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莉婭·肖：謀殺犯罪心理、連環殺手、記憶與性 > 犯罪心理學家解析殺人動機與連環殺手心理，並討論記憶的不可靠性與人類性行為中的常見誤區。 - 原標題：#483 – Julia Shaw: Criminal Psychology of Murder, Serial Killers, Memory & Sex - 期數：第 483 期 - 釋出日期：2025-10-14 - 嘉賓 / 主題：朱莉婭·肖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julia-shaw/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julia-shaw/ - 精讀字數：約 15828 字（閱讀約 35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70% 的男性、超過 50% 的女性，在兩項研究中承認自己幻想過殺死某個人。與此同時，因謀殺入獄的人出獄之後再次殺人的比例只有 1% 到 3%。 這兩個數字擺在一起，很多關於「惡人」的直覺立刻失效。如果殺人的念頭如此普遍，而真正動手的人如此稀少，那犯罪心理學最該追問的問題就得倒過來：絕大多數人為什麼沒有動手？ 朱莉婭·肖（Julia Shaw）是倫敦大學學院的犯罪心理學家，做過虛假記憶植入實驗，給警察、律師和國際刑事法院做過審訊培訓，主持 BBC 的犯罪播客《Bad People》，寫過《惡》（Evil）、《記憶錯覺》（The Memory Illusion）、《雙性戀》（Bi），新書《綠色犯罪》（Green Crime）轉向盜獵、非法採金、企業造假和環保犯罪。她和 Lex Fridman 的這場對話長達兩個多小時，從連環殺手的孤獨，一路聊到 AI 如何成為一臺終極的虛假記憶機器。 ## 黑暗四聯徵是一條刻度，沒有開關 心理學裡有個詞叫「黑暗四聯徵」（dark tetrad），指精神病態、施虐癖、自戀和馬基雅維利主義。這四個特質常被公眾直接等同於「惡」：施虐是從別人的痛苦裡獲得快感；馬基雅維利主義是為了達成目的不擇手段；自戀是過度沉浸在自我優越感裡；精神病態則常表現為共情缺失，說謊、寄生式地依賴他人、在別人難過時毫無波動。 肖反覆強調的一點是，這四項每一項都是一個連續譜。你可能施虐傾向很低，自戀得分偏高，四項加起來仍然處於亞臨床水平，也就是沒達到診斷門檻，但特質確實存在。診斷書上寫的自戀人格障礙是臨床層面的事，而日常裡那些「有點自戀」的人，同樣值得放進同一個框架裡理解。 這套框架的用處是預測，給人貼標籤只會浪費它。四項全部高分的人，做出傷害他人行為的機率最高。而每個普通人都在這四條軸上佔據某個位置，沒有人在零點。 ## 「你會殺掉嬰兒時期的希特勒嗎」，問的其實是人是否天生為惡 肖在書裡丟擲這個思想實驗。這個問題的分量跟答案關係不大，它逼人表態：你相信人是生下來就帶著作惡的種子，還是相信環境、教養、社會關係在漫長歲月裡把人塑造成了那個樣子？ 關於希特勒，心理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是「他是瘋還是壞」。他確實表現出一些與施虐傾向相符的特徵，共情水平低這一點也貫穿其行為。但就「天生如此」而言，答案通常是否定的。他早年並沒有展現出後來定義那場災難的種種特質。 肖自己的回答是不殺。理由很直接：從嬰兒到成年人不是一條直線，人並非生來就惡。 ## 「邪惡」這個詞，是對話的終點 她對這個詞的態度近乎敵意，理由跟道德寬容沒什麼關係。 > 「當我們說某人是邪惡的，我們等於在說：這個人和我差別如此之大，我根本不需要費心去理解他為什麼能做出那種事，因為這種事我永遠不會做。我是善的。」（Julia Shaw） 這套邏輯的代價非常大。它製造出一種人為的區隔，而正是這種區隔，讓人有能力對那些被貼上「邪惡」標籤的群體犯下駭人的罪行。她的書在英國出版時叫《Making Evil》，取自尼采的一句話：「思考惡，就是在製造惡。」惡是貼在別人身上的標籤，事物本身並不自帶這個屬性。 她做性侵案、強姦案、謀殺案的評估，法庭上「邪惡」這個詞被使用得極其頻繁。她的回應方式是把問題往前推一步：我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我們要的是阻止這類行為再次發生。而唯一的路徑，是搞清楚是什麼把這個人推到了那個位置。 > 「我們全都有能力殺人、做出其他可怕的事情。多數時候該問的是我們為什麼收手，我們為什麼動手反倒次要。」（Julia Shaw） ## 去人性化與去個體化，戰爭需要兩件工具同時開動 大規模暴行幾乎總是先把對方從「人」的範疇裡踢出去。有意思的是，交戰雙方往往都堅信自己站在善的一方，對方代表惡。這一點在大規模戰爭裡幾乎是通用規律。 肖補上了第二個機制：去個體化。人不只把對方從人性裡剔除，也把自己溶解進群體。你不再是一個個體，而是「我們」的一部分。這個身份會給你一件正義的外套、一件道德的外套，哪怕你其實站在錯誤的一邊。 