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傑米·梅茨爾：實驗室洩漏論 > 生物技術學者梅茨爾梳理新冠起源爭議，討論實驗室洩漏假說的證據與科學調查的透明度。 - 原標題：#247 – Jamie Metzl: Lab Leak Theory - 期數：第 247 期 - 釋出日期：2021-12-08 - 嘉賓 / 主題：傑米·梅茨爾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jamie-metzl/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jamie-metzl/ - 精讀字數：約 17951 字（閱讀約 40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傑米·梅茨爾（Jamie Metzl）給出的數字是 85%。 這個數字是：新冠疫情由武漢實驗室意外洩漏引發的機率。從 2020 年夏天起，他一直說這個數。90% 也好，65% 也好，精確到什麼程度沒有意義。但把所有現有證據攤開，兩邊全是間接證據，天平明顯倒向實驗室事故這一端。 他反覆強調，這只是邏輯和演繹推理。他手上沒有內部檔案，也沒有神秘信源。他只是把一個個事實擺在一起，看它們疊起來指向哪個方向。 ## 什麼叫實驗室洩漏，什麼叫自然起源 先把概念說清楚，否則後面全是空談。 病毒有來歷。它們在地球上存在了 35 億年，靠的就是不斷變異、不斷重組。SARS-CoV-2 也一樣，它有一個“骨架”，來源於某支蝙蝠冠狀病毒，具體說是菊頭蝠（horseshoe bat）攜帶的病毒。 自然起源假說講的故事是這樣的：某支蝙蝠病毒先傳給了某種中間宿主，可能是豬，可能是貉，可能是果子狸，可能是穿山甲，各種動物都被猜過。病毒在新宿主身上繼續演化，然後再由這個中間宿主傳染給人類。人類和動物接觸的場景，可能是華南某地的農貿市場，有人在現場宰殺剛死的或還活著的動物，血液沾到了手上的傷口，或者氣溶膠被吸入肺部。 這個理論完全講得通。問題在於，沒有任何證據支援它。 如果病毒真是這麼傳過來的，我們會看到什麼？我們會看到病毒在適應人類之前留下的演化痕跡。SARS 就是這樣，2003 年那一次，科學家能透過基因組測序追蹤到病毒在早期人類感染者體內快速變異的過程。它像一家創業公司，不斷試錯，這個方案不行就換下一個。 但 SARS-CoV-2 完全不同。它出現在人群中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成熟產品。它對人類的適應性非常高，穩定得反常，幾乎看不到那種早期“試驗階段”的痕跡。它在和人類打交道之前，就已經完全適應了人類。 ## 那個說不通的市場 支援自然起源的一篇重要論文來自邁克爾·沃羅貝（Michael Worobey），發表在《科學》雜誌上。他的核心論點是：2019 年 12 月，華南海鮮市場周圍出現了早期病例聚集，這種集中程度不能簡單用“監測偏差”來解釋。如果源頭在別處，我們應該在別處也看到聚集。 梅茨爾認為這個論證沒有媒體渲染的那麼有決定性。他的反駁有條有理。 第一，市場裡那些感染者的病毒，已經不是最早的 SARS-CoV-2 了。病毒在市場傳播的時候已經開始變異，說明它之前已經在別的地方傳播了一段時間。 第二，被感染的人並不在市場裡出售潛在中間宿主動物的那個區域。 第三，疫情早期中國進行流調時，問診表中有一個問題是“你是否接觸過華南海鮮市場”，這本身就造成了回憶偏差和資訊採集偏差。 第四，也是最關鍵的：中國到現在都拒絕公開早期病例的完整資訊。血庫資料、早期病歷、接觸者追蹤記錄，這些全都有，但全部鎖著。 > 這就像戴著厚手套在黑暗裡抓稻草。（傑米·梅茨爾） 華南海鮮市場極大機率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源頭還得另找。它回答的問題和“疫情從哪來”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被反覆忽略：武漢離菊頭蝠的自然棲息地有一千多公里。如果自然起源假說成立，病毒必須先在某個人跡罕至的南方村落感染一個人，這個人再坐車跑一千多公里，一路不傳染任何人，直撲華南海鮮市場，然後把病毒撒出去。這個劇本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它需要太多巧合同時發生。 更硬的反證是：中國已經測序了超過 8 萬份動物樣本，沒有發現任何符合自然起源預期的病毒演化證據。 ## 資料庫為什麼在 2019 年 9 月下線 武漢病毒研究所曾經有一個資料庫，裡面存著 2.2 萬份病毒樣本的序列資訊。其中一部分採集工作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透過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提供資金支援，金額不大，60 萬美元左右，但不是零。 這個資料庫存在的意義，就是讓人理解病毒演化。它本來是為了應對未知病毒的緊急情況而設立的：當一種新病毒出現時，科學家可以對照資料庫，判斷它和已知病毒有多接近，從而更快地做出判斷和響應。 2019 年 9 月，這個資料庫無法訪問了。幾個月後，整個資料庫消失。 武漢病毒研究所方面給出的解釋是：資料庫遭到網路攻擊，所以下線。 梅茨爾說，他不相信這個說法，他也不相信說這話的人自己相信這個說法。 > 這個時間點太巧了。疫情還沒爆發，資料庫先下線了。（傑米·梅茨爾） 他的解釋更樸素：如果有人意識到實驗室出了問題，有人生病了，有什麼跡象表明“我們搞砸了”，第一反應就是像《辛普森一家》裡霍默·辛普森那樣，慢慢往後退，開始藏東西，然後編一個聽起來很專業的藉口。 “就像你女朋友要看你的手機，你說，不好意思，我現在正被俄羅斯駭客攻擊，不方便。”他在訪談裡開玩笑說。 ## 功能增益研究，福奇到底資助了沒有 這個問題被政治化得很厲害。