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諾曼·奧勒：希特勒、納粹、毒品、二戰、閃電戰、LSD、MKUltra 與 CIA > 作家諾曼·奧勒談納粹德國的毒品史，從閃電戰中的興奮劑到 LSD 與中情局的精神控制實驗。 - 原標題：#481 – Norman Ohler: Hitler, Nazis, Drugs, WW2, Blitzkrieg, LSD, MKUltra & CIA - 期數：第 481 期 - 釋出日期：2025-09-19 - 嘉賓 / 主題：諾曼·奧勒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norman-ohler/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norman-ohler/ - 精讀字數：約 15179 字（閱讀約 34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1940年5月10日，德國國防軍穿過阿登山脈發起突襲。三天三夜之後，前鋒抵達法國邊境城市色當。這條路法國人認為走不通，山路太窄，整支軍隊要透過這裡，等於讓一頭大象穿過針眼。 出發之前，前線士兵領到了一份特殊配給。德國藥企泰姆勒（Temmler）向西部前線交付了3500萬劑甲基苯丙胺，藥片的名字叫柏飛丁（Pervitin）。 歷史學家諾曼·奧勒（Norman Ohler）在德國軍事檔案館裡翻出了這批檔案，寫成了《閃電戰：第三帝國的毒品》（Blitzed: Drugs in the Third Reich）。研究希特勒的頂級傳記作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稱它是研究紮實、嚴肅的學術工作，安東尼·比弗（Antony Beevor）稱它是令人驚歎的研究成果。 同一本書也招來了另一位史學大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的嚴厲批評。他的原話是“粗鄙、危險地不準確，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有害”。 這期播客裡，奧勒花了不少時間正面回應這些批評。他的回答，比爭論本身更有意思。 ## 慕尼黑的啤酒，柏林的毒品 要理解甲基苯丙胺怎麼進入德軍的，得先理解1920年代的德國被分成了兩個精神世界。 納粹運動發源於巴伐利亞的啤酒館，酒精是早期納粹的首選毒品。希特勒本人不喝酒，是個徹底的禁酒主義者，但他並不介意同夥喝醉。**喝醉的人更容易接受右翼民粹，也更容易對“他者”產生攻擊性，他可以利用這一點。** 1923年的啤酒館政變就是這麼發生的。一群人在酒館裡喝了一晚，忽然決定“就是現在”，衝出去試圖推翻慕尼黑政府。奧勒的原話是，這就是一個愚蠢的醉酒主意。巴伐利亞警察那天很清醒，直接開槍把人打趴下。希特勒靠跳到保鏢身後躲過一劫。戈林腹部中槍，此後靠嗎啡鎮痛，成了終身嗎啡成癮者。 同一時期的柏林完全是另一副樣子。德國在一戰中戰敗，《凡爾賽條約》把全部戰爭責任壓在德國頭上，賠款壓垮了經濟。柏林物價極低，嗎啡、可卡因、麥司卡林、乙醚在城裡流通。威廉皇帝時代那種“年輕人不許瘋”的秩序消失了，魏瑪共和國沒人管你。 奧勒說，這正是柏林至今還有點魅力的原因。而慕尼黑的納粹恨透了這座城，宣傳部長戈培爾管它叫“可恨的柏林瀝青現實”。1933年納粹上臺後，最先抓的一批人裡就有吸毒者。**反毒政策和反猶政策被迅速綁在一起：官方宣傳說德國猶太人的吸毒率比非猶太德國人更高，而納粹的目標是淨化“德意志身體”，猶太人則是毒。** 於是在意識形態上，希特勒成了那個不抽菸、不喝酒、吃素、連咖啡因都不碰的純淨標本。這套人設維持了很久。 然後甲基苯丙胺登場了。奧勒自己都說這事完全荒誕。 ## 一個被黑人運動員刺激出來的產品 1936年柏林奧運會，傑西·歐文斯（Jesse Owens）拿下多枚金牌，跑得比“雅利安超人”快。泰姆勒公司的老闆接受不了，他的解釋只有一個：歐文斯一定嗑藥了，多半是美國的苯丙胺（Benzedrine）。當時奧運會根本不查興奮劑。 老闆給首席化學家豪斯希爾德（Fritz Hauschild）下了任務：造一個更強的、德國版的苯丙胺。豪斯希爾德查到，1917年東京的一位日本化學家已經合成過甲基苯丙胺，於是復刻並改良。公司內部先自己試，試完大家都覺得很好，話多、精力旺盛、心情好。 產品1938年拿到專利，取名柏飛丁，在任意藥店都能買到，不用處方。一個孩子可以走進去買十盒純甲基苯丙胺。價格便宜，社會接受度高。 它當時壓根不算“毒品”。官方給它的定位是效能增強劑。奧勒的反問很到位：早上喝一杯咖啡算不算吸毒？在當時的德國，重要商務會談前來一片柏飛丁，跟今天喝杯濃縮咖啡是一個意思。