兩件工具缺一不可。共情的崩塌讓對方變得可殺，群體的吞沒讓殺戮變得正當。 ## 我們判斷一個人可不可信的那點直覺，基本不可靠 肖對「詭異感」（creepiness）做過梳理。這個模糊的感覺直到近幾年才被真正定義，核心內容很簡單：一個人沒有遵守社會規範。行為方式偏離了預期，警戒雷達就響了。 這套雷達會大面積誤報。研究裡有一個場景：候診室裡擺著椅子，其中一邊坐著一個已知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問受試者願意隔幾個座位坐下。答案是他們坐得更遠。可研究同時顯示，嚴重精神疾病患者並不比一般人更暴力。人們只是覺得他們「怪」，於是拉開了物理和心理上的雙重距離。 同一個機制延伸到測謊。荷蘭學者阿爾德特·弗裡吉（Aldert Vrij）在這個領域做了大量研究，結論相當一致：可靠地識別謊言極其困難。而警察、審訊人員這類從業者，普遍對自己的判斷力有極高信心，認為憑經驗就能看出對面的人有沒有撒謊。 > 「把他們放進實驗環境，他們識別謊言的準確率並不比隨機猜測更好，可他們依然認為自己能看出來。」（Julia Shaw） 後果不只是漏掉真話或錯判謊言。一個過度自信的審訊者可能死盯一個無辜的人，施壓、逼供，最終導致冤案。同樣的誤判也發生在親密關係裡。嫉妒的根源大多是不確定，而嫉妒本身就是在做一場拙劣的測謊。 精神病態者是否更擅長說謊？有研究支援這個方向。在假釋聽證這類場合，有人會精準地表演出一個「適合迴歸社會的犯人」形象，委員會據此做出錯誤決定。歷史上還有一種擔憂，認為以共情為核心的干預會讓精神病態者學會偽裝共情，並把共情當成武器使用。加州學者詹妮弗·斯基姆（Jennifer Skeem）走了另一條路，她的專案不圍繞共情，而是教人理解社會規則，並說服對方相信親社會行為才是達成目標更有效的路徑。 ## 孤獨會把一個人從現實上解綁 連環殺手的畫像裡，肖最先提到的詞是孤獨。性和暴力都排在它後面。 孤獨帶來兩個後果。它既是犯罪的推力，也讓人更難被抓住，因為缺少社會網路意味著沒有人替你核對現實。她把這種能力叫作「現實監測」（reality monitoring），也就是分辨「這是我腦子裡的想法」和「這是外面真實發生的事」。 精神分裂症是極端案例。命令性幻聽會讓人相信有聲音在命令自己去做某件事，通常是傷害他人，而且不做就永遠聽下去。這類幻覺極其痛苦，也確實是讓患者更容易訴諸暴力的因素之一。如果有家人或者治療師在旁邊問一句「你怎麼判斷這個念頭是真的」，人還有機會被拉回來。沒有這根繩子，人就會順著自己腦子裡的那個宇宙越走越遠。 激進化是同一個機制的非臨床版本。一個人越漂向某個脫離證據的群體，觀點就會越極端，除非有東西把他拽回現實。 再疊加黑暗四聯徵，畫面就完整了。低共情、高施虐、認為自己有權追求目標，這三樣湊在一起，加上一根斷掉的現實繩索。傑弗裡·達默（Jeffrey Dahmer）想拼出一個完美的伴侶，殺人、肢解、縫合，試圖造出那個不存在的人。 > 「這裡面有些東西讓我忍不住覺得，太悲傷了。我不會說天啊多可怕。當然可怕，當然駭人，但我對這件事有一種真實的同情，而我認為保留這種同情很重要。」（Julia Shaw） 她的落點是：那是我身上也存在的東西的極端表現形式，區別在於我動手和對方動手之間隔著的那一堆其他因素。核心在所有人身上都有。 ## 謀殺的真實動機，大多無聊到沒法拍成劇 真實案件裡最常見的謀殺，是一場失控的爭吵。他欠我四塊錢；他偷了我的腳踏車；一句話沒說對。臨場一個糟糕的決定，一次過度反應，事先沒有任何計劃。 這類故事沒法賣。電視和新聞偏愛的是那種磨了幾個月刀、耐心等待時機的連環殺手，因為它符合一種直覺：極端的後果必須有極端的原因。肖把它叫作「受害化落差」（victimization gap）。受害人失去的是一條命，加害人失去的頂多是自由，兩者之間的鴻溝讓人不舒服，於是人們寧願相信這個人一定壞得與眾不同。 親密伴侶謀殺是謀殺案裡最常見的四類情形之一，同樣不夠戲劇化，於是被講述得少。而謀殺的再犯率低到 1% 到 3%，真正高再犯風險的是詐騙、虐待老人、性暴力。她由此提出一個尖銳的排序問題：如果刑罰的目標是讓社會更安全，那現在的輕重配置是反的。重刑謀殺犯關幾十年，很多時候只是在滿足「以眼還眼」的正義感，跟降低風險關係不大。 那被害人家庭怎麼看？肖的回答很剋制：寬恕是家屬的事。有的家屬要最重的懲罰，這完全可以理解。也有不少家屬想要的是修復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他們想知道這件事到底怎麼發生的，想讓那個同樣是十幾歲男孩的加害者不要把自己的人生也一起毀掉。 ## 殺人幻想是一種彩排 既然幻想如此普遍，它到底是危險訊號還是正常心理功能？ 肖傾向於後者。把最壞的事在心裡完整走一遍，是一場極好的反向彩排。你會想到：我真的動手之後會變成什麼樣？我在想什麼？我身邊站著誰？我要對付的這群人是誰？把後果想透，結論通常是自己並不想要那個後果。想殺掉某人，和真的想殺掉某人，是兩件事。前者是直覺層面的動物腦，後者被更高的推理能力攔下來。 界限在哪裡？如果幻想開始固著、反覆迴圈，尤其是針對某個具體的人，那就是風險因素，該去找心理醫生。