蘭德·保羅在參議院聽證會上逼問福奇，福奇說沒有，保羅說有。 梅茨爾的回答很剋制：這取決於你怎麼定義“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 如果用常識定義，也就是“在實驗室裡對病原體進行操作，使其獲得新的能力，尤其是可能引發人類大流行的能力”，那福奇大機率資助過。 如果用 2017 年 NIH 那份檔案裡的技術定義，而且把措辭讀得非常窄，那可以論證他沒有。 但從生態健康聯盟提交給 NIH 的報告來看，有些研究是在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病毒上做的，這部分研究有可能即使按 2017 年檔案的窄定義，也算功能增益。 > 蘭德·保羅可能是對的，安東尼·福奇也可能是對的。問題在於我們怎麼定義。（傑米·梅茨爾） 梅茨爾真正不滿的，是這個二元問題的提法本身。真正該問的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到底在做什麼研究？美國政府提供的資金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作為美國納稅人，作為人類，我們有沒有權利知道這些？ 2011 年，兩個實驗室分別發表了功能增益研究論文，一個在威斯康星，一個在荷蘭。他們把一個高致死率但傳播力不強的禽流感病毒，透過“連續傳代”的方式，改造成了既能致死又能高效傳播的病毒。方法不復雜：把病毒在不同細胞系裡反覆傳代，施加選擇壓力，篩選出想要的特徵。 這引發了巨大爭議。以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和理查德·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為代表的一批科學家強烈反對，核心論點是：我們為了研究怪物，先製造出怪物，可是怪物是無限的，你製造得完嗎？總有一天它們會跑出來。 另一派以彼得·達扎克（Peter Daszak）為代表，認為可以安全地到野外採集世界上最危險的病毒，研究它們可能如何變異、如何變得更危險，從而預測未來的大流行。2014 年美國曾暫停這類研究的聯邦資助，2017 年解除了暫停，但生態健康聯盟獲得的資助沒有受到影響。 ## 2018 年那份 DARPA 申請 2018 年 3 月，生態健康聯盟聯合武漢病毒研究所等機構，向 DARPA 提交了一份 1400 萬美元的資助申請。DARPA 是國防部下面的高風險研究機構，風格類似風投，專門支援大膽想法。 申請內容是什麼？去中國南方採集最危險的蝙蝠冠狀病毒，然後在實驗室裡對這些病毒進行基因工程改造，插入一個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furin cleavage site）。 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是什麼？如果你看過新冠病毒的示意圖，病毒表面有那些凸起的刺突蛋白，像王冠一樣，冠狀病毒因此得名。刺突蛋白上有一段特殊的序列，叫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它幫助病毒進入人體細胞。 DARPA 沒有批准這個申請。 但一年半之後，一種蝙蝠冠狀病毒出現了，它攜帶一個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在同類 SARS 相關冠狀病毒中前所未見。 阿麗娜·陳（Alina Chan）用了一個比喻：有人提交申請，說想在馬頭上裝角。申請被拒了。一年後，一頭獨角獸出現在他們提議做實驗的那個地方。所有人都在說，這一定是自然起源。 > 我們從來沒發現過獨角獸，這是第一次。要麼它是自然出現的，要麼是那個擁有全部技術、全部裝置、全部動機、全部資金的機構幹了他申請過要做的事。（阿麗娜·陳，轉述） 達扎克後來說，寮國發現的 BANAL-52 病毒證明實驗室洩漏假說不成立。梅茨爾認為恰好相反：這些病毒本來就在被採集，目的地就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它們不夠相似，不能直接當骨架，但它們說明了一個流程的存在。 ## 法國人建了樓，然後走了 SARS 之後，全球達成共識：病毒監測能力必須分佈到世界各地，因為病毒不認國界。中國、非洲、東南亞的前線人員需要有能力做病毒監測和評估，才能建立早期預警系統。 法國和中國政府達成協議，在武漢建造中國第一個、也是最大的 BSL-4 實驗室。BSL-4 是生物安全四級，最高防護等級，研究人員要穿正壓防護服。此外還有移動式 BSL-3 實驗室。原計劃是法國派 50 名專家常駐，監督運營。 武漢在中國的位置，大致相當於芝加哥在美國的位置。這裡絕非窮鄉僻壤，沒人每天晚上吃蝙蝠。它是一個富裕、受過良好教育、有文化底蘊的大城市，人口 1100 萬。 但在建設過程中，法國承包商越來越不滿。中方施工方不斷更換材料，建設標準沒有達到法方要求。專案最終完工時，法方專案副主席、法國工業家馬里奧（Mérieux）拒絕簽字。他說：我們無法支援這個專案，我們不知道它安不安全。 實驗室啟用時，原本計劃的 50 名法國專家，只剩下 1 名。 2018 年，兩件事同時發生。法國情報機構私下向美國情報機構表達了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擔憂：安全狀況不明，不知道誰在運營，不知道是否被用於兩用目的。同年，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派人去武漢考察，發回一份措辭嚴厲的電報，後來被《華盛頓郵報》記者喬什·羅金（Josh Rogin）拿到。電報說：這裡很不安全，他們在可能發生洩漏的條件下研究危險的蝙蝠冠狀病毒。 ## 石正麗到底知不知道 石正麗是武漢病毒研究所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外界叫她“蝙蝠女俠”。 