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克·魯賓:傳奇音樂製作人
Rick Rubin: Legendary Music Producer
傳奇製作人談創作中的直覺與剋制,以及如何幫助不同藝術家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
Red Hot Chili Peppers 在錄音棚裡剛錄完一段 solo,彈得非常炸。一位成員走過控制室,工程師沒忍住,說了一句,哇,這段 solo 真的很棒。
那位成員停下來,說,請你別說這個。然後走開了。
裡克·魯賓(Rick Rubin)在萊克斯·弗裡德曼(Lex Fridman)的播客裡講這件事,語氣很平靜。他說那個瞬間,錄音棚里正在維持的某種東西被打斷了。樂隊在裡面是為了彼此,為了把這件事做到最深。外面世界的任何一句評價,哪怕是好話,都會把人從裡面拽出來。
我們是為了自己才走那麼深的。一旦有人對另一個人做出認可,那種沉浸就被打破了。(裡克·魯賓)
這句話幾乎概括了他四十年工作的核心。他的角色是守住那個空間,讓裡面的人可以往深處走。守住之後,剩下的事才有機會發生。
音樂把時間和地點縫在一起
訪談從尼采開始。萊克斯引了那句著名的話:沒有音樂,生活將是個錯誤。
魯賓的解釋很樸素。音樂能自動把人帶到某個深度,不用費力。詩歌可以,某些抽象的形式也可以,但都需要你先走幾步。音樂不用。
然後他講了一件很具體的事。他家裡很多人還在費城,開車穿過新澤西的時候聽 Bruce Springsteen,聽《I'm On Fire》,會突然情緒上來。那首歌的吉他不是掃弦,是分解撥的,帶一點鄉村味,幾乎有點像 Johnny Cash。歌詞寫的是一個得不到的女人,她已婚,或者跟別人在一起。這類歌太多了。那段吉他的幽魂感,配上開車穿過新澤西這件事,就成了別的東西。
"我覺得每個人一生中都愛過一個新澤西女孩。"他說完自己補了一句,"我也沒有,但我就是有這種感覺。"
音樂和時間、地點的繫結,在魯賓這裡是物理層面的事,不只是修辭。
他自己也有反向的經驗。在紐約長大,Eagles 的歌對他沒什麼感覺,ZZ Top 也是。後來他開始在加州待著,開車穿過 Laurel Canyon,Eagles 突然就對了,他開始主動聽。
德州的藍調是另一個例子。Stevie Ray Vaughan 的《Texas Flood》,你聽的時候不需要知道德州長什麼樣。等你真的到了那兒,會有一種熟悉感,那個地方不再陌生。音樂提前給了你一副眼鏡。
車裡是一個神聖的空間
萊克斯研究自動駕駛,所以他問了一個有點殘忍的問題:當車不再是美國人生活的中心,會失去什麼?
魯賓的回答裡有一個詞,sacred place,神聖的地方。
一個人開車的時候,車是心理醫生的診室。你可以對別的司機生氣,然後坐在自己的憤怒裡,沒人打擾。長途路上放一首歌,記憶會一段一段翻上來,心碎的,美好的,全都在那個狹窄的空間裡發生。
開車還有另一個功能。
你必須保持足夠的注意力不至於撞車,但這件事佔用的心智非常少,剩下的部分可以去做別的。魯賓說,如果手上有一件輕微的事佔著,更有創造力的一面反而被放出來了。他有點羨慕那些在畫畫裡找到這種感覺的人。你在塗色,很慢,很安靜,只需要一小部分腦子,剩下的部分可以去聽。
萊克斯說的是跑步。
他的描述很實在。前幾英里全是身體在抗議,你太胖了,你走形了,你在變老。然後這層聲音散了,第二層聲音進來,那些催債一樣的念頭,你該做的事沒做,你在違背承諾。到第四英里左右,這些東西也沒了。你就跑,慢慢地跑,然後可以想了。設計、程式結構、人生裡的大決定,都在這個時候浮上來。
魯賓小時候用牙籤搭橋。那是一件極其誠實的工作,因為最後要壓重物測試,橋好不好,一壓就知道。為了讓膠水起作用,要把木頭削到最薄再粘起來。做拱橋要彎木頭,是另一套手藝。一座好橋能承受自身重量的幾千倍,然後到某個點,它會炸開。做得好的時候,它整體崩掉,碎片飛得到處都是,你找不到某個沒預料到的薄弱處開始裂開的痕跡。
幾百個小時的工作,在你眼前炸掉。除了走到那一步的過程,什麼都不剩。
那些被看見跳舞的人
尼采還有一句話,萊克斯很喜歡:那些被看見跳舞的人,被聽不見音樂的人當作瘋子。
他問魯賓,你覺得自己瘋過嗎?還是說瘋的是別人,你才是清醒的那個。
魯賓的回答很誠實,也很難。他說他覺得自己不一樣,但很難判斷是哪一邊瘋了。他確實遇到過能互相懂的人,某些氣質的藝術家,相處起來像能接住對方沒說完的半句話,看世界的方式一致,笑點也一致。
但這件事不是必需的。
