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蒂姆·厄本：部落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社會正義與政治

> 科普寫作者談部落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正義，剖析當下政治對立的心理根源。

- 原標題：#360 – Tim Urban: Tribalism, Marxism, Liberalism,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s
- 期數：第 360 期
- 釋出日期：2023-02-20
- 嘉賓 / 主題：蒂姆·厄本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tim-urban-2/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tim-urban-2/
- 精讀字數：約 7254 字（閱讀約 16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把人類歷史攤成一本一千頁的書，每一頁寫二百五十年，會看到什麼？

蒂姆·厄本（Tim Urban）在新書《What's Our Problem: A Self-Help Book for Societies》裡畫了這張圖。結果是前九百五十頁幾乎一片空白。狩獵採集者在大草原上晃悠，偶爾學會用火，偶爾造出弓箭，然後又是幾百頁的安靜。

有記錄的歷史從第 976 頁才開始。羅馬、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兩次世界大戰、登月、網際網路，全部擠在最後二十五頁裡。我們身處的 21 世紀，差不多就是這本書末尾最後幾行字。

蒂姆在 Lex Fridman 播客第 360 期講起這個比喻，語氣裡帶著一種孩子氣的較真：

> 我們總覺得公元后這兩千年很漫長，羅馬帝國是兩千年前的事，好像已經很久很久了。可人類歷史已經走了兩千多個世紀，這個尺度很難塞進腦子裡。（蒂姆·厄本）

時間跨度本身還好，真正讓他放不下的是那本書裡活過的那些人。

他們和我們一樣會愛上誰，會嫉妒，會和朋友鬧翻，會在夜裡害怕。他們有意識，有感官，有想象，會編故事，會對著星空發呆。他們唯一缺的東西，是我們腳下這座知識高塔。

## 熱水澡是歷史上極少數人才享受過的東西

我們習慣了自己出生在一座知識高塔的頂端。地球是顆球，繞著太陽轉；人是從動物演化來的；人終有一死。這些事對我們像空氣一樣自然，對幾百年前的人卻是足以顛覆一生的發現。

蒂姆說，古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經歷什麼。黑死病在十四世紀橫掃歐洲，人們認定那是上帝的懲罰。他們想不到，罪魁禍首藏在跳蚤身上，是一種叫細菌的微小生物。病因、傳播路徑、應對辦法，全是一片空白。既然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把災難歸因於神發怒就成了最合理的解釋。換到今天任何一個人，站在同樣的資訊條件下，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

他描述這件事時用的角度很奇特：

> 最瘋狂的地方在於，這些人跟我們是一模一樣的靈長類動物。某種程度上我知道當他們會是什麼感覺，因為我也是人。可他們那種生活，幾乎不是這個物種經歷過的那種生活。（蒂姆·厄本）

他舉的例子是熱水澡。

這東西大概一百年前才普及。喬治·華盛頓一輩子沒洗過一次熱水澡，他洗冷水，或者讓人把水燒熱倒進木盆。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沒體驗過那種感受：一個受控的小隔間，下著熱雨，水從頭頂澆下來，你走出去，地板是乾的，水不流到房間其他地方。洗澡這件事被關進了一個盒子裡，不弄溼別的東西。

還有下水道。城市之所以聞起來不像糞坑，是因為有一套系統把汙穢悄無聲息地運走，從我們所有感官裡徹底消失。這件事在古代幾乎不存在。加上老鼠，加上蟑螂，加上瘟疫，加上生病了沒有藥只能疼著熬著，加上不知道病是什麼。

下面這段是蒂姆的原話，把三層東西疊在了一起：

> 他們還會得更多病，得了病又沒有治療手段，所以往往就死了，或者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且他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病，不知道微生物這回事。（蒂姆·厄本）

採訪裡 Lex 說了一句很實在的話：這一切聽起來很浪漫，可如果真把人扔回幾千年前，大概幾個月就適應了，然後又開始覺得不滿。人的尺度會自動校準，這是天性。

蒂姆接過話頭，講了他在感恩這件事上的一個模型。這個模型比它看起來要重要得多，因為後面幾乎所有關於政治的討論，都從它長出來。

## 每個人腦子裡都有一個從 1 到 10 的刻度盤

Lex 問，感恩能不能主動控制。

蒂姆的回答是能，他把它拆成兩層。第一層是個人。

他給了一個刻度的比喻。**每個人腦子裡都有一個從 1 到 10 的刻度盤。**

到 10 是什麼感覺？你低頭看著腳下那座由東西堆起來的山，滿心都是"我太幸運了"。那是一種接近狂喜的體驗，能讓人真的快樂起來。它讓你去品嚐你已經擁有的東西，那是一件很划算的事。