梅茨爾對她的評價不是簡單的敵意。他尊重她作為科學家的工作。她是追蹤 SARS 源頭的英雄之一，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和她只有過一次直接交流，2021 年 3 月羅格斯大學（Rutgers）組織的一場線上論壇。 那場論壇組織得很混亂。線上會議的各種許可權都沒有設定好，任何人可以給任何人發私信。梅茨爾當時穿著熒光綠抓絨衣坐在家裡，開始給石正麗發訊息。他給組織者發訊息說，我有一個問題。組織者說，你可以提交問題，如果有時間我們會開放提問。論壇已經超時 15 分鐘，主持人說，最後再回答一個問題，來自傑米·梅茨爾。 他問的是：你是否瞭解武漢病毒研究所所有正在進行的工作，不只是你實驗室的工作？美國情報機構說中國軍方與武漢病毒研究所有關聯，你是否否認中國軍方以任何方式參與？ 石正麗回答：這太荒謬了，絕對沒有。 梅茨爾說，他認為她在撒謊。 > 我不認為那是事實，我也不認為她自己相信那是事實。（傑米·梅茨爾） 但他同時認為，她是被強迫的。在威權體制裡工作的科學家，面臨的壓力和在其他體制裡完全不同。她可以說“是，但我不能談”，也可以說“研究所裡有很多事情我並不知道”，但她不能說這些。她受過保密培訓，知道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 他有一個“兩把鑰匙”的說法。他的職業生涯橫跨兩個世界：一邊是科學界，透過和 WHO 的合作以及寫書；另一邊是地緣政治，作為亞洲問題專家和前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他認為，要開啟理解這件事的門，兩把鑰匙都需要。 只有科學這把鑰匙，會傾向於相信這純粹是一場科學問題，應該交給科學家解決，石正麗和挪威或瑞士的科學家沒有區別，中國政府不會干預，可以信任他們。只有懷疑這把鑰匙，會傾向於認為只要來自中國，一定是政府在搞鬼。 兩把鑰匙缺一不可。 ## 2012 年雲南礦洞裡的六個人 2012 年，六名礦工被派進雲南墨江的一個銅礦。六個人全部病倒，症狀和新冠肺炎高度相似。其中三人死亡。他們的血液樣本被送到武漢病毒研究所和其他機構。 之後，多個團隊多次前往那個礦洞採集病毒樣本，樣本被帶回武漢病毒研究所。其中就包括後來聲名大噪的 RaTG13，它是已知與 SARS-CoV-2 基因最接近的病毒之一，相似度 96.2%。同一個礦洞還採集了另外八九種病毒。 96.2% 聽起來很高，實際上差距很大。RaTG13 和 SARS-CoV-2 之間仍然有顯著差異。寮國發現的 BANAL-52 是另一個接近的病毒，也不夠近。 梅茨爾推測的是另一件事：那個礦洞、寮國、柬埔寨採集到的其他病毒，可能有一個更接近的祖先。他得到的生態健康聯盟檔案顯示，他們的計劃就是在寮國、柬埔寨等地採集病毒，帶回武漢病毒研究所。 > 如果說武漢病毒研究所在疫情爆發前的病毒庫裡有 SARS-CoV-2，或者有它的合理前體，那就證明了實驗室洩漏假說。這幾乎可以肯定就是他們阻止任何有意義調查的原因。（傑米·梅茨爾） 蝙蝠群落裡的病毒不斷重組，不會只有一種孤立病毒存在。如果有 RaTG13，那個礦洞裡大機率還有別的。這些資訊全都被鎖著。 ## 誰是零號病人 這裡需要區分兩個概念。第一個是“零號感染者”（infectee zero），第一個被感染的人。第二個是“零號病人”（patient zero），第一個出現在醫療機構並被確診的人。 零號感染者可能無症狀，可能從未去過醫院，可能永遠不會被記錄。所以這兩個人可能不是同一個人。 梅茨爾列出了幾種可能。 第一種：某個偏遠村落的村民被感染，然後一路跑到武漢。可能性極低，但不是零。 第二種：某種被感染的動物從南方運到武漢，只運到華南海鮮市場，不運到其他任何地方。這個假設需要太多巧合。 第三種：武漢病毒研究所或武漢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員去南方採集樣本，在礦洞裡被感染，無症狀，回到武漢。武漢疾控中心在疫情前確實有廢棄物處理的問題，2019 年初剛搬到華南海鮮市場正對面，還發布了整改廢棄物處理的招標書。 第四種：實驗室動物被拿到市場上賣。中國最近才立法禁止在市場上出售實驗室動物，因為之前確實有科學家把實驗室動物拿到市場上賣，人們就去買。 所有這些場景都歸入“實驗室相關事故”這個大類：採集、廢棄物、實驗動物、實驗室操作。加在一起，他認為這是最可能的。 但中國有全世界最強的病毒追蹤團隊，就在武漢。當 WHO 專家組去中國的時候，中方說：我們還沒檢測血庫樣本，還沒做任何追蹤。梅茨爾認為這是荒謬的託詞。 > 最好的情況是中國政府想阻止任何調查，包括阻止自己的科學家。最壞的情況是已經有人知道答案。（傑米·梅茨爾） ## WHO 是怎麼被繞進去的 2020 年 5 月，世界衛生大會（WHA）召開。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率先提議進行獨立調查。中國政府的反應是：對莫里森進行人身攻擊，對澳大利亞實施貿易制裁。中國政府對澳大利亞下手的用意，不止在澳大利亞。它在向所有國家傳遞一個訊號：誰提問，就懲罰誰。 最後透過的決議並非獨立調查，性質上成了“聯合研究”。聯合研究組的成員構成是：一半以上是中國政府附屬專家，一半是由 WHO 組織的國際專家。談判花了六個月。最終達成的職權範圍裡，中國對國際專家人選有否決權，國際專家不能接觸原始資料，只能聽中方基於原始資料得出的結論。 美國政府提名了三名專家，都有實驗室事故調查經驗。一個都沒被接受。唯一被接受的美國人是彼得·達扎克。 達扎克與武漢病毒研究所有多年的資金關係，他的職業聲譽建立在與石正麗的合作上，他起草了 2020 年 2 月那封《柳葉刀》公開信，說病毒來自自然起源，任何提出其他可能的人都是陰謀論者。 2021 年 1 月，這個聯合專家組抵達武漢。先隔離兩週，在酒店房間裡待著。剩下兩週，實際工作時間只有 10 個工作日。他們坐著小巴在武漢參觀，其中一個行程是參觀一個展覽，展示習近平領導下抗疫成功的宣傳展。 