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傑伊·巴塔查里亞：反對封鎖的理由 > 流行病學家巴塔查里亞陳述對疫情封鎖措施的質疑，討論代價權衡與科學爭論的邊界。 - 原標題：#254 – Jay Bhattacharya: The Case Against Lockdowns - 期數：第 254 期 - 釋出日期：2022-01-04 - 嘉賓 / 主題：傑伊·巴塔查里亞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jay-bhattacharya/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jay-bhattacharya/ - 精讀字數：約 7555 字（閱讀約 17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2020 年 10 月，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給安東尼·福奇發了一封郵件。郵件裡寫著“這三位邊緣流行病學家”提出的方案，需要一次“快速且毀滅性的發表打擊”。他說的三個人，是斯坦福大學醫學教授傑伊·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馬丁·庫爾多夫（Martin Kulldorff）和牛津大學理論流行病學教授蘇內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他們合寫的那份檔案叫《大巴靈頓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不到一頁紙，主張只有一條：把資源集中用於保護高危人群，其餘人正常生活。 這封郵件後來透過資訊公開法案曝光。巴塔查里亞看到後說了一句話：“我猜過會有類似的郵件往來，只是沒想到出自柯林斯本人。” 這期播客裡，他跟萊克斯·弗裡德曼聊了將近三個小時。涉及的資料、邏輯和判斷，值得一條一條拆開看。 ## 血清陽性率研究提供了一個關鍵分母 要談新冠的致死率，先得知道有多少人真正感染過。只數報告病例會嚴重低估分母，因為大量輕症和無症狀感染者根本沒走進檢測系統。 巴塔查里亞是 2020 年 3 月最早做血清陽性率調查的科學家之一。他參與的三個研究分別在聖克拉拉縣、洛杉磯縣和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LB）展開。方法是用抗體檢測試劑盒，在社群人群中抽樣，看血液裡有沒有新冠抗體。 他們用的試劑盒來自一位在 MLB 工作的人，2020 年 3 月就提前訂購了。檢測的假陽性率約 0.5%，假陰性率約 10% 到 12%。假陽性率是關鍵，因為當時人群感染率很低，哪怕一點點假陽性都會讓結果失真。他們用公式做了校正。 校正之後，聖克拉拉縣和洛杉磯縣 2020 年 4 月的社群人群感染致死率（IFR）都落在 0.2% 左右。同時他們還發現，每一個報告病例背後，大約對應 40 到 50 個實際感染。洛杉磯縣和聖克拉拉縣都是這個數量級。 這 40 到 50 倍的差距比 0.2% 的致死率更關鍵。換句話說，病毒已經擴散到無法用檢測和追蹤清零的程度。任何指望“把病毒壓制到零”的政策，從資料上看都已經來不及了。 ## 年齡是唯一重要的風險分層變數 巴塔查里亞給了一個非常具體的經驗法則。50 歲人群的感染致死率約 0.2%，意味著 99.8% 的存活率。每增加 7 歲，風險翻倍：57 歲 0.4%，64 歲 0.8%，依此類推。每減少 7 歲，風險減半。如果患有嚴重的慢性病，比如糖尿病或重度肥胖，相當於在年齡上多加 7 歲。 這個梯度呈指數級上翹，越往高齡越陡。70 歲以上感染致死率約 5%，70 歲以下約 0.05%。兩者差了一百倍。80 歲以上更高。他說這條曲線上找不到清晰的切點，整條線是在持續變陡。 斯坦福的同事約翰·約安尼迪斯（John Ioannidis）後來做了 100 多項血清陽性率研究的薈萃分析。