到 6 或 7，你偶爾會這麼想。更多時候眼睛往上抬，盯著你沒有的東西、別人有而你沒有的東西、你以為自己會得到卻落空的東西。蒂姆說，往這個方向看，長出來的可以是嫉妒，可以是渴望；如果你看向的是過去，那就變成怨恨。

到 1，你成了一個徹底的受害者。兄弟姐妹對不起你，父母對不起你，社會對不起你，伴侶對不起你。你沉溺在"我本該有的"和"發生在我身上的壞事"裡。那是一個很不健康的精神位置。

> 任何人都可以走到那個地方去。你可以列出一份望不到頭的清單，說明自己受了多少委屈；也可以列出一份同樣長的清單，說明自己該感激多少東西。（蒂姆·厄本）

他還補了一句很關鍵的觀察。**翻哪一份清單，取決於習慣，也取決於你怎麼被養大。**

這裡有個更容易理解的例子。嬰兒紙尿褲的廣告永遠在拍柔軟的棉布、微笑的媽媽、安靜的午後。為什麼有效？因為它賣的東西跟紙尿褲關係不大，它賣的是"你的生活會好起來"這個承諾。人腦對"我擁有的"和"我缺的"這兩條線路的敏感度並不對稱，缺的那條天生更響。刻度盤之所以需要主動去撥，就是因為重力預設把它往下拉。

這個模型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能被放大。一個家庭、一個部落、一個國家，也會集體撥動這個旋鈕。

## 德國在兩次大戰之間，集體把旋鈕擰到了 1

蒂姆認為，納粹德國裡發生的很多事，可以用一種社會性的嫉妒和怨恨來解釋。敘事在人群裡傳播，滲進每個人的腦袋，把整個國家的刻度盤從"感激一切"推到"怨恨一切"。屈辱感需要出口，出口被指給了某一群人。這個機制不需要每個德國人都變壞，它只需要足夠多的人相信自己是受害者。

所以他不滿足於只描述個人心態，他要問的是：一個社會怎麼才能不掉進那個"1"裡？

他講到影響一個人的東西有兩層。一層是自己腦子裡的狀態，另一層是周圍的文化。周圍的文化像一圈圈同心圓，最裡圈是你身邊的人。如果這群人習慣談感激，你就被這種語氣包住，跟外面的大氣候隔開一層。麻煩在於很多時候每一圈都在說同一件事，身邊的人這麼想，社群這麼想，整個國家也這麼想。

**一個社會里最響的那種情緒，會慢慢變成那個社會的預設設定。**

## 愛國是感恩，排外是怨恨

順著旋鈕往下講，蒂姆做了一個區分，值得慢一點讀。

他認為美國語境裡的愛國主義，如果把排外那個分支剝掉，本身是好事。原因在於愛國主義的底子是一份感激之情。

一個美國人說"我們住在全世界最好的國家"，其他國家的聽眾往往不愛聽。蒂姆覺得，這句話翻譯過來，其實是"我很感激這個國家給我的一切，以及它為這個世界做過的事"。

他舉了個反例。如果換成菲律賓人說"菲律賓是全世界最好的國家"，美國人不會覺得這是沙文主義，反而會覺得很好、很酷。同一句話，換個人說就順耳了。聽完的人感受到的東西不一樣：前者像在說"我比你強"，後者像在說"我愛我自己的地方"。

> 愛國主義是一種團結的感覺，也帶著一種隱含的感激。可這個東西很快會滑向排外的民族主義，所以你得確保它別從懸崖上掉下去。（蒂姆·厄本）

他在書裡用"高度執行的進步主義"和"高度執行的保守主義"對應愛國主義的兩種寫法。一種愛的是這個國家代表的那套傳統，一種愛的是推動這個國家往前走的那些人。這兩條路從智識上都站得住，都是同一份愛的不同表達。

分界線在愛的方向。**同一份愛，一旦滑到"我們最好，所以你們不好"，就變成了排外；一旦滑到"我們受夠了委屈，都是他們害的"，就變成了怨恨。**前者看向外面，後者看向過去。兩個都是刻度盤被擰錯了位置。

