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53 期·中文精讀

哈維爾·米萊:阿根廷總統——自由、經濟與腐敗

Javier Milei: President of Argentina – Freedom, Economics, and Corruption

阿根廷總統談自由意志主義理念、通脹與經濟改革路徑,以及政治腐敗與制度困境。

官方音訊00:00 / --:--
中文精讀由 AI 基於原始訪談改寫,非官方翻譯,可能存在偏差或錯誤;表述以原音訊與官方文稿為準。說明

“瘋子和天才的區別是什麼?”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在訪談臨近結束時自己給出了答案:“是成功。”

這句聽起來像玩笑的話,恰好概括了這位阿根廷總統過去一年的處境。一年前他接手的是一個年化通脹率衝到 17000%、近一半人口陷入貧困、央行外匯儲備為負 120 億美元的國家。一年後,阿根廷批發通脹從 54% 降到 2%,消費者通脹降到 2.7%,國家風險從 3000 個基點壓到 770 個基點,惠譽把阿根廷主權評級上調到 CCC。上任第一個月就實現財政盈餘,而在此之前,阿根廷在過去 123 年裡有 113 年是赤字狀態。

這期 Lex Fridman 播客的第 453 期,訪談用西班牙語和英語雙語同步翻譯進行,長達近兩小時。米萊幾乎沒談政治正確,談的是經濟資料、奧派經濟學、羅斯巴德、米塞斯、摩西、梅西、滾石樂隊、他的五條狗,以及為什麼他不害怕被暗殺。

從“曲棍球杆”開始的經濟學頓悟

米萊說,他真正理解自由的價值,是在 2013 到 2014 年間,以經濟增長專家的身份研究資料的時候。

他看的是公元后兩千年的人均 GDP 曲線。這條曲線在 1800 年之前幾乎是平的,1800 年之後突然像曲棍球杆一樣向上翹起。同一時期,人口在過去兩百年裡翻了七倍。

按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的教科書,這組資料是個矛盾。經濟學會告訴你,規模報酬遞增會導致壟斷和集中結構,而壟斷和集中結構不是好事。但現實是,同期人類的貧困率從 95% 掉到了不到 10%,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水平超過羅馬皇帝,人口還增長了七倍。

一個把幾十億人從貧困中拽出來的東西,怎麼可能按理論是壞的?

團隊裡有人建議他讀羅斯巴德(Murray Newton Rothbard)那篇《壟斷與競爭》。米萊說,他讀完那一瞬間的反應是:“我過去二十年講授的微觀經濟學市場結構理論,全都是錯的。”這個念頭在他心裡引發了“劇烈的震盪”。他打電話給那位同事,問哪裡能買到奧地利學派的書,第二天跑去書店,一次買了二三十本。

接下來他把錢分成了幾份:狗糧、打車和吃飯、剩下的全部買書。然後通讀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人的行動》,從第一頁開始,一個週末沒停,讀完為止。他說那是“腦子裡的一場革命”。

羅斯巴德、米塞斯、哈耶克、霍普(Hans-Hermann Hoppe)、赫蘇斯·韋爾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以及門格爾(Carl Menger)、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這條閱讀路徑最終把他帶到阿爾貝託·貝內加斯·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那裡,後者成了他的朋友,也成為他政治哲學的定義來源。

林奇對自由主義的定義是這樣的:基於不侵犯原則,對他人人生規劃的無限制尊重,並捍衛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米萊說,一個人一旦接受了這個定義,事實上就已經是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了。

方桌現實與圓桌理想

Lex 追問他的哲學定位。米萊的回答很乾脆:嚴格來說,他是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厭惡國家政府,厭惡暴力。無政府資本主義是他的理想世界。

但現實生活有一堆約束條件。所以在現實裡,他是一個“最小政府主義者”(minarchist):儘可能縮小國家規模,儘可能拆除管制。

他給出了一個方桌圓桌的比喻。假設你不喜歡方桌,你只喜歡圓桌。但現實是,幾個小時後你就要趕飛機,而這間屋子裡只有方桌。你要麼在這張方桌上接受採訪,要麼這個採訪做不成。你怎麼辦?你適應現有條件。下一次採訪也許可以安排在一張圓桌上,但今天,這張方桌解決不了。

約束分兩種:短期內能改的,和中長期才能改的。他說自己的工作就是儘可能改掉前一種,同時開始處理後者。

然後是那個足球場的比喻,這一段值得完整保留。他說阿根廷最流行的運動是足球,去看一場阿根廷比賽,看臺上全是天藍色和白色,人聲鼎沸,氣氛極美。但那是外在的表演,它決定不了結果。球放在中場,球迷喊破嗓子球也不會動。把球踢動、把球打進門的是梅西。

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親自下場,你什麼都做不成。而很多自由意志主義者和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全部的工作就是批評那些試圖把世界帶向自由的人。他們沒意識到權力是零和博弈:如果自由派不去拿,左派就會去拿。把最猛烈的火力對準自己陣營的人,最終只會成為社會主義的幫手。

他還舉了一個略帶刻薄的例子。有些“無政府市場派”(agorist)批評羅斯巴德,因為羅斯巴德說必須進入政治,否則社會主義者會前進。有一次警察上門,他描述那個人“當時就嚇尿了”。米萊的評語是:批評和主張很容易,但如果真的相信那套東西,就應該準備好坐牢。結果真到承擔後果的時候,那個人僵住了,褲子溼了,最後接受了所有約束,因為不進監獄總比進監獄好。但他因此出賣了自己的理念。

不考慮現實約束,只會讓你變成社會主義的功能性工具,因為它打擊的全是自己人。(哈維爾·米萊)

接手一個技術性超通脹的國家

米萊先描述了接手時的資產負債表,這部分資料密度極高。

上任第一週,12 月第一週,通脹以每天 1% 的速度上漲,年化 3700%。到 12 月上半月,加速到年化 7500%。12 月的批發通脹是 54%,這個數字如果年化,對應的是每年 17000%。

此前十年阿根廷沒有增長,人均 GDP 跌了大約 15%,接近 50% 的人生活在貧困中。

財政赤字相當於 GDP 的 15%。其中 5 個點在財政部,10 個點在央行,屬於內生性貨幣發行。央行還有相當於四個貨幣基礎的付息負債,且在同一天到期,意味著一天之內貨幣量可以翻五倍。比索計價的到期債務相當於 900 億美元。央行淨外匯儲備是負 120 億美元。央行還有 500 億美元的商業債務。企業被扣留的分紅有 100 億美元。

“我們是自由主義者,我們不是自由主義的傻瓜。”米萊說。有些無政府自由派建議第一天就把所有管制全部放開,他明確說那會直接引發超通脹,貧困率會衝到 95%,庇隆黨會組織超市哄搶,他們會被趕下臺,庇隆派會在年初重回執政。

所以第一步必須是終結財政赤字。

被砍掉的東西包括:部委從 18 個減到 9 個,現在是 8 個;解僱了大約 5 萬名公職人員,非絕對必要的崗位一律不續簽;停止公共工程;取消對各省的自主轉移支付;稀釋公共部門工資;取消經濟補貼,把公用事業費率恢復到正常水平。

他說,過去 123 年裡,阿根廷有 113 年是赤字,剩下 10 年沒有赤字,是因為那 10 年根本沒還債。所以“沒有赤字”這個說法是徹底虛假的。所有人都說不可能做到,說調整幅度不能超過一個百分點。他們在 1 月,也就是執政的第一個月,實現了財政平衡。

還有一項他稱為“消除貧困管理者”的操作。過去的模式是:窮人透過中間人領取補助,但必須提供一種“對等服務”,而這個對等服務的核實由“皮克特羅”(piqueteros,封路抗議組織)來做。簽字的代價是,對等服務要拿走一半的錢。取消這個環節之後,中間人不再能勒索,同樣的錢到窮人手裡翻倍。

隨著財政平衡實現、不再需要印鈔融資、利息和部分本金按期支付,債務市場重新建立起來。他得以把債務從央行轉移到財政部,這相當於大約 10% GDP 的調整。

15 個百分點的財政調整,人類史上最大

把財政部 5 個點和央行 10 個點加起來,米萊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財政調整,15 個 GDP 百分點。

這筆錢去哪了,才是他真正想講的部分。他的說法是:其中大部分以更低的鑄幣稅、更低的通脹率形式還給了人民。真實稅負是國家規模,國家拿走的東西減少,資源就回到了私人部門。他提到 15 個 GDP 百分點中的 13.5 個點就這樣還了回去。12 月時他們在討論超通脹,現在他們在討論 30 年期貸款。

通脹資料的壓縮幅度是這樣的:批發通脹從 54% 降到 2%,除以 27。年化 17000% 的通脹,現在接近每年 28%。最新一次消費者通脹是 2.7%。

這裡有一個他覺得最值得說的細節。目前阿根廷維持每月 2% 的匯率貶值節奏,加上國際通脹,要從消費者觀察到的通脹裡減掉大約 2.5 個百分點。也就是說,真正的貨幣性通脹是每月 0.2%,年化 2.4%。他的表述是:“原來大家在討論通脹會不會到 17000%,現在我們在把通脹壓到 2.5% 的年率,這很驚人。”

他強調這次穩定化不同以往的地方:沒有經歷前置的超通脹(超通脹會稀釋貨幣資產,自然恢復貨幣需求,簡化穩定過程);沒有采取任何強制徵用。他對比了阿根廷歷史上最成功的可兌換計劃(Convertibility)之前,阿方辛政府時期通脹到過 5000%,梅內姆時期到過 1200%,還有 BONEX 計劃強制置換債務。而這次的央行資產負債表清理,450 億美元全部是自願完成的,六個月做完,同時沒有控制價格,也沒有固定匯率。

他點出了過去所有穩定計劃的通病:為了快速見效,先調費率,再宣佈計劃。而米萊政府沒有這個奢侈條件,只能邊跑邊做。幾個月前企業費率只能覆蓋成本的 10%,現在覆蓋 80%。

他引用了一篇論文《Passing the Buck》,作者是 Gerardo della Paolera、Bózzoli 和 Irigoin,論證梅內姆第一任期是阿根廷歷史上最好的政府,並分析了可兌換計劃成功的兩個原因。米萊的結論是:把這些因素全部計入,他這一輪的反通脹過程比可兌換計劃更真實,也更深刻,而且同時在推進八倍規模的結構性改革,手裡只有 15% 的眾議員和 10% 的參議員。

憑藉第 7023 號行政令和《基礎法》,阿根廷在經濟自由度排名上躍升了 90 位。他說今天阿根廷的制度水平已經接近德國、法國、義大利,接下來會超過愛爾蘭最好的時期,超過澳大利亞、紐西蘭和瑞士。“毫無疑問,我們會成為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還有 3200 項結構性改革在排隊。

增長預期上,分析師原本預計明年增長 5% 到 6%,摩根大通已經上修。經濟學家 Juan Pablo Nicolini 在央行貨幣會議上展示的研究表明,僅憑已經完成的財政改革,十年內人均 GDP 可以翻倍,對應年增長 7%。

貧困率先“變差”再變好

Lex 問到了最難的部分:這些激進改革最痛的代價是什麼。

米萊的回答是:他們沒有製造貧困。貧困是繼承來的,他們做的是把它揭示出來。

他的解釋是,阿根廷過去是一個全面價格管制的經濟體,財政赤字靠印鈔融資。僅最後一年,就有 13 個 GDP 百分點的赤字是靠印鈔填的。價格管制疊加在被納入 CPI 的價格之上,導致通脹資料被扭曲。而阿根廷用收入線衡量貧困和赤貧,被扭曲的價格自然扭曲了貧困率。

他用一個思想實驗說明問題:你被放在一座孤島上,有人給你一百萬美元。你能做什麼?什麼都做不了,因為沒有東西可買。價格標籤存在,但貨架上沒有貨。

他講了一個阿根廷教授 Juan Carlos de Pablo 的笑話。一個人去集市問花瓶多少錢,攤主說 5000。這人說街對面才 1000。攤主說那你去街對面買。這人說:“街對面沒有 1000 的。”攤主說:“等這兒有貨的時候,也是 1000。”

米萊的意思是:有標價但買不到,這個價格就沒有意義。超市貨架是空的,統計上你看起來很好,實際上你什麼都買不到。如果維持原狀,人會餓死。

唯一能救人的做法是讓價格透明、讓商品重新出現。而價格一旦透明,基本食品籃和總基本籃的成本也透明瞭,也就是赤貧線和貧困線透明瞭。於是貧困率跳到了 57%。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 4 月。米萊說阿根廷在 4 月觸底,隨後開始週期性復甦。實際工資連續每月跑贏通脹,名義工資已經回到去年 11 月的水平,養老金同理。庫存週期回補帶來活動反彈,非正規部門的工資漲幅最大。所以貧困率和赤貧率的下降速度比預想快得多,從 1 月的 57% 降到 46%,下降 11 個百分點。他強調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丟掉一個工作崗位”。

按去季節化資料,8 月的經濟活動已經回到去年 12 月的水平。也就是說,這一年做完人類史上最大規模財政調整之後,通脹更低、窮人更少、實際工資更高、GDP 比起點還高。而且以美元計,今天的匯率比上任時還低。

他特別提到一個政治訊號:通常總統支援率最高點是剛上任那一刻。而他現在和政府的民眾認可度都高於就職時。“既然在最糟的時刻我們的形象都沒有受損,我們也沒有背棄理念,現在一切都在變好,為什麼要改?”

