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馬斯·圖爾：從蝙蝠俠黑暗騎士三部曲到 AI 與滾石樂隊 > 傳奇影業創始人回顧投身影業的經歷，談蝙蝠俠三部曲、AI 投資與滾石樂隊紀錄片。 - 原標題：#259 – Thomas Tull: From Batman Dark Knight Trilogy to AI and the Rolling Stones - 期數：第 259 期 - 釋出日期：2022-01-26 - 嘉賓 / 主題：托馬斯·圖爾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thomas-tull/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thomas-tull/ - 精讀字數：約 12615 字（閱讀約 28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2004年，一個從沒拍過電影、也沒在電視臺幹過一天的紐約上州人跑去華爾街募資，說要辦一家電影公司。當時好萊塢的產業規模是300億美元，而這塊蛋糕周圍幾乎看不到機構資本的身影。二十年後，他參與制作的片單包括《蝙蝠俠》黑暗騎士三部曲、《宿醉》系列、《哥斯拉》、《盜夢空間》、《侏羅紀世界》、《300》。同一時間，他給哈佛的 George Church 投了5000萬美元種子輪，要去北極苔原上覆活猛獁象；他是匹茲堡鋼人隊的少數股東；他還是 Ghost Hounds 樂隊的吉他手，跟著滾石樂隊一起巡演。 這個人叫托馬斯·圖爾（Thomas Tull）。Lex Fridman 在第259期播客裡，用兩個多小時把他的這些平行人生串了一遍。串起來之後會發現，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背後跑的是同一套判斷系統。 ## 他看到的那個洞：300億美元的行業，周圍沒有機構資本 圖爾講創業動機時很直白：2004年電影是個300億美元的行業，但行業周圍沒有成建制的機構資本。他看別的同等規模的行業，私募股權、長期基金、養老基金，一層一層圍著轉，唯獨電影是個例外。 > 我很困惑也很好奇，為什麼這件事沒有發生。電影行業的運作方式，跟我此前研究過的任何一個行業都不一樣。（托馬斯·圖爾） 這個觀察本身就是生意的起點。他花了很長時間說服自己，只要足夠自律、方法對路，這個行業能賺錢，然後才出去募資。他把這一步稱為職業生涯裡最難的事：一個零經驗的人，要說服資本市場的錢相信他行。 他接著解釋了什麼叫機構資本。你創業，拉一圈有錢的朋友入夥，那也是錢，可那是零散的、隨時會被抽走的錢。真正的機構資本來自富達、主權財富基金、大學捐贈基金，體量大、週期長、有耐心。 > 如果你拿的是隔壁成功牙醫的錢，明年牙醫可能跟你說，最近手頭緊，我要把錢拿回去。如果你跟的是富達或者摩根士丹利，他們有能力說，好，我按五到十年的週期來看這件事。（托馬斯·圖爾） 耐心資本帶來兩個好處：打交道的對手方少，單筆投資大。圖爾說真正有意思的差別在別處。投一家 AI 公司或者晶片公司，機構投資人沒有那個技術能力去理解你在做什麼，所以除了商業常識之外，他們不會對每個細節發表意見。電影和電視不一樣，它完全平易近人，人人都有看法。 > 是你們選錯演員了吧，為什麼要拍那部片子。所以這個行業會招來大量的二次猜測。（托馬斯·圖爾） 他說的是一種反向的成本：技術門檻越低，外部噪音越多。圖爾把這件事認作這門生意的固有屬性來接受，沒有花力氣去抱怨。 ## 每部大片都是一家獨立的小創業公司 談到《蝙蝠俠》三部曲怎麼做出來的，圖爾把功勞推得很乾淨：一個偉大的導演，加上一個能承載這些經典角色、又能在神話體系裡留下自己印記的劇本。這兩樣是地基，缺了就不用談後面的。 他補充說，光有這兩樣不夠。你手裡先是一摞印著字的紙，叫劇本，然後要把它變成讓觀眾相信的東西。演員單拎出來再有天賦，湊在一起也得有化學反應。導演是戰場上的將軍，可如果有個事無鉅細的強製片人在旁邊，效果又會不一樣。 > 每一部電影都是它自己的一家小創業公司。（托馬斯·圖爾） 這句話可以停一下。它說的就是字面意思：有獨立的預算、獨立的團隊、獨立的死線，失敗了獨立承擔。圖爾說自己入行時零經驗，能跟克里斯托弗·諾蘭連著做五部片子，運氣成分很大。諾蘭後來被公認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導演之一，而當時沒人知道這一點。 ## 永遠喝不完的巧克力河，會殺死創造力 Lex 問了一個聽起來有點怪的問題：錢是不是越多越好。 圖爾的回答很乾脆：不是。他喜歡約束。 > 如果你覺得自己有無限的資源，或者資源可以再生，那這個局面裡就沒有槓桿。我失敗了，再去拿一筆錢就是了。我覺得這種狀態下，人很難有韌性，也很難想出新的解法。（托馬斯·圖爾） 他給出的平衡點是兩頭都不能走極端。一頭是把氧氣掐斷，逼得團隊為了付房租做短期決策、做不戰略的決策。另一頭是永遠喝不完的巧克力河，要多少有多少，那樣摩擦點就消失了，而摩擦點恰恰是好作品的必要條件。 圖爾把這個邏輯延伸到了社會層面。他說人經歷難的時候，被迫去做那些不想做、累了也得做的事，某種程度上是在練一塊肌肉：對不舒服的耐受度。他覺得這塊肌肉社會整體在退化。這個判斷他做了一個限定，說不能用一把大刷子刷所有人，但這是他觀察到的一個走向。 Lex 接了一句：如果一件事真的很難，它本身就是篩選器，大部分人會在上面失敗，所以難是特性，不是缺陷。圖爾的回應是他喜歡聽別人說某件事不可能。 > 當有人告訴你這件事不可能，我很喜歡，因為那意味著很多人會相信這一點，而這就給了你一個機會，成為那個證明它並非不可能的人。當然你可能是錯的，但如果你沒錯，你就有機會站到人群外面。（托馬斯·圖爾） ## 貴和不負責任是兩回事 Lex 問參與過最貴的電影是哪部，不用報數字。 圖爾說《侏羅紀世界》挺貴的，《黑暗騎士崛起》也是。然後他自己加了一個區分：貴和不負責任是兩回事，有些貴是因為那個構想就需要那麼多錢，而且最後賬面上也證明值。 《侏羅紀世界》的成本大頭在電腦特效。恐龍不可能實拍，絕大部分畫面是從零建起來的。這類片子如果還要在製作過程中不斷髮明新東西，成本曲線會更陡。圖爾拿詹姆斯·卡梅隆舉例：拍《泰坦尼克號》的時候，劇組需要的水下攝影機根本不存在，卡梅隆就去把它們發明出來。他有工程直覺，更重要的是，他不只是能想象，還能帶著一支團隊把想象做出來。 圖爾去過《阿凡達》早期的拍攝倉庫。工作人員給他解釋他們怎麼捕捉表演，為什麼拍完之後還能回爐重做，因為那個環境是數字建起來的，可以反覆進入。圖爾說他當時被震住了，跟對方說，這才是真正的大跨越。 ## 智力誠實這四個字，比聽起來難得多 播客中段，圖爾反覆提到一個詞：intellectual honesty，智力誠實。他的意思是，如果一個人做決策的依據是別人的期待，靠慣性被推著走，走到了自己本來就沒想到要去的地方，那會出大問題。 這套判斷落到具體選擇上，會切出兩類人。一類從頂尖大學出來，迫不及待要創業，他們要的就是那種壓力，就是要磨。另一類同樣聰明、同樣有才華，但他們明確說：我不想半夜躺著盯天花板，算下個月工資怎麼發，我不想讓這種東西進我的生活。 > 如果你能把這件事想清楚，並且接受它，然後問自己：什麼讓我有動力，什麼讓我開心，什麼讓我狀態變差。因為挑戰自己和違背自己的天性，是兩件事。（托馬斯·圖爾） Lex 把這個話題推到了更難的地方。他說智力誠實有好幾層。第一層，你想做的那件事沒人做過，這本身就說明你可能只是個空想家。第二層，你已經做了十年了，為什麼還沒成。 Lex 舉了創業的例子：公司開了四五年，還可以，但遠沒有爆發成你夢想的樣子，你得有勇氣把它關掉。同一枚硬幣的另一面是，你可能需要反過來把自己逼進那個夢想裡，砍掉手上分散精力的事，全押上去。兩個方向看起來相反，用的卻是同一種誠實。 圖爾的回答落在風險管理上。他說全押和魯莽是兩回事。要全押，先量兩次、切一次。他還提到一個自己記了很多年的說法：永遠不要把清晰的視線和距離搞混。大意是，看得清不等於離得近，別把判斷力當成已經抵達。 ## 巴菲特那個下午：別想聰明的事，先想蠢事 圖爾跟巴菲特吃過一頓午飯，只有一個下午，他說這個下午他會記一輩子。 