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韋亞斯·柳列維丘斯：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納粹主義、斯大林、毛澤東與希特勒

> 歷史學家比較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納粹主義的起源，以及斯大林、毛澤東與希特勒的統治。

- 原標題：#444 – Vejas Liulevicius: Communism, Marxism, Nazism, Stalin, Mao, and Hitler
- 期數：第 444 期
- 釋出日期：2024-09-20
- 嘉賓 / 主題：韋亞斯·柳列維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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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vejas-liulevi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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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大饑荒是人為製造的。沒有旱災，沒有蟲害，那年的莊稼長勢並不差。糧食是被國家強行抽走的，村莊被封鎖，餓到浮腫的人不許逃出去。歷史學家韋亞斯·柳列維丘斯（Vejas Liulevicius）在 Lex Fridman 播客第444期裡給這件事定了性：這是一場人為的饑荒。

柳列維丘斯研究德國與東歐，講了幾十年共產主義的興起、掌權與崩潰。這一期他從馬克思一路聊到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聊到20世紀那場直接或間接奪走超過一億人性命的意識形態實驗。

他先講了一個蘇聯笑話。資本主義是人剝削人，共產主義正好相反。

笑話能流傳，是因為它點中了什麼。這套理論在紙面上承諾消滅一切剝削、一切衝突、一切匱乏，實踐起來卻把最普通的人推進了最深的深淵。這中間的落差是怎麼產生的，是這一期播客真正的主題。

## 馬克思留下的兩樣東西

馬克思的核心主張裡藏著一對張力。一頭是決定論：歷史有方向，有目標，有終點，像一條預先設計好的河流，必然流向它該去的地方。另一頭是英雄主義：歷史雖然註定，但仍然需要特殊的人去推一把，去扮演那個英雄角色。

這兩樣東西單獨看都不算新鮮，合在一起就變得威力驚人。它同時滿足了兩種人：相信規律的人拿到了科學的安慰，渴望行動的人拿到了英雄的位置。前者告訴你一定會贏，後者告訴你贏需要你出手。一個人同時握著「必然勝利」和「捨我其誰」，他幾乎不可能自我懷疑。

馬克思本人最反感「烏托邦」這個詞。在他那裡，罵一個人是烏托邦主義者，等於說他不懂科學、只會空想。所以他把自己的方案包裝成一套關於歷史的鐵律。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悼詞裡說得直白：馬克思就是歷史學界的達爾文。

包裝成科學，正是這套理論後來能俘獲那麼多人的關鍵。19世紀到20世紀初，科學的威望處在頂峰，宗教對知識精英的約束在鬆動。一套自稱有科學擔保、能解決戰爭、貧窮、階級不平等的方案，當時的年輕人幾乎無法拒絕。列寧後來設想的理想治理，參照物竟然是瑞士的郵局。一個流放者被瑞士郵局的秩序感、紀律性和理性打動了，於是設想政府可以像郵局一樣運轉，不需要領袖，不需要宏大願景，只需要一套不讓人疏離的官僚程式。回頭看20世紀的官僚實踐，這個天真的程度讓人頭皮發麻。

但烏托邦的成分還是被偷偷塞了進去。馬克思對革命之後的圖景寫得非常模糊，只知道那是一個蒙福的狀態：人不再剝削人，不再受匱乏擺佈，上午幹一種活，下午幹另一種自己喜歡的活，所有矛盾都消失。這個畫面和他所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差別其實沒那麼大。區別只在於他給這個終點配了一條自稱科學的路線圖。

## 一套偽裝成科學的宗教

很多學者都注意到一件事：馬克思的學說裡藏著宗教結構，只是它自己絕不承認。

馬克思把自己擺在救世主的位置上，普羅米修斯或摩西，領人走向應許之地。末日審判就是那場終結一切問題的最終革命，它帶來的至福狀態，就是世俗版的天堂。工人階級扮演的是在苦難中等待救贖的人類。1930年代，萊因霍爾德·尼布林在《大西洋月刊》上寫文章，直接說蘇聯的共產主義是一種宗教。德裔學者埃裡克·沃格林流亡美國後寫了一整套書，講現代政治宗教，把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都歸入這個門類，警告說這種把末日應許搬到此時此刻兌現的衝動，後果會是災難性的。

