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克爾·馬利斯：聖誕特別篇 > 與邁克爾·馬利斯聊聖誕話題、時政諷刺與無政府主義，延續一貫詼諧而尖銳的對談風格。 - 原標題：#347 – Michael Malice: Christmas Special - 期數：第 347 期 - 釋出日期：2022-12-15 - 嘉賓 / 主題：邁克爾·馬利斯：聖誕特輯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michael-malice-6/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michael-malice-6/ - 精讀字數：約 6753 字（閱讀約 15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1920 年前後，認真關注政治的人裡幾乎沒人相信，列寧能在俄國撐過半年。德國總參謀部把他從瑞士送回彼得格勒，算盤打得很簡單：讓這個流亡多年的激進分子回去攪亂俄國，削弱東線，德國就能喘口氣。當時各國的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議會里的改良派，普遍把布林什維克奪權當成一場鬧劇。聖彼得堡街頭的很多工人，也未必說得清“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到底意味著什麼。 接下來幾年，契卡成立，秘密警察上崗，一箇舊帝國被拆開、重灌、焊死。 邁克爾·馬利斯（Michael Malice）在新書《白丸：善與惡的故事》（The White Pill: A Tale of Good and Evil）裡反覆回到這類時刻。他真正想追問的是另一件事：一百年前，為什麼有那麼多聰明、真誠、真心想讓世界變好的人會選擇相信它。 這期播客是聖誕特別篇。兩個人各自穿了一身毫無協調的荒唐服裝，馬利斯斜戴一頂帽子，手上是白手套，還開玩笑說白手套的壞處是血會染上去，每次都得換新的。他給自己這一年的表現打九分，說自己在儘量做對的事。萊克斯·弗裡德曼（Lex Fridman）給自己打零分，還補一句，他一直在朝零分努力。 ## 黑丸讓人躺下，白丸讓人繼續走 在網際網路上，“藥丸”這個隱喻已經被用濫了。藍丸是接受現狀，紅丸是看見幕後的真相，黑丸是看見之後乾脆躺下：世界爛透了，一切努力都是表演，於是縮回自己的小房間，用嘲諷代替行動。 馬利斯提出的“白丸”是第四個選項。承認惡真實存在，承認歷史上有過成體系的、制度化的、規模巨大的惡，但依然不放棄。 > “白丸是：你看清了世界有多壞，仍然選擇把日子過下去，還選擇去修它。黑丸則是直接放棄。”（萊克斯·弗裡德曼） 這個區分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戳中了一種當下很流行的姿態。很多自稱看透一切的人，其實只完成了“看”這一步，把剩下的所有工作都跳過去了。 ## 一百年前，“社會主義”是個大筐 書從 19 世紀末講起。那個年代，socialist、communist、anarchist 這三個詞的用法相當混亂，經常互相替換著用。原因挺簡單：馬克思描繪的終點，是國家最終“消亡”，所以誰都不認為自己在為一個大政府辯護。 當時有兩件事被當成共識。第一，社會主義是科學的、必然的，是未來的方向；第二，資本家統治階級不會自己退場，必然要打一仗。 工業革命給了這套想法底氣。既然有了技術、有了科學，為什麼不能科學地管理社會？馬利斯把這條線索一路拉到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進步主義：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是浪費，你生產太多，你有過剩，你也有短缺；如果由工程師精確計算出社會需要什麼、需要多少，然後按需生產，所有人都能幸福，沒有人受苦，也沒有浪費。 