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傑克·巴爾斯基：克格勃間諜

> 潛伏美國的克格勃特工講述被招募訓練、以偽造身份生活多年的經歷，以及最終的暴露與轉變。

- 原標題：#301 – Jack Barsky: KGB Spy
- 期數：第 301 期
- 釋出日期：2022-07-09
- 嘉賓 / 主題：傑克·巴爾斯基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jack-barsky/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jack-barsky/
- 精讀字數：約 17177 字（閱讀約 38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2016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把一份持續了三年的調查案卷合上。被調查的人叫傑克·巴爾斯基（Jack Barsky），在紐約一家技術公司的員工名單裡掛了快三十年，同事眼裡就是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程式設計師。案卷合上之前，調查人員已經確認他不再是威脅。而這個人真實的身份，是冷戰時期克格勃派往美國、潛伏十年才被找出來的非法間諜。

巴爾斯基後來寫了一本書，叫《Deep Undercover》，講的就是這段被大時代裹挾、在謊言裡活了大半輩子的人生。Lex Fridman 播客第301期請他坐下來聊了將近四小時，從克格勃是什麼、他如何被招募、怎麼訓練、怎麼進入美國、如何在愛面前選擇留下、又是怎麼被一個默默抄檔案的蘇聯老檔案員出賣，一路聊到自己七十多歲還在跑步，以及為什麼他說"愛征服一切"。

這期內容資訊量很大，也極其私人。下面把值得慢慢拆開的部分一件件攤開講。

## "沒有威脅"是這家機構的字面意思

節目一開始，Lex 先問了一個最基礎的問題：克格勃（KGB）到底是什麼？

巴爾斯基把全稱念了出來：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也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他把這三個詞拆開念：Komitet 是委員會，Gosudarstvennoy 是國家，Bezopasnosti 是安全。而 Bezopasnosti 這個詞本身，字面上可以拆成"沒有威脅"。

一個叫"沒有威脅"的機構，在冷戰幾十年裡讓整個西方世界睡不好覺。

這家機構1954年正式成立，斯大林死後才有這個建制。蘇聯解體後它被拆成兩個繼承者：SVR（對外情報局）和 FSB（聯邦安全域性），前者對外，後者對內。但真正最能幹的俄羅斯情報機構，是那個外界幾乎一無所知的 GRU（格魯烏，軍事情報局）。巴爾斯基提到，他在克格勃任職期間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個機構存在。直到很多年後，他被請去美國國防情報局（DIA）演講，才第一次聽到 DIA 這個名字，同樣是"不知道它存在"。

這背後有個很實際的問題。一個情報機構，到底該不該被世界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你存在，你就有了名氣，可以吸引最優秀的人才來投奔；完全隱身在黑暗裡，別人連你的存在都不確認，你反而能在暗處自由行動。巴爾斯基的故事裡，兩種邏輯都被驗證了：克格勃被人知道，所以它能招到像他這樣被榮譽感餵飽的年輕人；GRU 沒人知道，所以它至今依舊是最難被摸清的那支力量。

## 三十年，八任領導，六個被處決

克格勃真正詭異的地方，在於它的不穩定性。

巴爾斯基給了一個數字，建議你讀慢一點：1923 年到 1953 年，30 年時間，蘇聯的情報機構換了八任領導人。這八個人裡，有六個在被換下來之後被處決了。

為什麼？斯大林怕。他怕那些最有能力、最接近權力的人反過來搞他，所以他先下手，把這批人都清掉。大清洗中他殺掉了大量真正能打仗的將領，直接後果是二戰開打時蘇軍的戰鬥力比他本可以有的水平低了一大截。

> 蘇聯是歷史上唯一一個不把權力建立在軍隊上的獨裁政權。它把權力建立在了情報機構上。而那個東西是不穩定的。（傑克·巴爾斯基）

巴爾斯基在這裡給了一個比喻：你把權力建立在磚上，磚能承重；你把權力建立在沙子上，總有一天它會塌。

這種恐懼會從最頂上往下滲透。最高層不信任你，你就必須時刻提防同僚打小報告。巴爾斯基說，今天的俄羅斯，氛圍很像。

在這種氛圍裡，真相永遠到不了頂端。沒人敢把真話說出來，知道真相的人從來都不缺。

理查德·佐爾格（Richard Sorge）是個典型例子。這個德國裔間諜在東京為蘇聯提供了極其精準的情報，其中包括日本不會對蘇開戰這一判斷，情報發回莫斯科，斯大林完全無視。後來佐爾格被日本逮捕處決，蘇聯政府還公開否認他是自己人。情報系統缺的從來不是能力，缺的是最高權力願不願意聽。

