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裡·奧克斯曼：生物學、藝術與與自然協同的設計工程學 > 設計師與科學家內裡·奧克斯曼談跨學科設計，如何借鑑生物學與自然結構進行藝術創作與材料工程。 - 原標題：#394 – Neri Oxman: Biology, Art, and Science of Design & Engineering with Nature - 期數：第 394 期 - 釋出日期：2023-09-01 - 嘉賓 / 主題：內裡·奧克斯曼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neri-oxman/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neri-oxman/ - 精讀字數：約 12811 字（閱讀約 28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2020 年，地球發生了一次安靜的翻轉。 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的羅恩·米洛（Ron Milo）團隊算出一個數字：人類製造的所有東西，總質量第一次超過了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總質量。塑膠、衣服、建築、城市、柏油、混凝土，全部加起來，超過了從藍鯨到細菌的一切生命體。 內裡·奧克斯曼（Neri Oxman）是在一次 Zoom 對話裡知道這件事的。 > “人生裡有那麼幾個瞬間會逼你重新校準方向。和羅恩的那次對話就是其中之一。人造物質超過生物質這個失衡擺在眼前，你不得不問自己：接下來往哪兒走？”（內裡·奧克斯曼） 她當時是 MIT 媒體實驗室的教授，領導一個叫“中介物質”（Mediated Matter）的研究組。十幾年裡，這個組在計算設計、數字製造、材料科學和合成生物學的交叉地帶做出一批讓博物館和學術期刊同時側目的作品。她也是建築師、設計師、藝術家。MIT 給了她終身教職，然後她離開了，搬到紐約，創辦了一家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公司：Oxman。 公司提出的口號只有三個詞：**Grow everything，生長一切。** ## 如果大自然有一部 iPhone 奧克斯曼對“自然”有個相當硬核的定義：自然就是一切非人造物。鳥、石頭、真菌、大象、鯨，都在這個集合裡。 她認為這個集合裡有某種東西，比“智慧”更高一層。她管它叫智慧。人類智慧解決的是怎麼把事做成，自然的智慧解決的是怎麼在四十億年裡持續活下去，而且越活越多樣。技術的作用，是把這層智慧翻譯出來。 她給了組數字對照：從第一臺計算機到今天，人類算力漲了大約一萬億倍，頻寬漲了 2650 萬億倍，記憶體漲了 115 億億倍。 然後她問：如果大自然也能拿到這些頻寬呢？ > “超過基因和進化的層面，如果存在一種方式讓自然接入位元的世界，自然會長成什麼樣？自然能不能替自己做決定，不再被人類引導、看管和濫用？”（內裡·奧克斯曼） 她把這項研究的方向稱作“大分子模型”（large molecule models）。大語言模型靠的是人類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文字語料。自然的語言寫在分子裡，人類幾乎還沒開始採集這份語料。Oxman 公司的一部分任務，就是把五個生物界裡流通的這套語言量化、解碼，找出其中的語法。 公司內部反覆討論一個問題：自然到底想要什麼？ 目前得到的答案是：**自然想要增加資訊，同時降低熵。**它要更多可能性，也要更多秩序。兩個目標聽上去互相拉扯，自然在幾十億年裡一直同時在推。 ## 用機器人帶一條蠶幹活 MIT 時期的研究組做過一系列被人稱作“生長出來的建築”的專案。材料各不相同，邏輯統一：給自然搭一個可計算的模板，讓生物在模板裡幹活，成品由生物和機器共同完成。 最出名的是絲亭（Silk Pavilion）。