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馬爾·蘇萊曼：巴勒斯坦、加沙、10 月 7 日、以色列、抵抗、信仰與伊斯蘭

> 伊瑪目奧馬爾·蘇萊曼從信仰與道義角度談巴勒斯坦與加沙局勢、10 月 7 日襲擊，以及抵抗與伊斯蘭教義。

- 原標題：#411 – Omar Suleiman: Palestine, Gaza, Oct 7, Israel, Resistance, Faith & Islam
- 期數：第 411 期
- 釋出日期：2024-02-01
- 嘉賓 / 主題：奧馬爾·蘇萊曼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omar-suleiman-2/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omar-suleiman-2/
- 精讀字數：約 18463 字（閱讀約 41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2023年10月14日，一個6歲的巴勒斯坦裔美國男孩在家裡被刺了26刀。兇手是他家的房東，一個叫約瑟夫·丘巴的71歲男人。男孩叫瓦迪亞·阿爾法尤梅，父母給他取的小名是 Wadea。兇手在動手前對男孩的母親哈娜安說過一句話，後來被檢方定性為仇恨犯罪："你們穆斯林，必須死。"

這個案子要放在最前面講，原因在時間點：10月7日之後的第一個週六。而在那個週五，全美各地的伊瑪目和穆斯林領袖都在接到同一類電話，來自各路媒體，問的是同一個問題："你們打算怎麼應對'全球聖戰日'？"

伊瑪目奧馬爾·蘇萊曼（Omar Suleiman）在播客裡回憶這一幕時語氣很平靜。他說自己當時的反應是："這是我第一次從你們這兒聽說這件事。"

萊克斯·弗裡德曼（Lex Fridman）第411期播客的嘉賓就是蘇萊曼。他是巴勒斯坦裔美國人、穆斯林學者、民權領袖、雅金伊斯蘭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院長，也被列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穆斯林之一。這是他第二次上這個節目。上一次聊的是伊斯蘭教本身，這一次聊的是加沙和巴勒斯坦。

兩個多小時的對話裡，蘇萊曼反覆在做一件事：把一個被切碎成新聞片段的現實，重新拼回它原本的時間線裡。他說的很多話會讓一些聽眾不舒服，但這段話資訊密度極高，下面逐段拆開看。

## 我們的傷亡，永遠是你們的腳註

10月7日之後兩天，蘇萊曼寫了一份公開宣告。弗裡德曼在節目裡讀了其中一段：

> "我們巴勒斯坦人的傷亡，對你們來說永遠只是腳註。佔領帶來的日常羞辱被忽略，定居者和士兵對聖地和靈魂的侵略，隨之而來的整個家族的滅絕，加沙這座露天監獄裡剩下那點殘渣被摧毀，不可持續，也不人道。所以，如果你一覺醒來突然對這片地區產生了興趣，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請挖得比兩週更深一點，試著讀過那些幾十年來一直在把我們非人化的媒體標題。"（奧馬爾·蘇萊曼）

這段話拆開來看有兩層。第一層是他在描述一種結構性的不對稱：巴勒斯坦人的死亡是"日常"，以色列人的死亡是"事件"。日常不構成新聞，事件才構成新聞。

第二層是他給突然關心這件事的人提的要求：不要只看兩週的新聞。他把時間線往前推：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2021年的報告《閾值已至》（Threshold Crossed）認定以色列是一個種族隔離國家；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2022年的報告《種族隔離之罪》逐條對照了種族隔離的法律標準，結論是全部滿足。在他看來，這些都是10月7日之前就已經寫在紙面上的東西。

他反覆強調一個詞：可預測（predictable）。

在蘇萊曼的分析框架裡，10月7日之後的劇情是一種被反覆演練過的迴圈模式：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日常侵犯、檢查站、對阿克薩清真寺的衝擊、不斷擴張的定居點、巴勒斯坦人死亡的故事，然後是加沙發射火箭彈，然後西方媒體終於開始報道，然後以色列用"地獄火"導彈和白磷彈回應，傷亡數字完全不成比例。

他說自己當時"並不驚訝"，只是為那些他知道會首當其衝的人祈禱。因為這場爆發本身是可預測的。

## 加沙的機會，是活到明年

弗裡德曼問了一個很具體的問題：在一個你隨時可能被炸死的環境裡，人要怎麼"繁榮"（flourish）？

蘇萊曼的回答值得完整引用：

> "因為你知道它就在拐角處。你住在加沙，就永遠知道下一輪炸彈只是時間問題。你知道你在加沙，就是在等自己的死。人們夢想著走出去，去求學；人們夢想著走出去，去抓住經濟機會。在加沙，你對機會的定義，是活到明年的機會。"（奧馬爾·蘇萊曼）

"活到明年的機會"這句話，比任何統計資料都更能說明加沙的處境。加沙被形容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監獄"：失業、四面封鎖、沒有機場、連捕魚的範圍都有額外限制。蘇萊曼說，叫它露天監獄甚至都是一種不公，因為監獄裡的囚犯不會被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例行轟炸。

他補了一個細節：加沙的每一個活人，都至少經歷過好幾輪轟炸。這種轟炸形成了週期性的生活，算不上偶發事件。

還有一層更深的批評，他說得很直接：媒體只在以色列遭到攻擊時，才想起加沙人的處境。"為什麼加沙人的苦難，非要等到以色列被攻擊，才會被提起？"

這句話換個角度聽，它其實在解釋一個傳播學現象：加沙只有在充當某起事件的背景時才進入新聞，它很少作為報道的主體出現。

## 一個上不了《時代》封面的記者

弗裡德曼問到了瓦埃勒·達杜赫（Wael Al-Dahdouh）。他是半島電視臺加沙市分社社長，家人在空襲中喪生，他自己後來也受傷住院。蘇萊曼給了他一句評價：

> "如果瓦埃勒·達杜赫不是巴勒斯坦人，他現在應該上《時代》雜誌封面。他會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記者。"（奧馬爾·蘇萊曼）

這句話表面在夸人，實際指出的是一個反差。達杜赫進過以色列監獄，經歷過空襲，見過佔領最糟糕的形態。他是在直播鏡頭前，親眼看著自己的家被炸、家人被殺的。

蘇萊曼還給了一組資料：這場衝突裡，已經有超過100名記者被殺，這個數字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場衝突。國際監督機構有足夠證據表明，其中一部分是有意為之，針對的不只是記者本人，還有他們的家人。

他列舉了這一百多天裡被摧毀的東西：超過一百座清真寺被毀，加沙每一所大學都被夷平。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影片裡，以色列士兵按下引爆按鈕時在笑、在唱歌。學校變成瓦礫。他把這稱為"文化上的種族滅絕"。

