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加特·瓦德：非洲、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與人類的未來 > 塞內加爾裔創業者談非洲的貧困與制度障礙，創業如何改變個人命運，以及自由市場與資本的作用。 - 原標題：#311 – Magatte Wade: Africa, Capitalism,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 期數：第 311 期 - 釋出日期：2022-08-13 - 嘉賓 / 主題：馬加特·瓦德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magatte-wade/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magatte-wade/ - 精讀字數：約 14454 字（閱讀約 32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馬加特·瓦德（Magatte Wade）在塞內加爾做潤唇膏。七種原料要從國外進口，其中五種，她付 40% 的關稅，另外兩種接近 70%。 一美元的原料，進了她的倉庫就變成 1.4 美元。等成品做出來，她要比美國同行多賣 1.6 美元，才能拿到同樣的利潤。同一個貨架，同樣的品質，同樣的價位，她在這個價格上根本站不住。 她在 Lex Fridman 的播客裡講這段賬的時候，語氣很平。這不是她第一次算，她把這條賬算了很多年，最後算出一個結論：非洲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同時也是世界上監管最密的地區。在她那裡，這兩句話是同一句話。 ## 特蘭加：一個不害怕陌生人的地方 問塞內加爾的靈魂是什麼，瓦德給出的詞是 Teranga，沃洛夫語（Wolof，塞內加爾主要本土語言），意思是好客。 她把這種好客說得很具體。你到了那裡，所有人都會把你摟過來，讓你覺得你是這個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人，好像他們等了你一輩子。對外國人尤其如此，理由也樸素：一個人願意花力氣跑這麼遠，到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地方，那麼接待他就是你的義務。 這裡沒有對陌生人的恐懼，也沒有對陌生人的猜疑。 瓦德自己給了一個解釋：人得先站穩了，才有餘力向外開啟。你對自身文化有底氣，擁抱別人就是自然的事。反過來，一個地方如果總在擔心別人怎麼看自己，開門就會慢半拍。 Lex 接著講了他的觀察。他住過波士頓、費城、舊金山，最後到奧斯汀，落地就喜歡上了。在那些城市，人與人之間總隔著一道計算：認識這個人對我的職業有什麼幫助。到了奧斯汀，人們就是聚在一起待著，很真。 瓦德說她有完全相同的經歷。舊金山早期那批人不一樣，是他們在把那個地方做成今天的樣子。等富裕起來、成功起來，就會吸引另一類人，追著光鮮來的那種人。等這批人到了，就該走了。 兩個人都擔心奧斯汀會重演舊金山的故事。瓦德提到她朋友妮可（Nicole Nodzak）在做的事：讓奧斯汀對各個收入層的人都還住得起。如果不論賺多賺少都能留在這座城市，那種層次上的多樣性才保得住。 說到多樣性，她火力全開。舊金山很愛標榜自己多元，可如果多元只意味著性別、膚色、口音，勾選框打滿了也不夠。還差一樣東西：思想的多樣性。她認識一些人在那裡不敢多說話，那裡有一種看不見的默契，所有人都在照著同一個劇本講。 真正的多樣性是藝術家和工程師住同一個街區，高中輟學生和博士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這些東西才是社會往前跑的動力來源，裝點門面用不上它。 ## 非洲不是國家，是一片共同的記憶 在西方，人們談非洲的口氣，像是在談一個國家。 瓦德先講了最底層的那層共同：所有人都是非洲人。人類從那裡出發，中途曾經只剩兩千人，掛在懸崖邊上。後來為了活下去向外擴散，往北走的、往東走的，頭髮變淺了，眼睛的形狀變了，都是為了適應新的棲息地。 再往下一層，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共同經歷：幾乎在同一段時間裡被奴役、被殖民。她順帶糾了一個常識：英語裡的 slave 來自 esclav，來自斯拉夫（Slav），最早被大規模奴役的人長得更像 Lex 而不是她。只是人類記憶裡最近的那一大群被奴役者，是非洲人。 這些事留下了實物的痕跡。迦納、貝南、塞內加爾都有“不歸之門”。