第二個版本有六米高，後來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收藏。參與建造的“工人”是 17532 條蠶。 一枚蠶繭的絲拉直了大約一英里長。蠶蓋房子只用兩種物質：絲素做纖維，絲膠做黏合。有纖維有膠，這兩樣原料就夠它搭出一座能完成變態發育的建築。吐絲過程中，它會按位置調節絲線的軟硬，靠近外殼的部分更硬，靠裡的部分更軟，跟著功能需求走。 團隊最初想用六軸 KUKA 機械臂模仿這個過程。後來組裡一個叫 Marcus 的工程師發現了一件事：蠶吐繭時會找一個垂直的柱子當錨點。把蠶放在水平面上，只要平面距離不到 21 毫米，它就不吐立體繭，改吐一塊扁平的絲片。 策略因此變了。機器人先列印出框架，蠶在這套框架上吐絲。框架不同位置的溫度、光照由程式調節，蠶會往更熱或者更亮的方向聚攏，密度自然而然產生變化。 > “最後的成品看起來像是被一個龐大的蠶群協作完成的建築。蠶之間沒有任何通訊機制，它們也從來不是群居物種。是技術讓這些生物短暫地跳進了另一個生態位。”（內裡·奧克斯曼） 這裡有個挺妙的對照。奧克斯曼把整個生物界擺在一個二維座標裡：橫軸是材料上的複雜程度，豎軸是通訊能力。白蟻的通訊頂尖，能蓋出相對體量超越人類摩天樓的結構，材料卻只有唾液、糞便和幾粒土。蠶的材料功夫一流，通訊能力是零。它們是四千年前被人類馴化出來的物種，蠶蛾已經不會飛，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吐絲供人使用。 絲亭專案乾的活，是用計算和機器人把蠶往通訊那一軸推了一把。 訪談裡 Lex 問她：你怎麼預測模板裡會長出什麼？ > “如果你能預測它，那它就不算湧現。”（內裡·奧克斯曼） ## 蜜蜂上了太空，回來了，還能生 蠶之後是蜜蜂。 團隊先在波士頓 Somerville 附近的一個合作社裡搭了一個“合成蜂房”（Synthetic Apiary）。馬薩諸塞州的蜜蜂冬天要冬眠，一個冬天過去通常損失八成以上。他們把空間裡的溫度、溼度、光照全部控制住，給蜜蜂造了一個永久的春天。結果蜜蜂不光活下來，還能正常繁殖。一個冬天結束，鄰居分到了大量蜂蜜，蜂群活著被放回了野外。 這引出一個建築學問題：如果這種空間在任何一個城市都能讓蜜蜂過冬，它能不能成為一種新的城市型別，一種人類與其它物種共生的建築？ 之後是太空版本。藍色起源的新謝潑德號有一個載荷位，團隊拿下了。 1982 年 NASA 也送過蜜蜂上太空，回來之後蜂群不能繁殖，還有一部分死亡。奧克斯曼團隊造了一個小型生命維持系統，一座“蜂王和她隨從”的生物實驗室，塞進一個艙位裡。他們研究了蜂王用來指揮蜂群的那套資訊素（Nasonov pheromone），讓資訊素在密閉艙裡持續釋放。任務結束後，蜜蜂回到媒體實驗室的樓頂，活著，能繁殖，繼續造巢。 研究最後發表在《自然》子刊上。論文裡有個發現：團隊餵給蜜蜂金奈米顆粒和銀奈米顆粒，用來追蹤蠟的流向，結果證明了蜜蜂其實會回收蜂蠟。在此之前，養蜂業一直認為蜂蠟是一次性的，用完就廢。 > “我一直跟團隊說，作品要能同時登上 MoMA 和《自然》或者《科學》的封面。藝術和科學在我們這兒不分家，是一回事。”（內裡·奧克斯曼） ## 用大腸桿菌列印一張死亡面具 另一個專案叫《晚禱》（Vespers），做的是死亡面具。 傳統死亡面具照著死者的臉翻模。奧克斯曼想做的面具不基於長相，基於這個人的遺產和生物學。一共 15 張，分成三組：過去的面具、現在的面具、未來的面具，各 5 張。過去那組帶著古典裝飾和天然礦物，現在那組用上了合成生物學。 製作方式是這樣：把化學訊號編進印表機的樹脂裡，列印出面具的三維結構。然後把能產色素的大腸桿菌塗在表面。樹脂裡的化學訊號與表面的菌群發生反應，按照印表機原生解析度，每體素 20 微米，精確生成圖案。 乍看之下每張面具都完美對稱。仔細看會發現處處有偏差，這些偏差是設計出來的。 > “我們就是要讓你誤以為它們對稱。”（內裡·奧克斯曼） 第一階段的面具只做表面。第二階段的設計思路轉向體積：表面的顏色滲入內部，在材料裡開出空腔和通道，這些通道被設計成讓生命流經的路徑。產色素的活體被引導著，去重構原本死亡面具的圖案。生替代死，死又生出新的生。 這個專案催生了一類新材料。團隊裡一個叫 Rachael 的學生把它寫進了博士論文，名字叫“混合活體材料”（Hybrid Living Materials，HLMs）。