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克爾·馬利斯：極權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 結合歷史案例與個人經歷，討論極權體制如何運作、國家權力的邊界，以及無政府主義的可能形態。 - 原標題：#200 – Michael Malice: Totalitarianism and Anarchy - 期數：第 200 期 - 釋出日期：2021-07-15 - 嘉賓 / 主題：邁克爾·馬利斯：極權與無政府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michael-malice-3/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michael-malice-3/ - 精讀字數：約 13333 字（閱讀約 30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列寧的辦公室裡，艾瑪·戈德曼（Emma Goldman）當面告訴他：你們搞錯了。革命是為了個人，為了言論自由，為了所有人一起把社會往前推。 列寧的回答很短。言論自由是資產階級的發明，革命時期沒有這種條件。 戈德曼走進那間辦公室之前，剛被美國政府驅逐出境。她和搭檔亞歷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被塞上一艘開往蘇俄的船，官方的意思很直白：你們不是要社會主義嗎，去啊，去嚐嚐。 她真去了。看到的東西讓她當場傻眼。 Lex Fridman 播客第 200 期，請來的是邁克爾·馬利斯（Michael Malice）。作家、無政府主義者，Lex 說他是自己最愛的朋友之一，一個能讓人笑、讓人思考、順便讓人懷疑自己為什麼說話總像快睡著的人。他寫過《新右派》，寫過講朝鮮的《親愛的讀者》，編了一本《無政府主義手冊》，把 1790 年代到 2014 年的無政府主義經典文章收在一起。 戈德曼是他反覆提起的名字。他把戈德曼、奧威爾、加繆列為歷史上最勇敢的三人組，理由很具體：這三個人都是左翼，而且都是從左邊向左邊開炮的那一種。 ## 《動物農場》裡，人人都想當豬 節目開場，Lex 問了一個聽起來像閒聊的問題：如果真住在《動物農場》那座農莊裡，你想當哪隻動物？豬、馬、驢子本傑明、烏鴉摩西、瓊斯夫婦，還是那群羊？ 馬利斯引用彌爾頓：寧在地獄為王，不在天堂為僕。所以他選豬。再往下選一層，選那頭叫拿破崙的領頭豬。 他隨即把話題掰開。《動物農場》當然可以讀成 1917 年俄國革命的寓言，但奧威爾的本意要寬得多，套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身上一樣成立。任何一場打著解放旗號上臺、最後混成新主人的革命，都在射程裡。 而他真正想說的，是另一件事。奧威爾說過一句大意如下的狠話：我寫下的每一個字，都應該被讀作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辯護。這句話常被引用奧威爾的右翼繞過去不談。可偏偏就是這三個貨真價實的左翼，成了對抗極權共產主義最有力的聲音。 > 從自己陣營內部去打自己陣營，需要多得多的勇氣。你的同胞、你的同行，會把你當成叛徒。（邁克爾·馬利斯） 人從左邊罵右邊，成本很低，掌聲很多。反過來，你要在自己人正衝鋒的時候站出來說方向錯了，你面對的不是敵人，是昨天還跟你喝酒的戰友。戈德曼走進列寧辦公室那一刻，她失去的並不是列寧的友誼，是畢生事業的歸屬感。 ## 一個納粹守衛用一句謊話救了一條命 Lex 追問：那在這些時刻，一個有腦子的人到底能做什麼？ 馬利斯先給了一個定義：正義必須實現，哪怕天塌下來。這是很多有良心的人共用的座右銘，意思很樸素，做對的事，不去計算後果。他自己也承認，這個定義很鬆，但夠用。 接著他講了 Twitter 上看到的一個故事，說自己查過那個人的名字沒查到，這個遺憾在節目裡說了兩遍。 奧斯維辛的佇列裡，一個納粹守衛問一位母親：這孩子多大了？母親說，十四。守衛壓低聲音說，不，他十二。母親堅持十四，守衛又說了一遍十二。母親最後聽懂了，順著改口。孩子因此活了下來，因為在當時的篩選規則裡，某條年齡線以下的人會被直接送進毒氣室。 