與“種姓”的戰爭

Lex 把話題轉向“種姓”(la casta),也就是那個腐敗的政治建制。

米萊列了幾條戰線。先是封路。上任前阿根廷每年大約有 900 次封路,一群人以此為業,阻斷交通,還拿著社會補助和大筆資金。取消“貧困中間人”兩天後,一位最有名的皮克特羅領袖號召遊行,聲稱會有 5 萬人參加,實際預期是 10 萬,想把它辦成一場勝利展示。人力資本部切斷了他們的資金,同時頒佈反封路協議:封路者不發福利,違法者入獄,並透過交通渠道反覆播報。

結果那場遊行來了 3000 人。從那以後他們不再封路了。

第二條戰線是公共工程。第三條是對各省的自主轉移支付,這些資金過去以儘可能不透明的會計方式撥付,中央政府與省長合謀,錢被挪作他用。人力資本部現在不斷向法院提交刑事控告,不在媒體上,在法院裡。

他提到兩個具體案件:兩天前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德基什內爾(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因腐敗被判刑,第二天政府取消了她的特權養老金。還有基什內爾派用殘疾撫卹金搞腐敗,有一座城市的殘疾撫卹金領取者人數比城市人口還多。

他反覆強調一點:每一次放松管制,都是從某個政客、某家靠特權生存的企業、或某個權力集團手裡拿走一項特權。這就是為什麼反改革的火力這麼猛。

記者的敲詐和 X 的衝擊

米萊把這部分稱為自己最重要的戰役之一:媒體與社交媒體的腐敗。

他取消了官方廣告投放。結果是,即便政府每週產出大量好訊息,媒體依然罵得極兇。他的描述是:這些媒體要求壟斷麥克風,它們有權侮辱、傷害、冒犯別人,但不許任何人回嘴,甚至期望他不回應。這就是為什麼阿根廷一大部分新聞業憎恨 X,而自由意志主義者熱愛 X。

這些自稱捍衛言論自由的記者,真正想要的是審查他們不喜歡的思想。因為他們到 ideas 的自由市場上正面對打會輸,所以要求社交網路實施審查。當你把真相告訴一個社會主義者,他會哭,說這是仇恨言論。不,這算不上仇恨言論。是你把事情搞砸了。(哈維爾·米萊)

他講了一個具體的勒索模式。一個記者拿著一個資料夾找到某個人,說“如果你不給我 X 金額,我就把這些都發出去,毀掉你的名聲”。他知道一個案子,記者對一位商人做了兩次,商人拒絕付款,記者真的發了,兩次都上了法庭,兩次都輸了。但司法程式極慢,而在那期間,人的名聲已經被弄髒了。

米萊的判斷是:X 和社交媒體奪走了他們對麥克風的壟斷,也就奪走了勒索的經濟收益。所以他讀阿根廷報紙時,認為 85% 的內容是假的。他的原話很重:大多數阿根廷記者,當然有值得尊敬的例外,本質上是說謊者、誹謗者和汙衊者;如果那個他們渴望的壟斷還在,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要錢換沉默,因為“他們就是那樣的人,是勒索者、小偷、腐敗分子”。

關於個人承受的攻擊,他講了幾個細節。他父親做過兩次心臟手術,一位記者散佈關於他父親的謊言,他父親住院期間幾乎死於心臟病發作。有人派了三架無人機到總統官邸上空監視他。他的狗也成了攻擊物件,他把那五條狗稱為“四足的孩子”,是“宇宙裡最美好的存在”。

Lex 問他是否害怕被暗殺。米萊的回答是:

在奴役中活著有什麼意義?如果我願意為我的價值觀付出生命,那麼沒有自由地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哈維爾·米萊)

他講了西班牙歌手 Nino Bravo 的歌《Libre》,講的是 18 歲的 Peter Fetcher,柏林牆開始修建時家人被分到西側,他意外留在了東側,用整整一年策劃逃亡,在逃跑時被擊斃。

他還講了 1998 年在舊金山參觀 Alcatraz 監獄的語音導覽。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導覽說對囚犯而言最難熬的地方是那片娛樂場,籃球場、運動區、所有休閒設施都在那裡。因為那片場地正對舊金山灣,囚犯每天看著舊金山建起來、發展、變化,而他們被關在裡面,無法參與。這讓他們徹底明白自由的價值。

梅西,以及那些接近上帝的時刻

訪談在這裡明顯鬆了下來。Lex 說自己是馬拉多納和梅西的終身粉絲,請米萊給出歷史最佳。

米萊說他看過馬拉多納踢球。1980 年馬拉多納在阿根廷青年人的最後一年他看過,1981 年在博卡他看過,1979 年日本世青賽他也看過。他極度享受馬拉多納的才華。但歷史最佳,不只是阿根廷最佳,是超過貝利的歷史最佳,是梅西。

他引用了一篇題為《梅西是不可能的》(Messi is Impossible)的文章。文章考察了從中場往前的每一個位置,結論是梅西在每一個位置上都做到了最好。他說一個球員能在一兩個區域做到頂尖已經很了不起,C 羅在兩個區域幾乎達到了梅西的水平,但沒有參與其餘部分,而梅西每個位置都佔了。考慮到貝利時代的進球率和梅西黃金期及整個生涯的對比,等價進球數遠超貝利。

Lex 補充說,這不只是數字和世界盃,還有場上那些天才瞬間。米萊同意,說梅西做的事情在技術上看起來不可能,在物理上看起來不可能,那些動作不遵守人類邏輯,就像看博爾特跑步一樣。

關於 1986 年世界盃對英格蘭那場,他在教父家裡看的。他形容那場球“無法用語言描述”,就像讓他描述對伴侶的愛一樣,做不到。然後他把話題抬到了另一個層面:

有些人類有特權,能夠振動得離上帝更近。(哈維爾·米萊)

他舉了普契尼(Puccini)的詠歎調,說聽《燕子》(La Rondine)和《賈尼·斯基基》(Gianni Schicchi)裡那些著名的段落,會覺得普契尼是在被上帝口述。這些東西怎麼用語言表達?做不到。他說正因為如此,在猶太教里人們不使用上帝的名字,因為這種東西沒法用詞說出來。人能做的只是享受它,併為能夠見證它而感恩。

守門員與總統

米萊年輕時踢過球,位置是守門員。Lex 說很多人認為那是最難也最重要的位置,問他守門員和總統哪個更難。

米萊的回答很漂亮。守門員是唯一能用手的球員,是唯一穿不同球衣的球員,訓練是孤獨的。最關鍵的是,進球是全場的頂點:當自己球隊進球時,所有人都在另一頭慶祝,守門員一個人留在原地。而丟球時,他承受最直接的衝擊。更不公平的是,守門員一失誤就是烏龍球,相當於兩個球,比例完全失衡。

所以守門員性格必須極其強悍,習慣孤獨。而權力恰恰就是這樣:做決定的時候,你是一個人。而總統的決定會影響數百萬人,一旦犯錯,那個“烏龍球”的後果由數百萬人承擔。

他把這段經歷稱為“人生的大學”,和經濟學訓練、自由主義訓練、艱難的童年放在一起,共同構成了今天能當總統的工具箱。

上帝、摩西,以及“自由萬歲”

Lex 問上帝在他生命中扮演什麼角色,上帝是誰。

米萊說信仰是根本性的元素,尤其是最近這些年,他深度投入猶太教教義和《妥拉》(Torah)的學習,這給了他巨大的背景來面對過去幾年的逆境。至於上帝是誰:“他是創造者,是造物主。我稱他為‘那一位’(The One)。”

Lex 接著問:對人類的指引,看不見的市場之手和上帝之手,哪個更好?米萊的回答只有一句:“它們完全同步。”

他的英雄是摩西。他給了一個極具個人風格的類比:摩西的壯舉,相當於一個人帶著兄弟亞倫,正面對抗美國、中國和俄羅斯聯合起來的力量。摩西對拉美西斯說“讓我的人民走”,拉美西斯抵抗,然後天堂的力量把他碾過去了。

關於“El Loco”(瘋子)這個綽號,他完全不在意,甚至享受,因為從 10 歲起就這麼被叫。他舉了聖馬丁(San Martín)說要翻越安第斯山脈去解放阿根廷、智利和秘魯時被人叫瘋子,也舉了米開朗基羅、愛因斯坦。然後回到那句開場白:瘋子和天才的區別是成功。

“Viva la libertad, carajo”這句話,他解釋了三層。第一層是他對上帝的信仰,感恩造物主每日賜予的美好。第二層來自《馬加比書》3:19:“戰爭的勝利不取決於軍隊的規模,而取決於來自天堂的力量”,講的是猶太人、馬加比家族戰勝希臘人並收復聖殿。第三層,那是他的戰吼。

市場、社會主義與新古典的陷阱

訪談裡有一段偏理論的對話,值得單獨拎出來。

Lex 問,市場為什麼能作為人類的指引運作得這麼好。米萊先定義市場:市場是一個自願交換的過程,個體透過轉讓產權進行合作,產權得到保障,這個系統驅動資源配置。

然後他引米塞斯《社會主義》裡的論證:沒有私有財產,價格就不存在,資源就會被錯配。他的例子是:為什麼路不用黃金修?因為你心裡有經濟計算的觀念,有價格的概念。沒有私有財產就沒有價格,所以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人類為資源配置發明的最好機制。

這還意味著市場必須自由,必須允許自由進入和退出,也就是競爭。他提到 Israel Kirzner(原文 ASR 寫作 Gerstner)對競爭的理解,以及 Baumol 的“可競爭市場”(contestable markets)概念。

他最核心的一句判斷是: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裡,你只有用更好的質量、更好的價格服務他人才能成功。所以你做得好,社會就更好。他講第一次見馬斯克時,馬斯克說他每天醒來想的是今天能為人類解決什麼問題,這件事讓他極為欽佩,他妹妹也提到過。

然後是那句在經濟學界會引發爭議的話:市場失靈不存在。他說這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是他們所用數學工具導致的問題,不是日常生活裡的真實問題,是“經濟學家腦子裡的問題”。他的新書《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新古典陷阱》(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the Neoclassical Trap)處理的正是這個議題。

核心論證來自米塞斯:只有兩種制度,自由企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裡證明,任何中間方案都不穩定,會向社會主義漂移。因為一次干預造成政府失靈,政府失靈招來更多幹預,形成一個不斷加深干預的陷阱。而新古典學者帶著“市場失靈”理論,實際上在處理根本上是數學性質的問題,結果是抬高了干預水平。

他提到顧問委員會主席 Demian Reidel,哈佛博士,導師是 Kenneth Rogoff,Rogoff 說 Reidel 是他最好的學生。幾天前 Reidel 做了一項檢索演算法與政策建議的調查,把結果畫成紅到藍的圖譜:越紅越接近社會主義,中間是黃色,藍色是自由市場理念。發現是,政策建議裡最大的一塊,偏向左側。

這就是他那本書裡論點的經驗證據。

幾條狗,以及不原諒這件事

Lex 問他從“四足的孩子”身上學到什麼。米萊說,學到了無條件的愛。他說自己的希伯來名字意思是“忠實的朋友”,中國生肖裡他屬狗。他認為忠誠和正派是定義自己的東西,而這些美德在狗身上能找到,它們無條件地愛。

然後他補了一句自我批評:“從精神層面說,它們在靈性上比我高,因為我不會忘記,也不會原諒傷害過我的人。所有侮辱過我、誹謗過我、批評過我的人,我記得每一個,但我沒有那份偉大去原諒他們。”

關於政治中的背叛,他說取決於你對那個人的預期。有些人你本來就無所期待,被背叛了也不會難受,因為你面對的是一個和你價值觀不同的人。政治就是這樣,你會遇到很多不共享你價值觀的人,但這是成本收益問題,你得讓船繼續開,還是乾脆讓它沉?他的選擇是:“我戰鬥到底。”