邏輯是通用的：如果化學訊號能指揮產色素的細菌，同樣的方法能不能指揮抗生素？能不能指揮黑色素？ SF MoMA 屋頂上的 Aguahoja 展亭就是這條線延伸出來的作品，用的是蝦殼裡的殼聚糖、蘋果皮、木漿裡的纖維素。團隊算過一筆賬：整座展亭內嵌的能量大約是四萬卡路里。展亭旁邊立著三塊鍾，實時顯示溫度、溼度，連著氣象頻道，觀眾可以看到這座建築正在以多快的速度降解回土壤。 作品裡有個細節：團隊計算了為列印這座展亭所消耗的全部電力，也計算了原料的運輸路徑。蝦殼來自地球另一端的某個漁場，蘋果皮和木漿各有各的來路，整個能量賬本橫跨了一整顆星球。 > “談一件產品，不要停在那個物體本身。你要一路追到它背後的整個系統。”（內裡·奧克斯曼） ## 有一種蠶，她拒絕改造 絲亭完成之後，日本一位研究轉基因蠶的教授發郵件給奧克斯曼，提議合作：把蜘蛛的基因匯入蠶，讓蠶吐出能在黑暗裡發光的絲。技術路徑清晰，做出來的裙子會很美。 她拒絕了。 理由她講得很清楚：**跟一個生物合作的前提，是這件事對它至少和對我一樣好。**絲這件事上，人類四千年來的做法是：蠶繭扔進開水，蛹被燙死，絲被抽出。印度和中國這些產絲區，一件襯衫背後大約要犧牲一千個蠶繭。這個物種在四千年前被人類設計成一個只會吐絲、不會飛的活體工具，這個設定本身就值得重新審視。 > “我們不該走到那一步，為了服務人類而改造生命，拿這些了不起的物種去冒險。”（內裡·奧克斯曼） 大腸桿菌她態度不同。細菌在地球上存在了三十多億年，人類沒有它們根本不會出現。用細菌做生產平臺，在她看來不需要同樣的倫理顧慮。 這個區分她自己也知道屬於灰色地帶。她說得很坦白：有些人天生習慣待在灰色裡，有些人習慣非黑即白，兩種人都需要存在。她丈夫比爾·阿克曼就是後一種。 ## 你割草你割草的時候，草在喊 訪談裡有個轉折點。Lex 問了一個“很飛”的問題：人類能不能跟植物對話？ 奧克斯曼的回答是：已經在對話了。 割草坪時聞到的那股青草味，學名叫綠葉揮發物（Green Leaf Volatiles，GLVs）。它不負責好聞，它負責報警。一片草被切斷時釋放這些分子，周圍的草接收到之後會啟動防禦機制。植物之間用分子交流，不用語言。 植物神經生物學如今已經是個正經學科。植物沒有神經系統，但有一套類似的東西，只不過它運作的時間尺度極慢，比人類慢上幾個數量級。團隊最近發現，一株玫瑰在白天和夜裡釋放的分子譜不一樣，有一套晝夜節律控制著它在什麼時刻、面對什麼壓力、釋放什麼分子。一片茉莉花田在凌晨四點的味道那麼好聞，是有原因的。 > “等到我們能解析這些分子層面的對話，能解碼這些分子的時刻，我們才真正開始和植物交談。”（內裡·奧克斯曼） 直接應用是精準農業。今天所謂的精準農業，是無人機飛到玉米地上空拍照，看到哪片葉子黃了，這時候已經晚了。如果讀得懂植物釋放的分子訊號，就能在脅迫發生之前知道它在說什麼，提前預測作物的生理走向。這不只是為了作物自己活得好，也為了人類想從中獲取的糧食、藥物、風味分子。 她還提到一件事：植物的時間尺度，人類得學著尊重。在膠囊裡設計一座生物多樣性艙，要看出一株植物在特定環境下的表現，需要的是幾年，不是幾個月，更不是幾天。這份耐心跟設計的雄心放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種姿態。 ## 一棵聖誕樹和一棵紅杉 訪談進行到一半，她把話題拉到了時間上。 > “想想那些聖誕樹。一棵樹長好要很多年。我們用它一個晚上，一年裡最神聖的那個晚上，然後把它扔掉。”（內裡·奧克斯曼） 一棵紅杉要長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把那些纖維素通道一層一層堆到那種高度。自然造一件“產品”，花的是幾百年、上千年的時間。 人類造東西的時間尺度，和自然的時間尺度，完全對不上。 她說自己不怕開一家以千年為設計尺度的公司。這話聽上去像修辭，背後有個具體的產品方向：從二氧化碳開始，經過生物過程，做成一件可穿戴物，被使用，然後回到土裡，長出一棵能結果的橄欖樹。整條鏈路不進入垃圾處理系統，直接進入土壤和光合作用。 現在的可降解材料大多隻解決鏈條上的一環。用菌絲做皮革，或者用纖維素做面料，做到那一步就停了。