馬利斯用這個故事回答什麼叫英雄主義：**在沒有任何人監督的瞬間，冒著風險，用一句小謊話，把一個人從死亡名單上劃掉。**它不會被寫進歷史書，不會有人給他立雕像，這個守衛自己可能第二天就死了。它還是發生了。 他緊跟著補上一個限定：要挑戰場。如果那個守衛拿著大喇叭站在高臺上公開喊“嘿，這孩子其實十二歲”，那什麼也救不了，只會把自己搭進去。勇氣不等於不算賬，勇氣是把賬算完了，還是決定往前走。 ## 你以為盯上的是你，其實它盯的是你全家 馬利斯經常因為無政府主義立場捱罵。最常見的一串質問是：那警察你叫不叫？公路你走不走？所得稅你交不交？ 他跟 Tim Pool 有過一次爭論。當時密蘇里或者伊利諾伊有對夫婦拿著槍被逮捕，最後接受了認罪協議。Tim 說，他們應該抗爭。馬利斯的回應是：說“應該抗爭”很容易，你不知道那個人處在什麼處境裡。 極權政權最擅長的事，是抓不到你本人的把柄時，轉向你的家人。 斯大林簽過一條法律，十四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對某些罪行判處死刑。於是 NKVD 審訊的標準操作變成這樣：桌上擺著一份對你孩子的死刑執行令，讓你看得清清楚楚。現在請你承認一項你沒犯過的罪。你會承認的。任何罪你都會承認。 > 你可以在那裡咬緊牙關，扛住所有的酷刑，很酷。那你的妻子呢？你媽媽呢？（邁克爾·馬利斯） 朝鮮的建國者金日成定下的規矩更徹底：階級敵人要株連三代。一個人犯了事，一家三代一起受罰，而且你往往不知道是誰害了所有人。沒有審判，沒有起訴書，沒有可以申訴的環節。這套邏輯在西方人的腦子裡幾乎轉不起來，因為它的前提是家庭被當作一個整體單位來獎懲，而西方人早就不這麼想了。 馬利斯把話說得很白：一個人為自己豁出去的時候，勇敢很容易。輪到孩子，輪到所愛的人，每個男人都會變成懦夫。 那什麼算不上勇敢？他在《衛報》上寫一篇專欄說“我不投票”，沒有任何後果，沒有任何風險，甚至連被開除的風險都沒有。這件事放在蘇聯做才叫有勇氣，而且那種勇氣幾乎什麼都改變不了。**沒有代價的立場，和英雄主義基本無關。** ## 加繆問的不是殺人對不對，是我們想成為誰 加繆這一段，馬利斯稱他是自己全部時間裡的燈塔，一個良心之人的樣板。 很多人聽到“加繆加入過共產黨”就準備下結論。馬利斯提醒看時間點：加繆入黨的時候，共產黨是法國境內對抗法西斯最積極的力量。他算不上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入黨只是他參與地下抵抗、進入維希法國抵抗網路的方式。 那句常被歸到加繆名下的名言，其實是霍華德·津恩說的：**思考的人的任務，是不要站在劊子手那一邊。**加繆在諾貝爾獎演講裡表達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種說法：作家的職責，是阻止文明自我毀滅。 更有意思的對照在薩特身上。薩特是蘇聯的辯護者，古拉格的事情爆出來之後，他的態度大概是，就算是真的，我們也不該談。加繆呢，他大概更接近一個社會民主派，很少談政治應該是什麼樣，更愛談政治不該是什麼樣。 馬利斯拿《關於斷頭臺的思考》舉例。那篇文章反對死刑。它的論證並沒有落在“沒人有資格殺殺人犯”上面，也沒有落在“殺人犯其實不壞”上面。加繆問的是另一個問題：如果一個私人把另一個人關在房間裡，告訴他兩年後我要殺你，然後真的關他兩年，我們會怎麼評價這個人？我們會說他是個怪物。可國家做同一件事的時候，我們管它叫司法。 > 他整個寫作生涯都在對抗“惡”這個概念。但他問的是：我們是不是那種，會在別的場合被我們稱為酷刑和墮落的事情上，心安理得的人？（邁克爾·馬利斯） 順帶還有一個人物關係值得記住。薩特接受存在主義這個標籤，加繆拒絕，他自稱荒誕主義者。這兩個詞常被混著用，但當事人自己分得很清。一個在講終極自由的人居然替古拉格辯護，一個人的腦子裡可以同時裝進互相矛盾的觀念，還睡得著覺。馬利斯說，人的大腦很精巧，做這種事毫無難度，別以為一個人持 A 觀點就一定持 B 觀點。 ## 荒誕不是虛無，是一張支在山腳的空白畫布 Lex 丟擲了那個技術性提問：荒誕主義聽起來離虛無主義只有一步，一切都沒有意義，那加繆怎麼還能談良心？ 馬利斯的回答是，加繆的哲學明確定位成對虛無主義的回應和攻擊。他把犬儒看成一個人能有的最壞品質，還說了一句馬利斯自己書裡的話：寧可天真，也別當犬儒，因為犬儒是個絕望的人，正在把自己的絕望投射給整個世界。 