他用教練做比喻。一個好教練可以把自己的東西帶給任何有天賦的人,幫他們找到路。有時候對的人碰上了對的人,就成了。有時候就是錯配。
萊克斯提到了電影《爆裂鼓手》(Whiplash)。那個老師用近乎虐待的方式逼學生成長。
魯賓說他看過,記不太清了,但他不認同那種路徑。他也承認,有些人就是這麼工作的,那也行。藝術裡沒有正確答案,所有人都在做實驗找路。他自己沒有一套固定的方法,每一個專案都是空著進去的,聽藝術家彈什麼、說什麼,從他們描述的目標裡找出最好的到達方式。
他提到了禪宗傳統裡的"兇老師"(mean roshi),你做錯了,會有身體上的動作,這是傳承裡的一部分,被認為就是這樣教的。他不來自那個傳承。他的方式是合作,從一開始就說好,任何一方不喜歡正在發生的東西,就說出來,一直做到所有人都真的滿意為止。做出來的東西藝術家喜歡他不喜歡,或者他喜歡藝術家不喜歡,都說明走得還不夠遠。
萊克斯追問了一句,那些毀滅型的和那些追求幸福的人,其實來自同一個傳承,我們都從魚來的。魯賓接住了這個玩笑,說所以深處那些東西你身上也有,只是還沒被啟用。
怎麼聽一個人
萊克斯問得很直接。你怎麼聽一個人?你剛見到一個人的時候,腦子裡在做什麼分析?
魯賓說,先清空。
不帶任何預設立場,真的去聽。他說如果他問一個問題,他不想在對方說話的時候有任何反應發生。他的目標不是形成一個觀點,是理解。如果對方說了一句讓他被觸動的話,他不會去挑戰,他會問,你是怎麼走到那兒的?
從好奇出發,人就會浮出來。有時候靠提問,有時候只是待在一起,慢慢就知道了。
知道了之後呢?怎麼把最好的東西帶出來?
他說,試錯。永遠是試錯。
但試錯有一個前提,在他們的錄音棚裡是一條協議:任何人提出的任何想法,都要真的做出來聽一遍。因為一件事被描述出來的時候,聽的人必須在腦子裡把它想象出來,而你的想象和我的想象完全不是一回事。語言說出來,兩個人在各自腦子裡播放了不同的版本,等真的做出來,差異本身就成了一次小小的共同發現。
他說很多人在一個房間裡合作的時候,一個人提議,另一個人說這聽起來不太行,然後就過去了。每一次都真的試一遍,才會看到,哦,這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他自己也經常這樣,別人提一個想法,他覺得聽著很糟,試一下,十次裡有八次出來的東西和想象完全不同,而且很好。
然後他說了一句關鍵的話:不能有自尊心摻進來。如果你腦子裡覺得這是個壞主意,做出來發現很好,不能因為面子而彆扭。如果所有人都在為了讓東西變好而在這兒,就沒有別的了,也不該有邊界。
簡單是砍出來的結果
聊到 Jay Z 的《99 Problems》,有一段錄音棚的影片,魯賓建議用無伴奏開場,前面什麼都沒有,只有聲音。
這個選擇放在當時,很多人會覺得是壞主意。
魯賓說,追求簡單這件事從他做第一張唱片就開始了。他當時給自己寫的署名是 reduced by,而不是 produced by,就是因為這個。那會兒純粹是本能,做了這麼多年之後,他有了更清楚的解釋。
解釋分兩層。
聲音層面:元素越少,每一個元素越聽得清,能留給它們的空間越多,你能聽出它們的個性。
他打了一個特別好的比方。如果你錄十個人彈同一段吉他,最後聽起來就是"吉他"。如果你錄一個人彈,聽起來是"一個人在彈吉他"。這兩件事不一樣。
錄音棚裡有一種常見的直覺,加層,加厚,讓它聽起來更大。很多時候正好相反,加得越多,整體越小。這種東西光靠想是想不明白的,只能在實踐裡看。
愛因斯坦那句話,儘可能簡單,但不能更簡單。魯賓說難的是知道在哪兒停下來。
他講了一個方法,叫"無情的剪輯"(ruthless edit)。錄了二十五首歌,專輯打算收十首。不要挑最喜歡的十首,先挑出沒有它就活不下去的那五六首。直接跳過目標,走到真正的心臟位置,然後再問,往這個核心里加什麼會讓它更好而不是更糟。
順序反過來,整個心態就變了。你從做加法變成從做減法裡出來,而且經常會發現,沒什麼可加的。有時候事情到那個真正的核心,就是一個小而緊的東西,加任何東西都是稀釋。
Hurt:一首詩塞進一個七十歲老人的嘴裡
萊克斯說,如果只能選一首,他會選 Johnny Cash 的《Hurt》。
那首歌的分量,來自一個走到生命盡頭的人,用他正在變化的聲音,把一首年輕人在二十幾歲寫的詞唸了出來。開頭那句"今天我傷害了自己,看看還能不能感覺到疼",是流行音樂裡最好的開場句之一。這些話從 Trent Reznor 嘴裡出來和從 Johnny Cash 嘴裡出來,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魯賓講了這個決定是怎麼做出來的。
