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維爾·米萊：阿根廷總統——自由、經濟與腐敗 > 阿根廷總統談自由意志主義理念、通脹與經濟改革路徑，以及政治腐敗與制度困境。 - 原標題：#453 – Javier Milei: President of Argentina – Freedom, Economics, and Corruption - 期數：第 453 期 - 釋出日期：2024-11-20 - 嘉賓 / 主題：哈維爾·米萊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javier-milei/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javier-milei/ - 精讀字數：約 12350 字（閱讀約 27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瘋子和天才的區別是什麼？”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在訪談臨近結束時自己給出了答案：“是成功。” 這句聽起來像玩笑的話，恰好概括了這位阿根廷總統過去一年的處境。一年前他接手的是一個年化通脹率衝到 17000%、近一半人口陷入貧困、央行外匯儲備為負 120 億美元的國家。一年後，阿根廷批發通脹從 54% 降到 2%，消費者通脹降到 2.7%，國家風險從 3000 個基點壓到 770 個基點，惠譽把阿根廷主權評級上調到 CCC。上任第一個月就實現財政盈餘，而在此之前，阿根廷在過去 123 年裡有 113 年是赤字狀態。 這期 Lex Fridman 播客的第 453 期，訪談用西班牙語和英語雙語同步翻譯進行，長達近兩小時。米萊幾乎沒談政治正確，談的是經濟資料、奧派經濟學、羅斯巴德、米塞斯、摩西、梅西、滾石樂隊、他的五條狗，以及為什麼他不害怕被暗殺。 ## 從“曲棍球杆”開始的經濟學頓悟 米萊說，他真正理解自由的價值，是在 2013 到 2014 年間，以經濟增長專家的身份研究資料的時候。 他看的是公元后兩千年的人均 GDP 曲線。這條曲線在 1800 年之前幾乎是平的，1800 年之後突然像曲棍球杆一樣向上翹起。同一時期，人口在過去兩百年裡翻了七倍。 按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的教科書，這組資料是個矛盾。經濟學會告訴你，規模報酬遞增會導致壟斷和集中結構，而壟斷和集中結構不是好事。但現實是，同期人類的貧困率從 95% 掉到了不到 10%，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水平超過羅馬皇帝，人口還增長了七倍。 一個把幾十億人從貧困中拽出來的東西，怎麼可能按理論是壞的？ 團隊裡有人建議他讀羅斯巴德（Murray Newton Rothbard）那篇《壟斷與競爭》。米萊說，他讀完那一瞬間的反應是：“我過去二十年講授的微觀經濟學市場結構理論，全都是錯的。”這個念頭在他心裡引發了“劇烈的震盪”。他打電話給那位同事，問哪裡能買到奧地利學派的書，第二天跑去書店，一次買了二三十本。 接下來他把錢分成了幾份：狗糧、打車和吃飯、剩下的全部買書。然後通讀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人的行動》，從第一頁開始，一個週末沒停，讀完為止。他說那是“腦子裡的一場革命”。 羅斯巴德、米塞斯、哈耶克、霍普（Hans-Hermann Hoppe）、赫蘇斯·韋爾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以及門格爾（Carl Menger）、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這條閱讀路徑最終把他帶到阿爾貝託·貝內加斯·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那裡，後者成了他的朋友，也成為他政治哲學的定義來源。 