給年輕人的那句話

Lex 請他對那些欽佩他、想活出影響力的人給點建議。

米萊說他做這些事的時候,沒想過要影響世界。他先定義了什麼讓自己幸福,然後按那個定義一致地活著。最重要的一條是:永不放棄,而且絕不半心半意。

我寧願因為失敗而哭,也不願因為從未嘗試而哭不出來。我是完美主義者,犯錯的時候確實難受。但我更願意去把事情做成。如果搞砸了,那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不必為自己在那一刻沒有做該做的事而後悔。(哈維爾·米萊)

關於希望,他的答案落在技術上:社交媒體的普及和整個技術革命,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自由對和平與繁榮有多重要。他說,儘管官僚和精英不知疲倦地試圖奴役我們,一股自由的浪潮已經釋放出來,只要我們真的去打這場仗,世界會好得多。

關於馬斯克,他講了三段交往。第一次會面原定不超過 50 分鐘,實際聊了 45 分鐘多一點,因為馬斯克要趕飛機。讓他意外的是,馬斯克主動提起人口學和增長的議題,還問他打算什麼時候往這個方向努力。米萊說他已有五個孩子。馬斯克回:“四條腿的不算。”第二次會面是大學裡出現反猶示威、巴勒斯坦旗幟和騷擾猶太人的時候,馬斯克對此非常投入,主動談文化戰爭。第三次聊了兩個半小時,談自由和美國大選的關鍵所在。米萊說,馬斯克對阿根廷放松管制部正在做的事非常感興趣,並且已經在和別人一起嘗試複製這套模式。

關於特朗普,他說欣賞兩點。一是特朗普理解文化戰爭的性質,公開正面硬剛社會主義,完全看懂了“覺醒病毒”。二是勇氣,那次暗殺只差一個巧合,他正好動了一下,然後他沒有被嚇住,繼續往前。米萊說自己能共鳴,因為大概沒有哪個阿根廷政治人物經歷過他那樣的全媒體負面攻勢。他把特朗普稱為“維京人”。他還講了見到史泰龍的場景:正要上臺演講,看到史泰龍站在那裡,史泰龍還認識他,“我掐了自己一下,這不可能是真的”。

地緣政治上,他明確說阿根廷決定做美國的盟友,盟友是美國和以色列,因為兩者代表西方世界、代表自由世界,代表自由民主對抗專制者。他說他在競選集會上就公開講這個,臺下會有人舉以色列國旗。他還提到希臘諸部族聯合對抗波斯人的比喻,說那場從公元前 500 年延續至今的鬥爭還在繼續。他表達了希望深化貿易與投資關係,也想加入北約。

關於美元化,他做了一個澄清:如果翻他所有表態,他講的是貨幣競爭,是消滅央行,並非嚴格的美元化。如果民眾之後選擇美元,那是他們的選擇。他提出的模型是形成一個按個體需求定製的貨幣籃子。他承認今天阿根廷已經存在貨幣競爭,想用什麼貨幣交易都可以。所謂內生美元化,前提是先清理央行:500 億美元的商業債務(CIRA)要處理,100 億美元的分紅問題要處理,期間已經核銷並清理了 450 億美元資產負債表。他說央行破產的時候不能直接關掉,因為得先把央行全部債務贖回,包括貨幣發行和付息負債。付息負債清完之後,剩下就是貨幣基礎。

當前的狀態是貨幣量固定、基礎貨幣不增長,隨著貨幣需求上升,人們可以直接用美元交易,不需要賣掉美元讓比索升值。經濟越增長,美元相對比索的份額就越大,到某個時點比索相對美元的規模小到一定程度,關掉央行就是件很容易的事。他說:“如果現在給我錢讓我美元化,我立刻就幹,沒問題。”他還提到一個錯過的機會:央行的債券當時在 20 美分交易,現在已經到 60 到 70 美分,如果按 20 美分賣掉,“以那幫反對派蠢貨的水平,我今天就該在監獄裡了”。

你可以從這期訪談裡拿走的幾件事

  • 區分理想和約束。米萊把自己定位成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但執政時是最小政府主義者。他的方桌圓桌比喻值得記住:你可以喜歡圓桌,但今天只有方桌,那就先在方桌上把事情做了,同時開始準備下一次換圓桌。任何改革方案如果不區分“短期能改的約束”和“中長期才能改的約束”,都只是自我感動。
  • 先看清順序,再動手。他沒有按“自由派全放開”的教條第一天全開,判斷是那樣會直接引發超通脹、貧困衝到 95%、政權被推翻。他先做的是終結財政赤字。任何激進變革,第一步應該是拆掉那個會讓整個系統立刻崩掉的引信。
  • 指標變差,先問是惡化還是揭蓋子。阿根廷貧困率從 41% 跳到 57%,米萊的解釋是價格管制解除後,貧困線才第一次真實可見。評估任何改革時,看到指標突然惡化,先分辨它反映的是新現實,還是舊資料本來就在騙人。
  • 給資料留出驗證視窗。給資料留出驗證視窗。4 月觸底、8 月回到起點、工資連續跑贏通脹、貧困率降到 46%,這些都是可以被證偽的時間點。判斷一項改革有沒有效果,別急著聽敘事,先找出那個“到什麼時候應該看到什麼”的具體承諾,再等到那個時間點回頭看。米萊這期訪談裡最硬的地方,是他把每個結論都掛在一個可查的數字上,而不是掛在情緒上。
  • 把“特權”當作改革的計量單位。他的框架是:每一項放松管制,都是從某個政客、某家靠特權生存的企業、或某個權力集團手裡拿走一樣東西。阻力的強度因此可以提前估算。任何改革方案,先列清楚誰失去了什麼,就能預判反對聲浪會從哪個方向來、會以什麼名義出現。
  • 給中間人定價。取消“貧困管理者”那一招的核心不在削減福利總額,在於切斷中間環節。同樣的錢,繞過中間人之後到受助者手裡翻了一倍。設計任何補貼、援助、轉移支付時,先算清楚中間環節抽走了多少,再決定這筆錢該不該經過它。
  • 讓指標透明,哪怕它先變難看。價格管制下的低通脹和低貧困率,是靠貨架空空撐出來的。一件事的真實成本被隱藏起來,所有基於它的決策就都是錯的。寧可在第一年看到難看的數字,也別在一個假數字上蓋三年樓。
  • 對“不可能”的預判保持懷疑。所有人都告訴他調整幅度不可能超過一個百分點,他在執政第一個月做出了財政平衡;所有人說央行那 10 個 GDP 點的調整做不了,他做完了。把這些“不可能”當成一個待驗證的假設,前提是你手上真的有一套自洽的演算法,而不是一腔熱血。
  • 守住不需要妥協的那部分。他在經濟政策上可以談約束、談順序、談節奏,唯獨在“自由”這件事上不做交易,給出的理由是:在奴役中活著沒有意義。每個人或每個組織都需要劃出這樣一條線,其餘部分才談得上靈活性;否則所有的妥協都會滑成一道斜坡。
  • 別在自家陣營裡打最狠的仗。他尖銳批評那些只批評、不下場的人,理由是權力是零和遊戲,自由派不拿,對手就拿。這不意味著不能內部爭論,而是說:把最強的火力留給真正要爭奪的戰場,批評同路人是一種廉價的道德滿足。
  • 承認運氣,但不要依賴它。“瘋子和天才的區別是成功”,這句話的另一面是:同一套判斷換一個時間點,結果可能是災難。他在訪談裡多次提到時機、匯率、債券價格這些自己控制不了的變數。做重大決策時,把“如果運氣不好會怎樣”當成必備的一欄。

訪談的最後,Lex 說他感謝米萊為自由而戰。米萊回了一句很少見他說的客氣話:謝謝你的教養,很多采訪者不是這樣的,你本來有視窗可以打偏,但你沒有。

整期節目裡最鋒利的地方,反而不在那些經濟資料上。一句是林奇那個自由主義的定義,它給出了一把尺子;另一句是“瘋子和天才的區別是成功”,它承認了評判權最終在結果手裡。前者讓你知道該往哪走,後者提醒你別太早宣佈自己走對了。

米萊沒有試圖證明自己是天才。他給阿根廷留下的是一個可以被檢驗的實驗:15 個 GDP 點的財政調整、3200 項待辦改革、一個允許自由進出的貨幣市場,還有一串具體到月份的數字。到 2025 年、2026 年,這些數字會自己說話。

那份實驗清單裡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他反覆說“我們還在做”,而不是“我們做完了”。3200 項待辦, deregulation 部每天拆一到五條,倒計時牌掛在辦公室牆上。這個做法的價值在於,它把“自由”從一句口號變成了一項可以被日復一日清點的工程量。

讀到這裡,能帶走的東西大概是那個方桌圓桌的比喻。理想負責指方向,不負責判自己死刑。手上有什麼條件,就在什麼條件裡動手,一邊動手一邊把能改的約束一條條改掉,剩下的交給結果。

