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喬納森·海特：反對社交媒體的理由 > 社會心理學家論證社交媒體如何損害青少年心理健康，並討論家庭與監管層面的應對思路。 - 原標題：#291 – Jonathan Haidt: The Case Against Social Media - 期數：第 291 期 - 釋出日期：2022-06-04 - 嘉賓 / 主題：喬納森·海特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jonathan-haidt/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jonathan-haidt/ - 精讀字數：約 6617 字（閱讀約 15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馬克·扎克伯格在 Lex Fridman 的節目上說過一句話：**“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使用 Instagram 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總體上是正面的。”** 他當時在回應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的指控。扎克伯格的意思是，豪根把內部研究曲解了，十八項指標裡只有一項顯示負面影響。 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聽到這段話之後的反應，是開啟三個 Google Doc。 他在紐約大學教社會心理學，研究道德判斷如何運作，寫過《正義之心》（The Righteous Mind）和《嬌慣的心靈》（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2022 年他在《大西洋月刊》發了一篇長文，標題很不客氣：《為什麼過去十年美國人的生活變得格外愚蠢》。那三個文件裡裝著一百多項研究，按“支援”“反對”“結果混雜”分欄排列，任何研究者都可以進去評論、補充、反駁。 海特在播客裡說，扎克伯格那句話錯了，而且錯得很具體。 ## 從道德心理學到“社會宇宙的結構變了” 要理解海特為什麼盯上社交媒體，得先看他的學術軌跡。 1992 年他從賓夕法尼亞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道德心理學。他去巴西和印度做田野，看不同國家的道德觀念如何分化。九十年代正好是美國文化戰爭開始升溫的十年，他看著左右兩派慢慢變成兩個互不通婚的部落，覺得文化心理學的工具應該能派上用場。 2000 年代初，他開始為極化程度感到不安，於是去研究極化的成因。他原本打算寫一本書幫民主黨糾正錯誤，因為他的研究顯示，右派其實相當瞭解左派在想什麼，在美國長大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進步派的主張。但他自己在左派環境里長大，對保守派的想法一無所知，直到他主動去找《國家評論》這類刊物來讀。 寫《正義之心》的過程中，他給自己定了一條規矩：只讀保守主義思想傳統裡最好的作品，不讀最差的。讀完的結論是，這個傳統裡有大量有價值的社會科學洞見。他的目標也從“幫民主黨贏”變成了“幫左右兩派互相理解”。 這條線索跟社交媒體還沒有關係。他自己說，2009 年註冊了 Twitter，也沒怎麼當回事。 > “然後 2014、2015 年，大學裡的事情開始爆掉。”（喬納森·海特） 2014 年 5 月，格雷格·盧基安諾夫（Greg Lukianoff）找到他，說學校裡在發生怪事：學生因為一個自己不必去聽的演講者而情緒崩潰，用“危險”“暴力”這樣的詞來形容一場講座。兩人後來合寫了《嬌慣的心靈》，那本書主要講的不是社交媒體，講的是抑鬱和焦慮的上升，以及一種扭曲的思維訓練方式如何被教給了學生。 書出版之後，事情變得更糟，而且是在所有地方同時變糟。海特這才開始認為，問題出在更底層的層面：社會宇宙的結構本身變了。從那以後，他的研究重心徹底轉向社交媒體。 ## 2012 年前後，所有曲線同時拐彎 他先講資料。 關於青少年的心理狀態，有幾套互相獨立的追蹤體系。一套是自報問卷，問青少年最近有多抑鬱、多焦慮、多孤獨，聯邦政府的全國藥物使用與健康調查、皮尤、蓋洛普都做了幾十年。另一套是行為資料，自傷住院記錄和自殺統計。 這些曲線在 2000 年代基本是平的，小幅波動。