比利·懷爾德（Billy Wilder）戰後拍的電影《一二三》裡，美國高管對秘書說，“早上的咖啡我想來半片柏飛丁”。 大學的臨床測試報告幾乎全是正面的：降低恐懼感、不用睡覺、食慾下降。這三條，對一支準備打仗的軍隊來說每一條都是剛需。 負面報告要到1940年才出現。第一個公開反對的是施佩爾（Albert Speer）的一位親戚，一位心理學家。他提了兩點。靠藥物變成高效者，違背納粹意識形態，雅利安人應該靠意志；這東西會成癮、會產生耐受性。 ## 把整支軍隊變成實驗物件 把柏飛丁推入軍隊的核心人物，是蘭克教授（Professor Ranke），德國陸軍生理研究所所長。奧勒形容他像007裡的Q，專門研發提升士兵效能的裝備和手段。 蘭克給自己定的問題是：德軍士兵最大的敵人是誰？英軍、法軍、蘇軍都排在後面，排第一的是**疲勞**。 他在軍校做了對照實驗，晚上8點開始，分別給年輕軍醫甲基苯丙胺、咖啡因片、安慰劑、苯丙胺。到第二天早上10點，服柏飛丁的那組還想出去派對，喝咖啡的那組已經在長椅上睡著了。 蘭克的上級是陸軍軍醫總監，一個老派人物，不回覆他的信。所以1939年德軍進攻波蘭時，甲基苯丙胺根本沒有正式的管控體系，很多士兵自己就帶著吃。戰後蘭克向所有隨軍醫官發函收集使用報告，結論是：這是極好的戰鬥藥物。 波蘭打完後，希特勒要打西線。統帥部強烈反對，認為德國打不過英法聯軍。1939年11月，一批軍官甚至策劃政變，就是為了阻止這道進攻命令，因為在軍事上這會是災難。 轉機出現在1940年2月17日早上。希特勒把三位年輕坦克將軍叫到辦公室：古德里安、曼施坦因、隆美爾。他們提出了穿越阿登的方案。 希特勒的第一反應是不可能：那是一整片山地，整支軍隊怎麼穿過針眼？將軍們的回答是，大家誤解了坦克。**坦克不該跟在步兵後面當支援火力，坦克要放在最前面，當賽車開。**不等法國人反應過來，德軍已經在他們身後。 這個方案有個硬條件：三天三夜必須打到色當，也就是不能停。 蘭克意識到，自己的時刻到了。他手裡正握著讓人三天三夜不睡的方法。此前他是那個“有毒品怪念頭的邊緣人”，一夜之間變成所有人追問的物件。他在軍官面前開講座，寫下《興奮劑法令》，規定整支軍隊如何服藥、劑量多少、間隔多久、副作用是什麼。 1940年5月10日，士兵服下柏飛丁，進攻開始。 ## 藥效之下，與它帶來的戰爭罪行 奧勒承認，這個方案本身就是天才的軍事構想。**如果只用單一原因解釋勝利，那個原因是穿越阿登的想法，不是毒品。**這一點他一直堅持，也是他的導師、德國納粹研究權威漢斯·蒙森（Hans Mommsen）反覆叮囑他的：不要用單一因果解釋戰爭。 但毒品確實是那個必要條件。沒有它，三天三夜不停頓的推進在生理上做不到。 而且當時沒人測試過：一群人在甲基苯丙胺的作用下，坐在坦克裡穿過敵國山區，會發生什麼？萬一集體崩潰呢？ 奧勒讀到的報告顯示，進攻前的軍營氣氛是低沉的，士兵害怕，不想打。服下藥之後，氣氛變成了派對。大家很興奮，喜歡待在坦克裡，喜歡一起行動。甲基苯丙胺觸發的是戰或逃模式，把大腦裡應對高危情境的神經遞質全部釋放出來。在正常情況下，人在極度恐懼時會警覺、會反應。**而在甲基苯丙胺的作用下，人通常不會選擇逃，反而覺得正在發生的事很酷。** 這份“很酷”的代價，出現在夜裡。 按常規，任何軍隊夜間都要停下來休整。法軍也停了，在一個村莊宿營。而隆美爾在高劑量藥效下不停，帶著師部直接碾過村莊。他站在坦克開啟的艙蓋裡，像個狂戰士一樣穿過去。法軍每人每天配給四分之三升紅酒，夜裡正是睏倦的時候。檔案裡有描述說，坦克履帶碾過之後是帶血的。 奧勒對此的定性毫不含糊：**這是戰爭罪行。德軍在法國鄉間的那次推進中，失去了自己的清白。**敵人正在睡覺，你不該這麼做。 埃文斯批評說，奧勒這套敘述等於用醉酒狀態為德軍戰爭罪行開脫。奧勒的回應是，他從未在任何一處這樣寫過。 他舉了自己家裡的例子。他的祖父在德國鐵路系統工作，曾見過一列裝滿猶太人的牲畜車廂。祖父只對他說了一句：“這違反德國鐵路的運輸規章。”他問：“那你做了什麼？”祖父說：“車站有黨衛軍，我太害怕了，我什麼也沒做。”奧勒認為，祖父是有罪的。 他還專門去問了當過高官的父親，法律上到底怎麼算。答案很硬：**如果你策劃了一場犯罪，實施時又處於藥物或酒精影響下，責任不會減輕。**減輕責任只適用於一種情況：一個從沒傷害過任何人的普通人，某天意外喝醉或服藥，失手殺了人。納粹的罪行完全不屬於這一類。 至於“右翼讀者因為這本書而購買”，奧勒說這根本不是事實。相反，他收到過一封憤怒的來信，來自一位德國軍隊的高階軍官兼軍事史學者。對方指責他貶低了國防軍的水平：德軍本來就這麼強，你偏說他們是因為嗑藥才這麼強。 奧勒覺得這事有點好笑。國防軍早就不存在了，今天的德國聯邦國防軍與它名義上沒有任何繼承關係，但那位軍官仍然覺得國防軍的榮譽被冒犯了。 ## 敦刻爾克：一次被嗎啡推動的決策 法國戰役六週結束。軍事上最漂亮的階段，終止於一個命令。 德軍裝甲部隊已經推進到敦刻爾克郊外，這裡是英軍最後還能撤走的港口。