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霍頓:反戰立場與軍工複合體
Scott Horton: The Case Against War and the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反戰記者斯科特·霍頓梳理美國介入戰爭的代價,剖析軍工複合體如何持續推動衝突與干預。
9/11 之後,美國發動了一系列所謂“反恐戰爭”。布朗大學“戰爭成本”專案給出的數字是:直接死亡 90 萬到 94 萬人,間接死亡 360 萬到 380 萬人,3700 萬人流離失所,花費 8 萬億美元,其中阿富汗 2.2 萬億,伊拉克和敘利亞 2.9 萬億。
斯科特·霍頓(Scott Horton)是自由主義研究所所長、Antiwar.com 編輯總監。在這次訪談裡,他把這個賬本翻到最後一頁,給出一個讓人不太舒服的結論:整個反恐戰爭,美國社會唯一確鑿的收穫,是假肢技術的進步。
“如果你想把它濃縮成一句話,除了有些人從洛克希德拿到一張分紅支票,這個社會到底得到了什麼?”他說,“我們現在有了比從前更好的盧克·天行者式機械手。就這些。”
先看阿富汗:戰前一戰後
霍頓要求把鏡頭從美國人的賬本挪開,看一眼被“解放”的那個國家。戰爭前後,阿富汗面臨糧食不安全的人口比例從 62% 升到 92%;五歲以下兒童嚴重急性營養不良的比例從 9% 升到 50%;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從 80% 升到 97%。
“重建失敗”這種溫和說法覆蓋不了這幅圖景。這更像是把一個本就脆弱的社會,推到幾乎所有人都在飢餓邊緣的位置。美國這邊付出的代價同樣沉重:伊拉克戰場約 4500 名軍人陣亡,阿富汗約 2500 名,加上承包商和其他人員。霍頓提醒,這還只是能被統計的部分。
“同一個研究團隊還得出過一個結論:至少三萬美國退伍軍人在這之後自己轟掉了自己的腦袋,或者用某種方式故意騎摩托撞死自己。戰爭的代價遠遠超出戰場上的死亡數字。”(斯科特·霍頓)
他提到《紐約時報》或《華爾街日報》當時的一篇報道,列出了一名抑鬱士兵同時被開了十五種精神類藥物,用來壓制彼此之間的副作用。這些藥本身就可能引發自殺或殺人傾向,這一點連電視廣告都不得不說明。霍頓的話帶著一種冷掉的黑色幽默:有些人本來也許能活下來,如果政府的醫療系統沒有在最後關頭“幫”他們一把。
尼克松是怎麼給軍工複合體續命的
越戰結束,是理解這一切的起點。
尼克松面對的問題是:戰爭結束了,軍工複合體吃什麼?他的解法之一是轉向伊朗國王巴列維,請對方大規模採購美國軍火。伊朗至今還留著 F-4 和 F-14,來源就是尼克松和福特兩屆政府的這輪推銷。這位國王痴迷於用一支自己其實養不起的一流軍隊來裝點門面,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他的政權根基。
再往前推,1953 年 CIA 參與策劃政變,把巴列維重新扶上臺。二十多年後,1979 年伊朗革命爆發,街頭是要求終結舊政權的大規模人群。CIA 和國務院告訴卡特:霍梅尼這個人沒那麼糟,我們認識他,1953 年反摩薩臺的時候,他所在的那批什葉派教士還幫過忙,我們覺得能跟他打交道。
霍頓對此的判斷是:這些人可能真的相信了。
“威廉·沙利文說,霍梅尼就像伊朗的甘地。第一,他不是和平主義者;第二,甘地不正是把大英帝國趕出印度的那個人嗎?你在說什麼?你是在故意扶一個會限制你影響力、會對你宣佈獨立的人上臺,你打算怎麼收場?”(斯科特·霍頓)
結果美國放霍梅尼從巴黎登上飛機回國。霍頓說,他小時候就納悶:法國不是我們的盟友嗎?他們做這件事之前不是問過我們嗎?後來他找到了當時彼得·詹寧斯採訪的畫面,這位大牌主播能想到的最聰明的問題是:“您凱旋歸國,心情如何?”