他們去了武漢病毒研究所，但不能做任何審計。他們要求看原始資料，沒有提供。 > 這次參觀有陪同，連調查的邊都沾不上。而且他們看的只是“自然起源”這一個假說。（傑米·梅茨爾） 2021 年 2 月 9 日，武漢，中方和國際專家組舉行聯合新聞釋出會。專家組負責人彼得·本·恩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說：我們認為最可能來自自然。我們認為可能透過冷凍食品傳播，這個說法近乎荒謬。然後他說：我們一致認為實驗室事故起源“極不可能”，不應該被調查。 這個結論怎麼得出的？後來披露：現場舉手表決。國際專家和中方專家一起舉手，而中方專家是在中國政府官員注視下舉手的。 幾個月後，本·恩巴雷克在丹麥電視採訪中承認：他當時說“極不可能”是在撒謊。中方不希望報告中出現任何實驗室事故起源的內容，作為交換條件，他同意了這個說法。他自己認為實驗室事故起源至少某些版本是可能的，應該有調查。 梅茨爾當晚在科羅拉多父母家熬夜看直播，看完立刻給 WHO 總幹事譚德塞發私信：他們不可能有足夠的資訊得出這個結論。如果 WHO 不跟這個結論保持距離，WHO 自己就危險了。 譚德塞回了一條私信：別擔心，我們決心做正確的事。 三天後，譚德塞公開發表宣告：我不認為這是最終答案，我們需要對這個過程進行全面調查。他隨後又發表兩份宣告：需要進行全面調查，需要接觸原始資料，需要對武漢實驗室進行全面審計。 之後，WHO 領導層做了一件大事：繞過了自己的管理機構，成立了 SAGO（新型病原體起源科學諮詢小組），實際上解散了那個有嚴重缺陷的聯合研究組。他們公開徵集提名，選了 26 人。梅茨爾所在的“巴黎小組”認為名單仍然偏向自然起源假說，於是起草公開信，要求撤換三人、增加三人。WHO 隨後重新開放提名，增加了兩人，其中一人是實驗室事故審計專家。那位曾稱實驗室洩漏是“已被駁斥的陰謀論”的荷蘭病毒學家瑪麗昂·庫普曼斯（Marion Koopmans），名字從名單上消失了。 ## 起源可以辯論，掩蓋沒有辯論空間 梅茨爾反覆強調一個判斷：關於疫情起源，可以有理有據地辯論。他尊重一些不同意他觀點的人，比如英國病毒學家斯圖爾特·尼爾（Stuart Neil），一直在進行建設性辯論。 但關於是否存在掩蓋，沒有辯論空間。掩蓋發生了，而且還在繼續。 > 你可以爭論起源，你不能爭論有沒有掩蓋。掩蓋就擺在那裡。（傑米·梅茨爾） 他舉了張展的例子。張展是一名公民記者，疫情初期去武漢拍攝影片釋出，被以“尋釁滋事”罪名逮捕，後來絕食，接近死亡。 還有彭帥。這位網球運動員在社交媒體上指控一位中共前高層領導人性侵，然後從公眾視野中消失。傳遞的訊號是：不管你地位多高，如果你不控制自己說的每一句話，你可能失去一切。 馬雲，中國最富有的人，對監管說了幾句批評的話，然後從公眾視野中消失。范冰冰，中國最著名的電影明星之一，被認為不夠忠誠，然後消失。 梅茨爾認為，這種審查真正要做的事，是讓你變成審查者本身。它只需要讓你不敢說話，剩下的你自己會完成。你開始自我審查，開始想：如果我提出任何批評，他們可能會來找我，所以最安全的做法是不說。他在朝鮮旅行時見過這種狀態的終極版本。 > 審查的終極目標是進入你的大腦，讓你變成審查者。（傑米·梅茨爾） 他也理解中國政府的處境。如果承認實驗室洩漏，會面臨什麼？美國國會可能會要求賠償，可能會想抹掉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印度可能會要求賠償。其他國家也會。這可能摧毀全球金融體系。習近平會面臨內部反對派。切爾諾貝利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扮演了角色，中國對此非常清楚。 梅茨爾認為，繼續掩蓋的代價更大。他設想過一個理想劇本：中國召開新聞釋出會，承認發生了實驗室事故，解釋為什麼在武漢做這項研究（因為 SARS 的教訓，因為要對本國和世界負責），解釋為什麼初期掩蓋（因為不確定，因為擔心被政治利用），然後宣佈投入巨資建立全球公共衛生基礎設施，賠償受害者。 > 關鍵在往後看，不在往前罰。每一次討論實驗室洩漏，都是為了下一次不發生。（傑米·梅茨爾） 他承認這是幻想。但他堅持他承認這是幻想。但他堅持一點：初期幾周的猶豫可以理解，持續兩年的系統性掩蓋不可原諒。 ## 如果洩漏發生在美國 梅茨爾做了個思想實驗。假設有一種“德州菊頭蝠”，只生活在德州。蒙大拿州有個病毒研究所，收藏著全世界最多的德州菊頭蝠病毒，包括與上一次全球大流行相關的那幾支。然後蒙大拿那個研究所所在的小鎮開始出現病例，病毒基因和德州那邊的病毒相似。蒙大拿沒有菊頭蝠。 美國政府會不會說“沒什麼好看的”？ 他認為，美國政府大機率也會有掩蓋的衝動。所有政府的本能都一樣，跟制度無關。區別在於有沒有東西攔著它。 美國這套攔阻裝置是國會聽證、反對黨、自由媒體、無數盯著的人。這套東西低效、混亂、讓執政者抓狂。他在國安會工作的時候，最煩的就是國會那幫人天天來找茬。現在回頭看，那就是這套系統在幹活。 他講了一個細節。他是民主黨人，在克林頓時期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過。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是堪薩斯州參議員羅傑·馬歇爾（Roger Marshall），共和黨人。兩人在所有政策問題上幾乎都對立，關係卻很好，經常通話，共同關注疫情起源問題。 > 這套設計不依賴好人，它依賴制衡。人性在哪裡都一樣，區別在於有沒有人盯著。（傑米·梅茨爾） 他也批評了美國這邊的表現。生態健康聯盟拿納稅人的錢，在海外資助一個自己無法審計的實驗室，這本身就是治理失敗。NIH 在疫情初期回應質疑時不夠透明。福奇說“我代表科學”這種話，是把個人和科學劃了等號，一句話就得罪了成千上萬真正代表科學的科學家。 > 你不是科學。你是眾多科學家中了不起的一位。這句話不該從你嘴裡說出來。（傑米·梅茨爾） 他認為福奇在 HIV/AIDS 上的貢獻巨大，自己打的也是 Moderna 疫苗，這些都要說清楚。