教育被摧毀這件事，放在"活到明年"的框架裡看，邏輯就很清楚：一個地方的下一代如果連大學都上不成，那塊地方的機會就被提前掐斷了。

## 仇恨是人性，但這不是重點

弗裡德曼問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加沙孩子，幾乎沒得選，只能恨以色列？

蘇萊曼的回答分了兩半。前半句他很直接：

> "這是人性的。任何孩子處在那種壓迫之下，都會恨他的壓迫者。我不管你是誰，不管你是什麼。但問題在於，這件事是怎麼被提出來的。"（奧馬爾·蘇萊曼）

後半句才是他真正的批評物件。他說，很多人在談這個話題時，落點其實是"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要安全，就得停止殺害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未來取決於巴勒斯坦人不要那麼恨以色列；所以得停止折磨這些人，免得他們長大後想來折磨我們。

在他看來，這個論證方式本身就把巴勒斯坦人放在了工具的位置上。巴勒斯坦人的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威脅到以色列的安全，而不是因為巴勒斯坦人本身受的苦。

這個批評和後面一個問題的回應是同一個邏輯。

弗裡德曼提到，伊隆·馬斯克曾建議以色列應該在加沙做"顯眼的善舉"，在個人層面、政策層面，儘可能多做正面的事。蘇萊曼的回應用了一個很硬的比喻：

> "你不會在集中營裡發糖。你本身就是佔領者。所以解決方案必須超越單純的善舉。歸根結底，如果你在佔領一個民族，你就必須撤掉那個佔領。種族隔離不會靠佔領方的善舉來解決。種族隔離靠結束種族隔離來解決。"（奧馬爾·蘇萊曼）

他又補了一句：

> "依賴佔領者的仁慈，等著佔領者哪天心情好了再扔給我幾塊麵包屑，這必須結束。"（奧馬爾·蘇萊曼）

這兩句話是整場對話裡態度最硬的地方。它們拒絕了一個常見的替代方案：拿善意來頂替正義。發糖、給尊嚴、做慈善，都是在佔領這個框架內做修補；框架本身不動，修補就沒有意義。

這個道理往小處推同樣成立。任何一段不平等的長期關係裡，居於上位的一方最容易做的動作就是施恩，因為施恩不改變結構，還能換來感激。受恩的一方如果只盯著那幾塊麵包屑，結構就被永久化了。蘇萊曼說的"必須結束"，結束的是這種交換本身。

## 抵抗的正當性，和它的邊界

整場對話最考驗人的部分，是弗裡德曼把"暴力算不算一種有效的抵抗方式"這個問題直接拋了出來。

蘇萊曼先給了一個框架。他引用馬丁·路德·金：和平意味著正義在場，光是暴力缺席還不夠。然後用這個框架推了三步：

- 佔領和種族隔離本身就是暴力的，哪怕它們以最"仁慈"的形式出現；
- 佔領的預設狀態是不正當的，種族隔離的預設狀態是不正當的，必須被處理；
- 對佔領和種族隔離的抵抗，預設狀態是正當的，但抵抗過程中也可能出現越界。

他把這套判斷明確掛在自己的伊斯蘭信仰框架上。他舉了先知穆罕默德的例子：當他看到敵方的一個女人或孩子死了，他會感到憤怒。穆斯林有一句話，"壓迫者不是我們的老師"。但抵抗佔領這件事，在道德上是有正當性的，在國際法上也是有依據的：任何被佔領的民族都有自衛權。

然後弗裡德曼追問：那你剛才提到"越界"，所以暴力也可能走得太遠？

蘇萊曼的回答是"絕對如此"。他沒有迴避這個問題，把問題轉到了另一個方向：為什麼我們一直以來對暴力保持沉默？

他說自己真正想看到的是有效的國際司法機構，能夠約束任何一方犯下的侵略和不義，並且追責。任何理性的人都會同意，應該有這樣的機構存在，能夠管住那些在國內管不住的人，能夠制止暴力，能夠正確歸責，然後有問責機制。問題在於，美國讓以色列在國際舞臺上變得"不可戰勝"（invincible），然後大家又來奇怪為什麼全球反美情緒會上升。

弗裡德曼接著把問題收窄：所以對你來說，只要殺害婦女、兒童、非戰鬥人員，無論誰幹的，都是恐怖主義？

蘇萊曼的回答只有兩個字："絕對。"

這段對話的結構有意思。弗裡德曼試圖在"暴力是否有效"和"暴力是否越界"之間找到蘇萊曼的立場，蘇萊曼沒有陷進這個二選一，他把判斷標準從"誰在用暴力"挪到了"有沒有一個能追責所有人的機制"。他的答案是：越界確實存在，缺的是問責機制，光靠譴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 美國從來不是誠實的調解人

對話的中段，弗裡德曼把鏡頭轉向美國國內政治。他先問了一個背景問題：美國政客在這場衝突裡扮演什麼角色？

蘇萊曼引了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的一句話，說以色列是作為美國政策的延伸被建立起來的，本質上是中東門口的一個殖民實體，一個軍事基地，一種把美國政策延伸到整個中東的手段，而它一直是這麼運作的。

然後他給出了自己的判斷：

> "美國不是誠實的和平調解人。它從來就不是。美國從來沒有表現出任何有意義的和平傾向。它一直在國際上保護以色列免於被問責，讓以色列變得不可戰勝。"（奧馬爾·蘇萊曼）

弗裡德曼追問拜登具體哪裡做得不夠。蘇萊曼的回答很具體：拜登第一次在自己的詞彙表裡找到"巴勒斯坦人"這個詞，是用來指控巴勒斯坦人謊報加沙死亡人數。而這個指控後來也被證明是錯的。他說，根據多個國際機構，加沙衛生部給出的數字實際上是低報的，以色列情報部門自己也說，平民死亡人數比加沙衛生部公佈的更高。

他接著說，拜登"沒有表現出任何真正的共情"，而且"有一種巨大的幻覺"，以為穆斯林群體或有良知的人會在11月大選時原諒、忘記這一切。

> "你不能一邊告訴我們'至少我沒有搞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一邊對主要是穆斯林的人群實施種族滅絕，然後還指望穆斯林繼續投你的票。"（奧馬爾·蘇萊曼）

弗裡德曼問：所以拜登已經失去或正在失去巴勒斯坦人和美國穆斯林的心？

蘇萊曼的回答有點繞，但意思清楚：他不確定拜登"曾經擁有過"。

> "我個人從來不是喬·拜登的粉絲。我覺得很多人也一樣。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幸的是，你永遠是在兩個惡中選較小的那個。永遠是這樣，分析哪個惡更小。"（奧馬爾·蘇萊曼）

他補了一句很鋒利的話：當有人說"如果你不投拜登，你就是在摧毀民主"，他的反應是："一個只給你特朗普和拜登兩個選項的民主，本身就已經是失敗的民主了。"