那個階段,他和 Cash 互相寄 CD,各自挑二三十首歌,寄給對方聽。他寄的那批裡就有《Hurt》,Cash 沒反應。按他們的慣例,沒反應就不回頭了。他又寄了一次,把這首歌放在第一首。後來通電話,Cash 還是沒提。魯賓說,你聽一下第一首,我真的覺得那首可以。
他看中的只有詞。
如果把旋律忘掉,把 Nine Inch Nails 的原版忘掉,把這首歌當成一首詩來讀,然後想象一個七十歲的老人讀它。那就成立了。這個判斷在當時幾乎是孤例,魯賓說全世界能看到這一層的人很少,包括 Cash 自己一開始也沒看到。
然後是製作。
基本軌在魯賓家的客廳錄的。兩把吉他,可能三把,Smokey Hormel、Matt Sweeney、Mike Campbell。Benmont Tench 在客廳裡彈鋼琴。Cash 跟著基本軌唱,之後再唱幾遍,把人聲拼出來。然後一點一點搭戲劇性。
歌的結尾音樂變得很響,但做得很微妙,你的耳朵被人聲佔著,不會特別注意後面在發生什麼,可它一直在往上走,最後甚至失真了,壓過來,成為情緒的一部分。那裡有一種接近憤怒和挫敗的東西。而 Cash 的聲音一直是乾淨的,簡單得不可思議。
一個年輕人的詞,配上一位老人的聲音、心臟和頭腦。萊克斯說這個組合本身就是整件事的力量所在。
年輕人寫得絕望,老人寫得有光
萊克斯順著這個往下問。年輕人的悲傷和老人的悲傷,質地不一樣。
魯賓說,年輕人寫悲傷的歌,更願意走到無望的地方去,因為他們前面還有大把時間。年長的藝術家傾向於看光明的一面,這也是一種年老的智慧,是一種更現實的位置。
他舉了 Tom Waits。二十三歲寫出《Martha》,寫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給三十年前愛過的女人打電話,兩個人都已經各自成家,他們意識到愛還在,本來可以是另一種人生,另一個世界。《I Want You》更短,不到一分鐘,來來回回就是"我要你",然後哼了二十秒。簡單到那個程度需要勇氣。
年輕的時候寫這樣的東西,看起來反而更容易走到底,因為不著急。越到後面,越傾向於給一個出口。
The Beatles 也是這樣。中後期的詞已經很重了,可他們那會兒才二十出頭。從好玩到黑暗,整個旅程在幾年內就走完了。
歌詞曾經很長時間不重要
這一點很多人會意外。魯賓說,有很長一段時間,歌詞在他這裡幾乎不算什麼。
最早期他更關注節奏。歌詞不好他會知道,但那不是驅動力。《Fight for Your Right》那種歌,他覺得詞寫得好玩,但重要的部分在於那種接近玩鬧的調子,詞本身並不承擔嚴肅的重量。
後來旋律變得重要,這在最開始是沒有的。再後來,歌詞才慢慢變得重要。他說自己被什麼吸引,這件事一直在變。
他還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沒有鼓的時候,歌詞會顯得更重要。同一段話,配著節奏說出來和清唱出來,重量不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阿卡貝拉版本常常讓人重新認識一個歌手。聽到 Marvin Gaye 清唱的時候,你才意識到那個聲音本身有多強。《What's Going On》整張專輯,很多地方你都可以把樂器全部撤掉,只留人聲,依然成立。同理還有《Hurt》,聽起來像人在房間裡,不像在唱歌,像剛剛被惹怒,怒氣還沒散。
魯賓說,錄音棚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讓開,別把它弄壞。偉大的歌手之所以聽起來偉大,跟錄音棚裡發生了什麼關係不大。是那個人本來就帶著這個。
一個蘇聯少年聽到的那首歌
萊克斯講了自己的故事。他生在蘇聯,那時候有些樂隊是進不來的,但會滲進來,盜版磁帶在小圈子裡流傳,然後佔領一整代年輕人。金屬這邊是 Metallica 和 Iron Maiden,另一邊是 Beastie Boys。他記得聽到《Fight for Your Right》的那一刻,感覺是,原來美國就是你可以對權威說滾蛋。反叛,自由。
他大概是在發行幾年之後才聽到的,因為要繞過很多東西才能到手。但那首歌對他個人意義重大。而魯賓當時做這首歌的時候,根本沒想過這些。他只是在給朋友們做好玩的歌,沒有任何期待,沒人覺得會有人喜歡。
萊克斯說他當時甚至沒完全聽懂歌詞,那歌詞本來也很胡鬧。但就是那種感覺。如果這件事被允許,那麼什麼都被允許。
魯賓說,即使在他們自己看來,那也是諷刺的,是故意做到過頭的,目的就是讓彼此笑。他們沒想表達什麼觀點,就是想讓對方笑。
萊克斯問,那個做這張唱片的人,和今天的你差多遠?