一個叫“公共選擇理論”的解釋
為什麼這套機器一次次做出既害別人也害自己的決定?霍頓給出的框架來自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自由至上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核心命題很樸素:所謂“國家利益”並不存在。 存在的只是做決策那批人的私人利益。一旦“國家利益”被替換成“對我現在有好處的東西”,那麼告訴所有上級“你們全錯了”就變成了一件對自己沒好處的事。
埃爾斯伯格講過自己的經歷:他當副助理部長的時候,全部工作就是讓上司顯得正確,不管他同不同意。大家都盼著明年自己坐上那個位子,上司再往上走一格,然後自己的新工作就是讓新的上司顯得正確。真相和現實,就是這樣一層層被洗掉的。
霍頓的朋友、寫過韋科事件最佳著作的律師戴維·哈迪(David Hardy)說得更直白:世界上有真,有假,但政府工作裡還有第三種東西,叫“我們的立場”。它執行在完全不同於真假的另一個平面上。“我們的立場”是一屋子人開會達成共識之後要一起說的話、一起做的事。而一旦決定做出,回頭就意味著讓當初拍板的人難堪,等於宣佈他們錯了、當初不該那麼幹。於是就有了那種絕對的不願改變。
“資本主義裡,老闆再自負,最終也得看賬本說這不行,我得嚥下這口氣,否則就破產。政府不是這樣。他們幹得越糟,處境越好。”(斯科特·霍頓)
這就是越戰士兵給軍隊起的那個綽號,“自己舔自己的冰淇淋蛋筒”(self-licking ice cream cone)。它製造混亂,然後修復混亂就是它的工作。阿富汗戰爭結束時,多位級別夠高、能被媒體引用的軍官公開說:這事完了,我們得找點別的幹,準備轉向非洲,去那兒找幾個伊斯蘭主義者。因為“保持全球介入”本身就是他們的利益所在,至於這對非洲好不好、對美國人民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他們並不真的在處理。
辛西婭·斯托勒不知道帕特里克·科伯恩是誰
霍頓講了一個自己採訪中的細節。他採訪過一位 CIA 分析師辛西婭·斯托勒(Cynthia Storer),據說是反恐戰爭中相當高層的角色。他問她:你讀不讀帕特里克·科伯恩(Patrick Coburn)?
她反問:帕特里克·科伯恩是誰?
霍頓說,科伯恩是伊拉克最重要的英國人,他對這整件事的理解超過你們所有人,他給《獨立報》寫稿,註冊個郵箱就能免費看,天哪。
她還是:那是誰?
這件事的分量在於,埃爾斯伯格講過另一個機制:一旦你能接觸機密資訊,你就不再聽任何接觸不到的人說話,因為他們能知道什麼? 你的傾聽圈子立刻收縮到極小。斯托勒可能知道很多秘密,但她不知道科伯恩知道的東西,而科伯恩知道的那部分,恰恰是她必須知道才能理解局勢的。霍頓的判斷很乾脆:她並不理解她需要理解的東西。
薩達姆是 CIA 一路養大的
時間線繼續往前。1979 年 2 月革命成功到 11 月人質危機爆發之間,有九個月的空檔。這期間美國在做什麼?在警告伊朗新政權提防伊拉克的新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此人剛透過一場血腥政變上臺。
霍頓提醒,薩達姆從 1950 年代起就斷續被 CIA 培養,在開羅流亡過,參與過一個又一個獨裁政權。那段著名的體育場點名影片裡,被叫到名字的人被帶出去槍決。“那是對人性的一次黑暗研究,太可怕了。”他說,然後補了一句:滿屋子都是懦夫,但你得問自己,如果你在那間屋子裡,你會怎麼做?你已經輸了。所以在那些地方敢於站出來的人,更值得敬佩,因為那比在美國難得多。
然後是那場巨大的諷刺:兩伊戰爭中,美國支援薩達姆,用蘇聯武器的一方,去對抗伊朗。
布熱津斯基的誘餌