古德里安、隆美爾、曼施坦因都覺得，第二天就能拿下，戰役徹底結束。 然後希特勒下達了著名的“停止命令”（Halte-Befehl）。坦克停下，英軍從敦刻爾克撤走了三十多萬人。 奧勒的解釋裡有兩個因素。 第一，**希特勒跟不上這場戰爭的速度。**坦克部隊在藥效下不需要睡覺，行為方式也超出常規。統帥部討論時用的還是舊語言：側翼沒有保護，英軍從北面來怎麼辦？希特勒還在打一戰的戰爭，而坦克將軍們已經在打另一種戰爭。 第二，戈林來了。這位空軍總司令當時嗎啡成癮，有充分檔案記錄。他在“鷹巢”元首大本營見到希特勒，說了一番話：如果陸軍拿下敦刻爾克，這場戰役的功勞就全歸陸軍了，而陸軍統帥部本來就一直反對你，那些人私下叫你“那個小下士”。你該讓空軍來結束西線戰役，讓國家社會主義的空軍拿下這個功勞。 希特勒被說服了。空軍轟炸沒能阻止撤退，船沉了一些，主力撤走了。要封鎖海灘，當時只能靠地面部隊。 曼施坦因後來把這場戰役稱為“失去的勝利”。三十多萬人能撤走，靠的是希特勒在那一刻的政治焦慮，以及一位嗎啡成癮者的建議。奧勒對諾蘭的電影《敦刻爾克》評價不高，因為片子完全沒寫德軍這一側發生了什麼。 ## 莫雷爾醫生登場 1936年，希特勒的私人攝影師霍夫曼（Hubertus Hoffmann）淋病發作，被柏林選帝侯大街上的一位醫生治好了。這位醫生叫特奧多爾·莫雷爾（Theodor Morell）。霍夫曼說，我有個好朋友，你一定要見見。 一架飛機把莫雷爾接到慕尼黑，晚宴上只有希特勒、愛娃·布勞恩、霍夫曼和莫雷爾。選單是番茄醬意麵，撒了肉豆蔻。 莫雷爾其實很緊張，意麵難吃。機會來了：希特勒抱怨腸胃問題。他是個“蛋糕素食者”，不吃肉，只吃蛋糕和白麵包，長期脹氣，脹到影響工作。 莫雷爾介紹了益生菌。他說，這是一戰期間在塞爾維亞作戰的德軍士兵身上提取的活菌。當時所有人喝了當地的水都得了腸胃病，只有一個人沒事，他的腸道菌群被培養成了藥物，叫 Mutaflor。這是真事。希特勒試了，症狀消失了。 他很快問莫雷爾：你願意做我的私人醫生嗎？莫雷爾的妻子強烈反對，說你會沒時間陪我。莫雷爾回答：這樣的機會一生只有一次。 **莫雷爾不是江湖騙子。**他在激素、維生素、益生菌上確實有見識，只是完全沒有邊界感。他的邏輯是：一個人願意付錢，想打一針睪酮、維生素或者阿片類，那就給他打。他不在乎你是否有病。 希特勒從不服片劑，認為藥片經過他有問題的消化道太慢，他只信注射。而莫雷爾是注射大師，針頭比今天粗得多，他打針能讓你感覺不到疼。 於是希特勒對每日一針上了癮。**他上癮的物件是“打針”這個動作本身，藥物倒在其次。**打完針，這一天就是好的。 1936到1941年，注射的內容基本只有維生素和葡萄糖。這段時期希特勒身體很好，從沒生過病。檔案裡甚至有一份記錄：他專門練拉力器，為了能在閱兵時把手臂舉幾個小時不放下。 網上流傳的那段“希特勒在1936年奧運會抽搐、疑似嗑甲基苯丙胺”的影片，奧勒判斷是假的。理由很硬：**1936年柏飛丁還沒上市。**他推測是有人讀了他的書，以為希特勒一直在嗑冰毒，於是把影片剪了出來。真實情況可能只是他興奮地晃了幾下。 ## 1941年8月：分水嶺 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六週後，德軍進展順利，到了一個必須做決定的時刻。 統帥部說，現在該打莫斯科了。希特勒說，不打莫斯科，分兵：北邊打列寧格勒，南邊搶油田。 就在做這個決定的那一天，希特勒第一次病倒了。他得了“俄羅斯流感”，高燒，人非常虛弱，但必須去開軍事會議。 莫雷爾的筆記裡有非常詳細的記錄，這批筆記存於聯邦檔案館，奧勒說此前沒有任何歷史學家看過。筆記裡寫，希特勒說維生素已經不夠用了。 莫雷爾猶豫了很久，最後給希特勒靜脈注射了一種阿片類藥物：Dolantin。 奧勒在這裡插了一段自己的經歷。1988年他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做交換學生，是校網球隊一號。關鍵比賽那天他得了流感，被帶去看醫生，打了一針。他至今不知道那是什麼，但燒立刻退了，他感覺極好，然後以6比0、6比0贏了那個誰都不敢惹的對手。他用的戰術是德國人叫 Lüddeln 的高球打法，不好看，但極其有效。 希特勒打完 Dolantin，站起來，走進會議室，主導了整場會議。沒有人能壓過他。部隊被分兵，列寧格勒成了目標，向莫斯科的主攻被削弱。 奧勒認為，這很可能就是德軍沒能拿下莫斯科的原因。**那是唯一一次機會。**德國的戰爭機器只能在閃電戰裡贏，靠速度和突然性，因為它整體上一直比對手弱。這個速度靠甲基苯丙胺維持，而藥效是有期限的。你不可能一輩子嗑冰毒，兩個月可以，之後人就廢了。 ## 從維生素到“國王的快感” 1941年8月這一針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希特勒開始對各種藥物產生實驗興趣。 莫雷爾本人也變成了另一副樣子。