塞內加爾那間奴隸屋裡有一道門，人從那裡出去，就再也沒有回頭看一眼故鄉的機會。 共同的經歷會變成共同的傷口。Lex 問，那有沒有對外國人的怨恨？一片富饒的土地，資源豐富，文化有力，別人會不會就是來用你的？ 瓦德的回答分得很清。在日常層面，塞內加爾沒有這個問題。怨恨真正冒頭，是遇到具體的壞行為：一些白人帶著理所當然的架勢出現，彷彿周圍人還是僕人。這種傲慢有時候會換一副面孔，變成憐憫。 說到憐憫，她的語速一下就上來了。她原本打算今天保持體面，說自己早上還提醒自己，Lex 很沉穩，別失態。但要是踩到這條線，那就顧不上了。 她劃的界線很明確：你作為一個人來，過你的日子，把我當正常人對待，那沒有任何問題，我不會跑過來跟你算你祖先的賬。你要是帶著那副居高臨下的態度來，那就另當別論。 ## 一張 40% 的關稅單，怎麼殺死一門生意 她的公司在塞內加爾和美國各有一家，一邊管供應鏈，一邊管研發、銷售和營銷。產品進了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的貨架，這意味著原料標準必須過硬。 七種原料要進口。五種 40%，兩種接近 70%。 她把這條賬攤開來講：本來一美元的東西，被你加 40% 之後到我的工廠就是 1.4 美元。這 40 美分會順著成本傳導下去，成品我得多賣 1.6 美元，才能保住那點利潤。而我的競爭對手是個在美國經營的美國女人，她不用背這套東西。我們賣同樣價值的產品，我的貴 1.6 美元。 誰活得下來，誰活不下來，不用討論。 她在這裡講了一段關於利潤的話，值得單獨拎出來。她是“自覺資本主義”（Conscious Capitalism）組織的董事會成員，那是全美最大的使命驅動型企業組織，全食超市、容器商店都在裡面。她說做企業的終點是使命，但要完成使命，你得先活著，利潤就是活下去的氧氣。 > “如果你的目標是讓世界更和諧、讓人能蓬勃生長，你不會告訴我你人生的最大目標是儘可能多地製造紅細胞。可你必須有紅細胞，否則就沒有你，沒有你，就沒人幹活。”（馬加特·瓦德） 她也不迴避企業家裡有精神變態者。按她的說法，每 100 個人裡大概有一個，任何行業都有。問題是這一小撮人不能代表剩下的人。 所以她想要的公平很具體：把跑道鋪平。讓塞內加爾的女人和美國的女人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誰跑得快誰贏。 ## 腐敗只是溫度計 關稅高到 40%，產品到港的時候就有另一條路。海關的人說，你給我這個數（大概 5% 到 10%），我放你過去。你省了錢，也省了時間。 瓦德不覺得自己有資格站在這裡指責那些行賄的人。她自己不能走那條路，因為她到處演講，是公開的靶子，只能乾乾淨淨做事。於是她去找了市長。 市長翻了一本又一本的法規，最後找到一條：企業滿兩年，可以申請一個特殊許可，把原料免稅運進來。代價是必須如實申報配方，精確到每一種原料的用量，還要說明用途，防止你把多餘的原料倒賣給市場。 > “讓可口可樂把秘方交給一個國家的政府官員，你連那些檔案明天會流到哪裡都不知道。做生意的人不會這麼幹，商業機密就是商業機密。”（馬加特·瓦德） 還有一條更絕：這批原料必須一年內做成產品全部出口，只要剩下一點留在境內，之前免掉的稅要一次性補繳。 她的總結是：這套荒唐的法規，逼著你想成功就必須不誠實。頭兩年，她的公司就泡在灰色地帶裡。灰色地帶聽起來還行，實際含義是：任何時候他們想找你麻煩，都能找到東西。 關於腐敗，她的判斷很硬：腐敗是症狀。真正的病在法條裡。你把法條設計得如此不合理，行賄就成了唯一能讓事情往前走的通道。護照是公民的權利，連辦護照都得塞錢才能按正常速度走，那就不是個人品德問題，是制度在批次生產腐敗。 ## 窮不是因為沒有錢，是因為土壤 Lex 把她的選擇總結成兩條路。一條是進政界，當總統，改法律，聽起來極難。另一條是硬頂著法規把企業做起來，用企業群體形成壓力，倒逼法律改變。 瓦德說第二條路她全認。而她對自己的非洲同胞有一句很重的話：很多人看到問題，第一反應是去搞政治，去當總統，去當這個那個，然後一切都會變。美國人也一樣，總以為總統權力最大。 > “你知道政府裡誰權力最小嗎？總統。如果你非要進政治，去地方。所有髒東西都埋在那兒，也都藏在那兒，那才是你能真正產生影響的地方。它不光鮮，不激動人心，但事情就在那兒。”（馬加特·瓦德） 她做的事是兩件：佈道，和實踐。 她把那條邏輯鏈完整地推了一遍。你窮，因為沒錢；沒錢，因為沒有收入來源；大多數人的收入來源是一份工作；工作從哪來？私營部門，主要是中小企業；那是不是應該把營商環境做得友好一點？ 她上課時學生反駁說政府也發工資。她說政府發工資的錢來自稅收，稅收來自企業和員工，兜一圈還是回到私營部門。 她用過兩個比喻。 一個是種番茄。你得有好的種子，還得有好的環境：土壤的酸鹼度、養分、日照、氣候。她說上次查的時候，西伯利亞中部也長得出漂亮的番茄。 