他先講了一套看人的方法。有時候你見一個非常成功的人，聊二十分鐘就會想，哦，你只是站對了位置、趕上了時機，這也沒什麼。但也有另一種人，你把他扔回零起點，他照樣會走到一個好地方。巴菲特屬於後一種。 那個下午讓圖爾印象最深的一段，是他正說著自己在投資上怎麼想辦法做得聰明一點，巴菲特打斷了他。 > 查理（芒格）和我，從來不試圖去想什麼是聰明的事。我們想的是，這裡什麼是蠢事。（沃倫·巴菲特，轉述自托馬斯·圖爾） 圖爾笑了一下，巴菲特說，不，我是認真的。他們思考的角度是：在眼下這個局面裡，我們做什麼，將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蠢透了。 圖爾說這句話鑽進了他腦子裡，到現在拆解問題的時候還會想到。這個思路的妙處在於它把決策的成本結構翻轉了。找聰明事，你要比別人更有洞察力，那是稀缺能力。避蠢事，你只需要誠實加一點想象力，去想自己可能怎麼把自己坑了，這是人人可練的。而且它能長期複利：不犯大錯，剩下的交給時間。 ## 看人：壞訊息要比好訊息跑得快 Lex 說自己常去舊金山，那裡人人都在做夢，人人都有大計劃。他因此不羨慕投資人的工作，因為很難分清哪一個夢會成真。他問圖爾怎麼判斷。 圖爾說，如果他有任何一套框架，一定從人開始。理由是商業計劃書一定會變。 > 我很少見到這樣的生意：我們在這個地方做這個小零件，三十年後我們依然成功，依然只做這個小零件，事情就是這樣。事情會發生。而且今天的發生速度這麼快，你必須能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做艱難的決定。（托馬斯·圖爾） 既然計劃會變，那就要看這個人在變化裡會怎麼動。他給出了一串具體的問題：你會怎麼算這些賬？你有多自利？你用什麼樣的倫理？你的短期和長期怎麼權衡？你能不能誠實地評估一個局面？因為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問題一定會發生。 他還有一個具體的溝通準則。 > 我總是跟人說，如果有事，就用這句話開頭：Lex，我們有個問題。好，我現在坐直了，我全部的注意力都給你，我們談。壞訊息應該比好訊息跑得快。（托馬斯·圖爾） 為什麼這條重要，他給了更深一層的解釋。如果一個人不敢報告壞訊息，原因往往是他承受不了讓你失望，於是選擇拖。而拖著這件事會反過來印證另一個問題：他大概也沒法在照鏡子的時候對自己狠一點，承認公司正在往錯的方向走。 Lex 順著往下推：那些最後爆掉的公司，多數人一開始並沒有打算騙人。圖爾同意，他說自己見過的情形，絕大多數是一小步一小步挪過去的：這周我們把它搞定，但今天得先把材料交上去，那就先微調一點。這就是滑坡。他提到 Theranos，說大家現在都盯著那個案例看。 ## 5000萬美元去復活猛獁象，投的其實是人 話題轉到一個聽起來像科幻的專案。圖爾領投了 Colossal 的5000萬美元種子輪，這家公司做的是去滅絕（de-extinction），用基因編輯把猛獁象帶回北極苔原，恢復已經消失的生態系統。 他講了來龍去脈：五六年前在哈佛認識 George Church，覺得這個人極其聰明，而且有想象力。Church 後來跟企業家 Ben Lamm 搭檔。圖爾說，媒體和公眾被抓住眼球的部分是「把猛獁象帶回來」，這確實抓人，這條路最後通向哪裡，還得看。 > 我更感興趣的是，作為投資人參與他們在基因、蛋白質、CRISPR 這些方向上的工作。在未來十年裡，能待在 George Church 和他的團隊旁邊看這些事情展開，我覺得這是該做的事。（托馬斯·圖爾） Lex 追問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技術再強，如果做技術的人不理解人性和歷史，那會出事。圖爾回應說，他花了不少時間跟 Church 團隊聊邊界在哪裡。他也清楚，別的國家有團隊在沒有同等審查流程的情況下推進同樣的研究。所以他至少確認了一件事：Church 和 Lamm 是負責任的人。 Lex 在這裡說了一句玩笑話，意思其實不輕：你需要一個麻省理工博士學位的馬可·奧勒留。