再跳到阿富汗。1979 年 7 月 3 日,卡特簽署了一份總統“總統令”(finding),授權 CIA 秘密支援阿富汗的聖戰者,可以直接提供,也可以透過第三國。霍頓在自己的網站上放了這份檔案。
為什麼要這麼幹?因為越戰之後,美國人得了一種政府眼裡的“精神病”,越戰綜合徵:不想再為遏制共產主義付這種代價,越南變紅就變紅吧,反正現在也跟人家做生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和國防部的沃爾特·斯洛庫姆(Walter Slocum)想出的辦法是:把蘇聯引誘進過度擴張。
“我們不想讓他們入侵西德,但阿富汗人是可以犧牲的。如果我們能把蘇聯引誘進阿富汗並陷在那裡,就是在駱駝背上再加一根稻草。”(斯科特·霍頓引述布熱津斯基一派的思路)
“越南”這個詞當時在美國意味著什麼?它指的不是地圖上一個國家的名字。它指的是一場愚蠢、無解、把自己腳和腿都打穿、還害死街坊鄰居的泥潭。現在他們想:讓紅軍也嚐嚐這個滋味,把他們拖住,放血到破產,讓他們用最難受的方式退出去。
1979 年 12 月 26 日布熱津斯基給卡特的備忘錄裡寫著:“這可能變成一場蘇聯的越南戰爭。”霍頓的資料來源是羅伯特·蓋茨的第一本回憶錄,蓋茨明確說,真正在推動這套政策的就是布熱津斯基和斯洛庫姆。
同一份備忘錄還提到:蘇聯入侵的初步效果可能對我們不利,會讓鷹派說我們必須對伊朗做點什麼,這可能把我們帶進與蘇聯的正面衝突。
這就連上了伊朗。美國把情報轉給霍梅尼,提醒他蘇聯的威脅。因為此刻伊朗因革命而失穩,而美國剛剛(至少是試圖,看起來也成功了)把蘇聯誘進阿富汗,現在又擔心蘇聯擴張主義順勢滾進波斯,一路抵到波斯灣。於是 1980 年卡特發表國情諮文,宣佈波斯灣是美國的湖泊,任何大國(讀作蘇聯)的任何動作,美國都將以任何必要手段回擊。
埃爾斯伯格:他是那個從房間裡走出來的人
霍頓稱埃爾斯伯格是朋友,十五年的交情,埃爾斯伯格給他的前兩本書寫了推薦語。
埃爾斯伯格是天才,這一點霍頓說得很肯定。他父親為原子彈造了第一條裝配線,政府請他照做氫彈時,他因為道德理由拒絕了。埃爾斯伯格本人在蘭德公司工作,寫博弈論核戰爭計劃,那裡當時與五角大樓關係極緊密。
他做的一件事是:肯尼迪政府反覆爭取,才從五角大樓拿到真正的戰爭計劃。計劃上寫的是,一旦與蘇聯開戰,就核平蘇聯和中國的每一座城市。這個思路的邏輯是:如果美蘇互相毀滅、歐洲也完了,那也不能把地球留給那些“骯髒的共產主義者”,所以把中國也一起滅了。 埃爾斯伯格把這件事告訴了肯尼迪,肯尼迪讓他去逼五角大樓重寫計劃,把範圍收窄。
《五角大樓檔案》的來源是這樣的:麥克納馬拉委託他們寫一部真正的、絕密的越南戰爭史,涵蓋二戰後美國介入印度支那的全過程,屬於“僅供國防部長本人閱讀”的材料。埃爾斯伯格和萊斯利·蓋爾布(Leslie Gelb,後來當了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一起寫。埃爾斯伯格勇敢地把檔案帶了出來,一次次試圖交給參議院,邁克·格拉韋(Mike Gravel)最終在國會念了一部分,最後是《紐約時報》鼓起勇氣開始連載。
檔案證明了什麼?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打不贏。 南越政府站不住,沒有民眾同意;南方的叛亂有北方的支援,但更根本的是本地人自己發起的革命,他們認為外來干預不可容忍,想把美國人趕出去。
麥克納馬拉後來說:我們當時只是確信這是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那些人不想被外國白人主子統治,這一點我們從來沒想過。霍頓的回應就一個字:拜託。
“喬姆斯基說過一句話:得了,是美國入侵了南越。那個請我們留下來的政府,是我們自己扶上去的(至少在我們推翻了不喜歡的那個之後)。跟後來卡爾扎伊請我們留在阿富汗是一回事。到底是誰在邀請誰?”(斯科特·霍頓)
