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伯特·普羅克特：納粹科學與意識形態 > 歷史學者剖析納粹時期科學家如何與意識形態合謀，並延伸到菸草業與科學的關係。 - 原標題：#268 – Robert Proctor: Nazi Science and Ideology - 期數：第 268 期 - 釋出日期：2022-03-05 - 嘉賓 / 主題：羅伯特·普羅克特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robert-proctor/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robert-proctor/ - 精讀字數：約 6335 字（閱讀約 14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1930年代的德國，是當時全世界科學最強的國家。諾貝爾獎發出去，相當一部分落在這片土地上。然後它變成了納粹國家。科學界沒有站到抵抗的那一邊，在很多層面上，它成了共謀者，成了種族滅絕和政治排斥裡運轉得最順滑的一環。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羅伯特·普羅克特（Robert Proctor）研究20世紀的科學、技術與醫學，專門挑那些最難看的部分下手。他的第一本書寫的是納粹時期的醫生和生物醫學。他說，把納粹政權理解成"反科學"，是一個根本性的誤讀。它只反某一種科學，它管那叫"猶太科學""共產主義科學"。它自己有一套純度極高的科學，和意識形態嚴絲合縫地咬在一起。 門格勒（Josef Mengele）往雙胞胎眼睛裡注射染料，那些駭人的人體實驗都是真的。但那隻佔故事的一角。**更龐大的是整套科學官僚機器，它參與了納粹毀滅工程的每一個階段。**那不是幾個瘋子在邊緣發狂，那是一整個專業共同體在正常工作。 順帶說一個對照。同一年代，蘇聯在遺傳學上站在 nurture 那一邊，站在李森科（Lysenko）式的拉馬克主義那一邊。普羅克特1980年代拿過富布賴特獎學金，本來想寫一本關於蘇聯反納粹遺傳學與人類學的書，結果被拒之門外，這個計劃就擱下了。他的猜測是，蘇聯那套看起來很荒謬的獲得性遺傳理論，有一部分是作為"反納粹"姿態長出來的。這是另一段很少有人講、講出來也讓人不舒服的歷史，因為它容易把科學被扭曲的另一面包裝成英雄故事。 ## 科學與意識形態之間沒有防火牆 我們習慣把科學和意識形態當成兩個隔間，中間有一道牆。普羅克特說這道牆不存在。 他舉了瑪雅人的例子。公元7、8世紀，瑪雅人擁有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歷法，一年誤差只有17秒。這套曆法為什麼會被搞出來？為了慶祝庫庫爾坎（Kukulkan）的升起，為了標記金星的偕日升（heliacal rising），也就是金星在太陽昇起前短暫出現、隨即被日光吞沒的那個時刻。祭司要知道那一瞬間什麼時候到來，於是需要長年累月記錄天體的執行。 **儀器、曆法、測量、觀測記錄，全都服務於一個在他們看來神聖的、有魔力的迴圈。**那你說科學在哪裡，意識形態又在哪裡？這兩個東西是同一株植物的根和花。 還有一個更近的例子。普羅克特有個門諾派的朋友，想研究太陽能電池，改良矽片，讓光伏效率更高。里根上臺之後，太陽能和替代能源的預算基本被清零，白宮屋頂上的太陽能板也被拆了。這位朋友最後去做抗核戰爭加固的矽片，進了核防護體系。他手上做的技術活幾乎沒變，還是矽片，只是被放進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框架裡。 同一塊矽，可以通向光伏電站，也可以通向核戰掩體。**說技術是中性的，只有在它還沒被裝進任何機器裡的時候成立。** 中世紀那些美得讓人屏息的教堂，是給天主教修的。石匠的手藝、拱頂的力學、彩色玻璃的化學，全在為一個信仰服務。你不會因為教堂是宗教建築就否認它是工程傑作，同理，你也不該因為一項科學服務於某種政治就假裝它不存在。 ## 那些化學家在想什麼 集中營裡用的氰化物，是化學家做出來的。做的時候他在想什麼？ 普羅克特的回答很剋制：也許他知道，也許他只知道一點點，也許他不想知道，也許他有一整套自我欺騙的辦法，也許一百個人裡九十九個拒絕了，答應的是唯一那一個。