技術能力和古典修養得裝在同一個腦袋裡。 ## 吉他那條線：從羅伯特·約翰遜到吉米·佩奇 播客後半段，兩個人都放開了。 圖爾說自己是那種「老靈魂」小孩，很小的時候就在聽 Muddy Waters、Robert Johnson、Lightnin' Hopkins、B.B. King。他形容 B.B. King 彈五個音就能殺人，那種情緒是別的樂器給不了的。他也承認自己不是拿起琴就能彈的人：沒上過正式課程，技術和耳朵全是硬磨出來的，右手節奏是他唯一能算作長處的東西。 樂隊名字來自 Robert Johnson 的傳說，那位在十字路口把靈魂賣給魔鬼換琴技的藍調樂手。圖爾說 Robert Johnson 的歌裡常提到「地獄獵犬在追我」（hellhounds on my trail），他就想，那幽靈獵犬怎麼樣。Ghost Hounds 這個名字就是這麼來的。他自嘲說，希望背後有個更聰明的故事，但也就這麼多了。 關於裝置，Lex 丟擲了一個經典站隊問題：Les Paul 還是 Strat。圖爾選了 Strat，理由是亨德里克斯的影響太深。但他自己主用的是一把1959年的 Les Paul，名字叫 Hazel。他說1959這個年份有點魔法，像小提琴裡的斯特拉迪瓦里。音箱是59年的 Fender Twin 或者65年的 Marshall，巡演路上換成 Two Rock，因為老管子太嬌氣。效果器只有一個：一塊老 Klon，直接進音箱，能多老派就多老派。 ## 《It Might Get Loud》是怎麼來的 這部2008年的紀錄片，把吉米·佩奇、U2 的 The Edge、白條紋的 Jack White 湊到一起，製片人是圖爾。 他講起源頭：某天下樓，桌上放著《滾石》雜誌評選的史上最偉大吉他手榜單，旁邊是一份財經報道，說當時最暢銷的電子遊戲是《吉他英雄》。他問自己，吉他這個東西為什麼在搖滾樂裡這麼中心，為什麼它是那個符號。然後他說，我想問問吉米·佩奇，當年為什麼拿起吉他。 他給 Davis Guggenheim 打了電話。Guggenheim 導過《難以忽視的真相》，當時是影史票房最高的紀錄片。圖爾說自己沒做過紀錄片，只是想聽聽建議。結果 Guggenheim 說，這個念頭我甩不掉，我來導。 三個人選代表三個時代、三種風格。圖爾說，三個全中這種事很少發生，這次是。 > 坐在那兒認識吉米·佩奇，那感覺，他就像甘道夫。（托馬斯·圖爾） 他描述了片場一個畫面：佩奇翻吉他箱，拿出《Stairway to Heaven》用的雙頸琴，遞到他手上。圖爾說那會兒的感覺，像有人遞給你一枚核彈。另一邊，The Edge 是他見過最和善的人之一。Jack White 是另一種能量，永遠在推自己。 片子最後那段，三個人本來該收工了，他們說不想走，問能不能再彈點什麼。於是現場列印歌詞，他們坐在沙發上彈了 The Band 的《The Weight》。圖爾說還有一幕他永遠不會忘：佩奇彈起《Whole Lotta Love》的 riff 那一刻，The Edge 和 Jack White 臉上全沒了搖滾之神的架子，跟他一樣是十五歲的小孩。 ## 滾石六十年：沒有捷徑這件事 Ghost Hounds 在2019年跟滾石樂隊一起巡演，後來又受邀再去。圖爾說這是他這輩子最喜歡的樂隊，沒有第二。 他描述了在體育場演出的具體感受。場地太大太曠，為了保護耳朵要用入耳監聽，這反而讓你跟觀眾有點隔開。觀眾一旦起來，那種雙向的能量沒法形容。他之前跟 ZZ Top 巡演過，五千到七千人的場子，人就在你面前；跟 Bob Seger 的最後一次巡演走過體育館，兩三萬人壓下來，很吵很爽；體育場是完全另一種動物。他說如果要選，體育館是最佳平衡點。 Lex 問，米克·賈格爾六十週年了，怎麼還能這樣。圖爾的答案非常不浪漫。 > 他練得像瘋了一樣。就是那個一萬小時。可能就是今天我狀態不好，但我還是起來，把該做的做完，練完。所以到了他這個年紀還能滿場跑。很多人想找那個魔術，想知道捷徑在哪。大多數時候答案是：沒有捷徑。（托馬斯·圖爾） 他補了一句，賈格爾不只是體能，他非常聰明，懂得怎麼跟觀眾互動，怎麼把人握在手心裡。