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海特:反對社交媒體的理由
Jonathan Haidt: The Case Against Social Media
社會心理學家論證社交媒體如何損害青少年心理健康,並討論家庭與監管層面的應對思路。
馬克·扎克伯格在 Lex Fridman 的節目上說過一句話:“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使用 Instagram 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總體上是正面的。”
他當時在回應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的指控。扎克伯格的意思是,豪根把內部研究曲解了,十八項指標裡只有一項顯示負面影響。
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聽到這段話之後的反應,是開啟三個 Google Doc。
他在紐約大學教社會心理學,研究道德判斷如何運作,寫過《正義之心》(The Righteous Mind)和《嬌慣的心靈》(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2022 年他在《大西洋月刊》發了一篇長文,標題很不客氣:《為什麼過去十年美國人的生活變得格外愚蠢》。那三個文件裡裝著一百多項研究,按“支援”“反對”“結果混雜”分欄排列,任何研究者都可以進去評論、補充、反駁。
海特在播客裡說,扎克伯格那句話錯了,而且錯得很具體。
從道德心理學到“社會宇宙的結構變了”
要理解海特為什麼盯上社交媒體,得先看他的學術軌跡。
1992 年他從賓夕法尼亞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道德心理學。他去巴西和印度做田野,看不同國家的道德觀念如何分化。九十年代正好是美國文化戰爭開始升溫的十年,他看著左右兩派慢慢變成兩個互不通婚的部落,覺得文化心理學的工具應該能派上用場。
2000 年代初,他開始為極化程度感到不安,於是去研究極化的成因。他原本打算寫一本書幫民主黨糾正錯誤,因為他的研究顯示,右派其實相當瞭解左派在想什麼,在美國長大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進步派的主張。但他自己在左派環境里長大,對保守派的想法一無所知,直到他主動去找《國家評論》這類刊物來讀。
寫《正義之心》的過程中,他給自己定了一條規矩:只讀保守主義思想傳統裡最好的作品,不讀最差的。讀完的結論是,這個傳統裡有大量有價值的社會科學洞見。他的目標也從“幫民主黨贏”變成了“幫左右兩派互相理解”。
這條線索跟社交媒體還沒有關係。他自己說,2009 年註冊了 Twitter,也沒怎麼當回事。
“然後 2014、2015 年,大學裡的事情開始爆掉。”(喬納森·海特)
2014 年 5 月,格雷格·盧基安諾夫(Greg Lukianoff)找到他,說學校裡在發生怪事:學生因為一個自己不必去聽的演講者而情緒崩潰,用“危險”“暴力”這樣的詞來形容一場講座。兩人後來合寫了《嬌慣的心靈》,那本書主要講的不是社交媒體,講的是抑鬱和焦慮的上升,以及一種扭曲的思維訓練方式如何被教給了學生。
書出版之後,事情變得更糟,而且是在所有地方同時變糟。海特這才開始認為,問題出在更底層的層面:社會宇宙的結構本身變了。從那以後,他的研究重心徹底轉向社交媒體。
2012 年前後,所有曲線同時拐彎
他先講資料。
關於青少年的心理狀態,有幾套互相獨立的追蹤體系。一套是自報問卷,問青少年最近有多抑鬱、多焦慮、多孤獨,聯邦政府的全國藥物使用與健康調查、皮尤、蓋洛普都做了幾十年。另一套是行為資料,自傷住院記錄和自殺統計。
這些曲線在 2000 年代基本是平的,小幅波動。然後到了 2010 到 2013 年之間,取決於看哪個指標,它們同時開始往上衝。
增幅在 50% 到 150% 之間。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那種量級根本沒法比。
女孩的情況更嚴重,青春期前的女孩最嚴重。10 到 15 歲女孩的自殺率在 2010 到 2015 年之間翻了一倍。海特說這個數字時要加一句“幸好基數很低”,但翻倍就是翻倍。
美國之外也在發生同樣的事。加拿大和英國的曲線幾乎一模一樣,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類似,只是晚了一點。德語國家和歐洲大陸的情況沒那麼清晰,海特說這跟童年形態的差異有關,後面會講到。