他說，去揣度任何一個人靈魂裡裝著什麼，差不多是不可能的。 > 但當巨大的權力在引導洋流的方向時，你不難找到願意跳進去的人，尤其當他們是狹隘的技術官僚。他們只是在幹自己的活，只是在造那個零件。（羅伯特·普羅克特） 這句話值得抄在筆記本上。**問題常常不出在"壞人混進了科學界"，而出在科學訓練本身大量地在批次生產"造零件的人"。**你被訓練成把眼前這個部件做到極致，至於它最後裝進哪臺機器、開向哪裡，不在訓練範圍之內。 詞源那裡普羅克特講得很妙。"科學"（science）來自原始印歐語詞根，意思是切、分。它和 scissors（剪刀）、schism（分裂）同源。skin 是把你和世界隔開的那層東西，shit 是從你身上被分離出去的東西。 所以"知道"在最原始的意義上就是切分，是分類，是把一個東西歸到它該在的格子裡。**這是一種分類學衝動（taxonomic impulse），而分類有它的代價。** 分類是靜態的，世界是流動的。達爾文必須克服的正是這一點，他得承認分類本身在運動，物種不是一個個固定的抽屜。分類還會帶來一種職業性近視：把這隻鳥歸進甲類還是乙類，我的活就幹完了，剩下的不歸我管。 而意識形態也自帶一套分類學。誰是自己人，誰是寄生蟲，誰是必須被清除的雜質，誰是需要被淨化掉的那種"癌"。**當科學的分類衝動和意識形態的分類衝動頻率對上，咬合會非常順滑。** 萊克斯從這裡接了一個觀察。他在 MIT 見過太多他尊敬的人跟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保持過來往，不是那些更大的事，就是聊聊。他想不通為什麼。後來他想明白了：科學家是造零件的人，也是分類的人，而**一個像納粹政權、或者像愛潑斯坦那樣的人，只要對你造的零件表現出真誠的興奮，讓你覺得這個零件在世界上有一個宏大的去處，你就會感到一種很難拒絕的愉悅。** 你自己本來就喜歡造那個東西。現在有個有魅力的人告訴你，它其實指向某種更大的意義。那一刻你幾乎不會去想它的負面，光是"宏大"這兩個字就足夠讓人上頭了。 ## 一個迷戀火箭的年輕人怎麼變成了黨衛軍軍官 沃納·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是這個機制最完整的樣本。 他從20年代、30年代初就開始造漂亮的火箭。後來在佩內明德（Peenemünde）造 V2 發動機，用的是奴隸勞動。他是黨衛軍軍官。戰後他的火箭被美國人接收，把人類送上了月球。**我們記住了登月，忘了香腸當初是怎麼灌出來的。** 普羅克特去過佩內明德。他去看兩樣東西。一樣是那些被追蹤打撈上來的墜毀 V2 發動機，美得像藝術品，而這些藝術品當年用來給倫敦製造恐怖。另一樣是波羅的海琥珀，他是個石頭收藏家。當地琥珀收集者裡流傳一個說法，叫"佩內明德灼傷"：有人把黃磷誤認成琥珀，揣進兜裡，幹了以後爆燃，在大腿上燒出一大片。 這個細節挺像納粹政權本身。**許多學者是被一塊看起來在發光的石頭吸引進去的，那塊石頭近看很美，遠看是另一種東西。** 還有一層得說清楚。當時的人看不到後面會發生什麼。大屠殺發生之前，世上沒有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那個"大屠殺"，事情是在後續事件的光照下才獲得新含義的。加上一整套宣傳機器在替你維持敘事，即便你直覺上知道有些地方真的不對，你也總能給自己找到一個能睡著的解釋。 ## 魅力是一種技術 戈培爾那個部門的全名，很多人不知道：**國民啟蒙與宣傳部**（Ministry of Popular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啟蒙"兩個字是寫在牌子上的。從他的視角看，那是啟蒙的新時代，是新時代的黎明。 普羅克特講過他大學室友的故事。這位室友後來在哈佛當圖書館員，遇到一位德國老太太。她八九歲時見過希特勒，她父親是紐倫堡地區的區長（Gauleiter）。她說希特勒走到陽臺上，單獨跟這個八歲女孩聊了十五分鐘。他風趣、幽默、喜歡小孩，是她見過最有魅力的人。 這段我們總忘。**我們習慣把希特勒做成一個稻草人：一個狂吠的、暴怒的、歇斯底里的瘋子。** 稻草人化的代價很具體。你把危險人格想象成一種明顯可辨認的醜陋形態，你就失去了識別能力。你身邊那些有魅力的、友善的、愛孩子的、滿口啟蒙的領導者，你拿什麼去判斷？ 萊克斯把話題拉到了愛潑斯坦。他說自己沒跟這人打過交道，但他認識的那些與愛潑斯坦有來往的人，他不認為錢或者女效能解釋這一切。