的表態在這個語境裡很有必要。它劃出了一條線:爭論的位置已經從"是不是真的"移到了"該怎麼辦、先辦哪件"。
Revkin 順著往下推了一層:氣候相關事件的損失,主要也是人類造成的,只不過是在地面這一層,在我們蓋房子、定居、擴張的地方。同一種歸因,指向完全不同的行動清單。
3700 億美元和一個招聘啟事
Lex 問 Revkin,泥地摔跤到底有沒有用。他自己在 Twitter 上很有存在感。
Revkin 的回答分兩半。一半是娛樂:上去看人打架,如果圖的就是這個,那確實有用。另一半是工具:他在這個平臺上做的是具體的事,今天怎麼把能源行動落到貧困社群,Ian 颶風到底發生了什麼,誰的風險最大,重建的時候怎麼做得比原來更好。他說自己討厭"重建得更好"這個說法,可事情還是這件事。
然後他給了一個很具體的數字:美國政府剛往氣候上投了 3700 億美元。
他反覆從政府內部聽到同一句話。能源部管那個巨型貸款專案的 Jigar Shah 說,他現在需要一萬九千五百個關心氣候的人。也許是 Greta 讓他們關心的,關心之後有一件事可以做:把本地政府和這些百萬美元級的貸款接上,讓公交車從柴油換成電動。
這是一條行動路徑。Revkin 的批評落在這裡:光是製造警報、賺點選,價值不比看一部動作片高。而且它很容易把注意力帶偏,偏離真正的解決方案。
他舉了個特別小的例子。換掉柴油公交當然好,理由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柴油公交真正的問題是空氣汙染,是沿街居民和乘客每天吸進去的那些顆粒物。這個理由本身就足夠充分,不需要掛靠在碳上。
理由不同,優先順序就不同,最後選出來的方案也不同。想減少颶風傷害,該做的是改佛羅里達的分割槽規則,那跟換公交完全是兩碼事。
電動車:每噸碳一千到兩千美元
Lex 把話題引到電動車上,請 Lomborg 展開。
Lomborg 先給了肯定:電動車是好車,最終會佔據駕駛的相當大份額,效率更高,將來大概也更便宜。特斯拉和馬斯克推動這件事,他認為是正面的,逼著通用、福特這些老廠認真對待。
然後他給出了經濟學家的賬。
問題是,電動車被神聖化了,成了"我為氣候做了什麼"的標誌。就眼下的氣候效益而言,它並不划算。
數字是這樣的:對大多數電動車來說,減掉一噸二氧化碳的成本大約是一千到兩千美元。挪威最高,能到五千美元。而在區域溫室氣體減排計劃(RGGI)裡,減一噸碳大概只要十四美元。
同樣一筆錢,本來可以減掉幾十噸,現在只減了一噸。他不認為這是技術判斷,這是符號效應:因為太聚焦在電動車上,所以願意為它付這個溢價。
還有一個反直覺的資料。美國 89% 的電動車車主,家裡另外還有一輛燃油車,用於長途。所以電動車通常被當成第二輛車,跑短途。早先的假設是電動車跑得跟普通車差不多,實際資料顯示,它跑的里程往往不到普通車的一半。
這就削弱了減排效果。一輛車只有在替代了燃油里程的時候才減碳,如果它替代的是短途出行,賬就不一樣了。
更合理的用法在哪?Lomborg 說,在發展中國家城市的電動摩托。那些地方摩托車數量巨大,空氣汙染嚴重,日常通勤距離短,不用擔心續航,電池用量也小得多。同樣的補貼花在那裡,健康收益和碳收益都會高得多。
他還點了一下補貼的分配方向。很多國家的補貼是累退的:車越貴,補貼越多。結果是拿公共的錢,補貼很富裕的人買很大的特斯拉,在城裡轉。
那個電池比一輛普銳斯還重
Revkin 從另一個角度接這個話題。
他說自己很喜歡混合動力的階段。普銳斯(Prius)當年讓他覺得驚豔,能幹普通轎車的全部活,一加侖跑六十英里,沒有續航焦慮,因為車上還帶著發動機。他們家現在還有一輛。另外還繼承了他父親 2000 年的豐田 Sienna,一輛十萬英里的老麵包車,專門用來幹普銳斯幹不了的事,比如拉東西去垃圾場。
他說自己很期待一個完全電氣化的交通世界,也覺得馬斯克當年做的事很酷。最早那批車像法拉利一樣流線,他看了覺得有意思。他提到一個規律:新技術的早期總是由有錢的市場來驗證,他不反對這個。特斯拉真正帶來的貢獻是把整個行業推醒了,通用和福特意識到這是真事,紛紛下場。
然後他把話鋒轉到分配和材料上。
如果要做大規模建設,公平問題躲不開。誰真正在用汽車?Jigar Shah 那個貸款專案想貸給的物件裡,就有 Uber 車隊。開網約車的人才是真正需要電動車的人,他們一天跑幾百公里,油錢佔收入的一大塊。Grist 最近一篇報道提到,特斯拉的銷售大多集中在高階,六七萬美元一輛。
他還舉了電動悍馬(Hummer)的例子。那個資料他記不太準,但印象很深:那輛車的電池包,重量超過一整輛普銳斯。
材料的問題跟著來了。鈷從哪來,鋰從哪來。Revkin 說他不反對建這個產業,但必須誠實地承認,這是一場新的資源爭奪,性質跟二十世紀初的石油爭奪類似,那些開採地的影響也得算進賬裡。如果最後造出來是一堆給富人開的巨型悍馬,這筆賬就更難看了。
他的落點不在"要不要做",在"激勵放在哪兒"。同樣一筆錢,可以買一輛高階轎車,也可以換來一支網約車車隊的電動化、一批電動公交、一批電動摩托。碳收益、空氣收益、交通公平收益,三者不是一回事,只能選一個方向。
經濟學家會先問的那個問題
Lex 拋了個大問題:經濟學家、氣候科學家、跑氣候口的記者,看世界的方式差在哪?強項是什麼,盲點是什麼?