## 被敲門的那一天

巴爾斯基出生在東德，本名 Albrecht Dittrich。他出生在二戰德國無條件投降之後四年多十天，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他出生幾個月後成立。他的血統只有一半是德國人，另一半是捷克和波蘭，因為他長大的地方離波蘭邊境只有一條河的距離，坐一小時公交車就能到捷克斯洛伐克。

他是個聰明學生。東德當年只有成績排前 10% 的學生才能上高中，他上了。在那個年代，能上大學、能留在耶拿（Jena）這樣的城市做學術，本身就意味著你已經進入了這個國家的統治精英預備隊。他當時的目標很明確：成為終身教授。

這條路為什麼值得選？他給了一個非常具體的數字：耶拿當時大約有十萬人口，終身教授大概只有三十個。他們就是這個國家統治精英的一部分。而在東德，教授的聲望極高，是一種身份感、優越感。

他還非常坦率地承認，年輕時候的自己很膨脹。他拿過卡爾·馬克思獎學金，這個獎學金在東德全國同時只有一百個人能拿到。老師捧他，同學仰視他，他自己也全身心相信自己。"我完全徹底地相信了自己。"

他缺的是一個能把他按回地面的人。父親在他生活裡幾乎是個不存在的人，沒有人給他踩剎車。他甚至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他在大學第五年有過一個非婚生孩子，東德共產黨當年在這種事上非常講道德，通常會找人談話、給嚴重警告，可是這事在他身上，一個字都沒人提。

這就是他的狀態。一個被榮譽感養大的年輕人，自我認知極高，對冒險有一種被控制得很好的傾向。而這恰好就是克格勃要找的那種人。

某個週六，有人敲了他的宿舍門。

他當時已經知道那不是同學。學生之間的習慣是敲完門直接進來，不會等回應。他等了十秒，門外的人沒進來，他就知道是個陌生人。他喊了一聲"進來"。進來的人德語流利，說自己是卡爾·蔡司（Carl Zeiss Jena）的代表，想了解一下他畢業後的計劃。

卡爾·蔡司是耶拿的光學巨頭，世界頂級的光學儀器公司，這個身份非常有說服力。但巴爾斯基立刻聽出破綻：當年東德根本沒有"招聘"這回事。成績前 10% 的畢業生通常會被留下來讀博士，剩下的人統一分配，沒有選擇權。這個自稱招聘代表的人，連最基本的制度都不瞭解。

所以他判斷：這是斯塔西（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他判斷錯了，不過也無所謂，因為對方是德國人，他當時根本沒想到克格勃會牽涉進來。

對方聊了一會兒，最後圖窮匕見，說自己其實不是卡爾·蔡司的，是政府的。然後問了一個問題：你能想象有一天為政府工作嗎？

巴爾斯基的回答很聰明。他說：可以，但不是作為化學家。

他沒有回答對方問的問題，他回答了對方沒問的那個問題。這一句話，把自己從"化學家"這個框裡跳了出來，同時給了對方一個繼續往下走的理由。

## 一年半的接觸與三次測試

接下來是一年半的接觸期。對方叫赫爾曼（Herman），蘇方人員，德語帶俄語口音，比他大十來歲。兩人每週或每兩週見一次，一開始在車裡，後來換到一間"聯絡公寓"，裡面住著一位單身女黨員，他們來了她就出去，留下茶和餅乾。

赫爾曼給他西德雜誌看，這在東德是禁止的。漸漸地，他成了"特殊的人"。當他正式加入後，對方還明確告訴他：你應該多看西德電視，這件事雖然沒被明令禁止，但足以讓你惹上麻煩。

這種"高於法律"的感覺，對一個自我膨脹的年輕人來說非常有效。巴爾斯基在節目裡說，自己當時就是那種感覺：我會在法律之外行動，我將超越東西德兩邊的法律。"詹姆斯·邦德"這個詞，他自己在節目裡主動說了好幾次。