天賦加上職業化，兩樣都佔。 關於具體的歌，圖爾點了三首。《Sympathy for the Devil》，他喜歡那種近乎伏都教的節奏一層層堆上去，歌詞裡那種跟魔鬼調情的語氣，既好玩又危險。《Gimme Shelter》，他提到 Merry Clayton 那段和聲，還推薦了一部關於伴唱的紀錄片，裡面講了那個錄音的夜晚：他們晚上十點把人從床上叫起來，她進棚，一遍過。《Paint It Black》，他說那首歌定義了一整代人。 ## 寫歌：先有標題，然後住進那個角色裡 圖爾的創作流程不太像典型的音樂人。他不喝酒，說自己不喝也能把事搞砸，不用再加東西。 他的起點通常是兩個：一個 riff，或者一個標題。他很喜歡先有一個標題，標題像一個座標，告訴你這首歌要待在哪兒，然後再往回填。寫之前他要搞清楚視角：這是角色在唱，還是敘述者在講；這個人開心還是難過，處在人生的哪一段。他說真正厲害的作家可能覺得這些都是多餘的，直接寫就完了，但這是他自己的方式。 他舉了新專輯裡一首觀眾很喜歡的歌《Good Old Days》。寫這首歌的動機跟疫情有關。他發現人回憶往事時，浮上來的常常是些極普通的畫面：記得那個夏天我們老去湖邊，記得那天誰在場。當時在場的人、當時你處在人生的哪一段，才是讓那段記憶發亮的東西。 > 我們現在正在過的日子，將來也會變成你回憶裡那個「那時候真好」。所以這些就是好日子。（托馬斯·圖爾） 他說自己寫歌必須知道歌裡的人物是誰。光把韻腳對上、對上調性和和絃，他做不來。三四分鐘要講一個故事，語言效率必須極高，而且得知道自己在往哪兒推。 ## 鋼人隊：如果你表現得像個球迷，你就會和球迷坐在一起 圖爾在紐約上州長大，小時候看的第一場橄欖球賽就是鋼人隊打超級碗。那還是三臺電視機的年代，常規賽看不到，只能等他們上了本週重點場次。Jack Lambert、Joe Greene、Franco Harris 那些人，在他眼裡像從奧林匹斯山上走下來的。 後來他認識了魯尼先生（Dan Rooney）。魯尼家族1933年創立了這支球隊。2007年底，他被邀請加入所有權集團，2008年球隊贏了超級碗。他說這超越了「現實感」這個詞能覆蓋的範圍。 他談魯尼家族時語氣變了。他說這個家族在體育界最受尊敬，原因不在贏了多少場。老魯尼是聯盟的建築師之一，更重要的身份是民權推動者，那個要求球隊在招聘主教練時必須面試少數族裔候選人的「魯尼規則」，就是他推動出來的。 Lex 問，經營球隊最難的是什麼。圖爾的答案不在戰術板上。他說最難的是你認識了一個球員，他做了教練要求的一切，然後到了職業生涯末期，或者球隊需要換個方向，你得把他交易或者裁掉。這件事讓人難受。而你要有能力退後一步，不帶球迷情緒地做決定。 > 我記得是 Jerry Reinsdorf 說的，如果你表現得像個球迷，你就會和球迷坐在一起。（托馬斯·圖爾） 他隨即自己把這句的邊界劃出來了。球隊最終屬於那座城市，屬於那些球迷，老闆只是託管人。一支球隊給球迷製造的記憶、製造的聯結，是一份責任。疫情那段時間他看得特別清楚：大量的人失業，大量的不確定性，而體育能把人重新聚起來。 ## 下一個螢幕在哪裡 Lex 問，未來十到二十年，真正能定義一代人的作品會出現在哪個媒介上。 圖爾的答案里加了一個別人不常提的：真正沉浸式的虛擬現實。他的判斷是，等算力足夠支撐、能社交、能讓人走不同的分支路徑的時候，會冒出一批我們今天還不認識的故事講述者。他分了三種形態：一種是《頭號玩家》式的，你以自己身份進入一個完整渲染的世界跟它互動；一種是介於被動觀看和自由移動視角之間；第三種是遊戲和敘事的混合，有任務、有障礙、有推進，但它是沉浸的，同時在講故事。 關於流媒體，他講了一段好萊塢的集體誤判。2015年前後，Netflix 決定做《紙牌屋》，一次性放出整季，把觀看節奏的決定權交給觀眾。 > 如果你在好萊塢找到任何一個人說，當時大家都覺得這是個好主意，那他在撒謊。我聊過的每個人都說，這幫人是白痴，他們懂什麼電影和電視。（托馬斯·圖爾） 圖爾看到的另一件事是：Netflix 意識到製片廠周圍其實沒有護城河，你真的可以做出很好的東西。於是他們開始自制內容，這逼得亞馬遜進來，谷歌透過 YouTube 進來，然後是 Hulu，然後是迪士尼決定做 Disney+。