Lomborg 承認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但願意代表經濟學這邊說話。
他給的核心差異很樸素:經濟學家先問"這要花多少錢,能換來多少效果",把"這讓我顯得多有道德"放在後面。
電動車就是活例子。它是一場關於"我關心環境"的儀式,還是一次真實的減排?答案取決於每噸碳的成本,而這個數字在大多數市場裡高得離譜。用同樣的錢,本來能買幾十倍的效果。
他舉了一個他自己很看重的案例:壓裂技術(fracking)。美國從燒煤轉向燒氣,因為氣變得極便宜。天然氣發電的排放大約是煤的一半。這一次轉換減掉的碳排放,比幾乎任何單項政策都多。他的推論是,應該想辦法讓世界其他地方也去壓裂,因為它便宜,便宜的東西會被採用。
這個案例把兩種思維方式的差別攤開了。氣候政策的直覺是"限制、懲罰、禁掉壞東西";經濟學的直覺是"讓好東西變便宜,人自然會用"。後者不需要人每天早上醒來提醒自己要環保,它靠價格自己跑。
這種思維也有它自己的盲點。把所有問題壓成一個成本效益比,容易漏掉那些無法定價的東西:物種、景觀、一個社群幾百年的連續性。Revkin 那套"脆弱性"的框架,本質上是在補這個洞。他在乎的是具體的人有沒有在具體的河邊蓋房子,總量最優排在這件事後面。
記者的盲點又是另一種。Revkin 自己承認了:他用了十五年才看見腳下那塊地。新聞業的節奏是當天、本週、這個季度,氣候的時間尺度是幾十年。報道一件正在慢速發生的事,天然吃虧。
三個人坐在一起,各自的短板剛好被另外兩個補上一塊。經濟學家問"這划算嗎",科學家問"這是真的嗎",記者問"這事落在誰身上"。一個問題少了任何一個角度,都會偏。
該做的事,其實都不大
兩個人從頭到尾都在往同一個方向推:把氣候從"信不信"和"末日不末日"這兩場戲裡拽出來,放回到一堆具體的、能算賬、能動手的事情上。
Revkin 反覆說的那句"它給了你更多行動點",是整場對話裡最實用的一句話。脆弱性是具體的地理、具體的規範、具體的建築高度。它比二氧化碳好下手,因為它在你家街區,在你所在城市的議會,在一條可以明天就改的規則裡。
Lomborg 反覆說的那句"我們也該記得其他問題",也在提醒優先順序本身值得被討論。同一個美元,投在碳上還是投在抗災上,救的人不一樣。
60% 那個數字最後落在了這裡。它讓人癱瘓,癱瘓就動不了,動不了就什麼都做不成。對氣候議題最不利的力量,來自把它變成一場無法參與的末日敘事,而不是否認它的人。
至於讀者能拿走什麼,下面這幾條是這場對話裡可以直接用的。
- 把"我信不信氣候在變"這種問題換成"我所在地最脆弱的那個點在哪"。山洪、熱浪、內澇、老化的電網,找出來,那才是你能推動改變的地方。
- 看到任何一項氣候政策,先在心裡做一次除法:它一年減多少噸碳,花多少錢。這個數字會用一種很冷靜的方式告訴你優先順序。
- 如果你在關注電動車,盯住兩個關鍵變數:它是否替代了真實的燃油里程,以及家裡是否已經有第二輛車。這兩個數字決定了它到底減了多少碳。
- 評價一個氣候發聲者時,看他的輸出裡有沒有"下一步做什麼"。只有警報沒有路徑的,價值接近於零;有路徑但需要耐心的,才是真的在推進事情。
- 如果你是記者、博主、教師,警惕把複雜問題包裝成一對一的衝突。衝突好傳播,它會擠掉真正需要被討論的技術細節。
- 在本地政策場景裡,優先支援那些見效快、成本低、附帶收益多的動作:柴油公交改電動、建築規範更新、洪泛區限建。它們在碳賬上不起眼,在人的安全賬上分量很重。
- 給長期方案留出時間。任何需要三十年、五十年的東西,在"十二年後就完了"的框架裡都活不下來。把時間尺度當回事,是參與這個議題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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