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爾西·加巴德：戰爭、政治與軍工複合體 > 前國會議員談美軍介入海外衝突的動因、軍工利益集團與政治話語的變形。 - 原標題：#423 – Tulsi Gabbard: War,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 期數：第 423 期 - 釋出日期：2024-04-02 - 嘉賓 / 主題：圖爾西·加巴德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tulsi-gabbard/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tulsi-gabbard/ - 精讀字數：約 11051 字（閱讀約 25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2005年，伊拉克戰爭打得最兇的時候。一個二十多歲的夏威夷女孩每天早上到崗，第一件事是翻開一份名單。名字，部隊番號，能查到的話還有位置，以及傷情。全國範圍內前一天所有戰鬥負傷人員的清單，一頁接一頁。 她的任務，是在這份名單裡找到近3000名來自夏威夷國民警衛隊計程車兵。看到熟悉的名字，就得一路追下去：人在哪兒？得到救治了嗎？能不能撐到返回部隊？還是必須後送？先送到當時位於德國蘭茨胡特和拉姆施泰因的軍事醫院，再轉回德州布魯克陸軍醫療中心（專治燒傷），或者沃爾特·裡德。然後一直跟到他們最終回到家人身邊。 這個女孩叫圖爾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那年她剛從夏威夷州議會辭掉席位，自願隨所屬部隊部署到伊拉克。後來她做了四屆國會議員，2020年競選過美國總統，如今是美國陸軍中校，出了本新書叫《For Love of Country》。 她在 Lex Fridman 的播客裡說，這份差事從來沒變成例行公事。 > “它從來沒有變成‘好吧，看一眼名單，勾勾選項’那種事。那是每天都直面戰爭代價的現實。我的朋友在戰鬥中陣亡了。”（Tulsi Gabbard） 名單上每一個名字背後，是一個丈夫或妻子、父母、兒子和女兒。這些人不知道前線真正在發生什麼，他們只知道新聞裡播的那些。她父親後來告訴她，每次電視上出現直升機被擊落或者路邊炸彈的訊息，全家人都會屏住呼吸，直到確認是誰、是什麼。 ## 35美元的香蕉，和每月500美元的菲律賓母親 伊拉克那個營地是當時比較大的一個。加巴德回憶，營地裡任何一件事，都印著 KBR 哈里伯頓（Halliburton）的標誌。吃飯的地方軍方叫 DFAC，一天供四餐。KBR 從尼泊爾、斯里蘭卡、菲律賓招來工人做飯、打掃。 她好奇納稅人到底花了多少錢，就去打聽。答案是：一個士兵走進食堂，拿根香蕉出來，按人頭算，一頓35美元，一天四頓，幾千幾萬人。 夏威夷有龐大的菲律賓社群，部隊裡也有不少菲律賓裔士兵。他們很快和那些菲律賓工人交上朋友。工人們常躲到帳篷後面，架起自己的電飯鍋煮飯，那才是真正好吃的東西。聊熟了以後加巴德問，你們一個月拿多少錢？平均500美元。 500美元一個月，乾的活是清理移動廁所、撿垃圾、食堂幫工、洗衣服。軍方希望士兵只做士兵才能做的事，這邏輯講得通。但她把兩件事放在一起看的時候，賬就不對了：一家公司賺著上萬億美元，而這位菲律賓母親一個月拿500美元，一週可能休一天，其餘時間每天干12小時。她問，你多久能回一次家？回答是：公司每兩年讓他們回去兩週。 > “那是個讓我大開眼界的經歷。在夏威夷長大，說實話我以前沒怎麼想過這些。但正是它讓我第一次部署結束回來之後，沒辦法再回到從前那種生活。”