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83 期·中文精讀

朱莉婭·肖:謀殺犯罪心理、連環殺手、記憶與性

Julia Shaw: Criminal Psychology of Murder, Serial Killers, Memory & Sex

犯罪心理學家解析殺人動機與連環殺手心理,並討論記憶的不可靠性與人類性行為中的常見誤區。

官方音訊00:00 / --:--
中文精讀由 AI 基於原始訪談改寫,非官方翻譯,可能存在偏差或錯誤;表述以原音訊與官方文稿為準。說明

70% 的男性、超過 50% 的女性,在兩項研究中承認自己幻想過殺死某個人。與此同時,因謀殺入獄的人出獄之後再次殺人的比例只有 1% 到 3%。

這兩個數字擺在一起,很多關於「惡人」的直覺立刻失效。如果殺人的念頭如此普遍,而真正動手的人如此稀少,那犯罪心理學最該追問的問題就得倒過來:絕大多數人為什麼沒有動手?

朱莉婭·肖(Julia Shaw)是倫敦大學學院的犯罪心理學家,做過虛假記憶植入實驗,給警察、律師和國際刑事法院做過審訊培訓,主持 BBC 的犯罪播客《Bad People》,寫過《惡》(Evil)、《記憶錯覺》(The Memory Illusion)、《雙性戀》(Bi),新書《綠色犯罪》(Green Crime)轉向盜獵、非法採金、企業造假和環保犯罪。她和 Lex Fridman 的這場對話長達兩個多小時,從連環殺手的孤獨,一路聊到 AI 如何成為一臺終極的虛假記憶機器。

黑暗四聯徵是一條刻度,沒有開關

心理學裡有個詞叫「黑暗四聯徵」(dark tetrad),指精神病態、施虐癖、自戀和馬基雅維利主義。這四個特質常被公眾直接等同於「惡」:施虐是從別人的痛苦裡獲得快感;馬基雅維利主義是為了達成目的不擇手段;自戀是過度沉浸在自我優越感裡;精神病態則常表現為共情缺失,說謊、寄生式地依賴他人、在別人難過時毫無波動。

肖反覆強調的一點是,這四項每一項都是一個連續譜。你可能施虐傾向很低,自戀得分偏高,四項加起來仍然處於亞臨床水平,也就是沒達到診斷門檻,但特質確實存在。診斷書上寫的自戀人格障礙是臨床層面的事,而日常裡那些「有點自戀」的人,同樣值得放進同一個框架裡理解。

這套框架的用處是預測,給人貼標籤只會浪費它。四項全部高分的人,做出傷害他人行為的機率最高。而每個普通人都在這四條軸上佔據某個位置,沒有人在零點。

「你會殺掉嬰兒時期的希特勒嗎」,問的其實是人是否天生為惡

肖在書裡丟擲這個思想實驗。這個問題的分量跟答案關係不大,它逼人表態:你相信人是生下來就帶著作惡的種子,還是相信環境、教養、社會關係在漫長歲月裡把人塑造成了那個樣子?

關於希特勒,心理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是「他是瘋還是壞」。他確實表現出一些與施虐傾向相符的特徵,共情水平低這一點也貫穿其行為。但就「天生如此」而言,答案通常是否定的。他早年並沒有展現出後來定義那場災難的種種特質。

肖自己的回答是不殺。理由很直接:從嬰兒到成年人不是一條直線,人並非生來就惡。

「邪惡」這個詞,是對話的終點

她對這個詞的態度近乎敵意,理由跟道德寬容沒什麼關係。

「當我們說某人是邪惡的,我們等於在說:這個人和我差別如此之大,我根本不需要費心去理解他為什麼能做出那種事,因為這種事我永遠不會做。我是善的。」(Julia Shaw)

這套邏輯的代價非常大。它製造出一種人為的區隔,而正是這種區隔,讓人有能力對那些被貼上「邪惡」標籤的群體犯下駭人的罪行。她的書在英國出版時叫《Making Evil》,取自尼采的一句話:「思考惡,就是在製造惡。」惡是貼在別人身上的標籤,事物本身並不自帶這個屬性。

她做性侵案、強姦案、謀殺案的評估,法庭上「邪惡」這個詞被使用得極其頻繁。她的回應方式是把問題往前推一步:我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我們要的是阻止這類行為再次發生。而唯一的路徑,是搞清楚是什麼把這個人推到了那個位置。

「我們全都有能力殺人、做出其他可怕的事情。多數時候該問的是我們為什麼收手,我們為什麼動手反倒次要。」(Julia Shaw)

去人性化與去個體化,戰爭需要兩件工具同時開動

大規模暴行幾乎總是先把對方從「人」的範疇裡踢出去。有意思的是,交戰雙方往往都堅信自己站在善的一方,對方代表惡。這一點在大規模戰爭裡幾乎是通用規律。

肖補上了第二個機制:去個體化。人不只把對方從人性裡剔除,也把自己溶解進群體。你不再是一個個體,而是「我們」的一部分。這個身份會給你一件正義的外套、一件道德的外套,哪怕你其實站在錯誤的一邊。

兩件工具缺一不可。共情的崩塌讓對方變得可殺,群體的吞沒讓殺戮變得正當。

我們判斷一個人可不可信的那點直覺,基本不可靠

肖對「詭異感」(creepiness)做過梳理。這個模糊的感覺直到近幾年才被真正定義,核心內容很簡單:一個人沒有遵守社會規範。行為方式偏離了預期,警戒雷達就響了。

這套雷達會大面積誤報。研究裡有一個場景:候診室裡擺著椅子,其中一邊坐著一個已知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問受試者願意隔幾個座位坐下。答案是他們坐得更遠。可研究同時顯示,嚴重精神疾病患者並不比一般人更暴力。人們只是覺得他們「怪」,於是拉開了物理和心理上的雙重距離。

同一個機制延伸到測謊。荷蘭學者阿爾德特·弗裡吉(Aldert Vrij)在這個領域做了大量研究,結論相當一致:可靠地識別謊言極其困難。而警察、審訊人員這類從業者,普遍對自己的判斷力有極高信心,認為憑經驗就能看出對面的人有沒有撒謊。

「把他們放進實驗環境,他們識別謊言的準確率並不比隨機猜測更好,可他們依然認為自己能看出來。」(Julia Shaw)

後果不只是漏掉真話或錯判謊言。一個過度自信的審訊者可能死盯一個無辜的人,施壓、逼供,最終導致冤案。同樣的誤判也發生在親密關係裡。嫉妒的根源大多是不確定,而嫉妒本身就是在做一場拙劣的測謊。

精神病態者是否更擅長說謊?有研究支援這個方向。在假釋聽證這類場合,有人會精準地表演出一個「適合迴歸社會的犯人」形象,委員會據此做出錯誤決定。歷史上還有一種擔憂,認為以共情為核心的干預會讓精神病態者學會偽裝共情,並把共情當成武器使用。加州學者詹妮弗·斯基姆(Jennifer Skeem)走了另一條路,她的專案不圍繞共情,而是教人理解社會規則,並說服對方相信親社會行為才是達成目標更有效的路徑。

孤獨會把一個人從現實上解綁

連環殺手的畫像裡,肖最先提到的詞是孤獨。性和暴力都排在它後面。

孤獨帶來兩個後果。它既是犯罪的推力,也讓人更難被抓住,因為缺少社會網路意味著沒有人替你核對現實。她把這種能力叫作「現實監測」(reality monitoring),也就是分辨「這是我腦子裡的想法」和「這是外面真實發生的事」。

精神分裂症是極端案例。命令性幻聽會讓人相信有聲音在命令自己去做某件事,通常是傷害他人,而且不做就永遠聽下去。這類幻覺極其痛苦,也確實是讓患者更容易訴諸暴力的因素之一。如果有家人或者治療師在旁邊問一句「你怎麼判斷這個念頭是真的」,人還有機會被拉回來。沒有這根繩子,人就會順著自己腦子裡的那個宇宙越走越遠。

激進化是同一個機制的非臨床版本。一個人越漂向某個脫離證據的群體,觀點就會越極端,除非有東西把他拽回現實。

再疊加黑暗四聯徵,畫面就完整了。低共情、高施虐、認為自己有權追求目標,這三樣湊在一起,加上一根斷掉的現實繩索。傑弗裡·達默(Jeffrey Dahmer)想拼出一個完美的伴侶,殺人、肢解、縫合,試圖造出那個不存在的人。

「這裡面有些東西讓我忍不住覺得,太悲傷了。我不會說天啊多可怕。當然可怕,當然駭人,但我對這件事有一種真實的同情,而我認為保留這種同情很重要。」(Julia Shaw)

她的落點是:那是我身上也存在的東西的極端表現形式,區別在於我動手和對方動手之間隔著的那一堆其他因素。核心在所有人身上都有。

謀殺的真實動機,大多無聊到沒法拍成劇

真實案件裡最常見的謀殺,是一場失控的爭吵。他欠我四塊錢;他偷了我的腳踏車;一句話沒說對。臨場一個糟糕的決定,一次過度反應,事先沒有任何計劃。

這類故事沒法賣。電視和新聞偏愛的是那種磨了幾個月刀、耐心等待時機的連環殺手,因為它符合一種直覺:極端的後果必須有極端的原因。肖把它叫作「受害化落差」(victimization gap)。受害人失去的是一條命,加害人失去的頂多是自由,兩者之間的鴻溝讓人不舒服,於是人們寧願相信這個人一定壞得與眾不同。

親密伴侶謀殺是謀殺案裡最常見的四類情形之一,同樣不夠戲劇化,於是被講述得少。而謀殺的再犯率低到 1% 到 3%,真正高再犯風險的是詐騙、虐待老人、性暴力。她由此提出一個尖銳的排序問題:如果刑罰的目標是讓社會更安全,那現在的輕重配置是反的。重刑謀殺犯關幾十年,很多時候只是在滿足「以眼還眼」的正義感,跟降低風險關係不大。

那被害人家庭怎麼看?肖的回答很剋制:寬恕是家屬的事。有的家屬要最重的懲罰,這完全可以理解。也有不少家屬想要的是修復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他們想知道這件事到底怎麼發生的,想讓那個同樣是十幾歲男孩的加害者不要把自己的人生也一起毀掉。

殺人幻想是一種彩排

既然幻想如此普遍,它到底是危險訊號還是正常心理功能?

肖傾向於後者。把最壞的事在心裡完整走一遍,是一場極好的反向彩排。你會想到:我真的動手之後會變成什麼樣?我在想什麼?我身邊站著誰?我要對付的這群人是誰?把後果想透,結論通常是自己並不想要那個後果。想殺掉某人,和真的想殺掉某人,是兩件事。前者是直覺層面的動物腦,後者被更高的推理能力攔下來。

界限在哪裡?如果幻想開始固著、反覆迴圈,尤其是針對某個具體的人,那就是風險因素,該去找心理醫生。而一閃而過的念頭、某一天冒出來的幾個畫面,屬於完全健康的範圍。

順帶提到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斯坦福監獄實驗如今被多方批評,但它展示的東西依然有衝擊力:隨機分配成獄警或囚犯,幾天之內,兩群人對彼此的認知就徹底變了,實驗不得不提前終止。津巴多後來大力提倡「英雄想象力」(heroic imagination),也就是提前在心裡演練站出來那一刻。

凱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案長期被當作「人性冷漠」的鐵證,一群鄰居聽著一個女人被殺害卻無人出手。後來的旁觀者研究並不支援這個結論。多數情況下,旁觀者是會介入的。真正抑制行動的是已經聚集起來的人群:你讀空氣,發現沒人動,於是判斷這大概不是真問題。不想以難看的方式引人注目,是阻礙英雄行為的主要力量。

愛情轟炸與「她怎麼那麼傻」

《Bad People》有一期採訪了被「Tinder 詐騙犯」騙走大量錢財的塞西莉亞(Cecilia)。手法並不複雜:偽裝成有私人飛機的富豪,快速匹配,立刻高強度輸出情緒,秒回、深聊、許諾未來。「我們的孩子在花園裡跑」這種話在第三次約會就說出口。然後是巴黎、是昂貴的餐廳、是私人飛機,用實景把身份坐實。最後是緊急狀況:我被跟蹤了、我被襲擊了、我需要你幫我付這筆機票錢。她借了貸款,家人也掏了錢,直到錢耗盡才發現整件事是假的。

肖強調的重點落在受害者的羞恥感上,而這份羞恥是被社會放大的。這類案件常被講成「她怎麼這麼蠢」「太好騙了」。她的反問是:也許她只是一個願意相信對方有能力愛自己的好人。

「詐騙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對方知道你想聽什麼,然後就說給你聽。我們每一個人,只要對方掌握的資訊足夠多,都有一個為你量身定製的版本會上鉤。」(Julia Shaw)

大模型出現之後,這個量身定製的成本正在歸零。情緒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入口,而愛是最容易被撬動的那一個。

嫉妒幾乎總是紅旗

肖對嫉妒的看法在心理學家裡不算主流:她認為嫉妒基本上一直是紅旗。嫉妒意味著這個人在這段關係裡沒有安全感,而缺乏安全感的原因要麼是這段關係本身不對,要麼是他自己不安全。她不認為嫉妒是愛的證明,也不認為它是保護伴侶的本能,它更接近控制和佔有的慾望。

更硬的證據是:不是所有嫉妒都會走向暴力,但幾乎所有親密伴侶暴力都以嫉妒為前兆。而嫉妒所依據的判斷,往往又建立在那套極不可靠的測謊系統上。用一臺失靈的測謊儀指導自己的行為,決策必然出錯。

她順勢丟擲一組資料:大多數人在一夫一妻這件事上做得並不好,多數人有過出軌經歷,或是對伴侶不忠過。她的結論沒有落在「所以要更嚴格地監督」這條路上。她反過來說,一夫一妻制本身是一種社會建構,它讓很多人註定失敗。

她自己是多重伴侶關係(polyamory)實踐者。她要爭取的是讓這種生活作為一種選項存在,讓所有人都去過這種生活顯然不在她的訴求裡。她希望「我們該怎麼組織自己的關係」這個問題可以在關係早期就被擺上桌面,等到幾年之後再談,那時候更難開口。

Lex 的反駁也挺有意思:專注一個人,才能把那段關係當成一個無限長的專案去探索,就像找到一道喜歡的菜會連著吃很久。肖的回應是,她希望人們覺得自己有選擇。

雙性戀被當成一個過渡站

肖是在寫《惡》的時候順勢出櫃的。她在書裡談到可見性的重要性:當你發現身邊那些你早就認識、早就喜歡的人屬於某個原本顯得陌生、抽象甚至可怕的群體時,去人性化就變得困難得多。

她也很坦白地說了策略。「先出一本書站穩科學家身份,再出《雙性戀》,這是登門檻效應(foot-in-the-door)。」「如果我先出《雙性戀》,第一,這本書根本出不了,它是史上第一本主流出版社的雙性戀主題書;第二,我不會被當成嚴肅的科學家。」

關於誤解,研究裡最集中的一條是:雙性戀是一個階段,是一座通往「真正的同性戀」的中轉站。這個誤解對男性尤其嚴重。現在的資料是自稱雙性戀的女性數量是男性的兩倍,但歷史上恰好相反。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在二戰後出版《人類男性的性行為》,那本書暢銷了整整一年,他開講座時禮堂坐不下,還得把隔壁房間開啟、接上收音機讓更多人聽。他原本研究的是癭蜂,被臨時抓來開一門人類性行為的課,結果發現學生的問題他一個都答不上來,因為相關研究根本不存在。於是他帶著助手訪談了數千人。

他造出了金賽量表,從 0 到 6,0 是完全異性戀,6 是完全同性戀。他發現二元分類沒什麼用,多數人落在中間。男性大約有一半處在中間地帶,女性大約四分之一。那可是 1940 年代。

到了 1970 年代,風向變了,雙性戀在公眾印象裡逐漸變成了「女性的事」。肖的解釋裡既有社會因素也有研究因素:同性戀群體內部同樣存在敵意。男同性戀會對雙性戀男性說「你其實就是 gay,我以前也說自己 bi」,女同性戀則會認為雙性戀女性是在表演,是為了取悅男性,最終還是要回到男人身邊。兩邊都帶敵意,但對男性的壓力更大,所以雙性戀男性更傾向於直接自我認同為 gay 或 straight。

代價是實打實的。研究顯示雙性戀群體的自傷率更高、遭受性暴力的比例更高、更容易被孤立、更容易被跟蹤騷擾。肖給出的原因很樸素:雙性戀者最不容易接入社群。既不完全屬於異性戀世界,也常常不完全被酷兒社群接納,於是沒有一雙手接住他們。

金賽量表之外,還有一張更細的網格

弗裡茨·克萊因(Fritz Klein)在 70 到 80 年代做治療師,來找他的人常說「我對自己的性向很困擾」。他會繼續問:你是不想要這些感覺,還是不想要這些感覺帶來的後果?是朋友家人會怎麼看你這件事讓你痛苦?於是他做出一張更復雜的表格,把性吸引力、實際行為、幻想、社交偏好、生活方式、自我認同分別放到過去、現在、理想三個時間維度上去打分。

肖說這張表值得所有人填一遍,跟性向無關。她提到有朋友填出來是「過去異性戀、現在異性戀、理想雙性戀」。她自己填完之後發現,「我的生活方式那一欄實在是太直了,可能需要改一改」。

克萊因給那些在自己性向裡不舒服的雙性戀者造了個詞,叫「困擾的雙性戀者」(troubled bisexual)。肖把這個詞擴充套件了:任何性向都可能是困擾的,異性戀、同性戀、無性戀都一樣。關鍵是找出卡住的那個點。

她不太喜歡「對自己誠實」這個說法。這個詞太重,而且經常被當成武器,尤其是男人用它來施壓:「你其實不夠誠實,你就是 gay。」她的表述更溫和:也許你只是還沒拿到合適的框架和詞彙,去思考自己身上那些讓你不安的部分。

性向這件事,多數人預設它是在十幾歲到二十出頭被找到、被確定、然後一輩子固定的。肖質疑的正是這個假設。那個年紀你不可能知道自己會遇到的所有人和所有可能性。人在其他所有維度上都會變,性向憑什麼例外?她主張給自己留出重新評估的空間,評估自己的性向、慾望、關係狀態。這跟健康直接相關。

性癖與去抑制假說

為什麼性癖會被塞進「惡」的討論裡?肖的說法很直接:她經常接到這種開場,「Julia,幫我解釋一下這個人為什麼殺人。你知道他還玩 BDSM 嗎?」她的反應是,「所以呢?」再過一句,「順便說一句,他還是個換偶愛好者。」她的回答仍然是,「所以呢?這跟這個案子有什麼關係?」

人們把性癖當成品格缺陷。而在研究裡,BDSM 是最常見的一類性癖,涉及掐頸、束縛、羞辱或被羞辱,參與者數量遠超公眾想象。另一端是獸 play、血 play 這類更邊緣的實踐。肖的立場是兩頭都不能走極端:色情內容讓 BDSM 顯得無處不在,但這不代表人人都想要;同時也不能把它邊緣化成極少數人的怪癖。真實分佈落在中間。前提永遠是問清楚、說清楚、設好安全詞。

為什麼這些看起來「被支配」的行為會帶來快感?研究給出的解釋叫去抑制假說(disinhibition hypothesis)。一個整天要做幾百萬個決定的人,進入一個不需要做任何決定的情境,會感到釋放。扮演支配方的人同理:不需要小心翼翼地試探,規則清晰,反而自由。

「這種自由恰恰來自虛構。你在扮演,但它觸碰到了你心理深處某個真實的東西。所以我們喜歡小說也是一樣,它讓你短暫地成為另一個人,把別人的想法放進自己腦子裡住一陣子。」(Julia Shaw)

真實的代價是羞恥。一個人如果覺得自己內心深處的慾望是「惡的」,他會認為自己有問題,會覺得自己是壞人。這條鏈條在歷史上一直指向同性戀和雙性戀群體,今天在很多地方依然如此。肖的落點是去汙名化:讓這些慾望在可見的地方存在,人才不至於在自我厭惡裡爛掉。

每一段自傳體記憶都有虛假成分,問題只剩摻了多少

肖的博士研究做的是植入虛假記憶。她第一次把虛假供述研究和虛假記憶研究拼到一起,前者來自索爾·卡辛(Saul Kassin),後者來自伊麗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問題是:能不能讓人相信自己犯下了一樁從未發生過的罪,並且認罪,不只是相信,還能「記得」?