而一閃而過的念頭、某一天冒出來的幾個畫面，屬於完全健康的範圍。 順帶提到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斯坦福監獄實驗如今被多方批評，但它展示的東西依然有衝擊力：隨機分配成獄警或囚犯，幾天之內，兩群人對彼此的認知就徹底變了，實驗不得不提前終止。津巴多後來大力提倡「英雄想象力」（heroic imagination），也就是提前在心裡演練站出來那一刻。 凱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案長期被當作「人性冷漠」的鐵證，一群鄰居聽著一個女人被殺害卻無人出手。後來的旁觀者研究並不支援這個結論。多數情況下，旁觀者是會介入的。真正抑制行動的是已經聚集起來的人群：你讀空氣，發現沒人動，於是判斷這大概不是真問題。不想以難看的方式引人注目，是阻礙英雄行為的主要力量。 ## 愛情轟炸與「她怎麼那麼傻」 《Bad People》有一期採訪了被「Tinder 詐騙犯」騙走大量錢財的塞西莉亞（Cecilia）。手法並不複雜：偽裝成有私人飛機的富豪，快速匹配，立刻高強度輸出情緒，秒回、深聊、許諾未來。「我們的孩子在花園裡跑」這種話在第三次約會就說出口。然後是巴黎、是昂貴的餐廳、是私人飛機，用實景把身份坐實。最後是緊急狀況：我被跟蹤了、我被襲擊了、我需要你幫我付這筆機票錢。她借了貸款，家人也掏了錢，直到錢耗盡才發現整件事是假的。 肖強調的重點落在受害者的羞恥感上，而這份羞恥是被社會放大的。這類案件常被講成「她怎麼這麼蠢」「太好騙了」。她的反問是：也許她只是一個願意相信對方有能力愛自己的好人。 > 「詐騙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對方知道你想聽什麼，然後就說給你聽。我們每一個人，只要對方掌握的資訊足夠多，都有一個為你量身定製的版本會上鉤。」（Julia Shaw） 大模型出現之後，這個量身定製的成本正在歸零。情緒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入口，而愛是最容易被撬動的那一個。 ## 嫉妒幾乎總是紅旗 肖對嫉妒的看法在心理學家裡不算主流：她認為嫉妒基本上一直是紅旗。嫉妒意味著這個人在這段關係裡沒有安全感，而缺乏安全感的原因要麼是這段關係本身不對，要麼是他自己不安全。她不認為嫉妒是愛的證明，也不認為它是保護伴侶的本能，它更接近控制和佔有的慾望。 更硬的證據是：不是所有嫉妒都會走向暴力，但幾乎所有親密伴侶暴力都以嫉妒為前兆。而嫉妒所依據的判斷，往往又建立在那套極不可靠的測謊系統上。用一臺失靈的測謊儀指導自己的行為，決策必然出錯。 她順勢丟擲一組資料：大多數人在一夫一妻這件事上做得並不好，多數人有過出軌經歷，或是對伴侶不忠過。她的結論沒有落在「所以要更嚴格地監督」這條路上。她反過來說，一夫一妻制本身是一種社會建構，它讓很多人註定失敗。 她自己是多重伴侶關係（polyamory）實踐者。她要爭取的是讓這種生活作為一種選項存在，讓所有人都去過這種生活顯然不在她的訴求裡。她希望「我們該怎麼組織自己的關係」這個問題可以在關係早期就被擺上桌面，等到幾年之後再談，那時候更難開口。 Lex 的反駁也挺有意思：專注一個人，才能把那段關係當成一個無限長的專案去探索，就像找到一道喜歡的菜會連著吃很久。肖的回應是，她希望人們覺得自己有選擇。 ## 雙性戀被當成一個過渡站 肖是在寫《惡》的時候順勢出櫃的。她在書裡談到可見性的重要性：當你發現身邊那些你早就認識、早就喜歡的人屬於某個原本顯得陌生、抽象甚至可怕的群體時，去人性化就變得困難得多。 她也很坦白地說了策略。「先出一本書站穩科學家身份，再出《雙性戀》，這是登門檻效應（foot-in-the-door）。」「如果我先出《雙性戀》，第一，這本書根本出不了，它是史上第一本主流出版社的雙性戀主題書；第二，我不會被當成嚴肅的科學家。」 關於誤解，研究裡最集中的一條是：雙性戀是一個階段，是一座通往「真正的同性戀」的中轉站。這個誤解對男性尤其嚴重。現在的資料是自稱雙性戀的女性數量是男性的兩倍，但歷史上恰好相反。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在二戰後出版《人類男性的性行為》，那本書暢銷了整整一年，他開講座時禮堂坐不下，還得把隔壁房間開啟、接上收音機讓更多人聽。他原本研究的是癭蜂，被臨時抓來開一門人類性行為的課，結果發現學生的問題他一個都答不上來，因為相關研究根本不存在。於是他帶著助手訪談了數千人。 他造出了金賽量表，從 0 到 6，0 是完全異性戀，6 是完全同性戀。他發現二元分類沒什麼用，多數人落在中間。男性大約有一半處在中間地帶，女性大約四分之一。那可是 1940 年代。 到了 1970 年代，風向變了，雙性戀在公眾印象裡逐漸變成了「女性的事」。肖的解釋裡既有社會因素也有研究因素：同性戀群體內部同樣存在敵意。男同性戀會對雙性戀男性說「你其實就是 gay，我以前也說自己 bi」，女同性戀則會認為雙性戀女性是在表演，是為了取悅男性，最終還是要回到男人身邊。