接下來組裝成鞋，還是要用膠水，還是要加防水塗層，前面做的功夫全廢。她想解決的是整條鏈：從碳回收技術，到產品，到製造工藝，能不能只靠機器人和微生物完成，不再需要人工組裝？ 這個願景要面對資本主義的執行方式。有句話她講得很直白：必須做出真實的產品，進入真實的世界，被人使用，同時在人類受益的同時讓自然受益。這件事在當下這套經濟系統裡非常難，她要接的就是這個挑戰。 ## 缺陷是一種表面積 Lex 問她：美是什麼？ 奧克斯曼的回答只有四個字：**美是能動性。** 她引了巴克敏斯特·富勒的一句話，大意是：我做設計的時候從不想著美，做完之後如果它不美，我就知道我做錯了。美是判斷一個創造是否成立的最終檢驗。它不帶裝飾性，它是內在正確的外在訊號。 話題接著轉到不完美。日本美學裡有個概念叫侘寂（wabi-sabi）：沒有東西是永恆的，沒有東西是完成的，沒有東西是完美的。她完全同意。變化是唯一恆定的東西。完美意味著刻板，意味著走不動了。 然後她說了一段整場訪談裡最漂亮的話。 > “你可以把缺陷想成一種被增加的表面積。物理上或者情感上都成立。因為表面積更大，你才能掛上砂漿，才能蓋起一座房子。”（內裡·奧克斯曼） 一塊有缺陷的磚，比一塊完美的磚能更好地被砌進牆裡。人也是一樣。脆弱性就是情感層面的表面積，它讓你可以被連線，被粘合，被放進一個比你自己更大的結構裡。人如果沒有脆弱性，人和人之間就無法彼此固定。沒有這種粘合，人類在過去幾十萬年裡建不起任何文明。 順著這個思路，她把愛也放進去了。她引了愛因斯坦寫給女兒的一封信。信裡愛因斯坦說自己後悔花在相對論上的時間太多，陪女兒的時間太少，然後告訴女兒，他認為愛是塑造宇宙的那股力量。它像引力一樣吸引，像光一樣連線，乘上光速，就能真正改變世界。 她說完這段，自己都笑了，說：你可以叫我浪漫主義者。 ## 資料、知識、智慧，再往上是什麼 訪談後段轉向了人工智慧。這個問題她顯然想過很久。 她給了一個認知階梯： **資料**，是收集資訊的能力。 **知識**，是把資訊拿來用的能力。 **智慧**，是解決問題、適應環境、跨域翻譯的能力。 **智慧**，是對世界產生洞見的能力。 **靈性覺知**，是把世界引入全新疆域的能力。 她說大語言模型做的事，是一種自遞迴的機器過濾，用語言生成語言，再生語言。她承認裡面有真正的湧現，也真有新穎性被造出來，不只是隨機鸚鵡的復讀。同時她也指出，這還停在智慧那一層。語言呈現出有意識的樣子，不代表那裡真有意識。 然後她給出一個判斷，我認為是整場訪談裡分量最重的一句。 > “當這個 AGI 聽起來像我，說話像我，行為像我，感覺像我，呼吸像我，我女兒分辨不出那是不是我，那就是人類能動性的終點。而人類能動性的終點，對自然來說可能是能動性的起點。”（內裡·奧克斯曼） 她的意思是這樣：如果把人類的全部文明、全部意識彙總起來，交給自然，讓自然第一次接觸到它從未接入過的那個意識世界，會怎麼樣？ 從 Eliezer Yudkowsky 那種悲觀的視角看，短命的人類會變成一棵長壽的、有知覺的、會流淚的垂柳。從樂觀的視角看，那是一種不同的存在形態：人類創造、消耗、加工的一切，全部由六種元素組成，沒有 118 種，全是生物的那些東西，加上一定數量的位元、基因、原子，還加上很多貝多芬。 她還提到一個反向的思路：如果把時間尺度徹底翻轉呢？問一個類似 ChatGPT 的問題，但允許它花一萬年才給出答案。那種世界會是什麼樣？ ## 什麼是生命 Lex 問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什麼是生命？ 她沒有直接給定義。她講了一段古生物史。 四億四千萬年前，第一批植物出現在陸地上。那時候還沒有種子，只有孢子。這些孢子附著在岩石上，把岩石裡的磷大量衝進海洋，比沒有它們的時候多出六十倍。磷讓海洋富營養化，氧被抽乾，海水變得極冷、缺氧，然後植物界整體死亡。 這場滅絕留下了孢子化石，也是這場滅絕，反過來改變了地球的土壤結構，為後來那些有維管系統、會開花、會結種子的新植物準備好了養分。地球史上五次大滅絕，第一次的死亡養出了當時的“新世界”。第六次正在進行中，人類站在風暴眼裡。 >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放到幾億年的尺度上看，生命這件事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光。那時粒子變成了波，人類不再孤單，我們站在這裡，正因為有那些植物。”（內裡·奧克斯曼） 所以什麼是生命？她的答案是：取決於你看它的時間尺度。從一棵紅杉看，生命也許是十代人。從一株細菌看，生命也許是一毫秒。從一個 AGI 看，生命也許是整個人類文明。這個問題真正在問的，是提問者是誰，站在哪個時間刻度上。 ## 愛是宇宙最強的第二導數 訪談裡她說過一句話，我反覆回味。 > “我愛我女兒的程度，超過了進化所需。”（內裡·奧克斯曼） 她把“超過進化所需”當成了一個門檻。進化給的愛是有配額的，夠你撫養後代就行。人身上多出來的那一部分，最珍貴。她說她對伴侶也是這樣。 她還講了一個“第二導數”的偏好：她對事物的表層不太感興趣，總想往下追一層、兩層、三層。這套方法用在設計上，也用在生活上。她提到一個朋友給“命運”下的定義： > “命運是你是誰與你想成為誰之間的比值。”（內裡·奧克斯曼） 這個比值越小，說明你越接近你想成為的人。這個比喻裡藏著一個可操作的活法：如果現在的距離很大，說明你的行動還不夠。 ## 每十年重啟一次，每口氣重啟一次 奧克斯曼說自己每十年會重啟一次。Lex 提醒她，這話是上一個版本的她說的。她笑了，說：對啊，那是上一個我說的。 她的人生裡有過一次很具體的重啟。在希伯來大學讀醫學院時，她祖母去世，她就在那個節點離開了醫學院，去學建築。成為醫生的那個夢想，就那麼放下了。 還有一次是 MIT。她說在 MIT，人們指著她說，這個設計師不拿引用指數當學術貨幣。拿終身教職需要看引用指數，她不看。她看展覽、看論文、看專利、看作品被慶祝的方式。她不認為這兩條路有高下之分。 後來她離開 MIT 去創業。她說自己也有那樣的早上：醒過來第一件事是問自己，我到底在幹什麼。她的處理方式是這樣的： > “我擁抱這些早晨，我在裡面找感恩，然後對自己說：謝天謝地，我居然有資格這樣焦慮。”（內裡·奧克斯曼） 她的團隊裡，人來自完全不同的背景。一個數學天才兼電腦科學家，一個機械工程師出身的合成生物學家，還準備招一個微生物學家和一個化學家，加上建築師、設計師、機器人專家。她描述的招聘標準不看簡歷，看“眼睛裡有沒有光”，要又飢又蠢（hungry and foolish，喬布斯那句話），要有行業經驗，知道“真實世界”是什麼樣，同時還要有一種不被現實壓壞的理想主義。 > “他們是沉迷現實的夢想家，不是沉迷夢想的現實主義者。後者太多了。”（內裡·奧克斯曼） 她招聘時會問童年記憶，問音樂，問人際連線。她說從一個人怎麼講他自己的過去，能看出不少關於他未來的東西。 ## 祖母的花園，音樂，和《教父》 訪談裡有一段關於她祖母，非常動人。 祖母家有一個花園。奧克斯曼小時候放學，祖母會給她一條毯子，說：作業在這兒做，朋友在這兒見。她印象裡那個花園非常大，裡面有棗樹，有橄欖樹，有蘑菇，有毯子，有她需要的一切。她不需要別的。 後來她回到那個地方，那塊地正在蓋一棟高樓。她看到那個花園其實非常小。 > “那裡就是我的伊甸園，我的整個童年發生在那兒。”（內裡·奧克斯曼） 她把三份影響分得很清：父親教了她所有她“知道”的東西，母親教了她所有她“感受”到的東西，祖母教了她所有她“洞察”到的東西。 音樂這件事她也有很具體的偏好。她一直想不通：為什麼造型藝術，建築、雕塑、繪畫，極少能讓人哭，音樂卻能瞬間讓人哭，瞬間把人連線起來？她覺得音樂是波的語言，粒子的語言做不到這件事。它站在創造金字塔的頂端。 她愛倫納德·伯恩斯坦，什麼都聽，從排練錄音到講座錄影。她愛貝多芬。她說貝多芬這類人一直在背景裡“低語”，屬於那種古老的聲音。她喜歡一個人待著，讓不同的事同時發生：一邊聽伯恩斯坦，一邊讀《自然》論文，一邊翻《戰爭與和平》。把那些永恆的問題，和當下最新的技術擺在一起看。 電影她提了兩部。《教父》和《2001 太空漫遊》。 《教父》的理由是：科波拉用最簡單的手勢講忠誠、講人性、講義大利移民帶來的價值觀，片場像個義大利節慶，任何事都可能在任何一個瞬間發生。她跟科波拉合作過他的新片《大都會》（Megalopolis）。 《2001 太空漫遊》她專門講最後一個場景。她說那個場景是一種矛盾的化身：人類開端還是人類終結？