他成立了自己的製藥公司，工廠設在佔領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德軍打進烏克蘭後，莫雷爾向軍方申請壟斷烏克蘭所有屠宰場所有動物的所有器官。器官被取出，用軍列運回工廠，做成豬肝提取物之類的激素製劑。 軍方非常憤怒：這些車廂本來要運傷員，現在整車廂都是下水、豬心、豬肝。莫雷爾會用一句話威脅他們：如果不讓我的原料車透過，我就告訴元首。 他的商業模式是這樣的。戰時很難走完新藥上市的完整審批流程，希特勒對他說，**你在我工廠裡造，我來當小白鼠，我覺得好，就直接下法令讓它在全德國合法。** 1943年7月，墨索里尼想退出戰爭。希特勒在北義大利的一座別墅與他會面。莫雷爾的記錄顯示，希特勒情緒極差，拒絕前往，專機在山上等著，他說不見這個人。 然後莫雷爾給他注射了 Eukodal，也就是後來的羥考酮（oxycodone），德國默克公司生產。這是希特勒第一次用這個藥。 效果立竿見影。他走向飛機時對莫雷爾說，這藥真管用，再來一針。於是他又打了一針。 會談現場有十五到二十人在場，多人回憶錄裡提到這一幕：**墨索里尼幾乎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因為希特勒處於高度興奮狀態，滔滔不絕講了兩個小時**，講他們如何共同作戰，義大利絕不可能退出。中途有人遞條子說羅馬剛剛被轟炸，墨索里尼知道了，但他插不上話，只能坐著。 這次成功，讓 Eukodal 成為希特勒最看重的藥。1943年7月起他開始規律使用。1944年9月，他隔天用一次，奧勒說這就是成癮者的節奏：用一天，停一天，因為需要恢復，需要睡一覺，需要吃點東西，然後再來。 他採訪過一位靜脈注射過同款藥物的人。對方說，那是國王的快感。神志完全清醒，身體極度舒適，你清楚地知道自己說的每一個點，而對面那些人是凡人，他們昨晚沒睡好，他們有煩心事，你遠遠高於他們。 ## 1944年7月20日之後：可卡因進場 施陶芬貝格的炸彈在桌子底下爆炸。那張德國橡木桌質量太好，擋住了大部分衝擊。希特勒活了下來，但耳膜被震破，身上扎進一百多塊木刺，內出血，處於休克狀態。 一位耳鼻喉科軍醫基辛（Dr. Keesing）被調來治療耳膜。他給希特勒用了可卡因，當時可卡因還是常規藥物，區域性使用可以麻痺疼痛。 希特勒第一次用可卡因，很快產生了興趣。他開始要求“往鼻子裡再來點”。用的是液體，可以用棉籤滴進去。 基辛戰後被美軍審訊，留下了一份十五頁的詳細報告，奧勒說這份報告讀起來非常精彩。 報告裡，基辛第一次走進房間，看見的是一個穿著藍色睡衣的老頭，顫顫巍巍走過來跟他握手。他震驚了：整個德國的命運、整個歐洲的命運，都掛在這個人身上。而他此前見到的元首，是宣傳機器塑造的形象。 可卡因起效後，希特勒會說：“我終於又能清晰地思考了。”可卡因帶來的是一種優越感的衝動，奧勒說這藥不謙遜，它放大自我。炸彈襲擊之後，希特勒認為所有人都是叛徒，連自己的地堡都不再安全。這種偏執和可卡因的作用正好合拍。 接下來發生的是醫生之戰。基辛發現元首在大量用藥，試圖把莫雷爾趕走，他和黨衛軍頭子希姆萊聯手。而莫雷爾會在基辛離開房間後進去，給希特勒靜脈注射 Eukodal。**可卡因加阿片，這就是 speedball，藥物生涯末期的用法。**那種快感不再穩定。 奧勒說，這一段單獨拿出來都夠好萊塢拍一部電影。 ## 地堡：斷藥、戒斷、清算 1944年12月，英國轟炸機摧毀了默克公司的工廠。Eukodal 斷供。 有記錄顯示，超重的莫雷爾騎著摩托車，在被炸成廢墟的柏林一家家藥店跑，想找到 Eukodal，找不到。 希特勒進入戒斷狀態。奇怪的一點是，嗎啡一直供應到最後，但他始終沒有換藥。很長時間裡，他都沒意識到自己已經生理性成癮，這個認知直到地堡的最後幾周才發生。 點破他的是戈培爾。戈培爾想要莫雷爾在地堡裡的那間臥室，於是對希特勒說：你明白髮生了什麼嗎？莫雷爾把你變成了一個癮君子。希特勒感受到了戒斷的顫抖，明白戈培爾說的是真的。 1945年4月底，莫雷爾被解職。有記載說他跪在希特勒面前，希特勒拿槍指著他的頭，說：你讓我對阿片上癮，滾出地堡。莫雷爾哭著離開，搭上了離開柏林的最後幾班飛機之一。 他活了下來。5月2日，他到了巴伐利亞南部的實驗室，妻子還在柏林，他一個人待著，然後開始報稅。 奧勒說，這一幕一定要放進電影裡。這大概說明他當時精神已經不正常了。也可能只是典型的德國人作風：終於有時間了，那就把稅報了吧。 美軍佔領巴伐利亞後逮捕了他，審訊了兩年。他心臟有問題，最後被丟在慕尼黑火車站前的人行道上，穿著一件太小的、大概是美軍的制服外套。一位有猶太血統的護士路過，把他送進醫院。他的妻子從柏林趕來，在泰根湖邊的一家醫院見了最後一面，然後他死了。 關於愛娃·布勞恩，奧勒在華盛頓國家檔案館找到一份莫雷爾的記錄：某天早上她來找他，身上有抓痕。這說明她和希特勒的性生活可能帶有暴力成分。奧勒對此的判斷很乾脆：這件事本身在歷史上不重要，除非它能解釋軍事決策，而它不能。