這套邏輯聽上去相當現代。今天任何一個想用演算法排程一切的人，講的其實是同一件事。 ## 馬克思要國家，巴枯寧要砸掉國家 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第一次大分裂，發生在馬克思和巴枯寧（Mikhail Bakunin）之間。 馬克思的路線是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把一切都管起來。但他和恩格斯都把這當成手段，真正的目的在後面。等人的本性被重新塑造，國家就會變得多餘，然後自動消亡，人人平等，人間天國。 巴枯寧正好相反。他認為國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不能拿來當工具。他想要的是工人自治的合作社、極端本地化的控制，任何形式的中央權力都要拆掉。 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兩邊的終點都是無國家狀態。分歧只在於：國家是通往無國家的必經之路，還是必須被繞開的陷阱。 這個分歧一百多年後還在原地打轉。 ## 費邊社那隻烏龜 英國費邊社（Fabian Society）走的是另一條路。他們不相信街壘和炸藥，他們相信選票箱。宣傳、遊說、煽動，讓普通人為自己的利益投票，一步步擴大國家，一步步壓縮資本家的空間。 費邊社最早的標誌是披著羊皮的狼，後來大概覺得太直白了，換成了烏龜。烏龜的意思很清楚：慢，但是一直在爬。馬利斯對這兩個字的解讀是漸進主義，或者另一種說法，溫水煮青蛙。 與此同時，另一派人認定選票沒用。他們的口頭禪是：如果投票能改變什麼，他們根本不會讓你投。革命只能是革命，得動手，得奪廠，得殺人。 這條裂縫直接把言論自由的問題頂到了檯面上。鼓吹暴力和革命的演講合法嗎？約翰·莫斯特（Johann Most）在 19 世紀出版過一本教人怎麼做炸藥、怎麼造炸彈的手冊，這在當時是重大的言論自由爭議：任何人在自己家裡就能做出一個裝置，然後殺掉很多人。 ## 那個年代，暗殺是日常 現代人對那個時代的暴力密度普遍缺乏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場是斐迪南大公遇刺，美國總統麥金萊遇刺，罷工現場的槍擊、華爾街的爆炸，這些事情發生的頻率遠超今天多數人的想象。 炸藥的普及讓襲擊的成本斷崖式下降。馬利斯提到，華爾街 1920 年代那次爆炸留下的彈片，據說至今還嵌在摩根大通大樓的外牆上。 萊克斯問他，如果你活在那個年代，你會站在哪一邊？ 馬利斯的回答先繞了一段。他說那個年代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紐約第九街和第五大道上梅布林·道奇·盧漢（Mabel Dodge Luhan）的沙龍。那間公寓裡同時坐著無政府主義者艾瑪·戈德曼（Emma Goldman）、推動節育的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世界產業工人（Wobblies）的硬核工會分子，批評家門肯（H. L. Mencken）沒去，但和所有人都熟。 那是現代主義剛出生的年代，藝術、文學、政治同時開了口子。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可以靠“思考”吃飯的階層，一群人坐在那兒問：現在什麼都可以重來了，我們打算拿它做什麼？ ## 暴力會唱自己的歌 關於會不會參與暴力，馬利斯的回答沒有繞彎子。 > “你以為你在駕馭暴力，但其實是暴力在駕馭你。一旦越過那條線，暴力會唱它自己的歌。”（邁克爾·馬利斯） 他舉了一個細節：很多人做炸彈、搞暗殺，最後是炸在自己臉上。