另一個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說法：窮人都是盆景人。他們和所有人是同一種人，你把他們放進正常的、能生長的環境裡，他們會成為森林裡最高的那棵樹。盆景之所以長不大，是因為有人給它扣了一個小花盆。那一圈掐死根系的花盆，就是她每天要跳過去的那套法律。 然後是資料。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排名、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指數，一份接一份，結論一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幾乎任何地方做生意，都比在斯堪的納維亞的任何地方更難。 美國人嘴上崇拜的“社會主義北歐”，實際上比幾乎任何一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都更資本主義。北歐有福利分配，但賺錢那一端走的是市場邏輯。這兩件事得分開看：錢怎麼賺，和錢怎麼分。 她由此得出一個結論：政治制度的標籤遠沒有私營部門能不能跑起來重要。你想在生活方式上選什麼都行，但要從中低收入跨進中高收入，目前人類已知的路徑只有一條。 ## 那一代解放者走錯了路 她花了很久才把這個因果關係捋順，捋順那天她跪在了地上。她形容那種感覺像是一個病人跑了很多年醫院，見了一堆專家，誰都說不出個所以然，最後終於遇到一個人，一句話點破。 她還原了那段歷史。 1945 年，曼徹斯特，第五屆泛非大會。迦納的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坦尚尼亞的尼雷爾（Julius Nyerere）、塞內加爾的布萊茲·迪亞涅（Blaise Diagne）、馬拉維的班達（Hastings Banda），和美國的杜波依斯（W.E.B. Du Bois）、馬庫斯·加維（Marcus Garvey）坐在一起。杜波依斯當時七十多歲，是那裡最年長的人。那次會議定下了非洲解放的路線圖。 接下來的十幾年，獨立潮來了。迦納 1957 年，她的國家 1960 年 4 月 4 日。這是冷戰正中間。 那個時間點的世界有一個關鍵背景：自由市場的理念在大蕭條之後幾乎死掉了。1930 年代的股災、大蕭條，加上蘇聯對外散播的那套宣傳，讓整個知識界普遍相信資本主義已經失敗，社會主義是未來。當時幾乎所有知識分子都是某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 於是獨立後的第一代領導人，絕大多數都選了國有化、計劃經濟、各種形態的國家主義。塞內加爾的第一任總統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是社會主義者，執政四十年。整個大陸大同小異。再加上法國在殖民地留下的拿破崙民法典，一套為官僚體系量身定做的法律骨架。 瓦德對那一代人的態度很複雜。她能理解他們為什麼那麼選：一邊是奴役過你、殖民過你的西方資本主義，另一邊是長期以來為平等權利發聲、看起來站在你這邊的人。選後者是人之常情。 > “他們可以原諒，因為那時候資訊就是這麼少，把一切混在一起太容易了。但今天的人不行。今天你還一邊說黑人的命也是命，一邊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這就說不通了。”（馬加特·瓦德） 她把歷史賬算得很清楚：前殖民時期的非洲人本來就是自由市場派，在自由貿易、自由創業這一邊上。迦納經濟學家喬治·阿伊泰（George Ayittey）記錄過這件事。阿伊泰在 2022 年去世，瓦德專門停下來提了他一句，說自己是跟著他學的。 所以真正的時間線是這樣：先有自由市場，再有奴隸貿易，再有殖民，再有獨立，獨立後的第一代領導人把一套外來的國家主義嫁接到一片本來懂市場的土地上。她說這是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潑掉了。 亞洲四小龍走的是另一條路。李光耀環顧四周，下決心做改革，新加坡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然後奇蹟發生了。臺灣、韓國、香港同理。她反覆用這個對照：同樣是二戰後的廢墟，同樣沒有資源，同樣是一窮二白，區別只在於有沒有讓市場跑起來。 她把這些問題追溯到自己七歲那年。她第一次離開塞內加爾去歐洲和父母團聚，中途在德國停留。在達喀爾，洗個澡要走完整套流程：祖母先把炭火點著，像露營那樣，架上鍋燒水，倒進大桶兌涼水，再由一個力氣大的家人把桶拖到洗澡的地方。在德國，母親喊她洗澡，她不肯脫衣服，問：熱水桶呢？母親說你跳進去就行。