關於特朗普，弗裡德曼也問了。蘇萊曼的回答是，特朗普的第一反應就是"我在這件事上會更狠"，他談的是驅逐、撤銷參加親巴勒斯坦集會的學生簽證。蘇萊曼說，特朗普把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在這件事上也沒更好。他把這稱為"兩黨共同的問題"（bipartisan problem）。

但他說了一句明確的話：他們不把特朗普當救世主，但他們會"懲罰拜登"。這句話放在2024年初的時間點上，是對民主黨一個相當明確的警告。

## 40萬人上街，主流媒體找不到

2023年11月4日，華盛頓有一場叫"自由巴勒斯坦大遊行"的示威，蘇萊曼在臺上講了話。人數在30萬到40萬之間。

他記得的第一件事跟現場無關，跟報道有關：

> "40萬人遊行到華盛頓，這是歷史上最大的遊行之一。主流媒體報道里，哪兒都找不到。"（奧馬爾·蘇萊曼）

他給了一個對照：在這兩場30萬、40萬人的巴勒斯坦遊行之間，有一場"與以色列站在一起"的集會。國會議員從國會山坐大巴過去講話，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有，還有高知名度名人，多個平臺全程直播。

然後他提到了國際法院（ICJ）。南非起訴以色列種族滅絕案的聽證會，多家美國主流媒體直播了以色列的辯護，卻完全省略了前一天南非陳述以色列罪行的部分。蘇萊曼說，如果這都不算美國主流媒體領域裡最大的媒體偏見展示，那他就不知道什麼算了。

弗裡德曼也問了校園抗議。蘇萊曼的回答裡有一段很生動的觀察：

> "我參加的每一場抗議，基調都完全一樣，資訊都完全一樣。但你總會碰到那麼一兩個白痴，舉個牌子，諷刺的是沒人知道那個白痴是誰。他從來不跟別人一起來，總是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站在抗議中間，舉一個跟整場抗議的資訊完全相反的牌子，然後所有鏡頭都轉向他。我每次都看到這一幕。"（奧馬爾·蘇萊曼）

他的結論是：這些抗議整體上的基調是一致的，呼籲自由、解放、停止種族滅絕、停火、結束佔領、結束種族隔離。

弗裡德曼追問：所以平均的情緒是反佔領，反猶情緒算不上主流？

蘇萊曼的回答裡有兩層。第一層是語言學上的：

> "說反錫安主義或反佔領就是反猶，這極其懶惰。首先，巴勒斯坦人本身就是閃米特人。這是第一。第二，看看，我為我的社群感到驕傲。我的社群在這個國家一直站在反猶的前線。"（奧馬爾·蘇萊曼）

他列舉了具體的事：穆斯林社群曾在猶太教堂門口站崗，曾在猶太社群被攻擊時站出來。然後他把話題拉回定義：這是關於佔領的，是一個殖民實體把巴勒斯坦人趕出家園的故事，是一個被迫為海外正在被滅絕的民族發聲的故事。這是親自由運動，跟反猶沒有關係。

他也承認抗議場景會失控："抗議場景是混亂的場景，有時候演講者會跑偏，有時候人會情緒上頭。"然後他給了一個判斷標準：用幾起事件來評判整場抗議運動，同時不看他們到底在抗議什麼（一場種族滅絕），這"相當不公平"。

接著他說了一句有時間戳的話："在這場對話進行的過程中，說過去幾個小時裡至少又有30到40人被殺，這不是誇張，因為我們平均每天死135到150人。所以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弗裡德曼也問到了美國國內反猶和反穆斯林仇恨是否上升。蘇萊曼的回應先把立場擺清楚：反猶永遠該被譴責，猶太人不該因為自己是猶太人而在任何地方被攻擊，猶太教堂應該被保護，如果有人因為猶太人身份被襲擊，他會第一批站出來。他還提到，結束佔領的運動裡有"令人鼓舞的、明確的猶太人在場"。他把這叫道德上的一致性。

## 內塔尼亞胡從來就是這個人

弗裡德曼問蘇萊曼，對 Netanyahu 的看法這一年有什麼變化。

蘇萊曼的回答是：沒有變化，因為他一直就是這個人，只是大家沒在聽。

> "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把自己交給了抹除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象徵和巴勒斯坦土地這件事。從他政治生涯的一開始，他就是這個人。我們只是一直沒有聽他說。"（奧馬爾·蘇萊曼）

他列了幾件事：內塔尼亞胡以偏執和種族主義為競選綱領，承諾永遠不會有巴勒斯坦國；承諾加沙會被抹平；競選時說過"阿拉伯人正湧向投票站，我們必須確保他們不會感染我們的政策"。

蘇萊曼的結論是：他現在只是在把一直以來的資訊變現。"任何忽視這一點的人，都是在裝傻。"

弗裡德曼追問：那"以色列的安全是首要關切"這個說法，是虛假的嗎？

蘇萊曼的回答很直接：他認為內塔尼亞胡是在保自己的位子。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這跟以色列無關，跟人質無關，跟任何事都無關，只跟內塔尼亞胡有關。他用了一串詞形容這個人：自戀者、暴君、全世界都厭惡他，連以色列人裡也有深深的恨意。他認為人質家屬知道內塔尼亞胡不在乎人質，也不在乎家屬，他在推動一個不在乎任何人的政治議程，不在乎巴勒斯坦人，也不在乎別人。

## 佔領由誰定義

對話裡有一個法律層面的核心爭論：加沙算不算被佔領？

反方的論點是：以色列軍隊在10月7日之前已經撤出加沙很多年了，所以不算佔領。蘇萊曼的回應是：

> "以色列沒有資格自己設定條款，然後自己定義。按照任何國際法律標準，這都是佔領。以色列控制著加沙每個人的行動，控制著天空和海洋，控制著進出口的能力。"（奧馬爾·蘇萊曼）

他列舉了被剝奪的東西：行動自由、繁榮的自由、自決權。加沙沒有機場，機場也是被以色列摧毀的。他引用了一個法律學者努拉·埃拉卡特（Noura Erakat）的文章，說以色列受佔領法約束，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弗裡德曼問：那以色列有沒有權利保衛自己的邊界？

蘇萊曼的回答很關鍵，他把問題重新表述了：

> "以色列有責任保護它所佔領的人。我認為你得換一種方式問這個問題。"（奧馬爾·蘇萊曼）

他用約翰·克里的一句話作為對照：美國有時候很擅長髮表一些無關痛癢的宣告，說以色列必須選擇它想做一個猶太國家還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它不可能兩者兼得。蘇萊曼的解讀是：以色列想佔領、想否認，同時又不想被當作佔領者來要求，想被當作一個正常國家對待。

這個"定義權"的問題其實超出巴以本身。一個行為主體如果同時掌握行為、定義和裁判三件事，任何外部批評都會先在定義這一關失效。"撤軍了所以不是佔領"這句話的力量，來自它能讓人忽略撤軍之後仍然存在的控制手段。看任何一場爭議，先確認誰手裡握著定義權，往往比爭論事實更快看清局面。