這句話說的是字面意思。 就算成功了，賬也不划算。總統這個職位殺不掉，你只能殺掉坐在位子上的那個人。人剛倒下，下一個立刻補上，而新上來的人手裡多了一個理由，去用更大的暴力鎮壓。你殺掉的是一個丈夫、一個父親，換來的是一輪更嚴厲的管制。 他也沒有全盤否定暴力。美國革命在他眼裡是正面案例，推翻沙皇那一次是和平完成的，也是正面案例。但他補了一句關鍵的機制：暴力一旦發生，人們會害怕，會要求立刻停止混亂，而這種要求天然指向威權。人們這時候不想聽公民自由，只想“恢復正常”。真空被更狠的角色填滿，或者被外國勢力、煽動家利用。 萊克斯追問：所以你認為暴力革命在短期內不會帶來正面進展？馬利斯的回答是，不一定，但代價的執行方式是可預測的。 ## 為什麼這套理想那麼動人 萊克斯在這裡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說，如果把自己放回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共產主義的邪惡一點都不顯然。那是一群人想抬高人的價值，抬高辛苦勞作的普通人的價值，想靠自己的雙手把社會建起來。這聽起來是個美好的理想。 馬利斯完全同意。他的回答是，政治裡沒有什麼是“顯而易見”的。 > “政治裡沒有什麼是顯而易見的。有人說某件事顯而易見，他的意思往往只是：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顯眼。”（邁克爾·馬利斯） 人權不顯然，自由不顯然，市場也不顯然。支援福利國家還是支援自由市場，兩邊都需要大量的思考和背景知識。 而當時擺在桌面上的現實是這樣的：城市裡有成片的貧民窟，工人被解僱後毫無救濟，女人帶著十個孩子喂不飽他們，嬰兒死亡率高得嚇人，沒有下水道，沒有衛生條件，大多數人既不識字也沒受過教育。 這時候有人站出來說：大家一起出力，每個人都會有衣服、有食物、有教育，每個人各盡所能。開頭會苦一陣子。這套說辭的說服力，放在那個背景下幾乎是壓倒性的。 馬利斯順手補了一刀：一件從沒被真正試過的事情，最容易說得漂亮，因為你只需要描述結果有多好。 ## 瑞典與委內瑞拉之間隔著什麼 他給了一個很好用的比喻： > “委內瑞拉人沒有投票給委內瑞拉，他們投票給的是瑞典，最後得到的是委內瑞拉。”（邁克爾·馬利斯） 支援民主社會主義的人常說，我們要的是瑞典，目標裡沒有委內瑞拉。問題在於，投票那一刻你能選的是承諾，結果不在這張選票上。承諾長著瑞典的臉，落地之後可能長著委內瑞拉的臉。 他還點出那個年代共產主義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相關性。這套理論對“太聰明的人”特別有吸引力：現在的掌權者是商人、是繼承了大莊園的少爺，換成我們這些看得懂規律的人來管，因為我們心是好的，因為我們真的關心小人物，小人物就不會被漏掉。 這段話值得反覆讀。它描述的是一種自我確認的迴圈：我的動機是善的，所以權力的後果也會是善的。 ## 給社會主義辯護的最好版本 萊克斯請他把社會主義的最強論證講一遍。馬利斯給出了三條，講得相當認真。 第一條是道德上的兜底。純靠私人產業加慈善，總有人會掉進縫裡。他用瀕危物種打比方：長得可愛的動物容易籌到錢，某個沒人關心的怪青蛙就籌不到。人也是一樣，一個人如果在社會意義上不討喜，比如有精神疾病、有殘疾、沒法自己謀生，靠自願捐贈的系統裡，他很可能被漏掉。由國家接管，理論上可以保證最底層、最糟糕的情況也不至於餓死街頭。 第二條是出生彩票。你出生在洛克菲勒家，我出生在波蘭，你一輩子不用為吃飯發愁，我要為孩子看病的錢發愁。你什麼都沒做就贏了，我還要尊重你全部的財產。憑什麼？ 第三條是媒體。如果媒體按利潤運作，它就會餵養人身上最原始、最獵奇的那部分，變成資本控制的工具。如果由國家來管，而國家代表所有人，那麼每個人的聲音都有機會被聽見，不會被操縱。 這三條都不是稻草人。