至於是瘋子還是天才,米萊自己給了答案。剩下的問題是,你有沒有那個勇氣,先去做那件可能被人叫作瘋狂的事。

文稿來自 Lex Fridman 官網公開發布的官方 Transcript(含說話人與時間戳)。
Javier Milei (00:00:00): So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adman and a genius? Success. Lex Fridman (00:00:10): The following is a conversation with Javier Milei, the president of Argentina. He is a libertarian, anarcho-capitalist, and economist, who campaigned with a chainsaw that symbolized his promise to slash the corrupt bureaucracy of the state. He stepped into the presidency one year ago, with a country on the brink of hyperinflation, deepened debt and suffering from mass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He took this crisis head on, transforming one of Latin America’s largest economies through pure free market principles. In just a few months in office, he already achieved Argentina’s first fiscal surplus in 16 years, and not just avoided the hyperinflation but brought inflation down to its lowest in three years. Lex Fridman (00:01:02): We discuss all of this in detail, both the successes and the challenges. His depth of knowledge of economic principles, metrics and data was truly impressive and refreshing to hear from a world leader. But even bigger tha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Argentina, Javier represents the universal fight against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the fight for freedom, economic freedom, political freedom, and freedom of speech. He has many critics, many of whom a part of the corrupt establishment he’s seeking to dismantle, but many are simply Argentinian citizens, scared of the pain his radical policies may bring, 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But whether one disagrees with his methods or not, no one can deny that his presidency marks one of the most ambitious attempts 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history, and that Javier Milei is truly a force of nature, combining the rigor of an economist with the passion of a revolutionary in the fight for freedom of a nation he loves. Argentina is one of my favorite countries, so I sincerely hope he succeeds. Lex Fridman (00:02:13): This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with the President speaking Spanish and me speaking English with an interpreter simultaneously translating. We make the episode available overdubbed and subtitled in both English and Spanish, thanks to our great friends at ElevenLabs. If you’re watching on YouTube, you can switch between English and Spanish by clicking the gear icon, selecting audio track, and then choosing the language. Same with the captions. If you’re watching on X, I’ll post both Spanish and English versions separately. If you’re watching on Spotify or listening elsewhere, I’ll probably only post the English version. This is a first time for me doing something like this in a foreign language. It was challenging, but illuminating. I hope to talking to many world leaders for two to three hours in this way, including Volodymyr Zelenskyy, Vladimir Putin, Narendra Modi, and Xi Jinping. I want to explore who they are, how they think, and how they hope to help their country and humanity flourish. This is the Lex Fridman Podcast. To support it, please check out our sponsors in the description. And now, dear friends, here’s Javier Milei. Lex Fridman (00:03:27): When did you first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freedom, especially economic freedom? Javier Milei (00:03:33): Well, actually, I came to understand the ideas of freedom as an economic growth specialist back in the years of 2013 to 2014. I could see that per capita GDP statistics over the last 2,000 years of the Christian era essentially looked like a hockey stick, indicating that per capita GDP remained almost constant until around 1800, after which it accelerated sharply. In the same context of that phenomenal increase in productivity and per capita GDP, the population had multiplied sevenfold over the preceding 200 years. Javier Milei (00:04:20): So basically, in economics, that means you get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presence of increasing returns implies the existence of monopolies, concentrated structures, and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the presence of monopolies and concentrated structures is not a good th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one could see that living standards had increased tremendously and that middle-income people ended up living far better than emperors did in the Roman era, and the population had gone from having 95% of people in extreme poverty to less than 10%. And in that context, the question was, how it could be that something that had lifted so many people out of poverty, that had improved human conditions so much, could be something bad for economic theory, meaning something was not right. Javier Milei (00:05:20): So in that context, I remember that one of the people who worked on my team suggested I read an article by Murray Newton Rothbard called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I remember reading it like it was today, and after reading it carefully, I said, “Everything I’ve taught about market structure in the last 20 years in courses on microeconomics is wrong.” This caused a very strong internal commotion in me. So I called this person who used work with me, and they recommended a place to buy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books, and I remember I bought at least 20 or 30 books, which I went to pick up one Saturday afternoon. And when I visited the bookstore, I was fascinated by all the stuff they had there. Javier Milei (00:06:18): So I went back the next day and I started calculating how much money I needed to pay for my dog’s food. That’s my four-legged child, and how much I needed to spend on the taxi fare and food. And then with what I have left, I spent all of it on more books. And then I started to read very intensively, and I remember for example, the experience of reading Human Action by Mises, and this was a book that I didn’t know about. And I remember that on the following weekend, I started to read this book right from the first page, and I didn’t stop until I finished it, and that was a true revolution in my head. And having the chance to read Austrian authors like Rothbard, Mises, Hayek, Hoppe and Jesus Huerta de Soto, or others like Juan Ramon Rallo, Philipp Bagus and Walter Block, for example. Javier Milei (00:07:27): That was very inspirational, and at one point I got the opportunity to read related to the works of Alberto Benegas Lynch [foreign language 00:07:38], and I also had the pleasure and honor to meet him. And today we are actually friends. So that paved the way for me to approach the ideas of freedom. And another book that was a very significant influence and impact on me was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ics by Menger. It was truly eye-opening, or let’s say, for reading Eugen von Böhm-Bawerk, these were things that really challenged all of my former thinking. I had a vague idea and poor about the Austrian School. The only thing I had read about the Austrian School until then had been Money and Time, a very good book by Garrison. But now that I understand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Austrian economics, I know that it was rather poor. This doesn’t mean that the book isn’t good, but there were a whole lot of things to read that ended up being truly fascinating. Lex Fridman (00:08:52): So from that, what is now, today, and maybe you can talk about the evolution, is your philosophy, economics philosophy. You’ve described yourself as an anarcho-capitalist, market anarchists, libertarian. That’s the ideal, and then maybe in practice and reality, you’ve said that you’re more of a minarchist. So lay it all out. What’s your economics philosophy today? Javier Milei (00:09:19): Strictly speaking, I am an anarcho-capitalist. I despise the state government. I despise violence. Let us suppose we take the definition of liberalism. I usually use the definition of liberalism given by Alberto Benegas Lynch [foreign language 00:09:37], which 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the definition of John Locke, which essentially matches the definition by Alberto Benegas Lynch, Jr., who said that liberalism is the unrestricted respect for the life project of other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non-aggression and in defense of the 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 So I frame all of the discussions within those terms. And the fact is that when you get to that notion, I would dare say that you become an anarcho-capitalist de facto. And what that describes, it is an idea which represents my ideal world. I mean, that is the ideal world. Javier Milei (00:10:23): Now, real life poses a whole lot of restraints, and some of those you can lift, and those restrictions and others you can’t. So in real life, I am a minarchist. I advocate for minimizing state size. I try to remove as many regulations as possible. In fact, that is what I used to say during my campaign, and let’s say, that is what I’m now carrying out. We have just carried out the largest structural reform in Argentine history. It is a structural reform that is eight times larger than Menem’s, which had been the largest structural reform in history. And we did that with 15% of the representatives and 10% of the senators. Furthermore, we have a deregulation ministry where basically every day we eliminate between one and five regu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3,200 additional structural reforms pending, to the point that the day we finish all these reforms, we will be the freest country on the planet, with the consequences they have in terms of well-being. Think about this, when Ireland started market reforms just over 40 years ago, it was the poorest country in Europe. Today, its GDP per capita is 50%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I have a current situation, and what I am constantly looking for, whether from my academic works and my outreach notes and books, is the world we have today, that every day we are closer, that every day we gain more freedom because there are some very interesting things here. First, I would like to quote Milton Friedman. There is a moment when they do an interview with Milton Friedman and they ask him about liberals, and then he says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liberals. There are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here, for example, Adam Smith or Milton Friedman himself could fit. Some say that Hayek could fit into that category. For me, Hayek is a minarchist. Javier Milei (00:12:38): Then you have the minarchists where you could clearly find in that place Mises, Hayek. One could find in philosophical terms Nozick and basically Ayn Rand. And at one point, Milton Friedman, based on his own son, he say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re are some who are anarchists.” Let’s say, probably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person who has been the greatest inspiration in my life is essentially Murray Newton Rothbard. So therefore, there are two dimensions. One is where I want to go, and the topic is where I stand. S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try each day to advance further toward that ideal of anarcho-capitalism. In that sense, sometimes we face strong and harsh criticism regarding that ideal vision. I think that’s the nirvana fallacy. If you compare yourself against paradise, everything is horrible and miserable, but you don’t live in paradise. You live on earth. Basically, wha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is something called the state conditions. Let’s suppose that you don’t like rectangular tables. You prefer circular tables. Now the reality is, I have only a few hours until I go and catch my flight and the table is rectangular. You like a circular table, a round one, but there isn’t one. What you have is a rectangular table. So either we do the interview here or we just can’t do it. So what do you do? You adapt to the current conditions. This is what there is now. So then you have some restrictions that you can change and others that you cannot. The idea is to modify all the ones that can be changed in the short term, and start working on those that can be modified in the medium or long-term. For example, if you really like round tables, perhaps the next interview we may do at a round table. We’re going to try and solve it, but today it’s something that we couldn’t possibly solve. So that’s basically the idea, right? Javier Milei (00:15:09): Let’s say it’s about understanding that some restrictions you can change, others you can, and there are 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too. There are many anarcho-capitalists who are dedicated to criticizing, and incredibly, they do so with more violence towards liberals, and many of them actually criticize me, which truly make no sense because it is precisely the nirvana fallacy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Look, in Argentina, for example, the most popular sport is soccer. When you go to watch an Argentina match, it is beautiful. The stands are full, and they’re all painted with sky blue and white colors. There is a lot of joy. People sing songs that are very fun, that are very distinctive. It’s very much part of Argentine folklore, so to speak. But you see that beautiful show is external. That is to say it does not determine the outcome. You place the b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field, and no matter how much people shout, the ball doesn’t move. The one who moves the ball and scores the goals is Messi. Javier Milei (00:16:31): So what do I mean? If you don’t get involved and don’t get into it, no, you don’t do anything. So what do I know is that there are many liberals, libertarians and anarcho-capitalists who are really useless because all they do is criticize, let’s say, those of us who want to lead the world toward the ideas of freedom. And what they don’t realize is that power is a zero-sum game, and if we don’t have it, then the left will have it. Therefore, if you level your harshest criticism at those in your own ranks, you end up being subservient to socialism probably. And also, for instance, you have cases of strong hypocrisy, let’s say. I have seen cases of agorists. It’s the anarcho- capitalists who criticize Rothbard because he said that you have to get into politics, otherwise the socialists will advance. And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some of them, I have seen them criticizing, proposing agorism, and I remember one of them, one day the police showed up and honestly, he was peeing himself. Javier Milei (00:17:57): So it’s very easy to criticize, propose, and suggest, but if he was truly such an agonist, he should have been willing to endure going to jail. However, when it was time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dea he was promoting, he froze, wet his pants and ended up, let’s say, accepting all the restrictions because clearly it was better to be out of jail than in jail. But in doing so, he sold out his ideas. So it seems to me that no, no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situation, only serves to be functional to socialism because all it does is strike against one’s own. Lex Fridman (00:18:45): So you became president 11 months ago. Can you, again, describe some of the actions you took? For example, you cut half the number of government ministries, layoffs, removed price controls. It’ll be interesting to lay out the first steps and what’s next. Javier Milei (00:19:04): If you allow me, I will first give you a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 we received, and based on that, I will tell you each of the things we did. When we first took office, basically what we found was that in the first week of December, inflation was rising at the rate of 1% per day, which means 3,700% annually. In the first half of December, it had accelerated to 7,500% annually. When you look at wholesale inflation in December of last year, it was 54%, which if annualized would equate to an inflation rate of 17,000% per year. And in addition, Argentina for the previous 10 years had not been growing, with a drop in GDP per capita of approximately 15%. And the reality was that nearly 50% were living in poverty. Javier Milei (00:20:16): Now, later I will get deeper into that discussion, and the reality is that we had a fiscal deficit, which amounted to 15% of GDP. Five points were in the Treasury, 10 points were in the Central Bank, which was endogenous monetary issuance. And the reality is that we also had interest-bearing liabilities at the Central Bank, equivalent to four monetary bases maturing in one day, meaning we could have quintupled the amount of money in one day. We had peso-denominated maturities, amounting to the equivalent of $90 billion. The Central Bank had negative net currency foreign reserves, minus $12 billion. We had commercial debts in the Central Bank equivalent to $50 billion. There were company dividends held back amounting to $10 billion. Therefore, if we had instantly opened up… You see, I say we are liberal libertarians. We are not liberal fools. That’s what some anarchist liberals suggested, meaning that we basically open everything on the first day. Javier Milei (00:21:40): So in that context, of course, if we had done that, we would’ve encountered hyperinflation. Therefore, that would have led to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being around 95% and probably, and by December, the Peronist party would have organized supermarket’s lootings, and would’ve done all sorts of things, and would’ve probably been ousted. And by the first part of the year, the Peronists would’ve gone back to office. So to us, it was crucial to end fiscal deficit. Javier Milei (00:22:19): One of the things we promised during the campaign had been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ministries, and indeed we reduced to less than half the number of ministries because we went to nine ministries, today we have eight. We have also laid off a large number of civil employees. Today, I can say that we’ve already dismissed about 50,000 of them, and we practically don’t renew any contracts unless the positions are absolutely necessary.