同樣要說清楚的是：透明度不足、溝通失當，這些錯誤是真實的，功績不能把它們抵掉。 他對彼得·達扎克更不客氣。他先給了達扎克一個善意的版本：他大概真的相信這是自然起源，擔心政治攻擊會毀掉多年建立的中美科研合作，而那些合作是防控未來大流行的基礎設施。所以他站出來，想讓輿論往“應該合作”的方向走。 然後他說了自己的版本。達扎克起草那封《柳葉刀》信，把提出問題的人打成陰謀論者，還私下給拉爾夫·巴里克（Ralph Baric）、王林發等人發信，說“別把我們名字都放上去，別顯得是我們在推這件事”。他清楚 2018 年那份 DARPA 申請的全部細節，知道“實驗室洩漏”這個機率絕不是零，卻在公開場合一口咬定是陰謀論。 > 他手裡有資訊，公眾沒有。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靠美國納稅人供養。這份債，叫誠實。（傑米·梅茨爾） 後來他還進了那個被嚴重妥協的聯合研究組，把“極不可能”這個結論又加固了一遍。 ## 科學傳播的失敗 訪談後半段轉向了一個更軟的話題：為什麼科學家總是說不清楚話。 喬恩·斯圖爾特（Jon Stewart）在斯蒂芬·科爾伯特（Stephen Colbert）節目上做了一個段子，用賓夕法尼亞州好時巧克力工廠打比方：好時工廠附近出現了巧克力味的疫情，你說這是自然發生的？ 梅茨爾很喜歡這個段子。他 2020 年初在網站上列出的所有邏輯，斯圖爾特用幾句話就說清楚了，而且所有人都聽懂了。 > 我們得用人們能聽懂的方式跟他們說話。這就是為什麼我除了寫科普還寫科幻小說。（傑米·梅茨爾） 關於喬·羅根（Joe Rogan）和桑傑·古普塔（Sanjay Gupta）的那場對話，他的評價很細。古普塔是他多年的好朋友。他認為古普塔的目標是降溫，讓兩個立場不同的人能好好說話，這個目標達到了。羅根在辯論層面贏了，原因跟立場無關：古普塔用統計資料，羅根用個人軼事，軼事在傳播上天然佔優勢。 他舉了個反例。弗朗西斯·柯林斯在 Lex 的節目裡講過一個摔跤手的故事，說那人反疫苗，得了新冠差點死掉，然後改變主意。梅茨爾說，這個故事不準確。那個摔跤手得新冠後症狀很輕，根本沒有生命危險。柯林斯可能是記混了另一個案例。 > 如果你要用軼事，至少用真的。而且如果你是科學家，你本來就不該用軼事。（傑米·梅茨爾） 他認為古普塔本可以做得更好：承認軼事的存在，給一個反向軼事，然後說我們可以這樣舉一整天，但統計資料是這樣的。他也理解古普塔面臨的矛盾：想贏辯論，還是想降溫。這兩個目標有時衝突。 關於“我只是個喜劇演員”這句話，Lex 和梅茨爾有一段有意思的討論。Lex 認為這是羅根保持謙遜的方式，提醒自己經常胡說八道，所有人都是。梅茨爾同意，也認為這句話有時候被用來回避責任。一個有巨大平臺的人，不能只在被批評時說“我只是個喜劇演員”。 > 說自己是個白痴，和真的相信自己是個白痴，是兩回事。前者是謙遜，後者是逃避。（傑米·梅茨爾） 節目裡有一段少見的內容：主持人公開承認自己的短板。Lex 說，羅根批評他訪談時不夠犀利，他說羅根百分之百對。他大多數時候想看見對方腦子裡美好的部分，但有些時候，你必須先問出尖銳的問題，美好的部分才浮得上來。這是技能，他還在練。 他描述羅根的做法：等等等等，你剛才是不是說了那句話？我們把這件事說清楚。因為一個真正重要的判斷，有時候會被當作順口一提塞在句子裡，聽起來像沒什麼，其實那是一切。你要抓住它，目的是把深處的東西挖出來，跟搞垮對方沒有關係。 梅茨爾對這段評價很高。他說這就是為什麼科學家該向喜劇演員學習。喜劇演員做的事是：把所有人心裡模糊感覺到、但沒說出來東西，用最短的句子說出來。 > 如果你永遠只說正確的話，你就失去了思考的自由。（傑米·梅茨爾） 他說這也是他喜歡馬斯克的原因。一個同時管幾家公司的人，敢公開說些不著調的話，這給人一種許可：原來可以這樣說話。一旦有了這種許可，討論的空間反而變大了。 ## 如果智商可以點菜 訪談最後三分之一轉向梅茨爾的另一本書《Hacking Darwin》，講人類基因工程的未來。 他先講了一個數字：一次射精最多可以包含 12 億個精子細胞。每個精子都是基因獨特的，都能創造一個不同的人。地球上曾經生活過大約 1000 億到 1100 億人。每個男性一生中產生的精子數量，是歷史上所有人類總數的五倍以上。每一個精子都代表一個可能的生命，一個可能的故事，一個可能的希特勒或愛因斯坦。 現在人類開始有能力干預這個過程。 體外受精（IVF）已經普及。胚胎植入前基因檢測（PGT）也已經在用：受精卵培養五天，取出幾個細胞測序，篩查致命的單基因遺傳病，然後選擇植入哪個胚胎。 還有山中伸彌（Shinya Yamanaka）2012 年獲諾貝爾獎的誘導多能幹細胞（iPS 細胞）技術。可以把一個成年細胞，比如皮膚細胞，逆轉回幹細胞狀態，再誘導成卵細胞。理論上，從一小塊皮膚就能製造出成千上萬個卵子。再配上男性幾乎無限的精子，你可以製造出上萬個受精卵，全部做基因檢測，然後從中選擇。 梅茨爾在《紐約時報》寫過一篇文章，設想 2050 年的生育診所。選擇不再是“要不要一個攜帶泰-薩克斯病基因的孩子”，而是一個範圍：身高、智商、性格傾向。完全可預測做不到，可預測性會越來越高。 再往後是基因編輯。CRISPR 只是基因編輯這個大類裡的一個小工具。你可以對選中的胚胎進行修改。 梅茨爾認為這裡最大的風險在價值觀這一側。 > 多樣性之所以存在，原因不在我們喜歡不同顏色的飛蛾。多樣性是物種唯一的生存策略。你無法預測哪種多樣性會被環境獎勵。（傑米·梅茨爾） 他講了一個思想實驗。如果你能跟恐龍對話，問它們想讓孩子具備什麼特徵，它們會說：尖牙、利爪、咆哮，所有讓恐龍強大的東西。但從地球的角度看，正確答案是變成蟑螂、鱷魚、鼩鼱。因為小行星來的時候，恐龍會滅絕。 進化裡沒有更好或更差，只有更適合或更不適合某個環境。環境一變，舊系統裡最優的個體可能變成新系統裡最差的。 聊到基因選擇時，Lex 提了一個擔憂：如果智商可以像點菜一樣選，會不會出現基因層面的階層固化？富人篩出高智商後代，形成新的統治階級。 梅茨爾的回應分兩層。第一層是技術性的。IQ 無法完美測量智力，它能完美測量的是 IQ 本身。