他知道有人會說,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電視觀看量在五六十年代上升,不代表電視導致了犯罪率變化。這個反駁他接受。
但他不接受另一個反駁:自報資料不可信,Z 世代只是更願意談論心理問題,所以數字漲了,問題沒漲。
“那我們只要去看自傷和自殺的住院資料就行了,趨勢一模一樣。”(喬納森·海特)
住院記錄裡是一個個真實的孩子,因為割傷自己被送進醫院。問卷填寫的偏差解釋不了這個。
他還提到一個時間點。《嬌慣的心靈》出版前一天,《紐約時報》登了一位精神科醫生的評論文章,標題大意是“放鬆,智慧手機沒在毀掉你孩子的大腦”,理由是這些只是自報資料,診斷變多了,底層沒變。海特說,這篇文章發表的時機讓他印象很深。
“吃土豆”那個類比是怎麼被造出來的
有一篇被引用極廣的論文,結論是社交媒體對心理健康的危害不比吃土豆更大。這個說法流傳甚廣,海特說他走到哪裡都能聽到。
他花了不少篇幅拆這個說法。
第一,那篇論文研究的東西跟社交媒體差得很遠。它測的是“數字媒體使用”這個大雜燴,裡面包括看 Netflix、用電腦做作業、所有螢幕時間。混在一起算,相關係數確實只有 0.03 左右,接近零。
第二,一旦把範圍縮小到社交媒體本身,相關係數就會變大,通常是兩三倍。再縮小到女孩身上,又會變大一次。
那篇論文的作者之一、牛津大學的艾米·奧本(Amy Orben)後來自己做了綜述,結論是社交媒體使用與幸福感之間的相關係數在 0.15 到 0.2 之間。海特和吉恩·特溫吉(Jean Twenge,《iGen》的作者)分別算出的女孩資料大概在 0.2 到 0.22。
0.2 聽起來是個很小的數字。海特專門解釋了它在公共衛生領域意味著什麼。
“公共衛生領域的相關係數幾乎從來不會超過 0.2。兒童時期鉛暴露和成年後 IQ 的相關係數是 0.09。”(喬納森·海特)
鉛暴露是一個被嚴肅對待了幾十年的公共健康問題,相關係數只有 0.09。現實世界裡的測量總是嘈雜的,人不像實驗室裡的變數那樣聽話。一個穩定在 0.15 的相關性,攤到幾千萬孩子、每人好幾年時間上,足以解釋一整場心理健康流行病。
海特在這裡補了一句方法論上的話:他和特溫吉把所有研究整理進 Google Doc,按“支援”“反對”“混雜”分類,然後公開邀請批評者進來補充。理由是,他們倆在書裡已經公開說過這些平臺對孩子不好,天然帶著確認偏誤。對付確認偏誤的唯一辦法,是找一群持有不同確認偏誤的人。他說自己是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信徒。
糖這個比喻從根上就不對
海特認為,現有研究裡有一個根本性的框架錯誤。
絕大多數研究用的是“劑量反應模型”:把社交媒體當成糖,少量無害,大量有害,然後去爭論每天用多少小時算過量。這個框架聽起來合理,也符合很多人的直覺。
他的反駁是,社交媒體跟糖差得太遠。它做的是對整個童年形態的一次重新佈線。
人類這個物種的童年是在混齡群體裡度過的。孩子在外面玩,做大人的事,跑腿,打鬧,在沒有成人監督的情況下自己解決衝突。大腦在這個過程裡發育,人由此長成成年人。
九十年代,這套東西被拆掉了。理由是社會治安的恐懼,讓孩子獨自在外面玩被當成失職。海特在這裡點名推薦萊諾·斯凱納齊(Lenore Skenazy)的《自由放養的孩子》(Free Range Kids),以及他和斯凱納齊、彼得·格雷(Peter Gray)、丹尼爾·舒克曼(Daniel Shuchman)一起創辦的非營利組織 Let Grow,目標是改掉那些不允許孩子獨自外出玩耍的法律和規範。
所以,童年形態的重構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前就開始了。
然後智慧手機來了。
Z 世代(1996 年後出生)是歷史上第一代在青春期之前就用上社交媒體的人。千禧一代要到大學才接觸,而 Z 世代可以謊報年齡註冊。他們大約在 2009、2010 年開始大規模上線,兩年後抑鬱資料開始上翹。
海特說,這個因果鏈條的落點在“別的什麼都沒了”上,“玩了多久”那個變數反而次要。
“設想一所中學,所有人都有 Instagram 賬號,全天候的戲劇,所有人都在刷、在發、在焦慮。再設想另一種情況:學校規定手機必須鎖進櫃子,誰都不能有賬號,所有家長都同意。前者意味著在青春期經歷這一切,後者不是。”(喬納森·海特)
他特別強調最後那句話裡的家長環節。家長之所以允許孩子用 Instagram,是因為孩子說“別人都有”。典型的集體行動困境就此形成:任何單個家長退出,代價由自己的孩子承擔,所以沒人敢先退出。