她擰開龍頭，水就下來了，還帶溫度調節。 還有路。達喀爾的路是沙的，腳上永遠是灰，鞋基本報廢。德國的路是鋪好的。她當時的困惑非常具體：為什麼這裡的東西這麼方便，我們那裡沒有？ 她強調自己當時沒在問“為什麼他們有錢”，問的是“為什麼他們的日子這麼容易”。那跟嫉妒沒關係，是一個孩子對效率的直覺。 這個問題跟了她一輩子。長年累月裡她聽過無數種答案：所謂智商論，說她這個膚色天生基因上就差點；說教育不夠，可是達喀爾街頭的流動小販裡，有人在太陽底下、在車流裡、在尾氣裡穿行賣熨衣板、賣傘、賣棉籤，一問學歷，是數學或者文學的正經學位；說營養不夠，所以要送吃的；說缺鞋，所以要送鞋。 這些解釋在她那裡全部塌掉，理由只有一個：如果其中任何一條是真的，為什麼同一個人、同樣的背景、同樣的名字、同樣的長相，從這個國家搬到那個國家之後，潛力就突然全部釋放了？ 答案不在人身上，在地點上。而地點是可以改的。 ## 家族裡最年長的那個人，給她上了一堂人性課 她第一次去歐洲前，祖母把她叫到跟前，專門蹲下來，與她平視。祖母說，你要去一個大多數人不長得像你的地方，那裡的人講的語言跟你不一樣，而且你到了那兒會發現，所有的小孩都上過學，你從來沒上過。她說，我不希望這些東西嚇住你。你可以對這些東西感到新鮮，但不許被嚇住。 然後祖母把道理拆成三句。他們膚色跟你不同，但那是人的皮膚，你是人，他們也是人。他們說的話跟你不同，但那是人說的話，你是人，他們也是人，所以你學得會。他們上學，上學是小孩子做的事，你是小孩子，所以你不會有事。 瓦德說祖母是對的，而一個人如果在那麼早的年紀就把這套東西內化進去，她走到哪兒都會覺得自己屬於人類大家庭。 這段話後來有了實證。她初到美國是拿旅遊簽證，接住她的是印第安納州哥倫布市的一戶人家，姓文斯（Wence），卡羅爾（Carol）和埃爾頓（Elton）。她說自己今天在美國擁有的一切，都欠這家人。那是個中部小城，沿海精英口中“教堂比人多、牛比人多”的地方。她一個從塞內加爾出來的黑人女孩，在那裡被一整個教會圍起來幫忙找公寓，寄宿家庭給她找了工作。 她特意說明那不是一份出於憐憫的安置。對方當時真的缺人，幾年的賬目要一文不差地追平，營銷要從零搭起來，她做得比他們預期的快得多。 後來那家人跟她說：你有未來，我們的盤子太小，裝不下你的未來。我們可以自私一點，把你留在這兒，我們也確實最想這麼幹。但外面有更多東西屬於你，你得去找。 她臨走時留了一句話：我把心留在了舊金山。她丈夫當時在那邊創業，兩人在法國讀同一所商學院，他比她年長，先去了美國。她去了舊金山，回來就把公寓鑰匙交出去了。 她把這段故事講得很用力，用意是清楚的：那些天天在講“你的膚色讓你成為問題”的敘事，在同一片土地上被她自己的經歷反駁了。完全不同的膚色，完全不同的信仰，一群人替她付了簽證、律師、H1B 的費用，還給她做情緒支撐，沒有人要求他們這麼做。 她說這是她人生的規律：無論周圍多敵意，總有人會為你出現，而且往往來自與你完全相反的方向。這條規律推到底，是一個關於人性的判斷：大部分人是好人。 ## 法國和美國的區別，不在人的品性，在空氣 法國給了她另一樣東西，她自己稱之為精緻。蕾絲、時裝、食物，一頓飯的分量小一點，慢慢吃，把時間花在桌上。吃飯在這裡不只是補充燃料，還是一場共處。這一點上和塞內加爾是通的，她跟美國丈夫至今每頓飯都一起吃，再忙也要坐下來。 但談到創業，她的評價就變了。 法國的軌跡是預裝好的：你出生在這個區，在這個區上學，父母住在附近，將來結婚也在這個範圍，也許去配偶父母那邊，買一套房子，一輩子就那一套。沒有人會在兩年後賣掉房子搬去別處，更沒有人白手起家去開公司。融資、風險投資、這一整套東西，是美國特產。 她說自己在法國的融資環境下絕對拿不到那筆錢。她的第一家公司最終融了 3200 萬美元，那種下注在法國找不到人做。 她和第一任丈夫在法國的一些朋友，後來慢慢就不聯絡了。原因是他們在飯桌上講的事情，對方接不住：你二十幾歲，剛融了兩百萬美元，這在他們的世界裡不存在。更麻煩的是另一種氛圍，錢可疑，成功也可疑，做事要在幕後。到最後夫妻倆感覺朋友們心裡大概在想，這兩個人是不是在販毒。 她把這套文化差異說得毫不客氣，同時補了一句：這不說明法國人是壞人，只是那種精神在那邊燒得沒那麼旺。慈善也是同理，法國人當然做慈善，但規模和體量跟美國不是一個量級。 然後是那個關鍵的交匯點。她在塞內加爾屬於穆裡德教團（Mourid），四大兄弟會里影響最大的一支，信條裡帶著強烈的創業色彩：像明天就會死那樣去祈禱，像永遠不會死那樣去工作。有人去世，他們不說死了，說這個人退休了，從他的工作上退休了。 所以她的根裡本來就有創業精神。問題出在後來，人一旦被送進那套按法國官僚模式設計的教育系統，創業的那一面就被一點點磨掉了。美國做的事，是幫她把這一面重新接上，並且給了她更多工具。 ## 繁榮的配方，其實只有一層 Lex 問她，一個國家要繁榮，到底需要什麼。