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傑里米·蘇里：美國內戰 > 歷史學家傑里米·蘇里梳理美國內戰的起因與程序，以及它對今日政治分裂的遺留影響。 - 原標題：#354 – Jeremi Suri: American Civil War - 期數：第 354 期 - 釋出日期：2023-01-25 - 嘉賓 / 主題：傑里米·蘇里：美國內戰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jeremi-suri-2/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jeremi-suri-2/ - 精讀字數：約 7388 字（閱讀約 16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美國內戰期間，有超過十萬名曾經的奴隸逃離種植園，加入聯邦軍隊，拿起槍為北方作戰。歷史學家傑里米·蘇里（Jeremi Suri）在研究這段歷史時發現，這些沒有受過教育、一輩子只當過奴隸的人，反而成了最難對付計程車兵。原因很簡單：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在為什麼而戰。 這是蘇里在 Lex Fridman 播客裡講到的一個細節。他剛出版了一本書，叫《以其他手段進行的內戰：美國為民主而進行的漫長而未完成的鬥爭》（Civil War by Other Means: America's Long and Unfinished Fight for Democracy）。書的核心觀點是，美國內戰從來沒有真正結束，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打。今天圍繞制度、選舉、槍支、種族的爭吵，都是那場戰爭的延長線。 ## 民主制度的三處結構性缺陷 蘇里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設計精良，充滿優點，也確實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技術創新。但它和所有人造物一樣，帶著造它那代人的毛病。他把這些毛病歸成三類，都跟"排斥"有關。 第一類，制度本身把人擋在門外。不只是非裔美國人，還有很多群體，在制度設計之初就沒被算作完整的參與者。 第二類，制度把權力交給"有位置的人"，未必交給"有能力的人"。出身、頭銜、家族、資歷，這些和治理能力無關的東西，長期決定誰說了算。 第三類傷害最深。制度把一些神話嵌進了社會肌理，讓人誤以為某些安排天經地義，從而失去看清問題的能力。蘇里說，這三類缺陷有一個共同後果：**人們對制度產生了虛假的崇敬，把改革當成背叛，把批評當成不愛國。** > 如果你愛你的國家，你會希望你的制度越來越好。我愛我任教的大學，但我希望它更好，我們有很多毛病。我愛我的家人，但我經常告訴家人他們哪裡可以做得更好。真正的知識型領導力不是當啦啦隊。（傑里米·蘇里） 他這番話針對的是一種流行的情緒：愛國就等於閉嘴。蘇里不接受這種等式。在他看來，把批評等同於不忠，恰恰是放棄了愛國最實質的部分。 ## 虛假崇敬的另一面不是犬儒 但蘇里也沒有倒向另一個極端。徹底否定一切制度、主張推倒重來，在他看來是另一種脫離歷史的姿態。 播客主持人 Lex 提到自己鄰居、哲學家邁克爾·馬利斯（Michael Malice）的無政府主義立場，說那是個有意思的思想實驗。蘇里接著給出了歷史賬本：想一把火燒掉制度、從白紙開始的人，幾乎沒有成功過。 布林什維克革命、法國大革命，都是例子。制度存在的一個基本功能，是給最強的人套上限制。一旦把制度拆掉，社會退回叢林狀態，最有力量的人反而獲得最大自由。革命者通常是最弱勢的那批人，最後往往成為革命的受害者。 > 當你摧毀制度，你只是在留下的叢林裡，把優勢交給了最有權勢的人。制度總是對最強者施加某種限制。