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馬斯·帕裡哈皮蒂亞:金錢、成功、創業、能源、撲克與幸福
Chamath Palihapitiya: Money, Success, Startups, Energy, Poker & Happiness
投資人談創業與財富的積累邏輯,以及能源格局、撲克決策與幸福感的來源。
一個十歲出頭的男孩,被父親趕出家門,去樓下的樹上折一根樹枝回來。因為接下來要落在他身上的東西,就是這根樹枝。
他在樹下要完成一套計算:這根枝條有多粗,韌性如何,打到什麼程度會斷,父親此刻的怒氣處在哪個刻度上。折得太細,會被打回重摺;折得太粗,後果更糟。還有那條皮帶,皮帶扣有一面是凸出來的,如果那一面朝外,落在身上會特別疼。所以他必須記住,哪一面朝裡。
一個孩子在那樣的時刻掌握的技能,是如何精確校準暴力的強度。
這是查馬斯·帕裡哈皮蒂亞(Chamath Palihapitiya)在 Lex Fridman 播客第 338 期裡講的第一件事。他現在是 Social Capital 的創始人兼 CEO,Facebook 早期的核心高管之一,All In 播客的四位主播之一,身家以十億美元計。他談起這些往事時的語氣,像是在覆盤一個已經結束的專案。
那套為暴力校準的作業系統,至今還在後臺執行
他先糾正了提問方式。當被問到童年裡哪些時刻最艱難,他說這個問題他沒辦法直接回答,因為在一個由肢體暴力和心理暴力定義的家庭裡,人的狀態是持續性的高度警覺。在這種底色上,反而是那些安全、被善待的瞬間被刻得格外深。
“你會變成時時刻刻緊繃著的人。”他舉了幾百個小例子中的一個:走回家門口,推開門,整個人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儘快離開這棟房子。
你走進那棟房子,腦子裡只有一件事:怎麼才能離開這棟房子。(查馬斯·帕裡哈皮蒂亞)
這套系統一旦裝上,就很難解除安裝。Lex 問他,那種高度警覺今天還在嗎,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分別是什麼。
查馬斯的回答繞到了更底層的地方。一個孩子在那種環境裡學到的最核心的東西,是一句判決:你沒有價值。他的推演很直接,如果換成世界上任何一個孩子,沒有人應該經歷這些,那麼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你只能用“我大概不值得被好好對待”來解釋它。
這個結論一旦在童年被寫入,成年後所有的行為模式都是它的補丁。
他記憶裡最亮的兩幀畫面,一個漢堡和一塊打折的芝士蛋糕
五年級還是六年級,他記不清了,他在自己學校的幼兒園做志願者,幫忙收拾東西。學年結束時,那位老師帶上他和另外兩個孩子,去了 Dairy Queen。
他說那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進餐廳,家裡根本沒有這個預算。漢堡、薯條、可樂、一杯暴風雪冰淇淋。他坐在那裡想:這是什麼?