答案是可以,用特定的引導性和暗示性訪談技術就能做到。

她先講了一個更基礎的事實。虛假記憶是正常健康大腦的一個特徵,把它叫「故障」並不準確。自傳體記憶,也就是你對親身經歷的回憶,幾乎每一段都摻了假,輕重程度各不相同。

這裡要分清兩個概念。「要點記憶」(gist memory)負責抓住大意,你記得和某個朋友見過面、記得大學在哪、記得那家常去的咖啡館、記得某件重要的事是開心還是難過。這些夠用了。一旦需要精確到當時穿了什麼、喝了什麼、說了哪句話,也就是所謂的「逐字記憶」(verbatim detail

一旦需要精確到當時穿了什麼、喝了什麼、說了哪句話,也就是所謂的「逐字記憶」(verbatim detail),人就非常不可靠。而刑事司法恰恰要求後面這一層。

如果那個細節是一張臉,麻煩就大了。

還有一種情況是完全虛構的記憶,你以為自己經歷過某件根本沒發生過的事。很多人是在和父母或朋友對童年往事時發現的。朋友會說「那是我身上發生的事,不是你」。研究裡管這叫「記憶小偷」,你把別人的記憶當成了自己的,可能是因為對方講得太生動,你在大腦裡把它演了一遍,然後就歸檔進了自己的自傳。

三次訪談,70% 的人承認了沒犯過的罪

實驗設計值得細看。

受試者被告知參加一項「童年情緒記憶」研究,並知道研究者事先聯絡過他們的父母。研究者從父母那裡拿到真實資訊:少年時住在哪、有哪些朋友、生活細節,同時確認受試者從未經歷過目標事件。每次訪談都先聊一段真實記憶,比如一次滑雪受傷,聊二十分鐘,把節奏帶起來,讓整個流程顯得可信。然後進入第二段記憶。

「你父母還提到另外一件事,你當時和警察打過交道。」對方說記不得。研究者回應:我這兒有一份很詳細的記錄,你要做的只是想起來的。接著祭出一個很強的心理工具,叫「透明錯覺」,讓人以為自己明白正在發生什麼。「有時候我們會把不喜歡的記憶藏起來,我們可以做一個想象練習。」她用的詞都是大眾聽過的,比如壓抑,而這些機制在真正的科學裡其實爭議很大。

然後閉眼,開始想象。受試者說出第一個細節時,肖就在旁邊笑。

「那個人閉著眼睛說,我記得天空是藍的。我當時心裡想,成了。」(Julia Shaw)

之後是社交強化,每說一個細節就肯定一次。細節越來越多,越來越具體,他們會說出自己襲擊了誰、在哪裡。這些內容必須由受試者自己提供,因為研究者並不瞭解他們的生活。虛假記憶的原料全是真實碎片:真實的地點、真實的人、真實的感受,只是被編織成了從未發生過的樣子。

三輪訪談之後,樣本里有 70% 的人形成了完整的虛假記憶並認罪。研究被提前叫停,因為申請倫理審批時報的預期命中率是 13%,實際效果遠超預期。她反覆說明這個數字的邊界:70% 只屬於這個樣本、這六個目標事件、這個主試。這不代表人群中有 70% 的人容易被植入這類記憶。她自己認為幾乎所有人都對某種版本的虛假記憶有易感性,只是未必是這一種。

學界對成果的爭論至今沒有停。核心分歧在於「虛假信念」和「虛假記憶」能不能分開:一個人是「覺得這件事大概發生過」,還是「記得這件事發生過」。肖認為這兩者幾乎無法區分,因為心理學家手上只有對方說出來的話。她的做法是繞開正面提問,去問記憶的質地:你對這段記憶有多確信?回憶的時候有感官體驗嗎?它感覺像不像你其他的記憶?

AI 是一臺終極的虛假記憶機器

肖的措辭相當重:生成式 AI 是目前為止最強大的虛假記憶製造裝置。它提供的是一種高度定製化的對話體驗,大多數時候在告訴你你想聽的話,而你在接收時幾乎不做批判。

危險是雙向的。AI 可能在扭曲人的記憶和事實基礎;同時,人透過引導性提問,也在改變 AI 生成的內容,而這個過程可能影響到它區分真偽的方式。人和機器在對話裡互相帶偏,中間的這塊地帶,她認為目前得到的關注遠遠不夠。

她擔心的是社會科學家在這個環節的缺席。大模型的互動被設計成對話,而對話正是她訓練警察做了幾十年的事。如果做這件事的人只有工程師,它就會被當成一道數學題來解,而它實際的社會後果完全不是數學題。

已經出現了實證。包括洛夫特斯在內的團隊做過一項研究:把受試者自己的照片用 AI 轉成影片,受試者更容易相信影片裡的事確實發生過,並且帶著很高的確信度把它記住了,儘管 AI 對真相一無所知。她原來的實驗,馬斯特裡赫特大學正在做大規模重複。

「大規模操縱一整個群體」是不是已經發生了?她的回答只有一句:是的,而且已經在發生。

她還提了一個容易被忽視的歷史視角。人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靠近事實。文字出現之前,人們連可靠存檔的能力都沒有;科學方法、快速檢索、即時核查,都是很晚近的產物。所謂「後真相時代」的說法其實站不住腳。真正的新問題是,人們習慣了以為自己隨手就能拿到未經修改的資訊,而這種舒適正在消失。

防禦辦法:趁現在寫下來

她給出的對策樸素得幾乎讓人失望。

第一,接受自己的大腦就是這樣工作的。這是她寫《記憶錯覺》的原因。人不相信自己會被扭曲,是最容易被打穿的地方。

第二,假設自己一定會忘。不管當時多重要、多情緒化、多麼篤定「我絕對不會忘」,都假設會忘。然後立刻寫下來。離事件發生的時間越近,記憶的質量越高,法律上把這叫作同期證據(contemporaneous evidence)。

這裡有個流傳很廣的錯誤建議:如果你當時喝了酒、抽了大麻、情緒崩潰,先回家睡一覺,清醒了再回憶。肖說恰恰相反,應該當場就記,醒來之後再補一版,至少你手上有原始版本。

第三,先寫自己的,再去和別人對。她給德國聯邦國防軍做過培訓,那些要出境執行任務的探員會接觸到 warlord 級別的人物,不能掏出手機說「先生您對著這兒說」。他們回來之後的習慣是立刻開團隊會,大家一起回憶發生了什麼。這個順序是錯的。集體回憶確實能喚起更多細節,但不代表這些細節是對的。現在他們被要求先各自寫完筆記,再開會。

她同事安妮麗絲·弗雷德費爾特(Annelies Vredeveldt)的研究發現,如果每個人先有一份自己的版本,再一起回憶,總體上確實能記起更多東西,因為伴侶之間的記憶常常是互補的,一個人記得發生了什麼,另一個人記得是什麼時候。但另一面也成立:一起回憶同樣能高效地共建出一座從未存在過的城堡。

「作為專家證人,我要的是版本歷史。我要你這段記憶的完整版本記錄,然後我才能告訴你哪裡可能出了問題,以及為什麼。」(Julia Shaw)

當一個人的敘述在三年裡發生劇變,該怎麼判斷哪個版本是真的?她的回答是收據。只有原始版本和外部證據能說話。如果兩者都沒有,兩個說法完全相反的人站上法庭,最後拼的其實是自信程度。

她對某些療法持強烈的批評態度,尤其是那些回溯性地在個人歷史裡尋找精神疾病源頭的方法。她不相信人是被某一個單獨事件塑造成現在這樣的。這個想法對大腦來說太誇張了:也許那件事能解釋你的一小塊,那你每天經歷的其餘所有事情呢?治療師的角色是讓人現在過得好一點,她在意的卻是證據質量,這兩個位置相差很遠。

問題出在某些療法的手法上。引導人閉眼、想象、追問細節、反覆確認,這套流程跟她做虛假記憶實驗時用的流程幾乎一樣。therapy 確實可能喚出更多細節,麻煩在於喚出的是哪一類細節。當一段證詞經歷過這樣的處理,證據質量就掉到了無法評估的水平,因為你再也分不清哪部分是記憶、哪部分是治療過程生產出來的。

記憶可以往好的方向改

狀態依賴記憶(state-dependent memory)說的是:你現在處在什麼狀態,就更容易調出同一狀態下形成的記憶。難過的時候,大腦裡的悲傷網路已經被點亮,它會順手把其他悲傷的事一起遞上來,還會問一句「要不要再來點」。尷尬也一樣,一個人當眾出醜之後,接下來六個小時裡全是這輩子其他出醜的畫面。這種擴散啟用會沿著相鄰的突觸一路亮過去,攔都攔不住。

反過來也成立。幸福的人更容易想起幸福的記憶。除非處於抑鬱狀態,多數人回望自己的人生時都帶著一層玫瑰色的懷舊濾鏡。

但肖糾正了一個常見的誤解。人並不會只記住客觀上美好的事,真正起作用的是人對所經歷之事的解讀偏向中性或正面。她拿自己舉例:父親患有偏執型精神分裂症,成長過程當然複雜,可回頭看,那段經歷定義了她的一生,給了她一個別人不會有的觀察人類心智的視角。她把它歸檔為人生的正面部分。

這也是好治療該做的事:不去覆寫經歷本身,而是調整情緒內容,讓人現在能好好處理它。手段有個名字,叫認知重構(cognitive restructuring),主動地、有意識地改變某段記憶的某個側面,目的是讓自己過得更好。她的做法是把「當時多糟糕」換成另一組問題:我從這件事裡學到了什麼?它給了我什麼別人沒有的東西?它讓我看清了誰是真正的朋友?

她認為這是心理韌性的一部分,而且應當被更多地去教,而不是反過來教人泡在負面裡。

丹尼爾·卡尼曼做過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給你一個完美的熱帶假期,條件是你回來之後不會記得任何細節,你還去嗎?很多人說不去。這個答案挺說明問題的。大部分的人生樂趣並不發生在體驗的當下,而是發生在事後一遍又一遍的重述裡。

手機先拍再說的習慣也是同一個邏輯。肖不完全反對拍照,她的提醒是:注意力是現實與記憶之間的膠水。如果你用手機替自己省掉了「注意」這道工序,那麼將來翻看那張照片時,你只會問一句「這是哪兒」。你外包了一件大腦根本沒法外包的活。

伴侶都說自己幹了 60% 的家務

關於關係,肖最喜歡的一組研究是這樣的:問一對伴侶,家裡大部分家務是誰做的。一個人說 60%,另一個人說 50%,加起來超過 100%。這在各種維度上幾乎總是成立。人們會高估自己的貢獻,同時低估對方的。

她給出的建議有點笨,但有效:把自己做的事說出來。「我剛倒了垃圾。」「我剛訂好了酒店。」聽起來很彆扭,可只有說出來,對方才真的感知得到,才能把它記進心裡那本功勞簿。人會預設對方和自己擁有同一份記憶,覺得對方當然記得我倒了垃圾,其實對方可能壓根沒注意到。說出口跟邀功無關,只是把資訊補進對方那本記分冊。

記憶能不能訓練?能。她推薦那些短小、種類繁多的腦力遊戲,比如德國波恩大學研究者參與開發的 NeuroNation。核心原則跟練專精相反:不要死磕一件事。天天做數獨,收益很快就會封頂,因為你練的始終是同一個動作。真正需要的是讓大腦保持靈活,短而多,而不是少而狠。

記不住名字這件事,她和 Lex 一樣糟糕。通行的技巧是把名字織進一張更大的網路:諧音、畫面、一個荒誕的聯想。前提是對方說名字的那一刻你得真的在聽,而初次見面的場合資訊量太大,人往往已經在預演下一句話了。她把這件事往好的方向解釋了一下:名字當場消失,也許是因為注意力全放在了別的東西上,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接下來這段對話會怎麼走、我該說什麼。

她在這裡插進了一段自我發現。她最近才知道自己有想象障礙(aphantasia),也就是無法在腦中生成畫面。想象障礙的測試很簡單:閉上眼睛,想一個紅蘋果。她的答案是眼前一片黑。有人是超幻象(hyperphantasia),蘋果栩栩如生;有人只看到一團灰色的輪廓;她是徹底沒有。

所以所有那些依賴畫面的記憶術對她全部失效。記憶宮殿這種方法在她看來荒謬至極。研究還發現,有想象障礙的人對自己的童年記憶興趣更低,因為那些畫面調不出來。她由此提出一個尚未被驗證的猜想:偏分析型的人裡,想象障礙的比例可能更高。她身邊不少朋友都是這樣。

Lex 被這段對話帶進了自我懷疑。他試著回想過去認識的人的臉,不確定自己是真的看見了什麼,還是把那些面孔壓縮成了幾個關於特徵的抽象概念,然後在對這些概念進行「視覺化」。肖說,很多有想象障礙的人是聊到這種話題才第一次意識到的,她自己就是。

把地球當成一棟房子

新書《綠色犯罪》是一次方法遷移的實驗:犯罪心理學的框架,能不能用來處理環境犯罪?

肖用了一個類比。如果有人闖進你家,點了幾把火就走,沒人追責;或者往你的水管裡下毒;或者把垃圾堆滿你整個屋子,你會憤怒,而且這憤怒完全正當。而這些事正在行星尺度上發生。

她的樣本是柴油門(Dieselgate)。大眾汽車在十年間生產了大批柴油車,車上裝著一套失效保護裝置(defeat device),能讓檢測裝置以為這車排放極低,實際上路時氮氧化物的排放可以達到法定上限的四十倍。氮氧化物對人肺不存在安全閾值,任何濃度都有害,與哮喘相關,與早逝相關,與一系列即時健康損害相關。這些氣體就這麼從排氣管裡噴出來,而公司在撒謊,在被發現之後繼續撒謊,真相浮出水面用了差不多十年。

問題在於:這些人是聰明的工程師,他們研究的就是排放,他們清楚這些氣體對人體做了什麼。是什麼讓這樣一群人持續撒謊、互相掩護、把有害的做法內化成新的行業常態?

答案是肖已經反覆講過的那幾樣東西。順從:你知道同行都在造假。合理化:市場就是這樣,如果我不做,別人也會做。責任稀釋:這是公司的決定,不是我一個人的。而當一家誠實經營的公司看到對手用達不到的技術指標拿下市場,它推匯出的結論往往是「他們一定在作弊」,於是也開始作弊。這是一條向下對齊的滑坡,最終以鉅額訴訟、投資人憤怒、消費者憤怒收場。

這裡的犯罪結構跟暴力犯罪差別很大。謀殺大多是小尺度的,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往往是爭執、是糟糕的決定、是自身處境也相當脆弱的加害人,比如物質濫用者、精神健康出問題的人、露宿街頭的人。而環境犯罪是分層的:上面有老闆,不管是企業高管還是幫派頭目;中間有中介;底下是真正拿著槍、開著船、砍著樹、排著汙的人。還有一個更荒誕的層次,比如一艘已經被國際刑警登記了十年的犯罪漁船,居然還有人在給它承保。

Lex 在這裡提到《Ordinary Men》裡記錄的史實:納粹在東歐的處決隊裡,很多人被明確告知可以退出,最後大多數人還是留下了。他們心裡似乎沒有仇恨。只是一點點社會壓力,你別當那個臨陣脫逃的人,就足以讓人迅速把一大群人從「人」的範疇裡劃出去,然後在毫無恨意的情況下開槍。

肖順著這個邏輯說:一個排放工程師,家裡有個患哮喘的孩子,有位健康每況愈下的老母親,他依然可以一邊清楚地知道自己造的是一輛髒車,一邊繼續幹下去。

但她在書裡更想寫的是另一面。每一條這樣的鏈條上,總有一個時刻,會有人站出來說「這必須停」。可能來自外部,也可能來自內部。回到英雄想象,回到旁觀者效應,回到她講了兩個多小時的這套社會心理學。這也是她寫完這本書之後出奇樂觀的原因。她去了太多的會議,反貪腐的、野生動物犯罪的、多邊協定談判現場的,看著人們在房間裡一條條摳文字、互相拉扯。她說那個空間大得驚人,也讓她對未來的信心多出很多。

把氣候危機框成「犯罪」,還有個額外的收益。氣候作為一個議題,早已被政治化,討論很容易滑向「這事到底有沒有發生」「什麼政策才對」。而一片雨林被燒掉,沒人會爭辯它有沒有被燒。歐洲空間局的會議上,一群科學家介紹那些對準地球而不是對準深空的衛星,用各種波段記錄地表的每一處變化。很多環境犯罪可以從太空被看見、被測量。資料在那兒,剩下的是怎麼追、怎麼罰、怎麼防。

她隨口報了一個數字,聯合國的一項氣候調查顯示,全世界八成五到九成的人經常思考氣候危機,多數人每天都在想。所謂「只有少數人關心氣候」是個幻覺。被問到這些感受帶來什麼情緒,人們說的是生態焦慮、憤怒、悲傷、哀慟。她要推動的是把這份情緒轉成動力和方向感。

唯一讓她共情失效的地方

Lex 問她:你對那些罪犯有共情嗎?

「我對所有人都有共情。」

追問:有沒有哪個時刻,你的共情被卡住了?

肖停頓了一下,講了一件很具體的事。寫《惡》寫到性奴役那一節時,她卡住了。某個特定的畫面讓她無法推進:把人,尤其是女性,關在一個封閉空間裡,往往是被販賣來的,然後強迫其反覆進行性行為,而經營這一切的人就在外面。

「我不行。我說不清那是不是最嚴重的一類犯罪,我不認為它必然是最嚴重的。只是對我這個腦子來說,那裡有一道門,寫著『你進不去』。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共情那個人。」(Julia Shaw)

Lex 說他也有幾類人跨不過去,涉及孩子的事尤其。

這段對話的分量在於,一個以「惡的共情」為核心主張的人,當眾承認了自己共情的邊界。她沒有把這道邊界包裝成道德立場,也沒說那些人不配被理解,她只是說,我做不到,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這一件。

關於共情會不會把研究者腐蝕掉,她的回應很平實。她給受害者留出了位置:情感投入是治療師的工作,有其他人在做這件事。她自己的工作物件是警察、是律師、是證據。她說如果沒有這層分工,人會撐不住。她承認的風險是另一種:把所有案子都看成一個謎題,而所有謎題在她眼裡都漂亮。她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裡的梅什金公爵做比,那種在一切事物裡都看見美的狀態,會讓人在道德地形上失去立足點。

科學家在這種場合常被讀成冷血。別人聽到一件駭人的事會「天啊」,科學家會「哦,原來如此」。那種發現知識時的小燈泡亮起的瞬間,在旁人看來像是不合時宜的興奮。她不認為這讓自己變壞了,只是給自己加了一層別人不太能共處的複雜性。

讓機器替人類記住那些記不住的事

被問到什麼給她希望時,她給了三層答案。

第一層:有人在研究黑暗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抱有希望。有人願意搞清楚人為什麼作惡,這本身就是文明的一部分。

第二層:技術。她認為當前這一代工具開啟了一個新的可能性空間,前提是人們主動選擇去使用它。她給企業做演講時會直接把自己的提示詞分享出來,教人怎麼讓 AI 按照認知訪談的標準流程來提問,因為認知訪談本身就是一套被指令碼化的流程,英國的警察培訓就是照著稿子念,而念稿子這件事,聊天機器人做得比人好。

第三層:那些把一生耗在具體問題上的人。研究環境犯罪的學者、潛入盜獵團伙的調查員、在國際會議上一條條摳文字的談判者。

她 2017 年創辦的公司 Spot(talktospot.com)就是第一條思路的產物。起因是她滿世界演講講記憶有多不可靠,講完聽眾一臉絕望,她說完「謝謝」就走人了。後來她想,總得做點什麼。

她在一次科技論壇上遇到 Evernote 創始人菲爾·利賓(Phil Libin),聊起想把認知訪談做成機器執行的版本。Spot 後來變成一款面向職場的舉報工具:一個聊天機器人,按認知訪談的流程提問,把重要情緒事件的原始描述完整記錄下來,生成報告,必要時提交給僱主。客戶包括保險公司、醫療機構,以及英格蘭的律師群體。她的說法是,律師公會都在用,這算是某種認證。有人用它報告的事情裡,包括「有人在洗衣機裡留了漂白劑」這種小事。

Lex 追問:能不能把它擴充套件到記錄一生中所有重要的情緒事件,好的壞的都記?這正是當下的大模型最缺的東西。肖承認 Spot 目前只做合規場景,但她對更遠的方向有興趣,包括所謂的「哀悼機器人」,一個能代表你或你愛的人的對話體。她說她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這件事。

她也順勢補了一句(帶著玩笑):「我就在等郵件。」Lex 說他認識 DeepMind 的人,可以牽線。她說:「讓他們聯絡我。」

這段對話點出一個很具體的問題。當下做模型的人裡,懂記憶如何被汙染的人太少,懂審訊技術如何避免汙染的人更少。而這兩件事恰好決定了很多產品的社會後果。她認為這塊潛力正在被浪費。

一套可以立刻用起來的做法

兩個多小時的對話裡,真正能拿回生活裡用的東西,其實集中在幾個地方。她把它們散在各個段落裡,撿起來是下面這些:

  • 把「邪惡」這個詞從你的日常詞彙裡拿掉。這個詞一出口,理解就終止了。理解不了,就預防不了。下一次你想說某人是惡魔時,試著把句子改成「他做了什麼,以及什麼把他推到了那一步」。
  • 從現在開始假設自己會忘。凡是重要的、可能有一天需要被證明的事,當場寫下來。別等酒醒,別等情緒平復,別相信「我絕對不會忘」這句話。同期記錄的質量永遠高於事後回憶。
  • 先寫自己的版本,再去和別人對。不管是團隊覆盤、事故調查,還是和伴侶回憶某次爭執,順序反過來,你們就會一起造出一段誰都沒經歷過的往事。
  • 對嫉妒保持警覺,包括自己的。嫉妒更接近控制和佔有的慾望,也是親密伴侶暴力最常見的前兆。如果它長期存在,問題多半出在溝通或者這段關係本身,盯著對方的行為查下去只會越來越糟。
  • 在關係早期就把結構問題擺上桌。怎麼安排生活、怎麼安排金錢、關係要不要排他。拖延會讓這些問題越來越難問出口,而很多痛苦的根源,是雙方從沒真正討論過就開始假裝已經達成一致。
  • 把自己做的事說出來。家務、付出、情緒勞動。對方不會自動感知,更不會自動記住。說出口跟邀功無關,只是把資訊補進對方那本記分冊。
  • 練腦子要短而多,不要少而狠。換著花樣做不同型別的任務,比死磕同一個遊戲有用。想記住名字,就在聽到的那一刻真的把注意力放上去,然後給它編一個荒誕的聯想。
  • 對記憶做點主動的重構。挑一件至今仍讓你難受的事,不問「當時有多糟」,改問「它給了我什麼別人沒有的東西」。這是有實證支援的心理韌性訓練,跟自我欺騙沒有關係。
  • 警惕那些只說你愛聽的話的系統。不管對面是人還是模型。詐騙和虛假記憶的機制是同一個:對方知道你想聽什麼,然後說給你聽。定製化的成本正在歸零,而愛和孤獨是最容易被撬開的兩道門。
  • 如果你在幻想某件事,別慌;如果你在反覆幻想同一個人,去找人談談。前者是健康的彩排,後者是風險因素。這條界線值得每個人自己心裡有數。