然後到了 2010 到 2013 年之間，取決於看哪個指標，它們同時開始往上衝。 **增幅在 50% 到 150% 之間。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那種量級根本沒法比。** 女孩的情況更嚴重，青春期前的女孩最嚴重。10 到 15 歲女孩的自殺率在 2010 到 2015 年之間翻了一倍。海特說這個數字時要加一句“幸好基數很低”，但翻倍就是翻倍。 美國之外也在發生同樣的事。加拿大和英國的曲線幾乎一模一樣，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類似，只是晚了一點。德語國家和歐洲大陸的情況沒那麼清晰，海特說這跟童年形態的差異有關，後面會講到。 他知道有人會說，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電視觀看量在五六十年代上升，不代表電視導致了犯罪率變化。這個反駁他接受。 但他不接受另一個反駁：自報資料不可信，Z 世代只是更願意談論心理問題，所以數字漲了，問題沒漲。 > “那我們只要去看自傷和自殺的住院資料就行了，趨勢一模一樣。”（喬納森·海特） 住院記錄裡是一個個真實的孩子，因為割傷自己被送進醫院。問卷填寫的偏差解釋不了這個。 他還提到一個時間點。《嬌慣的心靈》出版前一天，《紐約時報》登了一位精神科醫生的評論文章，標題大意是“放鬆，智慧手機沒在毀掉你孩子的大腦”，理由是這些只是自報資料，診斷變多了，底層沒變。海特說，這篇文章發表的時機讓他印象很深。 ## “吃土豆”那個類比是怎麼被造出來的 有一篇被引用極廣的論文，結論是社交媒體對心理健康的危害不比吃土豆更大。這個說法流傳甚廣，海特說他走到哪裡都能聽到。 他花了不少篇幅拆這個說法。 第一，那篇論文研究的東西跟社交媒體差得很遠。它測的是“數字媒體使用”這個大雜燴，裡面包括看 Netflix、用電腦做作業、所有螢幕時間。混在一起算，相關係數確實只有 0.03 左右，接近零。 第二，**一旦把範圍縮小到社交媒體本身，相關係數就會變大，通常是兩三倍。**再縮小到女孩身上，又會變大一次。 那篇論文的作者之一、牛津大學的艾米·奧本（Amy Orben）後來自己做了綜述，結論是社交媒體使用與幸福感之間的相關係數在 0.15 到 0.2 之間。海特和吉恩·特溫吉（Jean Twenge，《iGen》的作者）分別算出的女孩資料大概在 0.2 到 0.22。 0.2 聽起來是個很小的數字。海特專門解釋了它在公共衛生領域意味著什麼。 > “公共衛生領域的相關係數幾乎從來不會超過 0.2。兒童時期鉛暴露和成年後 IQ 的相關係數是 0.09。”（喬納森·海特） 鉛暴露是一個被嚴肅對待了幾十年的公共健康問題，相關係數只有 0.09。現實世界裡的測量總是嘈雜的，人不像實驗室裡的變數那樣聽話。一個穩定在 0.15 的相關性，攤到幾千萬孩子、每人好幾年時間上，足以解釋一整場心理健康流行病。 海特在這裡補了一句方法論上的話：他和特溫吉把所有研究整理進 Google Doc，按“支援”“反對”“混雜”分類，然後公開邀請批評者進來補充。理由是，他們倆在書裡已經公開說過這些平臺對孩子不好，天然帶著確認偏誤。**對付確認偏誤的唯一辦法，是找一群持有不同確認偏誤的人。**他說自己是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信徒。 ## 糖這個比喻從根上就不對 海特認為，現有研究裡有一個根本性的框架錯誤。 絕大多數研究用的是“劑量反應模型”：把社交媒體當成糖，少量無害，大量有害，然後去爭論每天用多少小時算過量。這個框架聽起來合理，也符合很多人的直覺。 他的反駁是，社交媒體跟糖差得太遠。**它做的是對整個童年形態的一次重新佈線。** 人類這個物種的童年是在混齡群體裡度過的。孩子在外面玩，做大人的事，跑腿，打鬧，在沒有成人監督的情況下自己解決衝突。大腦在這個過程裡發育，人由此長成成年人。 九十年代，這套東西被拆掉了。理由是社會治安的恐懼，讓孩子獨自在外面玩被當成失職。海特在這裡點名推薦萊諾·斯凱納齊（Lenore Skenazy）的《自由放養的孩子》（Free Range Kids），以及他和斯凱納齊、彼得·格雷（Peter Gray）、丹尼爾·舒克曼（Daniel Shuchman）一起創辦的非營利組織 Let Grow，目標是改掉那些不允許孩子獨自外出玩耍的法律和規範。 所以，童年形態的重構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前就開始了。 然後智慧手機來了。 Z 世代（1996 年後出生）是歷史上第一代在青春期之前就用上社交媒體的人。