結果就是，全球資產負債表最漂亮的一批公司，全部進了創意行業。 > 如果你是個獨立製作方，那你就是帶著一把刀去參加槍戰。（托馬斯·圖爾） 他也承認，過去那種「電影承載大事件、電視是小螢幕」的分工已經被《權力的遊戲》這類作品沖掉了。電視劇還擺脫了兩小時的時長限制，可以做三集、五集，形式自由了，創作者反而能做更多有意思的事。 他沒有唱衰影院。走進一間黑下來的放映廳，跟一群陌生人一起，燈暗下來，你被帶著走一段旅程，這件事有它獨特的東西。《沙丘》他就認為該在大銀幕上看，《阿凡達2》上映他也想去大銀幕。他提到自己在傳奇影業時拿到《沙丘》版權那天高興壞了，那本書他愛了很多年。 Lex 提了一個觀察：電影會拿奧斯卡，會被寫進歷史；電視劇即使拍得跟《權力的遊戲》一樣史詩，在歷史裡被忘掉的速度也快得多。圖爾沒有正面反駁，他的整體判斷是，未來五到十年會出現多種形態並存，誰也替代不了誰。 ## 製造業迴流：韌性是要花錢買的 圖爾說他對美國重新制造東西這件事很有熱情。他個人大額投資了一家叫 Rebuild 的公司，合夥人是 MIT 出身的一批人，包括前亞馬遜高管 Jeff Wilke。 他的思路是把「做不了基本的東西」這件事的風險算進成本里，而不是把所有東西一股腦搬回美國。 > 在今天這個時代，我認為你沒法做孤立主義者，那對我來說講不通。但自給自足、自主決定，確保這個國家永遠不會因為依賴別國供應鏈而做不了基本的事，這很重要。不管是朋友翻臉了，還是自然災害，還是病毒，我認為這些都是在做生意的成本里必須算進去的項。（托馬斯·圖爾） 他特別點出了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讓供應鏈有韌性，成本很高，你必須真的把這塊成本算進去，算完之後才會發現，長期投資本土製造是划得來的。 關於自動化和就業的關係，他的立場偏中間。技術效率最高的地方在人機介面，不在「全部自動化，誰都不用人幹活」。後者在很長時間內既不可行也不可取。該做的是增強崗位，讓人跟機器的介面變得極高產，配套上足夠的培訓。 ## 大公司為什麼轉不了身 圖爾的控股公司叫 Tulco，他自嘲名字毫無想象力，可所有好名字都被註冊了。他解釋了控股公司和基金的區別：基金有募集期、有投資期、到期要把錢還回去，這種結構本身會製造人為的時間壓力；控股公司是更永久的資本。 Tulco 的做法是幾乎總是買下整個公司或者多數股權，找那些傳統上沒有太多創新的行業，然後把自己內部的實驗室團隊（資料科學家、AI 工程師、機器學習專家）派進去。他講的場景是「你們沒法單獨招到的這批人，我這邊有」，而不是給一筆錢讓你們自己去搞數字化。 Lex 問，為什麼傳統行業的大公司自己不轉型。圖爾給了兩個原因，都很樸素。 第一個是人性。如果這件事讓我不舒服，不在我的舒適區，也不是我的專業領域，我就會迴避。尤其是我已經很成功了，感覺良好的時候，更會迴避。 第二個是資本市場的計量方式。上市公司每個季度被稱重一次，這套機制在獎勵那些把數字穩穩打出來的管理者。你要站起來說，各位，接下來兩年別指望我們的財務預測了，因為我們要把自己重做一遍，五到七年後你會看到這是一筆聰明的投資。這跟當下資本主義的接線方式不相容。 > 如果你用年度獎金和跟股價掛鉤的期權來獎勵管理者，然後又讓他們去打破常規，我覺得這很難。（托馬斯·圖爾） 他舉了兩個具體的例子。一個是 Figs，做醫療工作服的，兩位女性創辦，早期 Tulco 幫著搭平臺、招人，讓整家公司從骨子裡擁抱技術，同時創始人對產品、對每天在前線的醫生護士極度執著，兩件事撞在一起就有了結果。另一個是 Acrisure，全球最大的保險經紀商之一，創始人 Greg Williams 來自密歇根大急流城。圖爾說他見過很多保險業高管談技術，但 Greg 是真懂精算、預測分析、機器學習能怎麼改造整個業務，而且這家公司早就有資料採集體系和部門，轉型的起點比同行靠前很多。 ## 十歲那年冬天，鏟六條車道 播客快結束時，圖爾講了自己的來路。他在紐約上州長大，家裡窮，單親媽媽，打好幾份工。他從小就得剷雪、剪草坪，幫著確保家裡那間小屋不被斷電。