但愛娃遠不是歷史學家長期描繪的那個沒腦子的金髮女郎。她和希特勒每天晚上10點通電話，她掌管著貝格霍夫，她用攝影機拍攝了大量“元首與兒童”的彩色影像，參與了那個“私底下是個好人”的神話建構。 ## 另一條線：一群在派對上抵抗的人 奧勒還寫了另一本書《波希米亞人》（The Bohemians），講的是德國內部最大的抵抗網路。 核心人物是哈羅·舒爾策-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奧勒是在慕尼黑一個檔案館查空軍毒品資料時，偶然翻到他一封信的。那是他一生中寫的最後一封信，寫給父親。信裡說：我做的一切我都接受，我知道這對你們很難，我主要為你們難過，但我問心無愧，我做了我能做的來阻止這場瘋狂。 奧勒當時的第一反應是：這人是誰？ 哈羅和妻子利伯塔斯（Libertas，意為自由）組建了納粹時期最大的抵抗網路，超過一百人，橫跨藝術家、工人、左翼、愛國者。1933年4月，他辦的雜誌《對手》被黨衛軍衝進來砸毀，打字機和印刷機被砸爛，他和一位半猶太血統的好友被拖進早期的集中營。朋友被折磨死了，他被刻上傷疤，黨衛軍用刀在他大腿上劃了卐字。 他由此得出結論：跟納粹沒法辯論。他選擇“穿過機構”，進入空軍部工作，一路升到能接觸到軍事機密的位置。他把德國參與西班牙內戰的情報試圖交給 BBC，對方太害怕，壓下了。 抵抗網路的組織方式是派對。這對夫婦在選帝侯大街附近有一間大閣樓，每隔一個週四辦一次聚會。他們在聚會上說一句批評政權的話，觀察對方的反應：接話的人可以繼續接觸，轉身去吧檯拿酒的人就到此為止。蓋世太保擅長滲透共產黨小組，只要會說那套話就行，但在這群人面前失效了，因為他們會嗅你。 1942年5月，他們幹了件很漂亮的事。納粹當時在柏林市中心辦了一個極受歡迎的展覽，叫“蘇維埃天堂”，展示共產主義有多可怕，兩百萬人去看。這群人印了一千多張背面帶膠的貼紙，把“蘇維埃天堂”改成“納粹天堂”，下面寫：酷刑、黨衛軍的酷刑、飢餓、戰爭，還要持續多久？ 他們兩人一組，一男一女，假裝靠在牆上接吻，一邊把貼紙貼上去，然後走進黑暗裡。第二天早上，幾十萬柏林人看到了。他們一個人都沒被抓。 暴露的方式極其荒誕。蘇聯方面想把他們收編為間諜，哈羅拒絕了，只同意提供情報、接受了一臺電臺。俄文說明書他們看不懂，操作出錯。真正致命的是，莫斯科回了一份電報，被德方截獲並破譯，裡面直接寫了哈羅的名字和地址。奧勒說，這是徹底的情報失誤，也可能是斯大林方面故意放棄他們。 之後是幾個月的監視、抓捕、軍事法庭、死刑。利伯塔斯被蓋世太保安排的一位女秘書假扮朋友套話，她把秘密說了出去，成了壓垮整個網路的一環。 ## 嗑藥的智人 奧勒正在寫的新書叫《嗑藥的智人》（Stoned Sapiens），用藥物作為透鏡重看整個人類史。 起點是克里特島。他在那裡度假時想不通一個問題：為什麼歐洲第一個高階文化，米諾斯文明，會出現在這裡？為什麼是克里特突然開始建造巨型建築、製作精細藝術品？ 他在舊書店裡找到一本記錄某處海邊發掘的書，然後自己游到海里，看到水下有一段防波堤的殘牆，翻過圍欄進去，看到了整個青銅時代最大的牆體。那是個相當大的港口。 那麼他們貿易什麼？克里特是第一個生產橄欖油的地方。另外，罌粟在那裡生長，鴉片在那裡被製作。奧勒的說法是：**整個歐洲的高階文化，從米諾斯到雅典，起點是一群毒販。**至少，鴉片是當時唯一確定有效的藥物，它確實能止痛。 書裡還有一段更早的推演。大約150萬年前，直立人生活在大裂谷一帶，那裡有一種植物叫卡塔（khat），是植物性的安非他命，至今在衣索比亞、葉門一帶仍被日常咀嚼。沒有證據證明直立人用過它，但他們住在那裡，植物就在那裡。 直立人做了一件關鍵的事：褪去了體毛，因此有了汗腺，能在高溫下持續散熱。羚羊跑得比人快，但十分鐘後必須停下喘氣，人不用。人類由此發展出慢跑狩獵：不衝刺，只是不停地跟著，等獵物累垮，再上去解決。 再往後，智人一度只剩大約1500人，近親繁殖嚴重，滅絕風險真實存在。奧勒認為，是意識的出現把人類從滅絕邊緣拉了回來。那麼意識是怎麼出現的？ 他給出一個假說：智人穿過中非雨林時，遇到了一種大象愛吃的植物，伊博格（iboga）。人看到大象吃了根和葉之後倒著走路、行為異常，於是自己也試。這個過程可能在雨林裡持續了十萬年。 這個假說無法證明。奧勒自己也承認，也許額葉就是自己長出來的。但他指出，赫拉利在《人類簡史》裡寫到兩次認知革命時，明確說“我們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他要做的他要做的，是把赫拉利跳過的部分全部攤開來看。 他採訪了哥倫比亞大學一位伊博格專家。這位專家從沒自己服用過，只看資料，用腦掃描做研究。他的發現是：LSD、裸蓋菇素這類經典致幻劑會對接特定受體，機制相對清楚；伊博格完全不同，它像是同時出現在大腦各處，**像給神經元做了一次水療**。它似乎認識人腦很久了，能立刻看出你抑鬱在哪裡、成癮在哪裡。抑鬱本質上是神經網路的凹陷，是一套“我不配、我做不到”的思維迴圈。