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妮弗·伯恩斯：米爾頓·弗裡德曼、安·蘭德、經濟學、資本主義與自由 > 歷史學者講述弗裡德曼與安·蘭德的思想軌跡，討論資本主義與自由觀念如何塑造現代美國。 - 原標題：#457 – Jennifer Burns: Milton Friedman, Ayn Rand, Economics, Capitalism, Freedom - 期數：第 457 期 - 釋出日期：2025-01-19 - 嘉賓 / 主題：珍妮弗·伯恩斯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jennifer-burns/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jennifer-burns/ - 精讀字數：約 15525 字（閱讀約 34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1967年12月，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站上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演講的講臺。他要談通脹和失業的關係。當時經濟學界手裡握著一份叫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的東西，用戰後十二年的資料畫出來，關係清楚得讓人放心：通脹上去，失業下來。政策制定者看著它，像看著一份選單，想要多少失業率，就點多少通脹率。 弗裡德曼說這套東西短期也許管用，長期一定崩。原因是通脹會自己長出腿來。工人去商店，看到東西貴了，要求漲工資；企業發現工資漲得太高，僱不起那麼多人，只好裁員。結果是同時拿到高通脹和高失業。他說這種事還沒出現過，但理論上會發生。更狠的是他給了時間表：貨幣供應量從1966年起開始擴張，接下來會有一輪通脹，然後一輪失業，要回到常態，大概二十年。 四年後，滯脹（stagflation）來了。整個1970年代，英美通脹在8%上下晃，偶爾衝破10%，失業率跟著一起飆。1976年他拿諾貝爾經濟學獎。但真正讓他過癮的，是那些最討厭他、最討厭他政治立場的經濟學家，跑著跑著模型，回頭說了一句：弗裡德曼是對的。 這一期播客裡，歷史學家珍妮弗·伯恩斯把弗裡德曼和安·蘭德（Ayn Rand）放在一起講。兩個人都是個人主義者，都用個人作為分析單位，都為資本主義辯護，都被20世紀後半段的美國人當成路標。但他們走向資本主義的路，幾乎是兩條。 ## 一個從公理出發，一個從資料出發 蘭德先建體系，再找世界。她的起點是理性：**理性是人的定義性特徵，所以存在可以被理性認識的客觀現實，所以資本主義是唯一讓理性開花的制度。**她把這套東西叫客觀主義（Objectivism），能單腳站著背出來：認識論上要理性，倫理上要自私，政治上要資本主義。 弗裡德曼反過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做歷史研究和經濟研究，從人們實際怎麼做決定裡撈資料，用資料去檢驗和修正理論，最後落在一個核心價值上：自由。他自己說自由就是他的上帝。他不為資本主義本身辯護，他為資本主義能撐住自由辯護。 > "蘭德是個純粹主義者，她最愛的說法之一是'比你想象的更早'。弗裡德曼不這麼說，他是那種'給我半個麵包也行，先拿到手，再往我真正想去的地方挪'的人。"（珍妮弗·伯恩斯） 這個差別落到人身上會變成兩種性格。蘭德決裂起來毫不留情，朋友不同意她的觀點，關係就可以斷。弗裡德曼也喜歡和觀點相近的人做朋友，但他永遠願意跟對手辯論，而且帶著笑。伯恩斯的觀察是，弗裡德曼靠情緒和愉快贏下很多場辯論，蘭德則常常一遇到不同意見就發火，把辯論輸掉。 伯恩斯研究蘭德的時候，最享受的是看到了她早期的樣子。那時候她還開放一點，後來慢慢關上門，越來越硬。弗裡德曼反過來，晚年居然還留著一扇窗。他去世前大約兩年做過一次訪談，開始對全球化表達懷疑，特別是全球化對美國工人意味著什麼。伯恩斯原本以為這人老了會越來越固執，結果發現他在最後幾年還在想事情。 > "能說出'我錯了'，這是弗裡德曼相信的事。"（珍妮弗·伯恩斯） ## 大蕭條時，他是個還沒定型的學生 弗裡德曼1912年生在紐約，父母是東歐來的猶太移民，一家人沒留在紐約，搬去了新澤西的拉威（Rahway）。父親在他16歲時去世。他上面有三個姐姐，高中成績都比他好，但去上大學的是他。 他進羅格斯大學的時候，本來打算當精算師。數學好，去保險公司算賬，在當時是條挺體面的路。改變他的是兩位導師：一位是亞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和本書作者無親屬關係），跟他一樣是移民出身的猶太青年，正在經濟學界往上走；另一位是霍默·瓊斯（Homer Jones），在芝加哥跟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念過書，勸他去芝加哥。 