他祖母在一家醫院做了五十年清潔工。 他說家裡沒有大學這條脈絡，他那時候不知道什麼叫信託基金、什麼叫預科學校，這些概念在他的世界裡不存在。但他媽媽從他很小的時候就說，你要去上大學。這句話變成了一個預設的預期。 > 大概十歲的時候，天很冷，如果不去鏟六條車道，家裡就不夠錢付賬單。（托馬斯·圖爾） 圖爾說，他不是心理學家，說不清這些經歷在他今天的生活裡具體怎麼顯形。但他能說出那是什麼：不想幹、沒心情幹，可這活必須幹完。沒有藉口，也不坐下來把自己當受害者講一遍。事情就是這樣，該做完的就得做完。 他講這段的時候沒加任何昇華。祖母五十年清潔工，媽媽打幾份工，十歲小孩剷雪。這些事實本身不需要修飾。 ## 給年輕人的那份清單，第一條跟野心無關 Lex 問，一個高中生或者本科生，該怎麼過一種自己將來會感到驕傲的生活。 圖爾的答案順序很有意思。他先說的是，你要儘可能地搞清楚：我是誰，什麼對我重要，我想做成什麼。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一套有點像規則的東西，一套哲學：這些是我會做的，這些是我不做的。改變世界、創新，這些詞他放在了後面。 他說有了這套東西，你才能靈活、才能應變，因為後面你一定會需要應變。只要那個羅盤還在，你至少知道自己走在哪條路上。 Lex 接了一句，這些規則就是底線，是這條路上你不越的線。圖爾說對，而且正因為你有這些絕對項，很多決定會瞬間變清楚：這個不是我的路；或者，為了做成這件事，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然後他把話題拉到了比事業更基礎的地方。 > 除了那些大詞，我要改變世界、我要創新，我給的任何建議都可以被質疑該不該給，但讓我從這兒開始：你是個好朋友嗎？你能被依靠嗎？你說要做的事，你做了嗎？你對自己承諾的東西負責嗎？你也要求別人負責嗎？（托馬斯·圖爾） 這段話的分量在順序。他先問的是可依靠性，再問閱讀，再問韌性。很多人做職業規劃時，把這三樣的順序完全倒過來了。 ## 韌性和堅毅，不是同一件事 圖爾說他聽人講過這兩個詞有細微差別，他認同這個區分。 他沒有展開定義，但把這兩樣東西放在了同一個前提下面：生活裡會有各種挑戰，有悲劇性的，有不公平的，這一點沒有疑問，這就是我們所在的世界。他自己儘可能不做的一件事，是進入受害者心態。 > 我們都想活在一個理想的、公正的世界裡。那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我還沒見過那樣的世界，我還沒經歷過，但你仍然要在眼下這個世界裡運轉。（托馬斯·圖爾） 這話容易被聽成冷酷，其實不是。他的意思是，理想值得追求，可它不能拿來噹噹前處境的解釋。這兩件事可以同時成立。 他還加了一條：把自己放出去。如果打球的時候一直怕輸，怕失敗，那這條路走不遠。 ## 抬頭看星星的那幾分鐘 圖爾說他在西部的時候特別喜歡蒙大拿、愛達荷那種大天空的地方。晚上抬頭，幾乎沒有光汙染，那種景象他別處沒見過。 然後他講了一個自己的習慣。當他抬頭看的時候，手上那些最嚇人的問題會突然縮小。那些星星在那兒待了十億年，他會消失，這些問題也會。兩百年前地球上最有名的那個人，現在呢。 > 所以這些都是很短暫的。那就確保這趟旅程走得好。（托馬斯·圖爾） 他順勢說到疫情。這兩年很多人被切斷了連線，從這段經歷裡出來，他覺得應該告訴那些你在意的人你在意他們，應該去維護、去經營你的朋友和關係，別讓它變成純交易性的。他說，等到有一天你躺在那兒，你希望能說：我是個好的家人，我是個好的朋友，我是個可以被依靠的人。 ## 每天想一次死亡，但別天天怕它 Lex 把話題推到了最硬的地方：你抬頭看星星的時候，會想到自己的終點嗎？會想到死亡嗎？會怕嗎？ 圖爾說他是斯多葛主義的重度讀者，還點名 Ryan Holiday 把這些東西重新帶回公眾視野做得很好。他說很多斯多葛的內容讀起來就是：對，就是這樣。 關於 memento mori，死亡冥想，他的表述有兩個人。一個，終點是確定的，所以你應該去想它。另一個是別在兩個極端裡選：不要每天為它焦慮恐懼，也不要鬆垮到覺得自己會永遠活著。