這也是他那本書整個框架的起點。他要診斷的是整個社會腦子裡那個刻度盤被誰撥到了哪個位置，具體的政治立場反倒不在射程裡。這個取向讓書在當下的輿論環境裡顯得很不合群，因為它不提供站隊的位置。

## 如果成吉思汗沒出生，蒙古人還是會往外衝

Lex 把話題轉向書裡的另一張圖。歷史被切成一個個二百五十年的方格，每格放一個代表人物。

從甘地、莎士比亞、聖女貞德、成吉思汗、查理曼、穆罕默德、君士坦丁、耶穌、克利奧帕特拉、亞里士多德，一直到佛陀。最後十一頁，大約兩千七百五十年。Lex 挑了個刺：放甘地不放希特勒，讀者大概要吵起來。

蒂姆說，最讓他震動的是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人"。

> 佛陀是個男人，他有過胳膊、腿和手指甲，他咬過指甲，他有喜歡的食物，可能有時候消化不好，他被劃傷會疼。（蒂姆·厄本）

耶穌也曾經是胎兒，是學走路的傻嬰兒，會因為什麼不順心發起脾氣。蒂姆開玩笑說，佛陀大概從沒發過脾氣，畢竟神話裡的他不一樣。

成吉思汗更狠。他本來是蒙古草原上一個極窮的放牧少年，被掠為奴隸，十幾歲時和母親、兄弟靠抓老鼠過活。放在當時的視角看，他不過是十三世紀蒙古成千上萬個少年裡的一個。他本可以像另外幾萬人那樣一生默默無聞，被歷史的塵土徹底埋掉。

結果他打穿了歐亞大陸。蒂姆半開玩笑地跟 Lex 說，你和我今天能有這樣的關係，說不定得謝他。

問題於是來了：歷史的方向，到底是被少數幾個人推著走的，還是他們只是恰好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位置，站上了那股更早就在湧動的浪潮？

蒂姆的答案是兩邊都成立，但他緊接著說了一句更有分量的話：

> 有些時候，你完全可以把這個人從地球上摘掉，事情還是會照樣發生。（蒂姆·厄本）

他把成吉思汗當成這類例子。當時中國文明的特定形態，加上特定的氣候，對蒙古形成了一種壓力。他們的騎射優勢、他們的馬匹、他們的組織方式，全都擺在那裡。就算沒有鐵木真這個人，蒙古人遲早也會往外衝，區別只在於能走多遠、規模有多大。

**這類人像是被浪頭捲上去的，看起來是他帶著浪走，其實是浪把他託到了那個高度。**

希特勒又屬於另一種情況。蒂姆的判斷更偏向"如果沒有他，事情很可能不會發生"。前提條件當然得齊：德國得有一戰之後那股深到骨子裡的屈辱，得有大蕭條，得有一整套讓民怨有地方去的社會環境。可這些條件湊齊了，也未必會湊出一個人來把每個條件都用上。

他那句評價挺狠。一個脾氣暴躁、被藝術學校拒之門外的落魄畫家，在畫室裡掀桌子、打老婆、當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本來大機率就是個無名之輩。放到另一條時間線上，他可能把那股演講天賦用在別的地方，也可能爛在某個小酒館裡。天賦在那裡擺著，用在哪，是另一回事。

所以問題不該被簡化成兩種答案。歷史在有些節點上確實由個人決定，在另一些節點上確實由浪潮決定。它更像兩股力量恰好對上了一個介面。有時候是介面等來了人，有時候是人趕上了介面。哪個成分更多，只能一個案例一個案例地算。

他順手把威廉一世也拉進來。有些人靠著手裡一支更好的軍隊、恰好在某個時刻趕上對面出現弱點，就這麼跨過去，然後把基因播撒得到處都是。**幾百年後你看到某個地區的面孔有某種共同特徵，那可能真就是這一小撮人的分佈留下的印子。**

## 幾家平臺在同一天拉下同一根閘

Lex 把這個問題拉回現在。如果歷史上個人的作用這麼難判斷，那今天呢？社交媒體那幾個關鍵人物，算不算在擰動歷史的方向盤？

他數了幾個人：馬克·扎克伯格，MySpace 的湯姆，拉里·佩奇，傑克·多爾西，還有現在的埃隆·馬斯克。

MySpace 的湯姆成了一個梗。網友說他才是社交媒體史上最成功的案例：沒有演算法干預，大家都很開心，很正面，然後他把公司賣了，拿了幾百萬美元走人，現在照片還在微笑。蒂姆順口補了一句，湯姆可能正過著一種很舒服的生活，不用面對扎克伯格現在那堆噩夢。