這一層宗教性恰恰藏在最反宗教的外殼裡。柳列維丘斯講了他自己的經歷。他童年在芝加哥長大，父親是數學家，70年代意外獲得一次去蘇聯立陶宛、到維爾紐斯大學訪學的機會。那時美國人去蘇聯待超過一週非常罕見，他就這樣在勃列日涅夫時代進了一趟蘇聯。他參觀了一座設在被掏空的教堂裡的無神論博物館，裡面沒有震撼的展品，只有一些鄉村民間藝術品，幾張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版畫。他在博物館裡因為沒穿風衣、把風衣搭在胳膊上而被訓斥，因為在官方博物館裡這樣很不敬。

1989年夏天他又去蘇聯上語言課，行程裡有一項是排隊到紅場列寧墓前，恭敬地從列寧遺體旁走過。共產主義的木乃伊，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胡志明，這本身就說明一種古老宗教感的延續：對聖徒遺物的崇敬。所以連公開宣稱無神論的地方，也變成了一套要求極高的信仰。

## 巴枯寧的預言

馬克思在19世紀最主要的對手，是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米哈伊爾·巴枯寧。他說過一句話：「毀滅的激情也是一種創造的激情。」

巴枯寧跟馬克思有共同點，都想推翻現存秩序。分歧在組織形式。馬克思要的是紀律嚴明的、等級分明的革命政黨；巴枯寧設想的是鬆散的聯合，革命運動本身和未來的人類社會，都應該從個人的自由聯合裡長出來，否定國家這種有組織的暴力，也否定他眼中為等級制撐腰的宗教觀念。

巴枯寧對馬克思那套體系做過一個預言式的警告：在反對等級制的鬥爭裡如果自己採用等級制，一種日耳曼式的威權主義就會悄悄鑽進來。馬克思為此痛罵他，最終把他開除出第一國際。

更值得記住的是後來反覆出現的模式。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一次又一次試圖聯合，每一次結局對無政府主義者都不利。俄國革命、俄國內戰、西班牙內戰，無政府主義者都被共產黨人當作目標，恰恰因為他們對列寧式革命最核心的那一條，紀律嚴明的職業革命家組織，持懷疑態度。一個從定義上就不講組織的人，怎麼跟一個把組織當作命根子的力量結盟？答案是不行。

## 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德國

馬克思心裡的革命應該發生在哪？德國。

他和恩格斯都是德國人，整個思想底色都是德國的。德國工業化起步比英國、法國晚，但發展快，處在歐洲中心，在他看來最具備爆發革命的條件。他預設的劇本是：德國工人先起來，然後英國、法國、美國跟上。

歷史給了一個巨大的反諷。真正建立起自稱奉行馬克思學說的政權的地方，是俄羅斯帝國的廢墟。那是一個工業落後、農民佔絕大多數、壓根不符合馬克思條件的國家。

布林什維克自己最清楚這一點。列寧和同僚知道這是一場賭博。他們奪權之後並不確定自己能不能活下來，全部的指望就是德國也爆發工人革命，然後兩個政權接上頭，搭起一座紅色的橋。列寧甚至說過，跟德國籤的那份屈辱的佈列斯特和約他懶得細讀，因為那條約很快就作廢了。

結果德國沒有革命。德國反而爆發了社會主義者之間的槍戰。掌權的社會民主黨人害怕俄國那種混亂，把起義的共產黨人交給僱傭的退伍軍人和民族主義激進分子血腥鎮壓。這場兄弟相殘在德國社會主義運動裡留下了一道永遠合不上的傷口。波蘭也沒讓列寧如願，波蘭擋住了紅軍西進，沒有變成紅色橋樑。到這一步，列寧和同僚們才意識到，這場仗要打很久，國際工人革命被推遲了。