是星球，是星孩，還是未來的星孩？那裡有死亡嗎？有轉世嗎？每看一遍她都有不同的讀法。她說如果讓她往下一艘旅行者號上放東西，除了那張金唱片，她會加上這兩部電影。 ## 寫給還在找路的年輕人 Lex 最後請她給年輕人一些建議。她給了三個區分，每一個都非常具體。 **職業和召喚。**職業是被安排給你的東西，召喚是從內部推動你的東西。她說自己從來沒把工作當成職業，從來沒這麼想過。工作、生活、愛、渴望、存在、為人母，在她那兒全攪在一起，分不開。 **受教育和學習。**受教育是外部給你的，從上往下施加。學習從內部長出來。 **快樂和喜悅。**她說自己很多次處在悲傷之中，同時又是喜悅的。這兩者不是一回事。一個屬於外部評價體系定義的成功路徑，一個屬於內部價值驅動的活法。 關於成長，她講得最實在： > “成長是痛苦的，句號。任何形式的成長都不輕鬆。出生本身就艱難。真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把自己放在不舒服的處境裡。”（內裡·奧克斯曼） 她說自己喜歡待在一個房間裡，房間裡每個人都比自己聰明，最好高出一個數量級。她說這話不是謙虛，她團隊裡每個人都是這樣。她還提到父親當年在廚房裡跟她說的一句話：你該走了，孩子，你在這裡能長的都長完了。那時候她在以色列唸書，原本打算去倫敦的建築聯盟學院讀文憑。 她講了自己從《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裡讀到的一個細節。書裡問：你這輩子見過多少次滿月，而且真的停下來，認真看過它？答案是大概二十次。她說自己會花時間跟一輪滿月待在一起，會注意到節氣的變化，會花時間體會那些簡單的東西。這是她理解的“有意義的人生”具體長什麼樣。她說這是家裡教給她的，父母、祖母，一點一點磨出來的。 這段訪談裡她反覆用到的動作是：停下來，注意到，感恩。這三個動作聽起來很軟，但放到她那種節奏的工作和生活裡，其實是把抽象的東西落回具體的動作：看月亮、聞草的味道、在廚房裡聽父親說一句話。她的宏大敘事底下墊著的，全是這種小到幾乎不值得記錄的時刻。 ## 能動性與湧現，被寫成了一行公式 訪談裡有一段討論被 Lex 打斷了兩次，值得單獨拎出來。 奧克斯曼說，她一直想給“讓自然獲得能動性”這件事找一個嚴格的定義。團隊裡一個叫 Christopher 的人給了她一個數學表述： **一個智慧體，如果它所有可能狀態的熵很高，而在給定某個動作之後單一狀態的熵很低，那它就是有能動性的。** 翻譯成日常語言：一開始擺在面前的選擇要多到眼花繚亂，一旦做出選擇，結果要足夠確定。可能性的空間要寬，執行之後的落點要準。寬和窄同時成立，這個智慧體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走向。 她把這個公式套到人身上。一個人手裡有無數條路可以走，當他做出選擇，這條路能帶他到達某個確定的地方，這個人就握住了自己的方向。套到一條蠶身上，套到一個蜂群身上，套到一片森林身上，同樣的結構都成立。 然後是湧現。Lex 追問這兩者的差別。 > “有能動性的力帶著方向。湧現是多方向的。能動性可以催生湧現，但能動性可以沒有湧現。”（內裡·奧克斯曼） 她把設計史分成兩段。工業革命之後的兩百年，設計的核心是對形態、行為、功能的極端控制，這是從流水線上繼承來的本能。自然的做法不一樣：多樣性並不需要獎勵函式，翅膀長出來了，鱗片長出來了，沒有一個評分標準說哪個更好，它們就那麼發生了，累積出海量的可能性。 > “設計的未來在軟控制。在於有能力設計出一套高度受控的系統，而這套系統本身允許失控發生。”（內裡·奧克斯曼） 這句有點繞，它是她整個方法論的樞紐。模板是硬的，模板裡發生什麼是軟的。機器人把溫溼度光照編排到毫秒級精確，蠶在框架裡想去哪兒去哪兒。控制之所以存在，恰恰是為了讓控制可以被交出去。 ## 一瓶會跟玫瑰說話的香水 她講到公司第一款面向消費者的產品，是一種功能化香氛（functionalized fragrance）。 先說她反對什麼。現在市面上打著“生物基”“生物合成”旗號的香氛，很多時候是這麼生產的：為了做出 5 毫升玫瑰香精，要處理掉一萬株玫瑰。一萬株玫瑰要佔土地、要灌溉、要管理，還要產生大量廢料。