他去芝加哥的時間是1932年。大蕭條的第三年。 這裡有個背景值得說清楚：**大蕭條完全沒被預測到。**1920年代美國經濟學界的主流是制度經濟學，最拿手的活就是研究商業週期。結果史上最大的那個商業週期砸下來，他們不但沒看見，還解釋不了。芝加哥那批老師手裡剩下的，是一種把貨幣放在中心的經濟學直覺。他們也不確定發生了什麼，但第一眼看向銀行危機：1933年，數千家銀行每週在倒閉，前後可能三分之一的美國銀行沒了，銀行擠兌成片。這是弗裡德曼拿到的第一個印記：大蕭條和銀行系統有關。 第二個印記是，他所有教授都對社會危機極度焦慮，他們想要救濟，現在就要；想要銀行監管，想要金融改革。這完全不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伯恩斯強調這一點，因為很多人把弗裡德曼想象成一個從頭到尾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事實不是。 緊接著，凱恩斯的思想從英國登陸美國。凱恩斯對大蕭條有一套不同的解釋，也更受歡迎。它在美國的化身裡藏著一個前提：資本主義已經被證明有根本缺陷，它繁榮和蕭條的週期會製造社會動盪，必須被馴服、被監管。這個前提成了美國政治的底線，塑造了新政，塑造了民主黨，也部分塑造了共和黨。 弗裡德曼不買。他有種直覺，問題出在錢上。於是他找到了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 ## 一部八百頁的書，和一個被重寫的大蕭條 施瓦茨當時在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還沒拿博士學位。兩個人開始研究美國的貨幣史，這本書寫了十二年。寫到一半，弗裡德曼到處發論文、做演講，說錢很重要，沒人信。他在芝加哥，芝加哥是名校，但他被當成怪人。 1963年，《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出版。八百頁。這本書把美國曆史重新講了一遍，主角是貨幣本身。大部分資料工作是施瓦茨做的，她跑到銀行去說：把你的賬本給我看。然後一列一列地加，金庫裡有多少錢，存款有多少，在市面上流通的有多少。 加到大蕭條那一段，他們發現經濟中可用的貨幣量掉了三分之一。這在某種意義上顯而易見，因為那麼多銀行倒閉，當時又沒有存款保險，銀行一倒，你的存款就沒了；再加上部分準備金制度，銀行可以把存款的九成貸出去。 他們把這個過程叫"大收縮"（the Great Contraction），然後往下追：這是怎麼發生的？誰該負責？答案是美聯儲。這家當時還很年輕的機構，作為最後貸款人，面對一場前所未有的流動性危機，幾乎什麼都沒做。伯恩斯說他們真的挖到了人事層面：1920年代的關鍵人物本傑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已經去世，而紐約聯儲那種見多識廣、知道該慷慨放貸的影響力在下降。掌權的換了一批不太清楚狀況的人，他們奉行的策略叫"高超的無所作為"（masterly inactivity）。 這套解釋的分量在於，**它把大蕭條說成一次制度失敗和政治失敗，而不是資本主義作為系統的失敗。**書一出，原本覺得弗裡德曼是怪人的經濟學家開始說：這兩人摸到東西了。 更長久的影響是，這本書成了美聯儲的操作手冊。2008年金融危機，美聯儲準備好了放貸。2020年新冠，美聯儲做了一堆新動作。沒有哪位美聯儲主席願意成為"弗裡德曼和施瓦茨2.0"裡那個讓經濟熔掉的壞人。 > "具體該做什麼隨系統變化當然變了，但處理經濟危機的劇本就是弗裡德曼和施瓦茨寫的那本。"（珍妮弗·伯恩斯） ## 先把經濟學派的地圖鋪開 要理解弗裡德曼在這場論戰裡的位置，得先知道他在哪條譜系上。 最老的是古典經濟學，亞當·斯密那一代。它不太用數學，更接近政治經濟學，關心國富，關心分配，關心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算好。它有個標誌性的理論：勞動價值論。價值來自投入的勞動，這跟洛克說的"你把勞動摻進自然物裡就形成財產"是同一路。 真正把古典經濟學翻頁的是邊際革命。價值不再看總量，看邊際：你有一個蘋果，想要第二個，從一到二對你值多少錢？大概不少。你有十個蘋果，從十到十一就無所謂了。邊際價值在下降。這件事最重要的是開啟了數學的門，因為邊際關係可以畫成圖。伯恩斯提到一個有意思的學術發現：很多發展邊際主義的人是在拿物理學當模板，把"均衡"這類詞從自然界搬來描述社會。市場會在供需匹配時達到均衡價格。 所以這裡出現了第一條裂縫：一邊認為經濟規律像自然規律，到哪兒都適用；另一邊認為經濟生活是歷史的、演化的，在不同社會里表現不同。德語區的邊際主義者後來長成奧地利學派，跟歷史學派對著幹。 到了20世紀初的美國，這條裂縫對映成兩撥人。用邊際分析但主張維持現狀的，叫新古典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是其中之一，人數很少。主張用國家和社會控制來馴服工業資本主義的，屬於進步主義運動，在學界長成制度經濟學，一度是主流。