魯賓說不太遠。他喜歡讓自己笑的東西,喜歡荒誕的東西,還是同一個人。他不覺得今天會做那樣的唱片,但他理解當時為什麼做。如果今天有一個合適的藝術家,做一件荒誕的事能給出那種感覺,那也說得通。
他講了一件最近的事。在哥斯大黎加碰到一個很久沒見的人,是紐約時期認識的,聊了兩個小時,對方說,你跟那時候一模一樣。
七八個醫生和一顆對的藥
訪談在這裡拐進了一段很私人的內容。
魯賓說他人生中有過一次抑鬱。觸發點很小,工作上一件不重要的事,有人說了句話。換任何一個人聽到,反應就是行,下週再處理。但他接收的方式不一樣,感覺腳下的地毯被抽走了。即使那個具體問題後來解決了,某種東西還是被擊穿了,讓他處在一種從未有過的脆弱裡,然後一路往下。
他怎麼出來的?
他試了很多。一開始是替代療法,一週見七八個醫生或治療師,針灸、談話治療、草藥,所有能想到的方式都試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效果。
他說自己不太吃西藥,不喝酒不嗑藥。後來找到一個精神藥理學家,同時是個靈媒。他解釋這件事的邏輯很好玩:因為她是靈媒,他才願意去看她。他可以接受一個靈媒,但接受不了一個精神藥理學家。靈媒這個身份讓她進入了他的世界觀。
她推薦了抗抑鬱藥。第一晚就出了大問題。然後是一段漫長而痛苦的尋找,每一種藥都讓他難受,五六個月之後才找到對的那一種。他吃了大概半年到一年,慢慢減掉,好了。幾年後又有一次類似的事,他又短期吃了一下,出來了,之後再沒需要過。
萊克斯問,你能不能回頭看清觸發點?
他說,可能是因為成長的方式,他以前沒有太多需要處理爭議的經驗,真正被挑戰的時候,手上沒有工具。
商業是那個踩下去的聲音
這段抑鬱是工作引起的,話題自然轉到了商業和藝術的關係。
萊克斯說,藝術和音樂讓人難過的一點是,它總是和商業纏在一起。做商業的人和做東西的人貼得太近,有時候會毀掉一個很脆弱的心和靈魂。他舉了蘋果的 Jony Ive,一個想法剛出來的時候極其脆弱,只敢給一小圈設計團隊看,因為怕被弄壞。
魯賓說,這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把那些聲音擋在藝術家外面。
那些人在你這一邊,但他們不做東西。他們做的是他們那部分,他們的興奮點在你把東西交出來之後。可是如果藝術沒有以正確的方式發生,就沒有東西可賣。藝術不會按季度來。
萊克斯把這個模式推到了音樂之外。MIT 也是這樣,一邊是行政,一邊是教授和學生。學生有瘋狂的想法,會走到岔路上,會被某些東西點燃,然後行政會用各種方式設欄杆,他們覺得沒有傷害誰,其實傷害很大。他說自己在 MIT 有相當多的槓桿,即使這樣也會收到那種壓力:小心一點,我們真的希望你的職業生涯成功。這種壓力對一個做創作的人來說是致命的。
魯賓補了另一面。成功也有它的坑。身邊所有人都在說你的每個決定都很棒,久了就沒有東西可以撞了,失去了現實感。所以兩頭都重要:把噪音擋在外面,同時留一小圈你尊重的人,能對你說,我不確定這個有那麼好。你可以回答我不在乎你怎麼想,但聽到這句話本身是有用的。
前提是那句話來自愛,來自智慧。不是來自恐懼,不是來自"這個聽起來不如你上一張賣得好"。
每個人都是一根天線
聊到世界的複雜性,魯賓說他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如果要在實用資訊裡挑一個可信的來源,他會選存續了幾千年的東西。不是因為古老就一定對,是因為它被測試過。
他對現代有一種警惕,是那種傲慢。每個時代都覺得自己解決了所有問題,父母都是傻子。可面對人體或者人心這麼複雜的東西,必須極其小心。
我們對任何事情的瞭解,都接近於零。如果我們接受這種"不知道",這輩子會過得更健康。(裡克·魯賓)
萊克斯問,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肉做的載體,在從別的地方接收想法?