她認為這筆賬根本算不過來，整個行業把它包裝成“可持續”來賣。 她想做的是另一種東西。香水裡那套分子不只讓人聞起來好，它還要能跟另一個生命體建立通訊。 > “有沒有一種可能，你和我下樓走進你的花園，用一款香水，它和樓下的玫瑰園發生了互動。”（內裡·奧克斯曼） Lex 順口說了一句“騙玫瑰園以為現在是凌晨四點”。她立刻糾正了這個動詞。 > “不要用‘騙’。我喜歡的是給自然提供一種選擇。”（內裡·奧克斯曼） 這個糾正不來自修辭潔癖。給一個選項，和強制一個結果，是兩套完全不同的倫理。前者承認對方有拒絕的權利，後者只把對方當執行器。她反覆強調的那套數學，落到實際產品上，就是這一個動詞的差別。 Lex 接著把話題推向更浪漫的方向：玫瑰會不會做夢？假設植物有知覺，那麼玫瑰想要什麼？需要什麼？它夢什麼？ 奧克斯曼沒有迴避這個問題，也沒有把它當成玩笑。 > “我相信是有的。如果我不這麼相信，天啊，這個世界就太不好住了。我們都想要愛。”（內裡·奧克斯曼） ## 生態，裝在一個盒子裡 她提到公司新實驗室裡正在建的一批裝置：生物膠囊（capsules）。 每顆膠囊是一個微型生長艙。上層是環境模板的程式設計介面：光照、溼度、溫度可以精確到任意組合。下層是基因層面的調控：底層的基因編輯和環境干預可以在同一顆膠囊裡同時進行。氧氣、氮氣、二氧化碳、營養液全部按需投放。 他們給這套東西起了個名字：生態在盒子裡。 2019 年他們開始設計，訪談進行時還在施工。她說當初決定要做環境膠囊的時候，外面的人覺得他們瘋了：你到底在建什麼？ 答案是：不知道。但知道此前從來沒有這樣一個空間，可以在那種粒度上控制生物體。 軟體行業這些年產品迭代那麼快，一部分原因是基礎設施便宜，試錯成本低。硬體和生物領域的產品迭代慢，因為每次實驗都要動用物理世界。這批膠囊的野心，是把生物實驗的試錯成本降下來。 具體能用來做什麼？她舉了幾個例子。 一顆膠囊里長透明木材，為建築用途。另一顆長鞋。再一顆做高通量定向進化（directed evolution），用細菌生產生物材料、可穿戴物、治療藥物。還有一顆專門跑那套“大分子模型”，具體技術他們準備在次年二月公開。 最妙的一個設想是：能不能用這些膠囊還原過去的味道？比如 1981 年 12 月 31 日凌晨五點，俄亥俄州，那個時候的西紅柿是什麼味道？把當年的溫度、溼度、光照還原出來，配上一組基因調控，也許能把那個風味找回來。反過來也可以往未來走：兩百年後的食物是什麼口感、什麼質地、什麼滋味？ 還有一層更遠的想象。讓幾株植物在膠囊裡互相“交流”，給它們裝一套遊戲引擎和獎勵機制，讓目標函式等於固碳量。誰固碳效率高，誰留下；誰效率低，被淘汰。跑上足夠多輪，就能得到一組最優的固碳植物組合。然後把這套生態放回野外，看它在真實環境裡會怎麼表現。 > “我們在做的事，是給植物加上它們本來沒有的那個維度。就像 Neuralink 給大腦加上頻寬，我們想給自然加上頻寬。”（內裡·奧克斯曼） 她提到一項讓她印象深刻的實驗：把小鼠神經元的活體細胞接在電極上，讓它玩乒乓球遊戲（Pong）。在培養皿裡，這些細胞表現出了類似於感知和意識的雛形。生物學家邁克爾·萊文（Michael Levin）把這類東西叫“溫柔的材質”，指的是擁有能動性的物質。 這件事對她的意義在：它驗證了“模板之後”的那一步是可能的。你搭模板，一直搭到不再需要模板為止，因為系統長出了自己的規則。 > “我們不希望 AGI 身上發生的事，我們希望在合成生物學身上發生。軟體和語言領域裡我們警惕的那個東西，在生物基材料領域，正是我們想要的。”（內裡·奧克斯曼） ## 每個專案必須同時新在四個地方 訪談開頭 Lex 就丟擲了那句在節目裡被反覆引用的話，來自奧克斯曼本人： > “每開一個新專案，它必須同時具備多個維度的複雜性。它在合成生物學上必須是新的，在材料科學上必須是新的，在機器人上必須是新的，在計算設計上必須是新的。這四樣全湊齊了，你必然會做出點新東西。”（內裡·奧克斯曼） 這是她的立項標準，也是她招人的標準。缺一個就不做。 她講了玻璃那個專案。玻璃是建築裡最經典的材料之一，但他們做出了一個新的玻璃列印工藝，第一次把液態玻璃的流體力學講清楚了，那套數學和物理此前沒人做過。技術本身揭示了關於世界的新知識，這在她看來才算數。 