**答案大機率在於"這個人在房間裡是什麼感覺"。**他能讓你興奮，能讓你覺得你手上的東西通向一個更宏大的地方。而且這種人很懂挑，他知道該點燃你身上哪一根引線。 希特勒在一對一的房間裡是什麼狀態，歷史材料裡反覆出現同一個描述：有說服力。不管是跟張伯倫會談，還是對著一個小女孩，眼睛裡都有某種熱度。 戈培爾有個著名的把戲。十五分鐘，他能把全場煽動成共產主義者，"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再十五分鐘，他能把同一批人煽動成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者；再十五分鐘，煽動成納粹。三場都相當有說服力。 所以關鍵可能不在那個理念本身有多正確，而在於**願景這個東西自帶的力量**。共產主義的願景是迷人的：勞動者團結起來，推翻貪婪的強權，共享我們勞動得來的成果。它不需要論證就能生效。 普羅克特順手補了一刀：《共產黨宣言》裡要求的東西，三分之二在當時的自由國家裡已經實現了。**一個意識形態記住哪幾條、忘掉哪幾條，這件事本身攜帶了大量資訊。** ## 納粹是照著美國學的 這一段可能是整期訪談裡最讓人坐不住的部分。 納粹在種族隔離這件事情上，是帶著羨慕看美國的。他們把自己放進一場競賽：要成為世界種族序列裡的領跑者，最純淨的那一檔。而純淨需要清洗。 清洗是一套統一的話語。清除身體殘障者，清除他們想象中的種族低劣者，清除空氣、食物、水裡的致癌化學物質，在這些人的腦子裡，這些屬於同一件事。全都是衛生，全都是淨化，全都是讓身體和政治體變得乾淨。 理查德·多爾（Richard Doll）講過他1930年代在德國聽的一場講座。幻燈片上，癌細胞被畫成猶太人，X射線被畫成衝鋒隊，衝鋒隊在殺那些癌細胞，而那些癌細胞也是猶太人。**治療、衛生、清潔、滅絕、純淨，共用一套詞彙。** 而這套東西在美國早就跑起來了。美國的大規模絕育遠遠早於納粹，一戰前後就開始對所謂的"精神病人"和"身體殘障者"做絕育，某些州更早，對囚犯做閹割，理由是不讓他們的"惡魔種子"繼續傳播到種族裡去。美國醫學會（AMA）直到二戰之後才允許黑人加入。 納粹看的是這些：拯救紅杉聯盟、白人至上主義者、三K黨、黑人與白人的嚴格隔離。**當時確實存在一個種族問題的國際共同體，各家在互相觀摩、互相競賽，這部分歷史也必須講出來。** 所以"這種事在我們這兒不可能發生"，是個成本極高的錯覺。 ## 拆掉雕像，還是加一塊說明牌 普羅克特的一般立場是：**與其做減法，不如做加法。加歷史，別抹歷史。**但具體案例要具體看，他反對一刀切。 維也納大學有個校長叫卡爾·阿斯特爾（Carl Astel），鐵桿納粹，在納粹領導層裡位子不低。他的肖像畫掛在校園裡，畫上他穿著全套黨衛軍制服。這幅畫後來被摘了下來。普羅克特說換成他，他會把畫留著，在旁邊加一塊牌子，寫清楚這個人是誰、做過什麼。 密立根（Robert Millikan）的名字從加州理工的一棟樓上被撤掉了。密立根做過電子電荷的測量，拿過諾貝爾獎，同時也是個優生學支持者。普羅克特的意思很直接：撤掉名字，你失去了什麼？你失去了一個教學時刻，換來了一個遺忘時刻。他那些種族主義觀點本來也不是他名字掛上那棟樓的原因。**把它寫出來，讓人看見一個人可以既是偉大的物理學家、又持有某種偏見，這個認知比把牆刷乾淨有用得多。** 那《我的奮鬥》該不該禁？普羅克特的回答是不該。禁了可能反而變成禁果。**而且這書文筆很差，語言和語境離今天已經很遠，多數人讀下來的反應大概是"這東西怎麼能蠢成這樣"，而不是被它煽動。**他從放開它裡面預期的善，大於預期的惡。 但雕像屬於另一類問題。戰後希特勒的雕像，成千上萬座，從每棟辦公樓、每個郵局裡被拆掉。即便是最激烈的反"取消文化"的人，也不會說拆希特勒雕像有什麼問題。**位置和用途決定處理方式。**一本可以買到的書，和一尊立在公共廣場正中央的銅像，不是同一類東西。 ## 誰來定義 misinformation 普羅克特說，這事以前是個百萬美元的問題，現在是個十億美元的問題，還沒到萬億。 大型網際網路平臺正在事實上變成出版方。出版方不能想印什麼就印什麼，《時代》和《紐約時報》都有倫理規範和法律義務。所以對平臺設立專門團隊去遏制虛假資訊這件事，他的態度是支援的，至少該被肯定，雖然一定會有錯。你不能搞成"什麼都讓它飛"。 萊克斯的反問更鋒利：**壓力本身是有方向的。