他說百分之百。
他的解釋是這樣的:想法在準備好的時候會透過某個人出來,天線好的人能接到訊號。你一定有過這種經歷,你想到一個點子沒去做,過一陣子別人做了。不是他偷了你的想法,是那個想法的時間到了,你不做,別人會做。它被某個源頭廣播出來,誰接到算誰的。
他不太認為人有那麼特殊。街上走著的是一根一根不同型號的天線。這跟理查德·道金斯的迷因有點像,想法是生物,借用我們的大腦繁殖、篩選、競爭、演化。人類很想守住自己身體和心智的獨特性,真正在演化的可能是想法本身。
萊克斯把這個問題推到了個人層面。一個年輕人怎麼知道自己這根天線的規格?這輩子該做什麼?
魯賓說,他很幸運,這件事找上了他。他一開始根本不知道有製作人這個職業。
他給了一個練習:想象你可以活一千次,有無數條軌跡,挑出那條能讓你在這個世界上創造出最美的東西、活得最美的軌跡。想清楚它是什麼。
同時要意識到,你可以做任何事。社會會推著你順從。他自己也曾經有過一套順從的方式,以為就該照著走,到二十幾歲才反應過來,你不必聽老師的,不必聽父母的,不必聽社會的。他現在還穿著類似制服的衣服,跟成功沒有關係,那是一種從世界裡躲起來的辦法。他說自己是個內向的人,是個獨來獨往的人。
318 磅那一年
有一段時間他被卡在一個奇怪的商業處境裡,沒法舒展。他把創造力轉向了自己,減了很多重量,整個人變了。這也是一次創作。
他說那不是一個有意的創作行為,就是有一堆能量,然後一連串的事發生了。
最重的時候他 318 磅。他這輩子基本沒動過,一直躺在沙發上做音樂。然後他讀了一本書,寫一個叫 Stu Mittleman 的跑者,十一天跑了一千英里。他的反應是,我走到街角都喘,另一個人十一天能跑一千英里,那我顯然拿著錯的資訊,我做的某件事肯定不對。
他去聯絡了書裡提到的 Phil Maffetone。這個人很有意思,專注於心率訓練,四十年前就在講低碳、近似原始人飲食、生酮這些東西。對一個想健康、想運動、想真正有表現的人來說,他算是最早的一批。
Maffetone 給他的東西,本質上是允許他跑得更慢。他第一次意識到,只要慢下來,他能跑很遠。然後他真的愛上了跑步。對他來說,跑步的樂趣出現在長距離裡。
萊克斯提到《天生就會跑》(Born to Run),說跑步這件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旅程,超馬那種東西會把一個人徹底改掉。他自己對超馬是有點怕的,因為他有意地去做那些"做完之後不再是同一個人"的選擇。
對話最好的狀態是忘掉攝像機
魯賓做過播客(Broken Record),做過和 Paul McCartney 的紀錄片(《McCartney 3,2,1》),也做過大量的對話。萊克斯問他從中學到了什麼。
他說,最好是感覺不到這件事在發生。
他走進這個房間,看到攝像機在架設,就知道對話的質量會受影響。最好的版本是看不到機器,看不到技術,就是兩個人坐在這張桌子邊說話。如果必要,事先戴好麥可以,但之後就只是說話,房間裡沒有別人。
他把這個和錄音棚裡的"紅燈熱"(red light fever)聯絡起來。樂手排練的時候彈得特別好,磁帶一轉起來就不行了。所有人都多多少少是這樣。
拍 McCartney 那部片子的時候,房間全黑,所有工作人員穿黑衣服,燈光打得讓機器消失在人的視野裡。
那部片子裡有十二到二十個工作人員在同一個房間,但對話開始三分鐘之後,Paul 和他就是屋子裡僅有的兩個人。偶爾會有一點聲音進來,會顯得突兀。所有人不許穿鞋,因為鞋跟地板的聲音會破壞那個空間。
魯賓說,錄音棚裡也一樣。通常只有他和一個工程師,工程師負責讓機器運轉。如果房間裡多了一個純粹在看的人,性質就變了。那個人在的時候,演奏不再是這個人正在內部感受著什麼、他們在把它捕捉下來,而變成了這個人在為某個人表演。
萊克斯提了一個反方向的觀察。他自己有時候很糾結這件事。今天房間裡有個 Evan,是他的製作人,也是魯賓的粉絲,聽到精彩的地方會點頭,會興奮。那種反應對說話的人是有推動的。有人跟你一起興奮,那是另一回事。
魯賓承認這一點。有些人就是在觀眾面前才活起來的。但他自己要的是儘可能遠離表演。他要的是那個東西發生。