馬利斯把它們擺出來，是因為他清楚對手的最強版本長什麼樣。 ## 國家消亡的三步走，第二步是個問號 馬克思的終局是國家消亡，最終走向無政府狀態。馬利斯對這個過程的評價非常刻薄，他把它比作《南方公園》裡那集“內褲侏儒”的商業計劃： 第一步，偷內褲。第二步，問號。第三步，賺錢。 換成馬克思主義的版本就是：第一步，全面共產主義，國家掌管一切，包括教育。第二步，問號。第三步，無政府狀態。 中間那個問號，靠的是一個假設：時間足夠長之後，人的本性會改變，改變到政府變得多餘，每個人都會自然而然地去做他該做的那份。這個假設沒有任何機制支撐，它只是一個願望。 他講了里根的一個笑話來收尾： > “兩個共產主義者在莫斯科街上走，一個問：到了嗎？我們到全面共產主義了嗎？另一個說：沒有，還會糟得多。”（邁克爾·馬利斯轉述里根講過的笑話） ## 法律上平等，不等於事實上平等 萊克斯在這裡推了一步：文化能不能改變人性？美國建國時寫下的“人人生而平等”，這套觀念滲透進文化之後，會不會改變我們看待彼此的方式，進而改變我們的本性？ 馬利斯的回答是沒有。他區分了兩件事。 “無罪推定”是一條法律原則，它不意味著被告事實上無辜。那個人要麼殺了人，要麼沒殺，規則上的假定改變不了這個事實。同樣，“人人生而平等”是一條法律和倫理上的標尺，它極其重要，卻沒法當成對事實的描述。 他引了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的說法：一個人跟自己都不相等，一天之內他的狀態起起落落；同卵雙胞胎基因完全一樣，兩個人也不相等。 萊克斯反問：法律會不會變成倫理？我們會不會把正義內化成直覺？ 馬利斯認為這是轉移話題。人總會更偏向自己的家人而不是陌生人，更偏向自己人而不是外人。真正的平等意味著你媽和街角那個人在你心裡沒有區別，他看不到這件事有任何可能發生。 ## 歷史沒有劇本，只有一堆岔路口 書裡有一條歷史觀貫穿始終：歷史沒有必然性。 列寧奪權在當時被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視為烏托邦式的妄想。他之前已經在俄國試過一次，失敗了。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把他送回去，只想著削弱俄國、解決東線。結果十月革命成了，而且成了之後沒有像所有人預期的那樣迅速崩掉。 更值得琢磨的是當時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反應。很多人第一反應是：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沒人當真。等到契卡和秘密警察出現，人們才開始意識到這幫人是認真的，但即使到那時候，主流判斷仍然是撐不了多久。美國很長一段時間不承認蘇聯的合法性，問題就來了：如果你不承認列寧和斯大林政府，那誰是俄國的政府？沙皇嗎？現實是，他們不走。 馬利斯列了一串這樣的岔路口。大蕭條持續那麼久，和羅斯福的選擇有關；《凡爾賽條約》如果處理得不一樣，德國會不會重新武裝、會不會出現惡性通脹、會不會有希特勒，都是另一條線。他把這些叫作“選擇你自己的冒險”時刻。 他明確反對那種歷史必然論的馬克思主義史觀：一旦起了某個頭，矛盾就會自動展開，結局已經寫好了。 > “我不相信這種想法。起點定下來，矛盾自己展開，歷史必然走向某個終點，這太荒謬了。”（邁克爾·馬利斯） ## 聖誕老人是個計劃經濟者 話題轉到聖誕，兩個人開始胡鬧。 萊克斯說，聖誕老人搞的是任意的財富再分配。馬利斯糾正他：那跟再分配可差得遠，那是他一個人決定誰乖誰壞，而且只有他知道標準，資金來源也從來沒人交代清楚。萊克斯接著問，那間工坊裡僱了多少人？馬利斯說，是奴隸。萊克斯說，那些精靈的用工條件確實需要調查一下。 玩笑背後是一段認真的觀察。馬利斯說，從歷史看聖誕本來不是大節日，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是很晚近的事。