“我感覺自己非常特別。”他說這話時的重點是後半句:這些東西,絕大多數人都是理所當然的。週末了,或者我今天很忙,帶孩子去吃個快餐,太正常了。
第二個畫面更具體。家裡預算極緊,沒有車,他很小就跟著媽媽去採購,學會了找優惠券、挑特價。他們住的地方有一家大型連鎖超市 Loblaws,每年年底會把芝士蛋糕從七塊九毛九降到四塊九毛九。父母一年買一次,那幾年大概買過六七次。
他和兩個姐姐坐在電視機前看新年前夜的慶祝節目,把這塊蛋糕切成五份。他說那感覺像擁有了全世界。
幸福的絕對值,跟東西的價格關係不大,跟它離你的日常有多遠關係極大。一塊四塊九毛九的蛋糕能成為一個人四十多年後的核心記憶,是因為它出現在一個幾乎沒有任何餘量的生活裡。
這兩個畫面還有一層共同點:它們都由別人的善意構成。一個幼兒園老師,一對在極度拮据裡仍然記得給孩子買一次蛋糕的父母。他自己總結那段日子:你活在一個高度警覺的迴圈裡,中間被一些極其具體、極其生理性的善意時刻打斷。
前三十五年,他把那些記憶關進了隔間
Lex 追問他後來是怎麼放下對父母的責怪的。
查馬斯說那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前三十五年,他把所有相關記憶隔間化、迴避掉,然後轉向外部尋找認可。進好大學,找好工作,賺很多錢,用開什麼車、穿什麼衣服這類表面的方式向世界證明自己值得被在意,試圖填上那個很深的洞。
洞一直沒被填上。
我這輩子前三十五年,把那些記憶全部隔間化、全部迴避掉,然後拼命去外面找認可。(查馬斯)
轉折發生在半年之內。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也失去了父親。他說那感覺像堤壩崩了,因為隔間化之所以能運轉,靠的是那個提醒你為什麼要隔間化的人還在。提醒物消失了,機制也就失效了,他被迫進入一段徹底失序的時期。
然後他做了一件很反人性的事:給父親做善意重構(steelmanning)。從父親的角度,把他經歷過的一切重新走一遍,直到能在裡面找到同情和理解的落腳點。
做完父親,他把焦點轉向母親。他意識到母親並不是純粹的受害者,她當時身心健全,事情發生時她就在那個房間裡。於是同樣的一套流程,又對她做了一遍。
我從來沒有為他們做的事找過理由,但我確實原諒了他們做的事。(查馬斯)
他給出的理由是:他們盡了力。最重要的那件事他們做到了,移民,放棄一切,留在加拿大,兩個人一起扒著地面把錢湊出來,讓他和兩個姐姐有一次機會。
父親從來沒為他的成功鼓過掌,這比打罵更讓他困惑
三十五六歲,按任何標準他都算相當成功了。他發現父親對這些並不在意。頭銜、錢、媒體報道,一概不在意。
父親在意的是另一套東西:他的品格,他對家人好不好,他有沒有準備好在這個男人不在之後接管這個家族。
這件事讓他很不舒服。他說自己以為跑到了終點線,應該有一塊獎牌。他對著麥克風講了一句很輕的話:父親從來沒有對他說過“我愛你”。他不知道這算不算正常,反正那就是他的正常。他一直在等一顆金色的小星星,那顆星始終沒有出現。
後來他想通了。父親用自己的方式在道歉,比如握住他的手,十指交扣。他覺得那是一種非常親密、非常笨拙的和解方式。這段關係最終被修復了,雖然是在父親去世之後。
Lex 在這裡插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如果他們倆都有看不見的裂口,可能在傷害別人而自己不知道呢?
查馬斯的回答不留餘地。在那種環境里長大的人,進入成年之後,會把童年那套失序原封不動地注入職場關係和私人關係,直到撞上某種谷底才開始修復。中間的過程是不斷升級的應對機制,最終傷害的往往不是自己,是身邊的人。
一百件擺在桌上的東西,他試到過第兩百件