用最簡單的話說：新古典那邊要更少的政府幹預，制度學派那邊要更多。 然後是凱恩斯。凱恩斯本人是新古典傳統訓練出來的，是個極有意思的人：他參加了一戰後的凡爾賽和談，回來就說這份和約太報復性，會引發下一場由德國引起的戰爭。大蕭條來的時候，他做了一件事：推翻新古典關於市場會自然回升的機制。舊理論說，經濟下行時價格跌、工資跌，跌到某個程度，企業會發現僱人便宜、進貨便宜，重新進場，繁榮就回來了。凱恩斯說，未必。工人階級現在更有力量，不會一路把工資壓到地板上；企業主可能因為恐慌不肯投資；人可能選擇抱著現金不動。結果就是卡在一個壞均衡裡出不來。這時候政府必須出手，直接投錢；他的學生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補上乘數效應，政府花一塊錢，會在經濟裡擴散出更多。 於是經濟學的中心從銀行和金融系統，挪到了聯邦預算和財政政策。這就是財政革命，也是凱恩斯主義的實質。伯恩斯講了個好玩的故事：凱恩斯本人到華盛頓赴宴，回來跟倫敦的朋友說，今天挺有意思，我是現場唯一的非凱恩斯主義者。 > "保羅·薩繆爾森說，凱恩斯主義像一場南海病毒，所有年輕經濟學家立刻中招，五十歲以上的人一個都沒得，因為他們的腦子已經定型了。"（珍妮弗·伯恩斯） 弗裡德曼和凱恩斯有一處奇怪的默契。荷蘭經濟學家揚·丁伯根（Jan Tinbergen）出了兩卷用數學做經濟學的書，第一卷凱恩斯寫書評批，第二卷弗裡德曼寫書評批。兩人在同一件事上站同一隊，只是後來走了完全不同的路。 數學進入經濟學還有一個務實的推手：你帶著模型和數字去華盛頓，看起來更有權威。伯恩斯說得很直白，數字變成了一種專業身份的象徵。 ## 貨幣主義：讓錢重新變成主角 二戰後的美國經濟學教科書裡，"錢"這個詞出現的頻率急劇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稅收""預算"。學界把視線從貨幣挪開了。弗裡德曼是少數堅持說錢仍然重要的人。 他和施瓦茨建起"貨幣總量"（monetary aggregates）這套東西。要理解它，得先回到那個年代：沒有信用卡，買旅行支票是件大事，股票市場很小，沒有共同基金。貨幣體系簡單得很。他們主要看M1和M2，最愛用的是M2。儲蓄賬戶裡的錢能生息，一般被認為不流通；支票賬戶裡的錢當時法律上不許生息，被認為在流通。 貨幣主義的硬核，是重提一個老掉牙的數量理論：價格水平和流通中的貨幣量相關。錢多了價格漲，錢少了價格跌。弗裡德曼的貢獻是堅持說這條基本關係在高度的工業經濟裡依然成立，而這正是當時很多人開始懷疑的。 由此推出政策主張：讓貨幣供應量按一個穩定速率增長。早期他甚至只寫"K%"，不給具體數字。數字不重要，重要的是穩定性。因為只要增長速率穩定，它就會退到背景裡去，人們做經濟決策時依據基本面，而不是對沖通脹或者對沖通縮。 > "貨幣政策有一種悖論：做對了你看不見，做錯了它能從根子上把一切攪亂，能造出大蕭條，也能造出虛假繁榮。"（珍妮弗·伯恩斯） 1964年，弗裡德曼公開支援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競選總統。戈德華特當時極不受歡迎，尤其在他生活的那些高知圈子裡，弗裡德曼因此成了邊緣人。這個政治標籤反過來傷了他的學說：人們覺得接受貨幣主義就得接受他的政治，於是更不願意碰。 但他同時開始在《新聞週刊》寫專欄，媒體發現這人聰明、能說、上節目好看，他的公共形象快速上升，正好和貨幣主義往上走同步。 ## 資本主義憑什麼道德 回到我們開頭說的那條線：弗裡德曼怎麼給資本主義找道德理由。 奈特的答案是從不確定性來的。利潤來自企業家職能，來自承擔風險。你面對不確定做出行動，就該被回報，這既解釋了資本主義為什麼有效，也解釋了它為什麼能把責任分配到社會主義做不到的地方。奈特本人不是資本主義的吹鼓手，他是個悲觀的人，怕資本主義要垮，怕社會主義或者法西斯接盤。 弗裡德曼一度想用另一條更順的路辯護：在資本主義下，你付出努力就有回報，所以人們得到的是他們應得的。他自己把這個想法按下去了。人人出生時的稟賦差太遠，運氣佔的比重太大，有些人生在好位置，有些人不是。他還說，他對這個說法有一種反應，最後他管它叫"審美反應"：這麼說就是不對勁。 於是他轉向自由。**資本主義不能作為倫理核心，市場的紀律也不能，核心必須是個人自由；資本主義之所以值得要，是因為它讓個人自由成為可能。**他還處理了不平等：在他所處的年代，宏觀資料顯示收入在收斂；從歷史看，一個國家從封建農業社會轉向市場經濟，收入會先收斂。他把不平等看成一個可以用具體政策處理的問題，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特徵。 後來他對自由的理解分了層。 最早他特別推經濟自由。他說的經濟自由，是你能留下自己掙的東西，能決定自己的生意，能決定自己做什麼工作。從這裡推出來他反對最低工資：他相信你該有自由接受一份你自己認為可以接受的工資；也推出來他主張對安全之類的監管要極少，因為如果你做了不安全的產品，它賣不出去，這本身就是激勵。 智利給了他一次教訓。