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stopped public works and we have eliminated discretionary transfers to the provinces. We have also diluted public sector wages. Also, we have eliminated economic subsidies by restoring utility rates to the right levels. And in that, let’s say, in this context, we achieved fiscal balance as far as the Treasury is concerne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n the last 123 years, Argentina had a deficit for 113 of them, and in the 10 years it did not have a deficit because it was not paying the debt. So that was absolutely false, and they told us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do that. Javier Milei (00:23:47): We had planned to do so within a year, and they said it wasn’t possible to adjust by more than one percentage point, and we achieved fiscal balance in the month of January. That is the first month of administr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cut social plans linked to intermediation. Thi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e knew we were going to make a very tough adjustment, and we knew that this was going to have a court in social terms, and we knew that we had to offer support during the first month, I mean, the first quarter and second quarter in office. One of the things we did was to eliminate what are known as poverty managers. That is intermediaries. Basically, people have a guard through which they receive assistance, but it happens that they had to provide a counter service, and that counter service was verified by a group called the piqueteros. Javier Milei (00:24:54): So in that context, when they were going to sign, the counter service took away half of the money. So by removing that payoff, they stopped extorting them, stopped stealing their money, and with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they received double the resources. And of course, we also provided an additional boost. So let’s say that this is related to the five adjustment points in the Treasury. Now, what happens, as we began to achieve fiscal balance and no longer needed to issue money to finance ourselves, and as we also met interest payments and some capital repaymen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is that the debt market began to be recreated. So we were able to take debt out of the Central Bank and transfer it to the Treasury where it should have always been, and that meant an adjustment of approximately 10% of GDP. Everyone said this would be impossible and couldn’t be fixed. Javier Milei (00:25:58): Essentially, what we did was implement a fiscal adjustment at the Central Bank, amounting to 10% of GDP. So if you ask me, it’s clear that we have not only made the biggest fiscal adjustment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because we made a fiscal adjustment of 15 points of the GDP, but also most of that went back to the people as less seigniorage, as a lower inflation rate. It’s true that we temporarily raised the country tax, but we lowered it in September, and now in December, we’re going to eliminate it. Today, for example, we also announced that in December we are eliminating import taxes. In fact, in that regard, what you have is that we return to the people 13 and a half points of GDP because the real tax burden is the size of the state. So while back in December we were discussing hyperinflation, today we are discussing 30-year loans. Javier Milei (00:27:03): In other words, all those resources tha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used to take are now back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at’s what has allowed it to be very dynamic. And this has two very strong impacts. The first one is that if you look at wholesale inflation, it went down from 54% to 2%. So it went down by 27 times. It was divided into 27. So we had inflation at the rate of 17,000% annually, and it’s now close to about 28% a year, but it’s not only that. You could consider consumer inflation, the latest consumer inflation rate was 2.7%. Now, it happens that we essentially, due to a matter that is related to the Central Bank’s balance sheets and also due to the debt stocks, we still have controls in place and we are eliminating restrictions, day by day. Now,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we have a 2% monthly devaluation standard, and there’s international inflation of course, which means that you then have to subtract two and a half points from the inflation observed by the consumer. Javier Milei (00:28:20): This indicates that inflation in Argentina, the true inflation, not the induced one, but the actual monetary inflation is 0.2% per month. At 0.2% per month, this equates to 2.4% annually. What I’m saying is, the original discussion was about whether inflation could reach 17,000%. Now we are bringing inflation down to levels of 2.5% annually, and that is amazing. And we achieved this by considering a number of factors. The first one is that we did not experience a previous hyperinflation, which would’ve simplified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a stabilization program. Typically, when hyperinflation occurs, monetary assets are diluted, leading to a natural restoration of demand. And besides, we did not resort to any expropriation. For example, before the Convertibility plan, which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program in Argentina’s history, Argentina experienced two instances of hyperinflation. During Alfonsin’s administration, inflation reached 5,000%, and under Menem was 1,200%. Javier Milei (00:29:34): Additionally, there was the BONEX plan, under which debt was exchanged on a compulsory basis. In other words, what we did instead was clean up the Central Bank balance sheet. So with that, we cleaned up the Central Bank’s balance sheet. We cleared a loss of $45 billion, all voluntarily. And the most amazing thing is that we did it in just six month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not controlled prices. Javier Milei (00:30:00):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not controlled prices nor have we fixed the exchange rate.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All previous stabilization programs in an effort to show quick results used to do this. What they would do is, before announcing the plan, they would adjust the rates. And once the rates were adjusted, they would launch the plan. But in our case, we couldn’t afford that luxury, so we had to implement it on the go. And also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that is to say companies brought in rates that covered only about 10%, whereas today they cover 80% so you get the picture. Just imagine the adjustment we are making. And in that sense, it is also incredible what we have achieved because if we were to work with the inflation we have in our country today, considering the exchange rate situation, the figures are even better than during the convertibility program, which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economic program in Argentina’s history. Javier Milei (00:31:09): And in fact, there is an article called Passing the Buck, which is by Gerardo della Paolera, Bózzoli, and Irigoin that demonstrates that Menem’s first government was the best government in history. And basically, it argues two things in the success of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convertibility program. So if you take a closer look, when you examine it carefully, when you account for all these factors, our disinflation process is actually much more genuine. And not only that, it’s also much deeper. We are restored freedoms to Argentinians while simultaneously implementing a structural reform eight times larger. And we accomplished this with only with 15% of the representatives, 10% of the senators, and with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government. In other words, our deregulation agenda continues daily and we still have 3,200 structural reforms pending. This will ultimately make Argentina the fre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Javier Milei (00:32:18): Moreover, to have a sense of magnitude, the reforms that we already have made with the executive order 7023, and with the basis law, we have actually jumped 90 places in terms of economic freedom.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today, Argentina has institutions similar to those of Germany, France, Italy, and we obviously want this to continue. And let’s say we are going to surpass no doubt the levels of economic freedom that Ireland reached in its best moment. And not only that, we’re going to exceed the levels of economic freedom of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Switzerland. We are undoubtedly going to be the fre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Javier Milei (00:32:59): And this means that thanks to what we’ve done today, we are on a path that allows us to multiply our per capita GDP by 2.5 times when you apply the relevant correction. And this of course is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t implies a huge increase in well-being. And furthermore, today the Argentinian economy is already strongly and amazingly recovering. And we can say analysts’ hypotheses were suggesting that next year we will be growing between five and 6%. Today, JP Morgan has now corrected or let’s say revised the projections upwards. And besides, when we normalized the price situation, the true poverty rate came up and it was 57% in January. Today it is at 46%, meaning we lowered poverty by 11 percentage points. Let’s say, I mean, it seems truly like a miracle. And not only that, but actually not a single job was lost in the process. Javier Milei (00:34:04): When it comes to all of this inflation reduction process, people said that our economy and economic activity would collapse. And actually when you look at the de-seasonalized data, you see that in August there was a recovery that took us back to December levels, to December levels. That means that in the year, we made the largest fiscal adjustment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We will end up with less inflation, fewer poor people, better real wages, and additionally, a GDP higher than what we started with. Javier Milei (00:34:39): And if you look at it in dollars, I can assure you that the numbers are phenomenal because basically today the dollar is below the levels we had when we took office. So the reality is that in all of this, when you take my popularity levels and the government’s acceptance levels, today they are above the moment. We assumed office if you know that the moment of maximum popularity is when you take office. Therefore this means that far from resting on our laurels with this, we’re going for more reforms. We’re going to deepen the reforms. And I tell you, we won’t stop until Argentina is the fre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Javier Milei (00:35:26): Furthermore, a recent work by an Argentinian economist named Juan Pablo Nicolini was presented at the central bank’s monetary meetings and he works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he shows that only on the basis of what we have done in fiscal matters it ensures that in the span of 10 years we can double the GDP per capita, meaning that Argentina could grow at rates of 7% annually, which is very much, very much, and that has strong consequences in terms of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reducing poverty, reducing indigence. Therefore, if during the worst moment our image didn’t suffer and we stayed strong in our ideas, now that everything is working much better, why should we change? Javier Milei (00:36:22): On the contrary, we are ready to redouble the bet, to redouble our efforts because we’ve done things that no one else has done. I will give you an example. There’s something that seems trivial, but there’s what’s called the single paper ballot. Argentina used to vote with huge ballots, which were above all very costly. And that reform, it never… Let’s say it wasn’t done because it always harmed the ruling party. So everyone talked about going to the single paper ballot, but no one did it when they were in power. They didn’t want to implement it because they preferred to commit fraud or use some kind of trickery to avoid applying that rule that makes the election more competitive. Well, what’s interesting, we sent that law and it was approved. Javier Milei (00:37:18): What’s more? Now we are finishing with the open, simultaneous and mandatory primaries because it was a mechanism by which politics was also stealing. We are eliminating the financ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If you look, we have reduced the fiscal pressure by 15 points to the Argentinians. We are restoring freedoms with a deep set of structural and regulatory reforms that is I think that any sensible liberal could perceive. We are already delivering a wonderful government. In fact, it’s the best government in the history of Argentina. If the best had been that of Menem, we’ve already outpaced him. Lex Fridman (00:38:05): Maybe you can explain to me the metrics of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As you said, unemployment went down, real unemployment went down, real poverty went down. But even that aside, what have been the most painful impacts of these radical reforms and how many of them are required in the short term to have a big positive impact in the long term? Javier Milei (00:38:31): Let’s take it step by step, all right? That is in fact, we started to do things right, therefore we did not create poverty. The poverty was an inherited poverty. The point is that what we did was to reveal it. Javier Milei (00:38:50): I’ll try to explain it with an example that I think clarifies what’s happening in Argentina. Argentina was an economy that had a total price controls. It had a fiscal deficit which was financed through money printing. Just for you to give you an idea, in the last year, Argentina financed 13 points of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with money printing. In other words, a real disaster. So that situation provoked this artificially demand and puts pressure on prices. The issue is that price controls are applied additionally over the prices that they enter the price index with which inflation was… I’m not saying they were lying about it. It was distorted. Javier Milei (00:39:43): And since Argentina measures poverty and indigence by income line, then what happens? That distorted the true levels of poverty, of course. But that’s not the only effect. I mean, let’s say the real poverty levels were higher, quite a bit higher than those shown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hich showed them at 41% and also did so on a six-monthly basis. So if you, let’s say, have a growing trend, they are actually leaving you a bomb and you don’t see it because let’s say basically the indicator was measured with a delayed form. But not only that, imagine that you are also given… You are in the middle of an island alone and they give you $1 million. What can you do with that? You cannot do anything because you cannot buy anything. It is the same as if someone tells you that the price of glasses is $10, but when you want to buy it, it’s not available. Javier Milei (00:40:53): Actually, there’s a joke told by an Argentinian professor named Juan Carlos de Pablo, who says that a man goes to a bazaar and asks for a vase. Then he says to him, “Well, I want that vase. How much would you charge me?” Then he says, “$5,000.” Javier Milei (00:41:10): “Oh, okay, $5,000. But why $5,000 if across the street it’s 1,000?” He says, “Well, go buy it across the street for 1,000.” Javier Milei (00:41:19): “Ah, there’s none for 1,000.” Javier Milei (00:41:21): “Well then, here when there’s more, it’ll also cost 1,000.” In other words, prices at which they are available. So what happens? When you are faced with that situation, the supermarket shelves were empty. So what was the point of having a price at which you couldn’t buy anything? You left those prices. The shelves were empty. So the statistics showed that you were much better, but the reality is you couldn’t buy anything. You couldn’t make it happen. Javier Milei (00:41:48): So if you left the situation as it was, people were going to starve because they couldn’t buy anything. Yes, they had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that could supposedly buy certain goods, but those goods were not available. What is the only thing you can do to save people? Make the prices transparent and allow products to reappear. Well, when you make the prices transparent, you also make transparent the cost of the basic food basket and the total basic basket, meaning the poverty line… Sorry, the indigence line and the poverty line respectively. And when you do that, clearly you will see a jump in poverty. That brought poverty up to 57%. Javier Milei (00:42:28): Now, Argentina found its activity floor in the month of April. From that moment, Argentina began to invent a cyclical recovery. Real wages have been growing every month above inflation. Therefore, nominal wages are beating inflation. In fact, we are already at level similar to those we had in November. The same goes for pensions. Javier Milei (00:42:53): Moreover, also, let’s say there is a rebound in activity due to the recovery of the stock cycle. Therefore, this is also contributing to more and better-paid jobs. In fact, this is so strong and evident that the wages growing the most are in the informal sector. This means that poverty and extreme poverty are decreasing much faster than we imagined. But not only that, by eliminating inflation, you remove the inflationary tax, but the real burden is the fiscal deficit, which was 15 points of the GDP. Javier Milei (00:43:27): Okay, we temporarily raised the country tax, now we lower it, but we return that to the Argentinians. We gave back 15 points of the GDP. Not only that, but also when you eliminate inflation, you remove the distortion of relative prices. Therefor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s much better. Not only that, but also with the strong fiscal adjustment we made, we have reduced the country risk from 3000 basis points to 770. Today, Fitch raised Argentina’s rating to CCC. So what do I mean? That translates into a lower country risk and interest rates. And that generates an increase in investment, also generates an increase in consumption. Javier Milei (00:44:13): In other words, the Argentinian economy is currently in an absolutely flourishing moment. And how is that sustained in the long term? With structural reforms which we implement daily, deregulating the economy and introducing new laws that free Argentinians from the many oppressive measures that have burdened it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Lex Fridman (00:44:37): You’ve spoken about the caste, the corrupt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So there’s a lot of powerful people and groups that are against your ideas. What does it take to fight when so much power is against you? Javier Milei (00:44:54): Look, we have fought against corruption like never before in Argentina. In fact, when we took office for example, there were about 900 roadblocks per year. That is people who made a habit of blocking the streets. They prevented free movement. And besides, they were given social plans and they were given a lot of money. If