節目最後,Lex 引了 T.S. 艾略特的一句話收尾:「世上大部分的惡,都是由懷著良好意圖的人做出來的。」

這句話正好接上肖講了兩個多小時的那個核心:把人分成好人和惡人,是最省事也最危險的一種分法。因為一旦你確信自己站在善的這一邊,你就再也不用檢查自己了。

文稿來自 Lex Fridman 官網公開發布的官方 Transcript(含說話人與時間戳)。
Julia Shaw (00:00:00): We all have the capacity to kill and murder people and do other terrible things. The question is, why we don’t do those things, rather than why we do do those things, quite often. Most men have fantasized about killing someone, about 70% in two studies, and most women as well. More than 50% of women have fantasized about killing somebody. So, murder fantasies are incredibly common. Lex Fridman (00:00:23): The following is a conversation with Julia Shaw, a criminal psychologist who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on a wide variety of topics that explore human nature, including psychopathy, violent crime, psychology of evil, police interrogation, false memory manipulation, deception detection, and human sexuality. Her books include “Evil,” about the psychology of murder and sadism; “The Memory Illusion,” about false memories; “Bi,” about bisexuality; and her new book that you should definitely go order now, “Green Crime,” which is a study of the dark underworld of poachers, illegal gold miners, corporate frauds, hitmen, and all kinds of other environmental criminals. Julia is a brilliant and kindhearted person with whom I got the chance to have many great conversations on and off the mic. Lex Fridman (00:01:20): This was an honor and a pleasure. This is the Lex Fridman Podcast. To support it, please check out our sponsors in the description, where you can also find links to contact me, ask questions, give feedback, and so on. And now, dear friends, here’s Julia Shaw. Lex Fridman (00:01:38): You wrote the book “Evil: The Science Behind Humanity’s Dark Side.” So, lots of interesting topics to cover here. Let’s start with the continuum. You described that evil is a continuum. In other words, the dark tetrad — psychopathy, sadism, narcissism, Machiavellianism — are a continuum of traits, not a binary zero-one label of monster or non-monster. So, can you explain this continuum? Julia Shaw (00:02:05): So, each trait on the dark tetrad, as it’s called, are the four trait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dark personality traits, things that we often associate with the word evil, like sadism, which is a pleasure in hurting other people; Machiavellianism, which is doing whatever it takes to get ahead; narcissism, which is taking too much pleasure in yourself and seeing yourself as superior to others. And then there’s psychopathy. Psychopathic personalities specifically often lack empathy, and it’s usually characterized by a number of different traits, including a parasitic lifestyle, so mooching off of others, deceptiveness, lying to people, and again, that empathy dimension where you are more comfortable hurting other people because you don’t feel sad when other people feel sad. Julia Shaw (00:02:52): Now, all of those traits — psychopathy, sadism, Machiavellianism, and narcissism — all of them have a scale. So, you can be low on each of those traits, or you can be high on each of those traits. And what the dark tetrad is, it’s actually a way of classifying people into those who might b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risky behaviors or harmful behaviors and those who are not. And if you score high on all of them, you’re most likely to harm other people. But each of us score somewhere, so I might score low on sadism but higher on narcissism. And in all of them, I’m probably subclinical. And so this is the other thing we often talk about in psychology, is that there’s clinical traits and clinical diagnoses, like someone is diagnosed as having narcissism. Julia Shaw (00:03:37): Or they’re subclinical, which means you don’t quite meet the threshold, but you have traits that are related and that are so import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in the same context. Lex Fridman (00:03:46): So early in the book, you raised the question that I think you highlight i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If you could go back in time, would you kill baby Hitler? This is somehow a defining question. Can you explain? Julia Shaw (00:03:58): Well, it’s about whether you think that people are born evil. And so the question of “Would you kill baby Hitler?” is meant to be something that gets people chatting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y think that people are born with the traits that make them capable of extreme harm towards others. Or whether they think it’s socialized, whether it’s something that maybe in how people are raised sort of manifests over time. And with Hitler, we know from psychologists who have pored over his traits over time and looked at who he was over the course of his life, there’s always this question of, “Was he mad or bad?” Julia Shaw (00:04:32): And with the answer to, “Was he mad?” Well, he certainly had some characteristics that people would associate with, for example, maybe sadism. This idea that he was less high on empathy is probably also showcased in his work. But in terms of whether he was born that way, I think the answer usually would be no. And actually, in his early life, he didn’t showcase quite a lot of the traits that later defined the horrors that he was capable of. So, would I go back in time and kill baby Hitler? The answer is no, because I don’t think it’s a straight line from baby to adult, and I don’t think people are born evil. Lex Fridman (00:05:08): So you think a large part of it is nurture versus nature, the environment shaping the person to become, to manifest the evil that they bring out to the world? Julia Shaw (00:05:19): Well, and I’d be careful with using the word “evil,”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use it to describe human beings, as it most commonly “others” people. In fact, I think it makes us capable of perpetrating horrendous crimes against those we label evil. So for me, that word is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When we call somebody evil, we say, “This person is so different from me that I don’t even need to bother trying to understand why they are capable of doing terrible things, because I would never do such things. I am good.” And so that artificia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good and evil is something that, certainly with the book, I’m trying to dismantle. Julia Shaw (00:05:56): And that’s why introducing continuum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negative traits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introducing this idea that there’s nothing fundamental to people that makes them capable of great harm. We all have the capacity to kill and murder people and do other terrible things. The question is, why we don’t do those things, rather than why we do do those things quite often. So, I think humani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at we all have these trait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my book, certainly. Lex Fridman (00:06:24): Yeah, I think a prerequisite of doing evil, I see this in war a lot, is to dehumanize the other. In order to be able to murder them on scale, you have to reformulate the war as a fight between good and evil. And the interesting thing you see with war is both sides think that it’s a battle of good versus evil. It almost always is like that, especially at large-scale wars. Julia Shaw (00:06:49): That’s right, and on top of dehumanization, there is also this other thing called de-individuation, which is where you see yourself as part of the group, and you no longer see yourself as an individual. So, it’s this fight of us versus them. And so you need both of those things. You need that collapse of empathy for other people, the people who are on the other side. And you need this idea that you can be swallowed by the group, and that gives you a sense of the cloak of justice, the cloak of morality, even when, you know, maybe you’re on the wrong side. And that’s where I mean, getting into who’s on the right side of each war is always a more complicated issue. Julia Shaw (00:07:29): But certainly calling other people evil and calling the other side evil and dehumanizing them is crucial to most of these kinds of fights. Lex Fridman (00:07:37): Yeah, you promote empathy as an important thing to do when we’re trying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then a lot of people are, are uncomfortable with empathy when it comes to folks that we traditionally label as evil. Hitler’s an example. To have empathy means that you’re somehow dirtying yourself by the evil. What’s your case for empathy, even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some of the darker humans in human history? Julia Shaw (00:08:04): My case for empathy, or “evil empathy” as I sometimes call it — so empathy for people who we often call evil… Also, the title of my book is “Evil,” or in the UK market, it’s “Making Evil,” which is a reference to a Nietzsche quote, which is, “Thinking evil is making evil.” The idea being that evil is a label we place onto others. There’s nothing inherent to anything that makes it evil. And so I also think that we need to dismantle that and empathize with people we call evil, because if we’re saying that this is the worst kind of act or worst kind of manifestation of what somebody can be, so if someone can destroy others, torture others, hurt others… Julia Shaw (00:08:45): I work as a criminal psychologist, so I work a lot on sexual abuse cases, on rape cases, on murder trials, and so in those contexts, that word “evil” is used all the time. So, “This person is evil.” And if we’re doing that, then we need to go, “Okay, but what we actually want is…” We don’t really just want to label people. We want to stop that behavior from happening, and the only way we’re going to do that is if we understand what led that person to come to that situation and to engage in that behavior. And so that’s why evil empathy, I think, is crucial, because ultimately what we want is to make society safer. And the only way we can do that is to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levers that led them to engage in this behavior in the first place. Lex Fridman (00:09:26): On a small tangent, I get to interview a bunch of folks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consider evil. So, how would you give advice about how to conduct such interviews when you’re sitting in front of a world leader that some millions of people consider evil? Or if you’re sitting in front of people that are actual, like convicted criminals, what’s the way to conduct that interview? Because to me, I want to understand that human being. They also have their own narrative about why they’re good and why they’re misunderstood, and they have a story in which they’re not evil, and they’re going to try to tell that story. And some of them are exceptionally good at telling that story. So, if it’s for public consumption, how would you do that interview? Julia Shaw (00:10:13):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speak with people whom we, or who a lot of people, dehumanize, including myself. I mean, I also speak with people who I think are, or have, committed terrible crimes, and I’ve spoken to these people because, as a criminal psychologist, that’s often part of my job. So, what’s interesting, I think, when you’re speaking to people who have committed really terrible crimes, or certainly who’ve been convicted of terrible crimes, is that not only is it potentially insightful because they might give you a real answer and not just a controlled narrative about why they committed these crimes. Julia Shaw (00:10:46): If they are either maintaining their innocence or they’re more reluctant to do that, I think even the narrative that they are controlling, that they’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still tells us a lot about them. So, I think, certainly in my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crime as well, what we see is that people use a lot of rationalization, and they say things like, “Well, everybody’s doing it.” And, “If I hadn’t done this first, somebody else would have done this waste crime or this other kind of crime.” And so there’s this rationalization. There’s this normalization. Julia Shaw (00:11:16): There’s this diminishing of your own role and agency, and that still tells us a lot about the psychology of people who commit crimes, because most of us are very bad at saying sorry and saying, “I messed this up, and I shouldn’t have done that.” And instead, what our brains do is they try to make us feel better, and they go, “No, you’re still a good person despite this one thing.” And so we try to rationalize it and we try to excuse it. We try to explain it. And there is some truth to it as well, because we know the reasons why we engage in that behavior, and other people don’t have the whole context. So, we also do have more of the whole story. Julia Shaw (00:11:54):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also face the fact that sometimes we do terrible things and we need to stop doing those terrible things and prevent other people from doing the same. Lex Fridman (00:12:03): I find these pictures of World War II leaders as children kind of fascinating, because it grounds you and makes you realize that there is a whole story there, of environment, of development through their childhood, through their teenage years… you just remember they’re all kids. Except Stalin. He was looking evil already when young. Julia Shaw (00:12:25): Well, people used to not smile in photos as well. So, I think looking at historical photos of children, or sometimes even kids in other cultures, it’s like, “Oh, why are they all so serious?” Julia Shaw (00:12:33): But our creepiness radars are also way off.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ve been interested in for a long time as well, is that we have this intuitive perception of whether or not somebody is trustworthy. And that intuitive perception, according to ample studies at this point, is not to be trusted. And one thing in particular is whether or not we think someone is creepy, including children, but usually the research is done, of course, on adult faces and with adults. And there’s only recently did we even really define what that vague feeling of creepiness is, and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just not following social norms. And this is something we see that transfers to other contexts, like why people are afraid of people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 and psychosis. Julia Shaw (00:13:15): If you’re on the bus or the Tube in London and someone’s talking to themselves and they’re acting in an erratic way, we know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keep a distance. There was one study where they literally had a waiting room where they also had people with chairs, and the question was, “How many chairs would you sit away from someone you know has a severe mental illness?” And the answer is you sit more chairs away, and there’s a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ing that’s happening there. And it’s not because people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 are inherently more violent or more dangerous. That is not actually what the research finds. It’s that we perceive them as such because we perceive them as weird, basically. Julia Shaw (00:13:54): We go, “This isn’t how you’re supposed to be behaving, and so I’m worried about this, and so I’m going to keep my distance.” And so creepiness is much the same, and that’s where you can totally misfire whom you perceive as creepy just because they’re not acting in the way that you expect people to act in society. Lex Fridman (00:14:10): Well, what are the concrete features that contribute to our creepiness metric? Is that meme accurate that when the person’s attractive, you’re less likely to label them as creepy? Julia Shaw (00:14:23): It depends. If they’re too attractive, it can be. So, there are effects that interact there. Lex Fridman (00:14:29): That’s hilarious. Julia Shaw (00:14:29): And we also don’t trust people potentially who are too attractive, but again, a deviation from the norm. And so if you’re deviating in any way, that can lead to your assessment being more wrong, but also you assessing people as more negative. And so with creepiness, the main thing that bothers me as a criminal psychologist is that tangential to creepiness is this general idea of trustworthiness and that you can tell whether somebody is lying. And I’ve done research on this, as have lots of other people, like Aldert Frey is one of the leading researchers on deception detection. Julia Shaw (00:15:08): And he has found in so many studies that it’s really hard to detect whether someone is lying reliably, and that people, especially police officers, people who do investigative interviewing, they have this high confidence level that they, because of their vast experience, can in fact tell whether the person across from them is lying to them, this witness, the suspect. And even that, if you take them into experimental settings, they are no better than chance at detecting lies, and yet they think they are. Julia Shaw (00:15:39): And so again, you get into this path where you’re going to miss people who are actually lying to you potentially, and you’re going to potentially point at innocent people and say, “I think you’re guilty of this crime,” and you go hard on that person in a way that might even lead to a wrongful conviction. Lex Fridman (00:15:55): So, the fact that it’s very difficult to detect lies and overconfidence in policing creates a huge problem. Julia Shaw (00:16:04): Not just policing, in relationships and in lots of other contexts as well. I mean, a lot of jealousy is born out of uncertainty. Jealousy isn’t, “I know for sure that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that is threatening our relationship.” A lot of jealousy is, “What’s in my head because I am assuming that you might be thinking or doing X.” And that is also basically an exercise in lie detection. And there as well, we are very bad at it. Lex Fridman (00:16:27): Is there a combination of the dark tetrad and how good you are at lying? Are people with certain traits, maybe psychopathy, better at lying than others? Julia Shaw (00:16:39): There’s definitely some research to support the idea that people with psychopathy are better at lying. There’s also some research specifically on sort of faking good in, for example, parole decisions. So, when it comes up to someone who is… There’s a legal decision to be made as to whether this person can be released from prison or released from just detention in general. And then the person will act in a particular way, sort of mimic a good prisoner, mimic someone who’s safe to be released into society. And then the committee goes, “Oh, well, you know, this person’s doing great,” and so they’re ready to be released. And then they make the wrong decision because that person has been faking it. So, I think with psychopathy, it’s a bit complicated. Julia Shaw (00:17:21): There has been some, historically as well, some concern that certain treatment for psychopathy, especially empathy-focused treatment, makes people with psychopathy more likely to fake empathy and to weaponize it. But then there’s other research which finds that if you use other kinds of interventions, like Jennifer Skeem in California, who does research on people with psychopathy who have committed severe crimes. And she specifically creates these treatment programs that aren’t just around empathy, but they’re more around almost learning the rules of society and convincing people that actually being pro-social is a better way to get what you want in life. Julia Shaw (00:17:58): And so there’s a real need for tailored treatments to deal with especially certain kinds of personality traits, dark personality traits, to try and convince people, basically, that being pro-social is the better path, rather than just going hard on empathy and things that they don’t maybe also see as faults with themselves. Lex Fridman (00:18:17): Is there a psychological cost to empathizing with so-called monsters? Julia Shaw (00:18:21): You referenced Nietzsche in the book, you know, “Gaze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gazes into you.” If you study, quote unquote, “evil,” or study monsters, you may become that. Is there a danger of that?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that’s what people fear. So, a lot of the Nietzsche quotes I use are… some of them I like because they speak to the chapters I write about, and the issues I write about. But some of them I also like because they are how people think about evil and people who are labeled evil. And I do think with gazing into the abyss and the abyss gazing back, it’s more of a… You’re trying to find it. And that’s why in some ways that doesn’t work actually, because it isn’t a total blank. It isn’t the abyss. Julia Shaw (00:19:09): There are in fact things that you can see, even if it’s just superficially, and patterns you can recognize to help you and key decision-makers, especially in legal settings, make better decisions around people like this. So, when they see these patterns, they act a better way. So, I get asked a lot as a criminal psychologist, “Do you carry the cases that you deal with around with you?” Some of the cases involve huge amounts of witnesses, huge amounts of potential victims, and so in these cases there are very visceral descriptions sometimes of heinous crimes. And I think that as someone who does this work, you can’t be someone who sees it as anything other than a puzzle. Julia Shaw (00:19:55): So, you have to look at it and go, “Here’s the different pieces of information. What I am doing is pattern recognition. I’m not here to emotionally invest in each of these victims or potential victims. That’s not my role. There are therapists for that. There are other people who do that work. I am here working with the police. I’m here working with lawyers. I’m here looking at it more objectively to see how this all fits together.” And so I think that’s how I engage with it. I see it as this puzzle that I’m trying to figure out. I worry for my own brain that when I confront people and see them as a puzzle, which I do, I see the beauty in the puzzle. All the puzzles look beautiful to me. Julia Shaw (00:20:33): I’m sometimes like a Prince Myshkin character from The Idiot by Dostoevsky, where you just see… It’s not the good in people, but the beauty in the puzzle. And I think you can lose your footing on the moral landscape if you see the beauty in everything a bit too much. Because everyone is interesting. Everyone is complicated. It’s the classic scientist response as well to what other people in society go, “Ooh.” They go, you know, “This is horrible,” or, “This atrocious thing has happened,” or, “This shocking, existential crisis-inducing thing I’ve just found is, you know, giving me an existential crisis.” And scientists instead go, “Oh, wow!” And you can sort of see the delight in discovery as well. Julia Shaw (00:21:19): And I think sometimes scientists read as callous because we enjoy this discover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very of insights. And it just feels like this little light bulb has gone off and you go, “Oh, I understand a tiny bit more about the human experience or about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I think it must be similar. I don’t know that I feel or worry that I sort of become more, quote unquote, “evil.” I think it’s more that you add this nuance, which I guess sometimes can be estranging to other people. So, there’s that. So, when you speak with others, sometimes… Like, even when I say, “We shouldn’t use the word evil,” people go, “No, but you have to. Does that mean you’re trivializing things?” And the answer is, no, I’m not trivializing. I’m just trying to understand. Julia Shaw (00:22:01): Also, sympathizing or being empathetic towards people whom others have written off is always going to get that response from some people. And, I mean, there are real questions around whom we’re platforming and what that has and what role we have as content creators, both of us, of the people we talk about, how we cover them. I often come across this in true crime work that I do, because I get asked to do TV shows. I host TV shows, and I host BBC podcasts. And there’s always the question of sometimes people commit murder to become famous. And should it be a blanket ban that we don’t cover those cases, or should we cover those cases but in a different way, or should we anonymize them? So,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should never cover that case. Julia Shaw (00:22:42): It just means that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it. Speaking of which, you’ve done a lot of really great stuff, podcast shows. One of them is Bad People Podcast. You co-host it. It has over 100 episodes, each covering a crime. What’s maybe the most disturbing crime you’ve covered? One of the most disturbing crimes that we covered on Bad People, and just to be clear, Bad People, much like the title Evil, is sort of tongue in cheek, where the idea is it’s people whom we refer to as bad people. And then it’s always a question of, like, who are these, quote unquote, “bad people,” and are we all capable of doing these terrible things? But one of the most, certainly, problematic, dark cases that we covered was the Robert Pickton case. Julia Shaw (00:23:26): And the episodes are called Piggy’s Palace, because that was the nickname for the farm where Robert Pickton brought victims whom he had kidnapped, and then he killed them, and he did terrible things to their bodies. And rumors have it, certainly, that he fed some of these victims to pigs. Now, one of the reasons I covered that case is actually because it was influential in my own career. So, Robert Pickton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anadian serial killers of all time. And as I was doing my undergrad at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in Canada, I was being taught by someone called Stephen Hart. And Stephen Hart was an expert witness on the Robert Pickton trial, and so he was keeping us abreast of some of the developments of what he was covering. Julia Shaw (00:24:10): And I found it so interesting, and I loved Stephen Hart as a person, and he seemed to have this sense of humor, this gallows humor, around it all, despite being faced with one of the arguably worst people in Canadian history. And I thought that that was so interesting, that someone could be so nice and so kind and so wonderful, and be an expert witness for these kinds of people. And so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 went into the field is because of this case as well. And so we had him on the show. So, he came onto Bad People, and we interviewed him for it. Lex Fridman (00:24:40): All right, and he has done, I imagine, a lot of really difficult cases. Julia Shaw (00:24:46): Yes. He’s done a lot of difficult cases, as have other researchers like Elizabeth Loftus, who’s one of the main founders of the area of false memory research, which is what I also do. I do research on memory and false memory and witness statements. And Elizabeth Loftus has also been a recent expert for the Ghislaine Maxwell case. She was in the press. And so she has worked with lawyers to educate the court on memory in lots of really, really controversial cases. But the way she would explain it is that it’s still her role to just train people and teach people on how memory works. She’s not there to decide whether people are guilty or innocent, but she is there to help people distinguish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when it comes to how our memories work or don’t. Lex Fridman (00:25:32): So what kind of person feeds their victims to pigs?