（Tulsi Gabbard） 她知道自己得想辦法，用這些經歷去做點什麼，去影響那些決定發動政權更迭戰爭、把穿制服的男女送進戰場的人。至於這一切到底為了什麼，她想要一個答案。 ## 艾森豪威爾的警告，今天比六十年前更管用 Lex 問她，像哈里伯頓這樣的公司，怎麼能靠著一根35美元的香蕉全身而退？ 加巴德的回答很直接：他們會說，把一個國家的後勤穿過戰區運進來，成本就是高。但真正讓他們全身而退的，是政治關係、遊說團隊、跟政客的交情。艾森豪威爾1961年在告別演說裡警告過的那種國會與軍工體系之間的親密關係，不但還活著，而且活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這套機器有多強大？她不認為可以誇大。 五角大樓的旋轉門是明面上的。穿軍裝的高階將領，和國防部的高階文職官員，很多人在這份工作裡幹著幹著，就已經在給自己離職後的大額回報鋪路了。她舉了現任國防部長的例子：以將官身份退役，去一家大型防務承包商的董事會任職，然後又回來當國防部長。國會也一樣。寫合同的人，寫完去中標那家公司上班；寫政策的人，寫完去做同樣的事。 這也解釋了一個現象：為什麼在華盛頓，問一句“我們的退出計劃是什麼”，會被當成異端。 Lex 說他一直覺得奇怪，為什麼在會議室裡問一句“我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待了這麼多年，退出方案是什麼”，需要那麼大的勇氣。加巴德說，因為那不是蠢問題，那是最基本的問題。可是在那樣的房間裡，問出這種問題的人，要面對四星上將、國務卿、國防部長的怒火。於是即便有人心裡清楚這條路可能走得很糟，本能反應也是自我審查，閉嘴。 > “他們不想成為房間裡那個唯一說‘各位，咱們先喘口氣，把這事想清楚’的人。想清楚這個行動會引發什麼，世界上其他玩家會怎麼反應，我們又怎麼回應他們。軍隊裡管這叫二階、三階、四階效應。”（Tulsi Gabbard） 她說，這正是這套體制最大的代價之一：它摧毀那些呼籲和平的人、那些提出反方意見的人的聲譽，讓他們被取消、被審查。結果是，在那些關鍵的歷史時刻，房間裡沒有人敢說話。 ## 什麼時候打仗是正當的 Lex 提到，加巴德在政治生涯裡有時候被叫鷹派，有時候被叫鴿派。她自己的標準是這樣的： > “當戰爭最符合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並且是最後手段，所有外交努力都已經窮盡，為了確保美國人民的安全、保障和自由，戰爭是唯一剩下的路，這時候它才是正當的。”（Tulsi Gabbard） 這是個漂亮的頂層原則。但現實裡全是泥。 比如恐怖主義。9·11之後，美國在“反恐戰爭”的旗號下打了一場又一場。加巴德說她支援最初那個任務：一小隊美軍進入阿富汗，追剿基地組織分子和本·拉登。那個任務本應被聚焦、被執行到底。 但注意力很快被轉走了，轉到了建立在虛假前提上的伊拉克政權更迭戰爭。阿富汗戰爭膨脹成一個關於政權更迭、治理和塔利班的東西，追基地組織和本·拉登反而成了次要的。到後來，連將軍們都很難說清楚：這裡的目標是什麼？我們在努力完成什麼？勝利長什麼樣？什麼時候算該撤了？ 她提到《阿富汗檔案》（Afghanistan Papers）裡那些被披露的記錄：對這些最基本問題的回答，隨著時間在變，在很長的時間裡一直在變。 伊拉克也一樣。她承認自己當時買了很多政府和兩黨在國會推銷的說法。但很快，人還在伊拉克的地面上，眼睛就被開啟了：他們被大規模地欺騙了。那場拖了很久的戰爭，做出來的決策最終壯大了基地組織，催生了 ISIS，反而削弱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 > “理解你試圖擊敗的敵人，是制定戰略的前提。”