回到叢林，最強者反而獲得最大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傑里米·蘇里） 所以蘇里的判斷是：走制度內部改良這條路，歷史成功率明顯更高。但要小心，走進去的人很容易被制度收編，從批評者變成維護者。 ## 內部局外人這個稀缺物種 蘇里提出一個概念：**內部局外人（inside outsider）**。意思是人待在體制裡，但始終帶著外部視角看問題。他寫基辛格的那本書，講的就是這個張力。 Lex 接過話頭說，大多數人都想當內部局外人，但人性決定了大家最後都變成內部內部人。他講了一個很實在的觀察：你進入某個圈子，身邊全是朋友，大家在同一個賽道里競爭，你升職、你興奮、你看到更多權力向自己開啟。這個過程不陰暗，它甚至很有趣，這就是生活的常態。問題在於，玩著玩著你就忘了，**這套遊戲規則是大家集體造出來的，沒有誰規定它必須長這樣，它可以改。** 華爾街就是典型。所有人默契地接受一套規則，沒人停下來問一句：我們非得這麼玩嗎？ 蘇里補了另一面：還有一種人，逢體制必反，也能獲得大量關注，但那同樣廉價。真正難的位置，是剛好夠反體制，能看出哪裡該改，又願意花力氣去改。 > 我覺得關鍵是在對話裡把人從防禦姿態裡拉出來，讓他意識到我們是一邊的，是兄弟姐妹。從那個位置出發，你只要丟擲一個問題，一個小小的念頭，讓它停在對方心裡。我一次次看到，幾個月後它在某個人的腦子裡發酵，變成一個小小的懷疑。（傑里米·蘇里） 蘇里用的詞是"偶像破壞者"（iconoclast）。他給的定義是：認真對待思想，但永遠對共識感到不安。他自己是半個猶太人半個印度教徒，所以他說得很直白，他不想住在一個所有人都意見一致的社會里，因為那種社會下一個要清理的，多半就是像他這樣的人。 ## 林肯爭的是一個能吵架的社會 這就接到林肯。蘇里說，林肯在內戰裡真正爭的，是一個多元社會：人們可以彼此不同意，但仍然能一起做事。 > 民主社會不該是一個人人和睦、處處共識的社會。民主社會應該是一個人們有分歧、但仍然能合作的社會。這就是林肯的願景。（傑里米·蘇里） 怎麼做到？蘇里的答案是歷史視角。不管你在哪個房間，對面坐著多聰明的人，他們總有看不到的東西。歷史學家知道沒有人能未卜先知，而偶像破壞者要做的，就是找出房間裡那些被沉默掉的部分。 但光看見沒用。Lex 說自己也常常站在那個位置，發現人們不愛聽。你以為大家出於善意、心態開放，可一旦他們押上了錢和名譽，就不想再聽反調了。所以這件事比當偶像破壞者更難：**你得能說服那些害怕你想法的人。** ## 贏下爭論靠的是故事，不是論點 蘇里給出的答案就一個字：故事。 他研究過的那些領袖，政客也好，社會活動家也好，技術人也罷，共同點是能把人帶進一個故事裡。人在學校裡被訓練成辯論選手，老師說這半邊屋子站這個立場，那半邊屋子站那個立場。這種訓練有價值，逼你看問題的另一面。但蘇里說得很清楚，**靠論辯說服對方幾乎不可能，真正起作用的是故事。** 林肯是這方面的大師。他講故事，讓人卸下防備，讓人在沒察覺的情況下被說動。 蘇里拿澤連斯基舉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澤連斯基並沒有提出什麼新論點去說服世界。全世界對俄羅斯的看法早就定了。他做的是把烏克蘭人的苦難變成一個有血有肉的故事，讓所有人看見俄軍的具體行為，輿論因此轉向。 Lex 補充了另一層：有時候真正起作用的是別人講的版本，當事人自己的陳述反而次要。這裡面有宣傳，也有真實。澤連斯基戰爭初期留在基輔，就是這樣一個故事。他的核心圈子、美國、整個西方和北約都在勸他走，俄方大概也以為他會跑。他沒跑。是出於愚蠢還是英雄氣概，Lex 說自己不知道，但那個畫面把一個國家擰成了一股繩。 > 那是所有人類故事裡最基礎的一個：勇氣的故事。我看著他社交媒體上的動態，他就站在基輔外面，連地堡都不進，俄軍正在進攻，他說我在這裡，這位部長在這裡，那位部長也在這裡。我們不腐敗，我們不是聽美國人話的傀儡。我們留下，是因為我們在乎烏克蘭。（傑里米·蘇里） 蘇里說，小孩長大過程中看到父母勇敢，這是最自然的故事。