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at psychology? Julia Shaw (00:25:38): The psychology about Robert Pickton? I mean, he was a tricky person because I think he was profoundly lonely, and this is something we see with a lot of serial killers is that they have this loneliness, which I think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m committing the crimes in the first place, but also allows them to get away with thing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s much of a social network or any social network that is helping them to do what’s called reality monitoring, to understand what’s true and what’s not. And so when you see people get radicalized in their own thoughts, whether that’s in the sense of things like schizophrenia where you’ve got psychosis, you’ve got delusions, maybe command hallucinations. Julia Shaw (00:26:16): That’s when you think you’re hearing voices and someone is telling you that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usually something harmful to other people. And if you don’t follow those, you will hear those voices forever. They’re profoundly distressing, and they are one of the aspects of schizophrenia that if you have, it does make you more prone to violence. And so for these kinds of cases, if you don’t have someone intervening, whether that’s a family member or a therapist saying, “How can you tell whether this thought is real?” Maybe that thought. Maybe you’re not hearing that voice, right? Maybe that aspect of what you’re thinking isn’t true and bringing you back closer to reality. Julia Shaw (00:26:54): You can just wander off to whatever alternate universe that you might live in in your head, and it’s the same with radicalization in other contexts is that you see that people who drift more and more into a certain group that has certain beliefs that are maybe divorced from the evidence, divorced from reality. You can see that people will get more extreme over time, and unless you have a tether that brings you back, that allows you to do reality monitoring,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find your way out of that. So with serial killers, we find this reality monitoring problem, and I think part of that’s related to the lack of social networks that people have. Lex Fridman (00:27:29): That’s fascinating. So that’s on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erial killers. What else can we say about the psychology? What motivates them? So if you look at some of the famous serial killers, Ted Bundy, John Wayne Gacy, Jeffrey Dahmer, are there other things we could say about their psychology that motivates them? So interesting, the tether to reality. Loneliness is a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It is, in fact, one of its side effects is you can get untethered. And then with some of these brains, I guess the untethered goes to some dark place. Julia Shaw (00:28:03): The untethered goes to a dark place, and it then is often combined with some of these other dark tetrad traits. So you’ve got someone who maybe is high on psychopathy, low on empathy, someone who’s high on sadism, someone who thinks that it’s okay to pursue your own goals. And your own goal can be, like with Jeffrey Dahmer, you can be wanting to create the perfect partner, which in some ways seems to be what he was trying to do by killing people and piecing them together and sewing up a sort of new version. There’s something in that where I can’t help but go, “That’s so sad.” I don’t go, “Oh my God, how awful.” Of course, it’s atrocious. Of course, it’s heinous, but I have this real sympathy for that, and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for us to have, though. Julia Shaw (00:28:54): And not to say, “I can’t relate to this person at all,” but to say, “That is an extreme manifestation of something I have felt,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 engaging in that and this person engaging in that are these other factors.” But the core is in all of us. Lex Fridman (00:29:09): Do you think all of us are capable of evil, of some of the things we label as evil? Julia Shaw (00:29:16): I think all of us are capable of doing basically the worst things we can imagine.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 think that is because you can see neighbors turning on each other, especially if you look historically at the start of wars or big political moments where you have people who would have called each other friends turning each other in to the police, killing each other, doing terrible things. So I think all it takes is to become convinced that the people you think are your friends are actually your enemies, whether that’s just in your own world or in a larger political national landscape. I don’t think it takes all that much for us to be capable of doing terrible things. Julia Shaw (00:29:51): But that’s also why it’s really important when things are good and when you’re not at war and when you have the capacity to think deeply about important issues to train your mind on these thoughts of knowing that things like loneliness can manifest in these extreme ways, that things like jealousy and aggression, that they can turn into murder, that they can turn into these horrible versions. And to then also spot the red flags if you start going down that path. I think if we don’t rehearse evil, if you will, we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it, especially in those moments where we don’t have much time or energy to really think about what we’re doing. Lex Fridman (00:30:30): Yeah,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way you think and the way you talk about this. Listening to history, when I’m reading history books, I imagine myself doing the thing I’m reading about, and I almost always can imagine that, like when I’m being honest with myself. Julia Shaw (00:30:49): And it’s important to admit that to ourselves. And research on murder fantasies finds that most men have fantasized about killing someone, about 70% in two studies. And most women as well. More than 50% of women have fantasized about killing somebody. So murder fantasies are incredibly common, and certainly according to some researchers, that’s a good thing. Being able to rehearse and think through doing the most terrible things is a great dress rehearsal for also how we don’t want to live our lives. And only if you are able to fully think through, “What would I actually be like if I was engaging in this? What would I be thinking? Who would I be with? What would be my the group that I’m charging against this other person? Julia Shaw (00:31:34): You know, who am I there with?” As you said, like really putting yourself in the shoes of these people who have done terrible things. That is how you also realize that you do not want those consequences. And so yeah, you maybe want to murder this person, but you don’t really want to murder this person. That’s that intuitive sort of animalistic brain coming in. But then luckily, we have higher reasoning that goes, “Actually, if you think this through, that’s a pretty terrible consequence for yourself. So the better thing to do is not to murder this person.” So I think it’s adaptive to be able to fantasize and think about these things. Julia Shaw (00:32:09): Obviously, if you start getting to a point where you’re ruminating and you’re going in these circles where you’re constantly fantasizing about doing dark things, especially to a specific person, I’d always advise seeing somebody, to talk to a psychologist, for example. Because that then does become a risk factor for acting on those dark fantasies. But up to that point, if it’s just a fleeting thought or something that sort of in one day you had these thoughts, that is totally healthy, I would say. Lex Fridman (00:32:35): And also, I think it’s useful to simulate or think through what it would take to say no in that situation. Meaning, once you’re able to imagine yourself doing evil things, you have to imagine the difficult act of resisting.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ey would resist in Nazi Germany. Well, most people didn’t, an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It’s not easy. Same reason, I’ve seen this. If something bad is happening on a public street, most people, it’s the bystander effect. Most people just stand there and watch. I’ve seen it once in my life. This is humans, so it’s actually you want to simulate stepping up. Julia Shaw (00:33:19): Yeah, so it’s also been called the heroic imagination. Someone who has studied evil, quote unquote, at length, is called Philip Zimbardo. He did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and that was an experiment which is, I mean, it’s now been torn apart in various ways. It was absolutely influential for psychology. It’s where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whether they would be prisoners or guards in a mock prison experiment, and then for a number of days, they were told to do various things. And it got out of control, and the guards went way over what they were supposed to be doing, and they effectively started pseudo-torturing some of these inmates or these pretend inmates. Julia Shaw (00:34:00): And the whole thing had to be stopped prematurely, but it was really fundamental in showing how just by randomly being assigned into guard, the person in charge, or inmate, you can,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hav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of thinking about one another. And so Philip Zimbardo has also spoken at length about evil and that all of us are capable of it in the right circumstances, but he also is a big proponent of what he calls the heroic imagination. And the heroic imagination is really what the purpose of everything I do is. The purpose of what I do isn’t just to go, “Ooh, this is curious,” and to stop there. The point is to then prevent it, and to prevent it in ourselves because that’s I think ultimately what has to happen. Julia Shaw (00:34:39): You can’t do a top-down sort of government-level approach to trying to be so tough on crime that no one will ever commit crime. That’s impossible. But you can change, sort of to say it in a tacky way,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individuals to recognize the pathways towards evil and to go, “Wait, I’m off track. I don’t want to go this way, and I’m going to stop myself here, and here’s how I can find my way back.” And so the heroic imagination is exercising that. I see someone on the street. How do I make sure that they’re okay? How do I not become a bystander? And actually, the bystander stuff is interesting because there was a really famous case, the murder of Kitty Genovese, and there were all of these both ear and eyewitnesses. Julia Shaw (00:35:21): So an ear witness is someone who just hears things, and an eyewitness is someone who sees the crime happening, and they didn’t intervene in the murder of this woman. And so this case was often taken as this almost example of, “Look how terrible human beings are. We just walk by. We don’t care about what’s happening to strangers on the streets.” And actually, what’s happened since is that there’s been lots of other bystander experiments, and they have not substantiated this. So we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with looking at these extreme cases and going, “How horrible that this happened to this one person,” and it is,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at’s always how it happens. And so actually, what we find in bystander research is that most of the time, bystanders do intervene. Julia Shaw (00:36:01): It’s just when there has already been a crowd that has accumulated, you read the room, and you assume, “Well, nobody else has intervened yet, and so it must not be a real problem.” That desire to not stand out in a negative way is often what hinders heroism. I mean, that’s why we look at heroes, people who especially risk their own lives to save others, especially strangers. We see them with a sort of respect that nobody else gets, and that’s because we recognize that we might not be capable of that. If I saw a stranger drowning in a river, would I really risk my life jumping in the river to maybe save them? I think that’s a big question mark. Julia Shaw (00:36:43): And so when people do that, especially when people almost have this inherent reaction that they just jump in, they just go for i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s a really admirable quality, and that we as humans do celebrate, and we should. And I think often we should celebrate those incidents more and not the, you know, the bystander moments where we didn’t intervene. We should be normalizing intervening. Lex Fridman (00:37:07): And again, again, this idea of heroic imagination, actually simulating, imagining yourself standing up and saving the person when a crowd is watching, they’re drowning, to be the one that dives in, tries to help. You mentioned 70% of men and some large percentage of women fantasize about murder, and I also read that you wrote that recidivism for homicide is only 1 to 3%. So that raises the question, why do people commit murder? Julia Shaw (00:37:43): Murder is a really interesting crime because most of the time it’s perpetrated for reasons that we don’t like as a society. So as a person who talks a lot to the news and also to producers who are trying to make true crime shows, who don’t necessarily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psychology, let’s just say, and who come at you with myths where you go, “Oh, no, we’re not, we’re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We’re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mom is to blame for this person killing somebody.” I hate that. That’s one of my least favorite sort of… The trauma narrative of all people who do terrible things must have had a terrible childhood, I think, is really problematic. Julia Shaw (00:38:22): What really happens in murder most of the time, which is not what you see on TV because it’s really boring, is it’s a fight that gets out of control. And if you look at the real reasons stated, it’s things like, “This person owed me $4, and so I killed him. This person stole my bike. This person owed me…” It’s these really stupid reasons, and it is just this bad decision in the moment, an overreaction to a fight, to an argument, and it wasn’t planned. It’s not some psychopath sharpening their knives, waiting for months to try and kill this person. And we don’t like that because there’s something called the victimization gap, which is that the impact of this extreme situation on the perpetrator, there’s a huge gap between that and the impact on the victim and their family. Julia Shaw (00:39:08): So the victim loses a life, whereas the perpetrator, sure, they get imprisoned, but that… At best, right? If you will, in terms of justice. But they don’t have the same kinds of consequences, and we don’t like that. We like things that have extreme consequences to have extreme reasons. And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re’s this real desire to show serial killers and to show people who are, in fact, planning murders for a really long time and then engage in them rather than this fight that goes out of control or someone drink-driving, or someone who is… I mean, unfortunately, intimate partner homicide is also one of those situations that is common, one of the top four reasons for murder as well. Julia Shaw (00:39:49): But that’s not the almost glamorized version that we see of murder online or that we see in the news. So I think it’s always important to talk about murder as something that is rarely inherent to an individual. Very few people want to murder. They might fantasize about it, but they don’t want to go through with it. And very few people who do engage in murder wanted to do it in that instance, never mind again. I think in general, we have the way that we look at lots of crimes upside down. So we put murderers in prison for a really long time because we think that that’s justice, which is, sure, that’s one version where it’s, you know, an eye for an eye kind of. You know, life for life. Julia Shaw (00:40:30): There’s obviously the more extreme version of that, which is the death penalty, which I don’t adhere to, but I could se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well, you stole somebody else’s life, so you don’t deserve to have one. But there’s also the other side, which is if we’re looking at prevention, murder is really… Like, they’re not going to… People aren’t going to go out and murder again. So that is… That’s a really low risk in terms of recidivism, actually. And high risk are things like fraud and elder abuse and sexual violence. And so in some ways, sometimes our sanctions are upside down in terms of how we can actually make society safer, and they’re in line more just with how we perceive justice to work. Julia Shaw (00:41:07): So there are big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how we organize our justice systems and what we want them to be for. Lex Fridman (00:41:13): Can you just linger on that a bit? So how should we think about everything you just described for how our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orgives? If they are very unlikely to murder again, how would you reform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Julia Shaw (00:41:28): I think forgiveness is up to the victims’ families, and quite often when you speak with victims’ families, there is this divide where you have some who are much more keen on something called restorative justice, which is where they… What they want is for the person to apologize, the perpetrator to apologize, to explain how it happened. Also, quite often, I mean, you look at some of the other consequences in the other context, it’s sort of like teenage boys who are part of gangs, for example, is the other context. And it’s a teenage boy killing another teenage boy. Like, these are kids, and the parents of a teenage boy understand that. This isn’t… You know, they don’t think of this other perpetrator as this grown man who has… I don’t know. It’s… Julia Shaw (00:42:13): I think we think of it as this fight between the parents of both teenage boys in that case, but really, often what parents want is to just understand how this could happen and, in some ways, to allow the other teenage boy to still have a life and to not steal theirs as well, or his as well. So there’s that restorative justice model where forgiveness, I think, belongs to the families. Some families, of course, want the most extreme punishment. That’s also… I can understand how that would be a response that’s triggered if you’ve suffered a severe loss. But if we’re looking to make society safer, putting people who’ve killed in prison is actually not the answer, right? Julia Shaw (00:42:52): Because if we want society to be safer, it should be based purely on what is most likely to deter crime and who is most likely to engage in it, and that’s where I think we’ve got it upside down. Lex Fridman (00:43:05): If I could just stick to The Bad People Podcast, there’s an episode on incels called Black Pill: Are Incels Dangerous? So are they dangerous? What’s the psychology of incels? Julia Shaw (00:43:15): So that episode was all about what it means to espouse certain kinds of views, especially about women,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in an environment that is fueling the fire of… well, hatred of gender, and the idea of entitlement. So I think one thing that we see often in crimes, of all sorts actually, is this sense of entitlement that drives the perception that I’m allowed to engage in X because of something else. And I deserve to have a life that looks like this, but I don’t, and so I’m going to go take it, or I’m going to go do something to show my dissatisfaction in life. Julia Shaw (00:43:58): And so if you think that all men deserve to have a happy life, sort of a Disney version with a woman at home who’s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and it’s the sort of white picket fence ideal that we’ve been sold. We have been told that that is what we should have. I understand where it comes from, and the question though is, are we entitled to that, or is that the idea that that’s something we should strive towards? And I think the answer is no, nobody’s entitled to a good life. I would like to see freedoms and rights manifest in such a way that everyone is able to achieve the kind of life that they themselves want. But you’re not entitled to it. Julia Shaw (00:44:38): And so that’s where I think it can get a bit crossed, and we can be sold these lies that are basically impossible for everybody in society to achieve. And understandably, people get angry, and if you’re angry and if you feel entitled and if you’re in this group where everyone else is thinking the same way as you, yeah, that can make you dangerous. Lex Fridman (00:44:57): And the internet gives you a mechanism to be your worst self. Julia Shaw (00:45:03): And it can reinforce that worst self. You see other people saying, “Yeah, I feel the same way. Do you want… Do you want me to help you?” Lex Fridman (00:45:10): Oh, the internet. So one more episode, you interviewed the lady Cecilia, who got Tinder Swindled. Can you tell what happened with the Tinder Swindle situation? Julia Shaw (00:45:21): So the Tinder Swindler, that was a person who pretended on Tinder to be a rich guy who had this lavish lifestyle, and he would match with women on Tinder, and very quickly love-bomb them. So he would send them all kinds of messages and immediately start being very emotional, very sharing, pretend that he’s messaging from his private jet, or actually message from his private jet but pretend that he’s in love with this person very quickly. And then he would invite women, in this case Cecilia, to very expensive, luxurious dates. So he would whisk them away to Paris, or he would show them his private jet, or he would take them to a really expensive restaurant almost to prove that he, in fact, is this really wealthy guy. Julia Shaw (00:46:10): And he would simultaneously be building up the story of a future together, and you see this in people who are really problematic in relationships in a lot of ways. I mean, this is not just in scams or in criminal settings, but problematic relationship styles often involve someone who is creating this idea of a future together that you can just see it now. You know, “Our kids in the garden running around. You’re the only one for me.” That kind of language, like, almost planning your wedding on the third date. Julia Shaw (00:46:42): That kind of thing is what he would weaponize, and Cecilia was looking for love. She wanted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so it worked really well. And what he ended up doing is defrauding her of lots of money, and she ended up taking out loans, and her family were giving her money to help what he was saying was this critical situation, very classic fraud. It’s a critical situation where he was being followed, he was under attack, and he needed her to pay for some things. He needed her to pay for some flights, until she ran out of money, and then she realized that this all was a big fraud. This was a love scam. Julia Shaw (00:47:19): So the reason that we spoke with her is partly to show how it can happen, and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remind people that this is something everybody is capable of believing. Fraud works because people know what we want to hear, and they tell us the things we want to hear. And so I think all of us, there’s a tailored version of fraud that could appeal to basically everybody if they have enough information about you. Lex Fridman (00:47:46): Yeah, and by the way now, in modern day, AI could probably better and better do that kind of thing. Do the tailored version of the story that you want to believe, and love is a topic on which that would be especially effective. Julia Shaw (00:48:03): Yeah, ’cause you’re playing with people’s emotions, and you know that they’re vulnerable in that way. And most people want to be loved and want to love, and so it’s a really manipulative way in, and I think it’s really horrible, but it’s also something that we all almost underestimate. So we think, “I would identify fraud. I would know if someone was trying to scam me of money,” until it happens to us, and then we go, “Oh, wait. That did just happen.” And then we get really embarrassed. And so I think talking about it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seeing it as not this thing that happens to dumb people, ’cause that is sometimes how it’s framed. It’s like, “Oh, such an idiot.” “She was so gullible.” Julia Shaw (00:48:42): Was she? Or was she just a nice person who wanted to believe that this person was capable of loving her, which I would hope we all are. Lex Fridman (00:48:50): Yeah, and I hope she and others that fall victim to that kind of thing don’t become cynical and keep trying. Julia Shaw (00:48:57): Yeah. Yeah,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Lex Fridman (00:48:59): Those kinds of things can really destroy your ability to be vulnerable to the world. But, I mean, it sounds like this same kind of thing is just commonplace in all kinds of relationships. That’s the puzzle that it could be. If you find yourself inside of a toxic relationship with a, quote, “love bombing,” it could be a lot of manipulative, fraud-type of things, right, inside a relationship. …In this spectrum. Julia Shaw (00:49:22): Well, and coercive control is becoming more of an issue, where that’s when somebody, for example, in a relationship takes control of the finances, and that’s often a man in a relationship. That’s traditionally because it falls often along these gender lines. But the problem is if that person then starts to weaponize the fact that they’re controlling the finances and starts using words like, “I’m going to give you your allowance,” instead of going, “You’ve paid as much into this as I have, and so this is our shared money,” and starts using that and controlling things and controlling how the other person live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at’s when you get into things that are called coercive control. And things like jealousy can also be used in that way. Lex Fridman (00:50:01): Is there any way out of that? Maybe the jealousy study, or is this a vicious downward spiral whenever there are any signs like this that means you’re screwed, get out? Or is this just the puzzle of the human condition and humans getting together and having to solve that puzzle? Julia Shaw (00:50:22): I have non-traditional views on jealousy. I’m not a jealousy researcher, but I have done some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jealousy is basically always a red flag because what it means is that the person who is jealous isn’t secure in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reason that they’re not secure in the relationship is either because the relationship is wrong for them or because they are insecure in themselves. And I don’t think it is a sign of love. I don’t think it is a sign of, you know, you want to protect your mate. I think it is mostly control, and it’s the desire to control and to possess. And jealousy, we know, is a precursor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lmost always. Julia Shaw (00:51:01): As in, not all jealousy leads to violence, of course, but all violence has jealousy as a precursor. And quite a lot of that is imagined things that the partner is doing, not even based on reality. Then we go back to our deception detection research, where we’re bad at telling whether someone’s lying or not. And so if you’re basing how you’re interacting with that person on a faulty lie detector, you’re going to make bad decisions. So, the research also bears out that most people are really bad at monogamy. So, most people either have cheated on a significant other, maybe not their current significant other, but a significant other, or have cheated multiple times, and that’s just consistently found in the research. Lex Fridman (00:51:40): So, maybe there’s justification to be jealous? Julia Shaw (00:51:43): I think it’s the other way around. I think monogamy is setting us up to fail. Julia Shaw (00:51:46): So, I think monogamy is a social construct. That’s a nice idea for some people, and I think that at leas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how people actually behave, they’re not actually behaving in a monogamous way. If you’re cheating on your partner, that is not monogamy. That is polyamory, potentially. So, the love of multiple people. And it’s lying, and it doesn’t have to be that way. So, I’m polyamorous, and I believe that you can love multiple people. I don’t know that everyone is always going to meet lots of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re going to love. But I think that there’s been a move towards more people embracing open relationships and non-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structures, and I think that is healthy to at least have as an option. Julia Shaw (00:52:28): I think the idea that there’s just one size fits all for relationships is really harmful to a lot of people, and it just doesn’t really work for everybody. Lex Fridman (00:52:36): Well, if you could just focus in on one component, it seems to me one of the problems is honesty as a hard requirement, and good communication is another hard requirement, because that feels like the prerequisites for avoiding all these problems. Julia Shaw (00:52:56): And I guess with jealousy, what I’m thinking of is actually not an instance of jealousy. …So where you have a feeling of, “I feel left out,” or, “I feel…” It’s more that sort of persistent feeling of, “I am a jealous person.” And that’s where I would say that is usually a red flag. And you’re right. It’s a red flag partly because it means the person is probably bad at communicating, or you are as a couple. Like, it’s not necessarily just the jealous… Person’s fault. It’s just that there’s something happening in this dynamic that is bad psychologically, and that should be addressed, or maybe it’s not the right relationship. Lex Fridman (00:53:30): So, the fact that a lot of people cheat, does that mean every single person that cheated is probably not going to be good at monogamy? I guess if you can just analyze all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it stands and give advice, that’s definitively true for everyone. Not- Julia Shaw (00:53:48): That’s exactly what psychologists do all the time. Yeah. Lex Fridman (00:53:50): Okay. Generalize. Julia Shaw (00:53:50): We make sweeping statements. Lex Fridman (00:53:52): This is great. No, I just… I think it’s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I see all those things as romantic: choosing not to cheat, choosing to dedicate yourself fully to another person. I mean, it’s all just romantic, and then some people do cheat, and your heart is broken. You write a song about it, and then you move on. You try to repair yourself and be vulnerable to another human being and all that. Julia Shaw (00:54:13): But why deny yourself the beautiful spectrum of human experience? I mean, it’s like eating one meal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Like, why?