（Tulsi Gabbard） 她點名批評了奧巴馬政府的一個做法。當時她在國會指出，反恐這場戰爭必須在軍事和意識形態兩條線上同時打，而意識形態這一線，也就是用一個更優越的意識形態去擊敗他們的意識形態，整個美國政府在失敗。因為害怕被貼上“伊斯蘭恐懼症”的標籤，奧巴馬政府拒絕準確指認驅動這些恐怖組織的是什麼意識形態，改用了一個詞叫“反制暴力極端主義”（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並且把這個說法推廣到整個聯邦政府。 她的判斷是：你連敵人是誰、他為什麼這麼做都不敢說清楚，就別指望能阻止他的攻擊。 2021年她最近一次部署在東非和索馬利亞。那裡的青年黨（al-Shabaab）和基地組織、ISIS、哈馬斯信奉同一套意識形態，是整個地區給基地組織提供資金的主要團體之一。它被放任成長壯大。 > “任何一位總統、任何一個政客都可以宣佈一場戰爭結束。但當你的敵人仍然執意於他們的目標，也就是建立伊斯蘭哈里發國、摧毀以色列、滅絕猶太人，殺掉或者歸化任何不服從他們意識形態的人，這場戰爭就還在繼續。我們的領導人越把頭埋進沙子裡假裝‘這不存在的’，他們就會越強大。”（Tulsi Gabbard） 那到底怎麼打？她說，先得清楚他們是誰、在哪裡、為什麼這麼做。然後跟其他國家建立關係，國家領導人也好，宗教領袖也好，跟那些同樣想擊敗伊斯蘭恐怖分子的人站到一起，形成統一戰線。具體怎麼行動，要看地面的細節。 她在索馬利亞和伊拉克都見過這樣的例子：伊瑪目認識到這些恐怖組織對自己的人民和社群也是威脅，於是用自己的伊斯蘭教義去對抗那套恐怖主義意識形態，在民眾中傳播和平。 > “戰爭是醜陋的，是混亂的，也是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不幸的現實。所以我堅信我們必須始終追求和平，但我不是和平主義者，我是現實主義者。”（Tulsi Gabbard） ## 加沙：一個建國八十年的難題，和一次具體的抉擇 Lex 把問題拋得很尖銳：以色列說要摧毀哈馬斯，但每一個平民的死亡都是仇恨的催化劑，可能是代際的仇恨。以色列在製造無法估量的仇恨，同時說要消滅哈馬斯。這兩件事怎麼處理？ 加巴德的回答是，以色列的做法必須儘可能劃清界線。她知道這很難，哈馬斯這樣一個恐怖組織深深嵌在加沙的民眾之中。但應該被承認的是，巴勒斯坦人民也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在沒有這個恐怖組織壓迫的情況下自由、和平地生活。就像以色列人民也想和平、自由地生活，不受一個想滅絕他們的恐怖組織的威脅。 她把話題引到了以色列內部政治。以色列政府裡有些人不希望加沙有巴勒斯坦人，希望他們去別的國家安置。她說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會進一步加劇那裡不斷增長的仇恨和怨恨。 > “很不幸，這是幾代人的挑戰。很多以色列人和很多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怨恨和緊張，只有當代表這兩個民族的強有力領導人出現，願意走到一起，認識到唯一的出路是讓過去留在過去、在未來找到和平之路的時候，才可能解決。”（Tulsi Gabbard） ## 烏克蘭：唯一的路，和一條被堵死的路 Lex 問她希望烏克蘭戰爭怎麼結束。 她的答案沒有繞彎：唯一的結束方式，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代表坐下來談，談出一個雙方都不會完全滿意、雙方都必須做出讓步的協議，然後雙方都能走開，戰爭結束。 