**你客觀地看，當下推動"標註虛假資訊"和"審查"的力量，政治傾向相當明顯。這讓"什麼是虛假資訊"這個標籤本身帶上了意識形態色彩，而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真偽判斷。 還有一個訊號被忽略了。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願意聽羅伯特·馬龍（Robert Malone）說話？**這個數字本身就在說話。**它在說社會里有一大塊人對科學、對機構、對領導者失去了信任。 真正的病灶是這道信任赤字。審查虛假資訊治不了這個病，只會往火上澆汽油。火得從別的地方滅。 普羅克特補了一點。人們對不同機構的信任度本來就不一樣，很多不信任是合理的。他說自己不是陰謀論者，但他清楚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大量陰謀，有人在幕後做權力很大的壞事，這些事需要被曝光，需要有人去查。 另一層是扁平化。所有新聞、所有資訊、所有資料，在同一個資訊流裡等權排列。有沒有同行評審，有沒有證據支撐，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炸出來。一百年前，一個堅信地球是平的人能去哪？可能去教堂，可能就在自家客廳裡跟鄰居說。**現在每個人都有部落格、有推特，這是歷史上全新的東西，它既是賦權，也是噪音。** 萊克斯從這裡翻出一個正面。這是某種激進民主：人人等權。它的缺陷顯而易見，等權等於取消了權重。但它也在逼專家把話說好。科學家以前可以懶，頂個博士學位，大家就該聽。**現在你得真的去說服人，得做出好的講座、好的紀錄片，去跟那些觀點正面打擂臺。** 還有一件事必須說。被貼上"瘋子"標籤的人裡，有一部分在問對的問題。納粹德國時期，你要是公開反對用醫學和科學去實施暴行，你也會被貼上瘋子的標籤。**這些聲音很重要，重要到值得為它們留出位置。** ## 科學是怎麼被故意寫醜的 訪談最後這一段，普羅克特講得最漂亮。 科學史上最後一篇完全用詩歌形式寫成的原創貢獻，是布豐的《植物的愛情》（Loves of the Plants）。從那以後，18世紀開始了科學的"醜陋化"，而且是刻意的醜陋化。 背後的邏輯是：**如果你說得清楚，如果你寫得很美，那你一定在藏什麼。**你在用花、用裝飾、用香氣蓋住真相。清晰和優美成了可疑的品質。 於是有了今天這套論文格式：引言、方法、結果、討論、結論。它被一種非人的、反人文的修辭方式看守著，誰越界誰就不專業。 這套形式主義，加上研究實驗室的興起，加上越來越窄的零件工，加上科學自己不乾淨的那本賬（奧斯維辛要求由醫生監督殺戮，塔斯基吉實驗，原子彈），合起來解釋了公眾的不信任從哪裡來。 信任不會靠一個宣傳部門拿回來。它是靠把話說清楚、把歷史攤開、把欠的賬認下來，一點一點掙回來的。這個過程很慢，而且沒有捷徑。 ## 留給今天的幾條操作建議 - **警惕"零件視角"。**每次你被要求只專注手上這一小塊活的時候，主動往上問一層：這東西最終裝進什麼機器，誰來用，用在誰身上。這個問題問出來會讓你不舒服，但它是最便宜的保險。 - **把"魅力"從"正確"裡拆開看。**一個人讓你興奮、讓你覺得自己的工作很宏大，這件事本身不構成任何證據。真正的檢驗是：他有沒有在你問出關鍵問題時不耐煩，有沒有在你追問細節時含糊。 - **區分"加歷史"和"抹歷史"。**遇到一棟以爭議人物命名的樓、一座有問題的雕像，先問能不能加一塊說明牌，讓後人看見這個人的全貌。能用加法解決的時候，別急著用減法。 - **判斷一個時代是否危險，看分類的速度。**當公共討論裡開始高頻出現"這類人""這種人""他們那種東西"，並且分類越來越快、越來越粗，那就是分類學衝動在接管判斷，歷史告訴我們這一刻要停下來。 - **對"資訊審查"保持雙問。**既要問"這條資訊是不是假的"，也要問"是誰在定義假，他的動機是什麼"。兩個問題缺一個，你都可能把審查當成解藥。 - **把科學家的溝通能力當成公共品來對待。**當你遇到一個願意用普通人能懂的語言把事講清楚的專家，認真聽完，轉發出去。這種能力在體制里長期不被獎勵，你不支援，它就會消失。 - **認真對待那些被貼上"瘋子"標籤的聲音。**不是全部採納，是認真聽、認真查。其中大部分可能確實是錯的，但有一小部分，會在很多年後被證明問對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