中間那個位置，會影響你做決定的方式，影響你處理事情的方式，也影響你怎麼活。 > 我不會說我痴迷於此，也不會說它無處不在。但因為讀了很多斯多葛，我覺得停下來問一句是對的：誰知道呢，總有一個到期日。如果它明天就來，我想做的事做了嗎？我想成為的那個人，我是嗎？（托馬斯·圖爾） 他說這種檢查應該在路上反覆做，不是等到臨終前才做一次。這個區別聽起來小，實際差得很遠。臨終前做檢查，你能改的東西已經不多；每週做一次檢查，你還有時間調整方向。 Lex 回應說自己有個習慣，每天結束的時候會想一遍：如果這就是我生命裡的最後一件事，我是否甘心。他對著圖爾開了個玩笑，說如果是跟你聊完這一場，那我甘心。 這段對話的落點其實很樸素。把終點放在心上，是為了讓當下的每一天、身邊的人、手裡正在做的那件有意思的事，都變得更清楚一些。包括明天要跟滾石樂隊同臺這件事。 Lex 在收尾時說了一句很直白的讚美，然後道謝。圖爾說他是這檔節目的聽眾，這次聊得很開心。 節目最後，Lex 用滾石樂隊《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的歌詞收尾：你不能總是得到你想要的，但如果你有時試著去爭取，你可能會發現，你得到了你需要的。 這句歌詞放在圖爾身上有點巧。他想拍電影，後來拍了電影；他想搞清楚吉他為什麼是那個符號，後來拍了那部紀錄片；他小時候只能靠翻報紙上的技術統計想象鋼人隊，後來成了那支球隊的股東。這些東西他大概都沒在十歲那年剷雪的時候規劃過。 他真正規劃過的，是更底層的那套東西：不越線，不說謊，壞訊息早點說，別想聰明的事、先想蠢事，量兩次再切，然後把自己放進那些很難、大多數人會失敗的事情裡去。 ## 可以把這套東西直接拿去用的地方 兩個多小時的對話，能落到手上的東西不多，但下面這幾條是當天就能開始做的。 - **把「想蠢事」變成決策流程的第一步。**下次面對一個重要決定，別先問「最聰明的做法是什麼」，先花十分鐘列出來：在這個局面裡，我做什麼，一年後回頭看會覺得自己蠢透了。列完再決定。這個動作的門檻低到人人可做，它能避開的坑往往是最貴的。 - **給你的團隊定一條溝通規則：壞訊息跑得比好訊息快。**具體到操作上，允許任何人用一句話開場，不帶鋪墊、不帶道歉，直接說問題是什麼。你收到時的第一反應是「好，我們來看」，不去追問責任。這條規則能不能立住，取決於你收到第一個壞訊息時的反應。 - **寫下來你的不做清單。**寫你不做的事，別寫要做的事。哪些錢不賺，哪些話不說，哪些線不越。圖爾說，有了這些絕對項，很多決定會瞬間變清楚，因為你可以直接判斷這條路是不是你的。清單不用長，三五條就夠，但要具體到能在真實場景裡被認出來。 - **檢查你手上那件事的資源結構。**兩頭都要看：是不是窮到必須為下個月的現金做短期決策，是不是富到失敗了也無所謂。兩種情況都會殺死創造力。目標是中間那個有摩擦但不窒息的位置，如果你現在在某一端，主動往中間調。 - **把你正在經歷的日子當成將來的「那時候真好」。**圖爾寫《Good Old Days》的出發點就是這個。它有個實操版本：這一週裡，記下一個具體的、普通的場景，和當時在場的那個人的名字。別等它變成回憶才知道它值錢。 - **每季度做一次智力誠實檢查。**三個問題：我現在做的決策，有多少是為了滿足別人的期待？這件事我做了幾年了，如果它不會成，我有沒有勇氣承認？我是在挑戰自己，還是在違背自己的天性？第三問最容易被混淆，前兩問容易答，第三問需要安靜地想。 - **去讀點斯多葛。**不用讀完，馬可·奧勒留或者愛比克泰德隨便翻幾十頁就夠。圖爾說的那個中間位置，你自己找一個：既不為終點焦慮，也不假裝它會不來。 圖爾在播客裡說過一句自嘲的話，說他的人生像一集惡搞節目，只是到現在還沒人衝進來。 這話聽著輕鬆。可把這些線索擺在一起看：一個十歲在雪地裡鏟六條車道的小孩，四十年後同時出現在好萊塢片場、哈佛實驗室、鋼人隊包廂和滾石的舞臺上，中間隔著的是一套他自己反覆講、反覆用的判斷方式，不是運氣。 那套東西里沒有一條是關於怎麼變聰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