皮諾切特（Pinochet）的軍政府開始引入經濟自由，但沒有政治自由。弗裡德曼當時相信兩件事最終會走到一起，他跟皮諾切特說，你有了經濟自由，早晚會有政治自由。皮諾切特的回應大意是：行吧，我不太關心這個，我想知道通脹怎麼辦。弗裡德曼離開智利後被猛烈攻擊，被說成支援那個政權。他意識到自己談經濟自由談得太多，談政治自由談得太少，因為他從美國語境出來，把政治自由當成了預設存在的東西。此後他改口：沒有政治自由，你最終保不住經濟自由。 晚年他看亞洲四小龍，看到一種新情況：市場經濟執行得很好，沒有選舉意義上的政治自由，但也沒有斯塔西，沒有克格勃，不會因為言論把人抓走。於是他補出第三種自由：公民自由（civic freedom）。伯恩斯說這個補充不算完整理論，但它說明弗裡德曼在臨死前還在困惑一件事：那些使用市場配置資源、卻不給人類似自由的社會系統，到底怎麼歸類。 他一直相信中國會民主化。部分原因是智利民主化了，皮諾切特最終被選下去，國家變成繁榮的民主資本主義。他以為中國會走同一條路。他沒活到看見今天。 ## 最低工資和最低收入，為什麼一個人可以同時反對前者支援後者 反對最低工資，同時主張給所有人一個收入底線，這兩件事在弗裡德曼那裡不矛盾。 伯恩斯在檔案裡找到一篇1938年的論文，弗裡德曼在裡面主張我們今天會叫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東西。他的邏輯是：我們是發達社會，我們按自己的道德和倫理決定了不能讓人餓死，問題只是怎麼做到。他得到的結論是給每個人一個底。收入高的人拿不到，收入低的人拿一點，沒收入的人拿到夠用的。早期他主張按買食物需要多少錢來定，因為營養和食品價格是可以客觀算出來的。 在他看來，這符合自由主義政體，因為它不干預價格體系，不干預經濟關係，也不需要一套官僚機構來稽核資格，不需要你屬於某個受保護群體才能領，你就是這個公民共同體的一員。 最低工資在他看來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給非熟練勞動力定價，把這些人擠出市場。一個非熟練工人能提供的東西，就是願意拿很低的工資幹活。你把最低工資定高了，企業就不僱人，或者乾脆上自助結賬機。伯恩斯指出這是場還在打的辯論，存在某個水平的最低工資不會造成這種反向效果，反而能讓人們手裡有更多錢花，從而帶動經濟。 最低收入那套東西最後沒成。原因很有意思：它太個人主義了。美國社會政策習慣先認定"這群人值得"，再發錢。士兵、退伍軍人值得，撫養孩子的母親值得，其他人你最好出去工作。弗裡德曼的方案沒有這個判斷層，人人都拿。它在1960年代一度很受關注，最後不了了之。但它的一個變體落地了，就是勞動所得稅抵免（EITC），政策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它很成功，做到了它該做的，成本也不高。 > "這個政策非常抽象，非常沒有判斷，純粹、優美，也完全不切實際。"（珍妮弗·伯恩斯） 新冠期間的現金髮放，走的其實就是這個模型：快，直接，給人錢，讓他們自己花。 ## 尼克松、佈雷頓森林和一次悄悄發生的貨幣革命 弗裡德曼影響力的一次經典展示，發生在尼克松政府內部，而且大部分是幕後。 背景是佈雷頓森林體系。二戰後西方工業國約定按政府設定的固定比例兌換貨幣，同時各國可以拿手裡的美元來美國換黃金，因為美國實行一種改良版金本位。弗裡德曼主張的是浮動匯率：讓貨幣在公開市場上交易、波動，價格說了算，而不是上面設計出來的行政政策說了算。 他看準了佈雷頓森林的不穩定性。美元印得越來越多，越來越不值錢。歐洲國家如果繼續拿本幣換美元，就是把通脹進口到自己家裡，於是它們開始要求換黃金。這叫黃金外流，美國黃金儲備逐漸見底。 1968年尼克松上臺，弗裡德曼給他遞了份備忘錄，說這事是個化膿的傷口，必須立刻切開，否則會炸。尼克松把備忘錄歸檔了。他喜歡讓人以為自己在聽弗裡德曼的智慧，但並不打算真聽。 後來財政部意識到黃金要沒了，所有人跑去戴維營，尼克松決定停止用貨幣兌換黃金，這叫關上黃金視窗。同一場會上他還決定搞價格管制，起名叫"新經濟政策"，這個名稱無意中呼應了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名字和政策都有問題。弗裡德曼對價格管制暴怒，但對關黃金視窗這件事，他的反應是：太好了，乾脆一步走到浮動匯率。 這在財政部內部是異端。但弗裡德曼當時和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關係很近，舒爾茨是高層任命官員，後來成了財政部長。弗裡德曼不斷向他輸送關於浮動匯率的想法，舒爾茨做的事是不做任何宏大宣告，讓佈雷頓森林自己慢慢消散。世界就這麼滑進了一個價格不斷變動的貨幣體系。伯恩斯說，如果當時在舒爾茨耳邊的是另一位經濟學家，告訴他災難在即必須回到佈雷頓森林，美國政府可能會更用力地去救。這件事本身就是弗裡德曼影響力的一個度量。 順帶說，佈雷頓森林垮掉還鬆開了資本流動的管制。以前資本進出一個國家要登記，不能隨便投資，這些規矩一破，全球化的前奏就響了。 ## 里根、沃爾克和"你要現在做，1984年就見效" 弗裡德曼和自己的老導師亞瑟·伯恩斯之間，有一段痛苦的通訊。