林奇對自由主義的定義是這樣的：**基於不侵犯原則，對他人人生規劃的無限制尊重，並捍衛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米萊說，一個人一旦接受了這個定義，事實上就已經是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了。 ## 方桌現實與圓桌理想 Lex 追問他的哲學定位。米萊的回答很乾脆：嚴格來說，他是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厭惡國家政府，厭惡暴力。無政府資本主義是他的理想世界。 但現實生活有一堆約束條件。所以在現實裡，他是一個“最小政府主義者”（minarchist）：儘可能縮小國家規模，儘可能拆除管制。 他給出了一個方桌圓桌的比喻。假設你不喜歡方桌，你只喜歡圓桌。但現實是，幾個小時後你就要趕飛機，而這間屋子裡只有方桌。你要麼在這張方桌上接受採訪，要麼這個採訪做不成。你怎麼辦？你適應現有條件。下一次採訪也許可以安排在一張圓桌上，但今天，這張方桌解決不了。 約束分兩種：短期內能改的，和中長期才能改的。他說自己的工作就是儘可能改掉前一種，同時開始處理後者。 然後是那個足球場的比喻，這一段值得完整保留。他說阿根廷最流行的運動是足球，去看一場阿根廷比賽，看臺上全是天藍色和白色，人聲鼎沸，氣氛極美。但那是外在的表演，它決定不了結果。球放在中場，球迷喊破嗓子球也不會動。把球踢動、把球打進門的是梅西。 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親自下場，你什麼都做不成。而很多自由意志主義者和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全部的工作就是批評那些試圖把世界帶向自由的人。他們沒意識到權力是零和博弈：如果自由派不去拿，左派就會去拿。把最猛烈的火力對準自己陣營的人，最終只會成為社會主義的幫手。 他還舉了一個略帶刻薄的例子。有些“無政府市場派”（agorist）批評羅斯巴德，因為羅斯巴德說必須進入政治，否則社會主義者會前進。有一次警察上門，他描述那個人“當時就嚇尿了”。米萊的評語是：批評和主張很容易，但如果真的相信那套東西，就應該準備好坐牢。結果真到承擔後果的時候，那個人僵住了，褲子溼了，最後接受了所有約束，因為不進監獄總比進監獄好。但他因此出賣了自己的理念。 > 不考慮現實約束，只會讓你變成社會主義的功能性工具，因為它打擊的全是自己人。（哈維爾·米萊） ## 接手一個技術性超通脹的國家 米萊先描述了接手時的資產負債表，這部分資料密度極高。 上任第一週，12 月第一週，通脹以每天 1% 的速度上漲，年化 3700%。到 12 月上半月，加速到年化 7500%。12 月的批發通脹是 54%，這個數字如果年化，對應的是每年 17000%。 此前十年阿根廷沒有增長，人均 GDP 跌了大約 15%，接近 50% 的人生活在貧困中。 財政赤字相當於 GDP 的 15%。其中 5 個點在財政部，10 個點在央行，屬於內生性貨幣發行。央行還有相當於四個貨幣基礎的付息負債，且在同一天到期，意味著一天之內貨幣量可以翻五倍。比索計價的到期債務相當於 900 億美元。央行淨外匯儲備是負 120 億美元。央行還有 500 億美元的商業債務。企業被扣留的分紅有 100 億美元。 “我們是自由主義者，我們不是自由主義的傻瓜。”米萊說。有些無政府自由派建議第一天就把所有管制全部放開，他明確說那會直接引發超通脹，貧困率會衝到 95%，庇隆黨會組織超市哄搶，他們會被趕下臺，庇隆派會在年初重回執政。 所以第一步必須是終結財政赤字。 被砍掉的東西包括：部委從 18 個減到 9 個，現在是 8 個；解僱了大約 5 萬名公職人員，非絕對必要的崗位一律不續簽；停止公共工程；取消對各省的自主轉移支付；稀釋公共部門工資；取消經濟補貼，把公用事業費率恢復到正常水平。 他說，過去 123 年裡，阿根廷有 113 年是赤字，剩下 10 年沒有赤字，是因為那 10 年根本沒還債。所以“沒有赤字”這個說法是徹底虛假的。所有人都說不可能做到，說調整幅度不能超過一個百分點。他們在 1 月，也就是執政的第一個月，實現了財政平衡。 還有一項他稱為“消除貧困管理者”的操作。