勇氣和邪惡這兩個極端，一直是講述戰爭、衝突、掙扎最順手的框架。而他堅持研究歷史、寫歷史的原因也在這裡：**世界塞給你的是資料和資訊，資訊容易被操縱和誤用，只有故事能提供結構，道德判斷和政治價值都藏在故事裡。**研究歷史，就是拿到更多人的更多故事。 ## 內戰為什麼打起來 回到起點。美國內戰怎麼來的？蘇里的回答很乾脆：制度缺陷。 建國者對奴隸制態度不一，但他們想設計一個最終能向更多人開放的體系。未必是平等，但至少更開放。問題出在具體條款上：參議院、選舉人團，這些制度安排讓蓄奴州獲得了不成比例的權力。用林肯的話說，這部分地區在綁架整個國家。 林肯本人就是這套制度的受害者。他生在肯塔基，在伊利諾伊闖出來，是個窮白人。奴隸制在他眼裡是惡，不只是道德上的惡，也是機會上的惡。別人要是能免費用奴隸幹活，憑什麼花錢僱窮林肯？他要的機會經濟，必須是一個沒有奴隸制的開放經濟，尤其是那些正在加入聯邦的新州。 林肯是共和黨的建立者之一。這個黨的綱領很明確：所有新領土向任何願意工作的男性開放，有償勞動，自由土地，自由人，這就是基礎版的資本主義。南方種植園主是貴族，他們要的恰恰相反：把奴隸制擴張到新領土去。 衝突的實質，是制度無法適應變化，還在持續給南方蓄奴的種植園主輸送超額權力。最高法院被他們把持，參議院被他們把持。共和黨就是作為對這種現象的批判而上臺的。南方不願接受這個變化，於是開戰。 ## 雙方實力對比 北方聯邦人口大約兩千兩百萬，基本是今天弗吉尼亞以北的所有州。南方邦聯人口約九百萬，再加約四百萬奴隸，經濟是農業型的。南方在國際經濟上反而比北方更外向，出口棉花和菸草，跟英國聯絡很深。內戰前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棉花來源，英國紡織業的原料全來自南方。戰爭期間埃及頂上了一部分缺口。 南方邦聯的財富形態是土地和奴隸，由有地產的家族構成。北方主要是小企業主，加上紐約的銀行這類大型金融利益。 論軍隊規模，聯邦軍人數往往是邦聯軍的三倍。這裡有個很容易被忽略的制度細節：**美國憲法裡沒有徵兵條款。**這個國家的立國前提之一，是不強迫不想當兵的人去當兵。今天世界上多數民主國家仍然要求服兵役，美國歷史上極少這麼做。 所以內戰頭幾個月，林肯得挨個去找各州州長要志願者。北方扛槍的人早期是自願的。南方反而實行了強制徵兵。戰爭往後走，聯邦在1862年和1863年透過徵兵法，林肯第一次拿到把男人強行送進軍隊的總統權力，紐約等地隨即爆發了徵兵暴動。 ## 第二修正案與槍的來路 Lex 把話題引到第二修正案。他們在德州，槍是繞不開的。條文是：管理良好的民兵是自由州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 蘇里說，美國在戰前就已經是一個武裝起來的社會。聯邦軍和邦聯軍會製造和採購武器，但民間本來就有槍。美國的預設是公民不被強迫服役，但要參加民兵保衛自己的財產和社群。作為歷史學家，他認為第二修正案的關鍵詞是"管理良好的民兵"那半句。 他也承認，這裡面有神話成分。美國人歷史上一直是槍支援有者，但那是為了社群自衛，遠不到人手一把 AK-47 的程度。斯卡利亞大法官在槍支案裡也問過這個問題：你有權自衛，但你沒有權擁有烏茲衝鋒槍，沒有權擁有坦克。 Lex 插了句玩笑，說他查過，坦克好像有灰色地帶，理論上個人可以擁有。蘇里笑著接，說可能真有一個人開著坦克，但你可能違反了車輛寬度法規。兩人笑了一陣。 Lex 又把話題拉回烏克蘭。戰爭初期烏克蘭給願意拿槍的人發槍，結果犯罪率反而下降。他覺得這值得做心理學的資料研究，因為按常識推，一個歷史上腐敗問題不輕的國家，全民發槍應該有搶劫和襲擊，結果沒有。蘇里說這裡頭有深刻的一課，但他提醒別輕易外推到和平時期。 > 我的直覺是，戰爭期間這套能行，但戰後你得把槍收回來。問題是收的時候他們可能會很不高興。這恰恰就是問題所在。（傑里米·蘇里） ## 戰後那些帶槍回家的人 這正是美國內戰後發生的事。1865年阿波馬托克斯投降之後，大量南方士兵帶著槍回家，然後用這些槍去射殺和恐嚇剛剛成為公民的前奴隸。 