## 胡塞、兒童囚犯、亞伯拉罕協議

弗裡德曼問了葉門胡塞武裝襲擊以色列、美英隨後轟炸葉門的事。

蘇萊曼的回答有一個明確的切割：他不支援胡塞武裝，也不支援他們的一般政策。但他指出一個對比：胡塞襲擊這些船，是為了回應佔領或種族滅絕，並且說會一直這麼做，直到停火達成。他們沒有殺人，他們扣押了船，封鎖了航道，但他們說只要停火，他們就停止。

他的判斷是：

> "美國顯然更在乎自己的航道，而不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命。這一點已經被證明了。"（奧馬爾·蘇萊曼）

接著他談到了眾議員埃迪·伯尼斯·約翰遜（Eddie Bernice Johnson），她是貝蒂·麥科勒姆（Betty McCollum）提出的一項法案的少數共同提案人之一。這項法案在國會擱置多年，內容是懲罰以色列關押兒童囚犯。他說，成千上萬的孩子被任意拘留、送入軍事法庭、單獨監禁，人權組織還記錄了針對他們的性暴力，而這些都沒有任何後果。

蘇萊曼在這裡點出了一個政治現實：

> "僅僅是想透過附加條件來限制對以色列的援助，讓它不要不加區分地轟炸整個平民群體，這麼多年，在美國主流政治裡都找不到立足之地。僅僅是想阻止以色列把孩子抓走、扔進軍事監獄、讓他們消失幾十年，在美國主流政治裡都找不到任何推力。而任何親以色列的決議，都會相對快速地透過兩院。"（奧馬爾·蘇萊曼）

他把兩百萬加沙人稱為"人質"，把每一個生活在佔領下的巴勒斯坦人稱為"人質"，把所有被關押的囚犯（女人、孩子、沒有審判程式的人）也稱為"人質"。他指出了一個語言陷阱：當你把"以色列人質"和"巴勒斯坦囚犯"分開來提的時候，你已經暗示了一方是自己遭的殃，另一方是咎由自取。

關於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他的評價是整場對話裡最不留情的一句：

> "亞伯拉罕協議不過是一份在軍火交易上貼上亞伯拉罕名字的協議。為了讓這些國家能夠從事自己的不神聖的勾當，他們用了歷史上最神聖的名字之一，繼續抹除這場暴行最主要的受害者。所以亞伯拉罕協議是對人類的侮辱，對巴勒斯坦人的侮辱，對亞伯拉罕這個名字的侮辱。"（奧馬爾·蘇萊曼）

但他沒有完全否定大型和平協議的可能性。他說，如果這些協議對巴勒斯坦人的苦難是誠實的，對問題的根源是誠實的，那當然可以。問題在於，整個和平程序這麼多年來一直被懸在巴勒斯坦人頭上，定居點卻在繼續擴張，情況在繼續惡化。他反問：以色列真的會撤走70萬到80萬定居者，然後突然在兩國方案上改變調子嗎？內塔尼亞胡現在正在說的，是永遠不會有一個巴勒斯坦國，而他說這話時，面對的是以色列公眾中明顯佔多數的那部分人。

## 被簡化的兩個人

弗裡德曼把抵抗方式的問題具體化了：馬丁·路德·金強調非暴力抵抗，馬爾科姆·X強調"任何必要手段"的抵抗。你站哪一邊？

蘇萊曼先把這個問題的前提拆了。他說這種對立框架依賴於對馬丁·路德·金的"淨化"和對馬爾科姆·X的"妖魔化"，很多人把這兩個人當成兩條完全相反的路。

他在南衛理公會大學（SMU）教過一門課，講馬丁·路德·金、馬爾科姆·X、伊斯蘭教和民權運動。他的教學方法是給學生一組引語，讓他們判斷這句話是誰說的，學生總是判斷錯。他說，你可以在馬丁·路德·金《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裡，尤其是他公開反對越戰之後，找到大量聽起來"非常激進"的話。而馬爾科姆·X則被塑造成一個只想暴力、只想在美國製造混亂的憤怒穆斯林。

這個框架被拆掉之後，蘇萊曼回到了巴勒斯坦的具體情況上。弗裡德曼問：巴勒斯坦人多數支援10月7日的襲擊，這個事實你怎麼看？

蘇萊曼的回答是讓提問者換視角：

> "你必須從他們的眼睛看他們的世界。你不能用你的眼睛去看他們的世界。"（奧馬爾·蘇萊曼）

然後他描述了這個"世界"：你生活在佔領下，在以色列檢查站被例行騷擾，佔領在向你的領地擴張，你經常遇到被趕出家門、在這片不斷縮小的土地上找新地方的家庭，你要應對例行空襲，你沒辦法出去，你沒辦法成長，你連護照都沒有，你的教育水平不行，你的生活水平比世界其他地方都低。而另一邊，那個主導了話語、主導了你生存的每一個元素的一邊，你從那裡聽到的全是徹底抹除的承諾。

他接著引了馬爾科姆·X的刀比喻：如果一個人把刀捅進我後背九英寸，拔出來六英寸，這不叫進步，進步是治好傷口，而你連承認那把刀的存在都不願意。

蘇萊曼的落點是：

> "那些不承認任何國際人權組織、甚至以色列人權組織（比如 B'Tselem）都已經確認的種族隔離狀態、佔領狀態、以及正在展開的種族滅絕的人，不是和平的夥伴。"（奧馬爾·蘇萊曼）

弗裡德曼在這裡插了一句很人性化的話：想到癒合要花多久，就覺得痛，就算現在開始癒合，按這個刀的比喻，也是好幾代人的事，因為人不會忘記自己的父母被殺，不會忘記家裡有人被殺。

蘇萊曼的回答是這場對話裡最有倫理重量的一段之一：

> "我們必須接受一個事實：過去的創傷不能為當下的謀殺辯護，對未來的恐懼也不能為當下的謀殺辯護。"（奧馬爾·蘇萊曼）

這句話的力量在於它的對稱。它同時約束了受害者和加害者，也同時約束了歷史和未來。任何一方的痛苦都不構成對另一方施暴的許可證，任何一方對明天的恐懼也不能提前兌現在今天的死者身上。

## 巴勒斯坦人不想離開

弗裡德曼問了一個在西方輿論裡很常見的問題：為什麼周邊國家不接收巴勒斯坦難民？

蘇萊曼提出要分層處理這個問題。他先提了兩個人。一個是尼基·黑利（Nikki Haley），在一次採訪裡說："為什麼你認為沒人想接收巴勒斯坦人？"說這句話時她發出了一種"深深令人不安的笑"。另一個是本·夏皮羅（Ben Shapiro），說過"以色列人喜歡建設，阿拉伯人喜歡炸爛東西、生活在自己的汙水裡"之類的話。蘇萊曼說，這類話的潛臺詞是：巴勒斯坦人管不好，不適合被接納進你的國家，所以被拒之門外蘇萊曼說，這類話的潛臺詞是：巴勒斯坦人管不好，不適合被接納進你的國家，所以被拒之門外。