過去的模式是：窮人透過中間人領取補助，但必須提供一種“對等服務”，而這個對等服務的核實由“皮克特羅”（piqueteros，封路抗議組織）來做。簽字的代價是，對等服務要拿走一半的錢。取消這個環節之後，中間人不再能勒索，同樣的錢到窮人手裡翻倍。 隨著財政平衡實現、不再需要印鈔融資、利息和部分本金按期支付，債務市場重新建立起來。他得以把債務從央行轉移到財政部，這相當於大約 10% GDP 的調整。 ## 15 個百分點的財政調整，人類史上最大 把財政部 5 個點和央行 10 個點加起來，米萊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財政調整，15 個 GDP 百分點**。 這筆錢去哪了，才是他真正想講的部分。他的說法是：其中大部分以更低的鑄幣稅、更低的通脹率形式還給了人民。真實稅負是國家規模，國家拿走的東西減少，資源就回到了私人部門。他提到 15 個 GDP 百分點中的 13.5 個點就這樣還了回去。12 月時他們在討論超通脹，現在他們在討論 30 年期貸款。 通脹資料的壓縮幅度是這樣的：批發通脹從 54% 降到 2%，除以 27。年化 17000% 的通脹，現在接近每年 28%。最新一次消費者通脹是 2.7%。 這裡有一個他覺得最值得說的細節。目前阿根廷維持每月 2% 的匯率貶值節奏，加上國際通脹，要從消費者觀察到的通脹裡減掉大約 2.5 個百分點。也就是說，**真正的貨幣性通脹是每月 0.2%，年化 2.4%**。他的表述是：“原來大家在討論通脹會不會到 17000%，現在我們在把通脹壓到 2.5% 的年率，這很驚人。” 他強調這次穩定化不同以往的地方：沒有經歷前置的超通脹（超通脹會稀釋貨幣資產，自然恢復貨幣需求，簡化穩定過程）；沒有采取任何強制徵用。他對比了阿根廷歷史上最成功的可兌換計劃（Convertibility）之前，阿方辛政府時期通脹到過 5000%，梅內姆時期到過 1200%，還有 BONEX 計劃強制置換債務。而這次的央行資產負債表清理，450 億美元全部是自願完成的，六個月做完，同時沒有控制價格，也沒有固定匯率。 他點出了過去所有穩定計劃的通病：為了快速見效，先調費率，再宣佈計劃。而米萊政府沒有這個奢侈條件，只能邊跑邊做。幾個月前企業費率只能覆蓋成本的 10%，現在覆蓋 80%。 他引用了一篇論文《Passing the Buck》，作者是 Gerardo della Paolera、Bózzoli 和 Irigoin，論證梅內姆第一任期是阿根廷歷史上最好的政府，並分析了可兌換計劃成功的兩個原因。米萊的結論是：把這些因素全部計入，**他這一輪的反通脹過程比可兌換計劃更真實，也更深刻**，而且同時在推進八倍規模的結構性改革，手裡只有 15% 的眾議員和 10% 的參議員。 憑藉第 7023 號行政令和《基礎法》，阿根廷在經濟自由度排名上躍升了 90 位。他說今天阿根廷的制度水平已經接近德國、法國、義大利，接下來會超過愛爾蘭最好的時期，超過澳大利亞、紐西蘭和瑞士。“毫無疑問，我們會成為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還有 3200 項結構性改革在排隊。 增長預期上，分析師原本預計明年增長 5% 到 6%，摩根大通已經上修。經濟學家 Juan Pablo Nicolini 在央行貨幣會議上展示的研究表明，僅憑已經完成的財政改革，十年內人均 GDP 可以翻倍，對應年增長 7%。 ## 貧困率先“變差”再變好 Lex 問到了最難的部分：這些激進改革最痛的代價是什麼。 米萊的回答是：他們沒有製造貧困。貧困是繼承來的，他們做的是把它揭示出來。 他的解釋是，阿根廷過去是一個全面價格管制的經濟體，財政赤字靠印鈔融資。僅最後一年，就有 13 個 GDP 百分點的赤字是靠印鈔填的。價格管制疊加在被納入 CPI 的價格之上，導致通脹資料被扭曲。而阿根廷用收入線衡量貧困和赤貧，被扭曲的價格自然扭曲了貧困率。 他用一個思想實驗說明問題：你被放在一座孤島上，有人給你一百萬美元。你能做什麼？什麼都做不了，因為沒有東西可買。價格標籤存在，但貨架上沒有貨。 他講了一個阿根廷教授 Juan Carlos de Pablo 的笑話。一個人去集市問花瓶多少錢，攤主說 5000。這人說街對面才 1000。