亞瑟·伯恩斯後來當了美聯儲主席，在弗裡德曼看來，他對通脹沒有一套紮實的理論，弗裡德曼越推他，他越像是故意反著來，貨幣政策放得很鬆。整個1970年代通脹高企。卡特任期的失敗裡，外交佔一部分，沒能制服通脹也佔一部分。 然後里根來了。里根愛弗裡德曼，弗裡德曼愛裡根。里根政府設了一個經濟顧問委員會，弗裡德曼在裡面，他已經退休，但里根真聽他的。 他給里根灌的是這套理論：通脹是貨幣現象，是壞政策造成的；通脹有加速的動力；唯一結束它的方式是明確訊號，表明政府政策變了；過程會痛苦一陣，然後你會走到穩定的價格那一側。 執行者是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沃爾克受弗裡德曼影響，接受他的大圖景，甚至試過他的具體技術，也就是盯住貨幣總量。試了一年多，發現因為通脹和隨之而來的金融去監管，貨幣總量已經不是弗裡德曼說的那個樣子了。真正起作用的是讓利率高到超過通脹，高到普通人和金融市場都相信：他們是認真的。利率一度超過20%，建築業失業率高達25%。 這個過程裡，弗裡德曼在里根耳邊說：這是對的事，別動搖。他還非常務實地說了一句：你得現在做，你有四年任期，在頭兩年做掉，到1984年競選連任時局面已經轉好，你會從中受益。事情就是這麼發生的。伯恩斯補了一句耐人尋味的細節：弗裡德曼從不肯把功勞給沃爾克，但他把功勞給了里根，而他自己在防止里根動搖這件事上的貢獻，其實相當大。 這段歷史教給後來的一件事是"可信度"。福特說過"現在就打敗通脹"，好幾位總統都說過，說到大家都麻木了。等到貨幣政策失去可信度，要拿回來代價驚人。 ## 加密貨幣：他會看到用例，不會買那套意識形態 1992年有段影片，弗裡德曼在講支付最終會電子化，很多人拿它說弗裡德曼預言了加密貨幣。伯恩斯的態度是：他確實看出計算機和貨幣會走到一起，他大概會認為加密貨幣有它的用例，但他不會買那套更強的意識形態版本，也就是我們將來會有一大堆互相競爭的貨幣，或者是分散式貨幣，或者是無國家的貨幣。 他針對的正是哈耶克的《貨幣的非國家化》。弗裡德曼的回應有兩層。第一，就算你設計出多種競爭貨幣，社會最終會收斂到一種，因為人只想要一種自己認得、自己放心的貨幣，即便在某些地方存在多種選擇，實際使用也非常少。第二，國家總會進來。他說理論上不必如此，我可以給你畫個模型，告訴你沒有國家怎麼運作；但現實中，從古到今，國家最終都會介入貨幣供應，因為貨幣對太多人、太多事有連帶影響。 他還強調，貨幣體系的變更只會發生在巨大的危機之中。你看那些國家控制不好貨幣的地方，人們才會更多地轉向加密。而一旦哪個國家把貨幣搞得極其糟糕，政治壓力會大到讓政府垮臺、被替代。惡性通脹從來持續不了太久，因為它太讓人痛苦。 ## 七號房間和一家人之間的數字辯論法 弗裡德曼在芝加哥的第三、第四年，跟一群朋友佔了地下室一間舊儲藏室，那是他們的辯論據點，伯恩斯叫它"七號房間幫"。這個世界的引力中心是弗蘭克·奈特：一個魅力型領袖，一群門徒圍著他。奈特說一句，又說一句相反的話，寫作裡充滿限定和反諷，學生得伸手去抓，抓回來再一起拼成一個整體。 關鍵還有一層：這群人有個共同感覺，他們抓到的東西是整個經濟學界已經忘掉或者拒絕的東西。這種使命感，讓學術教育和另一種平行教育同時發生。伯恩斯找到過弗裡德曼從非經濟學課程帶出來的書單，上面寫著不同書的價錢，比如約翰·斯圖爾特·穆勒《論自由》旁邊標著五毛。他給自己排了一份平行課程，讀政治自由主義傳統，然後跟朋友一起把這些想法講透。這群人散了十年，後來又一個個回到芝加哥：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被聘來了，亞倫·迪雷克託（Aaron Director）是他妻子的哥哥，也在芝加哥。弗裡德曼後來成了奈特的同事。 這段關係裡有個弗洛伊德式的細節：弗裡德曼最早發表的統計學論文之一，是反駁奈特的。奈特關於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看法是，風險可以計算，不確定性你抓不住，它是黑天鵝。弗裡德曼寫了篇統計論文說：我能把不確定性畫到圖上。 還有一個更好玩的東西：弗裡德曼一家有一套用數字承認錯誤的系統。一號是"你是對的"，二號是"你是對的，我錯了"。這套編碼的來源之一是效率，另一部分是他們很清楚地意識到，用數字是提醒聽的人：說出"我錯了"這三個字很難。你是在召喚對方的同理心，同時也在提醒他，我們是一家人，有共同的暗號。 > "承認自己錯了，現在居然帶上了溫暖的模糊感。"（萊克斯·弗裡德曼） 伯恩斯認為這是他們家庭生活裡一個很妙的發明。人際摩擦有很大一部分可以歸結為一件事：人做不到快速、頻繁、自然地承認自己錯了。 ## 被檔案藏起來的另一半 弗裡德曼的工作方式是以社交為底的。在芝加哥教課的半年，他是高壓的、對抗式的、逼著學生繃緊神經的；有人愛這種風格，有人被壓到說不出來話。夏天他跑去新罕布什爾或者佛蒙特，與邊界很近的地方，兩處房子，一間獨立的工作室，白天深潛，晚上朋友開車過來，在他家裡爭論到深夜。他的朋友大多是經濟學家，都住在達特茅斯圖書館車程範圍內，方便借書。 