男孩和女孩上網的地方不一樣
2010 到 2012 年之間,青少年的社交生活發生了徹底變化。2010 年之前他們還沒普遍擁有智慧手機,2012 到 2014 年之間幾乎人手一臺,成為日常使用者。
但男孩女孩去的平臺不一樣。
女孩去 Instagram 和 Tumblr,視覺驅動的平臺。男孩去 YouTube 和電子遊戲。
後一類對心理健康的危害看起來小得多,甚至可能沒有危害。海特說,真正把女孩心理健康打垮的是 Instagram 和 Tumblr。遊戲本身是一種玩耍,只是缺了身體的部分。十二個小時的遊戲意味著十二個小時沒有身體活動,但遊戲本身算不上有毒。
關於 YouTube,他明確表示自己瞭解不夠,不做判斷。他承認 YouTube 極其有用,很多知識和教育資源靠它傳播,同時也承認它幫助極端組織和殺人犯完成激進化。他談 YouTube 的方式和談網際網路整體一樣:一箇中性的、雙向放大的基礎設施。
順帶一個來自奧本和安德魯·普日貝爾斯基(Andrew Przybylski)的研究結論:傷害最大的是 11 到 13 歲的女孩。海特的推論是,對這個年齡段不存在“安全劑量”,唯一可行的方案是讓青春期之前的孩子完全不接觸“使用者就是產品”的商業模式,把年齡門檻提到 16 歲,並且真正執行。
逐條拆解扎克伯格那句話
回到那句“整體上是正面的”。
海特手裡有三類證據。
第一類是相關性研究。一百多項,絕大部分指向同一個方向,效應量在 0.1 到 0.15 之間,聚焦到女孩身上更高。
第二類是實驗研究。真正做了隨機分組的實驗,多數顯示出效應。
第三類是當事人證詞。直接問女孩:你覺得 Instagram 對你的心理健康整體上是好還是壞?
“你找不到一群女孩說‘哦太好了,馬克你說得對,它整體是好的’。女孩自己說,這是主要原因。”(喬納森·海特)
三類證據指向同一個方向。海特說,這個領域早些年確實混亂,研究結論互相沖突,但現在把這些研究放在一起看,故事已經相當清楚。
他不肯管成年人,但拒絕讓平臺管他的孩子
Lex 提了一個問題:能不能設計出一種平臺,追求的目標是讓人變得更抗壓、更成長,而不是抑鬱、自傷、自殺?把目標函式從“參與度”換成別的東西。
海特的回答分兩半。
對成年人,他不下判斷。他說自己有很多自由意志主義的朋友,一旦開始主張“這對成年人有害,應該禁止”,這些朋友就沒了。他自己用 Twitter,理由是發訊息方便。他承認 Lex 說的那點:社交媒體確實能減輕孤獨感,能帶來一點幽默,在全球範圍內把人連起來,尤其在疫情那樣的時期。這些正面效應很難測量,討論的時候應該誠實地承認這是一筆交易。
對孩子,他的態度完全相反。他不接受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在他不知情、也無法干預的情況下替他管孩子。
他講了自己家的情況。他阻止了孩子註冊 Instagram,造成了一些麻煩,但孩子後來感謝他,因為他們自己也看出來那上面很蠢:發的那些東西,形成的那些文化,孩子自己都覺得蠢。
關於“能不能設計出對孩子安全的版本”,他的回答是悲觀的。他認定這樣的版本做不出來。對孩子真正健康的只有一樣東西:自由玩耍。九十年代已經被剝奪了大半,螢幕時間越多,自由玩耍越少。孩子需要大量沒有成人監督、沒有成人調解的衝突,那是社交能力的訓練場。
參議院聽證會上,他要的是資料
海特兩週前去參議院一個小組委員會作證,主題是內特·佩爾西利(Nate Persily)提出的《平臺問責與透明法案》。主持的是本·薩斯(Ben Sasse)和克里斯·庫恩斯(Chris Coons)。
他在聽證會上提交的檔案標題很直白:《青少年心理健康正在崩塌,社交媒體是主要成因之一》。裡面全是圖表,論證四件事:這場危機具體表現為情緒障礙,不是所有心理指標一起變;它不只在自報資料裡,行為資料同樣;增幅極大;它有性別差異,並且出現在多個國家。他說這部分沒有人跟他爭論。
他真正想要的東西是資料訪問權。
現在的困境是:一個孩子刷了兩小時 Instagram,然後抑鬱了,或者沒抑鬱,或者半年後自殺了。這中間的因果關係,研究者看不到。只有平臺自己知道。學術界的全部依據是自報問卷,而平臺內部有完整的行為日誌。
“應該強制平臺披露去標識化的資料,讓學術研究者能看到孩子做了什麼、情緒怎麼變、一個人自殺之前發生了什麼。我們現在完全不知道。”(喬納森·海特)
目前流出的相關資訊,主要來自內部洩密。海特對此保持了剋制:洩密材料本身也可能有選擇性偏差,最好能有非洩密的、制度化的資料通道。
疫情那兩年,如果只有電話和 Zoom
Lex 提了一個反事實:疫情期間如果沒有社交媒體,人會不會被困在家裡更慘?