它測的那個東西，和社會獎勵的東西高度相關。智商高的人收入更高、壽命更長、關係更穩定。這是社會的結構，跟測試本身無關。 第二層是反直覺的。他說，如果真有一個社會按基因組預測智商來分配角色，坐進那些位置的不會是哈佛的傳承錄取者。更可能是貧民窟裡、難民營裡、被這個社會提前扔掉的那些孩子。因為基因不按階層分佈。 所以“基因選擇會加劇不平等”這個判斷，方向可能是對的，機制比想象的複雜。它同時也在拆掉另一套不平等：靠家庭資源、靠郵編、靠父母人脈堆出來的那套。 他真正的擔憂在別處。他擔心我們會用當下社會最推崇的那幾個指標去篩下一代，而這些指標深到我們骨子裡，以至於感覺像是永恆真理。今天我們篩智商，明天我們會不會篩“溫順”？會不會篩“服從”？ > 進化裡沒有更好或更差，只有更適合或更不適合某個環境。而環境會變。（傑米·梅茨爾） 他自己是德系猶太人，父親和祖父母從奧地利逃出來，大部分家族成員在大屠殺中遇害。他非常清楚“有人說什麼是好的，而你不在好的那一類”意味著什麼。 但他仍然認為，人類正在走向一種新的生育方式，必須主動決定要透過這個過程實現什麼價值。隨機性有其價值，雖然現在的隨機性也不完全隨機，因為擇偶本身有篩選。 > 這些都不該被當成科學問題。科學把我們帶到對話面前，對話本身是關於價值和倫理的。（傑米·梅茨爾） ## 跑到以為自己完了 梅茨爾跑過 13 個鐵人三項，跑過很多超馬。 他說，人們說“13 個鐵人三項太厲害了”，他說不對，一個鐵人三項才厲害，13 個說明你腦子有問題，我們得搞清楚是什麼問題。 他從極限運動裡學到的東西很簡單：當你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了的時候，你其實還有很多。呼叫這些儲備的能力需要培養。在鐵人三項跑到 120 英里的時候，他會覺得“我完了，還有 20 英里怎麼跑”，但總是還有。 > 每次你覺得到極限了，其實還有。每次你覺得不會有更好的事發生了，其實還會。（傑米·梅茨爾） 他講了一次臺灣的比賽，叫“臺灣野獸”。他以為就是個 50 公里越野，結果發現要求攜帶全套野外生存裝備。凌晨四點半出發，戴頭燈，跑進雨林。有十五處懸崖，只垂下來一根繩子，要一隻手抓著繩子在暴雨裡爬上去。有二十次渡河，不是小溪，是激流。有些坡陡到所有人都在爬，爬上去又滑下來。他花了 19 個小時。路上遇到的人說“我跑過撒哈拉 500 公里”，那些人很多都沒完賽。 他提到一位朋友 Charlie Engle，曾經是癮君子，坐過牢，在監獄操場上開始跑步，出獄後跑超馬，寫書，鼓舞了很多人。Charlie 下一個計劃是從死海跑到珠峰頂上，從地球最低點跑到最高點。梅茨爾說，你為什麼不乾脆從海底開始，再找馬斯克或貝索斯把你送上平流層。 他想說的東西跟體育沒什麼關係，跟“可能性的邊界”有關係。很多人被自己認定的能力範圍困住，那個範圍慢慢就真的成了範圍。 ## 神聖可可與一杯咖啡背後的一萬人 他說自己從來沒吸過毒，不喝酒。但他自稱“巧克力薩滿”。 故事起於柏林。一次科技會議上，他本來要做的演講被取消了。他在活動手冊上看到一個可可儀式，就去了。現場一群嬉皮士，大家喝了可可，然後有人讓大家圍成圈旋轉 45 分鐘。他轉了十分鐘就去趕下一場。第二天他問同去的朋友 Viviana 後來怎麼樣，她給他看照片：大部分人已經半裸，場面一片混亂。 兩天後又有一場可可儀式，這次比較正常。他出來之後覺得這主意太好了：喝巧克力，然後大家自由。回到紐約，他打算去考一個可可薩滿的資格證。查了之後發現，世界上沒有這個證。於是他決定自學，學夠了就宣佈自己是巧克力薩滿。自己宣佈。 他真的在科技會議、紐約 Soho House、墨西哥 Rancho La Puerta 主持過這種儀式。 儀式開頭他總會說：你們來參加神聖可可儀式，但真相是世界上沒有神聖的可可，沒有神聖的山，沒有神聖的人，沒有神聖的植物。因為如果沒有人賦予意義，沒有什麼東西是神聖的。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意識到一切皆神聖，我們會過一種不同的生活。 儀式真正的核心是感恩。 > 你可以喝這杯可可，但有一個種下種子的人，有一個澆水的人，有一個採摘的人，有一個發酵的人，有一個烘烤的人，有一個做杯子的人。如果你真的去想，這杯可可背後有幾千人。（傑米·梅茨爾） 他引用朋友 A.J. Jacobs 的書：那人在紐約一家咖啡館，孩子問咖啡從哪來，他花了一年時間追蹤一杯咖啡背後的所有人，做了個電子表格，然後去世界各地感謝他們，包括感謝那個在街上畫黃線讓卡車不撞車的人。 訪談現場有一隻毛絨刺蝟。他拿起來說，這個東西背後有全球化、有設計、有製造、有運輸、有無數家庭的生計。他說我們不可能每天都這麼想，那樣人會瘋。偶爾對一件東西這樣想一次，生活就會變得不一樣。 ## One Shared World 疫情初期，梅茨爾受邀在奇點大學做演講，主題是基因技術能否應對疫情。他當天早上醒來，覺得當天最該講的題目跟這個沒關係。 他想到的是：我們為什麼沒準備好應對這場疫情？即使奇蹟般地解決了這場疫情，如果沒解決氣候變化，有什麼意義？即使解決了氣候變化，如果爆發核戰爭，有什麼意義？ 這些問題有一個共同的上一層：全球集體行動問題。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越來越是全球性的、共享的，而我們解決這類問題的能力沒有跟上。 他熬夜寫了一篇《全球相互依存宣言》，發在網站上，傳播很廣。然後他召集了一次會議，有 25 個國家的人參加。35 天裡，他們分成 8 個工作組，把宣言翻譯成 20 種語言，制定了工作計劃，成立了 One Shared World。現在有 120 個國家的人參與，公開活動的觀看量累計達到數百萬。 他講了一段歷史背景。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奠定了主權國家體系。這套體系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上半葉被證明極不穩定，因為主權國家之間的博弈總是滑向戰爭。