他每年會去紐約見安娜·施瓦茨，那段合作維持了十二年。電話貴，他們通訊很多，然後一年兩次在往返芝加哥的路上做深度對齊。 還有羅斯·弗裡德曼（Rose Friedman）。伯恩斯強調這位女性在他成就裡的位置被嚴重低估。她參與了消費函式理論的早期階段，但為了結婚生子放棄了學位，因為在她生活的世界裡沒有同時成為經濟學家的路徑。她推動了《新聞週刊》專欄，推動了《自由選擇》，而《資本主義與自由》那本書基本是她把弗裡德曼零散的筆記整理成書的。 伯恩斯說她留下的話很少，她自己整理了弗裡德曼的檔案，又把自己從裡面拿掉了，所以研究者很難在文獻裡找到她真實的聲音。羅斯說過一句讓人難受的話：嫁給米爾頓的時候，我失去了一半的對話；大衛出生後，另一半也失去了。 伯恩斯的判斷是：**如果把安娜·施瓦茨、羅斯·弗裡德曼和另外那些與他合作的女性拿掉，弗裡德曼的學術簡歷會薄很多。** ## 安·蘭德：用小說寫出來的倫理學 伯恩斯寫過蘭德的傳記，她給了蘭德一個很精準的定位：蘭德是小說家，是哲學家，但她幾乎是在神話學的頻道里工作，在心理學的頻道里工作。她創造人物，人們在這些人物身上認出自己，認出自己經歷過的經驗，這是她的東西扎得那麼深的原因之一。 伯恩斯讀完了所有寫給蘭德的粉絲來信。有人說讀了《源泉》（The Fountainhead），現在我要離婚了。有人對伯恩斯說，是安·蘭德讓我去讀醫學院的，在那之前我根本沒想到我可以當醫生。 弗裡德曼收不到這種信。 > "蘭德自認理性，認為理性就是她在做的事，但她實際上同時在做一種神話詩學的、心理學的工作。"（珍妮弗·伯恩斯） 弗裡德曼當然也借用美國神話：鍍金時代、邊疆神話、移民個人、拓荒者。但他不是這些神話的創造者，他演奏的是一首已經存在的曲子。蘭德不一樣，她伸手進人的心理，然後把那種情緒和心理體驗，焊接到一個智識世界和一個政治世界上。這是她的力量來源。 她的客觀主義可以一句話背出來：認識論上理性，倫理上自私，政治上資本主義。她還借了尼采的路子，要重估價值、重寫道德譜系：西方文化收斂到"利他主義是善"這個想法，這個想法把我們帶向共產主義，把個體貶低給集體。所以需要一套新道德，把自私提起來，把個體提起來，把被告知是壞的東西重新說成是價值。 伯恩斯說，這是野心最大的智識工程之一，也正是這一點把人吸進來。但她也指出，蘭德在逆著人類道德和倫理演化的方向飛，她一個人改不過來。 還有用詞的問題。她堅持用"自私"這個詞，哪怕身邊最親近的學生納撒尼爾·布蘭登（Nathaniel Branden）求她換個詞。她有一部分就是喜歡這個詞，她想挑釁，想讓你不安，她不想放棄這個效果。 ## "誰會阻止我" 《源泉》講一個掙扎中的建築師霍華德·洛克。伯恩斯說它的資訊其實是"忠於你自己"的一個版本。洛克的設計太前衛，沒人欣賞，他繼續做他想做的，只盯著自己的視野和自己的天才。 弗裡德曼在訪談裡提到其中一個場景：建築學院的院長把洛克叫來，以為他會求第二次機會。院長說，你的作品違背了我們試圖教你的一切原則，違背所有既定的藝術先例和傳統，你是認真的嗎？洛克說，是。院長問，我親愛的朋友，誰會讓你建？洛克回答： > "這不是重點。重點是，誰會阻止我？"（霍華德·洛克） 伯恩斯補充，這個味道帶著一點"別惹德州"的氣質，所以任何覺得自己在對抗當權者的人都會共鳴。她也提到另一句她以為弗裡德曼會引的臺詞：我不繼承任何傳統，我站在一個傳統的開端。她認為蘭德寫這句時想的是自己。 這本書1943年出版，蘭德的編輯讀完說這書太好了，他老闆說不行，編輯說你不接這書我就辭職。書最後靠口碑變成暢銷書，沒有廣告，只有一篇好評，人們互相告訴對方這書多好，印一版賣光一版，然後被拍成電影。 它的時機很特別：美國正在打二戰，全國在做一場巨大的集體事業，人在為集體做各種犧牲，同時去讀一個完全不肯妥協的人的故事。伯恩斯說，這種悖論式的吸引力，就讓被徵召睡在遠洋客輪上的人讀著《源泉》，感覺自己好一點。 還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源泉》在印度極受歡迎。伯恩斯問過當地人，回答大概是，這本書像一股新鮮空氣吹進一個非常傳統、非常從眾的文化，人們抓住它，喜歡它，它給了他們想要的那種自由和可能性的感覺。 ## 蘭德的性別觀是一團亂麻 蘭德有一個客觀主義版本的性理論，伯恩斯認為這是整套客觀主義裡最不令人信服的部分。它的說法是：你的性慾望表達的是你最高的價值，而這些價值在某種程度上與你的理性相關。所以她認為自己對布蘭登的吸引、布蘭登對她的吸引，是他們最高價值的函式。布蘭登把這套東西吸收得太深，以至於後來他被一個沒什麼成就但很漂亮的女人吸引時，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自我譴責，覺得自己不夠客觀主義。 蘭德的性別政治更亂。她出生在俄國，原名阿麗莎·羅森鮑姆（Alisa Rosenbaum），從一開始就是人群裡突出的人，從來沒真正融入過。按傳統標準她不算美，為體重苦惱，不認為自己有一張好看的臉。她極其獨立，完全不符合傳統女性的任何指標。她跟一個很英俊但很被動的男人在一起，卻在所有小說裡寫強悍的男性英雄。伯恩斯說這裡有明顯的投射：她真實生活裡的男人不是那種強悍英雄，而她筆下的英雄，她大概跟他們同處一室一分鐘就會吵起來。 