千禧一代要到大學才接觸，而 Z 世代可以謊報年齡註冊。他們大約在 2009、2010 年開始大規模上線，兩年後抑鬱資料開始上翹。 海特說，這個因果鏈條的落點在“別的什麼都沒了”上，“玩了多久”那個變數反而次要。 > “設想一所中學，所有人都有 Instagram 賬號，全天候的戲劇，所有人都在刷、在發、在焦慮。再設想另一種情況：學校規定手機必須鎖進櫃子，誰都不能有賬號，所有家長都同意。前者意味著在青春期經歷這一切，後者不是。”（喬納森·海特） 他特別強調最後那句話裡的家長環節。家長之所以允許孩子用 Instagram，是因為孩子說“別人都有”。典型的集體行動困境就此形成：任何單個家長退出，代價由自己的孩子承擔，所以沒人敢先退出。 ## 男孩和女孩上網的地方不一樣 2010 到 2012 年之間，青少年的社交生活發生了徹底變化。2010 年之前他們還沒普遍擁有智慧手機，2012 到 2014 年之間幾乎人手一臺，成為日常使用者。 但男孩女孩去的平臺不一樣。 女孩去 Instagram 和 Tumblr，視覺驅動的平臺。男孩去 YouTube 和電子遊戲。 **後一類對心理健康的危害看起來小得多，甚至可能沒有危害。**海特說，真正把女孩心理健康打垮的是 Instagram 和 Tumblr。遊戲本身是一種玩耍，只是缺了身體的部分。十二個小時的遊戲意味著十二個小時沒有身體活動，但遊戲本身算不上有毒。 關於 YouTube，他明確表示自己瞭解不夠，不做判斷。他承認 YouTube 極其有用，很多知識和教育資源靠它傳播，同時也承認它幫助極端組織和殺人犯完成激進化。他談 YouTube 的方式和談網際網路整體一樣：一箇中性的、雙向放大的基礎設施。 順帶一個來自奧本和安德魯·普日貝爾斯基（Andrew Przybylski）的研究結論：傷害最大的是 11 到 13 歲的女孩。海特的推論是，對這個年齡段不存在“安全劑量”，唯一可行的方案是讓青春期之前的孩子完全不接觸“使用者就是產品”的商業模式，把年齡門檻提到 16 歲，並且真正執行。 ## 逐條拆解扎克伯格那句話 回到那句“整體上是正面的”。 海特手裡有三類證據。 第一類是相關性研究。一百多項，絕大部分指向同一個方向，效應量在 0.1 到 0.15 之間，聚焦到女孩身上更高。 第二類是實驗研究。真正做了隨機分組的實驗，多數顯示出效應。 第三類是當事人證詞。直接問女孩：你覺得 Instagram 對你的心理健康整體上是好還是壞？ > “你找不到一群女孩說‘哦太好了，馬克你說得對，它整體是好的’。女孩自己說，這是主要原因。”（喬納森·海特） 三類證據指向同一個方向。海特說，這個領域早些年確實混亂，研究結論互相沖突，但現在把這些研究放在一起看，故事已經相當清楚。 ## 他不肯管成年人，但拒絕讓平臺管他的孩子 Lex 提了一個問題：能不能設計出一種平臺，追求的目標是讓人變得更抗壓、更成長，而不是抑鬱、自傷、自殺？把目標函式從“參與度”換成別的東西。 海特的回答分兩半。 對成年人，他不下判斷。他說自己有很多自由意志主義的朋友，一旦開始主張“這對成年人有害，應該禁止”，這些朋友就沒了。他自己用 Twitter，理由是發訊息方便。他承認 Lex 說的那點：社交媒體確實能減輕孤獨感，能帶來一點幽默，在全球範圍內把人連起來，尤其在疫情那樣的時期。這些正面效應很難測量，討論的時候應該誠實地承認這是一筆交易。 對孩子，他的態度完全相反。**他不接受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在他不知情、也無法干預的情況下替他管孩子。** 他講了自己家的情況。他阻止了孩子註冊 Instagram，造成了一些麻煩，但孩子後來感謝他，因為他們自己也看出來那上面很蠢：發的那些東西，形成的那些文化，孩子自己都覺得蠢。 關於“能不能設計出對孩子安全的版本”，他的回答是悲觀的。他認定這樣的版本做不出來。對孩子真正健康的只有一樣東西：自由玩耍。九十年代已經被剝奪了大半，螢幕時間越多，自由玩耍越少。孩子需要大量沒有成人監督、沒有成人調解的衝突，那是社交能力的訓練場。 ## 參議院聽證會上，他要的是資料 海特兩週前去參議院一個小組委員會作證，主題是內特·佩爾西利（Nate Persily）提出的《平臺問責與透明法案》。主持的是本·薩斯（Ben Sasse）和克里斯·庫恩斯（Chris Coons）。 他在聽證會上提交的檔案標題很直白：《青少年心理健康正在崩塌，社交媒體是主要成因之一》。裡面全是圖表，論證四件事：這場危機具體表現為情緒障礙，不是所有心理指標一起變；它不只在自報資料裡，行為資料同樣；增幅極大；它有性別差異，並且出現在多個國家。他說這部分沒有人跟他爭論。 