一句讚美為什麼是破壞
Red Hot Chili Peppers 那個故事的另一面,是魯賓講它的時候的語氣。他沒有責怪那個工程師。他說,那種"哇,太棒了"的話,會提醒你外面還有一個世界。那個人本來在火堆邊跟大家一起跳,一句話把他拽到了火堆外面。
萊克斯接著往下想。那作為聽眾,有沒有辦法走進那個內部世界?有。那就意味著你說什麼很重要,你怎麼看很重要。空泛的讚美,哪怕用詞不空泛,語氣上仍然帶著外部世界的腔調。而你真正該做的,是加入那個圍著火跳舞的動作裡。
這段話放在任何協作場景裡都成立。團隊裡有人做出一個東西,最沒用的反饋就是"太厲害了"。它傳達了態度,沒有傳達任何可以繼續往前走的資訊,而且它把人從工作狀態裡叫了出來,要求他對你的態度作出回應。
No Hard Feelings:一首歌的現場
魯賓講了另一段錄音,The Avett Brothers 的《No Hard Feelings》。他是後來看影片才意識到當時發生了什麼。
歌詞是這樣的:等我的身體再也撐不住我,它終於放我走。等我的腳再也走不動,我會準備好。當我放下恐懼、希望和懷疑的時候,我的手會穩嗎。我手指上的戒指,我房子的鑰匙。沒有怨氣。
然後是那句,主知道這些東西對誰有過什麼好處,它們讓我害怕,讓我冷,明明有那麼多可以擁有,還有更多。
最後一段是,我一生所知的愛,我握著它穿過黑夜,直直走向光。沒有怨氣。在燃燒的天空下,我終於明白為什麼,為什麼這件事對你我重要,說出口,並且真的這麼想。
人生是孤獨的,孤獨的。對我已經夠好了。我沒有敵人。
魯賓說,那首歌錄的時候,整個屋子裡的狀態是對的。他沒有多解釋。這一段在訪談裡出現得很安靜,跟前面的 Chili Peppers 故事形成了對照:一個空間被打斷,一個空間完整地閉合起來,一群人一起走到了某個地方。
把自己當成一臺錄音機
萊克斯追問傾聽的技術細節。魯賓的說法是,聽的時候不去想接下來要說什麼,不去想自己的觀點,基本上把自己當成一臺錄音機,只接收進來的東西。
接收之後才處理資訊,而且儘量不讓自己的既有信念影響處理的結果。
他舉了一個很具體的原則。如果對方說了一句讓他不太舒服的話,他不會去反駁。他會問,你是怎麼找到這個的?你是怎麼走到那個位置的?從好奇出發。
目標不是形成判斷,是理解一個人。透過提問可以到達,透過只是待在一起也可以到達。
然後是下一步,怎麼把最好的東西從這個人身上帶出來。魯賓說,試錯,一直是試錯。
但他們有一條不成為規則的規則:任何人提出任何想法,都必須真的做一遍。因為語言在傳遞的時候會失真。你說出一個想法,對方必須在想象裡把它構建出來,而他的想象和你的想象完全是兩件事。等到真的做出來,看到的差異或者重合,會變成兩個人共同的、小小的發現。
他說很多房間裡不是這樣運作的。一個人提議,另一個人說聽著不太行,這事就過去了。而真正試一次的成本很低,收穫往往是,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樣,而且很好。
他補了一句,這時候不能有自尊心。你腦子裡判定這是個壞主意,做出來發現很好,不能因為面子而不舒服。如果所有人都在為了讓東西變好而在這兒,就沒有別的了。
如果只能保留一張唱片給外星人
萊克斯把話題拉回了那個榜單。Rolling Stone 的五百張最偉大專輯,第一名是 Marvin Gaye 的《What's Going On》。他放了一段,然後問魯賓怎麼看這個選擇。
魯賓的第一反應是,藝術裡沒有能成立的度量。你可以給東西打數字,但這是在比較蘋果和桃子,這件事本身不公平。
然後他給了一個更有意思的框架:如果外星人來了,你只能保留一張唱片來代表人類這個物種,你選哪張?這是個非常私人的決定。你選你的,我選我的。
萊克斯說他會在 Beatles 和 Beach Boys 之間選 Beatles。
魯賓沒有正面接。他說《What's Going On》的力量在於,如果你只聽人聲,會發現那個聲音本身足夠撐住整首歌。整張專輯裡有很多地方,樂器全部撤掉,只留人聲也成立。那種靈魂的重量不依賴編曲。
然後他問,你聽過 Detroit mix 嗎?