伊博格會把這個凹陷拿出來，讓大腦重新恢復正常。這位專家不稱它為植物，稱它為22世紀的神經技術。 關於宗教，奧勒講了摩西。摩西在埃及殺了人，逃亡，帶著一群人在西奈曠野裡禁食多日、不飲酒。這本質上就是一次致幻靜修。聖經裡那段“燃燒的灌木”和“十誡”的敘述中，多次提到金合歡（acacia）。埃及金合歡恰好生長在西奈，含有二甲基色胺（DMT）。以色列學者對此有詳細研究。奧勒的推演是：摩西獨自上山三小時，其他人在山下等著；DMT 體驗的一大特點就是因人而異，有人毫無感覺，有人體驗極強，而摩西有太多東西需要處理，他剛殺了一個人。所以他接收到的誡命裡有一條是“不可殺人”。 他還提到德國著名的《啤酒純淨法》。這條1516年的法令規定啤酒只能含水、啤酒花、大麥。長期以來它被視為質量控制，但奧勒認為，**這實質上是教會發動的歐洲中世紀第一部禁酒令**，目的是清除此前啤酒里加入的各種東西，比如顛茄。女巫們釀的那種能讓人看見幻象、圍著火跳舞的酒，教會不喜歡。啤酒花是教會引入的新原料。 再往後是蘇美爾。人類從冰期結束到蘇美爾文明之間，有數千年沒有國王的時期。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這種聚落運轉了兩千年，沒有等級結構。那麼等級是怎麼來的？奧勒的答案是啤酒。啤酒由祭司階層釀造，標註歸屬於某座神廟，出售，神廟因此地位上升、積累財富，等級由此產生。 他由此推到一個更大的判斷：**我們不需要國王。**人類曾經在沒有國王的情況下組織過自己。他認為最終出路是打破民族國家、建立行星尺度的社會，配合開源 AI，實現行星最低收入，讓所有人擁有同等政治權利。他也清楚這說的是五十年後的事。 ## LSD：從瑞士實驗室到 CIA 《迷幻》（Tripped）講的是 LSD 的歷史。 1943年，山德士（Sandoz）的化學家阿爾伯特·霍夫曼意外發現了 LSD 的效果，向 CEO 彙報“大腦出現了強烈反應”。公司在巴塞爾總部設了一間“中毒室”，員工自願參與，成為世界上第一批使用 LSD 的人。那間屋子離德國邊境只有一步之遙，窗外能聽見戰爭的聲音。 所有報告都是正面的：一直想笑、感覺很好、想明白了自己生活裡的一些事、覺得生活本來就應該是這樣。CEO 阿圖爾·斯托爾（Arthur Stoll）判斷這可能是精神健康領域的遊戲規則改變者。那是抗生素之後、抗抑鬱藥之前，二戰已經制造了數百萬心理創傷者。 奧勒為了查檔案，用了很直接的手段。山德士後被諾華收購，檔案是私有的，檔案管理員有權拒絕。他帶去了一片 LSD，上面印著山德士1940年代的舊 logo，是巴塞爾本地實驗室的人做來致敬的。他把這片給管理員看，說：這是你們公司做的。然後送了他一次。管理員收下了，冰破了。十分鐘後，斯托爾與納粹科學家的通訊就被搬了出來。 鐵證出現在1943年10月：理查德·庫恩（Richard Kuhn）確認收到半克麥角胺，那是 LSD 的前體。 庫恩是誰？他是斯托爾在威廉皇帝研究所的同門，導師是同一位猶太化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理查德·威爾施泰特（Richard Willstätter）。斯托爾去了山德士做製藥，庫恩成了希特勒的首席生物化學家，負責尋找“吐真劑”，也參與神經毒氣研發。納粹掌權後，兩人仍然是朋友，1920年代一直通訊討論麥角研究，庫恩也去過山德士實驗室一起做實驗。 奧勒早在寫《閃電戰》時就發現，黨衛軍在達豪用麥司卡林和另一種未命名的致幻物質做過實驗。麥司卡林有個問題：苦，難做。“吐真劑”的邏輯是，我讓你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服下一種無色無味的東西，半小時後你發現大腦不對勁，你開始不安，而我掌握著這個局面，於是我可以從你嘴裡掏出任何東西。LSD 無味、易合成，正好合適。 所以他一直懷疑 LSD 有一段納粹前史。這聽起來很違和，LSD 是嬉皮士的藥，是和平主義者的藥。 在達豪，一位囚犯的報告被保留了下來：他的咖啡裡被下了藥，他經歷了一次完整的迷幻之旅，而黨衛軍在一旁審問他。奧勒說，他本以為在集中營裡會是一次糟糕的體驗，但這位囚犯看到了分形和色彩，看到了比納粹更大、比集中營更大的東西。最糟糕的時刻是藥效結束、他重新變回一個囚犯的時候。 美軍解放達豪時帶了一支叫“阿爾索斯”（Alsos）的特別小組，任務是找到德國科學家、獲取他們的知識，重點是核計劃，也包括生化武器。他們最早審訊的人之一就是庫恩。庫恩立刻配合，他不想上紐倫堡法庭，還想繼續自己的學術生涯。他是個機會主義者，納粹信念其實沒那麼堅定，他同樣喜歡美國人。於是他第一時間把 LSD 的事說了出來。 第二天，一位美軍高階將領從美國飛到法蘭克福，去海德堡再次見庫恩，然後脫下軍裝換上便服前往中立國瑞士的巴塞爾，從斯托爾的兒子手裡拿到了第一批 LSD。那是1945年夏天。 