1945 年在舊金山的那一代人想出的辦法，是在主權之上加一層，聯合國、WHO、佈雷頓森林體系都屬於這一層。它的作用是把一部分主權匯到一個共同池子裡，處理任何單個國家解決不了的問題。 亞洲國家和非洲國家對“主權”的感情跟西方不一樣。對很多被殖民過的社會來說，主權是曾經被剝奪、後來拼命奪回來的東西。所以讓他們交出主權，難度完全不是一個量級。這一點梅茨爾承認得很直接。 One Shared World 的做法從現有運動裡長出來，不從頭建立新運動。他們和模擬聯合國、阿迦汗基金會、印度衛生聯盟合作，用模擬聯合國框架在全球用多種語言組織辯論和磋商，讓年輕人自己提出“到 2030 年讓地球上每個人都能獲得安全飲水、基本衛生設施和基本疫情防護”的方案。然後把這些方案整理成類似聯合國決議的檔案，發給所有常駐聯合國代表。 在德國和西班牙政府支援下，他們提供的語言即將被聯合國大會決議採納。 > 透過一項聯合國決議本身不會改變什麼。它證明的是另一種模式：讓傳統權力結構之外的人有發言權，同時給他們結構，不只是情緒。（傑米·梅茨爾） 他提到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在格拉斯哥氣候峰會後說的“Blah blah blah”。他認為批評本身站得住，但年輕人現在比歷史上任何一代都更有能力、教育程度更高、連線更緊密。光抱怨不夠，需要組織、需要方案、需要結構。 ## 給年輕人的建議 梅茨爾說，核心是認識自己。 知識庫在快速變化，所以學會學習很重要。更重要的是知道你是誰、你代表什麼。這是過有意義生活、做出貢獻、不在變老時感到疏離的路徑。 他承認所有人都會犯錯，都會走錯路。對自己要有愛。 > 就像鐵人三項，你覺得不可能繼續了，但百分之百可能繼續。你覺得不會有更好的事發生了，但百分之百會有更好的事發生。（傑米·梅茨爾） 他補了一句：繼續走就是了。 ## 那 15% 是什麼 回到開頭那個數字。那剩下的 15% 是什麼？ 他沒回避。自然起源假說仍然是一個真實的可能性。如果哪天在東南亞某個市場的動物樣本里，找到了和 SARS-CoV-2 高度相似、且帶有同樣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的病毒，那他的判斷就該改。他說過很多次：如果出現能改變我觀點的證據，他希望自己足夠開放，能改。 但兩年過去了，中國測了 8 萬份動物樣本，沒有。全世界科學家找了兩年，沒有。中間宿主至今沒找到。自然界裡沒有任何一支病毒，在基因上足夠接近 SARS-CoV-2，能當它的直接祖先。 與此同時，武漢有全世界最大的蝙蝠冠狀病毒庫，有做過基因改造這類病毒的歷史，有一份明確寫著要插入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的申請書，有一棟法國人不敢簽字驗收的 BSL-4 大樓，有一個在 2019 年 9 月突然下線的資料庫，還有一套從第一天就開始、至今沒有停止的資訊封鎖。 > 在全世界所有城鎮所有酒吧裡，偏偏是這一家。（傑米·梅茨爾，引用《卡薩布蘭卡》） 這句臺詞他用過很多次。全世界那麼多城市，疫情偏偏爆發在唯一一個擁有中國第一個、也是最大的 BSL-4 病毒所的城市，偏偏那裡還存放著全世界最多的蝙蝠冠狀病毒，偏偏那裡正在做讓這些危險病毒更危險的研究，偏偏那裡的團隊申請過給這類病毒裝一個能入侵人體細胞的切割位點，偏偏疫情爆發時出現的病毒是一個已經為感染人類準備就緒的版本，它的傳播效率至今高於包括蝙蝠在內的任何其他物種。 每一條單獨拿出來，都可以解釋成巧合。疊在一起，指向性就很難忽視。 他說得很清楚：所有這些都是間接證據，離百分之百差得遠。如果有一天真相是自然起源，那很好。在那之前，他算出來的數字就是 85%。 ## 他到底在怕什麼 五小時裡有個問題一直沒被直接問出來，答案散落在每一段：他到底在怕什麼？ 怕的早已不是病毒。病毒已經發生了，損失已經造成了。 怕的是這個：這次糊弄過去了，下一次還會這樣。而下一次的代價，可能比 1500 萬條命更大。 他反覆講中國計劃在每個省建 BSL-4 實驗室。他講 AI、自主殺人機器人、人類基因組編輯、動物實驗，說這些領域是同一個模式：學到技術，然後試圖跳過所有中間步驟，直接領跑。他說這話時沒有咬牙切齒，更像是在描述一種結構性傾向。 > 如果一個體系發現掩蓋比坦白便宜，它就會一直選掩蓋。除非外面的壓力大到讓它算不過來這筆賬。（傑米·梅茨爾） 外部的壓力從哪來？他把希望押在兩樣東西上。 一樣是制度設計。WHO 目前只掌握自己預算的 20%，其餘來自各國定向捐款。它沒有獨立監測網路，成員國不讓它有。它的總幹事想派緊急團隊去某國，對方不讓進，除了發宣告沒有別的工具。梅茨爾主張的改法很具體：緊急團隊如果被拒入境，當天自動提交安理會。他說這聽著激進，但這是唯一能讓承諾變成約束的機制。 另一樣是人和人之間的連線。他做 One Shared World，目的不在搞一個上書組織。他真正在意的是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的人有機會成為同一件事的利益相關方。因為一旦成了利益相關方，別人的災難就不再是新聞，是自己的賬。 > 我們所有人的命運，都綁在別人身上。這句話以前是道德勸告，現在是物理事實。（傑米·梅茨爾） 這也是他反覆講切爾諾貝利的原因。當地官員第一反應是壓住，因為在這個體系裡，好訊息有獎勵，壞訊息要擔責。壓住是最理性的選擇。等到壓不住了，中央介入，發現自己也被綁在這套敘事上。如果承認地方瞞報、承認自己一開始就錯了，那套“制度優越”的敘事就塌了。剩下的唯一選擇是全押在掩蓋上。 新冠的早期劇本，他認為幾乎一模一樣。地方先壓，中央接手後發現事情太大，承認的成本更高。於是不報、不共享序列、不讓 WHO 專家組進來、給科學家下封口令。基因組序列壓了兩週，最後是一位勇敢的科學家違規把它放出來。Moderna 拿到序列 48 小時後，就設計出了疫苗的配方。 那兩週，本可以早兩週開始的事情。 > 壓制警報的人，和後來死去的那些人之間，有一條可以直接畫出的線。