他真正想要的東西是資料訪問權。 現在的困境是：一個孩子刷了兩小時 Instagram，然後抑鬱了，或者沒抑鬱，或者半年後自殺了。這中間的因果關係，研究者看不到。只有平臺自己知道。學術界的全部依據是自報問卷，而平臺內部有完整的行為日誌。 > “應該強制平臺披露去標識化的資料，讓學術研究者能看到孩子做了什麼、情緒怎麼變、一個人自殺之前發生了什麼。我們現在完全不知道。”（喬納森·海特） 目前流出的相關資訊，主要來自內部洩密。海特對此保持了剋制：洩密材料本身也可能有選擇性偏差，最好能有非洩密的、制度化的資料通道。 ## 疫情那兩年，如果只有電話和 Zoom Lex 提了一個反事實：疫情期間如果沒有社交媒體，人會不會被困在家裡更慘？ 海特的回答是，我們還有簡訊、電話、Zoom、Skype、多人聯機遊戲、WhatsApp、部落格，以及整個網際網路。人類不會被困死。真正的問題在於，那些超級病毒式平臺在疫情期間還額外做了什麼。 它們讓一些資訊傳得更快，包括科學資訊。同時它們製造了大規模的錯誤資訊爆炸和政治極化。**結果是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不再相信醫學權威說的話。**海特在這裡補了一句：醫學權威自己有時候也在玩政治遊戲，這讓他們的可信度進一步下降。雙向的失信鏈條就這樣轉起來。 所以他的結論是，在已經有網際網路、智慧手機、部落格的前提下，再加入“使用者生成內容吸引流量、使用者本身賣給廣告商”這一套商業模式，淨收益是不清楚的。 他反覆強調自己跟盧德分子沒有共同語言。讓人互相連線是好事，電話是巨大進步，免費長途更好，視訊通話更好。他反對的物件範圍窄得驚人：網際網路、技術、智慧手機，這些都不在靶子上，所有社交媒體也不全是。剩下的是 Facebook 開創的那套模式：**用激勵驅動使用者生產內容，內容帶來更多使用者，使用者作為產品賣給廣告商。**他認為這套模式對 10 到 14 歲的女孩傷害最大，對民主制度的傷害同樣嚴重，因為它生產憤怒、製造衝突、摧毀任何共享的敘事。 ## 那麼，能做什麼 海特在整場對話裡給出的方案，落點比“少刷手機”具體得多。他自己也承認，這些建議會讓一些人不舒服，因為它們要求成年人先承擔成本。 - **16 歲之前，不讓孩子接觸“使用者即產品”的平臺。**海特的原話是提高年齡門檻並真正執行，覆蓋 Instagram、TikTok、Facebook、Twitter 這一類。他認為不存在對青春期前兒童安全的版本，奧本和普日貝爾斯基的研究顯示 11 到 13 歲女孩受傷最深。 - **把這件事當成集體行動問題來處理，不要單打獨鬥。**孩子要賬號的理由永遠是“別人都有”。單個家庭退出的代價全落在自己孩子身上。有效做法是聯合同班、同年級的家長一起定規矩，或者推動學校層面統一政策。 - **推動學校執行手機入櫃。**海特舉的理想場景是：進校手機鎖進櫃子，所有家長都同意。這在一些學校和學區已經做成了，關鍵是把預設值從“允許”改成“不允許”。 - **把自由玩耍的時間還給孩子。**這是海特認為唯一真正對孩子有益的東西：沒有成人監督、沒有成人調解的混齡玩耍，孩子在其中自己處理衝突。九十年代被拿走的那部分，現在需要主動還回去。 - **家長自己去讀兩本書。**萊諾·斯凱納齊的《自由放養的孩子》，以及海特和盧基安諾夫的《嬌慣的心靈》。前者講怎麼把童年還給孩子，後者講大學裡那套扭曲的思維訓練是怎麼形成的。Let Grow 這個組織的網站上有推動社群改變的現成工具。 - **關注平臺透明度立法。**海特在參議院要的核心東西是去標識化的行為資料訪問權。目前所有公開研究都建立在自報問卷上，平臺內部握著完整日誌。支援這類立法，等於給研究者一把能開啟黑箱的鑰匙。 - **成年人自己用，但別把預設選項交給推薦演算法。**海特明確表示不願意管成年人怎麼用社交媒體，他自己也在用 Twitter。他劃的線是：成年人的選擇歸成年人，孩子的選擇不該由平臺在父母不知情的情況下代管。 - **想追原始材料，去 JonathanHaidt.com/socialmedia。**那三個 Google Doc、聽證會檔案、上百項研究的分類整理都在那裡，公開可查，也開放評論。 整場對話裡，海特最不肯讓步的一點，跟具體某個平臺無關。他說，一個人不可能在只看一個視角的情況下真正理解任何事。這句話他當年是用來理解保守派的，現在用來理解社交媒體。他自己帶著確認偏誤進場，於是把批評者請進文件裡，讓對立雙方的偏見互相抵消。 這個方法比結論更值得帶走。面對一個自己已經站好隊的議題，先去找那些最有能力反駁自己的人，把他們的論據放進同一個檔案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