但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人究竟在塑造時代，還是被時代裹著走？

蒂姆給了一個區分，這大概是這期訪談裡最有用的一個定義：

> 所謂領導力，是把事情推向文化力量本來不會去的方向。很多時候一個人看起來像領袖，只是因為他正好踩上了那波文化浪潮，然後衝到了浪尖上。（蒂姆·厄本）

按這個標準，扎克伯格算不算領袖？他確實做過很多真正的領導動作，把一個宿舍裡的小網站推成全球基礎設施級別的存在。

同時蒂姆點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幾家平臺在同一天把特朗普的賬號封了。

同一天。相隔一週都算多，何況是同一個季度。這說明背後有一股更大的力量在同時推動他們，讓他們做出一致反應。那股力量不屬於任何一個人，也不屬於任何一家公司。**如果那股力量真的存在，這些人的個人意志就沒那麼重要了。**

所以他給了 Elon 一個正面的例子。SpaceX 和特斯拉，在他看來屬於真正改變了浪潮形狀的那種領導。當然有人會說電動車早晚會來，可證據不太支援這個說法，至少不支援它在那個時間點來。如果人類最終真的登上火星，那 Elon 在那件事上的作用就更難被歸到浪潮頭上。

至於扎克伯格，就得看元宇宙了。蒂姆承認自己在這件事上判斷錯過。

## 那種"我按了個鍵，螢幕上的東西動了"的感覺

他講了一段很具體的經歷。他去參加 Facebook 的一場大會，試了當時所有的 Oculus 新品。那次他本來想寫一篇長文，後來被這本書吞掉了。

他本來會寫錯。因為他當時的判斷是：這東西有點像當年的任天堂。

> 我第一次按下一個鍵，螢幕上的馬里奧跳了起來，我說，我能讓螢幕裡的東西動。那種感覺，和我第一次看見別人教我用電子郵件時一模一樣。（蒂姆·厄本）

按下回車，對方那邊的東西真的發生了。他說，當你產生這種感受的時候，往往意味著你正在目睹一次正規化轉移。那種體感很難描述，它帶著一種近乎本能的興奮，像有人在你的認知邊界上開了個口子。

十幾年過去，他還在等那個革命。頭顯還是又大又沉，有些體驗讓人反胃，價格也沒低到能隨手買一個。那個"一百美元、簡單、傻瓜式、但真的能給你那種體驗"的頭顯還沒出現。

他說，這東西可能還在等一個對的人。一個像卡馬克那樣的人，把它做得像 iPhone 一樣簡單。然後上面會出現一個殺手級應用，一旦火了，就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入口。

這裡有個細節挺有意思。真正讓個人電腦走進普通人生活的，是圖形介面。Windows 95 之前，大家還在敲命令列。突然之間"視窗"這個概念出現了，你把東西拖進去，雙擊一個圖示，它就開啟。現在看這太理所當然了，可當時它是革命性的，因為它讓機器變得直觀。

**技術的每一次真正普及，靠的都是門檻被降到普通人願意邁進去的高度。引數變強只是必要條件，從來不是那個開關。**VR 卡住的地方就在這裡，它的強度早夠了，缺的是門檻被降下來的那個時刻。

## 好的在指數級變好，壞的也在指數級變壞

訪談的後半段，蒂姆把話頭拉回他那本書最重的那個論點。

他先講了一個觀察到的趨勢。**每一個世紀都在變好。**按人均 GDP 算，按預期壽命算，按貧困率算，按疾病控制算，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一百年。二十一世紀到目前為止，這個勢頭還在。

然後他講了另一半。技術帶來更好的時代，也帶來更壞的時代。嚇人的地方在這裡：

> 如果好的和壞的都在指數級增長，那好時代變得多好都無所謂。只要壞的那一邊到了一定的量級，一切就都完了。（蒂姆·厄本）

Lex 追問，這個"壞會贏"的推斷是不是被誤解了。蒂姆說，恰恰不能這麼看。

他把這個結構講得很清楚。指數曲線看起來像一條貼地的平線，慢到你幾乎察覺不到它在動。然後它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陡然豎起來。人類過去幾百年一直待在這條曲線比較平緩的那段，於是養成了一種直覺：進步是漸進的，危機是能被消化的，最壞的情況總能兜住。