然後是他自稱最受啟發的一個畫面。你走到山腳下，那裡支著一張空白的畫布和一個畫架。一類人走過來，只會覺得困惑：這畫布為什麼在這兒，這什麼情況？另一類人會想：山裡有張空白畫布，太好了，我可以畫這條河，畫那隻鳥，畫我的朋友，畫我自己，選擇無限，這是給我的禮物。 他補了另一層來源，小時候在猶太學校（yeshiva）反覆被教的東西：生活是上帝給的禮物，上帝希望你幸福，希望你以合乎道德的方式活得盡興。他講了一個比喻，說有次在教堂裡被問到猶太教怎麼看身後事，他一時答不上來，後來想起老師講過的場景。你坐在一桌宴席前，全世界最好的廚師在廚房裡，桌上有牛排、有雞、有壽司、酒在流，你想喝的汽水全都有，你環顧這一桌豐盛，然後轉頭問那位廚師：那甜點呢？這種冒犯的程度，已經不需要解釋了。先把這頓飯吃了。這位廚師如果真能端出這桌菜，甜點差不了。 所以把注意力全押在身後事上，而忽略手裡這桌已經擺好的飯，在他看來既偏離了猶太傳統，也偏離了加繆。 ## 一頓爛透的飯，也能是快樂的來源 Lex 問：最近有什麼時刻讓你感到喜悅？馬利斯給了一個聽起來像段子、其實是整套世界觀的答案：他喜歡在一家爛餐廳吃飯。 你走進去，等了四十五分鐘才有座。餓得不行。服務員不理人。端上來的水裡有根頭髮。菜上錯了。再上一遍，溫的，還是錯的。 到某個時刻你會意識到：我今天在過一個段子。以後跟朋友聊起這頓飯，能聊好幾年。想想看，我此刻遭遇的最糟糕的事，不過是等一小時吃一頓做錯的飯。 他說，這就是喜悅：**在一切都在往錯的方向走的當下，仍然握住“幸福和興旺是可能的”這個念頭。** Lex 順著追問：那是不是每一刻都有讓人充滿喜悅的可能？馬利斯說是。糟糕的時刻和美好的時刻都有。 然後他講了整期節目裡最重的一段。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在《活出意義來》裡寫過集中營，你在裡面，突然多得到一點你沒想到會有的食物，甚至只是想一想食物，那一刻就是喜悅。或者你給營裡的一個孩子講了個笑話，他笑了，你讓那孩子在其他所有時間裡疼著的五分鐘之外，疼得輕了五分鐘。那已經是喜悅的最高形態。 他把愛定義成同一個東西的另一面。人們想到愛就想到愛情，他想到的是注意到彼此。就像兩條狗，先看對方一眼，再一起看它們共同感興趣的東西。餐廳裡那頓爛飯也這樣，你和朋友心照不宣地同時注意到這頓飯有多爛，那個“啊，你也發現了”的瞬間，就是生活美好的地方。 ## 他們恨你，是因為你的存在推翻了他們的世界觀 Lex 提了一個他長期困惑的現象：網上有一批人，專門等著他失敗。他們希望他其實是個陰暗的人，希望他私下是個比爾·科斯比式的偽君子。 馬利斯的解釋從黑丸與白丸的說法切入，指的是對世界走向的悲觀與樂觀。 > 如果你吃了黑丸，認為一切都完了，那你的整個世界觀就架在這上面。這時候只要出現一個反例，哪怕只有一點點希望，你的整個假設就塌了。（邁克爾·馬利斯） 所以當他們看到你活得好好的，看到你這種水平的人居然能成功，他們受到的是一種世界觀層面的威脅：如果連你都能成，那我為什麼沒成？這個問題會帶來真實的焦慮，而消解焦慮最省事的辦法不是去努力，是證明你不配。 他舉了一個寫《新右派》時的觀察。有人嘲笑安迪·沃霍爾：他不就是畫了個湯罐頭嗎，就成百萬富翁了，這我也能幹。馬利斯的回應是：那你為什麼不幹？如果我拿著支票走到你面前說，畫一個湯罐頭，這一百萬就是你的，你在等什麼？ 如果這件事真像他們說的那麼容易，他們為什麼還在評論區打字，而不是去做得更好，把你按在地上？ Lex 在這裡說了一句自我調侃：我大概比我應得的要受歡迎太多。馬利斯的回擊很乾脆：應得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他甚至不肯把這些人叫恨他的人，只說是某個人生的某個階段在享受網上貶低別人的活動。他寧可相信這些人本質不壞，問題出在思考方式上。 ## 1941 年 6 月 22 日凌晨四點，基輔 節目後半段有一個情緒完全不同的段落。Lex 說他小時候一直被一首歌纏住，那是 1941 年 6 月 22 日的歌，唱的是凌晨四點整，基輔被轟炸，廣播裡宣佈戰爭開始了，就為了讓更多人被殺。父母在睡，孩子在睡，炸彈落下來。 讓他恐懼的是那個時間的精確：凌晨四點。任何一個人的普通人生，可以在某個精確到分鐘的時刻被徹底切斷。你原本以為能置身事外，然後炸彈落下，廣播開始念稿。 兩個人都來自俄裔猶太家庭。