蘇里在書裡寫了1866年的孟菲斯。前邦聯士兵、警察、法官，在兩天時間裡製造了數百起強姦，摧毀了整個非裔美國人社群。他們能做這件事，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手裡有從戰場帶回來的槍。 但蘇里沒有停在槍支管制這一層。他往深處推了一步：**槍只是工具，底下是仇恨，是不肯把另一個人當同等的人看待。** ## 1860年那場選舉 林肯是怎麼上來的？1860年的大選撕裂得厲害。從1860年到1896年，美國經歷了一連串競爭激烈、爭議不斷的選舉。 1860年是共和黨人第一次當選總統。林肯的得票不到百分之四十，因為民主黨分裂成了兩撥。一撥要捍衛南方和奴隸制，另一撥想要妥協但仍然保留奴隸制，代表人物是斯蒂芬·道格拉斯，他主張"人民主權"，讓每個州自己決定。再加上原本的輝格黨也推了候選人。四個候選人對壘，林肯以相對多數獲勝。 他贏的關鍵，是反奴隸制或反奴隸制擴張的州雖然不是多數，但形成了相對多數，而其他州分裂成幾塊，湊不出統一戰線。 當時真正的核心議題在奴隸制的存廢之外：新領土要不要讓奴隸制跟著進去。林肯在這一點上極其謹慎，他的通訊寫得很清楚：選舉期間他不許自己陣營的任何人說他在主張廢奴，儘管他個人支援廢奴。他要傳遞的資訊只有一個：共和黨反對新奴隸領土。 他有沒有明確表態支援廢奴？沒有，他是刻意保持模糊的。 ## 林肯看到了什麼，又看不到什麼 Lex 問了一個很深的問題：一個人要有多大的視野，才能看出身邊所有人都習以為常的惡？他舉了現代的例子，工廠化養殖，一百年後的人回頭看，可能會覺得那是大規模虐待動物。但生活在其中的人，很難醒過來，尤其是身在領導位置的人。林肯醒過來了嗎？ 蘇里的回答很平衡：有些地方醒了，有些地方沒有。 > 在你我眼裡，奴隸制顯然是恐怖。但對那些從小看著它長大的人，想象一個不同的世界是很難的。林肯的想象力，和其他所有人一樣，被他所處的時代限制住了。我不認為林肯想象過一個種族平等的世界，但他已經看清奴隸制是可怕的。（傑里米·蘇里） 他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歷史學家有分歧。蘇里提到一個線索：林肯的父親把他當工具使喚，早期書信裡能看出他對父親那種控制慾的厭惡。一個掙扎求生的農場主父親，想決定兒子的人生。林肯由此在個人層面體會到，別人支配你的勞動、不給你選擇，是多麼難受的事。 但林肯同時是個實用主義者，這正是他成為偉大政治家的原因。他要走制度內部的路，不燒房子。他有句名言：如果能靠讓奴隸制留在南方來保全聯邦，他就這麼做；如果能靠廢除南方的奴隸制來保全聯邦，他就這麼做；如果能靠買下奴隸把他們送到別處來保全聯邦，他也這麼做。三個方案並列擺著，判斷標準只有一個：聯邦能不能保住。 這種姿態讓今天的讀者不太舒服。人們希望英雄從頭到尾都站在正確的一邊，立場純粹，不留餘地。林肯偏偏不是。他跟廢奴主義者保持著距離，因為激進派會拖垮他的政治聯盟。他在等時機，而時機要靠戰場上的形勢來創造。 ## 1863年，戰爭換了性質 蘇里認為，理解這場戰爭的關鍵節點在1863年，也就是戰爭的第二年。林肯在戰爭壓力下籤署了《解放宣言》，宣佈南方人的財產，也就是他們的奴隸，從此獲得自由，並且可以被吸納進聯邦軍隊。當時有個詞叫"contraband"，直譯是"戰時違禁品"，南方人把自己的奴隸當成財產，聯邦軍乾脆沿用了這個法律口徑，把逃過來的黑人稱作"違禁品"，再順勢把他們編進隊伍。 這件事把戰爭的性質改掉了。此前，南方奴隸已經在用腳投票。他們知道北邊在發生什麼，只要有機會就離開種植園。他們一直在跑，一直在往聯邦軍的方向跑。宣言只是把這個既成事實變成了國家政策。 > 我不認為這是一場關於奴隸制的戰爭。我認為這是一場關於自由的戰爭。因為如果你說它是關於奴隸制的戰爭，聽起來就像是奴隸主和另一群不想讓奴隸制存在的白人之間的爭論。那場爭論確實存在，但這場戰爭的性質不限於此。（傑里米·蘇里） 這個區分很重要。把戰爭定義成"關於奴隸制"，敘事的主角就是白人：廢奴的白人和蓄奴的白人在國會里吵。把戰爭定義成"關於自由"，主角就換人了。