## 列寧把自己變成了一枚導彈

柳列維丘斯對列寧有一段極精彩的刻畫。列寧年輕時愛聽音樂，但刻意不聽貝多芬，因為美的音樂讓他變得柔軟。革命需要的是堅硬、冷峻、鋼鐵般的意志。所以他連自己的情感都要修剪掉，把自己變成一臺專門生產革命的機器。同僚們都被他那種單向度的專注嚇到。他整天想著革命，大概做夢也夢見革命。

這種人格的來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俄國傳統。沙皇體制把統治權說成神授，質疑它就是罪過。在一個別的國家本可以成為改革者的人，在這樣的環境裡很容易被逼成革命者。列寧的哥哥就因為參與激進運動被處死，這道家族創傷把列寧變成了沙皇制度不可調和的死敵。

還有一條更暗的支流：俄國的民粹主義與虛無主義。車爾尼雪夫斯基寫過一本被稱作「史上最爛」的小說《怎麼辦》，列寧卻說這本書最大的價值是教會你如何做一個革命者。虛無主義者否定一切舊有的確定性，唯獨給科學和唯物主義開了後門，認為那是重建全新存在的唯一通道。馬克思加俄國本土傳統，兩股東西混在一起，產生了一個爆炸物。1917年機會一來，列寧已經準備好了。

他還帶來一個新的組織原則。他堅持要建立一支紀律嚴明的職業革命家隊伍，跟溫和的社會民主派徹底分家。理由是：工人如果放任自流，只會關心自己的家庭、工資、工廠，會去跟僱主談判、爭取改良，然後對爭到的東西感到滿意。在列寧看來這遠遠不夠，這是跟體制妥協，推翻體制才是目的。這個張力，貫穿了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

## 斯大林：戴溫和麵具的狼

列寧病倒之後，權力爭奪在兩個人之間展開。一邊是托洛茨基，口才出眾、見識廣博、思想激進，主張不斷革命、趁熱打鐵。另一邊是一個幾乎完全相反的人。

斯大林的聲音尖細，不適合演講。臉上有年輕時生病留下的麻點。俄語說得不純正，帶著濃重的喬治亞口音。放在人群裡，沒人會把他當成領袖候選人。

他真正的武器是組織。當托洛茨基在臺上慷慨陳詞時，斯大林在幕後控制人事安排。人事即政策，這句老話之所以是老話，因為它對。他把自己經營成一個溫和派、一個協調者、一個在別人激動時保持冷靜的人。等到人們反應過來，托洛茨基已經被邊緣化、被妖魔化、被驅逐，最後死在墨西哥城。

柳列維丘斯說，理解斯大林有一個前提：必須忘掉我們知道的後事。忘掉大清洗，忘掉個人崇拜，忘掉那個後來被稱作「帶電話的成吉思汗」的人。回到20年代初，斯大林在人們眼中是那個能平息爭論、用務實方案解決理論分歧的人。

他掌權也不是靠打出來的。是列寧把他提拔上去的。列寧覺得他粗糙、不夠世故、不夠有世界眼光，但可靠、忠誠、能幹事。列寧晚年確實對斯大林對待同僚的粗魯感到擔憂，在遺囑裡警告過。但列寧根本上是把自己當成不可替代的人，這對解決接班問題毫無幫助。

關於斯大林到底信不信那套理論，柳列維丘斯提了一個值得琢磨的判斷。人們習慣認為，一個做盡惡事的人，意識形態只是他的遮羞布。他傾向於認為這是個假兩難。掌握一套宣稱能預知歷史走向的理論，和把自己的權力膨脹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這兩件事在斯大林身上完全可能互相強化，彼此成全。他甚至樂於看自己的忠實追隨者受折磨、坐立不安。這個想法本身就很可怕。