但它能佔據整個文化，是因為它承載的觀念最有力：兄弟情誼、善意、慷慨。 復活節也很強，畢竟是死亡與復活。但聖誕講的是人和人之間的溫度。 他說自己最反感當代文化的一點，是對犬儒的推崇。你喜歡這首歌，好可愛好傻。這種“我早就看穿了”的姿態成了一種社交貨幣。而聖誕是一年裡唯一一段時間，你可以高興、可以善良、可以對人說“我珍惜你這個朋友”，而別人不能翻白眼。大家被允許暫時不裝酷。 外面又冷又黑，屋裡是暖的。新的一年還沒來，但可以先盼著它更好。俄國的嚴冬老人（Ded Moroz）在元旦來，意思也差不多：讓下一年比這一年強。 這就是他說的希望和歡樂的節日。追名逐利那一整套忽然停下來，安靜那麼幾天。 ## 犬儒者最愛自稱現實主義者 書裡有一句被萊克斯專門拎出來的話：犬儒者喜歡撒謊，管自己叫現實主義者，於是任何對好結果的期待都可以被打成天真或者烏托邦。 這句話點破了一種很常見的運作方式。先把悲觀包裝成清醒，再把樂觀汙名化成幼稚，最後剩下的唯一合法姿態就是嘲諷。嘲諷不需要成本，不需要負責，也永遠不會被證偽。 馬利斯寫這本書，某種程度上就是在跟這種氛圍較勁。他花了大量篇幅寫 20 世紀的惡，蘇聯那一整套，寫得足夠具體，足夠殘酷，不給任何浪漫化的空間。然後他在這個基礎上說：看清了，還是不放棄。 這兩件事必須同時成立。缺了前一件，白丸就變成廉價的正能量。缺了後一件，人就滑進黑丸，坐在房間裡笑所有還在做事的人。 ## 他和萊克斯常年吵架，這件事上卻站在同一邊 節目裡兩個人在政治和哲學上分歧不小，而且吵得很享受。萊克斯在開場就說，他們 disagree 得很開心。 分歧不影響他對這本書的判斷。他用了好幾個詞來誇：心碎的、極度私人的、了不起的。他說馬利斯對人類有很深的愛，把心血全放進了這本書裡。 這也是白丸麻煩的地方。它很容易被誤讀成另一種雞湯：反正都會好起來的，別想太多。馬利斯寫的東西恰恰相反。他沒有略過任何一個慘烈的細節，他的樂觀是穿過那些細節之後剩下的東西，不是繞開它們。 讀這本書時的正確姿勢大概是：先允許自己被 20 世紀的惡壓得喘不過氣，然後再看他還剩下什麼話要說。剩下的話，就是白丸。 ## 一個九分和一個零分 節目開頭那段打分，其實和整本書的主題是扣著的。 馬利斯給自己打九分，說他在儘量做對的事。萊克斯打零分，他是個極度自我批評的人，說自己在朝零分努力。 一個承認自己做過錯事但總體向好的人，和一個把自己判到零分的人，坐在同一張桌子前聊 20 世紀的善惡。這個畫面本身就挺有意思。自省到極致容易滑向自我消耗，寬容到極致容易滑向自我開脫。兩種極端放在一起，反而顯出中間那條路的位置。 馬利斯在節目裡說過一句話，可以作為整本書的註腳：政治裡沒有什麼東西是顯而易見的。誰要是告訴你某件事顯而易見，他多半只是在告訴你，這件事對他很顯眼。 這句話可以用來對付所有打包票的人，包括那些告訴你人類註定完蛋的人。 - 去 whitepillbook.com 把《白丸》買下來。這個連結會跳轉到亞馬遜頁面，買一本是最直接的支援方式。 - 讀這本書的時候，把書裡提到的原始史料找來對照幾處。馬利斯的價值在於他把線索串起來了，但線索本身值得你自己走一遍。 - 以後再遇到“歷史必然如此”的敘事，停下來找岔路口。列寧回俄國、凡爾賽條約的條款、大蕭條持續的長度，每一個都是本可以走向別處的節點。 - 分清“法律上視為平等”和“事實上相等”。前者是必須守住的制度底線，後者經不起推敲，混為一談會同時毀掉兩頭。 - 聽到任何承諾“過渡期會苦一陣子”的方案，追問三個問題：過渡期多長，誰來承擔代價，如果人性沒按計劃改變怎麼辦。 - 警惕那些自稱現實主義者的人。先看他的悲觀有沒有帶來任何具體行動，如果只剩嘲諷，那和清醒無關。 - 聖誕那幾天，允許自己高興。不裝酷，不預支絕望，把“我珍惜你”這句話說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