全球中位感染致死率約為 0.15%。巴塔查里亞自己的兩個縣研究給出的是 0.2%。不同地區差異很大，紐約市早期遠高於此，非洲部分地區遠低於此。 為什麼非洲的致死率低？巴塔查里亞的解釋不復雜：非洲只有 3% 的人口超過 65 歲。病毒本身不挑人，是宿主的年齡結構決定了結果。紐約市早期致死率高，部分原因是政策把新冠感染者送回養老院，直接推高了高危人群的感染密度。 > “政策決定了誰被暴露得最多。病毒不會自己選擇，是我們在選擇。” （傑伊·巴塔查里亞） ## 死亡數字本身是一筆糊塗賬 美國在疫情初期透過了《關懷法案》（CARES Act），其中包含對收治新冠患者的醫院提供數萬美元額外補貼，以及對老年新冠患者的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支付上浮 20%。這確實構成了一個財務激勵，讓醫院更傾向於把患者歸類為新冠。 死亡證明是另一個問題。一個糖尿病患者可能先心衰，再感染新冠，最後死亡。死亡證明上寫什麼？聖克拉拉縣和阿拉米達縣後來做了死亡證明審計，發現大約 20% 到 25% 的死亡更可能是“偶發新冠”而非“新冠直接致死”。 巴塔查里亞自己的態度比較淡然。他說死亡本身幾乎總是多因素的，“公交車撞了你，你腦出血死了，是腦出血殺了你還是公交車殺了你？”這屬於哲學層面的問題。他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過去兩年裡，每個人聽到一個人去世，第一反應都是“是不是新冠”。 這種心理反應有深層原因。過去半個多世紀，發達國家基本上不再為傳染病焦慮，預期壽命年年上升。“我們這代人第一次遇到一種能殺死我們的疾病。”大腦裡最原始的那部分恐懼被啟用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一個風險上。死亡證明上的歸類偏差、社交媒體上的相互攻擊、科學論文裡的措辭，都受這個心理背景影響。 ## 封鎖的代價，從來沒有被認真計算 《大巴靈頓宣言》的兩個科學前提，巴塔查里亞認為在科學界幾乎沒有爭議。第一，年齡梯度極其陡峭。第二，封鎖對公共健康有毀滅性後果。他說這兩條事實沒人否認，真正被反覆爭奪的是政策層面：要不要根據它們調整應對方式。 他列舉的成本清單非常長。聯合國在 2020 年就警告，封鎖導致的經濟 dislocation 會讓數千萬人陷入饑荒，後來南亞確實出現了數十萬兒童因飢餓死亡。結核病治療中斷，麻疹、腮腺炎、風疹、百白破等常規疫苗接種運動停擺，數千萬兒童錯過對他們是致命疾病的疫苗。 印度在 2020 年 3 月宣佈封鎖後，1000 萬在城市裡手停口停的移民工人徒步或擠火車返鄉，路上死了約 1000 人。孟買貧民窟的血清陽性率在 2020 年 7 到 8 月達到 70%，而孟買其他地區只有 20%。封鎖保護了相對富裕的人，病毒在貧困人口中加速傳播。 發達國家同樣有代價。2020 年 7 月的一項調查發現，四分之一年輕成年人認真考慮過自殺。自殺率本身沒有大幅飆升，但“認真考慮過”這個狀態本身就足夠讓公共衛生警覺。乳腺癌篩查停了，結腸癌篩查停了，糖尿病患者常規血糖監測停了，心臟病發作的人待在家裡死了。學校關了，富裕家庭可以請家教、組學習小組、送私立學校，貧困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在 Zoom 上被教怎麼讀幼兒園。 健康經濟學文獻顯示，哪怕相對短暫的失學也會對一個人產生終身影響：收入更低、壽命更短、健康狀況更差。美國藍州關學校的時間尤其長，而歐洲很多國家在早期資料顯示兒童受新冠影響極小、學校不是社群傳播源頭之後，很快就把學校開了。 > “我們從未否認病毒嚴重。我們說的是，應對病毒的政策本身正在造成巨大的健康損害，而這些損害被系統性地忽略了。” （傑伊·巴塔查里亞） 他提到一個細節。疫情初期有記者提醒他，如果在報道里提經濟損害，會被“取消”。2020 年 3 月形成的敘事是：如果你關心錢，你就是冷血，你只能關心生命。但問題在於，那些“錢”對應的是窮人的命。把一億人推入貧困，隨之而來的是死亡率上升、健康惡化、兒童虐待增加。兒童虐待的報告數在封鎖期間下降，實際發生數卻在上升，因為學校這個主要發現渠道關掉了。 ## 集中保護：一個被誤讀為“讓病毒肆虐”的方案 《大巴靈頓宣言》的核心政策主張叫“集中保護”（focused protection）。邏輯很簡單：既然年齡梯度這麼陡，封鎖的社會成本這麼高，那就把資源集中在保護高危人群上，同時讓社會儘可能正常運轉。 巴塔查里亞強調這個詞在宣言裡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過：“讓病毒肆虐”（let it rip）。這是後來被貼上的標籤。他把這個標籤稱作宣傳術語，用來擊中人們大腦裡的恐懼中樞，目的是阻止對現有政策的討論。 集中保護的具體做法是地方性的、社群性的。老年人和高危人群需要保護，怎麼保護取決於他們住在哪、和誰住、社群有什麼資源。獨居老人需要有人幫忙買菜，可以組織志願者或政府資助的送貨服務。多代同堂家庭裡，如果孫子可能暴露了，祖母可以申請幾天酒店隔離，等檢測轉陰再回家。養老院是重中之重，2020 年 2 月從中國資料就能看出來，但政策制定者當時把“醫院床位”當成了核心約束條件，於是出現了一個反諷的後果：為了騰出床位，東北部一些州把接近康復的新冠患者送回養老院，病毒在養老院裡擴散，而這些人才是最可能被送進醫院的人。 > “如果我們保護好了高危人群，醫院床位的問題會自動緩解。因為最可能住院的就是這批人。優先順序的這一丁點調整，效果會完全不同。” （傑伊·巴塔查里亞） 他承認集中保護在異質性社會里執行起來很難。年輕人在社群傳播高的時候可能不那麼自覺，地方政府可能不願意撥款做送菜送藥這種事。他的回應是：正因為難，才需要地方公共衛生官員真正瞭解自己的社群，而非由聯邦層面一刀切地關掉五金店、拉警戒線、查有機玻璃隔板。“有機玻璃隔板後來回頭看，可能讓傳播變得更糟。”他說。 2020 年 3 月到夏天，社會上其實存在一種“我們一起扛”的共情。巴塔查里亞說，那股能量本可以被引導到集中保護上，結果被引導到了口罩執法、宵禁、關商鋪上。 ## 疫苗：哪些判斷對了，哪些判斷錯了 巴塔查里亞主動說了自己在疫情期間犯的兩個錯誤。第一個是 2020 年 3 月他以為疫苗需要十年以上才能做出來。輝瑞試驗的初步資料出來時，他“一生中很少有那麼高興自己錯了”。第二個是 2021 年 1 月他以為疫苗能阻斷感染。以色列的資料很快顯示，高接種率人群裡仍然出現感染高峰，疫苗不阻斷感染。 他給出的具體數字是：完成兩劑接種後的頭兩三個月，預防感染的有效率約 60% 到 70%。到第六到第八個月，降到 20% 左右。瑞典的一項研究甚至顯示可能降到接近零。如果發生突破性感染，接種者傳染期可能縮短，但每天的傳染性強度與未接種者差不多。 預防重症和死亡的效果則持續得更好。尤其是老年人，疫苗把死亡風險降低了約十倍。巴塔查里亞說這對老年人是“天賜之物”，它把集中保護從一件很難的事變成了一件可控得多的事。 2020 年 12 月，他和蘇內特拉·古普塔在《華爾街日報》發了一篇評論，標題很直白：“我們可以在一個月內結束封鎖。”核心建議是：給所有高危人群接種，然後開放。這個邏輯與《大巴靈頓宣言》一脈相承。 疫苗猶豫從哪來？他給了幾條原因。第一，疫苗安全性的常規監測機制本身有侷限。試驗在發現有效後不能再保留安慰劑組，長期安全性資料只能靠上市後監測。而上市後監測（比如 VAERS）的問題是缺乏對照組，老年人本來就會在接種後幾天內因各種原因死亡，因果很難判斷。FDA 和 CDC 有另外的系統（VSD 等）做匹配佇列比較，心肌炎風險和強生疫苗的血栓風險就是這樣被發現的。年輕男性心肌炎大約在五千到一萬分之一，中年女性腦靜脈血栓在幾十萬分之一量級。這些是罕見但真實存在的疫苗相關不良事件。 第二，溝通方式出了問題。巴塔查里亞認為，把風險透明地告訴公眾，人們有能力理解。“人們極其擅長識別傲慢和胡扯。”他說。反過來看，如果官方否認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比如感染新冠康復後獲得的免疫力非常好，信任就會被摧毀。很多人看到資料就知道康復者再感染率很低，官方卻在這個問題上含糊其辭，這會讓人懷疑所有其他資訊。 第三，疫苗變成了政治身份的試金石。