馬利斯從這裡講到祖母在利沃夫（Lviv）的經歷。那座城在西烏克蘭，納粹推進得極快，一旦德軍到達，你和所有親戚都活不下來，不牽扯機率，沒有可以自我安慰的空間，也沒有給自己編故事騙自己的餘地。 他描述了一種狀態，我覺得很多人沒有真正進入過：昨天你還在意自己的筆放哪兒了，今天廣播告訴你，從這一刻起大部分人會死，如果不想全死，就得打。戰爭不會像泰坦尼克號那樣，讓你坐下來開個會，商量誰上救生船。沒有這個選項。 ## 祖母叫索菲亞，她一輩子記得那一次撲救 他講了一個細節，是整期裡最難受的一處。祖母回憶，有一次情況危急，可能是頭頂上有直升機，曾祖母撲到了祖母的弟弟身上，沒有撲祖母。祖母的名字叫索菲亞（Sophia）。這件事她記了一輩子，她一輩子都覺得自己母親當時選了她弟弟。 然後是飢餓。祖母說，餓到那個程度，腦子裡只剩下食物，因為大腦不讓你想別的，它只會一遍遍重複食物、食物、食物。而孩子也在這樣想，孩子知道自己拿不到食物。做一個父母，看著自己的孩子沒有食物，而且清楚地知道他們不會拿到，那種滋味。 1990 年代的朝鮮真實發生過這件事。馬利斯採訪過一位脫北者，那個人親眼看著自己的父親餓死。 他讀過的另一本書叫《五座煙囪》，作者是奧斯維辛的倖存者。書裡講到最讓人崩潰的部分是屠殺本身徹底沒有道理，連殘酷的邏輯都算不上。營裡有過一批捷克來的囚犯，待遇明顯好於猶太人，有一天這些人全被殺了。作者說她到現在都不明白，為什麼前一天還在給他們發食物、對他們客氣，第二天就全部殺掉，而這個答案永遠不會有人給出。還有一次決定處死所有孩子，執行的人下不去手，或者出於更殘忍的動機，於是改用另一種辦法，把孩子趕進雪地裡一直走，直到全部凍死。 他講這些的時候反覆回到一個點：草會長出來。有人去奧斯維辛，只說了一句，這裡長草。我們以為惡的現場應該像地獄的入口，可那裡有鳥，有知更鳥在跳著找蟲子，看起來完全正常。你站在那裡，知道這裡發生過什麼，那種錯位感最扎人。 > 昨晚在奧斯汀，所有店都關了，我買不到我的蛋白粉。這就是我在食物這件事上遭遇的全部苦難。（邁克爾·馬利斯） 馬利斯說，他和 Lex 躲過了這些子彈，現在能坐在麥克風前靠說話謀生，這件事他每天都在想。而讓他更不舒服的是，地球上很多地方，如果那些人有機會，會當場殺了他們，並以此為榮。 ## 無政府主義說的是一段關係，跟地理位置無關 Lex 丟擲了一個他一直想不通的質疑：你說反對強制性等級，可人聚在一起自然就會形成等級，怎麼可能沒有等級？ 馬利斯的澄清很乾脆。他反對的重點落在強制性上，等級本身他不打算否認。他不同意左翼無政府主義者那種“理論上可以存在完全無等級關係”的說法，他說自己在腦子裡都拼不出那是什麼東西。人跟人之間總有人更高、更壯、更聰明、更有錢。差異不是問題，問題是有沒有人擁有對別人施加意志的權力。 他給了一句自稱可以把整本書濃縮成一句的定義： > 你不代表我。剩下的都是應用。（邁克爾·馬利斯） 按這個定義，無政府主義描述的是一段關係，它跟某個具體地點沒什麼關係。他和 Lex 現在就有等級，這是 Lex 的節目，Lex 是主持，他是客人。但誰也沒有權力強迫對方留在這段關係裡。他可以走，Lex 可以請他走。律師和客戶也這樣，醫生和病人也這樣。律師的意見他會聽，採納與否由他決定。 所以這個說法離狂想的烏托邦很遠，它就是人類關係的預設狀態：你遇到一個人，你們不完全平等，但在任何一方都沒有權力把意志強加給另一方之前，這段關係就是無政府狀態。約翰是斯蒂芬妮的律師，斯蒂芬妮是約翰的醫生，兩個場景裡各自有一方看起來有權威，可誰也沒法把對方按在地上。 至於美國，Lex 問得挺尖銳：美國不就是一個在無政府狀態裡長出來的集體，一套自然形成的等級嗎？馬利斯的回答是，美國是靠著武力和命令建起來的。不過他還是承認了 Lex 那層意思：現在這套關係裡，你交了錢，你能選人，它有領導人，那個東西和一個極其成功的服務提供商之間到底差什麼？ ## 稅單和搶劫差在哪 Lex 提了一個很有誠意的反駁：換個框架看，稅能不能被理解為一種付費？如果我交的錢能對應到我真正在乎的服務上，比如醫保，那我就是在向政府買一份保險，這和向保險公司買保險有什麼區別？ 馬利斯的回答是，差別只有一個，但那個差別是決定性的。 他先用自己的書舉例。《自我與傲慢》，他 2006 年的傳記，現在 eBay 上賣到 500 美元，亞馬遜上有標 3000 的，還有標到天價的，他說都無所謂。賣家想標多少標多少，一百萬美元也行。