話題轉到錢。
他用了一個很清晰的比喻。假設桌上擺著一百樣東西,規則是:幸福在其中某幾樣裡。現實世界的運作方式是,這些體驗被一道道天鵝絨圍欄隔開,價格越高,看起來幸福越多。
住公寓的人羨慕住獨棟的,住獨棟的羨慕住更大的,住更大的羨慕有私人島嶼的。開車的羨慕坐飛機的,坐飛機的羨慕坐商務艙的,商務艙羨慕頭等艙,頭等艙羨慕私人飛機。
大多數人只走到前五六樣,然後就自然而然地認定,第七到第一百樣才是幸福真正所在的地方。
“我試過一百,又往後試了兩百。”他說,幸福不在那裡。
更多、更好,從來都不是答案。(查馬斯)
他引用過一份研究,說不上是否確切,大意是金錢與幸福的相關性在五千萬美元附近見頂。研究給出的解釋是:到這個量級,你可以有房子,有各種生活上的舒適,家人得到妥善照顧,然後你被迫開始思考一個更麻煩的問題:你到底想要什麼。
錢買不到幸福,但它買來一層緩衝,讓你能把“幸福是什麼”這個問題放大到聽得見。
你在一場只有你一個玩家的遊戲裡。其他所有人都是闖入者。設計玩法是你的責任。(查馬斯)
他說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如果意識到了,人生裡的很多決定會完全不同。他自己也經常退回到老路上去:到處問別人,我要怎麼做你才會更喜歡我,我要怎麼在你眼裡更受歡迎。他說這條路是死衚衕,一次都沒成功過。
錢是一臺放大器,也是一張出獄證明
Lex 問錢的負面作用,比如信任變得稀缺。
查馬斯給出的答案更狠。錢最糟糕的地方,是它把你人格的三百六十度完整放大。社會一直在暗示,錢多的人就是更好的人,比錢少的人事實上更有價值,這也是個謊言。但當這種注意力湧過來,人很容易把自己活成一個漫畫像。
他緊接著把話說反了。他在矽谷看到的規律是:一個人拿到大筆錢之後,往往會變成他本來就該成為的那個人。善良的人更善良,好奇的人更專注,混蛋更混蛋,吝嗇的人更吝嗇。面具還在,但社會遞給你一張“出獄證明”,外界的期待突然消失了,你開始按最舒服的方式行事。
於是你看到的是一個人的出廠設定。
這件事的實用價值在於:它讓人可以極快地分類。誰值得你把時間投進去,誰是這場遊戲裡的負項。
成功本身正在變成那個替罪羊
Lex 問了一個更尖銳的問題:錢會不會讓人失去共情能力,既在人的層面受限,也在作為文明分析者的層面受限。
查馬斯承認這對很多人成立,因為錢提供了一種很方便的抽象,讓人可以不去在意。
他接著引入了勒內·基拉爾(René Girard)的模仿慾望理論。簡化版是:所有人都在爭奪被社會認定為稀缺而珍貴的資源,推特粉絲、金錢、聲望、名氣,全都在這個競爭結構裡。基拉爾認為,要跳出這個迴圈,唯一的出口是找一隻替罪羊。
他覺得當下正處在這個迴圈裡。僅僅因為一個人成功,就足以讓他成為那隻替罪羊,用來釋放整個世界的張力。他說這個思路有點偏,因為它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這裡有一層自我指涉的意味:一個億萬富翁在解釋為什麼人們想找億萬富翁當替罪羊,同時也知道自己可能需要被當作替罪羊。他沒有迴避這一點,只是把話說完:如果你把自己活成一個漫畫像,還主動喂進這個結構裡,那你什麼也沒推動。
“獨裁者”這個外號,是牌桌上掙來的
他的外號叫獨裁者。來源是撲克。
他們的家庭牌局是個混亂的地方,大 ego 雲集,旁邊永遠站著一圈圍觀的人(rail birding)。總要有人把衛生和規則立起來。他說自己非常在意牌局的公正性,需要一個能開口說“夠了”的人。於是他開了口,別人回他:行了你別獨裁了。外號就這麼來了。
這段插曲跟前面關於錢的討論接得很緊。規則、公正、讓一場混亂的遊戲還能繼續下去,這些是他在牌桌上主動承擔的成本。承擔成本的人往往不討人喜歡。