攤主說那你去街對面買。這人說：“街對面沒有 1000 的。”攤主說：“等這兒有貨的時候，也是 1000。” 米萊的意思是：有標價但買不到，這個價格就沒有意義。超市貨架是空的，統計上你看起來很好，實際上你什麼都買不到。如果維持原狀，人會餓死。 唯一能救人的做法是讓價格透明、讓商品重新出現。而價格一旦透明，基本食品籃和總基本籃的成本也透明瞭，也就是赤貧線和貧困線透明瞭。於是貧困率跳到了 57%。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 4 月。米萊說阿根廷在 4 月觸底，隨後開始週期性復甦。實際工資連續每月跑贏通脹，名義工資已經回到去年 11 月的水平，養老金同理。庫存週期回補帶來活動反彈，非正規部門的工資漲幅最大。所以貧困率和赤貧率的下降速度比預想快得多，從 1 月的 57% 降到 46%，**下降 11 個百分點**。他強調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丟掉一個工作崗位”。 按去季節化資料，8 月的經濟活動已經回到去年 12 月的水平。也就是說，這一年做完人類史上最大規模財政調整之後，通脹更低、窮人更少、實際工資更高、GDP 比起點還高。而且以美元計，今天的匯率比上任時還低。 他特別提到一個政治訊號：通常總統支援率最高點是剛上任那一刻。而他現在和政府的民眾認可度都高於就職時。“既然在最糟的時刻我們的形象都沒有受損，我們也沒有背棄理念，現在一切都在變好，為什麼要改？” ## 與“種姓”的戰爭 Lex 把話題轉向“種姓”（la casta），也就是那個腐敗的政治建制。 米萊列了幾條戰線。先是封路。上任前阿根廷每年大約有 900 次封路，一群人以此為業，阻斷交通，還拿著社會補助和大筆資金。取消“貧困中間人”兩天後，一位最有名的皮克特羅領袖號召遊行，聲稱會有 5 萬人參加，實際預期是 10 萬，想把它辦成一場勝利展示。人力資本部切斷了他們的資金，同時頒佈反封路協議：封路者不發福利，違法者入獄，並透過交通渠道反覆播報。 結果那場遊行來了 3000 人。從那以後他們不再封路了。 第二條戰線是公共工程。第三條是對各省的自主轉移支付，這些資金過去以儘可能不透明的會計方式撥付，中央政府與省長合謀，錢被挪作他用。人力資本部現在不斷向法院提交刑事控告，不在媒體上，在法院裡。 他提到兩個具體案件：兩天前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德基什內爾（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因腐敗被判刑，第二天政府取消了她的特權養老金。還有基什內爾派用殘疾撫卹金搞腐敗，有一座城市的殘疾撫卹金領取者人數比城市人口還多。 他反覆強調一點：**每一次放松管制，都是從某個政客、某家靠特權生存的企業、或某個權力集團手裡拿走一項特權。**這就是為什麼反改革的火力這麼猛。 ## 記者的敲詐和 X 的衝擊 米萊把這部分稱為自己最重要的戰役之一：媒體與社交媒體的腐敗。 他取消了官方廣告投放。結果是，即便政府每週產出大量好訊息，媒體依然罵得極兇。他的描述是：這些媒體要求壟斷麥克風，它們有權侮辱、傷害、冒犯別人，但不許任何人回嘴，甚至期望他不回應。這就是為什麼阿根廷一大部分新聞業憎恨 X，而自由意志主義者熱愛 X。 > 這些自稱捍衛言論自由的記者，真正想要的是審查他們不喜歡的思想。因為他們到 ideas 的自由市場上正面對打會輸，所以要求社交網路實施審查。當你把真相告訴一個社會主義者，他會哭，說這是仇恨言論。不，這算不上仇恨言論。是你把事情搞砸了。（哈維爾·米萊） 他講了一個具體的勒索模式。一個記者拿著一個資料夾找到某個人，說“如果你不給我 X 金額，我就把這些都發出去，毀掉你的名聲”。他知道一個案子，記者對一位商人做了兩次，商人拒絕付款，記者真的發了，兩次都上了法庭，兩次都輸了。但司法程式極慢，而在那期間，人的名聲已經被弄髒了。 米萊的判斷是：X 和社交媒體奪走了他們對麥克風的壟斷，也就奪走了勒索的經濟收益。所以他讀阿根廷報紙時，認為 85% 的內容是假的。