她說，真正令人心碎的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周之後就開始的、正是為了做這件事的努力，被拜登-哈里斯政府和其他西方力量阻撓了，代價是大量無辜者的生命。 > “我在烏克蘭有朋友。我去過那裡不止一次。當我聽朋友們說她們多麼害怕丈夫被徵兵、害怕在街上被拉走、害怕要躲起來，聽她們說朋友和家人死在這場戰爭裡，那種感受是很難受的。”（Tulsi Gabbard） Lex 問她，美國總統在這裡面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是不是應該讓澤連斯基和普京坐到一起？ 她說，理想情況下，是的，這件事早就該發生了。但問題在於，拜登-哈里斯政府從這場戰爭一開始的表態和評論，基本上指向他們的目標是摧毀俄羅斯。這也是他們支援戰爭打下去、並且阻撓和平努力的原因之一。誰是最有效的中立調停人，誰就是最合適的人。拜登-哈里斯政府現在該扮演的角色，是去鼓勵澤連斯基坐下來開始這個程序。 Lex 說他因為相信“對面也是人”這件事被人說天真。哪怕是在私下，哪怕只是幽默感，澤連斯基和普京都是很聰明、很機智、有時候甚至很有趣的人。這是戰時，平民和士兵在死，有仇恨，但如果你能越過這些看到兩國人民的未來、看到人們的繁榮、看到停止死亡，在那個位置上，基本的人性連線是可能的。 加巴德說她完全同意，這一點都不天真，歷史上有太多例子證明這種力量的真實性。古巴導彈危機裡，肯尼迪必須找到一條秘密渠道跟赫魯曉夫溝通，繞開那些敦促他採取軍事行動的軍方指揮官，去找到那個共同點：我們倆最終想要的是同一件事，誰都不想發動一場災難性的核戰爭，那咱們把這事解決掉。 Lex 補了另一半：也有張伯倫和希特勒見面的例子，張伯倫被希特勒的魅力騙了，以為他無意入侵和摧毀世界。加巴德的回應很乾脆：要聰明，別被騙。 ## “她愛上了獨裁者” 2017年，加巴德去敘利亞見了阿薩德。競選總統期間，她因為拒絕把阿薩德稱為戰爭罪犯而被猛烈批評。 她的邏輯是：我們需要有勇氣跟盟友見面，也有勇氣跟對手見面，為了和平，為了增進理解。如果政策是透過官僚和媒體的鏡片和屏障做出來的，那總統、國會議員就沒法用美國人民需要的那種清晰度來做決定。 她去了大馬士革，見了阿薩德，也見了敘利亞的宗教領袖，在街上跟人聊天，跟大學生聊天，跟希望阿薩德下臺的反對派人士聊天，跟當地的執法人員聊天。幾天裡見了一大堆人。回來的指控是：哦，她愛獨裁者。 > “我們國家一些最有影響力的聲音，僅僅因為你說‘嘿，我們不該去打這場仗，還有另一條路’，就把人標成獨裁者的情人或支持者，這是一種很可悲的狀況。”（Tulsi Gabbard） 她說她不是一個人。當年反對伊拉克戰爭的人也被貼過類似的標籤，直到反伊戰在政治裡變得流行。現在輪到她、塔克·卡爾森和其他說“我們不該透過烏克蘭對俄羅斯打這場代理人戰爭、不該拿烏克蘭人的生命當燃料”的人。你突然就成了普京的情人、普京的傀儡、叛徒、叛國，所有這些指控，最終都是那些不想就真相進行實質性對話的人用的。 她回到美國，本以為可以把自己在敘利亞看到的不同的視角、經歷和故事講出來，讓人們對那個國家發生的事有更寬的理解。結果發現，主流媒體和國會對自己以外的任何視角零興趣。他們那套是：透過武裝和裝備敘利亞境內已知的恐怖分子來發動政權更迭戰爭，推翻這個政權。而對於阿薩德被推翻之後誰來接管，他們沒有任何現實的想法。實際情況是，無論他們扶植哪個反對派團體，都頂不住那些目標就是奪權的恐怖組織。 > “他們沒興趣去獲得真正的理解。這非常令人沮喪，也是關於他們的利益究竟聚焦在哪裡的一堂大課。”