兩邊都帶敵意，但對男性的壓力更大，所以雙性戀男性更傾向於直接自我認同為 gay 或 straight。 代價是實打實的。研究顯示雙性戀群體的自傷率更高、遭受性暴力的比例更高、更容易被孤立、更容易被跟蹤騷擾。肖給出的原因很樸素：雙性戀者最不容易接入社群。既不完全屬於異性戀世界，也常常不完全被酷兒社群接納，於是沒有一雙手接住他們。 ## 金賽量表之外，還有一張更細的網格 弗裡茨·克萊因（Fritz Klein）在 70 到 80 年代做治療師，來找他的人常說「我對自己的性向很困擾」。他會繼續問：你是不想要這些感覺，還是不想要這些感覺帶來的後果？是朋友家人會怎麼看你這件事讓你痛苦？於是他做出一張更復雜的表格，把性吸引力、實際行為、幻想、社交偏好、生活方式、自我認同分別放到過去、現在、理想三個時間維度上去打分。 肖說這張表值得所有人填一遍，跟性向無關。她提到有朋友填出來是「過去異性戀、現在異性戀、理想雙性戀」。她自己填完之後發現，「我的生活方式那一欄實在是太直了，可能需要改一改」。 克萊因給那些在自己性向裡不舒服的雙性戀者造了個詞，叫「困擾的雙性戀者」（troubled bisexual）。肖把這個詞擴充套件了：任何性向都可能是困擾的，異性戀、同性戀、無性戀都一樣。關鍵是找出卡住的那個點。 她不太喜歡「對自己誠實」這個說法。這個詞太重，而且經常被當成武器，尤其是男人用它來施壓：「你其實不夠誠實，你就是 gay。」她的表述更溫和：也許你只是還沒拿到合適的框架和詞彙，去思考自己身上那些讓你不安的部分。 性向這件事，多數人預設它是在十幾歲到二十出頭被找到、被確定、然後一輩子固定的。肖質疑的正是這個假設。那個年紀你不可能知道自己會遇到的所有人和所有可能性。人在其他所有維度上都會變，性向憑什麼例外？她主張給自己留出重新評估的空間，評估自己的性向、慾望、關係狀態。這跟健康直接相關。 ## 性癖與去抑制假說 為什麼性癖會被塞進「惡」的討論裡？肖的說法很直接：她經常接到這種開場，「Julia，幫我解釋一下這個人為什麼殺人。你知道他還玩 BDSM 嗎？」她的反應是，「所以呢？」再過一句，「順便說一句，他還是個換偶愛好者。」她的回答仍然是，「所以呢？這跟這個案子有什麼關係？」 人們把性癖當成品格缺陷。而在研究裡，BDSM 是最常見的一類性癖，涉及掐頸、束縛、羞辱或被羞辱，參與者數量遠超公眾想象。另一端是獸 play、血 play 這類更邊緣的實踐。肖的立場是兩頭都不能走極端：色情內容讓 BDSM 顯得無處不在，但這不代表人人都想要；同時也不能把它邊緣化成極少數人的怪癖。真實分佈落在中間。前提永遠是問清楚、說清楚、設好安全詞。 為什麼這些看起來「被支配」的行為會帶來快感？研究給出的解釋叫去抑制假說（disinhibition hypothesis）。一個整天要做幾百萬個決定的人，進入一個不需要做任何決定的情境，會感到釋放。扮演支配方的人同理：不需要小心翼翼地試探，規則清晰，反而自由。 > 「這種自由恰恰來自虛構。你在扮演，但它觸碰到了你心理深處某個真實的東西。所以我們喜歡小說也是一樣，它讓你短暫地成為另一個人，把別人的想法放進自己腦子裡住一陣子。」（Julia Shaw） 真實的代價是羞恥。一個人如果覺得自己內心深處的慾望是「惡的」，他會認為自己有問題，會覺得自己是壞人。這條鏈條在歷史上一直指向同性戀和雙性戀群體，今天在很多地方依然如此。肖的落點是去汙名化：讓這些慾望在可見的地方存在，人才不至於在自我厭惡裡爛掉。 ## 每一段自傳體記憶都有虛假成分，問題只剩摻了多少 肖的博士研究做的是植入虛假記憶。她第一次把虛假供述研究和虛假記憶研究拼到一起，前者來自索爾·卡辛（Saul Kassin），後者來自伊麗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問題是：能不能讓人相信自己犯下了一樁從未發生過的罪，並且認罪，不只是相信，還能「記得」？ 答案是可以，用特定的引導性和暗示性訪談技術就能做到。 她先講了一個更基礎的事實。虛假記憶是正常健康大腦的一個特徵，把它叫「故障」並不準確。自傳體記憶，也就是你對親身經歷的回憶，幾乎每一段都摻了假，輕重程度各不相同。 這裡要分清兩個概念。「要點記憶」（gist memory）負責抓住大意，你記得和某個朋友見過面、記得大學在哪、記得那家常去的咖啡館、記得某件重要的事是開心還是難過。這些夠用了。一旦需要精確到當時穿了什麼、喝了什麼、說了哪句話，也就是所謂的「逐字記憶」（verbatim detail一旦需要精確到當時穿了什麼、喝了什麼、說了哪句話，也就是所謂的「逐字記憶」（verbatim detail），人就非常不可靠。而刑事司法恰恰要求後面這一層。 如果那個細節是一張臉，麻煩就大了。 還有一種情況是完全虛構的記憶，你以為自己經歷過某件根本沒發生過的事。很多人是在和父母或朋友對童年往事時發現的。朋友會說「那是我身上發生的事，不是你」。研究裡管這叫「記憶小偷」，你把別人的記憶當成了自己的，可能是因為對方講得太生動，你在大腦裡把它演了一遍，然後就歸檔進了自己的自傳。 ## 三次訪談，70% 的人承認了沒犯過的罪 實驗設計值得細看。 