真正決定價格的買家，賣家標多少都沒意義。沒有人掏錢，那個價格就作廢，它不構成對價值的任何指示。 稅走的是另一套賬。他可以決定 Lex 交 40%，Joe 交 45%，Lex 和 Joe 沒有任何位置可以說這個價太高。工薪族更徹底，這筆錢在發到手裡之前就被扣掉了，他們連“我同意，這是我的支票”這個動作都沒有機會做。 那政府的服務為什麼不能被市場替代？他的立場是：政府提供的任何一項服務，市場上都能提供得更好、更有效率、選擇更多。他自己也說這只是一種假設，但他認為成立的可能性極高。 Lex 在這裡反問：那拿掉政府，亞馬遜、谷歌長到政府那麼大怎麼辦？ 馬利斯的回答是，趨勢其實是反的。唱片業，我們小時候只有四五家，它們決定你能在 Billboard 前一百里聽到什麼。現在任何人都能直接面向市場。電視臺，從 CBS、NBC、ABC 到 Fox，到有線一百個臺，到衛星，到 YouTube，無限的臺。**技術在進步，財富在增加，選擇在變多，不是在變少。** 反面的例子更刺眼。過去一年半的封鎖，Carol Roth 寫過一本《對小企業的戰爭》，書裡指出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如此規模的財富轉移，從中型和小型企業流向 Target 和亞馬遜這類巨頭，後者賺走了天文數字。街角的洗衣店、襪子鋪，在他看來才是美國成就的頂點，恰恰是它們沒撐住。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傑夫·貝索斯能打通 Nancy Pelosi 和 Mitch McConnell 的電話，在 Etsy 上賣襪子的那個人打不通。政府介入市場的時候，永遠站在能打通電話的那一邊。 他還給了個更狠的類比：假設 UPS 擁有從 FedEx 和 DHL 抽走 20% 營收的權力，什麼都不用做，這筆錢直接進它口袋。你想想這個行業會變成什麼樣，再想想如果你的播客自動拿到其他所有人 20% 的播放量，你還有動力把節目做好嗎？ ## 米塞斯的漫畫書：價格是個訊號 這一段邏輯鏈很漂亮，值得完整複述。 馬利斯引用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計算問題。假設你在看漫畫書，Detective Comics 第 26 期賣 1000 美元，第 28 期賣 1000 美元，第 27 期賣 50000 美元。你完全不懂漫畫，可價格已經在告訴你：第 27 期要麼極度稀缺，要麼極度搶手。事實上那是蝙蝠俠第一次登場，但你不需要知道這件事，才能做出判斷。 價格是一個訊號。它告訴你資源該往哪流。 而一旦價格由政府這個壟斷者來定，訊號就斷了。你不知道一整個國家、整個世界無數個體分散做出的決策，不知道供需的真實形狀，不知道該往哪投。馬利斯還補了一層更直觀的演算法：播客行業五年前幾乎不存在，現在這些人賺得不少，說明這裡的資本回報率可能是 10%，某個製造業只有 2%。資本會往 10% 的地方流，流過去之後回報被拉低，這就是市場自我調節的方式，不需要誰下令。 Lex 在這裡提出了他最核心的一個信念：他覺得政府可以像公司一樣被改進，越來越高效，把更多事情外包給企業去幹。馬利斯的回應繞回了同一個點：公司拿不到的資料，政府更加拿不到，因為它沒有對手給它定價。 至於“讓政府變得更高效”這條路，他的態度很明確，政府從來不會主動後退。美國郵政還在跟 FedEx 和 UPS 搶生意，而 FedEx 和 UPS 交著稅，等於自己出錢養著一個跟自己做同一門生意的對手。 ## 我不投票，理由和我為什麼不領聖餐一樣 他寫過一篇文章，標題大意是《為什麼我今年不投票，以後任何一年也不投》。核心段落值得原樣讀一遍： > 我不投票的理由，和我為什麼不領聖餐是一樣的。不管教皇多麼值得尊敬，他都不是我靈魂的掌管者；同樣，任何一位總統也不是我人生的領導者。（邁克爾·馬利斯） Lex 提出了那個最自然的反駁：投票不就是我們目前開發出來的、僱一個人代表你處理公共事務的最佳方式嗎？ 馬利斯說，不能這麼看。如果我僱了一個律師，他搞砸了，我可以解僱他。投票走的是另一套邏輯，我投的那個人不一定當選，當選的是我鄰居想要的那個人。“代表”這個詞的意思是，我要你替我說話。投票的實際含義是，我有點想要你，但我只能拿到我能拿到的，而且無論我投不投，我拿到的都是那個。 那公投呢？他在這裡做了一個區分，我覺得這是整期節目裡最有操作性的一條。