大選前，他參加眾議院關於疫苗安全監測的聽證會，由共和黨邀請。會上幾位民主黨邀請的、長期從事疫苗安全監測的專家，公開表達對 FDA 在大選前評估疫苗安全性的不信任。大選後，敘事一夜之間翻轉，變成共和黨人被描繪成疫苗猶豫群體。“公眾會注意到這種轉變。如果一場選舉就能改變人們談論疫苗安全的方式，那這已經算不上科學討論了。” ## 恐懼不該是公共政策的工具 弗裡德曼問，疫情初期面對未知，恐懼難道沒有價值嗎？巴塔查里亞的回答很直接：恐懼在個體層面是自然的，面對傳染病時人類本來就會過度警覺。公共衛生的角色是幫助管理這種恐懼，把能量引導到有用的行為上。刻意放大它，方向就反了。 “這次疫情中，存在一種刻意放大恐懼的政策傾向，讓人們覺得這個病比實際更嚴重。調查一項接一項地顯示這一點。”年輕人因此放棄正常生活，既因為高估了自己的風險，也因為害怕傳染給家裡的高危人群。兩者疊加，產生了對封鎖政策的強大需求。 他同時批評另一邊的恐懼生意。那些告訴你要害怕政府、害怕“深層政府”的陰謀論者，同樣在利用恐懼賺錢。他的原則只有一條：恐懼不該成為公共政策的工具。公共政策該做的是準確告知風險，提供有證據的工具，在不知道的時候坦誠說不知道。“這是成年人應對疫情的方式。”他說，而美國沒有走這條路。 ## 柯林斯郵件背後的制度性失敗 回到那封郵件。巴塔查里亞對柯林斯本人的評價並不刻薄。他說柯林斯是偉大的科學家，人類基因組計劃沒有他不可能完成，他的動機是幫助人。弗裡德曼也提到，他跟柯林斯聊過，柯林斯談到疫苗研發成功時的那種興奮是真誠的，因為“他能幫到很多人”。 巴塔查里亞認為這封郵件反映的是制度設計的問題。NIH 的職責是資助科學、引導研究方向，讓科學家競爭經費去做重要問題。NIH 本身不該承擔政策職能。疫情期間，NIH 的負責人被拉進公共衛生政策制定，這就產生了利益衝突。當資助科學的人同時是制定政策的人，他對科學家說“你必須同意我的政策，否則你就是邊緣”，這個訊號會讓所有有保留意見的人閉嘴。 > “他把我當成一個需要解決的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替代方案。” （傑伊·巴塔查里亞） 郵件裡“毀滅性的發表打擊”（devastating published take down）這個措辭，巴塔查里亞認為尤其糟糕。NIH 院長掌握著數十億美元的科研經費，他說要“毀滅性打擊”一個觀點，那些靠 NIH 經費生存的科學家會怎麼理解？這個說法離邀請辯論已經很遠了，它更像一個訊號，內容是這個觀點不該被認真討論。 弗裡德曼補充說，“邊緣”這個形容詞倒還在其次，私下裡誰都可能說話不客氣。真正讓他難過的是“毀滅性打擊”這幾個字。一個科學領導者，本應把異見者當成科學共同體最珍貴的部分，卻把他們當成需要被摧毀的對手。 巴塔查里亞說，他期待的本來是另一件事。宣言發表後，他希望地方公共衛生部門能開始討論“怎麼更好地保護高危人群”，討論送菜、酒店隔離、養老院防護的具體方案。結果等來的是一輪又一輪的標籤化。“讓病毒肆虐”這個詞被反覆使用，儘管它從未出現在宣言裡。他把這種做法稱為宣傳，目的是擊中恐懼中樞，讓討論無法發生。 ## 科學的兩種版本 巴塔查里亞把科學分成兩種理解方式。一種是他自己認同的：科學是一場有結構的人類對話，用資料、證據、推理來約束。我相信 A，你相信 B，我們設計一個實驗來分辨，如果 B 對了，我認輸，請你吃飯，然後我們一起往前走。科學是人的活動，是讓真相在對話中逐漸展開的過程。 另一種是把科學當成“真理本身”。如果一件事被貼上“科學”的標籤，它就自動正確。“科學怎麼說？”這個問題本身就有毛病，因為科學從來不說“該做什麼”。科學說的是“如果這樣做，可能會發生什麼”。至於我們更想要哪個結果，那是人的價值判斷，科學給不出答案。 當科學被當成權威，掌握權威的人就會產生一種特定的傲慢。巴塔查里亞引用了福奇的一句話作為例子：批評我，就是批評科學本身。他說這種“朕即科學”（la science, c'est moi）的姿態，和柯林斯郵件裡的邏輯是同一個東西：我的政策不容挑戰，因為它是科學的。 弗裡德曼講了一個 Clubhouse 上的經歷。他進了一個自稱“親科學”的語音房間，裡面是幾位有不錯履歷的醫生和研究者，正在用嘲諷的語氣談論所有對主流敘事有疑問的人。