她說可以確定地回答，儘管各個國家看起來千差萬別。 她先把問題限定住：這裡只談經濟意義上的繁榮，也就是從中低收入邁進中高收入。至於女性有沒有投票權、社會風俗怎麼安排，那是另一層問題，混在一起談就會繞不出來。她見過太多爭論，分歧其實出在定義上。 在這個限定下，答案是經濟自由，加上她所說的“創業者的工具箱”：法治，清晰且可轉讓的產權，除此之外是一整套讓企業家能創造價值而不是尋租的環境。創造價值的意思是，一個餅原本這麼大，你把它做大了。 證據是那些天然實驗。東西德，同一個民族，完全不同的結果。南北韓，同樣的起點，天壤之別。迪拜、新加坡、英格蘭，文化制度差得遠，繁榮結果相似。 她的推論很直接：一個國家不管在其他領域跑什麼作業系統，只要在商業這一層是自由市場的擁護者，它就會創造出繁榮。反過來，非洲坐了七十年的悖論：物產豐饒，青年眾多，結果最窮。 為什麼窮，她給出的是同一個答案鏈。塞內加爾 75% 的人口在 25 歲以下；土地、礦產、語言、文化的多樣性都是上好原料；它同時也是世界上監管最密的地區之一。54 個國家，幾乎全部缺同一項關鍵自由。 > “你覺得非洲的任何一個創業者創業，應該和不斯堪的納維亞的任何人創業一樣容易嗎？如果你的答案是應該，那你就有一項道德義務，和我一起把我的國家、我的大陸變得更市場化。就這麼簡單。”（馬加特·瓦德） 她說這個問題她還沒遇到過一個敢回答“不應該”的人。如果真有人說不應該，那已經不是同一個話題了。 ## 一雙免費鞋，砸掉了兩千家作坊 她對“善意如何造成傷害”的敏感度很高，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一雙鞋。 她公司所在的塞內加爾小城，有兩千家小作坊，做的都是鞋。每一家僱五到十五個人，全是家庭生意。某一天，某家以“買一雙、捐一雙”聞名的公司把整車鞋運了過來，免費發放。 接下來的事不用推理。誰能跟免費競爭？作坊一家接一家關門，靠這些大人工資養活的孩子，反過來成了需要被髮鞋的那批人。你想幫的人，先被你剝奪了賺錢買鞋的能力。 她由此提煉出一句她反覆用的說法：對窮人有顆心，很容易；對窮人有腦子，才是難事。這句是她朋友講的，她引用得極熟。 這個結構跟房子那件事是同一個。有人以“為弱勢者發聲”的名義推政策，讓蓋房、改建、加蓋一層的成本高到不可行，供給被卡住，需求還在，稀缺推高價格，第一批被擠出市場的，恰恰是弱勢者本人。妮可那樣的團隊做的正是回到法規那一層去拆釘子。這活兒不討喜，也不好懂。 她把這類事歸到同一個病根：法律和監管，以及讓這些法律不斷自我繁殖的機制。修一條壞法律的辦法通常是再加幾條法律去對沖，最後該有一條清晰規則的地方堆了一百條互相打架的條文。她在美國同樣看到這種堆疊。 ## 黑人命也是命，然後呢 Lex 把話題轉到了美國的種族議題，問她怎麼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 她先做了區分：這三個詞放在一起，她完全同意，黑人的命當然重要，和其他任何人的命一樣重要，她也明白這句話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口號。她反對的是這個組織，以及它自稱代表的那套東西。 理由是她自己的歷史課。她說六十多年前，甚至更早，為非洲解放鋪路的那批人，和當時美國的黑人知識分子坐在一起，而那批知識分子已經站上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她完全理解這個選擇：在那個年代，黑人被私刑、被焚屍、殘肢被擺進商店櫥窗展覽，同時非洲還在殖民統治之下，而共產主義者在為平等權利發聲。站在同一邊是自然反應。1945 年曼徹斯特那場會議之後，獨立潮來了，而獨立後的領導人大多喝下了那杯馬克思主義的飲料。 她的判斷是：那一代人有資訊侷限，可以被諒解。今天的人不行。今天還一邊說黑人的命重要，一邊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這兩句話不能共存，因為繁榮只能靠自由市場，而繁榮意味著經濟權力。 > “如果你要黑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被尊重，你就得認真對待黑人的繁榮，而且是成規模的繁榮，不是出一個奧普拉、那邊再出一個誰。我們作為一個群體，得有遍地開花的繁榮。而非洲佔了這個族群九成的人口。”（馬加特·瓦德） 她把話說到底：只有當非洲富裕起來，那些關於黑人的刻板印象才會融化。別人可能還是不喜歡你，但會尊重你，因為你是必須認真對待的力量。只有經濟實力能做到這件事。同情從來不會變成尊重，她重複了兩遍。 至於種族主義是否存在，她的回答乾脆：存在，各種形式的偏見都存在，有對殘障者的，有對體型的。但它會不會阻止一個人發揮最大潛力？不會。美國有一長串人證明過這一點。