（Tulsi Gabbard） Lex 補了一句他常跟人說的：普京也許是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裡最自由派、最鴿派的那一個。所有跡象表明他其實很討厭這場戰爭。所以一旦他下臺或者被推翻，接上來的人只會讓戰爭加速，讓擴張主義和對帝國的渴望加速，而美國軍工複合體會樂見其成。你得想清楚未來是什麼樣，不同的權力玩家是誰，腐敗到什麼程度，現實主義的視角對理想主義的視角。 加巴德接了一句：瓦格納集團前頭目看起來要發動兵變的時候，這件事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MSNBC 和雷切爾·瑪多這些人還在歡呼，說這是好事，卻沒人問一句這個人到底是誰，他在世界各國都幹過什麼，他的統治哲學是什麼，對美國的安全與和平利益意味著什麼。 ## 那套“普京傀儡”的劇本，從她宣佈參選那天就開始跑了 加巴德說，這個標籤是有明確起點的。2013年1月3日她第一次進國會，2021年1月3日是最後一天。八年裡她一直在外交事務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動機就是想在位置上挑戰軍工複合體的影響力，阻止美國不必要地走向戰爭。 所以希拉里·克林頓和華盛頓那幫好戰分子不喜歡她，這不算意外。真正讓她難受的是時間點。 > “我宣佈競選總統是在2019年2月。我走上那個臺子、發表參選演講的那個小時，NBC 新聞就發了一篇攻擊稿，在選民心裡種下懷疑的種子，說我是普京和俄羅斯的寵兒之類的。全是毫無根據的。整個競選期間它像鼓點一樣持續著。”（Tulsi Gabbard） 真正升級是在大衛·阿克塞爾羅德的播客裡，希拉里·克林頓說：“俄羅斯人在培養她。”這話出自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人，前國務卿、前參議員、前第一夫人，在民主黨和選民中擁有並且繼續擁有巨大權力。這一下把事情推到了另一個層次。 依據是什麼？沒有。這是一套用舊了卻依然可靠的劇本，不只希拉里在用，米特·羅姆尼這些人也在用，用來抹黑、摧毀那些敢於質疑他們戰爭目標的人的聲譽。 她提到另一件事。她和一些同事試圖在國會透過立法，刪掉《愛國者法案》裡最嚴重侵犯第四修正案權利和公民自由的那些條款，那些條款讓政府可以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非法監視美國人。他們被叫作叛徒。有議員在眾議院講臺上說，如果透過這個法案，你就要為下一次9·11式的本土襲擊負責。 > “這些都是轉移注意力的戰術，把我們的注意力從真正發生的事情上引開，然後告訴選民：嘿，你不能信這些人。”（Tulsi Gabbard） 她說這種事發生在特朗普身上，發生在小羅伯特·肯尼迪身上，發生在蘭德·保羅這些人身上。人數少，但在增長，至少共和黨這邊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站出來挑戰軍工複合體、挑戰兩黨的好戰分子。 ## 她為什麼離開民主黨 Lex 提到，左派在過去幾十年也挑戰過好戰分子。加巴德承認，但說最近少了。這是她離開民主黨的首要原因之一，書裡專門用了一整章講這件事。 她的判斷是，民主黨已經變成一個反對自由的黨，反對建國檔案裡那些核心和基礎原則的黨。它被一個精英主義的好戰小集團控制著，推著“覺醒議程”往前走。她舉了幾個具體的表現：把一切都種族化；“削減警察經費”的運動；開放的邊境政策；教育政策上辜負孩子；以及推動一套最終否定客觀真相的敘事。 她特別提到女子體育和“女人”這個詞的使用。她認為這是極度虛偽的，而且是對女性的仇恨行為，諷刺的是這來自一個長期宣稱自己是最女權、最親女性的政黨。 > “貫穿每一個議題的根本是，很遺憾，民主黨已經變成了一個被權力慾望吞噬的黨，一種無法滿足的權力飢渴，為了抓住權力、獲得更多權力，他們願意摧毀我們的共和國、我們的民主、我們的自由。”（Tulsi Gabbard） Lex 追問了一句很多人心裡的話：你聽起來像是在說只有民主黨裡全是權力飢渴的人。共和黨那邊你也見過，有些人也愛權力，有時候在法律邊界內，有時候稍微越界。民主黨到底比共和黨糟多少？他不想畫出共和黨的美好圖景。 加巴德的回答很坦誠：這種圖景不存在。書的開場白就寫了，不要天真地以為這種東西只存在於民主黨內部。兩黨都有非常嚴重的問題，特別是那些被權力慾望驅動、又極度害怕失去權力的政客。他們願意做任何他們覺得必須做的事，核心就是奪走我們的自由。因為我們越自由地做自己的決定，哪怕做錯了，也能從後果裡學習，這就是自由社會的美好和混亂，他們越害怕我們。 > “他們如此害怕我們，因為他們把人民、把我們的自由看作他們繼續掌權的核心威脅。”（Tulsi Gabbard） 她說今天的區別在於，民主黨已經變成一個你必須跟領導層步調一致、否則聲譽就會被摧毀被抹黑的黨。他們這麼做，是為了把像她、像小羅伯特·肯尼迪這樣的人做成樣板：你要是出格，你要是挑戰我們，這就是下場。共和黨也幹過同樣的事，也有更關心餵養華盛頓建制體系這頭怪獸的政客。但共和黨不是鐵板一塊，裡面也有一些聲音，而且在增多，她把特朗普也歸入這一類，與尼基·黑利、邁克·彭斯代表的那些“規範”形成對照。 所以在她看來，下一場選舉真正的較量，與其說是一個黨對另一個黨，不如說是選民的機會：把那些反自由的人和好戰分子選下去，把那些承諾遵守憲法、價值觀代表人民利益的人選上來。沒人完美，不該把任何人供上神壇。 ## 拜登與特朗普：各說一句 Lex 提了個不太好答的問題：說說拜登和特朗普各自的優點和侷限。 加巴德說這題很難。她認識拜登很多年，也認識他兒子博，博跟她在同一個時期在國民警衛隊服役。她曾把拜登當朋友，多年來聊過天、一起笑過、在各種場合相處過。當年吸引她的那些正面特質，在他當總統之後沒有體現出來。至於為什麼，她留給評論員去推測。 但她確定的事實是：拜登沒有聽從自己更好的那一面。回頭看他的就職演說，他承諾做所有美國人的總統，競選中承諾做“首席團結者”，把一個深度分裂的國家帶到一起。那是她認識了很多年的喬·拜登，一個跟不同背景、不同政見的人共事過、在某些時刻試圖找到合作方式的人。 > “但每一個轉折點上，他做的都跟他就職演說裡說的正好相反。他留給美國人民的是一個更分裂、更不安全的美國，經濟上如此，國家安全上也是如此，社會和人民都更不自由。”（Tulsi Gabbard） Lex 順勢問：那過去幾十年誰是最強的團結者？他的答案是奧巴馬。加巴德在外交政策上對奧巴馬批評很多，但 Lex 認為，也許有人說只是修辭，可修辭對總統來說很重要，奧巴馬大概是近幾十年最有效的團結者。 加巴德承認，2008年競選期間是的。那個資訊打動了跨代際、跨觀點、跨背景的那麼多人，有人在他當選那晚哭，因為他們感到希望。她認識一些人，把整個人生擱在一邊去為那場競選工作，成為“希望與變革”使命的一部分。她 personally 認識的一些人，在競選期間付出了很多，他贏了之後去華盛頓，想繼續做那件他們以為會延續到競選之後的事。 然後他們告訴她，他們有多心碎。因為他當選之後很快就做了一個選擇：沒有帶來一代不屬於華盛頓建制的新鮮領導人，而是立刻把自己圍在那些“老樣子”的人身邊，那些本質上就是問題一部分的人。後來他的很多行動，證明了他們那種恐懼和心碎是真的。 她舉了個公民自由的例子。奧巴馬當參議員時在參議院講臺上發表過很有力的演講，談他對《愛國者法案》的擔憂、對國家安全域性監控的擔憂、對侵犯第四修正案權利的擔憂。