萊克斯說沒有。魯賓讓他放。
放出來之後,混響更遠,聲音像從房間的四面湧過來,還有更多層次的人聲,是 Marvin Gaye 自己疊的,聽起來像一群人在唱,不是一個聲音。整個氛圍像一場聚會,一群人在同一個房間裡玩音樂。而正式發行的版本更像一次錄音。
魯賓說,這是阿卡貝拉的反面。它靠的是層層疊疊,靠的是那種"這兒不是錄音棚,這是一場派對"的感覺。
他還提了一個細節,這張專輯是 Marvin Gaye 自己製作的。這在當時的 Motown 並不尋常。
Pet Sounds 的第一首
聊到 Beach Boys,萊克斯說他一直沒能真正進入《God Only Knows》,但《Pet Sounds》的第一首《Wouldn't It Be Nice》他能進去。他問能不能放一下,魯賓說放。
那首歌的前奏一出來,是很明亮的和聲,很甜。歌詞說的是,如果我們能早點睡,一起醒來,那該多好。然後緊接著,但我們現在還不行。
魯賓說,這就是他們的路數。用歡快的殼子包著心碎。你先被打動,然後才發現裡面是空的、是缺的。
萊克斯說這跟 George Harrison 的《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是同一類東西。他每次被問最喜歡的 Beatles 歌,答案會隨著日子不同而變化,但他經常回到這一首。
魯賓沒有接這個具體的判斷,他把話題放到了更大的地方。Beatles 的歌有幾大類,那首屬於其中一類,那種憂傷的情歌,或者叫民謠式的慢歌。《Yesterday》《Let It Be》也在這一片區域裡。它們的共同點是,不解釋,不煽情,只把那件事擺在那兒。
七萬人的現場
萊克斯問,跟 Paul McCartney 相處那麼長時間,作為一個創作者、一個音樂人,你有什麼變化?
魯賓說,你跟一個英雄待在一起,會發現對方就是個普通人,這會幫你看清很多事的比例。
然後他講了自己第一次看 McCartney 現場。體育場,七萬人。他開始彈,魯賓開始哭。他自己都覺得難以置信,在七萬人的場子裡,他還是覺得難以置信,這個人真的在這個地球上走過,我跟他處在同一個空間裡,他就是寫那首歌、彈那段旋律的人,現在他就在這兒,彈給我們聽。
他說那是一種壓倒性的感受。
萊克斯把這個問題問得更深了一層。這種時刻,是啟發,還是一種失落?你長期喜歡一個人,見到他,發現他就是個普通人,這裡有兩層:一層是很鼓舞,一個普通人類也能做出這麼美的東西;另一層是某種失落,你本來暗暗希望身邊走著的真的是神。
魯賓的回答偏向前者,但他說得很有意思。那更像一種安慰。知道還有更大的魚,自己只是條小魚,還有更大的魚會照看這片海。
接著他立刻推翻了這個說法的一半。
他說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大魚。他不認為存在什麼特殊的人。這個判斷放在他身上有點奇怪,因為他合作過的藝術家名單長到幾乎不真實。正因為他見過那麼多被當成神的人怎麼工作、怎麼犯錯、怎麼害怕,這個判斷才更有分量。
我不認為有特殊的人。我真心不這麼認為。(裡克·魯賓)
關於名聲、西裝和躲起來
萊克斯問他,名聲有沒有影響到你?你有沒有在某個時刻拔掉了插頭?
魯賓說他一直有點抽離,不覺得自己屬於任何一個系統。他知道出門的時候有人會上來說好聽的話,這很好,也就到這兒了。
萊克斯追問,那它會不會影響你獨處時的思考?
魯賓說,不能讓它影響。你之所以是你,你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為你對自己誠實。到了那個位置再開始改變、去迎合別人對你的期待,這件事說不通。
然後萊克斯問到了衣服。長期穿類似西裝的東西,是對某種身份的表達嗎?