海特的回答是,我們還有簡訊、電話、Zoom、Skype、多人聯機遊戲、WhatsApp、部落格,以及整個網際網路。人類不會被困死。真正的問題在於,那些超級病毒式平臺在疫情期間還額外做了什麼。
它們讓一些資訊傳得更快,包括科學資訊。同時它們製造了大規模的錯誤資訊爆炸和政治極化。結果是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不再相信醫學權威說的話。海特在這裡補了一句:醫學權威自己有時候也在玩政治遊戲,這讓他們的可信度進一步下降。雙向的失信鏈條就這樣轉起來。
所以他的結論是,在已經有網際網路、智慧手機、部落格的前提下,再加入“使用者生成內容吸引流量、使用者本身賣給廣告商”這一套商業模式,淨收益是不清楚的。
他反覆強調自己跟盧德分子沒有共同語言。讓人互相連線是好事,電話是巨大進步,免費長途更好,視訊通話更好。他反對的物件範圍窄得驚人:網際網路、技術、智慧手機,這些都不在靶子上,所有社交媒體也不全是。剩下的是 Facebook 開創的那套模式:用激勵驅動使用者生產內容,內容帶來更多使用者,使用者作為產品賣給廣告商。他認為這套模式對 10 到 14 歲的女孩傷害最大,對民主制度的傷害同樣嚴重,因為它生產憤怒、製造衝突、摧毀任何共享的敘事。
那麼,能做什麼
海特在整場對話裡給出的方案,落點比“少刷手機”具體得多。他自己也承認,這些建議會讓一些人不舒服,因為它們要求成年人先承擔成本。
- 16 歲之前,不讓孩子接觸“使用者即產品”的平臺。海特的原話是提高年齡門檻並真正執行,覆蓋 Instagram、TikTok、Facebook、Twitter 這一類。他認為不存在對青春期前兒童安全的版本,奧本和普日貝爾斯基的研究顯示 11 到 13 歲女孩受傷最深。
- 把這件事當成集體行動問題來處理,不要單打獨鬥。孩子要賬號的理由永遠是“別人都有”。單個家庭退出的代價全落在自己孩子身上。有效做法是聯合同班、同年級的家長一起定規矩,或者推動學校層面統一政策。
- 推動學校執行手機入櫃。海特舉的理想場景是:進校手機鎖進櫃子,所有家長都同意。這在一些學校和學區已經做成了,關鍵是把預設值從“允許”改成“不允許”。
- 把自由玩耍的時間還給孩子。這是海特認為唯一真正對孩子有益的東西:沒有成人監督、沒有成人調解的混齡玩耍,孩子在其中自己處理衝突。九十年代被拿走的那部分,現在需要主動還回去。
- 家長自己去讀兩本書。萊諾·斯凱納齊的《自由放養的孩子》,以及海特和盧基安諾夫的《嬌慣的心靈》。前者講怎麼把童年還給孩子,後者講大學裡那套扭曲的思維訓練是怎麼形成的。Let Grow 這個組織的網站上有推動社群改變的現成工具。
- 關注平臺透明度立法。海特在參議院要的核心東西是去標識化的行為資料訪問權。目前所有公開研究都建立在自報問卷上,平臺內部握著完整日誌。支援這類立法,等於給研究者一把能開啟黑箱的鑰匙。
- 成年人自己用,但別把預設選項交給推薦演算法。海特明確表示不願意管成年人怎麼用社交媒體,他自己也在用 Twitter。他劃的線是:成年人的選擇歸成年人,孩子的選擇不該由平臺在父母不知情的情況下代管。
- 想追原始材料,去 JonathanHaidt.com/socialmedia。那三個 Google Doc、聽證會檔案、上百項研究的分類整理都在那裡,公開可查,也開放評論。
整場對話裡,海特最不肯讓步的一點,跟具體某個平臺無關。他說,一個人不可能在只看一個視角的情況下真正理解任何事。這句話他當年是用來理解保守派的,現在用來理解社交媒體。他自己帶著確認偏誤進場,於是把批評者請進文件裡,讓對立雙方的偏見互相抵消。
這個方法比結論更值得帶走。面對一個自己已經站好隊的議題,先去找那些最有能力反駁自己的人,把他們的論據放進同一個檔案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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