她後來發展出一套男女理論：女人應該崇拜她的男人，女人的真正表達就是崇拜她身邊的男人。這跟她自己過的生活毫無關係。伯恩斯把它理解為一種補償性理論：因為她無法符合當時的性別規範，於是用一種極強的、幾乎扭曲誇張的方式把它們說出來。 至於《源泉》裡那場強姦戲，伯恩斯更傾向於從文學型別去讀。蘭德是編劇，是電影的消費者，那場戲在言情型別裡是正規化：男主強姦女主，然後他們相愛。放到那個年代的通俗言情小說裡，這是標準橋段。它也是它當時吸引力的一大來源。有個討厭蘭德的女性主義者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想寫文章痛罵這場戲，從圖書館借了這本書，書直接翻到那一頁，因為太多人翻過那裡。 伯恩斯順帶提到蘭德和尼采的一點相似：都對女性有強烈看法，而私人生活裡這件事也都不太順。對這些人物關於兩性權力關係的分析，也許得帶著一點笑意去看。 至於蘭德算不算女性主義者，伯恩斯說她幾乎是反女性主義的。有人問她女性該不該當總統，她說女人不該當總統，因為當了總統就無法仰望任何男人，於是靈魂會腐壞，不適合作領袖。伯恩斯說這段話完全說不通。但另一方面，蘭德本人過著個人主義的生活，把性別規範放到一邊，她是20世紀最強的智識之一。伯恩斯的分辨是：她活出了這些理想，卻沒有把它當作對其他女性的貢獻，也沒有要改變社會對女性的看法，她沒有那種集體層面的女性認同。 還有更難處理的部分：她的作品裡有很多同性戀的暗湧主題，很多男同性戀被她吸引，而她會公開說同性戀是骯髒的、糟糕的人，會因為別人是同性戀而譴責他。伯恩斯的態度是想盡量寬容一點：想想她成長的文化給她的巨大壓力，那些加在她身上的期待，以及她完全無法滿足它們的處境，最後變成一套非常扭曲的理想。這種無力大概痛苦到無法自省，於是她只能用理性化的方式繞過去，繞出來的就是那些奇怪的理論。 ## 為什麼她不在那些"偉大思想家"名單上 伯恩斯被問到過這個問題：那些20世紀偉大思想家名單裡，有西蒙娜·德·波伏娃，有漢娜·阿倫特，但很少有蘭德。她的回答是一串原因。很多人深深厭惡蘭德，厭惡她的想法，覺得不深刻，因為她的想法和其他對人的理解、對社會的理解是脫節的。另一部分讀者會覺得這些想法極有挑釁性、極深，因為她什麼都不當真，她把一切翻過來，逼你真的去想。但對她的批評者來說，這些想法很荒謬，你怎麼能提出這種主張。 還有一層：她不把自己編織進一個知識共同體。你看得出來波伏娃影響了誰，阿倫特在和誰對話，蘭德沒有這種自然的網路。伯恩斯說自己那本書是最早認真把蘭德當成美國歷史人物來對待的作品之一，去指出她連線了誰、影響了誰，為此收到不少反彈，現在人們更開放一些了。 再一層，她是個在"系統已死的時代"做宏大系統的人。伯恩斯有個很漂亮的說法：她幾乎是在造一個反向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寫於1848年，不是20世紀中期的思想家。 ## 觀念怎麼落地：一個從上往下，一個從下往上 伯恩斯做觀念史，最關心兩件事。一是觀念怎麼從書本、從精英空間走到大眾層面，路上被扭曲成什麼樣。二是人在後基督教、世俗化的時代怎麼找意義。 她說蘭德和弗裡德曼都在提供這種替代物。客觀主義像一種準理性的宗教；人們把經濟學當成一套可以信奉的世界理論。兩個人傳播的路徑卻不一樣。 蘭德是自下而上。人們在書裡遇到這個想法，被擊穿，或者根本沒意識到自己在吸收，之後開始覺得，也許我沒那麼喜歡羅斯福了，也許我該重新看看戈德華特。一群人開始自稱客觀主義者，聚在一起讀蘭德，這是自發的，沒有資金支援，沒人策劃。 弗裡德曼是自上而下。你清楚知道自己在接受一套東西，你被定位在一個精英的經濟學話語裡，你交錢、上課、拿文憑。 然後觀念撞上事件。弗裡德曼的想法如果沒有1970年代的滯脹那一擊，走不了那麼遠。蘭德的想法在冷戰美國燒起來，那是個社會高度從眾的時代：人們開始為大公司工作，被編入龐大的軍隊，美國走上世界舞臺，一切都變大了，那麼作為一個個體意味著什麼？這就是蘭德的問題被聽見的地方。 伯恩斯還講了一個對比。共產主義在它最純粹的形式裡，幾乎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意識形態：一套關於歷史怎麼走、事情應該怎樣的分析。漢娜·阿倫特對它的分析最鋒利，把它歸為邏輯的意識形態，邏輯不可阻擋地通向它的結論，然後經驗冒出來，經驗不一樣。而一個理性的教派撞上經驗時會做什麼？它會試著把經驗掰彎，掰到服從自己的意志。伯恩斯說，這就是共產主義被寫大的那個故事。 那它為什麼會燒起來？因為那是一個更道德的世界的夢，平等的夢，弱者反抗強者的夢。法西斯主義在她看來是釋放了人身上更黑暗、更原始的東西，它提供的是一種許可結構：那些平時被約束、被壓住的衝動，在法西斯政權裡得到許可可以放出來。 弗裡德曼提議過一個更刺激的框架，問觀念是被人擁有，還是觀念擁有我們。伯恩斯引了凱恩斯那句名言，大意是大多數人是某個已死經濟學家的奴隸。她說原創的想法極難，你出生在一些思考、存在、認知的傳統裡，大多數人永遠不會質問它們，也永遠不會意識到它們的存在。