受試者被告知參加一項「童年情緒記憶」研究，並知道研究者事先聯絡過他們的父母。研究者從父母那裡拿到真實資訊：少年時住在哪、有哪些朋友、生活細節，同時確認受試者從未經歷過目標事件。每次訪談都先聊一段真實記憶，比如一次滑雪受傷，聊二十分鐘，把節奏帶起來，讓整個流程顯得可信。然後進入第二段記憶。 「你父母還提到另外一件事，你當時和警察打過交道。」對方說記不得。研究者回應：我這兒有一份很詳細的記錄，你要做的只是想起來的。接著祭出一個很強的心理工具，叫「透明錯覺」，讓人以為自己明白正在發生什麼。「有時候我們會把不喜歡的記憶藏起來，我們可以做一個想象練習。」她用的詞都是大眾聽過的，比如壓抑，而這些機制在真正的科學裡其實爭議很大。 然後閉眼，開始想象。受試者說出第一個細節時，肖就在旁邊笑。 > 「那個人閉著眼睛說，我記得天空是藍的。我當時心裡想，成了。」（Julia Shaw） 之後是社交強化，每說一個細節就肯定一次。細節越來越多，越來越具體，他們會說出自己襲擊了誰、在哪裡。這些內容必須由受試者自己提供，因為研究者並不瞭解他們的生活。虛假記憶的原料全是真實碎片：真實的地點、真實的人、真實的感受，只是被編織成了從未發生過的樣子。 三輪訪談之後，樣本里有 70% 的人形成了完整的虛假記憶並認罪。研究被提前叫停，因為申請倫理審批時報的預期命中率是 13%，實際效果遠超預期。她反覆說明這個數字的邊界：70% 只屬於這個樣本、這六個目標事件、這個主試。這不代表人群中有 70% 的人容易被植入這類記憶。她自己認為幾乎所有人都對某種版本的虛假記憶有易感性，只是未必是這一種。 學界對成果的爭論至今沒有停。核心分歧在於「虛假信念」和「虛假記憶」能不能分開：一個人是「覺得這件事大概發生過」，還是「記得這件事發生過」。肖認為這兩者幾乎無法區分，因為心理學家手上只有對方說出來的話。她的做法是繞開正面提問，去問記憶的質地：你對這段記憶有多確信？回憶的時候有感官體驗嗎？它感覺像不像你其他的記憶？ ## AI 是一臺終極的虛假記憶機器 肖的措辭相當重：生成式 AI 是目前為止最強大的虛假記憶製造裝置。它提供的是一種高度定製化的對話體驗，大多數時候在告訴你你想聽的話，而你在接收時幾乎不做批判。 危險是雙向的。AI 可能在扭曲人的記憶和事實基礎；同時，人透過引導性提問，也在改變 AI 生成的內容，而這個過程可能影響到它區分真偽的方式。人和機器在對話裡互相帶偏，中間的這塊地帶，她認為目前得到的關注遠遠不夠。 她擔心的是社會科學家在這個環節的缺席。大模型的互動被設計成對話，而對話正是她訓練警察做了幾十年的事。如果做這件事的人只有工程師，它就會被當成一道數學題來解，而它實際的社會後果完全不是數學題。 已經出現了實證。包括洛夫特斯在內的團隊做過一項研究：把受試者自己的照片用 AI 轉成影片，受試者更容易相信影片裡的事確實發生過，並且帶著很高的確信度把它記住了，儘管 AI 對真相一無所知。她原來的實驗，馬斯特裡赫特大學正在做大規模重複。 「大規模操縱一整個群體」是不是已經發生了？她的回答只有一句：是的，而且已經在發生。 她還提了一個容易被忽視的歷史視角。人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靠近事實。文字出現之前，人們連可靠存檔的能力都沒有；科學方法、快速檢索、即時核查，都是很晚近的產物。所謂「後真相時代」的說法其實站不住腳。真正的新問題是，人們習慣了以為自己隨手就能拿到未經修改的資訊，而這種舒適正在消失。 ## 防禦辦法：趁現在寫下來 她給出的對策樸素得幾乎讓人失望。 第一，接受自己的大腦就是這樣工作的。這是她寫《記憶錯覺》的原因。人不相信自己會被扭曲，是最容易被打穿的地方。 第二，假設自己一定會忘。不管當時多重要、多情緒化、多麼篤定「我絕對不會忘」，都假設會忘。然後立刻寫下來。離事件發生的時間越近，記憶的質量越高，法律上把這叫作同期證據（contemporaneous evidence）。 這裡有個流傳很廣的錯誤建議：如果你當時喝了酒、抽了大麻、情緒崩潰，先回家睡一覺，清醒了再回憶。肖說恰恰相反，應該當場就記，醒來之後再補一版，至少你手上有原始版本。 第三，先寫自己的，再去和別人對。她給德國聯邦國防軍做過培訓，那些要出境執行任務的探員會接觸到 warlord 級別的人物，不能掏出手機說「先生您對著這兒說」。他們回來之後的習慣是立刻開團隊會，大家一起回憶發生了什麼。這個順序是錯的。集體回憶確實能喚起更多細節，但不代表這些細節是對的。現在他們被要求先各自寫完筆記，再開會。 她同事安妮麗絲·弗雷德費爾特（Annelies Vredeveldt）的研究發現，如果每個人先有一份自己的版本，再一起回憶，總體上確實能記起更多東西，因為伴侶之間的記憶常常是互補的，一個人記得發生了什麼，另一個人記得是什麼時候。但另一面也成立：一起回憶同樣能高效地共建出一座從未存在過的城堡。 > 「作為專家證人，我要的是版本歷史。我要你這段記憶的完整版本記錄，然後我才能告訴你哪裡可能出了問題，以及為什麼。」（Julia Shaw） 當一個人的敘述在三年裡發生劇變，該怎麼判斷哪個版本是真的？她的回答是收據。只有原始版本和外部證據能說話。