還有一段電話錄音。約翰遜對一位共和黨參議員朋友說:“我不能成為第一個輸掉戰爭的總統。”所以他先退休,把包袱甩給尼克松。小布什在伊拉克戰爭時是同一套話術:結束的事,交給後面幾任總統決定,不是我的責任,我做的只是發動它。
霍頓把這歸到民主制度的經濟學上:任期太短,時間偏好太高。他並不主張反過來搞獨裁,他只是在說這個現實必須承認。你的視野被壓縮得很短:誰給我下一場競選出錢,讓我還能有點話語權。一百年後人類會怎樣,排在很後面。 尤達和帕爾帕廷都同意一件事:所有掌權的人都害怕失去權力,因為萬一是另一個人掌權,情況只會更糟。
“這從根本上說是懦弱。”霍頓說。真正偉大的領導者要有勇氣,做讓世界、讓國家長期變好的艱難決定。而如果一個領導人真的理解一場戰爭的全部代價,以及它將如何收場,他就不會發動它。
為什麼“被騙”這件事值得反覆講
北部灣事件是這套機制最乾淨的樣本。埃爾斯伯格的第一本書《秘密》(Secrets)開頭,就是他第一天上班,電傳機打進來“艦船在北部灣遭襲”,然後很快發現是誤報,然後他看著總統照樣拿它做文章。歷史學家加雷思·波特(Gareth Porter)說麥克納馬拉在明知是誤報的情況下對約翰遜撒了謊,而且他能證明。
霍頓的總結是:拿一小片資訊,衝出去用它為戰爭辯護,這件事一遍又一遍地發生。
這也解釋了他在書裡為什麼反覆強調“被騙”的機制:這跟某一次情報失誤無關。它是一套穩定的、可重複的、有明確受益者的生產方式。受傷的人支付成本,做決定的人獲得晉升和分紅。
訪談到這裡並沒有給出“怎麼辦”的完整答案,但霍頓三十年的工作本身指向一個方向:把代價說清楚,把歷史線頭接起來,讓普通人看見那間屋子裡發生的事。埃爾斯伯格從那個房間走了出來,代價是被起訴、被抹黑、被列入敵人名單。霍頓說,這就是為什麼必須給吹哨人以敬意,尤其是在那些站出來比在美國更危險的地方。
他講薩達姆體育場那段影片時的那句話,其實是整場訪談的底色:滿屋子都是懦夫,可你得問自己,如果你在那間屋子裡,你會怎麼做。
如果你想把這件事看得更清楚
訪談資訊量很大,落到可操作的層面,有幾件事值得做:
- 讀原始材料,不讀轉述。布熱津斯基 1979 年 12 月 26 日給卡特的備忘錄、卡特 1979 年 7 月 3 日的總統令、五角大樓檔案,都能公開找到。霍頓把它們放在 ScottHorton.org 上,就是為了讓人自己去核對,而不是聽任何人(包括他)複述。
- 讀埃爾斯伯格的三本書:《秘密》《五角大樓檔案(越南與檔案)》《末日機器》。第一本講他從體制內醒來的過程,第二本講檔案本身,第三本講核戰爭計劃的瘋狂。霍頓稱他為天才,同時強調他的價值不止於“洩密者”這個標籤,他是在房間裡看懂了房間裡發生了什麼的人。
- 看資料來源,不看結論。布朗大學“戰爭成本”專案(Costs of War)的數字是公開可查的,9/11 後戰爭的死亡、流離失所、財政成本都在裡面。任何人跟你談“反恐戰爭的成果”時,請他把這個表拿出來。
- 對每一個“我們得做點什麼”的呼籲,追問三件事:誰受益、代價由誰承擔、這件事怎麼結束。霍頓說,一個真正理解戰爭全部代價和收場方式的領導人不會發動戰爭。這句話對普通人也成立,因為普通人也在參與輿論。
- 記住“我們的立場”這個詞。當你在新聞裡看到某個政策明明失敗了卻沒人調整,先別急著罵“愚蠢”,先想想是不是有一群人已經公開表態支援過它,回頭對他們意味著什麼。
最後是霍頓提到的那句士兵的玩笑:自己舔自己的冰淇淋蛋筒。識別出這個結構,比記住任何一場具體戰爭的細節都更有用,因為下一次它換一張地圖、換一個敵人的名字,還會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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