那些從種植園跑出來、走進徵兵站、拿起槍的人，成了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動者。 蘇里在書裡寫到的十萬多人，是這場戰爭裡最不該被忽略的一群。他們沒受過教育，一輩子只有一種身份，卻成了最能打的部隊之一。他知道原因：他們清楚自己在為什麼而戰。而更讓人停下來的地方在於，一個人被剝奪了一切之後，對自由的渴望居然沒有被幾代人的奴役磨掉。 > 這個故事應該激勵我們所有人，作為勇氣的故事。我們都會遇到困難，但沒有一個人的起點是奴隸制。（傑里米·蘇里） 戰爭就是這樣結束的。南方投降的時候，廢奴已經成了既成事實。蘇里說，這也是他寫這本書的原因：今天的政治辯論，核心還是同一個問題，怎麼讓這個社會對更多人開放出更多自由。 ## 歷史給人類本性交了兩份答卷 Lex 把話題拉到更遠的地方。奴隸制在人類文明裡存在了幾千年，美國這一套算不上新發明。那麼這段歷史究竟教了我們什麼關於人性的東西？ 蘇里的回答可以拆成兩份答卷。悲觀的那份寫得很直白：人類有能力對同類施加巨大的傷害和殘暴，今天的種族滅絕就是證據。只要刺激和激勵對上了，人就能把別人變成奴隸。樂觀的那份同樣有據可查：人類也有能力在有領導和治理的條件下抵制這種衝動，把精力投到對別人有產出的事情上去。 他緊接著強調，後面這一條不會自己發生。 > 我不認為那是自然發生的。這正是領導和制度重要的地方。領導和制度能馴化我們，我們能馴化自己，能讓自己文明化。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不再用"文明化"這個動詞了，但我相信文明化，我相信政府扮演的文明化角色。（傑里米·蘇里） 他提到林肯講過這個，羅斯福也講過。政府在這個意義上的作用，一部分靠教育，一部分靠法律。法律不需要多，但不能沒有。它的功能就是靠獎懲把人往光的那一邊推一點。這套機制一旦撤掉，或者領導人反過來鼓勵人往暗處走，整個社會可以很快滑進一條很深的隧道，速度比多數人想象的快。 Lex 從博弈論角度補了一層。人在叢林裡，行善是要受罰的。極端自私、貪婪、暴力、操縱，在沒有規則的環境裡回報更高。但那不是多數人真正想要的活法。制度的作用，是讓人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對世界好，對別人好，順帶對自己也好。人性裡的那個善意，需要制度來保護和放大。 蘇里說 Lex 剛講的這套，歷史記錄支援得非常強，那是經典的自由主義立場。十九世紀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核心信念就是人可以透過制度被文明化。 ## 這套歷史對今天的用處 蘇里講的主要是一百六十年前的美國。但這場對話裡有幾件東西，今天就能用上。 - 定期檢查自己待的圈子是不是變成了迴音室。別問自己"我開放嗎"，這個問題沒人會答否。換個問法：找一件你所在圈子裡所有人都同意、但你說不清理由的事，試著給它找一個反方的最強論證。找不出來，多半已經被共識裹住了。 - 想改一個組織的規則，先別急著喊。把人從防禦姿態裡拉出來，確認你們站在同一邊，然後只拋一個小問題，讓它自己發酵。蘇里的經驗是，幾個月後它會在對方腦子裡長出來。 - 要說服人，把論點翻譯成故事。資料和道理負責讓人點頭，故事負責讓人行動。林肯做到了，澤連斯基也做到了。 - 把"批評制度"和"否定製度"分開。前者是改良的起點，後者在歷史上成功率極低，而且代價往往由最弱勢的人承擔。真想推倒之前，先算清楚叢林狀態下誰最佔便宜。 - 手裡有權力的人，定期問一句：我現在的判斷，有多少是因為它對，有多少是因為我已經在這套遊戲裡押了注。押注越多越聽不進反調，這是人性，需要主動對沖。 - 看到不公平時，別隻停在憤怒。那十萬多黑人士兵說明，起點被剝奪到極致的人也能爭到自由。真正的變數在組織能力和敘事能力：有沒有人把散落的不滿聚起來，把故事講給更多人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