如果兩者都沒有，兩個說法完全相反的人站上法庭，最後拼的其實是自信程度。 她對某些療法持強烈的批評態度，尤其是那些回溯性地在個人歷史裡尋找精神疾病源頭的方法。她不相信人是被某一個單獨事件塑造成現在這樣的。這個想法對大腦來說太誇張了：也許那件事能解釋你的一小塊，那你每天經歷的其餘所有事情呢？治療師的角色是讓人現在過得好一點，她在意的卻是證據質量，這兩個位置相差很遠。 問題出在某些療法的手法上。引導人閉眼、想象、追問細節、反覆確認，這套流程跟她做虛假記憶實驗時用的流程幾乎一樣。therapy 確實可能喚出更多細節，麻煩在於喚出的是哪一類細節。當一段證詞經歷過這樣的處理，證據質量就掉到了無法評估的水平，因為你再也分不清哪部分是記憶、哪部分是治療過程生產出來的。 ## 記憶可以往好的方向改 狀態依賴記憶（state-dependent memory）說的是：你現在處在什麼狀態，就更容易調出同一狀態下形成的記憶。難過的時候，大腦裡的悲傷網路已經被點亮，它會順手把其他悲傷的事一起遞上來，還會問一句「要不要再來點」。尷尬也一樣，一個人當眾出醜之後，接下來六個小時裡全是這輩子其他出醜的畫面。這種擴散啟用會沿著相鄰的突觸一路亮過去，攔都攔不住。 反過來也成立。幸福的人更容易想起幸福的記憶。除非處於抑鬱狀態，多數人回望自己的人生時都帶著一層玫瑰色的懷舊濾鏡。 但肖糾正了一個常見的誤解。人並不會只記住客觀上美好的事，真正起作用的是人對所經歷之事的**解讀**偏向中性或正面。她拿自己舉例：父親患有偏執型精神分裂症，成長過程當然複雜，可回頭看，那段經歷定義了她的一生，給了她一個別人不會有的觀察人類心智的視角。她把它歸檔為人生的正面部分。 這也是好治療該做的事：不去覆寫經歷本身，而是調整情緒內容，讓人現在能好好處理它。手段有個名字，叫認知重構（cognitive restructuring），主動地、有意識地改變某段記憶的某個側面，目的是讓自己過得更好。她的做法是把「當時多糟糕」換成另一組問題：我從這件事裡學到了什麼？它給了我什麼別人沒有的東西？它讓我看清了誰是真正的朋友？ 她認為這是心理韌性的一部分，而且應當被更多地去教，而不是反過來教人泡在負面裡。 丹尼爾·卡尼曼做過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給你一個完美的熱帶假期，條件是你回來之後不會記得任何細節，你還去嗎？很多人說不去。這個答案挺說明問題的。大部分的人生樂趣並不發生在體驗的當下，而是發生在事後一遍又一遍的重述裡。 手機先拍再說的習慣也是同一個邏輯。肖不完全反對拍照，她的提醒是：注意力是現實與記憶之間的膠水。如果你用手機替自己省掉了「注意」這道工序，那麼將來翻看那張照片時，你只會問一句「這是哪兒」。你外包了一件大腦根本沒法外包的活。 ## 伴侶都說自己幹了 60% 的家務 關於關係，肖最喜歡的一組研究是這樣的：問一對伴侶，家裡大部分家務是誰做的。一個人說 60%，另一個人說 50%，加起來超過 100%。這在各種維度上幾乎總是成立。人們會高估自己的貢獻，同時低估對方的。 她給出的建議有點笨，但有效：把自己做的事說出來。「我剛倒了垃圾。」「我剛訂好了酒店。」聽起來很彆扭，可只有說出來，對方才真的感知得到，才能把它記進心裡那本功勞簿。人會預設對方和自己擁有同一份記憶，覺得對方當然記得我倒了垃圾，其實對方可能壓根沒注意到。說出口跟邀功無關，只是把資訊補進對方那本記分冊。 記憶能不能訓練？能。她推薦那些短小、種類繁多的腦力遊戲，比如德國波恩大學研究者參與開發的 NeuroNation。核心原則跟練專精相反：不要死磕一件事。天天做數獨，收益很快就會封頂，因為你練的始終是同一個動作。真正需要的是讓大腦保持靈活，短而多，而不是少而狠。 記不住名字這件事，她和 Lex 一樣糟糕。通行的技巧是把名字織進一張更大的網路：諧音、畫面、一個荒誕的聯想。前提是對方說名字的那一刻你得真的在聽，而初次見面的場合資訊量太大，人往往已經在預演下一句話了。她把這件事往好的方向解釋了一下：名字當場消失，也許是因為注意力全放在了別的東西上，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接下來這段對話會怎麼走、我該說什麼。 她在這裡插進了一段自我發現。她最近才知道自己有想象障礙（aphantasia），也就是無法在腦中生成畫面。想象障礙的測試很簡單：閉上眼睛，想一個紅蘋果。她的答案是眼前一片黑。有人是超幻象（hyperphantasia），蘋果栩栩如生；有人只看到一團灰色的輪廓；她是徹底沒有。 所以所有那些依賴畫面的記憶術對她全部失效。記憶宮殿這種方法在她看來荒謬至極。研究還發現，有想象障礙的人對自己的童年記憶興趣更低，因為那些畫面調不出來。她由此提出一個尚未被驗證的猜想：偏分析型的人裡，想象障礙的比例可能更高。她身邊不少朋友都是這樣。 Lex 被這段對話帶進了自我懷疑。他試著回想過去認識的人的臉，不確定自己是真的看見了什麼，還是把那些面孔壓縮成了幾個關於特徵的抽象概念，然後在對這些概念進行「視覺化」。肖說，很多有想象障礙的人是聊到這種話題才第一次意識到的，她自己就是。 ## 把地球當成一棟房子 新書《綠色犯罪》是一次方法遷移的實驗：犯罪心理學的框架，能不能用來處理環境犯罪？ 肖用了一個類比。如果有人闖進你家，點了幾把火就走，沒人追責；或者往你的水管裡下毒；或者把垃圾堆滿你整個屋子，你會憤怒，而且這憤怒完全正當。而這些事正在行星尺度上發生。 她的樣本是柴油門（Dieselgate）。大眾汽車在十年間生產了大批柴油車，車上裝著一套失效保護裝置（defeat device），能讓檢測裝置以為這車排放極低，實際上路時氮氧化物的排放可以達到法定上限的四十倍。氮氧化物對人肺**不存在安全閾值**，任何濃度都有害，與哮喘相關，與早逝相關，與一系列即時健康損害相關。這些氣體就這麼從排氣管裡噴出來，而公司在撒謊，在被發現之後繼續撒謊，真相浮出水面用了差不多十年。 問題在於：這些人是聰明的工程師，他們研究的就是排放，他們清楚這些氣體對人體做了什麼。是什麼讓這樣一群人持續撒謊、互相掩護、把有害的做法內化成新的行業常態？ 答案是肖已經反覆講過的那幾樣東西。順從：你知道同行都在造假。合理化：市場就是這樣，如果我不做，別人也會做。責任稀釋：這是公司的決定，不是我一個人的。而當一家誠實經營的公司看到對手用達不到的技術指標拿下市場，它推匯出的結論往往是「他們一定在作弊」，於是也開始作弊。這是一條向下對齊的滑坡，最終以鉅額訴訟、投資人憤怒、消費者憤怒收場。 這裡的犯罪結構跟暴力犯罪差別很大。謀殺大多是小尺度的，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往往是爭執、是糟糕的決定、是自身處境也相當脆弱的加害人，比如物質濫用者、精神健康出問題的人、露宿街頭的人。而環境犯罪是分層的：上面有老闆，不管是企業高管還是幫派頭目；中間有中介；底下是真正拿著槍、開著船、砍著樹、排著汙的人。還有一個更荒誕的層次，比如一艘已經被國際刑警登記了十年的犯罪漁船，居然還有人在給它承保。 Lex 在這裡提到《Ordinary Men》裡記錄的史實：納粹在東歐的處決隊裡，很多人被明確告知可以退出，最後大多數人還是留下了。他們心裡似乎沒有仇恨。只是一點點社會壓力，你別當那個臨陣脫逃的人，就足以讓人迅速把一大群人從「人」的範疇裡劃出去，然後在毫無恨意的情況下開槍。 肖順著這個邏輯說：一個排放工程師，家裡有個患哮喘的孩子，有位健康每況愈下的老母親，他依然可以一邊清楚地知道自己造的是一輛髒車，一邊繼續幹下去。 但她在書裡更想寫的是另一面。每一條這樣的鏈條上，總有一個時刻，會有人站出來說「這必須停」。可能來自外部，也可能來自內部。回到英雄想象，回到旁觀者效應，回到她講了兩個多小時的這套社會心理學。這也是她寫完這本書之後出奇樂觀的原因。她去了太多的會議，反貪腐的、野生動物犯罪的、多邊協定談判現場的，看著人們在房間裡一條條摳文字、互相拉扯。她說那個空間大得驚人，也讓她對未來的信心多出很多。 把氣候危機框成「犯罪」，還有個額外的收益。氣候作為一個議題，早已被政治化，討論很容易滑向「這事到底有沒有發生」「什麼政策才對」。而一片雨林被燒掉，沒人會爭辯它有沒有被燒。歐洲空間局的會議上，一群科學家介紹那些對準地球而不是對準深空的衛星，用各種波段記錄地表的每一處變化。很多環境犯罪可以從太空被看見、被測量。資料在那兒，剩下的是怎麼追、怎麼罰、怎麼防。 她隨口報了一個數字，聯合國的一項氣候調查顯示，全世界八成五到九成的人經常思考氣候危機，多數人每天都在想。所謂「只有少數人關心氣候」是個幻覺。被問到這些感受帶來什麼情緒，人們說的是生態焦慮、憤怒、悲傷、哀慟。她要推動的是把這份情緒轉成動力和方向感。 ## 唯一讓她共情失效的地方 Lex 問她：你對那些罪犯有共情嗎？ 「我對所有人都有共情。」 追問：有沒有哪個時刻，你的共情被卡住了？ 肖停頓了一下，講了一件很具體的事。寫《惡》寫到性奴役那一節時，她卡住了。某個特定的畫面讓她無法推進：把人，尤其是女性，關在一個封閉空間裡，往往是被販賣來的，然後強迫其反覆進行性行為，而經營這一切的人就在外面。 > 「我不行。我說不清那是不是最嚴重的一類犯罪，我不認為它必然是最嚴重的。只是對我這個腦子來說，那裡有一道門，寫著『你進不去』。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共情那個人。」（Julia Shaw） Lex 說他也有幾類人跨不過去，涉及孩子的事尤其。 這段對話的分量在於，一個以「惡的共情」為核心主張的人，當眾承認了自己共情的邊界。她沒有把這道邊界包裝成道德立場，也沒說那些人不配被理解，她只是說，我做不到，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這一件。 關於共情會不會把研究者腐蝕掉，她的回應很平實。她給受害者留出了位置：情感投入是治療師的工作，有其他人在做這件事。她自己的工作物件是警察、是律師、是證據。她說如果沒有這層分工，人會撐不住。她承認的風險是另一種：把所有案子都看成一個謎題，而所有謎題在她眼裡都漂亮。她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裡的梅什金公爵做比，那種在一切事物裡都看見美的狀態，會讓人在道德地形上失去立足點。 