you remember when I started by explaining the cuts, one of the things I said was that we removed the middlemen of poverty. In other words, the managers of poverty, those who lived by stealing from the poor. Well, that is a huge source of corruption. Javier Milei (00:45:35): In fact, when we did that, two days later, one of the most renowned and influential Piqueteros called for a demonstration. He claimed that 50,000 people would attend because he was actually expecting 100,000. So he wanted to showcase it as a success. And so then let’s say with the decision made in human capital to cut their funding, the anti-blockade protocol was also enacted, where those who blocked the streets wouldn’t receive welfare benefits. Javier Milei (00:46:13): And those who broke the law would go to jail. All of that. And also we were informing this through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Well, in that march, they expected to have 100,000 people there. And actually it turned out to be 3,000 people. And from that point on, they didn’t block the streets anymore. Javier Milei (00:46:38): We also evidently put an end to that corruption. One of the things that also generated a lot of corruption was public works. Another thing that led to significant acts of corruption were the discretionary transfers to provinces. In general, these transfers were made to the provinces with accounting as obscure as possible. S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collusion with the governors let’s say, the money ended up being used for other things. Not only that, with which we have already done many things. Javier Milei (00:47:16): Furthermore, the ministry of human capital is always filing complaints in court. Not in the media, in court. Acts of corruption like never before in Argentine history. Not only that, but also in terms of condemning corruption. That is, we have done, for example, two days ago, it was condemned, 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got a sentence for corruption, I mean, due to corruption. And the next day, that is yesterday, we took away their privileged pensions. Javier Milei (00:47:52):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for example,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Kirchnerism used disability pensions for acts of corruption. For example, there is a city that has more disability pensions than people. In other words, to give you an idea of the things being done in Argentina. Javier Milei (00:48:12): And also in Argentina, we have restored freedom to the judiciary. We do not pressure the judiciary. And this is so true that during my government, not only was 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convicted, but also the two terrorist attacks carried out by Iran were condemned. So if there is a government that is truly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 it is us. Not only that, but also with each deregulation, it is a privilege that we take away either from a politician, a prebendary company, or a power group. That is also very powerful. No one in Argentina has ever fought against corruption the way we have. In fact, I will move on to something that is deeply corrupt and one of my great battles, the corruption of the media and social media. That is to say, I removed the official advertising. That’s why you will see that even though we generate wonderful news, every week in large quantity, the media speak terribly. In other words, they demand to have a monopoly on the microphone. That is they are entitled to insult, hurt, offend, and they don’t want anyone to bother them, and they expect me not to even respond. That’s why a large part of journalism in Argentina hates the X Network. And that’s why the liberal libertarians love the X network, because we can all say what we want. Javier Milei (00:49:49): However, let’s say these supposed journalists who defe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actually what they want is to censor the ideas they don’t like. And of course, because they are leftists, because they are wokes, because they can’t stand the competition, because if they had to fight face-to-face, hand to hand,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when it comes to ideas, they would lose because they were a failure i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And also,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those murderers called socialists killed 150 million people. So they clearly cannot fight on equal terms. Therefore, they demand that social networks have censorship and that the truth cannot be told to them. Because when you tell a socialist the truth, they cry, claiming it’s hate speech. No, it’s not hate speech. It’s that you are useless people who have ruined the planet. They have made the planet much worse. Javier Milei (00:50:50): And fortunately today, thanks to social media, especially due to the enormous and brave work of Elon Musk and the role of Twitter, today X, allows information to flow,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let’s say, to expose politicians and also expose the media. And that’s why journalists in Argentina are so violent. Why? Because before they could, for instance, a journalist went and for example, he would go to a person and he would throw a folder at them and say, “If you don’t give me X amount of money, I am going to publish all of this and tarnish your reputation.” And I know for a fact a case of a journalist who carried out this extortion twice to a businessman, that businessman told him that he wasn’t going to pay. And evidently the journalist did it. Obviously they went to court, there was a trial, and that journalist lost both times. But that process is very slow. And in the meantime, they smeared. Javier Milei (00:51:57): So since the justice system takes a long time, so what is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is that in the meantime, your life got dirtied. So why can’t journalists do all this? Well, that’s why they dislike X. They dislike social media. They dislike the new form of communication because it took away their monopoly over the microphone. And by taking away the monopoly over the microphone, it removed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extortion. Javier Milei (00:52:24): So clearly, that’s another battle I’m fighting. You read a newspaper in Argentina, and 85% of what you read is a lie. That is to say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most journalists, not all, but the vast majority of journalists in Argentina with some honorable exceptions, is that they are liars, slanderers, and defamers. And if the monopoly they demand were still in place that they want to reign again,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y will demand money in exchange for silence, because that’s what they are. They are extortionists, they are thieves, they are corrupt. And then of course, obviously when you take away a privilege from a sector, they get upset. Well, welcome to freedom. Lex Fridman (00:53:14): So you’re not only fighting for economic freedom, you’re fighting for freedom of speech? Javier Milei (00:53:19): Exactly. I fight for freedom in all aspects of life. That is to sa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eem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s that when the Berlin Wall fell, it’s true that officially it fell in the year 1989.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wall or socialism fell in the year 1961 when they had to build the wall. I mean, they built it because people were leaving Communist Germany for capitalist Germany. They realized that those on the western side were much better off. And of course, to prevent people from leaving. They put what a wonderful system, right? So I mean, they had to trap people. They couldn’t let them go. I mean, these are such wonderful ideas that they had to apply them at gunpoint. Javier Milei (00:54:13): Well, it’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y killed 150 million human beings. So what happened then? The official fall of the wall in the year 1989 made it clear that socialism had failed. In that context, the socialists, they moved the discussion of class struggle in economics and took it to other areas. So for example, socialism or what is of the 21st century or cultural Marxism or post-Marxism, whatever definition you want, is to take class struggle to different aspects of life. Javier Milei (00:54:58): For example, one of the aspects of life where you, let’s say, have this is in gender ideology. I mean, it’s incredible because the first ones to defend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were the liberals. The first to defend women’s rights were the liberals. Jeremy Bentham in the year 1750 was the first to demand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for women. I mean the cause of equality,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for women and equality of rights. The first ones who advocated for this were the liberals, did you know? However, what does the left do? They just go on to radicalize it. And then it moves to what is called female chauvinism. Javier Milei (00:55:43): Female chauvinism is, let’s say, the fight against males. And then, I mean, how do they do it? They do it by assigning rights. But when you assign a right, someone has to pay for it. And that has consequences. And in general, let’s say this always happens, the consequences are that the results are worse than what you had before. I mean, in any state intervention, the subsequent result is often worse than what you originally had. So that’s one thing. And not only that, but the other side of this is the environmental agenda, which sets man against nature involving all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ism and everything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Javier Milei (00:56:29): In other words, they can’t stand any serious discussion. Therefore, al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re nothing more than an excuse to collect taxes so that a group of parasitic bureaucrats can live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and finance sinister ideas, where the most sinister idea of all is that there is no room for everyone on planet earth. That is an idea that failed with Malthu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a murderous idea that was also applied by the Egyptians against the Jews. And this is famously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Shemot or Exodus. Javier Milei (00:57:07): Or for example, another thing is Black Lives matter, that is Black people against white people or indigenous people against the established communities, or I mean everything related to LGBT agendas. Definitely, these are some of the ways in which socialism extended the class struggle into other aspects of society, creating divisions and fostering deceit with the sole purpose of absorbing taxes. Javier Milei (00:57:41): I mean, what was the ministry of women in Argentina doing? Did it manage to reduce a single femicide? No, none at all. The number of femicides exploded just the same. In fact, the most feminist president in Argentine history, Mr. Alberto Fernández, used to beat his wife. That is such a strange feminist. I mean, well… So within the ranks of feminists, let’s say, you will essentially find the largest number of rapists and women beaters. And it’s quite interesting what they do. Their hypocrisy is truly striking. Javier Milei (00:58:20): It’s not just about that though. I mean, the battle is on three fronts. You have the economic front, which is free enterprise capitalism. Then we have the political level. Currently, the system that the world has designed is a Republican liberal democracy with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I mean, at the cultural battle level, notice that socialism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in the cultural battle. It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politically because it was able to translate that political battle in winning many elections. But why is it falling apart? Why? Because it produces misery and because the economic system is a disaster, so people eventually realize that it is making things worse for them. Javier Milei (00:59:17): Liberal, libertarians are very good when it comes to economics. Yes. And those good economic results can actually lead to the generation of solid political processes. But what happened? The liberals neglected the cultural battle. Much of the blame was placed on Fukuyama when he said, “This is the end of history.” No, it was not the end of history because the following year, in 1990, the socialists gathered at the São Paulo Forum, and based on the ideas of Gramsci, designed a strategy to infiltrate the media, culture, and education, which ended up changing the entire discourse. And they established that what they said was politically correct and that any- Javier Milei (01:00:00): … was politically correct and that any idea outside of it was to be considered reactionary and had to be censored or even persecuted, and they claimed to be the ones defending freedom even though they were the ones persecuting people. Javier Milei (01:00:16): It’s the same with journalists who get upset with Twitter. They say they defend freedom but can’t stand it when those who think differently speak. Is that freedom? Yes, for them, but not for those who think differently. That’s not freedom. That’s fascism. Then, what do we say? Then we must fight on the economic front. And I believe we are implementing an extremely successful economic program that is being recognized worldwide. In fact, the other night, the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indeed gave recognition for the achievements we are having in Argentina and the speed at which we have done it. Javier Milei (01:00:54):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 to fight the political battle because, well, soccer matches are not won by shouting from the stands, they are won by playing on the field. But that alone is not enough because you have to, let’s say you need to convey to society the values of capitalism, the free market, what liberalism is, the value of freedom, right? And when you succeed in that, then we will indeed be able to advance steadily. If you don’t fight the cultural battle, what happened in Chile will happen to you. They had economic success. It was, let’s say sustained over time, but at some point it collapsed. Why did it collapse? Because they hadn’t fought the cultural battle. Javier Milei (01:01:42): Then socialism, little by little, took control of institutions in education and the media. So, they took over the media and culture and on that basis, they attacked and broke up the system. And then they found themselves with increasing doses of socialism and the only thing socialism generates is poverty. Therefore, what you must keep in mind is that you have to fight the battles on all fronts. And if you don’t keep that in mind, I can tell you are headed towards collapse. Lex Fridman (01:02:17): Like you said, in this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you are challenging some very powerful people, a powerful establishment. Are you ever afraid for your life? Potential assassinations? Javier Milei (01:02:33): No. Tell me what good is it to live life, I mean, in slavery? Look, there is a song by a Spanish singer called Nino Bravo. Just to be clear, he has already left this earth, so we can say he has passed onto the beyond. The song is called Libre, and the song, it tells the story of Peter Fetcher, an 18-year-old boy who when the separation was made, and I mea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rlin Wall begins. His family ends up on the western side and he accidentally ends up on the eastern side. And for a whole year, he plans his escape to the western side. And in that context, when he tries to escape, he gets murdered. Javier Milei (01:03:36): So really, what is the point of life if it’s not in freedom, right? I mean what is the point of living without fighting for your values? If I am willing to give my life for my values, then what is the point of living without freedom? Look, can I tell you something interesting that happened to m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Let’s say back in the year 1998,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take a series of courses to improve my English, which I never use in formal terms because as president, as you can imagine, if I make a mistake, I can create a serious situation. Fortunately, I have an interpreter who is a superstar, and if I make a mistake even in Spanish, he corrects me in the version of the other language. Javier Milei (01:04:34): And so back then, in that year, I went to San Francisco and I visited Alcatraz. You are young, but I mean the visit was an audio tour. You got a Walkman and you would choose the different tracks and listen to the story.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the Alcatraz story ended in the recreation yard where the basketball court, exercise area, and all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were located. So anyone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this was the best part of Alcatraz. And yet, what they said in the guide was that that was the hardest part for the inmates. Why? Because I mean that recreation area in particular is built in front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So, the inmates could all see how San Francisco continued to build up and evolve and develop every day while they were locked up in there. They couldn’t take part in that. They were confined in that prison. And that made them fully aware of the value of freedom. Javier Milei (01:05:51): So, in my experience for me, the fight for freedom is relentless, okay? I mean my greatest hero in all of human history is Moses. The feat of Moses is like one person alone with his brother, Aaron, both confronting the combin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Russia together. And it was Moses who said to Ramesses, “Let my people go.” Well, Ramesses resisted and the forces of heaven ran him over. But what I mean is I don’t see any other possible way to live other than with freedom. And I would always fight for full freedom and I would be at the forefront of this cause. I mean it’s a cause that I’m going to die with my boots on. I mean I’m not going to make do with living any other way other than with freedom. I will fight everything. I’m going to fight as much as it takes. At least that’s the way I feel. So, what good is it to be alive if you’re confined? What good is it to be alive if you’re not free? It’s no good. What good was it for Peter Fetcher to be alive in communist Germany? Well, at least he had a moment of happiness while he tried to escape. Lex Fridman (01:07:26): Another guy who fights for freedom, freedom of speech in this case, is your new friend, Elon Musk. What do you admire and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your interactions with Elon? Javier Milei (01:07:39): I have a huge admiration for Elon Musk. He is an absolutely unconventional person. He’s a great fighter for the ideas of freedom. What he has done on Twitter, now known as X, and how he is helping the world nowadays to wake up once and for all and become aware of the socialist virus, the woke virus, that in itself makes him a hero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But it’s not just that. Javier Milei (01:08:25):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me is that when I went to first talk to him,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meet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and that I would have a typical successful businessman conversation who understands business and that some of his businesses, some of his business is slightly more exotic, but that’s the kind of talk you would expect to have. And business people are truly admirable, right? Because they are true benefactors of society, but they’re usually very much focused on their own business.