## 紙上完美的計劃，田裡餓死的人

布林什維克跟農業的關係一直很彆扭。農民幾千年來只想要一件事：讓他們安安靜靜種自己的地。這就是他們的烏托邦。而馬克思的歷史圖景裡，農民的位置幾乎為零，被他輕蔑地稱作「一袋袋土豆」，眼界狹窄，沒有更大的革命目標。

工業化才是進步。煙囪、濃煙、被工廠改造過的地貌，在馬克思和後來的布林什維克眼裡是美好的。他們的目標是讓農業也變成工廠模式，用工廠化的農場取代獨立農民。於是有了集體化。它的核心目的很實際：把糧食產出牢牢抓在國家手裡，避免再出現內戰時期城市捱餓、工廠停工的危機。

執行的後果是一場大規模的人道災難。農民剛在革命中分到的土地又被收走，勞動的積極性隨之消失。你要是比鄰居多養了一頭牛，你就是「富農」，就是剝削者，就要被批鬥，哪怕你其實在帶動當地的農業發展。配額一層層往上加，沒人能完成，完不成就得瞞報。上上下下都在篡改資料、修飾報表，只為了不顯得難看、不招來報復。一個號稱掌握精確統計、能制定全國五年計劃的龐大機構，腳下的地基全是沙子。

柳列維丘斯特別強調一點：這場災難裡，有一部分是意外，有一部分是故意的。資料造假是意外。但在農村故意製造階級衝突、故意挑動內戰，這是明確的計劃。它帶來的一個後果，是逆向淘汰。最有事業心、最自律、最會組織的人，一輪一輪被篩掉。社會發出的訊號很清楚：平庸比才華安全得多。

這套篩選機制後來被原封不動地移植到知識分子身上。在蘇聯，做一個獨立的人、發出不順從的聲音，代價極大。列夫·科佩列夫後來成了持不同政見者，他在回憶錄裡寫自己當年就是被派下鄉執行徵糧政策的年輕人之一，親眼看著一戶戶人家最後的糧食被拿走，餓死的跡象已經出現在眼前，而他沒有崩潰，沒有自殺，因為他當時真心相信這是正當的，這是更大的歷史程序，會帶來更大的善。

## 大恐怖：連忠誠也救不了你

1936到1938年，約75萬人被處決，超過一百萬人被送進古拉格。柳列維丘斯點出了一個最讓人不寒而慄的機制：恐怖會自我繁殖。

地方上的鎮壓機關被下達配額，必須完成指標，超額完成還能升官。於是鄰居半夜被帶走，人們不敢談論。有人被鼓勵去揭發同事、鄰居甚至家人，被抓的人受刑後供出更多人，供詞又牽出新的名單。整個機器開始吃自己。

最殘酷的地方在於，忠誠也沒用。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裡到處是這樣的故事：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被抓進古拉格，堅信一定是搞錯了，只要斯大林同志知道這件事，一定會糾正。同時，他看到別人被指控同樣的罪名時，又會想，既然被抓了，背後總有點什麼吧。

奧蘭多·費吉斯的《耳語者》追蹤了幾個家庭在斯大林時期的歷史，記錄下一個社會、包括它最聰明的一批人，如何在這套逆向淘汰裡一輪輪被碾過。這種機制的效果是把一個社會的信任紐帶徹底打碎。它的痕跡一直留到今天。

## 納粹和共產主義：死敵，也是映象

法西斯這個詞最早來自義大利。墨索里尼，一個曾經的社會主義者，拼出一套推崇國家至上、全民軍事化、否定個人權利與代議民主的綱領，把權力交給一個領袖，在和平時期複製戰時的總動員狀態。