韌性是人的天性，但韌性有個前提：你不能把自己交出去，不能把行動能力拱手讓人。 她對反種族主義那一派的批評非常具體。伊布拉姆·肯迪（Ibram X. Kendi）、羅賓·迪安傑洛（Robin DiAngelo）這一套，在她看來是把人按膚色分進固定類別，製造出原本不存在的問題。她說迪安傑洛靠這個賺了大錢，一個從種族主義背景裡走出來的人，寫了本反種族主義的書，然後被當成贖罪券。 她也不認為這類做法只是無效，是反噬，有研究報告支援她的判斷。 她自己認可的路徑是另一種：刑事司法改革，把不該關的人放出來；支援擇校，讓黑人母親能把孩子從糟糕的公立學校帶走。她點名幾個人：範·瓊斯（Van Jones），她說自己在很多議題上不同意他，但尊重他；愛麗絲·約翰遜（Alice Johnson），被特朗普特赦的那位，如今每天在撈人；安東·拉基（Anton Lucky），曾經在南達拉斯組建幫派，在獄中讀到柏拉圖，現在帶團隊做救贖工作；還有已故的奧馬爾主教（Bishop Omar）。 這些人的共同點是：下沉到具體街區，一個街區一個街區地改文化，把人從泥裡往上拉。她說主教有個說法，人陷在泥裡六尺深，你不能因為暫時還看不見他的頭，就說沒拉上來，要看他從底下往上走了多少。 她還批評了“白人救世主情結”：那種以反種族主義為名的行動，實際效果是讓行動者自己感覺良好，對黑人的日常處境沒有任何改變，甚至把黑人變成等著被施捨的人。她的原話大意是，我不需要你替我當活動家，你那樣做，跟過去一百年對我們做的事沒有區別。往草坪上插牌子、再買一本書、公司再投一筆 DEI 預算，都不是解法。 ## 偏見是大腦的省電模式 2016 年那個夏天，菲蘭多·卡斯蒂利亞（Philando Castile）、埃裡克·迦納（Eric Garner）那些案子的影片，讓她下決心搞清楚偏見這件事本身是什麼。 她沒有停在情緒上，而是去查文獻，找腦科學家、行為心理學家、演化生物學家。她在威斯康星大學一個團隊的文章裡看到了一點她能對上號的東西。 她學到的機制是這樣的：孩子大約三歲前後，從完全依賴大人才能活下來、被喂、被換尿布的狀態，開始轉向另一種模式。為了活下去，必須快速判斷一個情境或一個人對自己是好還是壞，而且要快，因為判斷慢了可能下一秒就沒命。這套能力靠效率運作，效率靠自動化實現。大腦算出一個演算法之後就不想再算第二遍，存下來，只在遇到足夠新的複雜性時才願意重新處理。 神經元之間一旦形成通路，那條通路就是習慣。所謂無意識偏見，就是這麼攢出來的。 她打了個比方，很形象：大腦是硬體，跑在上面的軟體是文化印記。你看的每一部電影，每一本書，都在往這套軟體裡寫程式碼。公主等著王子來救，女孩穿粉色，電影裡出現非洲就是血鑽、就是奴隸制、就是獨裁者，所有這些堆起來，一個從來沒去過非洲的人自然得出那套結論。她說這套程式設計所有人都在跑，包括聲稱自己沒被程式設計的黑人。 理解這一點之後，事情的性質就變了。偏見是大腦硬體的出廠功能，是人這個物種為了活下來裝上的東西，跟膚色沒有關係。戰或逃的應激反應也是同一回事：當年有熊追你，你跑，腎上腺素分泌出去，事情就結束了；今天你被觸發，沒有熊，也沒有地方跑，那股東西就堆在身體裡。 她的解方是向內做的功課，不是向外發動的運動。她列了五步：先是偏見覺察，訓練自己在文化和媒體裡認出偏見的痕跡，她自己就注意到某家電臺主持人問女性政治候選人怎麼平衡工作和家庭，卻從沒問過男性候選人；然後是偏見替換；再是共情，把自己放進對方的處境裡；接著是文化沉浸，她舉例一位 Feminist 傾向的女性原本反感戴頭巾，走過前幾步之後，在齋月裡去清真寺和他們一起開齋，理解到的東西完全變了；最後一步是真實的人際連線，走到這一步，偏見被現實頂掉了。 她強調這活兒是私人性的，每個人按自己的節奏來，不能變成被告知“你是問題的一部分”。她還說，一旦你開始做這件事，會發現自己的偏見根本不在膚色這一項上：有人發現自己看不起體型大的人，有人發現自己因為刻板印象不肯和亞裔男性約會。範圍遠比一個黑白問題寬。 ## 麵包漲價的時候，別去求人 2022 年 6 月，塞內加爾總統馬基·薩勒（Macky Sall）作為非盟輪值主席見了普京，主要談糧食安全。戰爭爆發後，非洲多國在聯合國表決時投了棄權票，或者乾脆沒到場。 她給這個現象的解釋是歷史的延續。西方長期在替非洲做決定，需要你的時候把你拉進來，需要你投票的時候說“你們該和我們站一起”，等事情結束分蛋糕的時候你不在場，而且還經常推出對你不利的政策。所以這一次的棄權，是一句“我們自己看一次”。 Lex 把話說得更直白：這是在用政治方式表達對西方影響力的抵抗，跟那場戰爭本身沒多大關係。 她承認這個層面，但隨後轉向了更尖銳的一層。她說自己不太高興看到非洲領導人跑去請求放行運糧船，請求讓小麥過來。那太接近乞討。 她的理由擺在那兒：非洲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可耕地，最大的地表面積。