赫爾曼給他的任務也很有意思，不太像傳統間諜訓練，更像一套心理測試。

他讓巴爾斯基寫一份搭便車去保加利亞的旅行報告。表面上是瞭解他去過哪裡，實際是在看他怎麼寫、怎麼觀察、怎麼敘述。

他讓巴爾斯基寫同學的"人物畫像"。表面上是收集資料，其實是在判斷他刻畫人物的能力。這一點後來在美國真的用上了：他在美國的活動之一就是"spotter"，也就是物色可以被髮展的人，寫人物檔案。

他還給了巴爾斯基一些他本人非常討厭的任務：給一個地址、一個名字，讓他去敲門，編個故事，套出這家人關於某個西德親戚的資訊。

巴爾斯基在節目裡承認，他討厭做這種事。他當時有點害羞，也不習慣撒謊。"我那時候非常誠實，從不隱瞞關於我自己的任何事。"

但他做得很好。他記得自己當年留了鬍子，去按門鈴，自稱是社會學系學生做問卷，問了一堆問題，然後把話題引向那位女士的私生活，她主動說出了他想知道的東西。

他說："我做得不錯。"

這段對話裡藏著一個關鍵觀察：撒謊這件事可以被訓練出來。他一開始很不舒服，做得多了就慢慢合理化了。他給自己找的理由是：我是在為一個好的事業服務。

## 兩次演習，和一個尿了褲子的同學

一年半之後，赫爾曼覺得差不多了，把他送到柏林進行三週"實習"。

在柏林，他第一次經歷真正的接頭：一個地址、一個時間、一句暗語，他去見另一位特工，代號鮑里斯（Boris）。這些名字都沒有意義，全是化名。

接頭暗語的設計思路其實很簡單。巴爾斯基在節目裡演示了一遍：他走到一個可能是目標的人面前，問："不好意思，我在找蘇珊·格林。"如果對方答："是的，你一定是大衛。"那說明對上了；如果對方一臉困惑，那就是認錯人了。用一個低機率被誤答的問句來篩人，簡單有效。

接下來是兩次去西德的"實習旅行"。

他拿的是一本真的東德護照，上面蓋了允許前往西方的章。他們選了一段只有蘇軍守衛的邊界，把他送進西德境內，他再坐地鐵出現在西柏林。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沒一個知道他進來過。

第一次去，任務只是"走一走，聞聞空氣，喝杯啤酒，吃根香腸，然後回來"。

第二次去，任務和他在耶拿做過的類似：按門鈴、找人聊天、套資訊。也順利完成。

為什麼需要兩次？巴爾斯基說，這是他後來才想明白的。他第一次踏上西柏林的土地時，感覺極度不舒服。滿街都是警察，雖然他明知道那些警察穿的是淺藍色制服、看起來一點都不起眼，但他就是止不住地想：如果他們知道我是克格勃呢？他們會不會看一眼就看出來？

"我害怕，但我克服了。"

測試的重點落在你在恐懼面前的身體反應上，技巧反而次要。

他提到了一件很殘酷的事。在柏林訓練期間，他遇到一個高中同學。這個同學跟他坦白，自己被斯塔西招募了，也準備去西德當間諜。這個同學走了同樣的流程，也去了西德實習。

然後他尿了褲子。

回來後他跟組織說：我做不了。這個人的職業生涯就此結束。他有工程學位，是個聰明人，餘生在倒騰模型火車裡過去了。組織不會再讓他回來。

"這場測試要是失敗了，你就得付出代價。"

## 那間巨大的辦公室和一夜未眠

兩次實習透過之後，赫爾曼的上司要見他。這個上司很可能是東柏林克格勃的負責人。

巴爾斯基走進一間巨大的辦公室，巨大的辦公桌後面坐著一個小個子，非常不起眼。桌上擺著捷爾任斯基的半身像，牆上掛著列寧的畫像。這個人一開口，巴爾斯基說："哇。"

巨大的心理能量。

對方只說俄語，開場先講了五分鐘宣傳，為什麼我們要做我們正在做的事。巴爾斯基大部分都聽懂了，不懂的就讓鮑里斯翻譯。然後對方突然甩出一個問題：

"所以，你到底加不加入？"

巴爾斯基沒有準備好。他說自己還沒訓練好，還有很多東西要學。他臨時想出兩個理由，一個還算靠譜，另一個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要說：我還得學開車，還得學打字機打字。