為什麼 Hellmuth 是計算機的解藥
Lex 問誰是史上最偉大的撲克選手,查馬斯搶答:Phil Hellmuth。他的論證值得完整聽一遍。
單挑(heads up)是一對一,是計算機能給出最大優勢的位置,因為這是最容易被博弈論最優(GTO)求解的局面。可一旦加入第三個人,計算機推薦的價值會斷崖式下跌。
Hellmuth 打了一連串單挑賽,對手基本是排名前二十里的十個人,他贏下了其中九個。查馬斯的推論是:他的對手全部是按 AI 的方式訓練出來的,而他能贏下九個,說明他在打一套跟 GTO 正交的牌,在 GTO 之上疊了一層人類判斷。有些位置按規則應該做 X,他偏做 Y。
他拿國際象棋的 Magnus Carlsen 做類比。Carlsen 有時會走很怪的路子,故意犧牲局面,在某些位置上過度施壓,象對馬的取捨繞得人頭暈。對手被拽出了自己的節奏。有場比賽下到第六步,對手已經找不到任何 GTO 走法,因為棋盤上的局面壓根不在規則書裡。有人開玩笑說,他大概是在俄羅斯某個酒吧裡看過一局 1954 年的棋,背下來了。
然後他補了一句:還有一個人更強。Daniel Negreanu 也這麼說過,他也認同。Phil Ivey,最全面、最冷血、最嗜血的那頭動物。他說 Ivey 能看進你的靈魂,讓你想喊一句:天哪,別再看我了。
兩個人交過手,他的原話是:他把牌局碾平了。
錯誤減去錯誤,是撲克裡唯一的公式,也是人生裡唯一的公式
這一段是整期節目裡最值得反覆讀的部分。Lex 問,被碾壓在牌桌上到底是什麼感覺。
查馬斯說這個問題很好,因為撲克可以當作一個微型模型,用來解釋別的系統:經營公司,做投資。
先看撲克裡什麼叫成功。成功就是正期望值。具體拆開:你和我對局,你會犯一堆錯,也會打出一堆絕對正確的牌;我也會犯一些錯,也會打出一堆正確的牌。你的錯誤減去我的錯誤,就是優勢。就這麼簡單。我犯的錯比你少,我就贏錢。
換成經營公司。你有一支團隊,一份人力資本,有能力在世界上創造東西。但你在把這份資本變成產品的過程中一定會犯錯:產品不完全對市場,定價錯了,用的人超過實際需要,毛利結構因此變形。與此同時,你的客戶面前擺著所有替代方案,那些替代方案也在犯錯。他們犯的錯減去你犯的錯,就是 Google、Facebook、Apple 的期望值。
換成投資。你每買入一樣東西,對面一定有個人在賣。他是不是犯了錯,當時並不知道。他的錯誤減去你的錯誤,就是長期賺大錢的來源。有人在四十美元把 Google 賣給了你,你買了並且一直拿著。他犯了個巨大的錯,你沒犯什麼錯,兩者之差就是你賺到的錢。
那麼關鍵問題來了:你能對別人的錯誤做什麼?答案是幾乎什麼都不能。那是別人的遊戲。你可以試著影響他,試著攪亂他,理論上甚至可以派人去他公司裡搞破壞,但那些都是邊角料。
人生成敗,歸根到底取決於你怎麼控制自己的錯誤。
接下來的推論開始反直覺。控制錯誤的唯一方式,是大量地犯錯。你必須冒險。想把錯誤數量壓下來,就得提高犯錯的頻率,縮短犯錯到修正之間的週期。
他舉了找物件的例子。你想要一段深度連線的關係,難道靠不出門約會來實現嗎?你得去見人,得把自己開啟,得真誠,得允許自己有可能受傷。如果你被傷了,那是對方的錯誤。如果你不真誠,那是你的錯誤。後者是你能控制的那一半。
他說生活裡幾乎沒有什麼是不能拆成這個結構的。
而社會教給你的是:別犯錯,我們會評判你,會看不起你。真正做出東西的人反過來理解了這件事:把你送到成功那裡的,是犯錯的迴圈速度。犯得越多,錯誤率越低,因為你觀察它們,找到源頭,判斷它是心理層面的還是認知層面的,然後修掉它。
Lex 追問了一句關鍵的話:所以你口中的“錯誤”,其實一直是在跟一條最優路徑做比較,那個柏拉圖式的 GTO 存在嗎?