既然這樣，這不該是非洲藉機擺脫進口依賴的時候嗎？COVID 之後，全世界都在把產能搬回去，歐美都在把供應鏈收回本土，非洲為什麼不能借這個視窗認真做糧食自主？ 她說她能理解一個總統為什麼要去談這件事，也知道換作物需要時間。可如果同時看不到另一條線上有動作，那這件事就只是老劇本又演了一遍：從一個靠山換到另一個靠山。 這一段的落點其實很硬。乞討換來的東西總是臨時的，因為它取決於對方這一次心情如何。而一片有一億多平方公里的大陸要靠別人放行小麥船才能不捱餓，這個畫面本身就說明問題出在哪兒。 ## 2050 年的拉各斯 她談人口時語速會變快。非洲 13 億人，其中 10 億是黑人，是地球上人口最年輕的大陸。到 2050 年，拉各斯會成為世界最大的城市。 這個事實有兩面。她不願意說這批年輕人對世界是詛咒，但她願意說，如果不讓他們參與進來，那就會成為詛咒。而參與所需要的門檻非常低。 如果外面的世界以為“參與”意味著多送點援助、多搞點贊助專案，那在她的語言裡，這等於把這些人看成寄生蟲。她說得很重，邏輯卻很清楚：一個人本來能工作、能創造，卻被安排成等待施捨，施捨方實際上是在維持這個人的無用。 未來必定屬於非洲，問題只在於它以哪種形態到來：是年輕人有希望、有活幹、有企業可以開，還是一大批沒有出口的年輕人。 這也是她做“創業城市”專案的原因。她給這個東西起了好幾個名字，保羅·羅默（Paul Romer）叫它特許城市（charter cities），有人叫自由城市（free cities），她喜歡叫創業城市（startup cities）。 邏輯是這樣的：零敲碎打地改法律太慢，而非洲的人口曲線不是慢慢走的。兩頭之間的差距在擴大，這就是她說的定時炸彈。所以除了繼續推改革，能不能在國境之內劃出一塊地，只在商業規則上採用全球最佳實踐，不動家庭法、不動文化、不動宗教，人們自願進出，沒有人被強迫。 她的樣板是迪拜。110 英畝的地，他們判斷沙里亞法不適合做國際商業，於是轉身去看普通法，尤其是英國普通法，請退休的英國法官來訓練本地人。一代人的時間，迪拜成了全球頂級金融中心之一。她強調這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只改商業這一層，別的層不動。 而且這些區域不必長成一個樣子。一個吸引醫療研究，一個吸引加密，另一個專門服務某類人群。給出地基，然後看它自己長出什麼。 她的證據儲備是亞洲四小龍，加上中國近幾十年的經濟特區。有八億人在很短時間裡脫離貧困，這件事她稱之為奇蹟，同時也不迴避它會伴隨問題，後面的人可以從前面的教訓裡學。她提到尚比亞已經有這樣的區域，奈及利亞有專案在進行，還有一個她不能透露國名的專案，她說自己興奮得不行。 有人罵她瘋了。她回了一句：萊特兄弟第一次飛起來之前摔了多少次？摔，飛高一點，再摔，再飛久一點。 > “我只需要一個成功案例。有一個，氣候就變了。”（馬加特·瓦德） ## 她把悲傷壓在地毯下面，壓了很多年 Lex 問她，丈夫去世那段時間，是什麼撐住了她。 她的回答不是抽象的勇氣，是一件很具體的事：她手底下有幾千個女人靠她吃飯，她已經不屬於自己了。 她做的產品要用洛神花，那是塞內加爾國飲 bissap 的原料，也是 Teranga 這杯飲料的核心。可口可樂、百事把“喝這個更酷”的營銷做進市場之後，洛神花的收購沒有了，種花的女人一批批滑向赤貧。她做公司的起點就是這件事：一種文化身份正在消失，同時一群女人正在失去收入。 丈夫去世的時候，她正要籤第一份投資條款清單（term sheet）。投資人跟她說，你想停就停，我們配合。她回了塞內加爾待了一個月，月底決定放棄。她去找那批女人的代表，那位上了年紀的婦人。她說自己連對方的眼睛都抬不起來，那位婦人說，看著我，孩子。 然後那句話說出來了：我知道你疼，但你丈夫所在的地方，你什麼都為他做不了。可你為我們，能改變一切。 她回去了。公司從她的廚房起步，後來董事會里坐著百事可樂的董事長羅傑·恩里科（Roger Enrico）。她說這批女人是把她托住的那隻救生圈，她整個人就掛在那上面。 但她把悲傷壓在了地毯下面。壓了很多年。她像瘋了一樣工作，三天跑三個州，凌晨兩點落地，五六點又開始跟經銷商跑。看上去一切正常。 後來她掉進了更深的坑。那段時間，她還在一件件地拼那個問題：為什麼有些國家富，有些國家窮。同時她意識到自己的圈子幾乎全是左翼，而當她開始把這些發現說出來，多數人的反應是趕緊躲開，寧可跑掉，也不肯承認資本主義可能是解法的一部分，而這些人本身就在資本主義裡獲利。 還有一件事她不願多講，因為當事人去年過世了。她說自己跟一位像父親一樣的人徹底決裂，那個人她曾無條件信任。那段時間她不斷問自己：我這一輩子是不是建立在一個謊言上？然後你失去九成的朋友，因為理念上已經走不到一起，再往下就是那個問題：我是不是一直在睡著？ 