對方明顯不耐煩了："這些不用擔心，我們會訓練你。但我告訴你，我們需要的是決斷的人。你明天中午之前給鮑里斯答覆。"

那一夜他沒睡著。

天平的兩端：一邊是確定的、已經鋪好的路，大學教授、終身教職、世界級學者、耶拿這個他已經愛上的城市、他的籃球隊。另一邊是巨大的冒險、參與共產主義在全球勝利的機會，以及"你真的很特別"這個感覺。

他在節目裡說了一句非常直接的話：驅動力來自他們對那種性格特質的判斷，一種"被很好地控制住的冒險傾向"，革命熱情排在很後面。

他還補了一句：我和詹姆斯·邦德有兩個共同點，首字母都是 JB，還有我也有過三個姑娘。

真正讓天平傾斜的，是"沒有什麼把他留住"這件事。

他自己說得很清楚：他當時缺兩樣東西。一是和母親之間沒有情感聯絡，二是當時沒有一個穩定的女朋友。

"我覺得弗洛伊德對此會有很多話要說。"

他還講了一個對照。他的朋友金特（Günther）也被斯塔西接觸過，但金特當時在戀愛，他很客氣地拒絕了：我不行。愛情成了留在原地的錨。

巴爾斯基沒有這個錨。

理智上的比較走到了平局，他就跟著直覺走了。"我說，好，我加入。"

## 第一課：給自己找個住處

加入之後，他被安排以"東德外交部工作人員"的身份做掩護，名義上是外交官。他必須上交黨證，大學黨書記還對他說了一句："我們大概不會再聽到你的訊息了，但我們知道你會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這句話說明，對方其實隱約知道他要去做臥底。

然後他坐火車去柏林，見新上司尼古拉（Nikolai）。

尼古拉一見面就給了他一個任務：給自己找個住處。

聽起來很簡單，但當時的東德住房極度短缺，所有房子都歸政府控制，排隊要排很多年。他認識的一些夫妻被告知五年後才能分到公寓，於是把生孩子的計劃往後推。找房子這件事，在當時基本等於不可能。

但他沒在臉上表現出任何情緒。他心裡一沉，沒有抱怨，直接開始想辦法。

他坐城市鐵路到最末一站，一個叫 Erkner 的小鎮，挨家挨戶敲門問，有沒有人知道哪裡可以住。幾個小時後，有人給了他一個地址。他去見那位女士，她說自己正好有個地方可以住。那是一間附屬建築，混凝土結構，裡面有床、椅子、冷水、一個冷爐子。廁所在院子另一頭。

他一點都沒向尼古拉抱怨，這大概也是測試的一部分。他只是說：我找到了。

然後他在那裡住了六個月。每天早上坐火車進城，做行動訓練、去圖書館看書、還找到了一支可以加入的籃球隊，至少每週能洗兩次澡。

六個月後，尼古拉給了他一把鑰匙，帶他去看了新的公寓。這時候他才知道，自己真正"進來了"。

他在書裡寫過一句話，這次也重複了：老闆不喜歡聽抱怨和問題，他們喜歡聽解決方案。這句話放在克格勃的入職測試裡，一樣成立。

## 摩爾斯電碼、隱形墨水與文化課

柏林訓練持續了大約兩年。巴爾斯基把訓練內容一項項列了出來，很多細節非常具體。

第一項是摩爾斯電碼，學了一段時間。第二項是短波無線電收發，要學會接收用摩爾斯電碼發來的短波傳輸。第三項是加密和解密，一套完全手工的演算法。

他提到一個有意思的細節。他後來自己琢磨出了那套手工演算法的一個規律：用來解密的那串數字，如果有一百位，那每個數字 0 到 9 出現的次數是均等的。這套演算法的設計目標落在"人類手工可操作"上，密碼學強度並不是首要考慮。他被告知，這類手工演算法大概能用 300 次，超過之後就有可能被破譯。

Lex 順著說：現在有計算機，破譯起來應該很快。巴爾斯基同意，但他補了一句：這套演算法本來就不講效率和方便。"我不同意。它既不高效也不方便，它非常耗時。"