她選作品的判斷標準也基於此：既能進 MoMA，又能上《自然》封面。兩個目標同時達成，它們是同一件事的兩個側面。 至於怎麼找到這些人，她的回答帶著一點不肯收斂的神秘感： > “我先把這件事在心裡 manifest，然後他們就會出現。”（內裡·奧克斯曼） 接著她補了一個更可操作的說法：要往深處看，一層一層往下看。當你看得足夠深、足夠專業，並且願意去看學科與學科之間的那道裂縫、那些缺陷，你能在那裡找到真正的鑽石原石。她那些招聘啟事，本質上都是投進海里的漂流瓶，等著對的人撿到。 她提了一個朋友的觀察，那位朋友是一所知名建築學院的院長。那位院長說，今天的建築師不想當建築師了，明星建築師不再是榜樣。建築師想透過“不建”來實現建造。這讓她想起六十年代，想起嬉皮士運動。她認為今天做這行的人身上得有一點嬉皮士，樣樣都通，同時又扎得足夠深。要謙虛。 ## 他者的白色，和黑色素的顏色 她提到 Mandela Pavilion 那個專案，做這個專案的時候，團隊在讀《白鯨》。 麥爾維爾寫那頭白鯨，寫白色作為一種“他者”。白色在這裡失去了一切顏色屬性，變成了最讓人不安的那種存在。順著這條線，團隊去研究了黑色素。黑色素是從《晚禱》的死亡面具裡提取出的產物，也是人類皮膚顏色的根源。一個關於“他者”的文學命題，最後落在了分子層面和一個建築裝置上。 這就是她說的“把永恆的問題和時下的技術擺在一起”。 《戰爭與和平》在她那兒不只是讀物。她曾在推特上引用托爾斯泰： >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因為愛而知道的。”（內裡·奧克斯曼引托爾斯泰） Lex 拿這句話做整期播客的收尾。它也確實是這場對話的一條暗線。技術、材料、機器人、合成生物學，這些是她做的事；做這些事的理由，她說得很清楚，是愛。 ## 一個人能給出的最好的禮物，是注意到你 訪談最後有個段落，跟設計、跟生物、跟 AGI 都沒關係。 Lex 說，謝謝你注意到我，謝謝你聽我說話。他說從今天的交流裡，也從過去的交流裡，他能感覺到她把他當一個具體的人來關心，而非一個採訪者。他說謝謝你這樣做，謝謝你共情，謝謝你注意到我存在。 奧克斯曼的回答是：我也是，我完全一樣的感受。 然後 Lex 又提起他投了簡歷沒收到回覆這件事。她說：你被錄用了。 整場對話裡，奧克斯曼講了 17532 條蠶，講了上過太空的蜜蜂，講了用大腸桿菌列印的死亡面具，講了一棵紅杉用一千年長成的那些纖維素通道，講了 AGI 接管世界之後自然可能第一次獲得意識。收尾的這個瞬間，落在一個更小的地方：**一個重要的人，花時間，認真地看見了另一個人。** 這和她在訪談中段講祖母的花園是同一件事。那條毯子、那棵棗樹、那朵雲。她說那個花園什麼都長出來了，因為它被人認真地看著。 她給年輕人的答案其實也就是這一句： > “感恩、臨在、欣賞，是人生裡最重要的三件事。”（內裡·奧克斯曼） 剩下的都是這一句話的技術實現。 ## 如果你也想試試這條路 奧克斯曼的做法裡有幾條普通人今天就能用的： - 審視手上的專案，問一句：它有沒有在至少兩個學科上是真正新的？只有一個的話，那大概只是應用，夠不上創造。 - 從“取代自然”換到“給自然提供一個選項”。做產品時問：這東西對參與其中的生物（包括人）有沒有實際益處？沒有的話，別把“可持續”當賣點。 - 把時間尺度拉長再收窄。先問這件事放在一百年裡成不成立，再問這個月能做什麼。順序反了就會陷在短週期裡。 - 主動把自己放進不舒服的房間。找一個身邊每個人都比你強一個數量級的場合，定期去待一會兒。成長不舒適這件事沒有例外。 - 區分職業和召喚。如果需要外部催促才做，那多半是職業。能做幾十年的，通常從裡面長出來。 - 每週留出一段沒有輸出的時間，看月亮、聽一支曲子、讀十頁不為了工作的書。洞見在間隙裡發生，不在日程表裡。 - 開始記“分子賬本”：一件東西從哪來，經過什麼，最後去哪。不必算到小數點，只要知道它橫跨了多遠。這一條能改變你對幾乎所有消費品的判斷。 - 對身邊重要的人做一件小事：注意到他們，說出來。這件事的成本接近於零，效用超過大多數你能給的東西。 - 把“我到底在幹什麼”的那些早晨留下來。別急著消滅它，它是你還活著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