所以她做觀念史的工作之一，就是讓人意識到自己身上帶著一張地圖，這張地圖在用某種方式給自己定位。你可以訓練自己變成一個自主的觀念消費者，但平均而言，大多數人不是，這也沒什麼問題，他們想做別的事。 ## 從德里達到 Tumblr 伯恩斯說自己下一本書想寫後現代主義，理由很有意思。她發現這套東西走了和弗裡德曼、蘭德一樣的路。讀原版後現代理論很痛苦，她逼學生讀德里達，學生受罪。可是它終究滲進了一種大眾形態裡。伯恩斯問：從德里達到 Tumblr 是怎麼發生的？然後她意識到，這正是觀念的高純形態走向大眾形態的通道，跟從弗裡德曼的經濟學理論走到 YouTube 上的《自由選擇》是同一個通道。 她還看到一個更驚人的結構對應。客觀主義是一群自認個人主義的人，最後深深從眾於一個魅力領袖的指令；後現代主義一開始要打散二元對立，要流動，要越界，要擾亂二元，而它在流行形態裡反過來重新刻下一堆二元：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成了你戴上就能理解世界的正規化眼鏡。 她說這兩套東西在動力學上非常相似，都涉及一個觀念從純粹形態變成流行形態的過程，以及它如何被政治化、被動員。而她覺得背後那一層，是人類對意義的渴望，和傳統供給意義的方式在這個時代不夠用。 ## 翻檔案的感覺，和教學生怎麼讀 伯恩斯說自己喜歡去檔案館，在那裡她感到和亡者有了某種相通。她跟博士生說，這件事必須能讓你早上願意起床，因為讀博到某個階段，你無處可去，無處可待，你只能是出於對研究物件本身的好奇才起來。寫蘭德的時候，她有一種真實的發現感：我想知道這個女人，我想知道她在這個位置上意味著什麼，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做研究。 她的方法有個順序：先讀他們本人的主要著作，儘量不帶別人的評價，保留自己第一手經驗。然後進檔案，看他們在跟誰通訊，誰在給他們寫信。蘭德研究從她到美國開始，從她出版第一本書開始，看她收到什麼信、寫回什麼信，從這裡翻出一個正在成型的新保守主義世界。攢夠了，就是一"章"。書出版之後，她的生活變成什麼樣，再去找下一段材料。高層次的結構是預設的，內容是從檔案裡長出來的。 她還講了一個只有同時做研究又上課的人才會有的頓悟。她知道蘭德在時代華納兄弟那裡參與過一場勞工行動，但透過教學，她意識到那是全國性罷工浪潮的一部分。這直接改變了《阿特拉斯聳聳肩》的起源故事：蘭德看著當時的勞工行動，原本想的書名是《罷工》（The Strike）。她是在實時回應1940年代中期的美國。 談到教學，伯恩斯說老派那種支配式的講法今天行不通，學生也不會買。她的方法是把自己最大的東西拿出來：熱情。看這些想法多有意思。她儘量把自己的觀點留在外面，儘量給每個思想家一個最公正的呈現；如果確實被某個人冒犯到，她會在講座結束時加一句旁白，說我覺得這個讓人不適，這告訴我一些關於我自己的事。上課時她們會一起讀文字，她問學生：你在這裡看到了什麼，什麼讓你停下來？她教的是一種集體閱讀的能力，一種集體專注的能力，而她覺得這兩樣本領眼下都在退化。 她還會做和弗裡德曼一樣的事：讓學生給自己排一份平行課程。 至於讀你不同意的想法，她的建議是：不必期望被照亮，不必期望同意，可以很臨床地去看。她自己讀蘭德不會生氣，只會想"哦，你又來了"，或者"這要出事了"。再就是找幽默：這些人歸根到底也是人，他們的想法被拋光打磨得足夠久，久到一百年後我們還想讀他們。 ## 寫給你的可操作建議 如果你從這期三小時半的對話裡只想帶走幾件能動手做的事，可以從這裡開始。 - 挑一個你不同意的思想家，讀他本人的原著而不是別人的轉述，讀的時候不帶期待，也別指望被照亮。用"這要出事了"的心態去讀，比用"我要被說服"的心態更容易讀得深。 - 給自己排一份平行課程。弗裡德曼從非經濟學課程的書單上抄下書名和價格，一本本自己讀。找一份和你專業無關的書單，標上你想讀的順序。 - 在家裡或者團隊裡發明一個承認錯誤的快捷編碼。口頭說"我錯了"很難，用一個約定的詞或者數字，讓承認錯誤變得順滑。這個小裝置對關係質量的影響，比大多數溝通技巧課都大。 - 選一個你天天在用的東西，問一次它最底層的機制是什麼。弗裡德曼問的是錢怎麼在整體經濟裡流動，施瓦茨做的是把銀行賬本一列一列加總。深的東西往往藏在最笨的加法裡。 - 在你判斷一個政策或者一個產品之前，先分清它是在改變價格訊號，還是在價格體系外面給人發錢。前者干擾資訊，後者不干擾。這個區分能解釋弗裡德曼為什麼同時反對最低工資和支援最低收入，也能幫你拆開今天很多政策爭論。 - 讀一本你所在領域二十年前的書。弗裡德曼回到一個幾乎被遺忘的數量理論，從中做出了一次預測。很多被扔掉的老想法，只是當時沒有合適的工具。 - 給自己留出六個月的深潛期，再留出六個月的爭論期。弗裡德曼的節奏是半年講課和別人吵，半年去佛蒙特一間獨立工作室裡獨自工作，晚上讓朋友開車來吵到深夜。兩種狀態都需要，但不要混在一起。 - 找一件你正在努力的事，然後用弗裡德曼給里根的那條建議做決策：把最痛的那一步放在任期或專案週期的頭兩年做完，讓收益在需要交成績的時候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