她把那個時候的自己形容成風中的蠟燭。她跟少數幾個人講過這段，對方的第一反應都是“你？”，她的回答是“對，我”。 拉她出來的是她現在的丈夫邁克爾·斯特朗（Michael Strong）。她說愛是答案，但這個愛不是眼神對視那種。邁克爾透過 Flow 這個與全食超市創始人約翰·麥基（John Mackey）一起做的非營利組織找到她，主題是人類蓬勃生長。她當時剛建完第一家公司，想做基金會，想給像她當年一樣的非洲女性創業者搭臺。她身邊的人都在說應該發錢、發補助，而她知道這些人要的是別的東西：有人幫她理賬，有人陪她頭腦風暴營銷，有人出錢請研發把她祖母的方子做成能上貨架的產品，有人給她教練。她要的就是這些。 於是兩個人開始每天聊，一聊就是幾個小時，連著聊幾個月。她說他們的愛是從智識開始的。她形容那種關係是兩個人不看彼此，而是一起看同一個方向：那個他們都相信的可能世界，只要把人放開，就會長出來。 她順手舉了個例子：每一架飛機起飛都是工程的奇蹟，看牙醫能把痛感拿掉也是。這些全是人做出來的。人是很了不起的。 訪談最後 Lex 說這是他做過的最有力量的對話之一。她笑著提了一句，說當初聽說要跟你聊，心裡還嘀咕，Lex Fridman，這要怎麼聊。她自己接了一句：你該檢查一下你的無意識偏見。 這期播客在結尾引用的是曼德拉的一句話：錢不會創造成功，創造錢的那種自由會。 ## 一個七歲孩子的問題，能撬動十億人的命運 整場對話裡，最能立住的是那條因果鏈的完整度。她沒有停在“非洲被剝削”這個解釋上，也沒有跳到“只要努力就行”那一頭。她的定位是：殖民和奴隸貿易確實是部分原因，卻不是壓倒性的原因，更不是不可逾越的原因。真正卡住這片大陸的，是它同時也是世界上規則最密的地方。 這個診斷最鋒利的一點，是它把責任從外部收回了一部分，也因此把可能性收回了一部分。如果病因全在外部，那你能做的只有等，只能要，只能怪。如果病因有一大半在自己國家的法條裡，那就有事可做，有路可走，而且是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到變化的路。 她對自己陣營的批評比對敵人狠得多，因為她知道真正的障礙在哪。她批評解放一代，批評黑人命也是命組織的創辦者，批評反種族主義產業，批評湯姆斯鞋式的慈善，批評去求人的非洲領導人。她每一次都先給出理解：那個年代資訊那樣，站那邊是人之常情。然後說：今天不行了，我們有六十年的覆盤。 她把貧窮的機制講成盆景那個比喻，可能是最適合帶走的一句話。人是一樣的種子，差別在花盆。這句話同時否定了兩種傲慢：一種說這些人天生不行，另一種說我得一直餵你。兩種傲慢的後果一樣，都把人的行動能力拿走了。 她自己的經歷是這個論點最硬的證據。同一個人，同一套本事，在達喀爾要跑九個部門、借市長的卡車、借市長的梯子才能給辦公室接通電，在得州五分鐘線上報完稅就合規。差的從來不是這個人。 她的緊迫感來自人口曲線。十年之內，這個大陸會多出幾億年輕人，而修法這件事的速度遠遠追不上人口出生的速度。所以她一邊繼續做零敲碎打的立法改革，一邊去推創業城市這種一步到位的方案，兩手都要。 她要的東西很清楚：跑道。跑道鋪平之後誰跑得快，交給那七億個各自帶著一塊答案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人。 ## 如果你想把這件事往外傳 這場對話落到日常，其實有幾個可以馬上動手的入口。都不是宏大敘事，都是能在這周做掉的小事。 - 下次看到任何關於非洲的宏觀判斷，先做一次地理和制度上的換位：這個結論是對 54 個國家同時成立，還是隻對某一個國家的某一套法規成立。分不清這兩層，討論一定跑偏。 - 評估任何一項幫扶政策或公益專案時，問一句：它有沒有把當地已有的供給方擠出市場。免費鞋、免費物資、補貼式捐贈，先算這一筆賬，再談善意。 - 把自己所在行業的監管環境做一次具體對照。註冊一家公司、接通水電、僱一個人、報一次稅，各需要幾步、幾天、多少錢。把這些數字列出來，你就有了討論營商環境的具體語言。 - 如果你關心貧困、教育、治安這類議題，把注意力從全國性話語下移到市和區一級。擇校、住房供給、刑事司法改革，這些真正能改變具體人生活的槓桿，大多裝在地方政府的抽屜裡。 - 想做偏見這件事的功課，用五步走一遍：先訓練自己在影視、新聞、日常對話裡認出偏見痕跡；再練習替換；再把自己放進對方的處境；再去沉浸到那個群體的真實場景裡；最後建立一段真實關係。整個過程向內，不向外指責。 - 給建議之前先想清楚你給的是安慰還是路徑。瓦德的說服力不在情緒，在於她能指出具體哪一條法律要改、改了之後省下多少錢。這種具體才有說服力。 - 把“對窮人有顆心很容易，對窮人有腦子才是難事”這句話留在手邊。每次你想為某個群體做點什麼，先過一遍腦子這一關，再動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