美軍開始研究：LSD 會不會就是吐真劑？如果納粹認為它是，也許它真是，因為納粹的科學家確實站在最前沿，無論他們多邪惡。 結論是徹底失敗。**LSD 不是吐真劑。**它也許能讓你更接近你自己的真相，但它不能讓人被控制。它不會把你變成一臺服從的機器。你可以用它來強化自己原有的信仰體系，也可以用它開啟新的視角。 然後這套東西轉到了 CIA 手裡。1947年中央情報局成立，首任局長杜勒斯提出“大腦戰”的概念：冷戰是大腦層面的戰爭，蘇聯可能正在研發針對我們的東西，我們必須準備好。於是有了 MKULTRA，一個從未經過國會批准的心智控制專案，LSD 是其中的核心工具。 奧勒的評價很直接：**這是納粹人體實驗的延續。**擊敗了納粹，然後把那面旗繼續舉著往前走。 LSD 最終被列為非法，這件事也和 MKULTRA 的負責人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有關。他認為 LSD 危險的說法只是幌子，他真正想要的是獨佔它。他親自飛到巴塞爾，提著裝有24萬美元的手提箱，要買下全世界所有的 LSD。按美國大使提供的情報，山德士應該已經生產了400公斤，這筆錢就是那個價格。斯托爾回答：實際上我們只生產了400克，但我當然會全部賣給你。 壓力是這樣施加的：CIA 與 FDA 關係密切，如果你想讓你的藥物進入全球最大的市場，LSD 就不會是其中之一。斯托爾妥協了。此後 LSD 只作為研究用藥發放，任何研究者都可以寫信給山德士申請。而絕大部分流入了 CIA，用於 MKULTRA。 它也流了出去。其中一個“小白鼠”叫肯·克西（Ken Kesey），拿了75美元參與 CIA 的 LSD 實驗，當時他在門洛帕克的一家精神病房工作。在藥效之下，他意識到那些病人也許不是瘋了，只是看世界的方式不同。這就是《飛越瘋人院》的來源。 奧勒對 LSD 傾向性的判斷是：它更容易放大共情、多樣性和對差異的接納。 ## 他給母親用了 LSD 書裡最私人的一段，是奧勒自己的家庭故事。 他讀到一項研究，說微量 LSD 對阿爾茨海默症可能有幫助，而他母親正患此病。他去問了父親，也採訪了一位頂尖的阿爾茨海默專家。專家的反應是“這太驚人了”，因為 LSD 作用的5-HT2A受體，正是阿爾茨海默症破壞的那些受體。**LSD 做的事，和阿爾茨海默症做的事正好相反。** 他父親當過法官，曾經把毒品犯送進監獄。父親的問題是：如果這東西這麼好，為什麼藥店買不到？他說：你最好把故事給我講清楚。 於是有了《迷幻》這本書。 結果是他們真的一起用了。聖誕節三人一起用了 LSD，母親節用了蘑菇。母親節那天，報紙放在陽臺上，他們在太陽底下坐著，母親服了微量蘑菇。奧勒強調這是微量，不會產生旅程，只是啟用大腦。她那個被阿爾茨海默侵蝕的大腦，反應比父親強得多。父親總說自己“什麼都感覺不到”，而母親突然拿起那份一年多沒碰過的報紙，開始念標題給他們聽。那是關於烏克蘭戰爭的新聞，她從沒聽過這個詞，念“烏克蘭”的時候發音很困難，因為她已經一年多沒接觸新聞了。 **一次微量蘑菇，讓她重新拿起了報紙。** ## 那些寫作者和他們的藥 訪談後半段聊到了寫作本身。 奧勒說寫作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實際的寫作，那部分是痛苦的，靠的是紀律和專注，而專注越來越難，因為手機。他在瑞士西爾斯瑪利亞的尼采故居租房間寫作，尼采在1882到1888年間每個夏天都在那裡待三個月，寫出了大部分作品。那個房間還在，書桌還在。 奧勒說他在那裡才能關掉手機。他像士兵一樣進那座房子，從不在那裡用藥，因為會破壞那個房子裡的清晰感。他還說，他會跟尼采說話，尼采的門一直開著。他評價尼采：是個徹底的怪人，但人不錯。 寫作的另一個部分是靈感。LSD 給他的幫助，是第一次旅程讓他明白世界有深淵，也有恐怖。他說自己小時候是個無憂無慮的孩子，從沒想過世界這麼深。**LSD 讓世界變深了。**但他不會在 LSD 狀態下寫作，因為那時你想去森林走走、想上山，絕不會坐在難看的電腦螢幕前。 關於凱魯亞克，奧勒說《在路上》據傳是三週內靠安非他命寫成的，用的是不停換紙的捲筒紙。他自己的體驗是：吃安非他命能寫二十頁，寫得很爽，但第二天絕不會再吃。因為安非他命會降低自我批評，讓你感覺太好、太自信，只是往下寫。而文學寫作靠的是細微差別，需要極度開放，安非他命恰恰會讓人封閉，變成一臺機器。要是方向錯了，你可能寫完兩百頁然後全部扔掉。凱魯亞克大概也扔了很多。 他說《在路上》是一本速度之書，主題就是快速移動、不停下來。 關於“哪些名作家沒在寫作時用過藥”，奧勒的反問是：**你能舉出哪個名作家沒用過？**他說這是當作家的一大好處，你可以在工作時段用藥，沒人會因此取消你。政治家不行。 他提到菲利普·K·迪克也是安非他命寫作者，劑量大了會進入某種幻覺空間，寫《銀翼殺手》原著時也許有用。也提到馬爾科姆·洛瑞和 Hemingway 靠酒精寫作，但自己喝酒就寫不出來。 