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You can just… You can have lots of beautiful people around and… Lex Fridman (00:54:26): Well, so for me, actually focusing on a single thing, you get to explore. You mentioned a puzzle. Over time, you get to see the nuance, like the beauty of the puzzle. You realize it’s an infinitely long project to really understand another human being. And so, if you focus, you don’t get distracted. So, that applies. I’m a person, when I find a meal I really like, I’ll stick to it for a long time. I’m definitely a monogamy person, I think. But that also could be a component of where I grew up. You know, there’s a certain cultural upbringing, and maybe my brain is not allowing… Julia Shaw (00:55:01): …myself certain possibilities, you know? I think it’s more that I want people to feel like they have a choice, and 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And I think all we see is monogamy everywhere, all the time, and it’s just one version of how we can live our lives, and I think it’s not the only. And I think that having conversations with your partner as well, especially early—it’s harder to bring this up later on—but to have it early and say, you know, “How do you actually want to structure your life?” And I think, how do you want to structure your relationship is part of that. And especially if you’re going to commit yourself to one person, one primary person, or one exclusive person, that’s part of it. Julia Shaw (00:55:37): And I think then you also, you know, don’t have to lie to each other if you do cheat, or you can talk about it in a different way if you feel like there’s a certain capacity to be honest about whom you’re attracted to and how that might impact your life more generally. Lex Fridman (00:55:52): So, how difficult is polyamory?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would be curious about that kind of stuff. Does jealousy come up? Is it difficult to navigate? Julia Shaw (00:56:00): It can be. I mean, all relationships can be difficult to navigate. Lex Fridman (00:56:02): Sure. Julia Shaw (00:56:03): I think it’s the same. It’s… and the same respect. So if you’re going in because you’re trying to fix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you’re going to have a hard time. Much like if you’re dating a single person, if you’re trying to fix something,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solution to the thing that you feel is broken about yourself, it’s going to be hard. But if you’re going in coming from a good place, and you’re going, you know, “I want to be open, and I want to connect with people, and I want to love people or a person,” then you’re going to have a better time. Lex Fridman (00:56:28): What does the perfect polyamorous relationship look like? Can you really love multiple people deeply? Julia Shaw (00:56:34): I think so. You can love people in different ways, and also, you can love lots of people deeply, I think. And I think, again, research on bisexuality — I’m bi — has also found that people who are bi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 non-tradi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is probably also because we constantly get asked to justify our sexuality as well. And so if constantly you’re being asked if one person’s enough for you, if one gender’s enough for you if you’re in a relationship with one person, for example, you know, if I’m in a relationship with a man, do you miss women? And it’s like, I don’t ask you that if you’re in a relationship with a woman. Do you miss women? Like, you probably do, but that’s just other women than your partner. Julia Shaw (00:57:14):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being bi. And so I think there’s this constant barrage of questions of what does it mean? Is it real? How do you choose? What does a relationship look like? Do you constantly want threesomes? Like, there’s this constant hyper-sexualization also, especially of women that we find in the research that can also lead to really negative outcomes for mental health and for things like risk of sexual violence. 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ve got bisexual people themselves saying, “Yeah, but I feel like I also have this superpower that I can love more widely, and gender doesn’t really matter in terms of whom I’m capable of loving.” And so relationship structures almost come with that conversation. Julia Shaw (00:57:52): It’s not that we need to be non-monogamous or that we need to be in these kinds of relationships. It’s more that I think if you’ve engaged so deeply with your sexuality, partly because society’s forced you to, then you’re also going to be thinking about relationship structures more generally and going, “Actually, I’m going to choose this one.” Lex Fridman (00:58:06): Yeah, that’s interesting. I mean, your sexual pre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 structure preferences, some of the choice has to do with how society’s going to respond to it. So if you have to explain it every time you go to a party, you might maybe not want to do that or talk about it or at least be open about it. Yeah, I’m sure there’s a lot of annoying conversations you have to do if you’re polyamorous, some of which you’ve mentioned. And yes, there are effects of like over-sexualizing the people involved. Yeah. Julia Shaw (00:58:42): Or thinking they’re lying. So with men… So, I wrote a book called Bi: The Hidden Culture, History, and Science of Bisexuality, and I did that after I created a bisexual research group. So, I wasn’t a sexuality researcher, but as a bi person and a scientist, I was interested in the science of bisexuality, and I couldn’t really find it. It was really hard to figure out what people were actually learning about bisexual people in comparison to other kinds of queer people. And one of the things I found is that the terms that are used are not necessarily bi. And so it could be things like plurisexual. Julia Shaw (00:59:16): So, if you type into Google Scholar the word bisexual, you’re going to get a lot of confusing things also because bisexual is used for, like, two sexes where you have multiple sexes or you can change, and so they’re bisexual. Lex Fridman (00:59:28): Right. Julia Shaw (00:59:28): Yeah, which is entirely different. And so I think partly out of that, researchers started using words like plurisexual, and omnisexual is another one. And so if you’re looking for research on this, plurisexual is probably the word. But… Lex Fridman (00:59:41): What does omnisexual mean? Julia Shaw (00:59:42): It’s just the same. It’s just another- Lex Fridman (00:59:44): Okay. Got it. Julia Shaw (00:59:44): Another word where it’s all. Sometimes pansexual is also used. And again, the idea being that it’s all genders. Lex Fridman (00:59:52): So, how should we think about bisexuality? Is it fluid, like day to day, month to month, year to year, fluid who you’re attracted to? Or is it at the same time, have the capacity to be attracted to anyone or attracted to everyone? What’s the right way to think about it? Julia Shaw (01:00:12): I think the right way to think about it is that I’m not attracted to most people, but I can be attracted to people regardless of gender. Much like you’re probably not attracted to most people, but you are attracted to people of a certain gender, maybe. And so that’s… It’s the same as being heterosexual in terms of potentially my pool of people whom I might be interested in. It’s just that the gender is irrelevant. Lex Fridman (01:00:33): What’s the biggest thing that people misunderstand about bisexuality? Julia Shaw (01:00:37): The biggest thing that researchers find people misunderstand about bisexuality is that it’s a phase and that it’s this idea that it’s transient, that it’s always changing, and that it’s a stepping stone. So,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still see bisexuality as on the way to gay town. Sort of like you’re on your way, but you haven’t quite committed and you’re still stuck in expectations of society. You haven’t quite let go yet, but really you’re gay. And that’s especially true for men. And so when you look at research on bisexual men, which is actually how the research started. So, I think now when we think of bisexuality, we think of women. And it’s true that today, twice as many women identify as bisexual as men. Julia Shaw (01:01:18): But if you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is and the research on bisexuality over time, it was the other way around. Someone called Alfred Kinsey was one of the first sexuality researchers in recent history, certainly, and he, after World War II, did this really big study of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it was called. He was a biologist himself, and so he thought of taxonomies, and he was doing research on gall wasps, so insects. And this idea of human sexuality was sort of thrown at him after the war because there’s also this whole move to get people to, well, reproduce and to rebuild America. And so sexuality was partly, and sex, specifically, was becoming more of an area of interest, both in terms of research and in terms of policy and funding. Julia Shaw (01:02:05): And so Alfred Kinsey was asked, “Do you want to do a class on human sexual behavior?” And he was like, “I know nothing about this.” And so he spent about a year just listening to students’ questions about what they wanted to know about sex, and he realized that he was looking for research to try and build up this course that he was probably going to teach, and he realized that he couldn’t answer most of their questions because the research hadn’t been done. And so a lot of the questions were around, “What is normal?” Julia Shaw (01:02:36): You know, “If I feel this during sex, is that normal? How often do people have sex? Should I want these? What about these fantasies? What does it mean? What if I have homosexual fantasies? What if I engage in this kind of…” And so he was looking at all of these questions and collating them, and then he went out and did these huge studies, and he interviewed thousands of people himself, but also had all these research assistants who were out there interviewing people in America about their sexual behavior, which, I mean, just picture the time. This is the 1940s. This is quite a conservative time. I mean, certainly more than we might expect now. Julia Shaw (01:03:12): And here’s this researcher asking incredibly personal questions about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he ended up finding, and this is one of the big findings in this book that he published called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which was a bestseller for an entire year. He sold out auditoriums. They had to sometimes add the room next to the room he was in because there was so much desire to go to his lectures about sex that they had to connect radios to other halls to give people enough space to sit down. He was basically a rock star, and again, I think this challenges the misconception we have about sexuality, that we think of it as this sort of woke thing now… Julia Shaw (01:04:02): …that the rainbow flag and all this stuff is sort of this modern invention almost. But if you… this is the ’40s. This was happening. People were going to these talks. People were having these conversations, and he created something called the Kinsey Scale. And so the Kinsey Scale is from zero to six, and he found that it was not useful to apply a binary to people’s sexual desires and sexual orientation. It was more useful to put them on a continuum because most people were not exclusively homosexual or exclusively heterosexual. Most people were somewhere in between. Julia Shaw (01:04:34): And so zero was exclusively heterosexual tendencies, and six was exclusively homosexual, and he would place people based on all of the things they told him somewhere on the scale, and about half of men were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not exclusively either, and about a quarter of women. Now think about the time. Lex Fridman (01:04:54): It was a very conservative time. Julia Shaw (01:04:56): Well, and it’s post-war though, so I think that mattered as well. So there’s something called a homosocial environment,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being gay. That has to do with being in a situation where you are with people of the same gender as you. So a homosocial environment are things like prisons, where you only have men or only have women, war, which, at that point, they just had, and so you have a lot of men who are exclusively in the company of men, and maybe looking around going, “Well, now that my options are different, maybe I’m going to choose from this pool.” Anyway, so he found that it was that way around, that a lot of people have these fantasies or actions that they’ve engaged in. Julia Shaw (01:05:36): And then there are other researchers, other male researchers, who found similar things, and then at some point in the ’70s, it swapped, and it felt like maybe more people, more men, were identifying as gay, and there were maybe fewer people who would have called themselves bi, and suddenly this became a thing more for women. So I think that there are some social things going on. There are some research things going on that actually bi men have been studied for a long time as well. Lex Fridman (01:05:59): Okay, so you said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So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th and the socially acknowledged thing, so there are social elements. I don’t know. This might be anecdotal, but I know a few women friends of mine who identify as bisexual. I don’t know a single guy friend who identifies as bisexual. They’re either gay or straight. So there’s still a social thing going on. Julia Shaw (01:06:28): Definitely. Lex Fridman (01:06:28): Right? Julia Shaw (01:06:28): Definitely, and I think that research consistently shows that bisexual men are more likely to identify as gay or straight. Lex Fridman (01:06:39): As gay. Julia Shaw (01:06:39): And gay, well, it depends. If they have what we might refer to as a homosexual lifestyle, so they engage in going to queer parties, maybe go on Grindr or other gay apps, that would be much more a lifestyle thing where you’ve embraced it and you see this as part of your identity, that you are part of this queer community. It’s much easier to say you’re gay than you are bi, most often, also because there’s queerphobia within the queer community. So you might get gay men saying to a bi man, “Ah, come on. You’re actually gay. I was bi once.” That’s a classic. “I was bi once,” or “Come on.” Julia Shaw (01:07:14): You’re actually gay.” It’s the same that you get the other way around with bi women, that because it’s seen as performative, the idea being that bisexual women are doing it for attention, but the attention of men specifically. That, “Well, they’re all going to go back to men anyway and they’re just doing it. It’s a phase. It’s this thing that they’re doing actually to be sexy to men, not because they’re actually interested in women.” And so there’s this lesbian-bi thing going on, which is often quite hostile. Not always, but often. And there’s this gay male-bi thing going on, which is different in nature but is also potentially hostile. So in both, saying you’re bi can be problematic, but for men, more so. Lex Fridman (01:07:53): Do you like the Kinsey Scale as a very simple reduction, that there’s a spectrum? I also saw the Klein Sexual Orientation Grid that adds a few parameters like who you’re attracted to, how you’re actually behaving, the fantasies you have, social preference, lifestyle preferences, all that kind of stuff. Self-identification, what you actually say publicly. All those different dimensions. Or is the Kinsey Scale a pretty damn good approximation? Julia Shaw (01:08:21): The Kinsey Scale is a good start, and the Klein Grid, I think, is much more fun in some ways. So the Klein Grid came out of research by Alfred Kinsey and others like Havelock Ellis, but we won’t get into him. Fritz Klein was a male researcher doing research also on sexuality. He was specifically a therapist, and he was looking at people who were struggling with their sexuality. So people would show up in the 70s and 80s in his practice, and they would say, “I’m struggling with my sexuality.” And he would say, “How can I help you?” And they would say things like, “I wish I wasn’t interested in men, and I’m a man.” And he would then work through what that means. Does that mean you don’t want to have these feelings? Does that mean that you don’t want to have these attractions? Julia Shaw (01:09:07): Does that mean that it’s the implications of how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will see you that’s the problem? So he created this much more complex scale, which I think i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everybody to do, no matter what their sexuality is. Because what it is, is it gets you to think about things like, yeah, your sexual identity, easy. Not just that, but in past, present, and ideal. So if you say, “Well, I used to identify as straight. Now I identify as bisexual.” And then I have in my head… This doesn’t mean that other people think this. In my head, I have an ideal, which could be straight, because that’s what maybe society’s told us we should be. But it could also be something else. Julia Shaw (01:09:47): And so I’ve also had friends who’ve gone, you know, past, present, straight, straight, but ideal bi. So you get into these interesting dynamics where sometimes people just wish they were a different sexuality than they were for other reasons. And then there are other things in the scale that ask about your lifestyle. So, for example, if you are going to queer parties, if you have queer friends, then you might have a homosexual lifestyle, even if you’re straight. But then again, it’s how much lifestyle would you like? Julia Shaw (01:10:17): And so for me, that was a real moment where I was looking at that going, “Wow, my lifestyle’s really straight.” Um, “And maybe I need to change this.” And so he was using these attractions and fantasies and identities and the past, present, ideal to help people to think through all these complicated feelings we have around our sexuality, and to identify sticking points. Lex Fridman (01:10:37): Yeah, that’s fascinating. So maybe the presumption there is if everything’s aligned, the fantasies, the ideal partner, all those things, that’s probably the healthiest place to be? Julia Shaw (01:10:49): Right. And so he would look at especially the ideal and the present. And if those were different, so if you said, “I wish I was bi but I’m straight,” or “I’m bi but I wish I was straight,” or “I’m homosexual and I wish I was straight,” he would say, “Let’s talk about that,” and he’d try to work through it. And the term he used for bisexual people who were uncomfortable in their own sexuality was “being a troubled bisexual.” And so I think… You can… I think any sexuality can be troubled. I think you could be a troubled straight person, a troubled homosexual person, a troubled asexual person. And just thinking about why and which aspects are maybe missing, I think, is really healthy for people to do. Lex Fridman (01:11:27): Meaning there are some puzzles that you haven’t quite figured out, maybe you haven’t been honest with yourself about your preferences, all that kind of stuff. Julia Shaw (01:11:33): I don’t really like talking about honesty with yourself. I think that’s a high bar, and I think it’s also often weaponized against people, especially by men, where it’s this idea of “you’re not really being honest, you’re actually gay.” And so I think this idea of “we’re not being honest with our own sexuality,” that’s a big word. I think it’s more that maybe you haven’t had the right framework or the right words to think about aspects of your sexuality that are troubling to you. Lex Fridman (01:11:55): How obvious… When a person is bisexual, how obvious is it to identify like the sexual orientation grid? Like how big is the sign, whatever you are? Julia Shaw (01:12:06): I think the sign is smaller than we think it is. I think that there’s this tendency to assume that sexuality is something that we find and keep, and consolidate from our teenage years, maybe early 20s. You maybe get university thrown in, sort of if you get your experimental year as an undergrad. Julia Shaw (01:12:28): But then, you kind of have to choose. And that is a difficult requirement, I think, for a lot of people, because you can’t possibly know all of the things and all the people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in at that point. And we change in every other way. Why wouldn’t we change in this way? So I think giving ourselves also the ability to reappraise where we’re at with our own sexuality, our own desires, our own relationship status, all these things, is important to keep us happy and healthy, and to not run into issues that we know are faced by a lot of homosexual but also bisexual peopl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bisexual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self-harm. They’re more likely to be the victims of sexual violence, more likely to be isolated, more likely to be stalked. Julia Shaw (01:13:16):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aspects of being bi that are negative,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mostly because bi people are least likely to be plugged into the community. So when you’re going through stuff like this, and you feel different, and you’re constantly being asked about your sexuality, if you’re open about it, or you’re hiding it, that’s also troubling. You’re going to have these negative consequences, especially if you don’t feel like the queer community is really a place for you. So that’s where also finding your people really matters. Lex Fridman (01:13:44): Since we’re on the topic of sexuality, one of the things you touched on in your book on evil was kinks, sexual fantasies. I think the point of describing that was that we often label that as evil or bad. What can you say about what you’ve learned from kinks and sexual fantasies from writing that book? Julia Shaw (01:14:06): The reason I included kinks and evil and sexual conversations in general is because it is so often thrown into the same conversation. So if someone comes to me and says, “Julia, I want you to help me explain why this person killed this other person.” And they’ll often say, “Did you know that he or she was also into,” insert kink here, or insert non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structure here, or insert whatever. And I respond to that by going, “Okay, so?” And I think people use these words like, “Oh, he was really into BDSM,” and think that that’s going to have this really important impact on me. Or, “Ooh, they were swingers.” And so… And again, I go, “Yeah?” That’s, you know, almost like, “And in other news, they were swingers.” Julia Shaw (01:15:00): It’s like that is not related to this crime at all, unless, you know, one of the partners was killed. But people see this as a defect of character, and kink is very much seen as a defect of character in many circles, especially in broader society. And that is wild to me because if you look at research on sexual fantasies and kinks, a lot of people have at least one. So a lot of people, BDSM being the most common, are engaging in or interested in BDSM. So things like choking or things like restraints or being degraded or doing the degrading of other people in bed, consensually of course, that is something that a lot of people fantasize about and a lot of people engage in. Julia Shaw (01:15:45): And so these kinks and these fetishes, they are much more commonplace than we sometimes think about them as. Now, on the other hand, we obviously need to be careful not to assume that because in pornography BDSM is almost ubiquitous, it feels, that that means everybody wants this. That is absolutely not the case, but we also don’t want to marginalize it and say it’s almost nobody. It’s somewhere in between, and the main thing is always just to ask and to have open conversations about what it is that people actually want in bed and to make sure you have things like safe words. So, you know, putting in the restraints to make sure that these interactions are safe and consensual and then being able to explore. Julia Shaw (01:16:22): And, I mean, there’s everything from, you know, pup play where you dress up as a puppy and you engage in either just general frolicking or sexual behavior to other things like blood play, which is when you pierce the skin to release some sort of blood. That can be scratching. That can be cutting. That can be of yourself or your partner. That can be this idea of, you know, I don’t know, it’s this taboo thing you’re doing together, and it’s sexy in its own way. And so everybody has their own versions of what they find attractive. And rubbing up against people, you know, sort of unsuspecting, pretending that someone’s sleeping. There’s this wide range of things, and I think people also feel often deeply ashamed about the things t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Julia Shaw (01:17:07): And I think that is also really sad because it makes it more likely that people are going to not be able to live that part of themselves and also that they think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m. And that can spiral into things like, “Am I evil? Am I bad? Am I a bad person because I have these fantasies?” And that ties in, unfortunately, with homosexuality and bisexuality and the way that certainly historically and in most parts of the world still today, these queer lives and queer identities are still villainized. They’re still seen as lesser, as bad, as a sign of a defect of character. And if people see that within themselves, they’re going to think differently about themselves, and society is going to treat them differently. So it’s all about destigmatizing. Lex Fridman (01:17:45): I really liked what you wrote about, I guess it was in the context of BDSM or maybe sadomasochism or maybe just the submissive-dominant dynamic, like why that might be appealing, the disinhibition hypothesis. I guess this applies generally to sexual fantasies is if you live them out, that you could just let go of all the bullshit that we, that we put up in normal society. That you could just be all in, fully present to the pleasure of it. Julia Shaw (01:18:13): Right, and that’s what research has found on fetishes, especially on BDSM, is that the reason that people say they like it… I mean, it’s hard to explain why you have a fantasy. But if you go into the finer questions and really dig deep, you can find that people will explain a version of, “Well, I can really let go, and I don’t have to… If someone is telling me what to do, then I don’t have to make any decisions, and I’ve spent all day making millions of decisions, and I don’t have to in this context. And I really like that because it’s freeing.” And so that’s that disinhibition hypothesis is that the reason that we often go to things in the bedroom that in other contexts we don’t like or even find repulsive, like I don’t in normal life potentially want to be told what to do. Julia Shaw (01:18:59): But maybe when you move into the bedroom, you go, “Yeah,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context, and I kind of want reverse of what I want in my day-to-day life.” And so I can also understand like furries and that sort of completely living as another species of it even is… It’s a really interesting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of release and of letting go of social pressure. Lex Fridman (01:19:20): But I think that also applies to… because you mentioned submissive, that’s more straightforward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 also applies to dominant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walk on eggshells. It’s the clarity of it. Tha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Having read that from you, that really made me think that there is a deep truth to that, to being true to whatever the sexual fantasy is. It’s not just the fantasy itself that’s appealing, it’s the being free in some sense. Julia Shaw (01:19:53): It’s the being free and the juxtaposition there is that you are free because of the fiction. Like you’re play acting, but it’s touching at something deep inside you psychologically, and so it, that’s where it sort of feels weird, but it also makes sense. I mean, this is also why we like fiction because it allows you to maybe be somebody else, have someone else’s thoughts in your mind for a while and you really get to live it, as that for a bit. So I think, yeah, the truth and fiction sort of circle is always an interesting one. Lex Fridman (01:20:25): So, for researching the Bi book, the bisexuality book, what have you learned about sexuality in general? Human nature, kind of sexuality, and how it’s practiced in terms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I’m sure there are subcultures and stuff. Yeah. What have you learned? Julia Shaw (01:20:40): The research on human sexuality, I think, is interesting because we keep finding that people have these desires that they feel weird about, that… Unless they have a community or an app that you can go to to live those fantasies, they can feel quite troubling to the individual and they can make you unwell. And that’s true whether it’s about your sexuality, so being gay and being unable to live as a gay person, or if that’s wanting to engage in BDSM and not having an outlet for that. So that can just make you unhappy. So I think that the stigma there is that that unhappiness is going to lead to some sort of horrible manifestations of crime. Julia Shaw (01:21:22): I think that is mostly nonsense, but it’s more that I’m concerned about the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for the individual who’s unable to explore those sides of themselves. And in research on kinks and sexuality, it’s just about also 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visible representation of certain kinds of communities, and so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 ended up writing Bi. I came out in Making Evil. Making Evil is the UK title, Evil in the US. I came out because I was writing about all the things we associate with the word evil, and homosexuality certainly is one of those things. Lex Fridman (01:21:55): You came out as bisexual, by the way, yeah. Julia Shaw (01:21:56): Yeah, I came out as bisexual. And I came out as bisexual in the book, and I did it specifically, and I wrote it this way as well, because I was talk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visibility