納粹從法西斯那裡借了很多，但有一樣東西是他們獨有的核心：種族主義。反猶、種族鬥爭，這套瘋狂的宇宙觀從一開始就寫在納粹的綱領裡。他們給自己取名「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這個奇怪的名字本身就是設計出來的，從政治光譜各處抓來口號，拼成一種陌生的新東西，宣稱自己超越了所有舊的政治分野。戈培爾那樣的角色強調「社會主義」那一半，另一些人把重音牢牢壓在「民族」那一半。

納粹和共產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是死敵。在納粹眼裡，布林什維克的經濟理論是假的，本質是一場種族陰謀，所以他們造出了「猶太布林什維克主義」這個說法。在蘇聯眼裡，納粹本質是超級資本主義的陰謀，是資本主義垂死掙扎時推出的打手。兩邊對現實的判斷都荒唐到極點。

但柳列維丘斯提醒我們，這兩者也有一些共享的東西。他們都認定民主的時代已經結束，19世紀那一套代議制、人權、古典自由主義已經破產。一戰打死幾千萬人，大蕭條又證明經濟體系不行了，在很多人看來這些舊信念確實沒什麼說服力了。

更諷刺的是他們之間的合作。1939年8月23日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官方說法是互不侵犯，裡面卻有秘密條款，兩個政權在莫斯科把東歐的勢力範圍劃了。這份條約讓希特勒得以發動二戰。兩個宣稱不共戴天的政權，在利益面前配合得相當順暢。

1950年代，一批政治學者試圖解釋這些政權為什麼看起來那麼像。漢娜·阿倫特提出了極權主義模型。她說這種統治是全新的東西，跟古代野蠻的復辟沒有關係：它不只要求被動服從，它要求狂熱的忠誠，它把恐懼和強制結合起來，讓整個社會原子化。有人批評說，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政權真正實現對人口的完全控制。阿倫特的意思其實是，真正新的東西是那個野心本身：宣稱有可能對全體人口施加徹底控制。她真正讓人不安的一問是：這會不會正是未來的樣子？

## 希特勒的東方藍圖

聊到二戰，柳列維丘斯回應了歷史播客主播達雷爾·庫珀的兩個說法。庫珀稱丘吉爾是二戰的「頭號惡人」，說他把希特勒逼得把戰爭從波蘭擴大到全球；又說對猶太人、波蘭人、斯拉夫人、吉普賽人的大規模屠殺是戰爭的副產品，而且餓死已經是當時最人道的處理戰俘方式了。

柳列維丘斯用了很重的詞：這一整套是荒謬的。他指出，說丘吉爾逼希特勒升級戰爭，前提是徹底無視納粹意識形態。納粹的世界觀從來不是有限的，它指向的是世界統治。他們執政後就推行一套叫「地緣政治學」的教育，鼓動德國人把自己當成爭奪世界未來的超級大國之一。

他還提到，過去幾十年總有人試圖論證二戰是偶然事件、是誤判的產物，說如果拋開希特勒的意識形態，他其實是個俾斯麥式的傳統德國政治家。問題一眼就能看出來：拋開意識形態去分析希特勒，本身就註定失敗，因為那套意識形態是他自己在《我的奮鬥》裡寫得清清楚楚的。

至於屠殺是副產品，歷史事實直接打臉。入侵波蘭時，納粹就發動了「坦嫩貝格行動」，派出一批受過專門訓練、意識形態上早有準備的殺人部隊，清除波蘭的精英，同時殺害猶太人。這發生在入侵蘇聯之前很久。在《我的奮鬥》裡，納粹對東歐的計劃也早就寫得明明白白：征服和種族清洗，規模巨大。

希特勒和希姆萊設想的是東線永久戰爭。不要和平條約，不要邊界，他們要的是每隔一代人就把邊界向東推進幾百英里，不斷奪取更多生存空間，同時讓一代又一代德國士兵獲得戰鬥經驗和侵略性。希姆萊還說過一句令人作嘔的話：一部分斯拉夫人會被立即處死，另一部分不會被驅逐或消滅，會被留下來做「我們文化的奴隸」。這一句話就玷汙了德語裡「文化」這個詞此前幾百年的全部含義。