一旦好的和壞的同時進入陡峭段，這個直覺就失效了。**指數曲線不會因為你有善意就拐彎。**

他在這裡用了一個說法，把技術比喻成一種能力放大器。一個能讓人多活三十年的工具，同時也是一個能把破壞力放大三十倍的工具。中間沒有任何機制會自動幫你把方向掰正，方向是人給的。

這就是他那本書叫"給社會的自助書"的原因。他把一個社會當成一個人來看。這個人有沒有自我覺察，有沒有情緒調節能力，能不能在看到自己錯的時候承認。心理治療裡有個基本判斷：一個人能不能變好，很多時候不取決於他的問題有多嚴重，取決於他願不願意說"我可能錯了"。社會也一樣，只是這個過程被拉長到幾代人的長度。

## 一個失去了"我可能錯了"的社會，站在哪邊都很危險

今天的社交媒體、身份政治、部落對立，在蒂姆看來都在削弱這種自我修正的能力。人被推到某個立場上，然後被同溫層不斷加固，最後失去的是"我可能錯了"這個念頭。

**一個失去了"我可能錯了"的社會，不管它站在哪一邊，都很危險。**因為站錯的時候它沒有能力回頭，而指數曲線不會給它多少試錯的時間。

他在訪談裡反覆用"高執行"和"低執行"這兩個詞。高度執行的社會，內部也有激烈爭論，但爭論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走。低執行的社會，爭論變成站隊，變成"你是誰"的問題，不再討論"什麼是對的"。前者能自我修正，後者只會越陷越深。

這套框架的聰明之處在於，它不預設哪一邊是對的。它只問一個問題：這個系統還有沒有能力發現自己錯了，然後改過來？

把這個標準套到自己身上，會有點不舒服。因為大部分人評判一場爭論，看的是誰贏了，很少看這場爭論有沒有讓任何一方改變過看法。**一場沒人改變看法的爭論，無論誰佔了上風，都是一次空轉。**

回到那本一千頁的書。前九百五十頁一片空白，最後二十五頁突然擠滿了東西。這個形狀本身就說明一件事：人類剛剛進入那條曲線的陡峭段，還帶著一條平緩路段的舊直覺。我們以為時間是夠的，以為自己會慢慢適應，以為犯錯的代價可以像過去那樣被攤薄。這些直覺在陡峭段裡全部失效。

蒂姆整期訪談其實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宏大的歷史敘事拆成人可以操作的小單位。從一千頁的人類史，到每個人腦子裡那個從 1 到 10 的刻度盤，到"我可能錯了"這個念頭。這三樣東西之間是有連線的。刻度盤撥到哪，決定了你怎麼看別人；你怎麼看別人，決定了你的社會還能不能自我修正；社會能不能自我修正，決定了那條曲線最後停在哪個高度。

## 可以帶走的東西

- 每天有意識地檢查一次自己的刻度盤。今天我是低頭看著自己有的東西，還是抬頭盯著自己沒有的東西？這個動作只要幾秒鐘，它能決定你一整天的底色。
- 跟人爭論之前先問自己一句：這件事我是想要一個答案，還是想要贏？想要答案的時候你聽得進對方的話，想要贏的時候你只是在找一個更好的反駁。
- 給"我可能錯了"留一個具體的入口。每當你在某個話題上情緒特別強烈，就把它當成訊號，說明那裡可能有你還沒看到的證據。
- 把注意力從"誰是壞人"挪到"這個系統哪裡出了問題"。前者讓你站隊，後者讓你動手。
- 對技術保持雙面預期，既相信好的那一邊會更好，也承認壞的那一邊同樣在加速。雙面預期會讓你對風險更敏感，而不會更麻木。
- 身邊如果有幾個人能讓你說出"我可能錯了"而不用害怕，好好珍惜他們。那是一個高度執行的小環境，比任何資訊源都珍貴。

蒂姆在訪談裡表達過一個意思：歷史由無數個介面上的具體判斷累積而成，每個介面都很小，但加起來的方向是真實的。

你腦子裡那個刻度盤，就是其中一個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