他上麥說了句客套話，然後說“我擔心這種傲慢會加深分裂，起不到團結的作用”，話沒說完就被踢下臺，對方說“夠了，別扯這些”。 巴塔查里亞聽完說，這就是那封郵件的回聲。科學一旦成為身份認同，探究的那一面就退場了，這種排斥反應隨之而來。 ## 大學應該是最不容易關閉的地方 訪談結尾部分，巴塔查里亞批評了斯坦福在奧密克戎期間短暫恢復線上教學的決定。他說這是“教育使命的失敗”。學生打過疫苗，年輕，新冠對他們本身的威脅極低。如果擔心年長教員，可以給年長教員安排替代教學方式，這是集中保護的原則。但讓學生不上課，他們失去的遠大於感染的風險。 “大學應該是一個危險的地方，是思想上的危險，不是安全上的危險。”他說。大學管理層出於法律風險和政治正確的考慮選擇關閉，說明行政權力在大學治理中佔了太大比重。大學的靈魂是教師和學生，行政應該退後。 他還提到一個被忽略的事實：新冠病毒已經進入白尾鹿種群，美國 80% 的白尾鹿有抗體。貓、狗都能感染，人傳動物、動物傳人的鏈條幾乎肯定存在。病毒會永遠迴圈下去。疫苗不阻斷傳播，封鎖也不阻斷傳播，人類目前沒有技術能把傳播降到零。“我們正在燒掉地球，去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 ## 他為什麼還能保持溫和 整場對話裡，巴塔查里亞沒有表現出憤怒。他說自己是基督徒，愛鄰如己是他的核心信念。他擔心過死亡嗎？只有一次。聖克拉拉縣血清調查開始前一晚，他睡不著，因為妻子和 19 歲的女兒要去社群幫忙取樣，而他當時還不知道真實的致死率。“如果因為我做的事讓家人陷入風險，那個念頭讓我無法入睡。”至於自己，“我死了就死了，死亡對我來說不是終點。” 他給年輕人的建議分兩層。第一，科學是值得投入的職業，能改善很多人的生活，過程本身也好玩。“能進入這個領域，是難得的特權。”第二，如果進入這個領域，看到疫情中那些糟糕的爭論，請選擇原諒那些表現得不好的人。“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出於做好事的信念，只是犯了傲慢和權力的錯誤。你進來的時候，記住這個反面例子，用謙遜的態度加入討論。” 弗裡德曼問他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他說：“愛彼此，把鄰居當成自己。就這麼簡單。” ## 如果從這期對話裡帶走幾件可操作的事 - **看到一個致死率數字，先問分母怎麼來的。** 報告病例數不等於感染人數，血清陽性率研究才能給出更接近真實的分母。2020 年 4 月美國兩個縣的感染數是報告病例的 40 到 50 倍，這個比例決定了“清零”策略從一開始就不可行。 - **評估任何防疫政策，把“不作為的成本”和“作為的成本”放在同一張表上。** 封鎖減少了什麼、增加了什麼，兩邊都要算。兒童失學、癌症篩查延遲、貧困國家疫苗接種中斷、藥物過量死亡，這些代價最終都落在具體的健康損失和生命損失上，只算進“經濟賬”裡就低估了它們。 - **做風險分層，不要做一刀切。** 新冠的年齡梯度是指數級的，70 歲以上和 50 歲以下的風險差一百倍。資源應該優先保護高危人群，而非讓所有人承擔同樣的限制。這個原則對未來的公共衛生危機同樣適用。 - **判斷一個科學機構是否可信，看它怎麼對待異見。** 如果它把不同意見稱為“邊緣”、要求“毀滅性打擊”，該反省的是這個機構本身，它已經把自己當成了真理的化身。科學的健康狀態是邀請辯論，消滅辯論意味著它正在退化。 - **對恐懼保持警惕，無論它來自哪一邊。** 官方放大恐懼來推行政策，和陰謀論者放大恐懼來賣貨，用的是同一套心理機制。遇到讓你害怕的資訊，先問一句：這份恐懼是被呈現出來的，還是被製造出來的？前者能幫你規避風險，後者只會替你省掉思考。 - **如果你在某個領域有專業判斷，公開說出來。** 巴塔查里亞說，柯林斯那封郵件最直接的後果，是讓很多有保留意見的科學家選擇了沉默。沉默的成本由整個社會承擔。說出來的成本可能由你個人承擔，長遠看，這是科學共同體存在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