and how it’s through visibility that you realize that the people around you, people you already know and love, are part of this community that otherwise feels other. It feels foreign, it feels abstract, and maybe it feels scary. But if you realize that actually you’ve got gay friends or you’ve got friends who are into certain kinds of fetishes or you’ve got friends who are whatever sexuality aspect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suddenly go, “Oh, it’s going to be much harder to dehumanize these people.” And this is where all of this kind of comes for me from a really sad place is the… Julia Shaw (01:22:41): You could talk about Bi as this project of love and how I was finding the community. I was trying to write something that would bring us all together. But it’s also because I’m constantly terrified that my rights are going to be stripped back. And we know that the laws around homosexual behavior and the rights around bisexual people as well, they’re in flux. There’s no straight line of acceptance. And just because right now I happen to live in a time and place where I’m allowed to be openly bisexual and I can engage in homosexual activity, that doesn’t mean that’s going to stay, not even necessarily in my lifetime. Julia Shaw (01:23:20): And so I think much like writing Evil at a time when you’re not at war and you’re able to think deeply about these important issues, I think we also need to be thinking about things like sexuality and other issues that are important to us. And if we want to preserve our rights, we need to normalize these issues and make sure that they’re visible so that people find it harder to dehumanize those communities. And so I’m always terrified that bisexual people are going to be hypersexualized, dehumanized again, and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laws against basically just who I am. Lex Fridman (01:23:47): Did you hear from a bunch of people after Making Evil, after Evil, the book, and mentioning and coming out in that book, and then writing the Bi book, that are bisexual and maybe what are some stories? I’m sure, because I haven’t seen much material on it, as you spoke to, so I’m sure they felt lonely without a community, right? Julia Shaw (01:24:08): Yeah, a lot of people felt seen by the book. So it was really beautiful, the fan mail I got and the responses to the book. And I got them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so in the book, I also spoke with some researchers who were stationed or doing research in countries where bisexual behavior specifically is illegal, or homosexual behavior was illegal. For a long time, bisexuality was, especially in women, well, actually, homosexuality in women in general was seen as… It was a blind spot, because what counted as sex is sex with a penis. Julia Shaw (01:24:41): And so women can’t have sex with one another. And so a lot of laws around homosexuality are specifically applying to men. And certainly, historically, that’s the case. So we’re talking about like sodomy, and that involves men and not women. And so if you look at the evolution of laws, for a while, women were kind of… Like it was socially not necessarily acceptable, but they were kind of getting away with it legally. But then more recently, especially, as bisexuality gets more visible as well, certain countries have started writing it specifically into their constitutions and specifically into their laws that bisexual identities and behaviors are also seen as problematic and illegal. So again, these laws change all the time. Julia Shaw (01:25:24): But in terms of fan mail, especially from people in countries where homosexuality and bisexuality are illegal or are seen as problematic, are socially condemned… that wa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So that those people were particularly writing, saying, some of them also saying, “Can I translate this into this other language, on the DL, like on the down low? And just, like, distribute this to my friends?” I had people sending me messages saying, “I’m at X airport or in X country where this is, this would be considered contraband.” Like this book, my book is a banned book, fun fact. Lex Fridman (01:25:58): Nice. Julia Shaw (01:25:59): It was banned. I sold the rights to a foreign publisher, and right after it was sold, the laws changed, and they sent me this really sad email saying, “Unfortunately, we can’t publish your book because it’s now considered part of the gay agenda, sort of promoting gay and homosexual lifestyles. And so we can’t publish it anymore.” But I take a little bit of pride in the fact that it’s a banned book, but I find it really sad, obviously, as to what it means, but it also makes me feel like it’s more important. And that’s what people were writing to me about. Lex Fridman (01:26:26):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young people, or just people in general, that are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ir sexuality or how to speak about their sexuality? Julia Shaw (01:26:37): I’d say try and read widely on issues around sexuality. Books like mine, but also other books, might help you to navigate whether or not you’re, you know, what labels there are, and also whether or not those labels are good for you. I think things like the Klein grid are really helpful, especially for people who are more analytically minded like you and I. I think it gives you a construct to work with and numbers to work with, and that can be really helpful to try and go almost seeing your sexuality as a mathematical equation. And I think that can be quite useful. And if that’s how you think, then look at the Klein grid and see if that helps you to navigate things. Lex Fridman (01:27:16): A bit of a tricky question, but what are the pros and cons of coming out publicly as a non-standard sexuality? From a recommendation perspective, what are some benefits and what are some challenges? Julia Shaw (01:27:31): So the benefits are that you can, well, live authentically. You can just be yourself. So I do feel more free in who I am and who I’m able to be online, for example, now that I’m out. Because I came out in my 30s, I think also it was almost a foot-in-the-door technique, which is a psychological technique of first coming in and then coming with your big ask. And so I’d already published two books. I was already an established scientist. I think if I tried “bi” first, I, A,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publish the book. It was the first mainstream book on bisexuality ever. And B, I don’t think I would’ve been taken seriously as a scientist. So having the other stuff first and then “bi” as a side project, that was acceptable. But I think the other way around wouldn’t have been. Lex Fridman (01:28:16): I think it was still brave, I think. I think you mentioned somewhere, maybe in an interview, that there was some concern of being sexualized when you covered the topic of sexuality. Julia Shaw (01:28:26): There still is, but I actually find that it’s done the opposite most of the time. I think as a woman, especially a young woman who’s in the public eye, you’re sexualized anyway, unfortunately. And so that is and was already a huge part of my online experience. And actually, I think coming out as bi, A, you get allies who suddenly are like, “We’re on your side. We’re going to help you fight the hypersexualization.” And people get almost more weird about it in a good way. They get a bit quiet about it because they’re like, “Oh, well, now it’s an identity thing, so maybe I shouldn’t comment on what she’s wearing.” And it almost disarmed some of the more sexualized comments. So for me, I have to say it was mostly a positive experience. Lex Fridman (01:29:13): The incels didn’t know what to do with it. Julia Shaw (01:29:15): Exactly. Like, “Ugh.” Lex Fridman (01:29:18): Just to go back to the beginning, maybe what got you interested in criminal psychology? Julia Shaw (01:29:23): Well, if you look at my trajectory into academia and then through it, basically what happened is I was ready to go study art. Lex Fridman (01:29:33): Nice. Julia Shaw (01:29:33): That’s what happened. I had my portfolio ready to go. I was going to study art at undergrad, and then my grandfather intervened and was like, “Being an artist is a really hard life. Maybe you should reconsider.” Lex Fridman (01:29:45): What kind of art? Sorry to take that tangent. Julia Shaw (01:29:47): Painting. Lex Fridman (01:29:48): That is fast. I would not have expected that, because you’re so super analytical. Julia Shaw (01:29:53): Yeah, I am, but I also really like surrealism, and I really like messing with sense of reality, which again, is obviously something that then wove its way into my academic work. Lex Fridman (01:30:02): That’s cool Julia Shaw (01:30:03): …but he was also right. I mean, I’ve always been very intellectual, let’s just say. I skipped a couple grades in school. I was part of the chess club. It was very much I was the clever kid. But there’s also part of me that’s just like, “But art is beautiful. I love making art, and it can speak to so many people.” Anyway, my grandfather convinced me not to do it, and then I applied instead for psychology. Although at that point you just had to say social sciences. You didn’t have to specify, but I knew it was probably going to be psychology.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was because my dad has paranoid schizophrenia. I think one of the reasons I’m so obsessed with this idea of what is real, and that is in every way, that… Julia Shaw (01:30:45): I mean that in terms of what is real, in terms of perceptions of right and wrong, what is real in terms of our own memories of the world, what is real in terms of what happened in a crime, what is real in terms of perceptual abilities and neuroscience, what is real. I mean that in every way, and I think that’s because I grew up with someone who had a unique view of what is real in real-time. And so seeing that, I think, just affected me profoundly, because not only was it very destabilizing in terms of my upbringing, but also it’s just in your face that people quite literally are seeing and hearing different things than you. And to not jump from that to what else are people perceiving differently than me, I think, would be almost like a missed opportunity. Julia Shaw (01:31:34): And so I went to study psychology partly to understand that and what was going on there, and then that took me down the reality hole. Honestly, the reason I went into criminal psychology, because I could have gone into any other. The criminal psychologists were the most fun. I feel like lots of psychologists take themselves so seriously, and I just couldn’t. I was like, “I don’t, this isn’t the vibe.” And so the criminal psychologists were, they had this gallows humor. They were doing arguably the most serious of the crimes and the cases, and yet, were somehow having fun and having nice lives. And I saw myself, and I went, “Well, I want to do this version.” And so I did. Lex Fridman (01:32:15): Yeah, that’s great to hear, that a criminal psychologist because probably they have to, more than any other subfield, confront the reality of the mind. Julia Shaw (01:32:24): And it’s often quite procedural. So I’m also much more interested in applied sciences because I like the idea of, you know, what do we do with this information? And the thing that interests me most from a research perspective, I mean, I did my PhD in false memories, so implanting false memories of committing crime, which was the study that ended up going viral because I was the first to do it. And I built on a history of people implanting false memories of various kinds of other emotional events. But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someone had combined false confessions research and false memory research. And so that was the research of Elizabeth Loftus and Saul Kassin. So false confessions was Saul Kassin, and false memories was Elizabeth Loftus. Julia Shaw (01:33:07): And I was just doing them both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question was, could you get people to believe that they committed a crime that never happened and confess to it? And not just that, but believe that it actually happened, so remember it? And the answer to that in short is yes, you can, especially using specific leading and suggestive interview techniques. And so the procedural learning from that, which is what I’m most interested in, I don’t, like that’s sort of a party trick to be able to actually do it. And that’s just so that you can then take that and go, “Okay, well, how do we prevent this?” And so I’ve since trained police lawyers. Julia Shaw (01:33:39): I’ve trained people at the ICC,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ho deal with collective memory. So they deal with hundreds of witnesses at a time in war crimes. And the question is, how do we try to preserve as original as possible memory without contaminating it? Or at least without contaminating it any more than it already is. And that’s where social psychology, I think, excels, is that we have done lots of research on how social settings change what people say, and to some extent, what people believe. And I think that’s also where the leap to things like AI is not far because ultimately, the way that we’re engaging with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generative AI in general, is that it’s structured as a social interaction. Julia Shaw (01:34:22): It’s structured as a conversation most of the time now, and that is what we do. That is literally what I train the police on doing, is how to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distort people’s memories in the process and how to ask good questions. And so you get confabulations from both sides now. You get confabulations from AI and from the people. And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s a third thing, which is the in-between, that I’m not sure is getting enough attention right now. And I wish that there was more integration of social scientists like me and people who do investigative interviewing and have done it for decades to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in-between. And so that we can both teach the people and the AI to respond better in that situation. Lex Fridman (01:35:03): I mean, it’s really interesting. 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s a drift of some kind in terms of on both AI and human side when they’re interacting together that we need to be very clear about? Julia Shaw (01:35:13): Yes. What we’ve created with Gen AI is basically the ultimate false memory machine. We have created a tailored experience of something that is most of the time telling you what it thinks you want to hear, and then it’s uncritically giving that to you. Or I mean, sometimes, of course, there’s other things where it’s sort of appraising whether or not this is truthful or not. But it is giving that to you. Julia Shaw (01:35:43): And there’s no safeguard from you just going, “This is truth, and this is my past,” or, “This is how I remembered it.” And the problem is that not only is AI potentially distorting people and their memories, and never mind the factual basis on which they’re relying, but it’s also the other way around is that potentially by asking leading or problematic questions, the people are changing how the AI is creating the content, which is in turn on some fundamental level potentially having an impact on how it’s discerning truth from fiction. And so that’s where the false memory in human minds and confabulations in AI, I think, are much more similar than we think. Julia Shaw (01:36:22): And when I first saw AI confabulate, hallucinate, I was like, “This is what people do all the time.” It’s just that we can’t fact-check them all the time. We’re not in a conversation constantly being like, “Well, is that quite right? I’m going to use that for my homework,” right? So it’s both juicy and really troubling. Lex Fridman (01:36:40): Well, right now the interactions are pretty ephemeral. They’re short-lasting, and there’s not really a deep memory to the interactions. But this could get a lot worse if the AI is personalized to a degree where it remembers things about you so that you can then start to, over many interactions, feed the narrative about your past that you construct together with the AI over time. Julia Shaw (01:37:05): But you don’t even need that. So this is what we find in investigative interviewing, which is police interviewing of witnesses and suspects, is that all you need is a leading question or a suggestive piece of information. In a short interaction, most people, most police officers— Lex Fridman (01:37:18): Oh, interesting Julia Shaw (01:37:18): …don’t spend a long time, and they have no memory of this person’s past. They know basically nothing about them except for things related to the crime. And yet we know that within that very short, maybe half hour, one hour interaction, people’s stories can change fundamentally. And the problem is that if you create, if you have a memory of something that when you pull it up in that social interaction, it’s sort of live. It’s like active. Julia Shaw (01:37:43): And when you then finish that interaction, it sets back down. And the thing is that if you put it back in a different way, what’s going to happen is the next time you’re going to remember the latest version. And you might not realize that it shifted. And so over time, it can shift and you don’t realize it, and that’s your truth. And that’s where even just short interactions can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human mind. Lex Fridman (01:38:06): Wow, so you can modify memories that quickly? Julia Shaw (01:38:09): Yeah. We do all the time in experiments. Lex Fridman (01:38:11): Okay, can you speak a little bit more to false memory? So, like th- it’s just fascinating. So things happen to us, we humans do things in the world, and then we remember them, and most of our lives, I guess, is lived in memory, in remembering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us. And you’re saying that we can modify the story we tell about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us? That’s fascinating. So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is ability to have false memories? Julia Shaw (01:38:40): We know that false memories are common, that they’re a feature of a normal, healthy brain. They’re not this glitch, they are a feature. And we know that false memories are incredibly common in terms of, if you think about basically any memory… Now, I’m interested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This isn’t memories of facts, this is memories of experiences, things that you’ve lived in some way. And of those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basically every single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you have is false. The question isn’t whether it’s false, the question is how false. You’re despairing over there. Lex Fridman (01:39:14): Well, I mean, yeah, that’s… I mean, it’s both beautiful and terrifying- Julia Shaw (01:39:18): Right Lex Fridman (01:39:18): … that nu- nothing is real. Julia Shaw (01:39:19): No, that’s not,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Lex Fridman (01:39:21): Okay. Julia Shaw (01:39:21): I’m just saying that everything has a degree of falsehood to it. And this is where sometimes I’ll get accused of being like, “Oh, but that… does that mean we can never use witness statements?” That… I’m not saying we can’t use any witness statements. I’m just saying that we need to be careful because even if people say things with confidence, i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ey’re true. Or if they have multisensory details, they’re describing in very specific detail what they smelled, what they heard, what they… whatever, it doesn’t mean it’s necessarily true. Most of the time our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are good enough. Julia Shaw (01:39:54): And that’s where memory scientists talk about this as gist memory. Our gist memory for events, much like for text, you get the gist of it, right? You’re good enough. You generally remember accurately approximately what happened. But it’s when you get to the so-called verbatim details, the specific details of memories that you find people are often really bad. Now, most of the time that doesn’t really matter because you remember you hung out with a friend, you remember you were at this university, you remember approximately what your favorite cafe was, you remember this important negative or positive event, fine. You don’t actually need to know exactly what you were wearing and drinking and saying. Julia Shaw (01:40:33): But in a criminal justice setting, you do need to remember exactly what you were drinking and saying and doing, right? And so that’s where we have this need to break down this human capacity for memory to this level of detail that it’s just not made for. Lex Fridman (01:40:50): So that’s where the verbatim stuff can get you into trouble, because with criminal cases, I suppose the tiniest details really matter, because then the lawyers can really zoom in on that particular detail, and then you could just make that up. And then the interrogation with a leading question, as you were saying, can just alter your memory of a particular detail, and then everything will hang on that detail. Julia Shaw (01:41:13): Right, and if that particular detail is someone’s face, then that’s a really big problem. Lex Fridman (01:41:17): You’re right. Julia Shaw (01:41:17): And so, and it can also be an entire false memory. So this is where in my research and in research like mine, we’ve implanted, well, memories, what we call memories or false memories, of experiences that never happened at all. So while most things are modifications of real memories, false memories, complete false memories are when you think you experienced something that you didn’t. And we all have them. We all have some memories that can’t be true, and we usually realize them, for example, when we talk to our parents about our childhood or when we talk to friends and we say, “Remember that time we did this?” And your friend will go, “That happened to me, that didn’t happen to you.” Julia Shaw (01:41:57): And you become what is known in research as a memory thief, where you’ve stolen somebody else’s memory and you’ve accepted it, or your brain has accepted it as your own. And that’s possibly because the other person told it in such vivid detail that you could imagine it, and basically your brain was like, “Well, this feels real now.” And so the next time you thought about that, maybe, maybe not the next time, but maybe after a couple of times of thinking about it, you started going, “This happened to me, right?” And then you integrate it into your autobiography. Lex Fridman (01:42:26): How hard is it to insert false memories? Julia Shaw (01:42:29): Not hard. It’s very easy to distort memories or to insert small false memories. It’s harder to convince people of entire events, especially specific events. And this is widely debated exactly how easy it is to implant a specific false memory. It’s also one of the big debates around my own research is that when I was writing The Memory Illusion, which was my first book, and the research that was in line with that, there was this huge debate between me and a couple of other academics about what it means for something to be a false memory and how we should talk about the ease with which they’re implanted, and that is still one of the biggest scientific debates in our field. And to me, I think that’s… Julia Shaw (01:43:09): So the, the, the coding stuff is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some people call a false belief and a false memory. So I think this thing happened or I remember this thing happened, and that is a really difficult differentiation often because all we have as social psychologists is what you’re telling me. And I can ask you, “Do you think it really happened or not? Do you believe it really happened?” But it’s really hard to differentiate, and so I’ve always thought that you need to ask people about the specifics, like, “All right, how confident are you in this memory? All right, do you feel things in this memory? Does it feel like other kinds of mem-” Right? Julia Shaw (01:43:43): Sort of, like, describe the nature of this experience rather than being like, “Do you think this is a real memory?” Because that’s, that’s a hard thing to ask people to do. Lex Fridman (01:43:52): So you, you want to get indirectly as many signals as possible to show that they actually believe the thing happened. Julia Shaw (01:43:58): Or that it approximates a memory in their minds, that’s right, rather than just a thing they think kind of sort of happened. Julia Shaw (01:44:04): But other people think that it’s an easier to differentiate line. So for me, that,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differentiate the two. Other people think it’s more clear. And then in terms of the frequency, so in my research, 70% of people became convinced that they committed a crime that never happened or experienced another important emotional event. And that number as well is, is challenged in that people go, “Well, does that mean that 70% of people can have false memories like this?” And the answer is no, obviously not. That’s just in my sample. That’s just these specific six false memories. And it could be that I, I think 100% of people are prone to some version of this, just maybe not in this specific study, right? Julia Shaw (01:44:46): That if I had to come up with different false memories to implant or if I was a different person myself and people trusted me differently, there’s the, again, those social factors that make it more or less likely that I’m going to be able to convince you that something happened in your life that you can’t remember. And in one study, obviously, I can’t capture that. But it also doesn’t mean that 70% of the time people are… you know, it might be 1% of the time or 0.1% of the time that people have these complex false memories. Lex Fridman (01:45:10): I guess you’re just speaking to the fact that, you know, you don’t know how representative the sample is. But even from one study, that’s a crazy… that’s incredible. Julia Shaw (01:45:19): Well, it’s not- …just representativeness. It’s also that we shouldn’t take individual studies in that way. Lex Fridman (01:45:23): Sure. Julia Shaw (01:45:24): I’m not saying that 70% of people always have false memories either. It just means in this one study, more people than not developed these complex memories. Lex Fridman (01:45:31): What was the methodology for implanting the false memories? This is so cool, by the way. Human memory is so fascinating, and the fact that we can engineer memory… Julia Shaw (01:45:43): It’s good that it’s fast. Lex Fridman (01:45:43): …it’s so interesting. It’s also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we live so much of our lives in memories. And that you can mess with that. You can shape it. It’s interesting. Julia Shaw (01:45:54): It’s mostly, I think, a good thing that we can shape it. Lex Fridman (01:45:56): I think so. Yeah. Julia Shaw (01:45:57): I think the fact that memory can be false in the way that I do it in my study is a result of the fact that our minds are made to creatively recombine information to solve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So even the fact that we have this gist memory, it’s because we’re optimizing data processing. We’re basically saying,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from these events, and the other details are irrelevant. Don’t remember that. Gone. And now I’m going to work with that to try and solve what life comes up with.” The ability to be creative and intelligent relies on our ability to take memories from the past and pieces of them, and to creatively recombine them. Julia Shaw (01:46:39): And so that’s what false memories are, except that that then can look bad if you’re trying to remember something specific. In my research, I used leading and suggestive questions like, “Close your eyes.” “Picture the event that I’m trying to implant.” So I was implanting, for example, you’re 14 years old. You were in contact with the police. The police called your parents, and you assaulted someone with a weapon. Then the question is, “What do you remember?” And you say to me as a participant, because you’ve been selected out to specifically never having had this experience… And just to be clear, a weapon, I don’t mean a semi-automatic weapon. I mean anything. And usually it was a rock. Julia Shaw (01:47:18): So people would say, “I found…” because a weapon is just anything you use to hurt another person. I did this study in Canada. We don’t have guns in the same way as in som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o it was unlikely that my participants would have been like, “Yeah, I totally have all these guns.” They would take something, an object, and hurt somebody else, or they stole something, or they hit somebody. So those are three of the conditions. Julia Shaw (01:47:40): I randomly assigned people to them, and they knew that I contacted their loved ones ahead of time, so they were participating in a childhood memory study, an emotional childhood memory study. They knew that, and then I contacted their parents ahead of time to get information about what they were like as teenagers, where they lived, friends, basic things, and to make sure they hadn’t ever experienced any of the target events. Then with that information, I said to the participants, “Okay, so there are these two things your parents reported happening, and one of them is a true one.” I’d always include a true one to build rapport, which is… I’m doing the what not to do of interviewing, right? Lex Fridman (01:48:17): Right. Julia Shaw (01:48:18): I’m laying it on thick. Lex Fridman (01:48:20): To see what’s possible. Julia Shaw (01:48:20): To see what’s possible, because