真正"不可破譯"的是另一種東西：一次性密碼本（one-time pad）。一張紙上的數字序列，用碘酒顯影，用一次就銷燬。只要不重複使用同一張紙，理論上無法破解。但他在美國的時候，只帶了一樣只有間諜才會有的東西：一本便籤本，前十幾頁浸過一種用於密寫的化學物質。他說，這種本子在沃爾瑪也能買到，只是你得知道該找什麼。

密寫通訊的方式是：從短波廣播裡抄下一組五位數字，用自己那套演算法做加法或減法，得到的結果再一對一對映到字母上。

他說這套手工流程有一個硬性要求：不能出錯。所以你算兩遍，如果兩遍結果一樣，那就對了；如果不一樣，你就得重來。

除了這些技術活，他還學了反監視（counter-surveillance）和"監視檢測路線"（SDR，Surveillance Detection Route）。SDR 說白了就是在城市裡繞三個小時，判斷自己有沒有被跟蹤。這需要你提前把路線設計得非常精細。

他舉了自己最喜歡的那個例子：在莫斯科的時候，他常走一條車流很少的路，路往下坡走然後拐彎，坡底有一個電話亭。你開啟門、拿起電話的時候，身體自然要往回看一眼。這個動作不突兀，因為它是自然的，不會暴露你在幹什麼。同時，你正好能看到有沒有人跟著你走下來。

他還提到公共交通、大建築、電梯，都是可以用來觀察的地方。跟蹤的人有一個天生的劣勢：為了不跟丟目標，總得有人靠得比較近。如果你在一條設計好的路線上兩次看到同一張臉，那基本就可以確認被跟了。

他對人臉的記憶力非常好，所以在訓練中總是贏。他說，跟蹤方可以換衣服，但他們沒法換臉，那時候沒有現在 CIA 用的那種幾秒鐘就能換臉的裝備。

反監視這件事，在節目裡被 Lex 追問了一個很實際的問題：這種"永遠假設自己被盯著"的狀態，是不是很累？

巴爾斯基說，不會，因為會變成一種常規操作。到了美國之後，他被要求每個月做一次，或者在有密寫信要寄之前做一次。不是每天。只要確保自己投信的時候沒有人看見就行。

還有兩項技能：攝影，以及製作微點（microdot）。微點的原理是把一張照片用反向顯微鏡縮到針頭大小，可以藏在一張郵票下面。他會做，實際上克格勃從來沒讓他用過這個技術。

行動技能之外，還有一套"文化訓練"。

他拿到的第一本書是蘇共黨史。第二份檔案是西德憲法。然後是一大堆雜誌。他被要求看西德電視，他"以復仇般的熱情"接受了這個任務，因為西德電視確實比東德好看。他早上起來吃早飯的時候會看德國版《芝麻街》，因為那能幫他理解文化。

他被強烈鼓勵去拓展文化教育：逛博物館、看戲、聽歌劇、讀各種作者的書。每個月要寫一份報告，彙報自己做了什麼。

Lex 在這裡追問了一句：為什麼要去歌劇院？

巴爾斯基的回答很實用：因為兩年之後，他到了美國，能夠在一場華盛頓特區的外交酒會上不顯得格格不入。"我能在裡面自由穿梭。"整個訓練的目標，是讓他能進入上層社會，因為那裡的目標比普通工薪階層"更 juicy"。

這一段裡有個細節，值得停一下。這套訓練沒有課程表、沒有檢查項、沒有進度條。它是臨時拼湊的，是"現在你做這個，然後做那個"。很大程度上依賴他自己的主動性。

Lex 說：這本身也是評估的一部分。巴爾斯基回答：那當然。

## 每天一百個單詞，方法來自列寧

訓練中有一項是必須精通一門外語。克格勃給了他選擇，他挑了英語。

為什麼是英語？他說這是"不用動腦子的選擇"：他在學校時英語成績一直很好，幾乎沒怎麼學就會了。

然後他被送到莫斯科，待了兩年，專門學英語。這是他第一次坐飛機。

去莫斯科之前，他接受了一次口語測試。兩位女士跟他聊了幾個小時，一位是莫斯科國立大學的俄羅斯教授（教授身份很明顯是克格勃的掩護），另一位是美國出生的中年女士。聊完之後，他的聯絡人回來說：結果很接近，那位美國人認為他有可能達到接近母語者的水平，俄羅斯教授則非常懷疑。最後，"一廂情願的想法贏了"，幾周後他就搬去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的兩年，他的學習方法非常硬核，靈感來自列寧。