但當他作為總統面對洩露出來的、在他任內依據那些授權進行的監控時，他站到了國家安全國家那一邊，沒有採取行動去糾正他當參議員和競選時正確指出的錯誤。 Lex 追問：為什麼一個總統走進橢圓辦公室之後，那麼難按自己的理想行事？尤其奧巴馬早年那場反戰演講，那種共鳴。 加巴德的回答又繞回那個詞：你到底被什麼驅動，你在怕什麼。 > “如果你擔心的是能不能連任，誰來資助連任，誰來資助總統圖書館和你之後要留下的遺產。”（Tulsi Gabbard） 她提到一個有記錄的例子：拜登承諾過要打擊大型製藥公司，但關鍵時刻，司法部的競選資金受到威脅，他們選擇不行動，儘管他們在阿片類藥物危機這件事上有非常強的案子。這就回到了核心：我們需要有勇氣、專注於做我們選他們去做的事的領導人，需要對金錢和權力的愛有抵抗力的人。而我們是人，會犯錯，天生有缺陷。 輪到特朗普。她說希望他和他的團隊從2016年學到的教訓是：你必須把自己圍在另外一些有勇氣的人身邊，那些不是隻想著下一份政治工作、下一份有線電視合同、自己的名氣、或者怎麼把職位變現的人，而是知道自己在對抗什麼、能真正認真清理聯邦政府裡深植的腐敗和腐爛的人。 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她希望他真的學到了2016年哪裡出了錯：他帶著一個大體上不干預、更聚焦和平的議程進去，卻把自己圍在華盛頓好戰分子的核心圈裡，那些人直接違背了他主張的政策。 強項呢？她說這一點很好指出來，也正是他為什麼被以我們這代人沒見過的力度攻擊，從2016年他參選開始，民主黨、拜登政府就沒停過。他這個人，從各方面衡量，在自己的生活裡是成功的。正因如此，他進來的時候沒有那種想討好華盛頓的慾望，很多別的政客有。他願意挑戰那些所謂的“規範”，而那些規範並不服務於美國人民的利益，它們服務於最有權力者的利益。所以他是一個直接威脅。這種態度，這種不帶著太多政客都有的那種謹慎進來、不想著在派對上做最受歡迎的人的心態，就是他的強項。 ## 她自己的心理：怎麼不被攻擊打垮 Lex 提到自己跟達納·懷特聊過，懷特跟特朗普關係好，說特朗普似乎對攻擊有抵抗力。這在政治遊戲裡是一種心理能力，很多人會被打垮，因為沒人想要那些麻煩。 然後他把問題轉向加巴德本人：你也被攻擊了很多，怎麼自己消化？怎麼不變得憤世嫉俗，或者朝另一個方向過度補償？ 她的回答很平靜：這來自一種清晰的使命感。她在州政府幹過，在檀香山市議會幹過，在國會幹過，但從沒把這一切看作一份“政治職業”，沒有很多政客那種往上爬的野心。 > “我的使命感深深紮根於我一生的願望：讓神喜悅，過一種服務的生活。還有什麼比盡我所能為他孩子們的福祉工作，更能讓神喜悅的呢？”（Tulsi Gabbard） 紮根在這上面，攻擊從不同方向來的時候，哪怕來自曾經的朋友、前同事，甚至家人，因為政治原因轉過身來變成攻擊者，當然難受，尤其是跟你有過私人友誼和關係的人。但她不靠討好政客活著，也不靠討好電視上出現的人活著。只要她在盡力讓神喜悅，她的快樂、滿足和力量就從那裡來。 ## 信仰：神是我最好的朋友 Lex 提到她公開談過宗教信仰在生活裡的價值，談過印度教，談過把《薄伽梵歌》當作精神指南。他問，對神的信仰在她生活裡扮演什麼角色。 > “它是一切。它是我之為我的核心，是我的靈感、我的動機、我找到力量的地方、我找到平靜的地方、我找到庇護的地方、我找到快樂的地方。”（Tulsi Gabbard） 她說這在挑戰、黑暗、心碎、幸福的時刻一直是恆定的。她始終確信神的無條件的愛一直在，無論生活裡發生什麼，神是她最好的朋友。始終記得這一點、冥想這個真相，讓她保持中心和腳踏實地，這對她來說是一切。 Lex 提到印度教一個有意思的地方：它對其他宗教的接納。在很多意義上，它是地球上最美的宗教之一。他問，在經典裡，也在她個人心裡，神是誰？