魯賓說,很長一段時間是某種西裝。最近因為搬去德州,也變了。他解釋得很坦白:我是個獨來獨往的人,我是個內向的人。穿成那樣,一部分是從世界裡躲起來。他不想讓名聲、被認出來、錢這些事情成為動機。
萊克斯說了自己那一面。他不穿西裝,因為他的同行和圈子裡,西裝是某種成功符號,一種順從的符號。所以他穿別的,那對他來說反而是一種反叛。他還說,做這種"傻乎乎的播客"也是同一類事。
他承認這不容易。他一直覺得自己像一隻找腿的小鹿,很愛人類,也覺得自己挺傻的,所以別人說該這樣該那樣的時候,是會有壓力的。要不聽別人的建議,同時又保持脆弱和開放,這件事很難。你很容易變成"我總是對的",硬起來,站住。如果你想跟人連線,想把心掛在袖子上,你就要聽他們說,這就是雙刃劍。那種疼,如果不讓它毀掉你,是可以長出東西來的。
結尾:把方法拿走
整場對話裡,魯賓沒有給過一條規則。他反覆說的只有幾件事:清空、真的聽、每個想法都試一遍、把噪音擋在外面、在能停的地方停下來。
這些聽起來像心態,其實都是可以立刻執行的動作。
- 下次開會或者協作,任何人的任何想法,都真的做一遍再評價。語言傳遞會失真,你腦子裡的版本和對方腦子裡的版本不是一回事。試的成本很低,誤判的成本很高。
- 錄了二十五個版本、寫了三十稿,不要挑最喜歡的十個。先挑出沒有
它就活不下去的那五六首,把它們擺回桌上,再問往這個核心里加什麼會讓它更好。順序反過來,你會砍掉很多原本捨不得的東西。
- 把"太厲害了"從你的反饋裡刪掉。換成具體的一句:這裡我以為會往那邊走,你沒有,我被打斷了。具體的反饋把人留在工作狀態裡,空泛的讚美把人叫出來,還要求他對你的態度作出回應。
- 聽人說話的時候,不要在心裡準備反駁。遇到讓你不舒服的觀點,先問一句你是怎麼走到那兒的。你的目標不是形成判斷,是理解這個人怎麼想。理解到位之後,判斷往往就不需要了。
- 找一個佔用心智很少的重複動作,跑步、走路、洗碗、開車。讓它佔據你百分之二十的注意力,剩下的百分之八十會開始處理真正難的問題。前二十分鐘會很難受,先是身體抗議,然後是待辦事項在腦子裡催債,撐過去。
- 如果你在一個環節上說了算,去當那個擋噪音的人。寫東西的人、做產品的人、帶團隊的人,身邊總有一群站在你這邊但不做東西的人,他們的時間表和你的不一樣。擋住他們不等於不聽勸,留下來的是那一小圈能從愛和判斷出發說"這個還不夠好"的人。
- 每個新專案都空著進去。不帶著上一個專案的成功經驗,不帶著"我知道什麼是對的"。這條最難,因為經驗會偽裝成判斷力,而魯賓做了四十年,還在說自己對每個專案都一無所知。
他講自己的方式很特別。他不解釋天才,不解釋靈感,也不解釋為什麼某首歌成了。他反覆說的是同一件事:我們對任何事的瞭解都接近於零。
這句話聽起來像放棄,其實不是。它說的是,把判斷推遲到聽見之後。你自己腦子裡那個"這不行"的結論,八成是在還沒聽見之前就下了。真正的專業,很多時候表現為忍得住不下結論。
再往回看那個錄音棚裡的瞬間。工程師說了一句真心話,一句誰聽都覺得是好話的話,然後整個空間就散了。這件事的殘酷在於,它沒有壞人。工程師喜歡那段 solo,他想表達。樂隊成員只想待在裡面,他也只是想讓那個東西繼續。
兩邊都沒有錯,衝突還是發生了。所以魯賓的工作才不只是技術活。他要判斷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該閉嘴,什麼時候該把一個想法真的做出來聽一遍,什麼時候該承認自己想錯了。這些判斷沒法寫成手冊,只能在一次次失敗裡校準。
他給萊克斯講牙籤橋的時候說,幾百個小時的工作在你眼前炸掉,除了走到那一步的過程,什麼都不剩。
做東西這件事大概就是這樣。橋會炸,唱片會做完然後被忘掉,一首歌可能寄了兩次對方還是沒反應。真正留下來的東西,是你在那個過程裡學會的怎麼聽、怎麼試、怎麼在正確的地方停下來。
這些東西不能傳授,只能自己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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