然後他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 "他們四面八方都被封鎖。加沙的人無處可去。他們出不來。而現實是，他們不想離開。他們真的不想離開。巴勒斯坦人想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家裡生活，繼續傳承交給他們的美好文化和遺產。"（奧馬爾·蘇萊曼）

他補了一句：那些因為各種原因離開的人，或者能出國就醫的人，或者有其他國籍的人，他們談的都是回去重建。然後他說了一句在整個對話裡被廣泛引用的話：

> "你不能把巴勒斯坦從我們心裡炸掉。你不能把巴勒斯坦從我們心裡餓掉。"（奧馬爾·蘇萊曼）

他認為以色列在這裡犯了一個關鍵錯誤：以為把加沙毀得足夠徹底，把所有建築都剷平，人們就再也不想回來了。但巴勒斯坦人不想去任何會讓他們離開自己家的地方。

弗裡德曼接了一句："巴勒斯坦人是一個驕傲的民族。"蘇萊曼回應：你見過很多巴勒斯坦人，你和穆罕默德·埃爾庫爾德（Mohammed El-Kurd）坐在一起聊過，你和東耶路撒冷的人聊過，那些人經歷過什麼，那種騷擾。他描述了一個畫面：一個闖入者被國家帶進你家，坐在你客廳裡，推搡你，你還在說"我不離開我的家"，這需要多大的韌性和品格。他說這就是東耶路撒冷正在發生的事。

然後他給出了一個立場：

> "我們這些在散居地的人，巴勒斯坦不會離開我們的心；那些還在那裡的人，不會離開他們的土地。世界必須讓佔領者承擔更多責任，而不是告訴被佔領者如何應對。"（奧馬爾·蘇萊曼）

這句話值得多停一會兒。它在糾正一種提問習慣。當外部世界討論"難民為什麼不走"、"他們該怎麼活下去"的時候，問題的重心悄悄從佔領者身上挪到了被佔領者身上。提問的角度一變，責任的方向也跟著變了。

## 那個和他同名同姓的16歲少年

弗裡德曼問了一個很私人的問題：如果當年你的家人沒有逃離，你現在就生活在加沙，你會在做什麼？

蘇萊曼說他經常想這件事。在華盛頓那場遊行上，他講過一個細節：10月之前，他收到一條新聞推送，通知他名字出現在某篇文章裡。他經常收到這種通知，本來沒當回事。點開之後發現，是一個16歲的奧馬爾·蘇萊曼在約旦河西岸被殺。

> "他的名字和我一模一樣。我在遊行上舉起他的照片，我意識到那本可能是我。所以我會想，為什麼上帝選擇讓我不身在那裡，也希望他選擇我們這些不在那裡的人，是為了那些還在那裡的人，去做他們的聲音。"（奧馬爾·蘇萊曼）

他說自己既感恩又痛苦。感恩的是有機會替他們說話，痛苦的是他們要承受這種邪惡仇恨的主要衝擊，而這種仇恨正是當年讓他的父輩流離失所的東西。

這段對話裡有一個很難處理的心理張力：倖存者的愧疚。蘇萊曼沒有把它解決掉，他只是把它擺在那裡，然後轉成了行動的理由。這可能是他整場對話裡最誠實的一段，因為他說完之後沒有再補一個漂亮的總結。

## 原住民類比裡能用的部分

弗裡德曼問到巴勒斯坦人常被類比為美洲原住民這件事，問這個類比哪裡成立、哪裡不成立。

蘇萊曼的回應先承認了連線的力量。他說巴勒斯坦人和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以及其他地方被虧待的原住民之間，有一種強有力的連線。他說我們正生活在美國被偷來的土地上，這片土地浸透了原住民的鮮血，又建立在從海外運來的被奴役的非洲人的血汗和勞動之上。這是一種必須不斷去面對的巨大的惡。他認為這就是團結的力量所在。他提到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地方，也出現了對原住民罪行的重新聚焦。

這個類比在蘇萊曼的框架裡有三層作用。道德上的作用是：把巴勒斯坦放進一個已經被廣泛承認的歷史不義譜系裡。認知上的作用是：讓美國聽眾意識到，他們腳下的土地本身就有類似的問題，不能只把殖民當成別人的事。政治上的作用是：原住民議題在這些國家已經有一定的公共討論空間，借它可以撬動更多關注。

至於這個類比不適用的地方，比如原住民在美國是少數族群、而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曾經是多數，蘇萊曼沒有展開。他把重點放在了"被虧待"這個共同點上。

## 聖地與先知

弗裡德曼問：為什麼巴勒斯坦是一個特殊的地方，一塊聖地？

蘇萊曼的回答從"先知之地"開始。他說這是先知們走過的土地，對猶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都有深遠意義，是亞伯拉罕的土地，有極其豐富的歷史，把多個民族以多種方式連線在一起。它很珍貴。歷史在講述這片土地上的悲劇和掙扎的同時，也講述了一個關於神聖性的美麗故事。

弗裡德曼順著"先知"這個話題往下問：穆罕默德在伊斯蘭教裡被深深尊崇，其他先知也是，耶穌就是其中之一。這兩位先知的教導有什麼相似和不同？

蘇萊曼的回答很系統。他說伊斯蘭教講的是"順服獨一的神，並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平安"。它指的是所有先知帶來的一種生活方式，也就是一神論，以及按照神命令你的方式去侍奉那一位神。他說《古蘭經》裡講，我們不在先知之間做區分，所有先知帶來的都是同一個資訊、同一個使命。信條上是一致的，在那些後來成為每位先知立法根基的部分裡，有一種美，我們把他們都看作先知裡的兄弟。

他補了一句：我們愛神的先知們，我們相信他們各自帶來的立法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但資訊是一樣的。

弗裡德曼追問：所以資訊本質上是相同的。那強調點上有區別嗎？比如耶穌對愛的強調？

蘇萊曼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先把這個問題和前面 MLK 與 Malcolm X 的對比聯絡起來："就像你談 MLK 和 Malcolm 到一個程度，只不過 MLK 和 Malcolm 之間實際上是有一些區別的。我只是覺得他們之間的區別被誇大了。"然後他說，他不認為摩西沒有強調愛，耶穌強調愛，然後穆罕默德沒有強調愛（願平安歸於他們全體）。他認為他們各自都強調了神同樣的屬性和名字，以及認識神的方式。當然在立法上有變化，在神聖律法上有變化，但神聖的精神是一樣的。