查馬斯的回答很誠實。他說“錯誤”是個糟糕的替代詞,但他沒有更好的詞。他用這個詞,是因為這是大多數人能聽懂的詞。它真正的名字是學習。
Lex 接了一句:就像神經網路裡的損失函式。
這一點值得展開。用“錯誤”這個詞有個副作用,它讓人變得保守、迴避風險。換成“儘可能多地積累成功”,人反而會去承擔風險。同一條曲線,兩個詞,兩種行為。
錯誤之所以嚇人,是因為社會喜歡一套非常簡化的邊界:誰在贏,誰在輸。它獎勵那些做傳統選擇並且成功的人。更腐蝕人的地方在於,大多數人根本沒有機會真正去犯一個所謂的錯誤然後失敗,因為賽道在起點就被篩掉了。
常春藤沒有對照組
他拿名校舉了個例子。社會獎勵你去常春藤,用一套在他看來並不正確的方式,懲罰你沒去常春藤。名校自帶一層身份,也自帶一種對智力和能力的推定。
問題在於這套系統沒有反事實。你不會看到同一個人既上 MIT 又上俄亥俄州立,然後兩個版本擺在一起對比,發現其實沒差別。缺了對照組,它就不斷強化一個幻覺:這裡沒有求真機制,這件事無法被驗證為完整。它只需要告訴你:你必須進來,進不來你這輩子就完了,你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
所以人只能自己想別的辦法,去拆掉這套預設。
沒有朋友,是他運氣最好的一件事
查馬斯說自己高中沒什麼朋友,只有幾個熟人。原因跟前面那套高度警覺直接相關:他為自己的生活感到羞恥,不願意把任何人帶進那個世界,也沒法相信自己會被接納。
這件事有個意外的紅利。他沒有一個參照系告訴他期待應該長什麼樣,所以他的期待不由周圍的人塑造。他逃進自己的想象裡去定義目標。
他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渥太華,正好趕上電信業的爆發期。NorTel、Newbridge Networks、Mitel、Bell Northern Research,全都是在渥太華郊區建起來的。他讀《福布斯》《財富》,看那份富豪榜,然後對自己說,我要成為他們那樣的人。他說,也許那些人並不真的是他想成為的人,但那是一條救生索,讓他的心智相對完整,因為野心有了方向。
如果他當時有一個好朋友,去過對方家裡,見過一個正常運轉的家庭,他大概會把那種生活當成目標。他沒有見過中產階級生活長什麼樣,所以也沒有嚮往過它。
他說父母最好的一年,兩個人加起來掙了 32,000 加元。五口之家,那是個很複雜的工程,多數年份大概只有兩萬多。他從十四歲開始打工。
Lex 問,最糟糕的工作是什麼。他說是最糟糕的,也是最好的。十四歲在漢堡王,做打烊班,從晚上六點幹到凌晨兩點。渥太華緊鄰魁北克,安大略省的法定飲酒年齡是十九歲,魁北克是十八歲。他說到這裡,意思已經很清楚了。錄音在這裡斷了,但那個畫面不需要補完:凌晨兩點,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在快餐店後廚,服務一群從省界另一邊過來的、剛剛合法喝酒的年輕人。
把這期節目拆成可以用的東西
查馬斯講的東西有一個共同結構:他很少談結果,一直在談機制。樹枝的粗細是機制,外部認可是機制,錯誤率是機制,牌桌上的規則是機制。
如果要從裡面帶走幾樣東西,可以是這樣幾條:
- 把“我犯了個錯”換一種說法,叫“我拿到了一個資料點”。同一條學習曲線,換詞能改變你敢不敢下場。真正該最佳化的指標是犯錯的迴圈速度,而非錯誤總數。
- 定期做一次記賬:這段時間裡,哪些損失是我的錯誤造成的,哪些是別人的錯誤造成的。對自己那一欄下狠手,對別人那一欄直接放手,那是別人的遊戲,你改不動。
- 找一個你討厭或者不理解的人,把他的處境從頭到尾按他的邏輯推一遍,直到你能在裡面找到同情的落腳點。這不叫為他開脫,這叫把這件事從你的後臺程序裡清出去。
- 把生活裡那些被別人用天鵝絨圍欄隔開的東西列出來,問一句:我真的想要那個,還是我只是被排在它前面的那五六樣東西擋住了視線。
- 錢到手之後,觀察自己變成了什麼樣。它是一臺放大器,不會改造你,只會把原本就有的東西放大。想提前知道自己會變成誰,看看你現在在沒人管的時候怎麼做事就夠了。
- 如果你在一個混亂的局裡,做那個願意開口立規矩的人。代價是被叫獨裁者,收益是這場遊戲還能繼續玩下去。
最後一條留給那句最不像億萬富翁說的話。他這輩子一直在等一顆金色小星星,等一個從沒出現的獎章。星星最後也沒來,來的是父親十指交扣的那隻手。他花了三十五年才認出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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