（傑米·梅茨爾） 這也是他對“溫妮小熊”那類審查案例感興趣的原因。一個卡通形象被全網封禁，看起來荒唐，荒唐正是重點。審查必須細到這個程度，因為它要訓練的是條件反射。等到你連一張圖都不敢轉的時候，你已經在替它審查自己了。 他講朝鮮的那段旅行，是這個邏輯的極端版本。他作為六人代表團成員，去給朝鮮政府做經濟特區諮詢。走了近兩週，看了所有規劃中的特區選址。同行的人問入口該開在哪兒、會不會淹水，他只問最基礎的問題：你們打算在這兒做什麼？憑什麼認為自己有競爭力？知道對手是誰嗎？有沒有讓工人有創新的空間？ 最後在平壤，五百人的廳，他講完話說：我認為你們的計劃沒有成功的可能。因為你們想賣東西給全球市場，卻拿不到市場資訊；你們想創新，卻不讓做事的人有發言權。全場沉默。當晚的送別宴上，朝方夥伴唱了歌，他提議回敬一首。卡拉OK裡沒有英文歌，一位會彈鋼琴的朝方女士可以聽旋律即興彈。他把旋律哼給她，示意她迴圈彈，然後讓二十來個朝鮮人和六個外國人手拉手圍成一圈，教他們跳。 她彈的是《Hava Nagila》，一首猶太人的慶典曲子。他說，那大概是朝鮮歷史上唯一一次哈瓦那吉拉舞。 > 如果他們有 YouTube，這會是爆款。（傑米·梅茨爾） ## 寫在最後的判斷 這場訪談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它展示了一種思考方式的完整樣本。 梅茨爾沒有假裝自己有確鑿答案。他從頭到尾說的都是間接證據，都是機率，都是“如果出現新證據我可能改”。他也確實改了：他原本更傾向於相信石正麗只是被動配合，聊到最後他說自己也不確定她心裡到底是恐懼還是習慣。他公開承認，如果洩漏發生在美國，美國政府大機率也會做類似的事。 但他同樣沒有因為“沒有確鑿答案”就退回到“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他給了一個數字，85%，並且願意為這個數字負責，隨時接受反駁。 這兩種姿態同時存在，才是他最難被歸類的原因。他既不是那種一口咬定陰謀論的人，也不是那種躲在“科學尚無定論”後面什麼都不說的人。他做的是：把能拿到的證據擺出來，算一個數，標好誤差範圍，然後繼續找。 這也是他批評福奇、批評達扎克、批評 WHO 早期做法的同一個標準。他不要求這些人永遠正確。他要求的是：說清楚你基於什麼得出這個結論，你的不確定性有多大，你隱瞞了什麼。做不到這幾條，信任就沒了，而且再也拿不回來。 至於那 15%，他說得很坦率。如果哪天真相是自然起源，那很好，科學贏了。在那之前，他會繼續更新那個網站，繼續和巴黎小組每週開會，繼續在福克斯新聞上出現，繼續寫公開信。因為他認為，一個還沒有答案的問題，最不該做的事就是停止提問。 整場訪談裡最讓人記住的，是那隻“獨角獸”。有人在申請裡寫了要給馬裝角，申請被拒了。一年後，一頭獨角獸出現在他們提議做實驗的地方。所有人都在說，這一定是野生的。 獨角獸也可能真是野生的。但你必須先承認，這個機率需要認真算一遍，不能因為算起來不舒服，就說這問題不值得問。 這就是他反覆在說的那件事：提問不等於指控。要求透明不等於站隊。一個體系如果連“你能不能公開你的資料”這個問題都容不下，那它真正害怕的，從來是被冤枉以外的東西。 ## 現在就能做的幾件事 梅茨爾在這場五小時訪談裡給出了不少具體動作。它們都能落地。 - **去讀一手材料，不要只讀摘要。**疫情起源的關鍵證據，他自己整理在 jamiemetzl.com 上，還在持續更新，而且有中文版。馬特·裡德利（Matt Ridley）和阿麗娜·陳的《Viral》是系統梳理這件事的書。想理解實驗室風險，去讀 2011 年那兩篇功能增益論文和 2014 到 2017 年那段政策爭論，比看任何二手評論都有用。 - **批評一個觀點之前，先把它最強的版本說出來。**Lex 在節目裡講過一個標準：如果你沒讀過地平說支持者的完整論證，你就沒資格翻白眼。同理，如果你沒讀過對方對疫苗的完整擔憂，就別用“反智”兩個字打發。翻白眼是一種偷懶，偷懶的人不配擁有觀點。 - **區分“我不同意”和“這是假的”。**梅茨爾和參議員羅傑·馬歇爾在幾乎所有政策上對立，兩人能一起追同一個問題。這個能力比立場正確更稀缺。 - **要求你支援的機構保持透明，不要只要求對手。**他說過一句很硬的話：如果哪天證明這是美國的實驗室洩漏，美國政府的本能大概也是掩蓋。所以支援調查不該是攻擊別國的手段，應該是一種對自己也適用的原則。 - **把注意力放在未來，而非追責。**他自己反覆強調，追實驗室洩漏這件事的價值，除了找到誰該跪下，更在於下一次不發生。中國計劃在每個省建 BSL-4 實驗室。如果全球沒有一套可審計、可核查、有強制力的規則，下一次只是時間問題。 - **年輕人想做點事，別隻停留在情緒。**One Shared World（oneshared.world）的做法值得參考：從已有網路裡長出來（模擬聯合國、阿迦汗基金會等），用結構化流程把年輕人的意見匯成一份像模像樣的政策文字，然後遞到真正能拍板的人桌上。他們的語言即將進入聯合國大會決議。這比轉發憤怒有效。 - **給自己留一次“神聖可可時刻”。**不必真的去喝可可。挑一件日常到你已經完全看不見的東西，咖啡、麥克風、腳下這條路，花十分鐘想清楚它背後有多少人。目的是恢復一種能力：看見相互依存。梅茨爾認為這種能力是解決全球集體行動問題的心理前提。 - **把極限往後推一格。**他的方法很土：先報名，再倒推訓練計劃。六個月或一年，別管現在什麼水平。然後按部就班加量，練力量（他推薦他哥哥 Jordan Metzl 的 Iron Strength 訓練），休息日真休息，聽身體的訊號。他跑過 13 個鐵人三項，腦子肯定有點問題，那個“以為到極限了其實還有”的體驗，可以遷移到任何領域。 - **聽那個你打算翻白眼的人把話說完。**梅茨爾講過一個細節：真正推動 WHO 改變立場的，是一群在推特上挖資料的民間調查者，和二十來個跨領域專家每週碰頭的私人會議。他們沒等機構開恩，自己把證據整理成了四封公開信。一個人做不了什麼，一群不肯閉嘴的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