神代表什麼？印度教裡神可以是很多形象，也有那種“神是我們每個人的一部分”、一種連線性的、而非我們之外的單一形象的面向。 加巴德說，關於印度教最常被誤解的一件事是，它其實是一個嚴格的一神教。只有一個神，他有很多名字，描述他不同的品質和特徵。印度教在本質上是獨特的、非宗派的精神實踐。它不是你“皈依”進去或者“離開”的那種宗教。《薄伽梵歌》字面意思就是“神之歌”，裡面傳達的原則適用於所有人。 > “這些是永恆的真理。無論你自認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猶太教徒還是印度教徒，這些真理是永恆的，在所有時代都相關。”（Tulsi Gabbard） 她講自己的成長：小時候的睡前故事同時來自《薄伽梵歌》和《新約》。父親在天主教家庭長大，母親在聖公會家庭長大，兩人在各自尋找與神更個人化關係的精神旅程中被《薄伽梵歌》吸引。裡面有講奉愛瑜伽（Bhakti Yoga）的教導，本質上就是把一生奉獻給與神建立充滿愛的關係。有講業力瑜伽（Karma Yoga）的章節，業力和瑜伽這兩個詞如今都很常見，但它真正的意思是：把你一生的行動用來對他人產生積極影響，用來服務他人。 她說小時候從沒真正理解宗教之間彼此攻伐的宗派觀念，因為她知道、理解並體驗過，宗教真正的意義就是對神的愛。無論你用什麼名字敬拜、怎麼敬拜，那才是宗教真正的意義。 > “我知道神是我最好的朋友。神是我的知己。當我在生活裡為一個問題掙扎，或者在那些獨處的安靜時刻感到焦慮、難過，我轉向神，尋求那份慰藉、那份清晰、那份知道什麼是對的事並且有力量照做的堅定，不斷努力發展那份非常個人的、充滿愛的關係。”（Tulsi Gabbard） ## 結語 這場對話橫跨了伊拉克的傷亡名單、35美元的香蕉、華盛頓的旋轉門、加沙與烏克蘭、一套用了幾十年的抹黑劇本、一部名字裡沒有 TikTok 的 TikTok 法案，最後落在“神是我最好的朋友”。 把它串起來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當一臺龐大、精密、自我延續的機器在運轉的時候，房間裡的那個人敢不敢問一句最基礎的問題。 Lex 在結尾放了艾森豪威爾1961年告別演說裡的一段。那段話今天讀起來一點都不舊：我們被迫建立起一個規模巨大的永久軍備工業，龐大的軍事機構和龐大的軍火工業的結合，在美國經驗裡是新的。我們必須警惕，無論是否被尋求，軍工複合體獲得了不應有的影響力。錯置的權力可能災難性崛起的可能性存在，而且會持續存在。 如果要從這一期裡帶走點什麼，下面這幾件事可以立刻做： - 遇到一個法案，去看文字，別看標題。“反 TikTok 法案”裡真正授權的是行政部門單方面認定“外國對手”，甚至可以觸及有25%財務權益的美國公民，還包含使用 VPN 可能違法的條款。這些都在名字之外。 - 每當有人被貼上“某某愛好者”“某某傀儡”的標籤，先別急著站隊，問一句：被攻擊的是他的立場，還是他提問的方式？這套劇本用了幾十年，從伊拉克戰爭反對者到今天的烏克蘭戰爭質疑者，物件換了一茬又一茬。 - 對任何一場正在進行或提議中的戰爭，堅持問三個問題：目標是什麼？勝利長什麼樣？什麼時候撤？這三個問題在阿富汗問了二十年，答案一直在變。 - 去讀一遍艾森豪威爾1961年1月的告別演說全文，只要十分鐘。六十多年過去，它沒有過期。 - 選領導人時，把“六分鐘內做核決定”這件事認真放進考量。真正要看的是：在最緊張的時刻，這個人是獨立思考，還是跟著房間裡的慣性走。 - 留意你身邊那些願意在會議上問“我們是不是可以不走這條路”的人。那需要勇氣，而這種勇氣越稀缺，代價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