如果是在一個具體議題上投票，比如英國是否留在歐盟，那要合理得多。因為那是一個是非題，是一個想法，不是一個人。 而當你投票選 Joe Biden 的時候，你實際上是在說：這個人在墮胎、稅收、環境、移民、戰爭所有這些議題上都代表我。除非你完全沒有自己的判斷，否則這一個人在所有議題上都代表你的機率，和他投完票真能兌現承諾、並且有權力兌現承諾的機率，都低到可以忽略。 所以他給出的替代方案是：可以有人去競選、去辯論、去為某個稅率方案戰鬥，但最終的票，投給議題，不投給人。 ## 戰爭是國家最赤裸的樣子 Lex 問：那軍事衝突算不算國家最大的負面？ 馬利斯說，當然，戰爭是國家最壞的樣子。 他真正憤怒的是一處反差。我們從小在學校被教育，戰爭是最後的手段，他也認同這句話。可你看主流媒體，戰爭永遠是第一反應。他們會播陣亡士兵的靈柩回國，這已經是他認為不可接受的代價了，但他們連假裝關心一下那些被我們轟炸的國家裡的人都不裝。那種語氣就像在說：那你說怎麼辦，不洗劫那些國家嗎？ 接著是那段讓整期節目情緒掉下去的歷史。1941 年 6 月 22 日凌晨四點，基輔被炸。Lex 說他一直無法處理的一件事是：對美國來說，越南打輸了只是戰略上的挫敗，越南人不會打到美國本土來，美國人的身體是安全的。可對當時的蘇聯猶太人來說，俄羅斯軍隊如果頂不住，全家百分之百會被殺，而且不是一顆子彈了事那麼簡單。 馬利斯說，他為數不多的關於飢餓的知識，都來自祖母的講述。餓到那個程度，腦子裡只剩下食物，因為大腦不讓你想別的。而在 1990 年代的朝鮮，這件事真的發生過，他採訪過的一位脫北者，親眼看著父親餓死。 Lex 在這裡哭了。馬利斯後來說了一句：你是第一個讓我在播客裡哭的人，一個機器人把我弄哭了，這到底怎麼回事。 ## 一個連地址都看不懂的人，管著一個國家 節目後段有一段關於平庸之惡的討論，用的是齊奧塞斯庫（Ceaușescu）的例子。 馬利斯說，斯大林是個狠角色，他搶過銀行，年輕時的照片是個壯漢。列寧明擺著是知識分子。托洛茨基也是。這些人有巨大的自我、巨大的意志力、巨大的氣場。但你看齊奧塞斯庫的照片，你會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反應：這個人，如果他在郵局工作，你拿著身份證去取包裹，身份證上的地址寫的是 Street，系統裡寫的是 Avenue，他會一臉茫然，搞不清楚出了什麼事。 他說你在機場看到某些成年人，會有一個直覺：這個人出生的時候就不太對，他怎麼能一個人出門。齊奧塞斯庫給人的就是這種感覺。他身上看不到邪惡，看到的是平庸，是個簡單人。 然後這樣一個人成了國家最高領袖，全國上下被教育要把他當作史上最偉大的天才之一。他強迫國民生育，因為他想讓這個國家的人更高。他造了歐洲最大的建築“人民宮”，只為他自己，而城市其他地方沒有電。 這種人放在別的社會里，會做一份普通工作，做得不怎麼樣，但也不會害人。現在他造成了大規模的死亡、秘密警察、監禁。 > 那種平庸的、軟弱的人，突然手裡有了一點權力，那種報復心，我這輩子第一次要感覺強大，代價由你來付。（邁克爾·馬利斯） 他講了一檔叫《驚悚戰術》的老節目，本質是整蠱真人秀。有一期，被整的人被僱來當保安，任務是通宵看守一座工廠。深夜，一群衣衫破爛的人從裡面衝出來，說他們被關在這裡，被強迫勞動，被毆打。隱藏攝像頭拍下保安的反應。其中一位把他們全部推回樓裡，說，我來這兒是幹活的，回去。 馬利斯說，你看著這段，會發現“這裡有問題”這個念頭從來沒有進入過他的腦子。他被給了命令，他執行命令。這個人看起來和你我一樣，但少了某樣根本的東西。 Lex 在這裡提出了他真正不同意的一點：他覺得幾乎所有人都有那份能力，只是沒被喚醒。馬利斯直接說，我不同意，我認為相當一部分人沒有。 Lex 還舉了個例子來論證：我從來沒試過 LSD 或 DMT，那也是沒得到機會。馬利斯的反駁很利落：這話說不通，你兩分鐘前剛說，每個人每天都有機會做對的事。 兩個人都沒有說服對方。最後落在一個共同的問題上：怎麼造出一個社會，讓越來越多人成為自由行動、自由思考的人。 ## 酸黃瓜丟進頭髮裡，那個人記了二十年 節目裡有一段特別不像播客、特別像私人對話的部分。 馬利斯講了一檔九零年代的節目。一位女性說，她高中時被一個橄欖球員天天找麻煩，有一天他把酸黃瓜扔進她的頭髮裡，她的頭髮全是酸黃瓜味，周圍的人都在笑。這件事影響了她二十年。節目組把那個男生請到現場，他現在是個普通的爸爸，完全不記得她。