他的原話很重：大多數阿根廷記者，當然有值得尊敬的例外，本質上是說謊者、誹謗者和汙衊者；如果那個他們渴望的壟斷還在，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要錢換沉默，因為“他們就是那樣的人，是勒索者、小偷、腐敗分子”。 關於個人承受的攻擊，他講了幾個細節。他父親做過兩次心臟手術，一位記者散佈關於他父親的謊言，他父親住院期間幾乎死於心臟病發作。有人派了三架無人機到總統官邸上空監視他。他的狗也成了攻擊物件，他把那五條狗稱為“四足的孩子”，是“宇宙裡最美好的存在”。 Lex 問他是否害怕被暗殺。米萊的回答是： > 在奴役中活著有什麼意義？如果我願意為我的價值觀付出生命，那麼沒有自由地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哈維爾·米萊） 他講了西班牙歌手 Nino Bravo 的歌《Libre》，講的是 18 歲的 Peter Fetcher，柏林牆開始修建時家人被分到西側，他意外留在了東側，用整整一年策劃逃亡，在逃跑時被擊斃。 他還講了 1998 年在舊金山參觀 Alcatraz 監獄的語音導覽。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導覽說對囚犯而言最難熬的地方是那片娛樂場，籃球場、運動區、所有休閒設施都在那裡。因為那片場地正對舊金山灣，囚犯每天看著舊金山建起來、發展、變化，而他們被關在裡面，無法參與。這讓他們徹底明白自由的價值。 ## 梅西，以及那些接近上帝的時刻 訪談在這裡明顯鬆了下來。Lex 說自己是馬拉多納和梅西的終身粉絲，請米萊給出歷史最佳。 米萊說他看過馬拉多納踢球。1980 年馬拉多納在阿根廷青年人的最後一年他看過，1981 年在博卡他看過，1979 年日本世青賽他也看過。他極度享受馬拉多納的才華。但歷史最佳，不只是阿根廷最佳，是超過貝利的歷史最佳，是梅西。 他引用了一篇題為《梅西是不可能的》（Messi is Impossible）的文章。文章考察了從中場往前的每一個位置，結論是梅西在每一個位置上都做到了最好。他說一個球員能在一兩個區域做到頂尖已經很了不起，C 羅在兩個區域幾乎達到了梅西的水平，但沒有參與其餘部分，而梅西每個位置都佔了。考慮到貝利時代的進球率和梅西黃金期及整個生涯的對比，等價進球數遠超貝利。 Lex 補充說，這不只是數字和世界盃，還有場上那些天才瞬間。米萊同意，說梅西做的事情在技術上看起來不可能，在物理上看起來不可能，那些動作不遵守人類邏輯，就像看博爾特跑步一樣。 關於 1986 年世界盃對英格蘭那場，他在教父家裡看的。他形容那場球“無法用語言描述”，就像讓他描述對伴侶的愛一樣，做不到。然後他把話題抬到了另一個層面： > 有些人類有特權，能夠振動得離上帝更近。（哈維爾·米萊） 他舉了普契尼（Puccini）的詠歎調，說聽《燕子》（La Rondine）和《賈尼·斯基基》（Gianni Schicchi）裡那些著名的段落，會覺得普契尼是在被上帝口述。這些東西怎麼用語言表達？做不到。他說正因為如此，在猶太教里人們不使用上帝的名字，因為這種東西沒法用詞說出來。人能做的只是享受它，併為能夠見證它而感恩。 ## 守門員與總統 米萊年輕時踢過球，位置是守門員。Lex 說很多人認為那是最難也最重要的位置，問他守門員和總統哪個更難。 米萊的回答很漂亮。守門員是唯一能用手的球員，是唯一穿不同球衣的球員，訓練是孤獨的。最關鍵的是，進球是全場的頂點：當自己球隊進球時，所有人都在另一頭慶祝，守門員一個人留在原地。而丟球時，他承受最直接的衝擊。更不公平的是，守門員一失誤就是烏龍球，相當於兩個球，比例完全失衡。 所以守門員性格必須極其強悍，習慣孤獨。而權力恰恰就是這樣：做決定的時候，你是一個人。而總統的決定會影響數百萬人，一旦犯錯，那個“烏龍球”的後果由數百萬人承擔。 他把這段經歷稱為“人生的大學”，和經濟學訓練、自由主義訓練、艱難的童年放在一起，共同構成了今天能當總統的工具箱。 ## 上帝、摩西，以及“自由萬歲” Lex 問上帝在他生命中扮演什麼角色，上帝是誰。 米萊說信仰是根本性的元素，尤其是最近這些年，他深度投入猶太教教義和《妥拉》（Torah）的學習，這給了他巨大的背景來面對過去幾年的逆境。至於上帝是誰：“他是創造者，是造物主。我稱他為‘那一位’（The One）。” Lex 接著問：對人類的指引，看不見的市場之手和上帝之手，哪個更好？