科學家在這種場合常被讀成冷血。別人聽到一件駭人的事會「天啊」，科學家會「哦，原來如此」。那種發現知識時的小燈泡亮起的瞬間，在旁人看來像是不合時宜的興奮。她不認為這讓自己變壞了，只是給自己加了一層別人不太能共處的複雜性。 ## 讓機器替人類記住那些記不住的事 被問到什麼給她希望時，她給了三層答案。 第一層：有人在研究黑暗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抱有希望。有人願意搞清楚人為什麼作惡，這本身就是文明的一部分。 第二層：技術。她認為當前這一代工具開啟了一個新的可能性空間，前提是人們主動選擇去使用它。她給企業做演講時會直接把自己的提示詞分享出來，教人怎麼讓 AI 按照認知訪談的標準流程來提問，因為認知訪談本身就是一套被指令碼化的流程，英國的警察培訓就是照著稿子念，而念稿子這件事，聊天機器人做得比人好。 第三層：那些把一生耗在具體問題上的人。研究環境犯罪的學者、潛入盜獵團伙的調查員、在國際會議上一條條摳文字的談判者。 她 2017 年創辦的公司 Spot（talktospot.com）就是第一條思路的產物。起因是她滿世界演講講記憶有多不可靠，講完聽眾一臉絕望，她說完「謝謝」就走人了。後來她想，總得做點什麼。 她在一次科技論壇上遇到 Evernote 創始人菲爾·利賓（Phil Libin），聊起想把認知訪談做成機器執行的版本。Spot 後來變成一款面向職場的舉報工具：一個聊天機器人，按認知訪談的流程提問，把重要情緒事件的原始描述完整記錄下來，生成報告，必要時提交給僱主。客戶包括保險公司、醫療機構，以及英格蘭的律師群體。她的說法是，律師公會都在用，這算是某種認證。有人用它報告的事情裡，包括「有人在洗衣機裡留了漂白劑」這種小事。 Lex 追問：能不能把它擴充套件到記錄一生中所有重要的情緒事件，好的壞的都記？這正是當下的大模型最缺的東西。肖承認 Spot 目前只做合規場景，但她對更遠的方向有興趣，包括所謂的「哀悼機器人」，一個能代表你或你愛的人的對話體。她說她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這件事。 她也順勢補了一句（帶著玩笑）：「我就在等郵件。」Lex 說他認識 DeepMind 的人，可以牽線。她說：「讓他們聯絡我。」 這段對話點出一個很具體的問題。當下做模型的人裡，懂記憶如何被汙染的人太少，懂審訊技術如何避免汙染的人更少。而這兩件事恰好決定了很多產品的社會後果。她認為這塊潛力正在被浪費。 ## 一套可以立刻用起來的做法 兩個多小時的對話裡，真正能拿回生活裡用的東西，其實集中在幾個地方。她把它們散在各個段落裡，撿起來是下面這些： - **把「邪惡」這個詞從你的日常詞彙裡拿掉。**這個詞一出口，理解就終止了。理解不了，就預防不了。下一次你想說某人是惡魔時，試著把句子改成「他做了什麼，以及什麼把他推到了那一步」。 - **從現在開始假設自己會忘。**凡是重要的、可能有一天需要被證明的事，當場寫下來。別等酒醒，別等情緒平復，別相信「我絕對不會忘」這句話。同期記錄的質量永遠高於事後回憶。 - **先寫自己的版本，再去和別人對。**不管是團隊覆盤、事故調查，還是和伴侶回憶某次爭執，順序反過來，你們就會一起造出一段誰都沒經歷過的往事。 - **對嫉妒保持警覺，包括自己的。**嫉妒更接近控制和佔有的慾望，也是親密伴侶暴力最常見的前兆。如果它長期存在，問題多半出在溝通或者這段關係本身，盯著對方的行為查下去只會越來越糟。 - **在關係早期就把結構問題擺上桌。**怎麼安排生活、怎麼安排金錢、關係要不要排他。拖延會讓這些問題越來越難問出口，而很多痛苦的根源，是雙方從沒真正討論過就開始假裝已經達成一致。 - **把自己做的事說出來。**家務、付出、情緒勞動。對方不會自動感知，更不會自動記住。說出口跟邀功無關，只是把資訊補進對方那本記分冊。 - **練腦子要短而多，不要少而狠。**換著花樣做不同型別的任務，比死磕同一個遊戲有用。想記住名字，就在聽到的那一刻真的把注意力放上去，然後給它編一個荒誕的聯想。 - **對記憶做點主動的重構。**挑一件至今仍讓你難受的事，不問「當時有多糟」，改問「它給了我什麼別人沒有的東西」。這是有實證支援的心理韌性訓練，跟自我欺騙沒有關係。 - **警惕那些只說你愛聽的話的系統。**不管對面是人還是模型。詐騙和虛假記憶的機制是同一個：對方知道你想聽什麼，然後說給你聽。定製化的成本正在歸零，而愛和孤獨是最容易被撬開的兩道門。 - **如果你在幻想某件事，別慌；如果你在反覆幻想同一個人，去找人談談。**前者是健康的彩排，後者是風險因素。這條界線值得每個人自己心裡有數。 節目最後，Lex 引了 T.S. 艾略特的一句話收尾：「世上大部分的惡，都是由懷著良好意圖的人做出來的。」 這句話正好接上肖講了兩個多小時的那個核心：把人分成好人和惡人，是最省事也最危險的一種分法。因為一旦你確信自己站在善的這一邊，你就再也不用檢查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