她哭著說酸黃瓜。他臉上的表情，馬利斯說他從沒見過一個人更想死的表情。那是百分之百知道自己做錯了，而且知道自己什麼都做不了的表情。 馬利斯說他儘量不做錯事，理由跟天生善良沒什麼關係。他不認為自己是好人，也不認為任何人是天生好人。理由是他會把這件事記很久。對一個好的人做了錯事，那種感覺很糟，因為他清楚自己成了哪種人。 他講了自己的一次失誤。朋友 Bittstein 是比特幣圈的人，馬利斯的傳記當時還不好找，Bittstein 告訴他這本書在種子站上能下載，還補了一句“我買了，我只是告訴你這個資訊你可能用得上”。馬利斯當場衝了他一句。很多年後他專門去道歉，對方早就不記得了。他在這期節目裡又把這件事拿出來說了一次，相當於當眾再道一次歉。 ## 一句關於泡泡糖的留言 他有時候在網上發一句關於泡泡糖的無關痛癢的話，會收到一大段辱罵。那種情況下，他有時會認真回一句：我希望你的父母當初對你更溫柔一些。 他說這句話是真心的。一個人對著陌生人的泡泡糖評論爆發成那樣，本身就說明了問題。有人教會了他這樣回應世界。 他不指望對方對他客氣，他對那些人什麼都不是。但他希望對方能停一秒，問自己一句：這是不是我想讓它成為的常態，還是一把有時候該拔、有時候不該拔的刀。 Lex 在這件事上給了另一層視角。他說他遇到這類人，只往好處想，不去做童年歸因。他覺得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某個階段，就是享受貶低別人。他自己也會，但前提是互相的，你說我一句，我說你一句。馬利斯把界線劃在“是不是主動攻擊”上：如果你開始往人身攻擊上走，我反擊時不會客氣。他說這在社交媒體上非常常見，但並不意味著它正常。 他還講了一個更細的觀察。有些人被惡意對待不是因為他們做錯了什麼，是因為他們身上還留著某種東西，某種願意相信好的東西。那東西在很多人眼裡顯得幼稚，顯得好欺負。他的判斷是，那種東西比看起來的要硬得多，因為它需要一個人明明知道世界有多糟，還是選擇不把這份糟傳下去。 ## 把每個藉口提前拆掉 最後一個話題輕了很多。馬利斯要搬去奧斯汀。他說這是他人生裡最難也最容易的決定。 難，是因為他從兩歲起就住在紐約，除了上大學沒離開過。他熟悉那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那座城市塑造了他對“城市可以是什麼”的全部想象。而且他的朋友圈，他稱之為 selected family 的那批人，一個一個走光了，紐約只剩幾個。 容易，是因為朋友們把每一個藉口都提前拆掉了。他說他有很多書，朋友 Matt 說，我去你家，你的每一本書我親手打包，這個藉口沒了。他說他不會開車，朋友說，我們一起學，這個藉口也沒了。他說不知道怎麼找房子，朋友說，我們跟中介去，拍照給你，你信我們的判斷。昨天 Matt 又出了個主意：先過來租個帶傢俱的公寓住幾個月，不用背買房壓力。 他順便吐槽了紐約人的一種侷限：他們認為紐約就是世界的全部，對別處幾乎一無所知。他原以為奧斯汀的房價會是紐約的八成，結果發現七十萬美元能在那裡買到一棟在紐約要三百五十萬的房子，還帶院子，還能養狗，還能合法持槍。 Lex 順著這個話題講了他自己為什麼不買房。他說買房當然有正面解釋，你把它變成一個家，你對它有了深的連線。反面解釋是，你被卡在那兒了。你可能待得比你應該待的時間長得多，而錯過本來可以抓住的更好機會。他想保留的是那種擁抱最瘋狂、最野心、最漂亮機會的自由。 他還講了馬利斯作為客人的一種本事：把很嚴肅、很學究的人變得有點傻氣，同時讓對方感到安全。馬利斯自己也談過這個原則：當來賓去別人的節目，他的任務是讓主持人好看，讓主持人覺得這不是在工作。他舉了 Elizabeth Spires 的例子，那位朋友的立場跟他的觀眾完全相反，他照樣讓對方在節目裡待得舒服，因為人家沒必要來，來了就不該承擔後果。 關於 Alex Jones，他講了另一層。他上 Alex 的節目時扮演的是那個冷靜的聲音，把對方情緒裡的東西翻譯成可討論的內容。等 Alex 上他的節目，他反過來給了對方一個空間，把一堆陰謀論一條條擺出來，哪條有根據，哪條沒有。他的說法是：吃一顆紅丸，別把整瓶都吞下去。要是你認為媒體說的一切都是假的，那連天氣預報也算在內，這個立場自己就站不住。 他還拆了一層語言問題。你問普通人，掌權的人會不會經常聚在一起操縱規則來保住權力，九成以上的人會說是。