米萊的回答只有一句：“它們完全同步。” 他的英雄是摩西。他給了一個極具個人風格的類比：摩西的壯舉，相當於一個人帶著兄弟亞倫，正面對抗美國、中國和俄羅斯聯合起來的力量。摩西對拉美西斯說“讓我的人民走”，拉美西斯抵抗，然後天堂的力量把他碾過去了。 關於“El Loco”（瘋子）這個綽號，他完全不在意，甚至享受，因為從 10 歲起就這麼被叫。他舉了聖馬丁（San Martín）說要翻越安第斯山脈去解放阿根廷、智利和秘魯時被人叫瘋子，也舉了米開朗基羅、愛因斯坦。然後回到那句開場白：瘋子和天才的區別是成功。 “Viva la libertad, carajo”這句話，他解釋了三層。第一層是他對上帝的信仰，感恩造物主每日賜予的美好。第二層來自《馬加比書》3:19：“戰爭的勝利不取決於軍隊的規模，而取決於來自天堂的力量”，講的是猶太人、馬加比家族戰勝希臘人並收復聖殿。第三層，那是他的戰吼。 ## 市場、社會主義與新古典的陷阱 訪談裡有一段偏理論的對話，值得單獨拎出來。 Lex 問，市場為什麼能作為人類的指引運作得這麼好。米萊先定義市場：市場是一個自願交換的過程，個體透過轉讓產權進行合作，產權得到保障，這個系統驅動資源配置。 然後他引米塞斯《社會主義》裡的論證：沒有私有財產，價格就不存在，資源就會被錯配。他的例子是：為什麼路不用黃金修？因為你心裡有經濟計算的觀念，有價格的概念。沒有私有財產就沒有價格，所以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人類為資源配置發明的最好機制。 這還意味著市場必須自由，必須允許自由進入和退出，也就是競爭。他提到 Israel Kirzner（原文 ASR 寫作 Gerstner）對競爭的理解，以及 Baumol 的“可競爭市場”（contestable markets）概念。 他最核心的一句判斷是：**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裡，你只有用更好的質量、更好的價格服務他人才能成功。所以你做得好，社會就更好。**他講第一次見馬斯克時，馬斯克說他每天醒來想的是今天能為人類解決什麼問題，這件事讓他極為欽佩，他妹妹也提到過。 然後是那句在經濟學界會引發爭議的話：**市場失靈不存在。**他說這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是他們所用數學工具導致的問題，不是日常生活裡的真實問題，是“經濟學家腦子裡的問題”。他的新書《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新古典陷阱》（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the Neoclassical Trap）處理的正是這個議題。 核心論證來自米塞斯：只有兩種制度，自由企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裡證明，任何中間方案都不穩定，會向社會主義漂移。因為一次干預造成政府失靈，政府失靈招來更多幹預，形成一個不斷加深干預的陷阱。而新古典學者帶著“市場失靈”理論，實際上在處理根本上是數學性質的問題，結果是抬高了干預水平。 他提到顧問委員會主席 Demian Reidel，哈佛博士，導師是 Kenneth Rogoff，Rogoff 說 Reidel 是他最好的學生。幾天前 Reidel 做了一項檢索演算法與政策建議的調查，把結果畫成紅到藍的圖譜：越紅越接近社會主義，中間是黃色，藍色是自由市場理念。發現是，政策建議裡最大的一塊，偏向左側。 這就是他那本書裡論點的經驗證據。 ## 幾條狗，以及不原諒這件事 Lex 問他從“四足的孩子”身上學到什麼。米萊說，學到了無條件的愛。他說自己的希伯來名字意思是“忠實的朋友”，中國生肖裡他屬狗。他認為忠誠和正派是定義自己的東西，而這些美德在狗身上能找到，它們無條件地愛。 然後他補了一句自我批評：**“從精神層面說，它們在靈性上比我高，因為我不會忘記，也不會原諒傷害過我的人。所有侮辱過我、誹謗過我、批評過我的人，我記得每一個，但我沒有那份偉大去原諒他們。”** 關於政治中的背叛，他說取決於你對那個人的預期。