希特勒的烏克蘭在他眼裡是最大的獎品之一。納粹為此制定了「東方總計劃」，一稿接一稿地修改，即使東線戰局已經逆轉也還在改。計劃裡包括讓日耳曼主人種族沿著高速公路去克里米亞度假，包括在烏克蘭遼闊的土地上科學分佈農業定居點，用來供養一個擴大且純化了的日耳曼種族。這件事處在納粹野心的正中央，不在邊角。納粹對德國自己的基因庫也打算進行無情清洗，殘疾人、被判定種族不夠純正的人，同樣在受害者之列，哪怕他們明明是德國人。

所以庫珀說二戰是「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柳列維丘斯也不能同意。他可以舉出更壞的情形：蘇聯被征服，東線永久戰爭持續幾代人，死上幾億人；或者納粹手裡有了原子彈，並且毫不忌諱使用它。

## 毛澤東改寫的那一頁

輪到中國，馬克思恐怕會更加意外。革命不但發生在一個尚未工業化的國家，而且毛澤東把農民從「一袋袋土豆」改造成了革命的主力。波蘭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寫三卷本《馬克思主義主流》時，寫到毛主義幾乎要攤手：這已經跟原始設計對不上了。

毛澤東和斯大林的關係一直很複雜。他需要斯大林的支援，因為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是懷疑的，認為中國離革命成熟還很遠，這種判斷其實更接近正統馬克思主義。1950年他去莫斯科籤同盟條約，被晾了好幾天，這個冷落是刻意做給他看的。斯大林1953年一死，毛覺得自己可以接替蘇聯、成為國際共產主義的新領袖。

大躍進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它的目標是一夜之間讓中國工業化，甚至要超過斯大林當年想做而沒做到的。小高爐建在農業合作社裡，農田被合併成超大規模的公社，彷彿規模大本身就等於效率高。還有消滅麻雀和昆蟲的運動，企圖靠純粹的意志展示對自然的掌控。蘇聯那套由李森科這種偽科學家推行的農業技術也被搬了過來，深耕到種子根本沒法發芽的程度，卻被說成能長出超級作物、實現大豐收。

結果大約四千萬人死於飢餓或暴力。就數字而言，毛確實超過了斯大林。他還做過一些連自己身邊人都擔心的預言：也許到1961年，也許到1973年，中國就會率先實現完全共產主義，也就是馬克思所描繪的人類終點。他身後，同僚們把這個時間表往後退，改成「2000年實現」。這類承諾對政權有用，能製造熱情，能把真實成功的希望吊在眼前。但日期一到、目標沒實現呢？這就是一顆定時炸彈。蘇聯的信任就是這麼一點點被侵蝕的。

1957年的「百花運動」是另一件事。官方名稱叫整風運動，毛澤東在大躍進之前已經感到自己威望受損，需要找回勢頭。歷史學家對這場運動到底怎麼解釋還爭論不休。最陰暗的一種說法是：他先鼓勵知識分子暢所欲言、提建設性批評，然後在他們真的開口之後，毫不留情地清算他們。另一種說法是，他本來沒料到大家會說什麼，看到那些意見後變得焦慮、憤怒。無論動機如何，結果一樣：又一次逆向淘汰，最敢想、最有才華、最聰明的人被狠狠懲罰，而給體制內官員的訊號也很清楚，別冒進，別提改革，守住老一套最安全，哪怕這樣下去是停滯。

柳列維丘斯對毛有一個精準的觀察：毛把人性看成「一張白紙」，可以在上面寫任何字。這跟我們在現實中遇到的人的複雜性差得太遠。在一個像中國這樣龐大、社群又極其多樣的國家，推行一刀切的方案，必然出大問題。中國歷史上一再證明過的商業活力、經濟活力，被塞進僵硬的模具里長期壓制。毛去世之後，從鄧小平那一代開始，這些能量才被重新放出來。