你再問他信不信陰謀論，他會說那是瘋子才信。這兩句話指的東西幾乎一樣。一個詞同時罩著“ Tuskegee 實驗”和“9·11 是投影”，前者有檔案，後者沒有，兩者被塞進同一個抽屜，抽屜上貼個標籤，從此不用再解釋。他說這對掌權的人極其方便，只要說一句“你還想當那種瘋子嗎”，事情就結案了。 ## 黑丸會把人耗幹，白丸需要證據 Lex 問了一個更重的問題：天天琢磨這些東西，會不會把一個人的心智毀掉，讓人徹底犬儒？ 馬利斯說會。如果你相信有一小撮人徹底掌控著一切，而沒人知道他們是誰，那你得到的是徹底的無力感。他的解藥很樸素：那些站在明面上的掌權者，沒有你想象的那麼聰明。社交媒體已經把這件事演示得很充分了，參議員和哈佛教授發推的樣子，很難讓人肅然起敬。 他在這裡提到一個讓他願意相信事情在變好的證據：一個一年前試圖自殺的年輕人給他發訊息，說自己出生在一個冰毒窩裡，本來應該在垃圾堆裡爛掉，現在想去講脫口秀試試。哪怕這個人最後沒成，去洗盤子，那也比原計劃好得多。 馬利斯說，這就是白丸和黑丸的區別。黑丸是一套世界觀，白丸是一個需要證據支撐的判斷。他有證據。 ## 比那更早的一句：對你自己好一點 節目收尾，Lex 說了一句我覺得可以做整篇落點的話：這是第 200 期，本來可以請兩個大名字，但他想了想，為什麼要跟一個有名的人聊，而不是跟他愛的一個人聊。 馬利斯的回應是關於“被尊重”這件事的。別人說喜歡你、尊重你，是一回事；別人做出來給你看，是另一回事。他拿兩個朋友在市政廳結婚、請他去做見證人舉例。他說如果一個人對你好、給了你尊重，你要謝謝他，買塊巧克力、買瓶汽水，做點什麼，讓對方知道你沒把這當成理所當然。 他還講了自己被人在街上認出來這件事。到目前為止，除了一次例外，所有主動走過來的人都很體面。他說這會是他接下來幾年需要適應的東西，走在健身房被人發推問“剛才是不是你”，算不上惡意，就是有點怪。 他對鏡頭說了一句：對自己好一點，因為你們中很多人值得。 Lex 最後引了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一段話，大意是：對我來說，只有那些瘋狂的人值得交往，他們瘋狂地想活、瘋狂地想說話、瘋狂地想被拯救，同時渴望一切，從不打哈欠，從不說陳詞濫調，他們像羅馬蠟燭一樣燃燒、燃燒，在夜空中炸開成蜘蛛的形狀，中間那一點藍色的核心“啪”地一聲，所有人抬頭，發出“啊”的一聲。 這大概是 Lex 想說的關於馬利斯的全部。而馬利斯散在三個小時裡最紮實的一塊，是那張支在山腳的空白畫布：有人走過去只覺得困惑，有人走過去看見的是無限的選擇。同一張畫布，兩種人生。 ## 這期節目裡能帶走的東西 - 想在某個領域發聲，先從自己陣營內部的問題說起。從內部批評自己人，成本高、掌聲少，可那才是真正能改變事情的位置。 - 練一種沒有觀眾的勇氣。有人需要一句話的時候說那句話，不用發朋友圈，不用事後講給別人聽。它照樣算數。 - 挑戰場。不是每一次冒犯都值得反擊，但每一次沉默都該是你算過之後的決定，而不是因為懶得算。 - 把“我希望你的父母當初對你更溫柔一些”放進工具箱。遇到無端的惡意，先假設對面有一段你不知道的歷史。這個假設不一定對，它能讓你少浪費一個小時。 - 這周找一個人，為他做一件成本二十五美元以內、他會記很久的小事。生日、一頓飯、一條認真的回覆，都算。馬利斯說這事的成本低到讓人不安，而多數人連想都想不到。 - 想清楚你手上的每一筆固定支出，是價格還是命令。價格可以談、可以走、可以換；命令不行。這個判斷會改變你對很多事情的感受。 - 如果要投票，優先投議題，放棄那種指望一個人在所有事情上替你做主的期待。這個原則在小範圍的社群治理、公司決策裡同樣適用。 - 下次一頓飯搞砸了、一次出行崩了、一個計劃廢了，先停三秒，問自己：這件事以後會不會變成一個我會講很多年的段子。如果會，現在就可以開始享受它。 - 如果有人為你做過什麼好事，告訴他你記得。馬利斯把這件事列為整期節目的落點，理由很樸素：人需要知道自己的善意被接收到了，否則他會慢慢停止釋放善意。 - 在你說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之前，先找一個反例。馬利斯認為犬儒是一種可以被反駁的立場，前提是你願意去找那個反例。找過一次之後，這句話就不太好意思再說出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