有些人你本來就無所期待，被背叛了也不會難受，因為你面對的是一個和你價值觀不同的人。政治就是這樣，你會遇到很多不共享你價值觀的人，但這是成本收益問題，你得讓船繼續開，還是乾脆讓它沉？他的選擇是：“我戰鬥到底。” ## 給年輕人的那句話 Lex 請他對那些欽佩他、想活出影響力的人給點建議。 米萊說他做這些事的時候，沒想過要影響世界。他先定義了什麼讓自己幸福，然後按那個定義一致地活著。最重要的一條是：永不放棄，而且絕不半心半意。 > 我寧願因為失敗而哭，也不願因為從未嘗試而哭不出來。我是完美主義者，犯錯的時候確實難受。但我更願意去把事情做成。如果搞砸了，那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不必為自己在那一刻沒有做該做的事而後悔。（哈維爾·米萊） 關於希望，他的答案落在技術上：社交媒體的普及和整個技術革命，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自由對和平與繁榮有多重要。他說，儘管官僚和精英不知疲倦地試圖奴役我們，一股自由的浪潮已經釋放出來，只要我們真的去打這場仗，世界會好得多。 關於馬斯克，他講了三段交往。第一次會面原定不超過 50 分鐘，實際聊了 45 分鐘多一點，因為馬斯克要趕飛機。讓他意外的是，馬斯克主動提起人口學和增長的議題，還問他打算什麼時候往這個方向努力。米萊說他已有五個孩子。馬斯克回：“四條腿的不算。”第二次會面是大學裡出現反猶示威、巴勒斯坦旗幟和騷擾猶太人的時候，馬斯克對此非常投入，主動談文化戰爭。第三次聊了兩個半小時，談自由和美國大選的關鍵所在。米萊說，馬斯克對阿根廷放松管制部正在做的事非常感興趣，並且已經在和別人一起嘗試複製這套模式。 關於特朗普，他說欣賞兩點。一是特朗普理解文化戰爭的性質，公開正面硬剛社會主義，完全看懂了“覺醒病毒”。二是勇氣，那次暗殺只差一個巧合，他正好動了一下，然後他沒有被嚇住，繼續往前。米萊說自己能共鳴，因為大概沒有哪個阿根廷政治人物經歷過他那樣的全媒體負面攻勢。他把特朗普稱為“維京人”。他還講了見到史泰龍的場景：正要上臺演講，看到史泰龍站在那裡，史泰龍還認識他，“我掐了自己一下，這不可能是真的”。 地緣政治上，他明確說阿根廷決定做美國的盟友，盟友是美國和以色列，因為兩者代表西方世界、代表自由世界，代表自由民主對抗專制者。他說他在競選集會上就公開講這個，臺下會有人舉以色列國旗。他還提到希臘諸部族聯合對抗波斯人的比喻，說那場從公元前 500 年延續至今的鬥爭還在繼續。他表達了希望深化貿易與投資關係，也想加入北約。 關於美元化，他做了一個澄清：如果翻他所有表態，他講的是貨幣競爭，是消滅央行，並非嚴格的美元化。如果民眾之後選擇美元，那是他們的選擇。他提出的模型是形成一個按個體需求定製的貨幣籃子。他承認今天阿根廷已經存在貨幣競爭，想用什麼貨幣交易都可以。所謂內生美元化，前提是先清理央行：500 億美元的商業債務（CIRA）要處理，100 億美元的分紅問題要處理，期間已經核銷並清理了 450 億美元資產負債表。他說央行破產的時候不能直接關掉，因為得先把央行全部債務贖回，包括貨幣發行和付息負債。付息負債清完之後，剩下就是貨幣基礎。 當前的狀態是貨幣量固定、基礎貨幣不增長，隨著貨幣需求上升，人們可以直接用美元交易，不需要賣掉美元讓比索升值。經濟越增長，美元相對比索的份額就越大，到某個時點比索相對美元的規模小到一定程度，關掉央行就是件很容易的事。他說：“如果現在給我錢讓我美元化，我立刻就幹，沒問題。”他還提到一個錯過的機會：央行的債券當時在 20 美分交易，現在已經到 60 到 70 美分，如果按 20 美分賣掉，“以那幫反對派蠢貨的水平，我今天就該在監獄裡了”。 ## 你可以從這期訪談裡拿走的幾件事 - **區分理想和約束。**米萊把自己定位成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但執政時是最小政府主義者。他的方桌圓桌比喻值得記住：你可以喜歡圓桌，但今天只有方桌，那就先在方桌上把事情做了，同時開始準備下一次換圓桌。任何改革方案如果不區分“短期能改的約束”和“中長期才能改的約束”，都只是自我感動。 - **先看清順序，再動手。