> "我不認為他們彼此對立，也不認為任何一位先知背叛了在他之前到來的資訊。我認為他們都是同一個美麗資訊的一部分：我們要與我們的造物主和諧，我們向他尋求指引，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在地球上建立了一種更偉大的存在。"（奧馬爾·蘇萊曼）

## 跨信仰關係：複雜，非常複雜

弗裡德曼提到，蘇萊曼長期和其他信仰的人（基督徒、猶太人）有很好的對話和友誼。10月7日之後，這些關係在美國有沒有受到影響？

蘇萊曼的回答先給了兩個詞，然後展開：

> "複雜。非常複雜。而且不只是穆斯林和猶太人，還有基督教錫安主義者。在我看來，基督教錫安主義是問題的根源，尤其當我們談論是什麼驅動了美國對以色列那種不可動搖、無條件的承諾時。"（奧馬爾·蘇萊曼）

他接著說，這對巴勒斯坦基督徒尤其具有毀滅性。以色列可以轟炸加沙一些最古老的基督教堂，殺害巴勒斯坦基督徒，巴勒斯坦基督徒被禁止前往聖墓教堂，或者去伯利恆、耶路撒冷的敬拜場所，而美國的基督徒卻背對他們。

弗裡德曼說，他希望更多拉比能進行像今天這樣的對話，同時也希望這種對話不被看成是他們背棄了自己的宗教。

蘇萊曼的回答把範圍擴大了：不只是猶太教領袖，還有基督教領袖。他說，那些聲稱自己是反伊斯蘭恐懼症盟友的人，必須看到一件事：你不可能一邊反對伊斯蘭恐懼症，一邊又對巴勒斯坦人施加偏見。

弗裡德曼提到，上次對話之後，他見了很多巴勒斯坦基督徒，包括在約旦河西岸，那些人很美好。蘇萊曼推薦了蒙瑟·伊薩牧師（Reverend Munther Isaac）的聖誕佈道《瓦礫中的耶穌》（Jesus in the Rubble），說它非常深刻。他還提到自己和路德宗教會的米特里·拉赫布（Mitri Raheb）聊過。他說這些人被摧毀了。他提到一個讓很多美國人震驚的例子：賈斯汀·阿馬什（Justin Amash），前共和黨國會議員，巴勒斯坦裔基督徒，發帖說自己的家人死於教堂轟炸。

蘇萊曼由此得出一個判斷：驅動這種可怕政策的仇恨哲學，根源上是世俗的，並非宗教的。

這個判斷其實很值得琢磨。一場圍繞聖地的衝突，最後被歸結為世俗利益：軍火、航道、選票、地緣位置。宗教在這套敘事裡承擔的是動員功能，是話語資源，是讓人願意接受某種政策的包裝。看穿這一層之後，那些"宗教戰爭"的標籤就失去了大半解釋力。

## "伊斯蘭不是和平的宗教"這個指控

弗裡德曼轉到了一個在西方輿論裡被反覆提出的批評：有人指出《古蘭經》裡的某些具體經文，認為伊斯蘭教不是和平的宗教。你怎麼回應？

蘇萊曼先給了一個純量化的比較：如果你把《古蘭經》裡關於暴力的經文拿出來，和新約、舊約做一個純粹的百分比比較，你會發現《古蘭經》裡關於戰爭的經文比舊約或新約都要少。他說有大量研究可以支援這一點。

然後他往深了一層：要把《古蘭經》的降示放回它的歷史語境裡。降示過程超過23年，是對先知穆罕默德遭受深度迫害的回應。把語境放回去，那些經文就完全不是被塑造成的那樣。

他最後給了一個反證：

> "如果穆斯林相信他們必須在哪裡見到人就殺，人類就不會存在。我們有二十億人。如果我們相信《古蘭經》召喚我們去傷害人、去殺人，僅僅因為對方不是信徒，那這個世界就不會可持續。"（奧馬爾·蘇萊曼）

弗裡德曼追問：那為什麼這些敘事在美國的當下話語裡能站住腳？

蘇萊曼的回答把宗教問題轉成了政治問題：因為這些敘事允許對穆斯林群體施加更大的暴力，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美國對主要是穆斯林的國家發動過戰爭，對穆斯林世界有特別暴力的外交政策。美國國內的穆斯林社群，在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下都經歷過多次壓制和監控專案。所以那種伊斯蘭恐懼症有它的"便利性"，那種對穆斯林社群的框定也有它的"便利性"，它還能轉移注意力，讓人不去看其他更深、更普遍、包括政府自己實施的暴力。

## 阿克薩：第一朝向與夜行登霄

弗裡德曼請蘇萊曼講講阿克薩清真寺，為什麼它對穆斯林如此重要，又為什麼和這場危機有關。

蘇萊曼的解釋從"所有先知"開始。穆斯林尊崇所有先知的歷史，所有走過那個地方、在那個地方敬拜過的先知，都讓那個地方變得神聖。所以那個地方的神聖性，不因為是在穆罕默德之前還是之後而有差別。我們尊崇它。

他講了兩件具體的事。一是阿克薩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夜行登霄"（Al-Isra' wal-Mi'raj）那一夜率領其他先知祈禱的地方，然後他升上諸天又回來。二是阿克薩是第一個朝向（Qibla），也就是穆斯林禮拜的最初方向。在穆斯林面向麥加禮拜之前，伊斯蘭教的前半段，他們禮拜時是面向耶路撒冷的。

弗裡德曼在這裡插了一句：人的價值甚至比阿克薩清真寺更大，這是伊斯蘭教的一個奠基性觀念。

蘇萊曼的解釋是：先知穆罕默德對著克爾白本身說，一個信徒的尊嚴和榮譽的價值，比這個建築本身的價值更大。所以當他看到一個加沙的人被侵犯，看到一個孩子，那對他來說甚至比阿克薩更重要。但阿克薩也是穆斯林身份的核心，當然也是巴勒斯坦事業的核心。它是先知們的地方，應該以先知的方式被對待。

這套排序在整場對話裡很關鍵。建築是神聖的，人的尊嚴在排序上還要靠前。這個次序一旦確立，任何以保衛聖地之名造成的人道災難，就自動失去了宗教上的辯護。

## 《古蘭經》TikTok 趨勢

蘇萊曼提到，10月7日之後，美國很多年輕人對伊斯蘭教產生了興趣。弗裡德曼請他解釋這個趨勢。

蘇萊曼說，出現了《古蘭經》TikTok 趨勢，有幾個人上鏡說"我第一次讀《古蘭經》"。他覺得這說明加沙人信仰的美，以及他們韌性的美。當你看到這些人生活在人間地獄裡，卻在尋求外面的天堂，他們還能被信仰的話語、決心和確信所激勵，你會想：他們的秘密是什麼？他們在讀什麼？他們靠什麼，能面對這種暴行還保持這樣的風度？