you have to push it to also show that I can do this in this context so that we can warn police to not do this. So I said, “We have these two incidents that your parents reported, and one of them was you had a skiing accident,” blah, blah, blah. “Let’s start with that one. The second one was an incident where you were in contact with the police, but we’ll get to that.” So we’d first have 20 minutes talking about the true memory, which people, you know, they’re getting going. It feels good. I’ve got a structured interview as well, which I’ll then mirror in the false memory. So it all feels very legit. Then we get to the second memory, and I say this, you know, I… Julia Shaw (01:48:56): “There’s this other important memory that your parents recalled.” They’d say, “I don’t remember that.” And I’d say, “Oh, okay. But I have this really detailed account. All you have to do is remember it.” Then I would do the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which is a really powerful psychological tool, which is to make people feel like they know what’s going on when they don’t really. The thing I would do is just say, “Well,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we can do this memory retrieval technique called this imagination exercise.” I don’t like to call it repression, but sometimes we hide away memories that we don’t like about ourselves. And I’m using words that people know and mechanisms that people have heard of that are frankly quite disputed in actual science. Julia Shaw (01:49:34): But people go, “Oh, well, maybe I did repress this.” And then everybody says yes. Technically they could say no. They can say, “No,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they go, “Yeah, of course I want to know.” So I do this imagination exercise where people close their eyes, very simple, and just imagine how,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basically. And every time they say a detail, my very first detail ever, I remember this because I was so excited because they’ve got their eyes closed, right? And I’m right next to the head of department because they were worried because I was a PhD student about the ethics of it, the consequences. Lex Fridman (01:50:03): Yeah. Julia Shaw (01:50:03): It took years to get the protocol through ethics and… Lex Fridman (01:50:06): Yeah Julia Shaw (01:50:06): …to make sure it was safe. Anyway, I’m grinning as the person with their eyes closed says the most trivial detail, “I remember a blue sky.” And I remember going, “It’s working.” Lex Fridman (01:50:21): Did you know it was going to happen at all? Julia Shaw (01:50:22): Oh, no, I had no idea. I had no idea. Lex Fridman (01:50:24): That’s so fascinating. Julia Shaw (01:50:25): And so from the trivial details, I’d always say, “Yeah, good job, good job.” You know, social reinforcement, little treat, little treat. And they would remember more and more details, and then they’d get more specific, and then they’d tell me who it was they allegedly attacked or stole from, where they were. And those details had to come from them because I don’t know enough about their lives, right? So this is the other thing with false memories, is it’s basing it on lots of real pieces of memories, real places, real people, real feelings. They’re just woven together in a way that never happened. And so just three interviews and you’ve got 70% of people confessing to a crime that never happened. Lex Fridman (01:50:58): First of all, great study. Great, great job all around. To what degree has this been sort of elaborated on and proven further since? Because it’s a super powerful idea, whether it’s 70% or any kind of percent. Julia Shaw (01:51:11): What I wanted with the study is just to show it’s possible. Lex Fridman (01:51:14): That’s the, that’s really the powerful thing, that it’s possible. Julia Shaw (01:51:17): Right. And so it could’ve been two people, and I would’ve been happy. The fact that it was so possible was frankly quite surprising to everybody. And we did in fact cut the study short because we told ethics that we’re only going to have like a 13% hit rate. We were like, “Uh, this is working really well. We’re going to stop.” So, and that was just because of, you know, how power calculations, whatever. Science. Julia Shaw (01:51:38): Because science. And since then there have been other studies on implanting false memories. There have been ones also using AI tools, so like whether or not we remember or think we remember incidents differently or better if they were created with AI images of ourselves, or videos. So there was a study that came out, I think it was this year, by a team including Elizabeth Loftus, which showed that if you turn photos of yourself into videos using AI, that you are more likely to believe that those things happened in the way that AI is telling you that they did, even though AI has absolutely no idea. And that then you are more likely to remember it, yeah,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t happened in the way that this AI has created it. Julia Shaw (01:52:23): And so we can see that there’s lots of versions of this, whether it’s in, you know, interpersonal social interactions or interactions with tech. And there’s a big replication t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at the University of Maastricht of my study, or is about to happen hopefully actually, is where we’re at. Lex Fridman (01:52:40): There’s a lot of questions I want to ask you. Like one of them, doesn’t this mean that at scale you could have something like a government use propaganda to mass gaslight a population? So implant m- false memories u- using AI, using, using whatever tools they have? Julia Shaw (01:53:01): Yes. That is definitely already happening. Lex Fridman (01:53:06): That’s terrifying. Is there any- anything you’ve learned about defending against that? I guess knowing that first step is just knowing that it’s possible, that’s already a very powerful piece of knowledge. Julia Shaw (01:53:19): That’s right. So the first thing that’s important is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capable of creating these false memories and that they’re not this really unusual, hard-to-generate thing. They’re actually a normal memory process. And that insight is why I wrote The Memory Illusion because I think people need to just understand that their minds work like this, and that they’re really glitchy when it comes to the accuracy of their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But again, that’s probably ultimately a good thing as well in terms of our overall human experience. But then what happens if you do have an important piece of information that’s important and not being distorted, right? Julia Shaw (01:53:55): You are a witness to a crime, for example, and you now know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important. What do you do? And the really simple answer is don’t trust your brain. Just make sure you write it down. Assume you are going to forget everything. Assume you’re going to forget no matter how important, how emotional, how intense, how much you say to yourself, “I will remember.” You won’t. Just assume that you’re not going to remember. And the closer you get to the time at which an event happened — and we call this contemporaneous evidence — the closer you get in time, the more high-quality that memory is going to be. Julia Shaw (01:54:32): And I think there’s this myth sometimes that if you’re drunk or if you’re high or if you’re really emotional, that somehow you should wait. You should sort of go home, sleep it off, and then recall your memory. That is not what the current advice in memory research actually says. It’s in the mo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write it down, record it outside your brain. You can do it again when you wake up, but then at least you have an original version. Lex Fridman (01:54:57): Yeah. You used the analogy of a Wikipedia page for memory. I think that’s a pretty useful way to think about it. It’s kind of crowdsourced by all the different influences you have, all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s, all the other people, you telling other people about the memory. All of that edits the page, the Wikipedia page of your memory. Julia Shaw (01:55:18): It does. And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memory are these really interesting… They interact in a really interesting way. So I would always say, when I train, for example, people who go to deal with warlords in the German military. I was working with agents who were going abroad and who were in these really difficult situations where they had to remember a lot of information that was impor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They couldn’t just sit there with a tape recorder being like, “Hey,” or their phone, being like, “Hey, Mister Warlord, can you just talk into this a bit closer?” You can’t do that. And so you have to remember it. Julia Shaw (01:55:52): And so what they were doing is they were coming back from their deployments, and they would meet up immediately and have a team meeting, “What did you remember? What happened?” And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would do that before writing their notes, and that is the wrong way around. And so they don’t do that anymore because I’ve told them not to do that anymore. But it feels good. It feels like collectively, we are going to remember more details. Lex Fridman (01:56:16): Hmm. Julia Shaw (01:56:17): Because you do,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those details are right. And so that’s where I’d always say, “Have your own version before you talk to anybody.” Then, and my colleague, Dr. Annelise Fredevelt, is one of the experts on the effect of things like eye closure on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and she has found repeatedly that if you remember things together, especially if you’ve already got an original version of your own, you do usually remember more details. And especially if you are helping each other to remember, like in a relationship. You’ll have someone who’s better at remembering certain kinds of details, maybe names or what happened or what you were doing, and the other person’s better at when it happened. Julia Shaw (01:56:57): And so you can have these complementary memories that come in in social situations, and you can then have more details that are remembered after. Lex Fridman (01:57:05): Right, but there are conflicting forces here. So that’s true, but also as you said, it’s true that together, you can weave a narrative that never happened. So together, you can solidify the thing that actually happened, maybe if you take notes beforehand. But at the same time, if you don’t take notes, then you can just make stuff up very effectively together because you’re like, “Yes,” ending the whole time, like building together a castle that’s false. Julia Shaw (01:57:32): Or distorted. Lex Fridman (01:57:33): Distorted. Julia Shaw (01:57:34): Yeah. But you can also sometimes go back to your original account and go, “Actually, no, that was a bit wrong.” And so my, as again, an analytical person and someone who works as an expert witness on memory cases, I just want to see all the versions. I want your version history. I want the complete version history of your memory, and then I can tell you whether I think things have gone wrong here. And if so, why? Lex Fridman (01:57:55): Have you seen like different versions of memory and they’re really conflicting? Like what have you learned about memory from that, that they can be very conflicting? People explain the same experience as very different. Julia Shaw (01:58:09): Well, there’s different people having very different memories of the same experience. And there’s the same person having different memories of the same experience. And so I work in both, in some ways, as an expert witness, but mostly in the individual changing their story in a dramatic way. Lex Fridman (01:58:24): Ah, yeah. Julia Shaw (01:58:24): So a witness or an alleged victim saying that they, you know, having X story the first time they go to the police, and then three years later, having a very different, sometimes categorically different account. And the question is, were they just too shy initially to say what really happened? Were they under pressure from other people? Were they not really remembering? You know, why has it changed? Or could it be that they have undergone some really problematic hypnotherapy or just shady therapy in general that has convinced them that things are maybe much worse than they initially remembered? Julia Shaw (01:59:03): And it’s not that therapy doesn’t necessarily… Therapy can bring out more details, for sure,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certain kinds of therapy mirror what we do in false memory research in terms of implanting false memories, and it just makes it really messy and it makes the quality of the evidence really low because we can no longer tell what is because of the therapy and what’s actually remembered. Lex Fridman (01:59:22): This is so fascinating. What are the ways you can possibly figure out which is true, the thing you remembered initially or the thing you’re now remembering four years later? Julia Shaw (01:59:31): Receipts. That’s all you’ve got. You have to look at your original versions. If you only have your version now, the only thing you can look for is evidence that confirms or shows that it didn’t happen. If you can’t access that, then it ultimately is a matter of, especially if you’ve got like two people say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s, it ends up being a battle of confidence ultimately. Lex Fridman (01:59:51): This is a tricky question, but you mentioned therapy. It does seem like what therapists do is they want to find a problem, and they can then just project the problem and then convince you the problem existed. So how do you know… Is therapy even an effective… It takes a very special therapist not to implant, right? A trauma that never happened or details that never happened to a trauma that did. Julia Shaw (02:00:22): It depends on the kind of therapy. So there’s a lot of therapy that is evidence-based and that is very much focused on tackling sort of feelings and reactions that you have right now. Then there is an area or a bunch of areas of therapy, including psychoanalysis, which are very focused on trying to find retroactively sources of mental illness in your personal past. And I am very critical of the kinds of… Well, both from an explanatory perspective, but also from a false memory perspective. I don’t think that we are the way we are because of individual incidents that happened to us. I think that is a wild thing to think about the brain. To be like you are the way you are because of this one interaction you had that one time is like… Julia Shaw (02:01:10): I mean, maybe this explains a tiny bit of you, but what about all the other life experiences you have every single day? And so I think that there’s sometimes an oversimplified searching for answers or sources of problems that we have that I don’t like. I don’t think it’s true. And I think that there can be an uncautious approach to memory, as you were saying, where you have someone who is saying things and your role as a therapist is to help them manage their emotions now and to feel better, and that’s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they have a very different role than I do. A therapist is trying to manage the person’s well-being now. Whereas I am looking at the evidentiary quality. That is a complete… I’m almost not quite the other side, but I’m in a very different role. Lex Fridman (02:01:48): Well, you just want the truth. Julia Shaw (02:01:50): Well, I’m criticizing and analyzing their memories, whereas therapists are more likely to be trying to help them manage the memories in their day-to-day life. And so it doesn’t matter if they’re true or not to therapists. What matters is that they’re troubling to the people themselves. But once you get into a courtroom setting, as you say… …The facts and what actually happened matter. And it’s not just what you remember, it’s what actually happened. Lex Fridman (02:02:13): Maybe you can speak to the other, the non-courtroom setting, because this is all… The positive side of it is you can basically shape your memories to be happier. I mean, I find this in myself. Maybe you could speak to that. If I look into past relationships, if I just think about, or maybe speak to others about the positive things, really think. Just think, like I focus my mind on the memory, on the positive memories. And then everything just becomes more positive. And I think it makes me feel like I’m way happier about my past. So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o that, because I almost start to forget that the negative stuff happened. Lex Fridman (02:02:57): And then the same thing on the flip side is if you focus on the negative, then the negative stuff just overpowers everything else, and you have a very heavy, negative feeling about your past. So that seems like the way to live a healthy life, a happy life is just to focus on the positive. Not to sound cliché, but basically modifying your memories continuously that everything was just great. Is there something to that? Julia Shaw (02:03:27): Well, the essence of that is right. There is something called state-dependent memory, which is that you’re more likely to remember things that were consolidated or created as memories if they match the state that you’re in now. So if you are sad now and your brain’s just going, you’re more likely to remember other sad times because your memory and the emotional state of your brain is basically already activating those networks of sadness. And it’s like, “Here’s some other sad and shitty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you.” And it’s the same with if you are embarrassed. Julia Shaw (02:04:03): That’s the classic one that we usually use as memory researchers, is that moment where you do something embarrassing, and for the next six hours, all you’re thinking of is all the other embarrassing things you’ve ever done. And it’s like your brain is like, “Would you like some other embarrassing stories?” And obviously you’re going, “No, thank you. Please stop.” But you have this spreading activation, as it’s called, of just these synapses, just lighting up new networks, and you’re going, “Ah!” And there’s this other memory that’s attached to the same feeling. And so it’s the same with happiness is that people who are happier tend to remember more happy memories. Julia Shaw (02:04:37): And so most of the time, unless you’re depressed, most people look back at their lives with a rosy reminiscence bias, and they’re more likely to remember the positives than the negatives. But it’s not quite the way you were describing it, actually. So it’s not quite that you only remember the objectively good things that happened. It’s more that y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ings that you’ve experienced is either neutral or positive. So for me, for example, growing up with my father with apparent schizophrenia,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 see as a net positive. So obviously, at the time, it was experienced in a complicated way, but in hindsight, it defined my life, and it completely gave me a perspective of the human mind that I just wouldn’t have had otherwise. Julia Shaw (02:05:22): And so I see that as a positive part of my autobiography, and that is what good therapy should be doing, is it should be taking negative experiences and not overwriting them or changing them. I mean, our brains do that naturally anyway. But trying to work with what you’ve got, the experiences, the true experiences, but then just shifting the emotional content so that how you’re dealing with them now is good. Lex Fridman (02:05:45): How much of Danny Kahneman’s idea is that we live a lot of our life in memory? Like it’s not, you know, there’s the direct, in-the-moment experience of a thing, and then there’s remembering that thing over and over and over. So there’s like, I don’t know, getting married or whatever, like some pleasant thing that if you, over a lifetime, the pleasure you derive from that thing is disproportionately, most of it is from remembering the thing versus experiencing it. Is there something to that? Julia Shaw (02:06:22): I think so. And his experiments where he asked participants if they were offered this holiday that they could go on… …But they wouldn’t remember it. So they’d have the present day experience of enjoyment on this holiday. I think it was a tropical vacation or something that he’d offer people. Lex Fridman (02:06:37): That’s right. Julia Shaw (02:06:37): And he then said, “Well, but you’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remember this. Would you still go?” And a lot of people say, “No, I wouldn’t go on that holiday if I can’t remember it.” I think that’s interesting and I think that sort of “pics or it didn’t happen” so that the social media generation obviously is perhaps even more in line with that also in terms of how you deal with that in social context. Sharing those memories with others and those experiences, and which experiences end up being the important ones in our lives. Lex Fridman (02:07:07): Yeah, there’s a real case to be made. You know, there’s this kind of ridiculous thing that happens now whenever something cool is happening, people take out their phones and film it. But the case for that is that, yeah, this gives you actual something to look back at, that it’s worthwhile to take a picture, actually. Julia Shaw (02:07:22): Although it’s even more worthwhile to pay attention. So attention is the glue between reality and memory. And so if you’re using your phone to not have to pay attention and not have to put any work into remembering it, then you’re going to look at that picture later and go, “What was this?” because you’ve tried to outsource it in a way that our brains don’t work. Lex Fridman (02:07:39): How hard is it to modify memories from a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So if you look at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s like Neurolink for example, do you think there’s a future where we’re implanting or modifying memories directly? Julia Shaw (02:07:55): Yeah, I mean, that’s basically what we do as human beings already, and I don’t see why tech couldn’t do exactly the same thing. Lex Fridman (02:08:01): Just speed that up. So right now we could do that with language, right? We just talk to each other and modify them and we just speed that up. Julia Shaw (02:08:07): Language, but also thinking about it yourself. So you can, it’s called auto-suggestion when you suggest things to yourself that didn’t happen. And that often comes from reading something, or seeing something, or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or hearing somebody else’s story and going, “Did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 to me?” And then you start picturing it and thinking about it in what context it could have. And then you start to basically implant a false memory in yourself. And so that can happen as well. And I think with things like Neurolink, it would be the same, where you’d have the ability to do that. But again, I still think that this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AI, or AI-like systems, is… Julia Shaw (02:08:42): It is the same as a social interaction, which is why I was saying it’s so important, I think, that we have social psychologists in the room. Because ultimately, whether it’s an AI or another person, it’s the same brain that you’re modifying. Lex Fridman (02:08:53): So what you’re worried about there is that you become untethered from reality, like you fabricate too many details about the memory. If a human is interacting with AI, and the AI is telling the human what they want to hear, are you worried about over time you start to just have a very overly modified version of your past narrative? Julia Shaw (02:09:15): I’m not necessarily worried about the fact that AI and generative AI can create false memories. That is, again, something we’ve also been doing for a long time. Like modified photos is something pre-AI that we had that was already messing with people’s minds. Even just what you have in the frame of a shot. So if you take a holiday snap and you’re omitting a really important part of what actually happened on that holiday because you’re taking a picture of the nicest part and not the, you know, the garbage behind you. Julia Shaw (02:09:44): That is going to have an impact on your memory as well. And so we’ve… Versions of that have always existed. And historically, if you go even further back, I mean, in some ways we’ve never been closer to facts than we are now. There’s this whole idea of like, “Oh, we’re living in this post-truth,” or blah, blah, blah, but that is not true. I mean, we didn’t even know how to write for a long time. We had no way of reliably cataloging information, never mi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never mind reliably sharing it with one another, or fact-checking quickly with things like Google. So I mean, we’re so close to facts, but that in some ways, I think, is the… Julia Shaw (02:10:21): The worry is that we’ve gotten comfortable feeling like we can just access things that aren’t modified or that are less likely to be modified, and now they’re more likely to be. And that can interface with our memories. Lex Fridman (02:10:31): So just a practical… Is there like a protocol for self-modifying memories so you can live a happier life? Julia Shaw (02:10:39): There is, yeah. It’s called cognitive restructuring. When you actively, deliberately change an aspect of a memory usually for some therapeutic outcome, so to be happier, to be better in some way. Lex Fridman (02:10:52): 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right? Like, not just for if you have some kind of issue, but just how to have a life well lived. Right? Does that work? Julia Shaw (02:11:01): Yeah, it totally works. I mean, I do it all the time. It’s… Again, it’s about thinking about experiences you’ve had, positive or negative. Usually the negative are the ones we need to work on more. And thinking instead of, “Wow, how terrible was that?” thinking, “What did I learn from that? What has this given me that other people haven’t experienced? What is it that it taught me about who are my friends? What are these insights that I’ve won from this experience?” And so I think tha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silience that we ideally need to celebrate and teach more than… The opposite, which is hanging in the negatives. Lex Fridman (02:11:36): That’s probably really good for relationships too, right? Together you form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you work on that. You can just fabricate or modify towards the positive. Julia Shaw (02:11:47): Well, with relationships, one of my favorite research on memories is that if you ask people in relationships who does most of the housework or who does most of certain things, the numbers that they give you… So like someone will say, “I do 60%.” The other person will say, “I do 50%,” and you add them up, that’s more than 100%, and that’s basically always the case. And on lots of different fronts, people will claim that they do more, and if you ask them how much their partner does, they will diminish it. And so one of the tips I always say for relationships in terms of memories is actually just sharing what you’re actually doing. And so if you’ve… Initially it feels a bit cumbersome, because it’s quite unnatural to be like, “I’ve just taken out, you know, the rubbish. Julia Shaw (02:12:29): I’ve just taken out the bins.” Or, “I’ve just booked us a hotel.” But saying it out loud means the other person is able to perceive it and then can add it to their internal star chart of how much you’ve done in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y’re more likely to actually perceive what you’re contributing. Whereas we just assume that people have the same memories we do, and that they… Of course, she remembers that I took out the bins, but not necessarily. She might not even have really perceived it. But if you’re reminding each other of all the things that you’re doing, it can feel more balanced over time. Lex Fridman (02:13:00): This memory is just so fascinating. Is it possible… This is a little bit outside of the topic of false memories, but is it possible to train memory? What have you understood about memory? Can it be improved? Julia Shaw (02:13:12): Yep, it can be improved, and there are now some really good brain training apps as well that can help to get people to work better with attention, to have n-back tests, so remember information, a couple of pieces of information back. So what did I tell you three sentences ago? There’s all of these kinds of, well, games effectively that you can play that will in fact train how your brain is using its networks. There was one that was developed by researchers, including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Bonn in Germany, and it’s called NeuroNation, and that’s one that I like because it’s all these really short games. Julia Shaw (02:13:52): And the idea is that doing one thing, like Sudoku or whatever, the sort of classics, to train your brain, that is only going to be useful up to a point because it’s then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what you want to be doing is lots of different kinds of tasks so that your brain has to remain flexible. And so short and many is the answer rather than one thing hard. It’s almost the opposite of expertise. Lex Fridman (02:14:13): Yeah. So in doing this regularly, like keeping your mind sharp… That’s interesting. Uh… I’m terrible at remembering names. Julia Shaw (02:14:26): Me too. Lex Fridman (02:14:27): Is there a trick to doing that? Julia Shaw (02:14:29): I don’t know, because I’m also terrible at remembering