**他沒有按“自由派全放開”的教條第一天全開，判斷是那樣會直接引發超通脹、貧困衝到 95%、政權被推翻。他先做的是終結財政赤字。任何激進變革，第一步應該是拆掉那個會讓整個系統立刻崩掉的引信。 - **指標變差，先問是惡化還是揭蓋子。**阿根廷貧困率從 41% 跳到 57%，米萊的解釋是價格管制解除後，貧困線才第一次真實可見。評估任何改革時，看到指標突然惡化，先分辨它反映的是新現實，還是舊資料本來就在騙人。 - **給資料留出驗證視窗。給資料留出驗證視窗。**4 月觸底、8 月回到起點、工資連續跑贏通脹、貧困率降到 46%，這些都是可以被證偽的時間點。判斷一項改革有沒有效果，別急著聽敘事，先找出那個“到什麼時候應該看到什麼”的具體承諾，再等到那個時間點回頭看。米萊這期訪談裡最硬的地方，是他把每個結論都掛在一個可查的數字上，而不是掛在情緒上。 - **把“特權”當作改革的計量單位。**他的框架是：每一項放松管制，都是從某個政客、某家靠特權生存的企業、或某個權力集團手裡拿走一樣東西。阻力的強度因此可以提前估算。任何改革方案，先列清楚誰失去了什麼，就能預判反對聲浪會從哪個方向來、會以什麼名義出現。 - **給中間人定價。**取消“貧困管理者”那一招的核心不在削減福利總額，在於切斷中間環節。同樣的錢，繞過中間人之後到受助者手裡翻了一倍。設計任何補貼、援助、轉移支付時，先算清楚中間環節抽走了多少，再決定這筆錢該不該經過它。 - **讓指標透明，哪怕它先變難看。**價格管制下的低通脹和低貧困率，是靠貨架空空撐出來的。一件事的真實成本被隱藏起來，所有基於它的決策就都是錯的。寧可在第一年看到難看的數字，也別在一個假數字上蓋三年樓。 - **對“不可能”的預判保持懷疑。**所有人都告訴他調整幅度不可能超過一個百分點，他在執政第一個月做出了財政平衡；所有人說央行那 10 個 GDP 點的調整做不了，他做完了。把這些“不可能”當成一個待驗證的假設，前提是你手上真的有一套自洽的演算法，而不是一腔熱血。 - **守住不需要妥協的那部分。**他在經濟政策上可以談約束、談順序、談節奏，唯獨在“自由”這件事上不做交易，給出的理由是：在奴役中活著沒有意義。每個人或每個組織都需要劃出這樣一條線，其餘部分才談得上靈活性；否則所有的妥協都會滑成一道斜坡。 - **別在自家陣營裡打最狠的仗。**他尖銳批評那些只批評、不下場的人，理由是權力是零和遊戲，自由派不拿，對手就拿。這不意味著不能內部爭論，而是說：把最強的火力留給真正要爭奪的戰場，批評同路人是一種廉價的道德滿足。 - **承認運氣，但不要依賴它。**“瘋子和天才的區別是成功”，這句話的另一面是：同一套判斷換一個時間點，結果可能是災難。他在訪談裡多次提到時機、匯率、債券價格這些自己控制不了的變數。做重大決策時，把“如果運氣不好會怎樣”當成必備的一欄。 訪談的最後，Lex 說他感謝米萊為自由而戰。米萊回了一句很少見他說的客氣話：謝謝你的教養，很多采訪者不是這樣的，你本來有視窗可以打偏，但你沒有。 整期節目裡最鋒利的地方，反而不在那些經濟資料上。一句是林奇那個自由主義的定義，它給出了一把尺子；另一句是“瘋子和天才的區別是成功”，它承認了評判權最終在結果手裡。前者讓你知道該往哪走，後者提醒你別太早宣佈自己走對了。 米萊沒有試圖證明自己是天才。他給阿根廷留下的是一個可以被檢驗的實驗：15 個 GDP 點的財政調整、3200 項待辦改革、一個允許自由進出的貨幣市場，還有一串具體到月份的數字。到 2025 年、2026 年，這些數字會自己說話。 那份實驗清單裡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他反覆說“我們還在做”，而不是“我們做完了”。3200 項待辦， deregulation 部每天拆一到五條，倒計時牌掛在辦公室牆上。這個做法的價值在於，它把“自由”從一句口號變成了一項可以被日復一日清點的工程量。 讀到這裡，能帶走的東西大概是那個方桌圓桌的比喻。理想負責指方向，不負責判自己死刑。手上有什麼條件，就在什麼條件裡動手，一邊動手一邊把能改的約束一條條改掉，剩下的交給結果。 至於是瘋子還是天才，米萊自己給了答案。剩下的問題是，你有沒有那個勇氣，先去做那件可能被人叫作瘋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