他的建議是：寫醉，改醒。如果他在安非他命狀態下寫了東西，第二天一定要清醒著改。 ## 那些他願意稱為同事的人 被問到影響自己的書，奧勒列了一串。 《尤利西斯》。但他說這本書只在一種條件下成立：二十出頭、住在紐約、正在寫第一本小說、剛吃過 LSD。那時讀它，會覺得它開啟了什麼。你不必理解全部，但它讓你看到講故事有很多種方式。 影響最大的可能是加繆的《局外人》。他說自己主要在乎語言，不太在乎寫的是什麼。二十歲那年他躺在摩洛哥的海灘上讀這本書，一個摩洛哥人走過來問他：你為什麼在讀一本種族主義的書？他愣住了。對方說：他殺了一個阿拉伯人，沒什麼後果，只是因為無聊，這就是種族主義。奧勒當時完全不接受這個論證，因為對他來說那是一次純粹的文體體驗。 但他記住了《局外人》的一個特徵：**沒有一句是多餘的。**他一直想寫出每一句都不多餘的書，但他說這非常難。尼采能做到，每一句都像被鑿出來的。所以對他來說，尼采的格言也是詩。 還有卡夫卡、托馬斯·曼。曼很好笑，雖然話太多，但在德語裡很有意思。 以及托馬斯·品欽的《萬有引力之虹》。他九十年代末在柏林讀，被徹底震住了，認為這是二十世紀最好的小說之一。他不理解品欽是怎麼做到的，也沒人知道，因為品欽過著完全隱居的生活。奧勒說自己知道一點，知道他的妻子是誰，但不會說。他對這種隱私保護的評價是：這也很了不起。 ## 宇宙在講一個大故事 訪談最後，被問到人生的意義。 奧勒的回答是：他總覺得宇宙在講一個大故事，一直在講，而我們的意識是這個更大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宇宙的意識，那個巨大的故事，大概就是意義所在。或者，個體生命的意義，是去理解那個故事。 他說這是他一個月前在山上走的時候，在 LSD 狀態下相當清楚地感受到的。山很高，伸進大氣層，由各種礦物組成，它們在接收擊中這顆行星的宇宙能量。往上走的時候，他沒法用語言描述自己在感知什麼，但他感知到了那個更大故事的一部分。 **他說，那就是靈感。**那種時刻會把你帶到離意義很近的地方，而那意義不能落成文字，它是一種體驗。對一個創作者來說，這是他必須去經歷的。數學家也一樣，他會在某一刻聽到更多的東西，抓住某些聯絡，可能還寫不成公式，但如果他是個開放的人，他會成為更好的數學家，因為他多懂了一點萬物的意義。 他也提到沃爾特·本雅明說的“被裝箱的人類”：我們住在城市裡，醒來，做事，被框住。所以要多待在自然裡，待在系統之外。他希望自己的寫作能鬆開一點腦子裡的波，讓人多理解一點。理解的過程本身，就是他追求的東西。 節目結尾，Lex 引了特倫斯·麥肯納的話：自然熱愛勇氣。你做出承諾，自然會回應這個承諾，把不可能的障礙移走。做不可能的夢，世界不會把你碾碎，它會把你舉起來。這就是魔法實現的方式：縱身躍入深淵，然後發現那其實是一張羽毛床。 ## 如果只能記住幾件事 - 讀《閃電戰》時，把它當成一份檔案研究，別把它當單一因果的解釋。阿登方案本身才是德軍西線勝利的軍事核心，藥物是讓這個方案在生理上可行的必要條件。奧勒在書裡和訪談裡都反覆強調這一點，蒙森那句“不要用單一因果解釋戰爭”值得貼在書頁上。 - 看歷史人物時，別把制度和身體分開。希特勒從1941年8月的一針阿片開始，決策風格、體能、偏執程度同時發生變化。1940年5月敦刻爾克的停止命令、1941年8月的不打莫斯科，都能在時間線上和具體的用藥記錄對齊。這不是給罪行開脫，是為決策質量找一個此前被忽略的變數。 - 分辨“效能增強”和“毒品”這套標籤是怎麼被劃出來的。甲基苯丙胺1938年在德國是藥店隨便買的效能增強劑，LSD 在1943年的巴塞爾是公司內部自願參與的專案，兩者變非法都是具體的政治過程：一個是戰時管制與意識形態，一個是 CIA 想獨佔。標籤反映的是權力，不是分子本身。 - 如果你要寫自己不熟悉的東西，去現場。奧勒去弗萊堡的軍事檔案館讀蘭克手寫的戰地日記，去諾華檔案室拿斯托爾與庫恩的通訊，去找波蘭毒販要一克冰毒並意外收到1938年柏飛丁專利影印件。檔案不會自己開口，但去了，它就會給你東西。 - 把“歷史學也是虛構學”這句話放在心上。奧勒說沒有人在現場，所有歷史寫作都是一種基於事實的虛構。這不是相對主義，是提醒你讀任何一本歷史書時都問一句：作者選了什麼、跳過了什麼、為什麼這樣組織。 - 關於致幻劑，別推薦。奧勒和 Lex 在這個問題上罕見地完全一致：對不熟悉的人一律說不。他自己第一次 LSD 是在曼哈頓下城的一個週六夜，被強度嚇到以為自己瘋了，認為大腦出了化學失衡，會一輩子這樣。他把那稱為自己最糟的一次旅程，雖然事後回看價值極高。劑量單位是微克，那是已知最強的精神活性物質之一。 - 寫作這件事，紀律和靈感要分開處理。靈感部分可以從容探索，紀律部分需要一個能關掉手機的地方。奧勒的選擇是尼采故居，你的選擇可以是任何一間沒有訊號的房間。寫醉改醒，這條對任何狀態的寫作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