這個觀察挺值得停下來想。在一個反宗教情緒普遍上升的時代，一場被直播的災難，反而讓一部分年輕人去翻一本宗教經典。他們未必突然信教，更可能是在尋找一種解釋：為什麼那些失去一切的人，還能保持那種狀態。

弗裡德曼問：瞭解伊斯蘭教、瞭解它的信仰和靈性體驗，有什麼好方式？

蘇萊曼給了很具體的路徑：whyislam.org、雅金研究院的網站 yaqeeninstitute.org，還有很多伊斯蘭網站可以回答問題。但他說，沒有什麼比得上去一座清真寺，真正走進清真寺，見到穆斯林，問問題。

> "我告訴人們，你必須走出舒適區，去那裡，讓你的世界變得複雜一點，去體驗，去聽講道，去見不同背景的人，然後問問題。順便說一句，穆斯林很喜歡被問關於他們信仰的問題，因為他們太厭倦聽別人談論它了。巴勒斯坦人喜歡被問關於巴勒斯坦的問題，因為他們太厭倦聽別人談論它了。所以去問，你會得到回答。但沒有什麼比得上物理的連線，沒有什麼比得上人的連線。"（奧馬爾·蘇萊曼）

弗裡德曼問：皈依伊斯蘭教有多難？

蘇萊曼的回答是："20秒，兄弟。"

他解釋：沒有水池，沒有洗禮。他常和人開玩笑說"好吧，水池在後面，我們現在做洗禮"。皈依就是見證神的獨一，並見證穆罕默德是他的最後一位使者。這叫做"舍哈達"（Shahada）。當你見證神的獨一、見證先知穆罕默德是他的最後一位先知，你就接受了所謂的"六大信條"：信獨一的神，信天使，信使者（所以你不信耶穌、摩西、亞伯拉罕、穆罕默德，不信神透過神聖啟示對人類說的話，你就不可能是一個穆斯林；《古蘭經》是最後的啟示），信末日，信前定。

這段對話輕鬆了一下，但它其實解釋了前面很多內容的基礎：為什麼蘇萊曼談耶穌、摩西、亞伯拉罕時那麼自然，因為在他的信仰框架裡，這些人屬於同一條先知譜系。

## 齋月：在種族滅絕進行時尋找神聖連線

弗裡德曼說，對蘇萊曼這樣一個巴勒斯坦裔美國人來說，這一年的齋月可能格外艱難。你在期待什麼？今年有什麼不同？

蘇萊曼說，他希望並祈禱齋月之前能有停火。他希望到那個時候，大家正在重建加沙，正在討論重建加沙，正在幫助那些以各種方式受到傷害的人。他希望齋月是一個轉折點。

然後他講了往年的情況：每個齋月，對巴勒斯坦人的侵犯似乎都在增長。所以通常到了齋月的最後十夜，對阿克薩清真寺的衝擊會讓整個穆斯林世界變味，因為你在看著世界上最神聖的地方之一，禮拜者被襲擊。與此同時，你還在試圖在齋月裡找到自己深深的、神聖的連線。

> "這一次我們走進去，如果這一切還在繼續，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場持續的種族滅絕。所以我認為社群的情緒是沉重的。這種情緒是我從未見過的。所以我預計這個齋月會和我們見過的任何齋月都不同。我認為焦點會繼續在加沙，要麼是停止對加沙的侵犯，要麼是開始重建加沙。"（奧馬爾·蘇萊曼）

弗裡德曼問：所以一種普遍的沉重感，滲透進你的祈禱和思緒？

蘇萊曼說，10月7日之後他做的每一次講道都必須包含這件事，因為這是所有人心頭的重負。他說社群裡有人失去了20、30、40個親人。如果開始有難民，或者有人出國就醫、從埃及出來和家人團聚，事情就變得更真實了，對人們來說變得更私人了。所以他覺得齋月會在資訊上和社群上，把這個時刻的痛苦和一份對希望與治癒的祈禱包圍在一起。

弗裡德曼請他分享一段自己最常回到的《古蘭經》經文。

蘇萊曼說，他每次被問到這個問題，最能引起共鳴的部分通常和他當下最沉重的事有關。他引了《麥爾彥章》裡的一小段："你的主不曾忘記。"（Your Lord does not forget）

> "當你看到眼下正在發生的事，我們的希望不在受造物身上，我們的希望在造物主身上。我們的希望不在此生，我們的希望在來世。所以那段經文深深共鳴，因為我覺得我們很多人經常在想，他們要怎麼重建？他們要怎麼走過這一切？我們知道神有恢復一切的方式。神會恢復一切，如果不在今生，那就在來世。"（奧馬爾·蘇萊曼）

弗裡德曼說：所以那裡有一團永恆的希望的火焰在燃燒。

蘇萊曼的回答把話題拉回到了加沙人身上：是的，加沙人有這團火。如果你被物質世界挾持，你更容易被它迷惑。但加沙人從來沒有被物質世界迷惑過，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擁有過它。他們一直依附於一個更大的理念、一個更大的地方。所以這是他們秘密配方的一部分，他們相信某種比這更偉大的東西。

> "除非你相信地獄之外的天堂，否則你無法在地球上的地獄裡活下來。"（奧馬爾·蘇萊曼）

## 四五十年之後

弗裡德曼把時間線拉得很長：四五十年後，我們再做一期播客，你八九十歲了，你希望在中東看到什麼？你希望在中東和美國看到什麼改變，作為人民、作為政策、作為文化、作為國家？

蘇萊曼的回答沒有落在巴以邊界、兩國方案、耶路撒冷地位這些具體議題上。他從一個更大的框架開始：民族國家模式和民族主義正在變得不可持續，光是難民人口的增長，絕望的難民人口的增長，就已經在衝擊這個模式。世界各地不幸地在興起狂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氣候變化，以及這一切帶來的流離失所。

> "我們將不得不弄清楚如何作為一個世界來運作，而不是作為民族和國家。我們將不得不弄清楚如何不把邊界外的每個人視為威脅，不把邊界內和我們不同的人視為威脅。我們將不得不開始把人當人看。"（奧馬爾·蘇萊曼）

他的希望是：我們能讓人們足夠不舒服，從而超越他們心裡的一些障礙，超越我們在世界上的一些障礙，那些讓人無法把別人當人看的障礙，而那些障礙又驅動了對離我們如此遙遠的人實施可怕的政策。

這個答案放在一場關於加沙的對話末尾，其實把問題往上提了一層。他沒有說"我希望巴勒斯坦建國"，他說的是人類能學會把人當人。前者是一個政治解決方案，後者是一個文明問題。在他看來，如果後者不解決，前者解決了也會以別的形式復發。