names. Allegedly, there are tricks, and it’s mostly to make the information more sticky by making it a bigger network in the brain. And so usually when you hear a name— Especially like you and I, it’s gone immediately. And that’s partly because… I like to think the positive of that is because we’re focusing on other things about the person. Julia Shaw (02:14:48): Like, what are they like? What are they… You know, what’s this next interaction going to be? Maybe you’re a bit nervous about what they’re going to say or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You’re already thinking a step ahead in terms of interpreting the situation. And it’s quite an overwhelming situation when you first meet somebody because there’s a lot to take in. And so if, however, a name is important, then you need to, A, remember to focus when they actually say their name and tune out the other stuff, which can be really difficult, and then to give yourself a mnemonic of, “How do I remember this name?” So you could visualize something. You could have a weird word game or some sort of rhyme that you create for the person. Julia Shaw (02:15:29): You can say, “Julia with the big ears.” Like, whatever works for you, as long as it sticks. Now, there’s a caveat that I recently discovered about myself in terms of why I might not have… I have particularly bad memory for names. All of these mnemonic devices that have been studied over the last hundreds of years mostly rely on creating elaborate pictures in your mind. So, like memory champions, people who do competitive remembering, will tell you that they create these really elaborate images in their heads. I recently discovered that I have aphantasia. Julia Shaw (02:16:05): Aphantasia is the inability to create mental imagery. And so when I was trying these techniques, I was going, “None of these are working for me.” And it turns out it’s because I don’t see anything, whereas other people actually see pictures in their mind. And so I think there are som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going on there that we haven’t quite understood. Lex Fridman (02:16:23): So you’re not able to visualize… Can you imagine, like, a castle in your head and look at it? Julia Shaw (02:16:28): No. So the memory palace idea is absurd to me. Lex Fridman (02:16:31): Wow. Julia Shaw (02:16:32): But the… So the test for aphantasia is really easy, which is, “Close your eyes and picture a red apple.” Lex Fridman (02:16:38): You can’t picture a red apple? Julia Shaw (02:16:39): And I just see black. Lex Fridman (02:16:42): Wow. Julia Shaw (02:16:43): Yeah. And there’s a scale. So some people are hyperphantasic, where they can have a really elaborate version of the apple. And other people have, like, a gray sort of outline. And I have nothing. Lex Fridman (02:16:56): Wait. How does your memory work? Like, if you think about a past event, are you… Wait. Am I visualizing a past event, or am I just— Julia Shaw (02:17:04): Oh, that’s the question. Or is it just a concept? Lex Fridman (02:17:06): I think it might be… I might be operating in the space of concepts. Julia Shaw (02:17:09): Hmm. Because I do, and I think that’s why I’m so interested in concepts and ideas. And we know that people with aphantasia are less likely to care about their childhood memories because they can’t visualize them. Lex Fridman (02:17:19): I’m trying to think if I can visualize people’s faces from the past. I have a feeling like I can. Julia Shaw (02:17:25): Ooh, but are you seeing anything? Lex Fridman (02:17:27): Am I actually seeing it? I don’t know. I think I’m… I actually reduced those people down to a few concept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face, and I might be visualizing the concepts. Boy. Julia Shaw (02:17:41): Interesting, right? And most people with aphantasia don’t realize they have it until they have this kind of conversation. I didn’t know. Lex Fridman (02:17:47): I don’t know if I can visualize the red apple now. Oh, boy. Yeah. Yeah, because I… The memory palace thing has never really worked for me either. I tried. Interesting. Okay. Julia Shaw (02:17:57): I have a hypothesis that people who are analytical are more likely to… I think it intersects with other things. Because a lot of my friends, it turns out, have aphantasia, and I think it’s… There’s a version of intelligence, I think, that it might be related to, or an interest in certain kinds of concepts that it’s related to. But I don’t know- Lex Fridman (02:18:16): I’m going to… Okay. Julia Shaw (02:18:16): Because it’s early days of research on this. Lex Fridman (02:18:18): All right. This conversation totally is leading me to do some soul-searching on many fronts. You have done incredible work across a number of disciplines. I mean, from, from sexuality to evil to memory. And now in your upcoming book, Green Crime: Inside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Destroying the Planet and How to Stop Them. Can you speak to the psychology of the people, the organizations that are killing Earth, as you describe, including illegal gold miners, animal traffickers, con men who falsify data and bribe regulators to keep polluting, and many other types of criminals? Is there a psychology similar to the psychology of some of the folks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Julia Shaw (02:19:01): So the book, Green Crime, is really an experiment for me in whether we can apply criminological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ideas to the area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rimes. Because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convicted of crimes, who are convicted of crimes specifically in relation to destroying the Earth and our natural resources, our shared resources. I sometimes think about the Earth as like a house. And if someone was coming into your house and just setting things on fire and then walking out unpunished, you’d be really upset, and correctly so. Or poisoning your water, or just leaving a bunch of garbage all over your house. And that’s what people are doing on a planetary scale. And the question is, are we responding effectively? And if so, who? Julia Shaw (02:19:46): Who is responding effectively? And then what is the adequate punishment? How should we deal with the people we, who we catch? And so in this book, the question was, are the people who are… For example, I use the Dieselgate Volkswagen case, which was all about lying about the emissions that were being produced by diesel car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 Volkswagen, for 10 years, produced these cars that had what was called a defeat device, which is a specific device that makes it look like the cars don’t emit very much nitrous oxides, but they actually were way over the legal limit for pollution. Now, why we should care about nitrous oxides is because there is no limit of… no, like, bottom limit of nitrous oxides that is healthy for the human lung. Julia Shaw (02:20:34): So basically any amount is bad for you. And it’s related to things like asthma. It’s related to things like premature death. It’s related to all kinds of negative immediate health effects. And this is what was being pumped out of these cars at wildly high rates, 40 times the legal rates in some cases, and they just lied about it. They just covered it up. They knew they didn’t… Well, some of the people, there’s a big debate within the Volkswagen people who’ve been convicted. A lot of people say, “I didn’t really know. I’m being scapegoated.” Fine, people knew. The question of how much and who, that’s up for debate, but certainly people knew because they had to create the thing. Like, they had to literally create this piece of software to put into the cars. Julia Shaw (02:21:15): And then when they got caught, they lied about it, and eventually the truth came out, but it was like 10 years later. And so the question is, what leads people, clever people… These aren’t idiots. These are like clever engineers who are literally working on emissions. Like, they know exactly what these emissions do to people. They know exactly how harmful they are. What leads people like that to lie about it, to create these things and to continue lying when they are caught? Julia Shaw (02:21:42): And so that is one of the cases I cover in it, and I’m looking at it more as a case study for this kind of crime, which is the sort of corporate collective crime and the lying, and just what leads people in these settings to lie and to cover up each other’s crimes and to conform to these new norms, these harmful environmental norms. And so I look at it in that way, and then in other chapters, I look at, like, people go undercover and uncover poaching gangs. And there it’s somewhat procedural where it’s more, I didn’t know that there were undercover agents infiltrating poaching gangs. I didn’t know that Interpol was involved in all of these kinds of environmental crime and how… Julia Shaw (02:22:27): And it gets quite exciting in some of these cases where you really see the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hold people accountable. Lex Fridman (02:22:34): What are the different ways to fight environmental crime that you describe? Julia Shaw (02:22:39): So, what I found most interesting in researching for Green Crime… So, I was speaking to peopl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who are doing these huge research reports on things like the international trafficking in wildlife crime. I was talking to people who were infiltrating at the EIA,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It’s like the sort of undercover police of the Earth, and they’re infiltrating these organized crime groups, these gangs that are involved in poaching and other activities. I was talking to this Interpol agent, and it’s… I think all of these people were talking about very different ways of measuring environmental crime and of responding to it. And so depending on who you talk to, the answer will be very different: how do we fight crime? Julia Shaw (02:23:29): And the answer is also very different potentially than in other kinds of crime that are more commonly discussed, like violent crime. So initially, when I started trying to apply criminal psychology to these really big crimes that are often also multi-level, where you’ve got bosses, you’ve got this, whether it’s a corporate boss or an illegal gang boss. You’ve got the middlemen. You’ve got the people on the ground who actually have the guns who are killing people or animals or are logging or polluting. Julia Shaw (02:23:56): And then you’ve got sort of all these levels of people, and that makes it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kinds of crimes that we often talk about in other kinds of true crime, for example, where it’s sort of one person, maybe a couple of people against one other person or a couple of other people. And so the scale is so tiny normally, and it’s mostly violent crime, which is mostly… It’s arguments. It’s bad decisions. It’s people who are frankly often quite vulnerable themselves, like substance using,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people who are sleeping rough. Like, th- these are not healthy, normal people most of the time who are perpetrating bad crimes. Julia Shaw (02:24:31): And yet in this context, in environmental crime, this is where I couldn’t apply the research directly, you’ve got some of the smartest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are still engaging in fraud, who are engaging in the cover-up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who are creating shell companies in order to hide certain things for poaching, the proceeds of poaching. Julia Shaw (02:24:49): You’ve got people who are out there illegally fishing, and someone’s insuring the vessel that has been literally registered by Interpol as a criminal vessel for 10 years, and someone’s going, “I’ll insure that.” So you’ve got these really complicated other factors going on, but I thought that’s what was so interesting is ultimately stripping back each layer of each of these crimes and going, “Who is that person?” Who is the person who’s insuring this? Who is the person who is out there engaging in illegal fishing on the boat? Who is the person who’s financing the boat? Who is the person who’s investigating them, right? And so looking at all the different levels, and I think that’s where you get some clarity. And actually, at the end of the book, for me, I felt so optimistic. Julia Shaw (02:25:35): I went into Green Crime because I, like most people in the world, at least according to a recent UN climate survey… Something like 85 to 90% of people in the world think about the climate crisis on a regular basis. Most people think about it every single day. So this idea that there’s this minority of people who care about climate change, that’s an illusion. That’s not true. And if you ask people what the emotional consequences are of those feelings, people say things like eco-anxiety, anger, sadness, grief, that we’re, you know, we’re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But what you want is for people to feel motivated, energized, purposeful about tackling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of our time. Julia Shaw (02:26:13): And certainly by meeting all of these UN researchers, but I went to so many conferences. You have no idea how many conferences I went to. I went to anti-corruption conferences. I went to wildlife crime conferences. I went to the specific meeting of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to see how people were negotiating in the room and the tensions between… It was wild. It’s so interesting. It’s such a huge space, and it gave me so much hope for the future. Lex Fridman (02:26:40): And actually, the way you frame it very clearly is a crime against Earth. Somehow that’s more actionable and it’s less controversial and divisive because climate change, as a topic, has become a political issue. Where it’s like, is it really happening? What’s the right policies? It’s nice to look at actual obvious criminals. Julia Shaw (02:27:08): Yeah, where no one’s debating, “Did someone just burn down this rainforest?” It’s like, well, we can see it. I was at a European Space Agency conference recently, and they’re telling us all about the different satellites that are imaging, sort of pointing at the Earth rather than out into space, and that are imaging through all these different wavelengths exactly what’s changing. And they’re basically just chronicling how the Earth has changed over time. And a lot of these environmental crimes can be seen from space and can be measured. So it’s, as long as you trust those data, the question then is, okay, so these crimes are happening. How do we stop them? And as you say, I was very much trying… Julia Shaw (02:27:43): I mean, you can’t write a book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be apolitical. I think that’s impossible. But I certainly was trying to look at it quite logically and go, “Here’s a crime. We all agree this is bad.” And these are people who have been convicted. This isn’t just someone who didn’t do their recycling, because also I think that individual level is often detrimental. But these are huge, huge crimes that cost us a huge amount of money to clean up and that cost a huge amount of human health and, you know, have these other knock-on effects and are changing, certainly, the structure of our planet in a way that we can feel already. So t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book is to try and show that we actually have lots of laws already. We’ve got lots of enforcers. Julia Shaw (02:28:25): We’ve got lots of researchers on it from space and not space looking at these issues, tracking them, and trying to hunt down the criminals. Lex Fridman (02:28:32): So what can you say about how people end up doing bad stuff in a company when there’s a lot of them? Are they bad people? How do you get to that place where you, in a large collective, are doing something really bad? Julia Shaw (02:28:48): So, the psychology of environmental crime I find often boils down to the same kinds of things that we have already been talking about in the context of, quote, unquote, “evil,” where it’s things like conformity. So, doing what you think everyone else is doing, or know what everyone else is doing. So there’s an industry where you know that lots of people are cheating or are fudging the facts in some way. Then you both feel the need and also maybe rationalize the ability to also deceive because it’s market forces, right? Ultimately, in a free market or even a controlled one, you’ve got these people who are just lying to everybody else. And they’re saying, “We’re getting to these X outcome by following the rules that everyone else is.” And they’re not. They’re just lying to consumers. Julia Shaw (02:29:32): They’re lying to the regulators. They’re just lying. And then other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be honest and, you know, play the game clean, they see the success of this other company and go, “Well, we want to have what they have.” And then they realize they can’t, with the tech that exists, get there. And so what do they then realize is, “Well, they must be cheating.” And so then they start cheating, and so it has this trickle effect of making everyone else fall in line with these, well, unethical practices that are unethical on so many levels. And then later, you get these huge lawsuits because if you get caught, then everyone’s upset. The investors are upset. The consumers are upset. The environmentalists, the lawyer, everybody’s upset with you because you have committed this huge crime. Lex Fridman (02:30:15): Yeah, I mean, you ex- you explain so many forces there, but even the simple force of social pressure- …like very slight social pressure. I was just watching this documentary. It’s based on a book, “Ordinary Men,” talking about the Germans in Nazi Germany that were taking part in the execution squad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at they were given the option not to do it, and ultimately, most people decided to keep being part of the execution squad, even though they had no hatred in their heart, seemingly whatsoever. Lex Fridman (02:30:54): It’s just slight social pressur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guy that kind of chickens out. Just a little bit of social pressure, and you are able to very quickly dehumanize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and to murder them without any hate in your heart, without anything that could trivially, directly be identified as, quote, unquote, “evil.” Just normal people doing very bad things. Julia Shaw (02:31:20): And you can be an emissions engineer with a kid with asthma and an old grandma who’s struggling with her health and still feel like, “Yeah, I know that I’m creating these dirty cars, and yet I’m going to do it anyway,” because as you say, there’s the conformity, the social pressure,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those are all very human experiences. And that’s why also in the book I always focus on… whistleblower is a big word, but like people who at some point actually helped to uncover what was going on. And that if we’re back to the topic of heroes, we’re back to bystander effects. Julia Shaw (02:31:54): We’re back to all of the social psychology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that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is whole time, which is why I thought it was so important to apply that research to this context and to say, “Okay, so now we’ve got these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engage in these crimes. They know it.” But there’s also this moment of how do you get out of it, and who is going to stop them? And back to the idea of heroes, and you do usually in these cases at some point have a hero, either an external one or an internal one who goes, “This needs to stop.” Lex Fridman (02:32:23): Do you have empathy for those criminals? Julia Shaw (02:32:25): I have empathy for everybody. Lex Fridman (02:32:29): Has that ever been in your life challenged, like where you had trouble empathizing? Julia Shaw (02:32:35): Ooh. There is one context, so there is one context that I… I don’t know if it’s that I have trouble empathizing… I think it is I have trouble empathizing, and I just think it is… I don’t want to. And I don’t know why this is the one thing, but I remember writing “Evil” and I got to the section on sexual slavery.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that very specific issue of having women, in particular, in a confined area where you have often trafficked them, and then you’re forcing them to engage in repeated sexual acts that the person who is running that— Lex Fridman (02:33:21): It’s tough for you. Julia Shaw (02:33:22): I can’t. That’s like, I know that. I’m not saying that that’s the worst kind of crime. I don’t think it necessarily is. I just think from my mind, there was just a, “You can’t go there.” That’s… I don’t know how to empathize with that person. Lex Fridman (02:33:36): Yeah, I probably have a bunch of categories of people. Stuff with kids is just like— … it’s tough. It’s tough. It’s tough. What gives you hope about this beautiful world of ours, about the fu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given all the darkness that you have studied? Julia Shaw (02:33:57): I think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study the darkness gives me hope, and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want to understand why we do bad things, myself included, but I mostly get to benefit from other people’s research that I summarize into my books. I think that the tech that we are now experiencing mostly also gives me hope, in that there is this whole new frontier of capacity to implement scientific findings if we want to do so and choose to do so. Even in memory interviewing,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potential role of AI in distorting our memories. Julia Shaw (02:34:38): When I do corporate talks, I tell people the prompt that I use to use the cognitive interview, which is the best practices in memory interviewing, because you can also tell AI tools to do the appropriate kind of interviewing if you’re talking about memory things. I created a company called Spot in 2017, which uses… Well, we’re now building it out to be AI, but it’s basically a tool to record important emotional memories and to share them as information with others. So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how tech can help us to record important emotional events, like with Spot, Talk to Spot, and how technology can actually make us feel more human. Julia Shaw (02:35:20): So there are these capacities like memory that we’re bad at, and tech can help us to overcome some of those shortcomings, as long as we use it in a science-backed way rather than just sort of freestyling. I think the worry I have sometimes is that, as I’ve said before, we’re ignoring the social scientists entirely sometimes when building these systems. It ends up becoming this engineering math problem, when that’s not actually, in terms of the consequences for humanity, what it’s going to be. So I’m always keen on connecting social sciences and big issues. Lex Fridman (02:35:52): Can you speak more to Spot? This sounds fascinating. So what’s entailed in recording important memories? Julia Shaw (02:36:02): So Spot came out of my go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giving everyone an existential crisis. I’d go around, and like with you, I’d say, “Look, our memory is really faulty, and here’s all the ways it can lie to us.” And people would go, “Oh, no.” And then I’d go, “Bye.” And— Lex Fridman (02:36:21): That’s funny. Julia Shaw (02:36:22): At some point, I was like, “Maybe I should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And so I did. I went to a… Well, I did a TED Talk, and I was invited to this tech conference called Founders Forum, which is this meeting of tech founders and others in London, but also a couple of other places. I was invited to this, and while there, I met the founder of Evernote— Phil Libin. Julia Shaw (02:36:49): So I met Phil Libin at this event, and I was talking to him about my research on memory and how I’ve been wanting to implement or translate what I’ve been doing into something that could prevent false memories. Specifically, I was interested in creating an AI or at least a machine-administered version of the cognitive interview. So that’s the neutral approach. It’s already a scripted approach, which was helpful. So it’s been scripted for decades, or a couple of decades. It’s been scripted for decades as a cognitive interview. When we train police on how to do it in places like the UK, it’s literally just asking people to basically read a script that we have fine-tuned over the years. What can do that really well? Chatbots can do that really well. Julia Shaw (02:37:34): Together with Phil Libin and my two co-founders, Dillon and Daniel, I ended up co-founding Spot, which is talktospot.com if you want to check it out. It ended up pivoting into this general reporting tool for workplaces. This was before Me Too, but the idea being that in lots of workplace environments, you have important emotional event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but are really hard to preserve. Often you have really bad evidence that you’re relying on. Someone at some point goes to HR and says something, and somebody else says something else, and you’re unsure as a company who to trust, what’s real. So we were trying to streamline that. Julia Shaw (02:38:15): Spot is now a reporting tool for any kind of compliance issues. You can talk to Spot, it’s called, and it is this chatbot interface that administers the cognitive interview and then creates a report that then gets sent, if you want, to your employer. So we work with, like, insurance companies, medical companies. We work with the bar. All the lawyers in the UK use it themselves, which I always think is a real stamp of approval when the Bar Council is using your tool. But again, not, not bars and drinks. Bars and lawyers. But… Lex Fridman (02:38:44): Thank you for clarifying. Julia Shaw (02:38:46): Just picturing all these like… …People with flair throwing vodka bottles in the air. Not them. Lex Fridman (02:38:53): They’re great too, but yeah. Julia Shaw (02:38:54): They could also use it, potentially. But we’ve got people reporting like, you know, someone left bleach in a machine. So it’s like a more small memory. So it’s streamlining reporting processes. Lex Fridman (02:39:05): I mean, can you envision something like Spot being used for recording generally important emotional even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throughout your life? That seems like something the LLMs of today would really benefit from. Julia Shaw (02:39:18): Yeah, again, that’s why… Lex Fridman (02:39:20): Just so you’re not just strictly looking at like compliance or in the context of companies? Julia Shaw (02:39:26): So in the context of Spot, yes, it’s just compliance and it’s, it’s that. But I think in sort of private life and in terms of where I think this could go, I- I’m, I’m interested in all memories, and I think that important life events can be recorded. And I think the idea of having like grief bots and having things that have a representation of you or your loved ones,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I’d like seeing in the future. I would. Lex Fridman (02:39:51): Have you gotten a chance to work with maybe the Gemini team or OpenAI folks, or any of them? Anthropic? Because it seems like they don’t have enough people that think about this. Julia Shaw (02:40:02): Well, I’m, I’m just waiting for an email. Lex Fridman (02:40:04): Okay. Wow. Julia Shaw (02:40:06): Maybe I’ll get one after this. Lex Fridman (02:40:07): I’m hanging. Julia Shaw (02:40:08): Hit me up, guys. Lex Fridman (02:40:09): Yeah, I’m hanging out with DeepMind folks. That would be really, that’d be really fascinating to, to see. First of all, the, the proper cognitive interview, 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how to not lead, how to not to plant false memories. I don’t think any of them are thinking about that. Julia Shaw (02:40:25): I don’t think so either. And then how to make sure that you’re using that to help people to store contemporaneous evidence outside of their brain. I just think there’s so much potential that’s being wasted right now. Lex Fridman (02:40:35): Yeah. So the hope is that technology and that there’s people being willing to empathize with all different flavor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that’s your source of hope for the future? Julia Shaw (02:40:48): And to celebrate all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amazing research and really cracking down on things like environmental crime and like spending their lives to fight specific kinds of crime. Lex Fridman (02:40:58): Yeah, I like this Earth. I hope, I hope we fight for it. It’s the only one we got, and I’m pretty hesitant to say that maybe in this galaxy, we might be the only ones. So let’s, let’s protect it. Well what’s your name again? Just kidding. Julia, this is a huge honor. Um, I’ve been a fan of yours for a long time. I’m really glad we got a chance to talk. This was really fascinating. Your work is fascinating, and you’re just a fascinating human being, so thank you. Julia Shaw (02:41:27): Thank you. Lex Fridman (02:41:29):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this conversation with Julia Shaw. To support this podcast, please check out our sponsors in the description, where you can also find links to contact me, ask questions, give feedback, and so on. And now, let me leave you with some words from T.S. Eliot, “Most of the evil in the world is done by people with good intentions.”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本集資源與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