1981年中共對毛做了一個歷史評價：七分功，三分過。柳列維丘斯開玩笑說，不多不少，正好七十，不是六十九也不是七十一。這裡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對比：赫魯曉夫1956年可以用秘密報告譴責斯大林，回到列寧那裡去；中國做不到，因為毛扮演的是列寧的角色，是創始人本身，沒法拋棄，斯大林那樣的位置在中共這裡並不存在。所以中國只能一邊不否定毛，一邊開啟新的經濟冒險，對外開放、接入世界市場，前提是黨牢牢掌握政治權力。

## 美國也有共產主義

美國共產主義運動有它自己的故事。它成立於1919年，一路經歷了幾輪紅色恐慌。有一個長期流傳的說法是社會主義在美國比歐洲更難紮根，這大體是對的，但也正因如此，這段歷史更有意思。

第一個挑戰是移民色彩。早期美國共產黨在很多人眼裡就是移民的黨，來自歐洲的社群裡有大量社會主義者，他們內部又有激烈的派系鬥爭。很多美國工人看著這個運動，覺得陌生、疏離。直到土生土長的厄爾·白勞德當上領導人，這個形象才開始改變。白勞德提出過一句口號：「共產主義就是20世紀的美國主義」，他想讓共產主義在美國本土的政治話語裡紮根。他的政治生命很短暫，因為他主張二戰期間的蘇美合作可以永久化，冷戰緊張局勢抬頭之後，這種主張變得不可接受，他被黨內拋棄了。

第二個挑戰是間諜問題。30、40年代，一部分美國共產黨人被蘇聯情報機關招募。惠特克·錢伯斯1952年出的《見證》是20世紀最有分量的書之一，他本人先當共產黨人，再當蘇聯間諜，然後背叛了這一切。書裡既有這個人古怪的個人氣質，也有那種「人類未來繫於此」的宏大張力。

1939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對美國共產黨是一次災難。簽約之前，他們把納粹德國罵成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簽約之後，他們必須在宣傳上瞬間轉向，宣稱這是和平與人類和諧的重大勝利。很多美國共產黨人咽不下這口氣，直接退黨或逐漸疏遠。冷戰、無孔不入的間諜活動，加上好萊塢，一起把共產主義在文化上釘成了美國理想的對立面。被釘成對立面的，除了經濟政策和政治制度，還有那個詞、那抹紅色、那把錘子鐮刀。

## 普京手裡的歷史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缺少一次徹底的歷史清算。解體初期，新史料開放，媒體、記者、歷史調查一度非常活躍，人們急切地想弄清楚這幾十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但這個階段沒持續多久，人們就退回到眼前的生計裡去了。經濟上的困頓、幾十年實驗累積的損傷，讓人幾乎沒有餘力去做反省。

結果是幾乎沒有問責。沒有紐倫堡式的審判。柳列維丘斯特別提到，紐倫堡審判最重要的目標之一，是收集和公開資訊、製造關於過去真相的知識和透明度，對個人的判決倒在其次。這些在俄羅斯都沒有發生。

普京上臺後，他能做的反而是把各種互相矛盾的歷史記憶打包混用。沙皇被重新樹立為俄羅斯國家性的英雄。列寧被他視為負面人物，因為列寧設計的聯邦制在普京看來給國家埋了一顆定時炸彈，最終讓蘇聯碎成一堆獨立國家。斯大林呢，承認代價慘重，但也承認他是俄羅斯國家性的有效代表。

關於烏克蘭，柳列維丘斯引了一句流傳很廣的話：沒有烏克蘭的俄羅斯可以是個民族國家，有烏克蘭的俄羅斯只能是帝國。2022年入侵時，普京的預期是烏克蘭會分裂，相當一部分烏克蘭人會歡迎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