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really, really shocked me when I met Elon Musk, we had scheduled a meeting for no more than 50 minutes, the first time we were in the meeting for a little over 45 minutes because he was about to miss his flight. So obviously, if someone as important as him doesn’t fly as planned, it has to be rescheduled and he loses a lot of hours. Imagine, every minute is very valuable. Javier Milei (01:09:42):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was that basically he brought up the topic of demography and we started discussing demographics and growth. I never imagined that I would end up discussing demographics and growth with him. And another very fun thing was that something funny he said to me was that since we shared our vision regarding demographic issues and the need to populate the planet, he asked me, “Now, what about you? When are you going to move in that direction?” I said, “Oh, look, I have five children.” And he said, “Well, the four-legged ones don’t count.” Javier Milei (01:10:27): That was the first meeting I had with Elon Musk. The second meeting was when, here at the universities, we started seeing anti-Semitic demonstrations where basically Palestinian flags were displayed and Jews were harassed and persecuted. And at that moment when we had that second meeting, he showed himself to be very deeply involved with that and brought up the issue of the cultural battle. So, I mean it’s not quite conventional, even in the political field. Javier Milei (01:11:14): During our last talk, which lasted for about two and a half hours, one of the things we talked about was freedom and what was at stake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election. Therefore, he is a person, honestly. I can say he’s well above average. I mean a person of unconventional intelligence and also he’s very charming. So, I mean, again, I have a great admiration for him and I really interact very closely with him. He’s very interested in what our Ministry of Deregulation is doing, which seeks to remove regulations.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works with another person who is also interested in the chainsaw approach, and so I’m very pleased because they are going to try and replicate the model we are implementing in Argentina. Javier Milei (01:12:21): And also, Donald Trump himself is very enthusiastic about this and anything in the way of reducing regulations and cutting public spending and taking government out of the equation means more freedom for the people. So, I’m very pleased with what’s going on. And with Trump’s victory,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etter off, Argentin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oo and the whole world is going to be better off. Today, the world is a much better place than it was just a few days ago. Lex Fridman (01:12:54): Like you said, Elon and Vivek Ramaswamy are heading the DOG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So from your experience this year as president of Argentina and every chainsaw economic policies that you’ve implemented,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Elon and Vivek about how to do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Javier Milei (01:13:14): Just cut to the chase. Cut to the chase. Simple as that. I’ll tell you a story and you’re going to love it. Currently in Argentina, due to the political balance we’ve achieved, we have had certain powers delegated from Congress to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therefore we can resolve it by decree that the deregulation minister, Federico Sturzenegger, in his ministry shows a counter that displays in front of everyone there. He displays the number of days, all right, during which the delegated powers will continue to be valid. Therefore, he has a whole deregulation division, also a public spending cut division, and government structure reduction division, and he also has an elite corps that’s cleaning up all of the laws that hinder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progress. And every day, he removes between one and five economic restrictions. Javier Milei (01:14:24): So, my advice would be for them to go all the way, to push it to the very limit, and do not give up. Do not let down their guard. Furthermore, that agenda does not have political purpose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are removing privileges.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people complaining, but those are people who are losing privileges, so they will have to explain society why they are keeping those privileges, and that is quite uncomfortable. Lex Fridman (01:14:57): You’ve spoken with Donald Trump, allegedly he called you his favorite president. What did you discuss? And maybe, again, what do you admire about President Trump and what do you learn from him? Javier Milei (01:15:10): There are several things that I admire about President Trump. The first is that he probably… I think he’s provided ample proof of this in his first presidency. He understands the nature of the cultural battle. He has openly confronted socialism, his speeches openly target socialism, he perfectly understands the woke virus, and that is of great value because it means understanding what it’s all about. Javier Milei (01:15:50): Another thing I truly admire about him is his courage. In fact, thankfully, thank goodness he didn’t get assassinated or killed, but it was by a small chance occurrence that could have killed him just because he moved at the right moment. And yet, that didn’t intimidate him and he went on. And in fact, during his first campaign, and in this one as well, in the second one and third one, they criticized him, insulted him, offended him, said awful things about him, made up all sorts of horrible stories about him. In that respect, I can say I deeply relate because probably no one in our history has had such a negative campaign from all the media like they did to me. But let’s say they were quite similar. Javier Milei (01:16:54): This is why it’s so interesting, and I was so deeply moved when last night I also got to meet Sylvester Stallone, because Sylvester Stallone talks about, well, how important is that no matter how hard they hit you and keep on hitting you all the time, despite all that, you keep going on and on and on.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so many of Sylvester Stallone’s approaches are truly inspirational, don’t you think? So imagine, I’m about to give the speech and I see Sylvester Stallone and Sylvester Stallone knows me. It was truly insane. I had to pinch myself. I mean this can’t be true. Javier Milei (01:17:45): And besides, well, the people were wonderful with me last night. They’ve been wonderful today. I’ve taken hundreds of selfies. I mean it’s truly been… I would say it’s been my break, let me say, after almost a year in office and having to face all sorts of media torture because the journalists who have vested interests and are corrupt are professional torturers. Yes, because they invade your personal life, your family, and your privacy.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o show you the kind of garbage the media in Argentina can do. They send three drones to spy on me at my presidential residence, to spy on me. Do you think that’s right? Lex Fridman (01:18:31): No. Javier Milei (01:18:32): Exactly. But that kind of thing happens in Argentina, not to mention the many lies and horrible things they say. I, for instance, remember that time when my father was hospitalized. My father is a man of a really strong character who has had two heart surgeries, all right? And one day, a journalist was saying all sorts of lies about my father. My father was hospitalized and he almost died of a heart attack. So that kind of thing is what journalism and the press do in Argentina. So they start to attack your private life, your mother, your father, your sister. Even my dogs that I absolutely adore, they are the most wonderful beings in the universe, they even target my four-legged children. Javier Milei (01:19:24): So, imagine that I’ve been in office for nearly a year, a year as president, and since they can’t criticize my management except by lying and distorting the numbers, they meddle with all these things, things they have been doing all the time since the year 2021 when I officially entered politics. And I’ve seen what they’ve done to Trump. So, that also makes me relate a lot to him because he’s a true warrior. He’s a Viking, he’s a Viking, he’s literally a Viking. I mean he’s someone I admire for how he has kept fighting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even against all odds. And still he managed to win. Amazing. Javier Milei (01:20:22): And that’s why I can relate that much. And I’ve also seen how he’s been unfairly criticized, like when he was accused of protectionism or when he wanted to discuss some matters with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debate regarding the design of monetary policy as regards to Fed. And basically, they have accused him of things. I mean isn’t he entitled to give an opinion as a president? I mean any citizen could give their opinion, even more so a president. Lex Fridman (01:20:56): Why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hat Argentina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vier Milei (01:21:03): Well, to us, that is truly important, okay? Because we’ve decided to be geopolitical all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ever since our campaign, we have decided that our allies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because they basically represent the ideas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y represent the free world. That is to say, what we would call today, let’s say, a liberal democracy by confronting the autocrats. And in that sense, that is the geopolitical alignment. Javier Milei (01:21:44): Moreover, in our campaign, we were very, very clear on three main points. One, the economic pillar. We talked about cutting public spending and I would make my appearances with a chainsaw. We talked about economic freedom, deregulation, that is, and I talked about a competition of currencies, and people obviously were interested in the dollar. So,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economic policy was clear, all right? And not only was it clear, but we are also fulfilling it. That is the first point. Javier Milei (01:22:17): Second was our policy on security. The idea being to fight crime, I mean relentlessly as well as security, no mercy, right? And in fact, in Argentina, there are no more roadblocks, which they said were impossible to end. Not only that, we have strengthened the security forces and also our armed forces, and we are waging a tough battle against drug trafficking and narcoterrorism. Therefore, we are also strongly fulfilling that. Notice that these two points, which were the main concerns, they were the biggest concerns of Argentinians when we took office, are now in fifth and sixth place. Javier Milei (01:22:59): Today, the problem for Argentinians is corruption, whether there is unemployment, if there is poverty, but they don’t mention inflation and insecurity anymore. And besides, a third point that I made clear was that I would alig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nternationally, and at my campaign rallies, there would be groups that would come along with flags of Israel. So, it’s clear that our international policy approach was always very clear and this is something I state during my speeches when I talk about the values of the west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west. In fact, yesterday, and even more so today during my speeches, I talked about how the different Greek groups or tribes go together to confront the Persians. Javier Milei (01:23:58): That is to say it seemed that from that time, 500 years before Christ until today, that struggle continues, right? But well, so of course we’re all in. We are bett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becoming, once again a leader in the West. We needed someone to come back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nd as part of that process, being a commercial ally is also a great idea. So, we would really like to move forward and deepen our trade ties and our investment ties. And well, we would also like to be part of the NATO as well. Lex Fridman (01:24:52): Do you think it’s still possible… One of the radical ideas you had as you were running for president was to dollarize the Argentine economy. Do you think that’s still a good idea? Are you still thinking about that? Javier Milei (01:25:05): Let’s see, let’s break it down. Let’s say, if you review all my statements, I talk about currency competition. I’m not strictly talking about dollarization, I’m talking about currency competition and eliminating the central bank. If people later decide to embrace the dollar, that is their choice. Ultimately, in the model I propose, what happens is the formation of a currency basket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individuals. Javier Milei (01:25:38): But I won’t avoid the discussion. Today, there is currency competition. If, for instance, today in Argentina, you want to make transactions in any currency, you can do it and it’s allowed. Today there is currency competition. The other thing we talk about is the concept of, let’s suppose we were discussing dollarization. We talk about endogenous dollarization. The first point is that you need to clean up the central bank. We ha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he CIRA. That is the central bank’s commercial debt, which was $50 billion. We still have to resolve the dividend problem of $10 billion. And in the meantime, we did a write-off and cleaned up the central bank’s balance sheet by $45 billion. So, you can’t just close the central bank if it is bankrupt, because you need to redeem the whole central bank debt, which is about the issuing of money and the interest-bearing liabilities. So once we finished with the interest-bearing liabilities, it’ll leave us with the monetary base. Javier Milei (01:26:40): Therefore, today we have a regime where the amount of money is fixed, the monetary base is not growing, and as demand for money increases, since people can use dollars, they don’t need to go and sell the dollars and make the peso appreciate, but they can do transactions in dollars. So as the economy grows, you will have a greater share of dollars relative to pesos. And at some point, the amount of pesos compared to the dollars will be so huge relatively that closing down the central bank will be done easily, which means this is working. Javier Milei (01:27:19): Of course, if you were to give me the money right now, I would go ahead and dollarize. I’d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For example, I did have a proposal for this, and this could have worked, because the largest creditor of the Argentine treasury is the central bank, but central bank bonds were trading at 20 cents. If I had sold those bonds at 20 cents and nowadays they are trading between 60 and 70. With the whole bunch of Neanderthals that are the opposition, who besides being ignorant in economics, also have bad intentions, I would be in jail today. Lex Fridman (01:28:05): Let me ask you a very important, difficult question. I’m a huge fan, have been my whole life, of Diego Maradona and Messi. So who, to you, is the greatest football player of all time? Javier Milei (01:28:18): The way I see it, I have seen Maradona play, all right? I saw Maradona play in the past, I used to watch him, and I saw him during his last year at Argentinos Juniors before Boca Juniors in the year 1980, and I saw him in ’81. Playing for Boca, I saw him play in the youth selection in Japan in 1979. I truly have immensely enjoyed the talent of Maradona, but without a doubt, the best soccer player of all time, not just from Argentina, of all time, even better than Pelé, is Messi, of course. Javier Milei (01:29:04): There is an article, which is quite old already now, titled Messi is Impossible. And it looks at all of the positions a soccer player plays in, that is all positions a soccer player can play in from midfield forward. And the most incredible thing is that Messi is the best in each of those positions. You can be the best in one or two positions. You see Cristiano Ronaldo, for example, was very good in two areas of the game. So much so that he was almost like Messi, but he didn’t take part in the rest. However, Messi is the best one in all respects. But at that time, of course. Nowadays, he’s an older player, right? Javier Milei (01:30:00): He is an older player, right? And I’m not sure whether he can still keep that performance on all fronts, but honestly, I have never in my life seen a player like Messi. I have never seen no one like him, for real. Considering the goal average in the days of Pelé compared to Messi’s golden era and his career now, the number of equivalent goals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Pelé, therefore, without a doubt, Messi is the greatest soccer player of all time. No one compares to him. Lex Fridman (01:30:44): But it’s not just the numbers or the World Cup win, it’s the moments of genius on the field. Messi is unlike any other in that way. Javier Milei (01:30:56): Messi does things that seem technically impossible, they seem physically impossible. The moves he makes don’t respect human logic. It’s like watching Usain Bolt run. It doesn’t feel possible. He moves in a way that doesn’t respect human logic, am I right? Lex Fridman (01:31:16): Did you watch the 1986 World Cup with Maradona, with the hand of God, with the game against England? What was that like? Javier Milei (01:31:24): Oh, yes, I do remember that very well. We watched it in the home of my godfather and saw how he did his gambit and dodged the England team. It was absolutely indescribable. There’s no way to put it into words. It’s as if I asked you to describe for me the love you have for your partner. You can’t do that, right? It’s something wonderful. You can’t describe it, you cannot put it into words. There are things where words just seem to fail, am I right? I really think that there are times when humans, or some humans, not all of them, actually. Some humans have the privilege of being able to vibrate closer to God. Javier Milei (01:32:35): Some Puccini arias, for example, when you listen to them, when you listen to the famous aria from La Rondine, or the famous aria from Gianni Schicchi, you get the feeling that he was getting sat dictated by God. How can you put that into words? You can’t. There’s no way you do that. Those moments where we humans, that we have the privilege, I say it as human beings, because I’m speaking from that perspective. I say this only as an admirer. Javier Milei (01:33:14): Some human beings have the ability to vibrate so close to God that you can’t describe it, you can only enjoy it. This is why, in Judaism, they don’t use the name of God, of the Creator, because how could you put in words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 believe those are times when us humans connect closer to the Creator and create unique things, you cannot describe them. There are no words to describe that. The only thing you can do is enjoy it and be thankful that you can witness it. Lex Fridman (01:33:56): You were a great footballer yourself in your youth. You were a goalkeeper. Many people would say that’s the toughe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 in football. Maybe you could speak about that experience and, in general, what’s harder; being a goalkeeper or president? Javier Milei (01:34:13): Lovely question. Well, indeed, I used to be a goalkeeper, but I’m not so sure about whether I was any good. But the experience of having been a goalkeeper is very valuable. First, the goalkeeper is the only player that can use their hands, in a certain sector of the pitch in the area.