## 力量從哪裡來

弗裡德曼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蘇萊曼本人的：你一直無所畏懼地穿行在火裡，是什麼在心理上給你力量，讓你繼續走下去、繼續發聲，還能保持對未來的樂觀和希望？

> "我不相信任何人能給我成功，或導致我失敗，除非得到神的許可。我不從任何人那裡尋求燃料，我不從任何人那裡尋求希望。我相信一位有更偉大計劃的造物主，我想成為那個計劃中更大的一部分。我被加沙人的韌性所激勵，我被我的父母、我們的祖父母、世界各地拒絕屈服於被抹除、拒絕放棄的巴勒斯坦人的韌性所激勵。所以我們既有我們需要的能量，也有我們需要的榜樣。能量來自上方，榜樣就在我們周圍。"（奧馬爾·蘇萊曼）

弗裡德曼最後感謝了蘇萊曼，提到他在自己個人低谷時發來的那些私人資訊。蘇萊曼只是簡單回了句謝謝。

節目結尾，弗裡德曼引了馬丁·路德·金的一句話："我們終將克服，因為道德宇宙的弧線很長，但它彎向正義。"

## 這場對話真正在講什麼

把兩個多小時的內容壓縮一下，蘇萊曼其實在反覆做四件事。

第一，把時間線拉長。10月7日只是起點之一，2021年人權觀察的種族隔離報告、2022年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多年來對阿克薩的衝擊、不斷擴張的定居點，都構成了背景。他要的是"比兩週挖得更深"。

第二，把"善舉"和"正義"分開。馬斯克的發糖建議、亞伯拉罕協議、兩國方案的和平程序，在他的框架裡都屬於在佔領這個框架內做修補。框架不動，修補就只能在原地打轉。他的原話是"依賴佔領者的仁慈必須結束"。

第三，把"抵抗的正當性"和"抵抗的邊界"分開談。他承認抵抗佔領在國際法和道德上有正當性，也承認抵抗中會出現越界，但他堅持殺害婦女兒童無論誰幹都是恐怖主義。他真正想說的是一種問責機制的雙重標準：為什麼有的國家可以被追責，有的國家在國際舞臺上"不可戰勝"。

第四，把"人"放在"立場"前面。整場對話裡最能說明他立場的，是那個6歲男孩跑向兇手喊"喬叔叔"的細節。那個孩子不知道那把刀會傷害他，因為他在此之前收到的只有玩具。

如果要給這場對話找一個可以帶走的東西，可能是蘇萊曼那句關於視角的話："你必須從他們的眼睛看他們的世界，你不能用你的眼睛去看他們的世界。"這聽起來像一句道德勸告，它同時也是一個方法論。在任何一場你只看到一方的衝突裡，先問一句：另一方的日常，在新聞裡出現過嗎？

- **遇到一個被切碎的新聞事件，先去補時間線。**不要只看最近兩週的報道，去找事件之前三到五年的報告、資料和記錄，看這件事在發生之前有沒有被預警過。蘇萊曼反覆用的方法是"這很可預測"，而可預測的東西，通常在更早的材料裡就留下了痕跡。
- **區分"修補"和"結構改變"。**當一個方案只涉及發糖、給尊嚴、做慈善，而不觸及造成問題的權力結構時，問一句：這個方案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讓問題變得可忍受？這個判斷方法不只適用於國際政治，也適用於公司治理和公共政策。
- **看到傷亡數字時，先找分母和口徑。**蘇萊曼提到加沙衛生部的數字被多方認為低報，以色列情報部門自己給出的平民死亡數更高。任何一個數字都要問：是誰統計的，統計口徑是什麼，有沒有獨立的第三方交叉驗證。
- **警惕"用一個極端個例代表整場運動"的敘事。**他在講校園抗議時描述的那個"沒人認識、總是單獨出現、舉著相反牌子、然後所有鏡頭都對準他"的人，是一種可複製的媒體機制。看到這類畫面時，先問一句：這個人的訴求，和這場運動的主體訴求一致嗎？
- **想去了解一個陌生的宗教或文化，走進現場。**蘇萊曼給的具體建議很樸素：去一座清真寺，聽一次講道，和不同背景的人聊，問問題。他特別說了一句：穆斯林很樂意被問關於信仰的問題，巴勒斯坦人也很樂意被問關於巴勒斯坦的問題，因為這兩群人都太厭倦聽別人替他們發言了。這個建議可以推廣到任何你不熟悉的群體：與其在二手資訊裡猜，不如去現場問，人的連線沒法被替代。
- **把"過去的創傷"和"當下的行為"分開評估。**蘇萊曼那句"過去的創傷不能為當下的謀殺辯護，對未來的恐懼也不能為當下的謀殺辯護"，可以拿到任何衝突場景裡當尺子用。創傷的真實性不需要否認，創傷也不構成豁免權。
- **對同一場衝突裡的傷亡，用同一套標準去數。**弗裡德曼問"殺害婦女兒童、非戰鬥人員，無論誰幹的，是不是恐怖主義"，蘇萊曼的回答只有兩個字："絕對。"這條標準的分量在它的對稱性：一旦它只對一方生效，它就不能再用來衡量任何一方。
- **留意"誰被當作背景"這個訊號。**蘇萊曼整場對話裡最鋒利的一句質問是：為什麼加沙人的苦難，非要等到以色列被攻擊才會被提起。看新聞時可以順手做一個練習：把報道里的人物分成"事件主體"和"事件背景"兩類，看哪一類人的死亡被寫成了日常，哪一類被寫成了突發。
- **分清一個群體的信仰文字和它的政治動員。**蘇萊曼對"伊斯蘭不是和平的宗教"這個指控的回應分兩層：一層是文字比較和降示語境，一層是這套敘事在美國輿論裡的政治功能。看到任何把宗教當成衝突主因的解釋，不妨多問一句：誰從這套解釋裡獲益？
- **給自己的資訊源做一次視角檢查。**他的那句"你必須從他們的眼睛看他們的世界"可以當成一個日常操作：讀完一篇報道，試著用對方的身份重寫一遍開頭，看哪部分資訊消失了。消失的那部分，往往就是這件事真正的重量所在。

蘇萊曼在這場對話裡沒有給出任何讓人鬆一口氣的答案。他說加沙人正在等自己的死，說四十萬人上街在主流媒體裡找不到，說自己隨時可能成為那個和他同名同姓的16歲少年，說癒合要好幾代人。這些話聽著沉重，它們的價值在於具體：具體的人名、具體的日期、具體的數字、具體的機制。

弗裡德曼在節目最後引了馬丁·路德·金那句關於道德宇宙弧線的話。這句話常被用來安慰人，它也可以被當成一個提醒：弧線很長，長到很多人一輩子看不到它彎過來。蘇萊曼在這場對話裡做的事，說到底是拒絕讓那段時間被抹掉，把被切成兩週一條的新聞，重新接回它原本的長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