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he’s also the only player who dresses differently. Moreover, their training is a solitary on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it is the very climax, the goal, right? When the goal is called by their team, everyone is celebrating on the other side and the goalkeeper is on his own. Javier Milei (01:35:18): And at the same time, he’s the one who suffers the most when a goal is scored, because he gets the direct impact. In fact, when the goalkeeper makes a mistake, it’s an own goal. Imagine a teammate scores a wonderful goal like the one Maradona did. It’s marvelous. And that’s just one goal. And imagine the goalkeeper picks up the ball, and then, if they bring it into the area wrongly, it’s like two goals, it’s a complete lack of proportion. So, therefore, and this, in my opinion, makes goalkeepers have a very strong temperament. Javier Milei (01:36:03): They’re used to being alone, and power is precisely that. Because when you make decisions, you are on your own. And not just that, but also when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like that of a president, when you make a decision, it has an impact on millions of people. So just like goalkeepers, if you make a mistake and score an own goal, and in this context it’s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millions of people. Therefore, that has been part of the university of life that has given me the tools to be president today. That is my training in economics, my training in liberalism, having been a goalkeeper, and also having had a very tough childhood. Lex Fridman (01:36:59): How hard is it? What’s been the personal toll of carrying the hope of a nation on your shoulders? Javier Milei (01:37:07): Well, being defamed, insulted, and attacked every single day, but again, there’s no point in life if it’s not with freedom. So, like Sylvester Stallone once said, “The secret to life is to carry on in spite of the blows you get, the punches you take.” And fortunately, we have been able to carry on in spite of the blows, both coming at us from in front and from behind our backs, because it have been more honest if we had been attacked directly. But well, in Argentina politics and the mass media, they do love to attack behind your back. Lex Fridman (01:37:57): What role has God played in your life? And who is God? Javier Milei (01:38:04): Well, faith, I’d say, has been a very fundamental element. And especially in recent times, during which I’ve become actively involved, particularly in the teachings of Judaism and in the study of the Torah. This has given me, let’s say, a huge background to face the many adversities which I’ve encountered and had to overcome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as to who God is, He’s the Creator, the Maker. I call Him, The One. Lex Fridman (01:38:54): What is a better guide for humanity;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 or the hand of God? Javier Milei (01:39:00): They’re perfectly in sync. Lex Fridman (01:39:03): Well enough. Again, going back to your youth, you were a lead singer in a rock band. Who’s the greatest rock star of all time? Javier Milei (01:39:12): Okay. Well, the way I see it, the most amazing rock singer in history of mankind was definitely Elvis Presley. And my favorite band is the Rolling Stones. So I also greatly admire Mick Jagger, and I still have this dream of getting to meet him in person. Lex Fridman (01:39:38): How fun would it be to play together with the Stones? Javier Milei (01:39:45): That would be a big, big dream. Don’t get my hopes up, because I set goals and then I go and achieve them. Lex Fridman (01:39:55): Well, I’m close friends with a band that opens for the Stones, so I would love to see this happen. Javier Milei (01:40:00): Oh,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Or we could also watch the whole concert from the stage. I can’t keep ruining the Rolling Stones’ music. I already had a tribute band and did quite a lot of damage to their music. Lex Fridman (01:40:16): How much does your rock star roots define your approach to politics, to life? Do you see yourself as a showman in part? Javier Milei (01:40:25): Of course. Absolutely. My idea is that, when you attend one of our events, it feels like going to a Rolling Stones concert. In fact, in one of my most recent performances at Luna Park, I even had the pleasure of singing in front of 10,000 people. It’s on YouTube. No, sorry, not on YouTube, it’s on my Instagram feed. At that event, I sang a song called Panic Show, and the song starts by saying, “Hi, everybody. I am the lion.” Lex Fridman (01:41:06): Your intensity and passion have earned you the nickname El Loco, the madman. Do you think some madness is necessary to challenge the powerful establishment? Javier Milei (01:41:19): Well, maybe it’s a matter of perspective. It could be the other way around, that everyone else is crazy by living in a way contrary to the ideas of freedom. And so, maybe the sane person who wants to fix that is then considered a madman. Anyway, the nickname doesn’t bother me at all. In fact, I even enjoy it, because I’ve been called like that since I was 10 years old, so it’s not something that particularly bothers me, because it’s a nickname that… Well, it has been used for many years, but actually, if I present to you the case of San Martin, when he said he was going to cross the Andes to liberate not only Argentina, not only our country, but also Chile and Peru, and people called him crazy. Javier Milei (01:42:13): Imagine if you had tried and spoken with, I don’t know, Michelangelo, you would have called him crazy too. Or if you had talked to, I don’t know, hundreds of people who have changed the world, surely they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Einstein was crazy and so on, the list would be infinite. So,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adman and a genius? Success. Lex Fridman (01:42:45): Let me ask you about the market. It’s so interesting, from your view of the world, how powerful the market is at figuring out what’s best for society. Why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works so well as a guide for humanity? Javier Milei (01:43:03): One must first understand what the market is. Simply put, the market is a process of voluntary exchange, where individuals cooperate through the transfer of property rights, in which private property is upheld. This is the system that drive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essence, socialism, and this is what Mises condemns in his book, Socialism, shows that without private property, prices cease to exist and therefore resources are diverted. Why don’t you think it’s the same to make a road of asphalt or gold? Why not make it of gold? Because you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calculation, you have an idea of prices in your mind. So, in this context, if there is no private property, there are no prices, and as a result, the free market capitalism is the best mechanism ever developed by humankind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Javier Milei (01:44:13): This also implies that markets must be free. Free from state intervention, because when the state intervenes, it creates interference. And markets need to allow free entry and exit, what we call competition. However, it’s better to understand competition in the sense described by Israel Gerstner, one of the foremost figures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r in the neoclassical framework as William Baumel understood it, which was the concept of free entry and exit in so-called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also, let’s talk about what pertains to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social co-operation. Javier Milei (01:44:57):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about capitalism is that you can only be successful by serving others with better quality goods at a better price. If you are successful in the free market capitalism, you are a hero, you are a social benefactor, you are a prosperity machine. So the better you do, the better it is for societ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I remember when I had my first meeting with Elon Musk, and this made me admire him greatly, and this is something my sister commented on too. Javier Milei (01:45:38): Elon Musk told me something he does every day. He wakes up every morning thinking about what problem he could fix for humanity. That’s amazing. Of course, what is the counterpart? Being successful. Therefore, in that sense, and moreover in my view on how the system works, on how the market works, market failures do not exist. That is to say, that is a problem. A problem for neoclassical economies because of the mathematical tools they’ve used to develop economic analysis. But actually, it’s not a real issue in everyday life, it’s a problem in the minds of economists. In fact, my latest book called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the Neoclassical Trap deals precisely with this issue. Lex Fridman (01:46:40): Yeah, you’ve outlined these ideas in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the Neoclassical Trap. So the trap is tha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middle ground. It’s eith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every middle ground ends up in a state of socialism. Javier Milei (01:46:55): Well, actually, that is what Mises said. He said that there are only two systems; free enterprise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And he also pointed out, and this is proven in Hayek’s book, the Road to Serfdom, that any middle ground solution is unstable in terms of capitalism, meaning it tends towards socialism. So when you implement an intervention, it causes government failure, which then triggers further intervention, setting up a trap that results in more and more intervention. And in this context, the neoclassicals, with their market failure theory, are in fact dealing with problems that are fundamentally mathematical. Rather than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ey have, if you will, been instrumental in increasing the levels of intervention.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Javier Milei (01:47:51): Well, I have an economist as chairman of the President’s Advisory Council, Dr. Demian Reidel, who studied her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completed his PhD, was mentored by Kenneth Rogoff, the American economist. And Rogoff has said that Dr. Reidel was his best student. Nowadays, we’re actually working with Dr. Reidel specifically on all these issues that arise from the interventions proposed by the mainstream, such as the so-called correction of market failures. And a few days ago, he conducted a survey of search algorithm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that resulted in a map painted from red to blue. Javier Milei (01:49:03): And well, the redder it was, the more it was linked to socialism, there was an intermediate thing that was yellow, and blue was free market ideas. And one of the things he discovered, as part of that graph or chart, was that the largest number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candalously, are actually left-leaning. So that i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what I pointed out in the book,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the Neoclassical Trap. Lex Fridman (01:49:46): You mentioned your four-legged children. What have you learned about life from your dogs? Javier Milei (01:49:54): Well, from my four-legged children, I have learned unconditional love. In fact, well, my name in Hebrew means loyal friend, faithful friend, and on the Chinese horoscope, I am dog. And if there’s one thing that defines me is loyalty, being decent. And those virtues, you can find them in those wonderful beings that dogs are, who love unconditionally. In fact, they are superior beings, spiritually speaking in my case, because I don’t forget or forgive those who have harmed me. That is to say, all those who have insulted, defamed me, and criticized me, I remember each one of them, but I don’t have the greatness needed to forgive them. Lex Fridman (01:51:04): On the topic of loyalty in politics, I’m sure there’s been a lot of people, some people, who have betrayed you. Does that hurt your heart? Javier Milei (01:51:17): It depends, because you sometimes think that you can expect some people to be loyal, and if they betray you, of course that hurts. But some people, you actually don’t expect anything from them, so if there’s betrayal, you won’t be annoyed or feel bad, because you owe it to someone who didn’t share your values. But politics does have that. Sometimes, many of the people you may come across don’t have the values you advocate for, but it’s cost benefit. You need to let the ship sail on. Or would you rather let it sink? That’s not my case. I fight until the end. There are traitors, but that’s part of politics. And that’s not my line, but of course, they do exist. Lex Fridman (01:52:23):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admire your revolutionary spirit.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hem, maybe young people, on how to live a life like yours and have an impact on the world, like you have begun to do? Javier Milei (01:52:40): I didn’t do this thinking about having an impact on the world. I have defined what makes me happy and I live according to that. I live consistently by that. And most importantly, I would say never give up. Moreover, and above all, never be half-hearted. I would rather cry because I failed, rather than not crying because I never tried. I’m a perfectionist, so when I do err, of course, I have a bad time. But still, I prefer to go and get things done. If it goes wrong, it’s part of life, but I will never have to regret not having done what I thought needed to be done at that moment. Lex Fridman (01:53:50): What gives you hope about the future of Argentina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Javier Milei (01:53:56): Well, the fact that, thanks to social media and to the whole tech revolution going on, every day,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becoming aware of how important freedom is to live. To live in peace and prosperity. And I believe, even though bureaucrats and the elites fight untiringly to enslave us, a wave of freedom has been unleashed, which, if we do wage the fight, we’ll have a much better world. Lex Fridman (01:54:42): What does your famous words of viva la libertad… How did that come about and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 Javier Milei (01:54:49): Long live freedom, dammit. That first started while I was giving my book presentations. At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I would say, “Viva la libertad, carajo,” and that really stuck with me since then. Without thinking about it, throughout my life, it was going to continue being present. In fact, today, my presentations, all of my speeches end with, “May God bless the Argentinians. May the forces of heaven be with us. And viva la libertad, carajo.” The first phrase reflects my faith in God, fervently, and that I’m deeply thankful to the Creator for the wonderful things He has bestowed upon me daily. The second one has to do with a quote from the book of Maccabees 3:19, which says that “victory in battle doesn’t depend on the size of the army, but on the forces of heaven.” This has to do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the Maccabeans, against the Greeks and how they recovered the temple. And the last one, well, is my war cry. Lex Fridman (01:56:15): Well,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end it. Thank you for being a warrior for freedom, and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day. Javier Milei (01:56:21):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for your interview. And thank you for being so well-educated, because very often interviewers are not like that. And you did have windows to play foul and you didn’t, and I recognize that and I thank you for that. Lex Fridman (01:56:37): Thank you. Lex Fridman (01:56:39):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this conversation with Javier Milei. To support this podcast, please check out our sponsors in the description. And now, let me leave you with some words from George Orwell. “In a time of deceit, telling the truth is a revolutionary act.”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本集資源與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