他在一本書裡讀到，列寧流亡期間學德語，每天學 100 個新單詞。他就照做了。他讀報紙，把每一個不認識的單詞寫在一張索引卡上，一面德文一面英文，然後摞起來。

他設計了一套五級卡片系統。第一級是生詞，第五級是"已經答對四次"的詞。答對一次往上升一級，答錯一次往回降。升到第五級再答對，就進檔案庫。偶爾他還會把檔案庫裡的詞抽出來扔回第一級。

Lex 在這裡接了一句：這個方法聽起來像間隔重複（spaced repetition），只不過你用的是紙質卡片，靠人工管理。

巴爾斯基說，他後來有了第一臺個人電腦（大約 1984 年），還專門寫了一個程式來幹這件事。

這套方法的效果是：他學完英語之後，詞彙量顯著高於美國人的平均水平。因為他"不挑"，不認識的詞全學。副作用是，英語裡同義詞很多，通常有一個是更地道的，而他經常用那個不那麼地道的。所以很多人覺得他"說話方式很有意思"。

Lex 在這裡說了一段挺有意思的話。他說，語言不是公式，語言是文字的遊戲。用錯一個同義詞，反而可能成為一種魅力。他認識一些帶俄語口音的人，他們靠這種"非邏輯的魅力"能把一堆胡話說得讓人接受。

詞彙之外，他每天還做語音練習。一盤大約半小時的磁帶，說一個詞，他重複一個詞。重點是母音。他舉了一個例子：hot 和 hut 的區別，幾乎沒人能說對，對德語母語者尤其難。

Lex 也補了一個更尷尬的例子：beach 和 bitch。他說自己剛來美國時也很緊張，怕說錯。

巴爾斯基說，他在莫斯科的兩年，還有另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學會了怎麼獨處。

那兩年他沒有社交，沒有朋友，沒有女人。唯一的互動是訓練他的人。那兩年非常孤獨。這種孤獨，在他到美國後的頭兩年還會繼續。

> 莫斯科的兩年教會了我怎麼獨處。（傑克·巴爾斯基）

## 加拿大：一次差點毀掉一切的實習

在正式進入美國之前，他先去加拿大做了三個月實習。這次實習出了兩個岔子，每一個都可能當場終結他的間諜生涯。

第一個任務，是去拿一份出生證明。他要用一個叫 Henry Van Randall、出生在加州某地的人的身份，寫一封信給當地出生登記辦公室，說我是 Henry Van Randall，請寄一份出生證明副本給我，費用隨信附上。他住在一家小旅館，回信地址看上去不能像旅館，這點很重要。

三週沒訊息，四周沒訊息。他等急了，鼓起勇氣從一個公用電話打過去，對著那邊吼：你們收了錢，我的出生證明呢？

幾周後，信來了，信封上寫著 Henry Van Randall。他提前跟旅館前臺打過招呼，說自己等一封朋友的信，所以拿到信的時候並不突兀。他上樓，開啟，裡面確實是出生證明副本。

然後他看到上面蓋了一個大大的紅章：已故（deceased）。

一個死人，在給自己申請出生證明。

他當時還有一點清醒，立刻離開了那座城市。他後來又去了兩個城市。他隱約感覺到不對勁，按反監視路線走了一遍，沒發現什麼，就繼續走完了流程。後來是 FBI 告訴他，當時加拿大皇家騎警一直在跟著他，始終落後一步。

他自己都覺得奇怪：他們為什麼沒在出境的時候抓我？護照要拿給航空公司看，我的名字他們知道，旅館登記也是那個名字。他就這樣"差一點"跑掉了。

Lex 說：這需要一套好的、實時更新的計算機系統才能追得上。巴爾斯基說：這是瑞士航空，我運氣好。人生有一部分就是運氣。

第二個岔子發生在他剛到芝加哥的那個晚上。

他從墨西哥城飛多倫多，中途在芝加哥下機。天已經黑了，他不知道該住什麼酒店，從黃頁上隨便挑了一個，叫了輛計程車。他把地址給司機，司機表情古怪地看了他一眼。他沒多想。車往南走，街區越來越不對，他還是沒多想。

到酒店，是一棟五層褐石建築。前臺裝著防彈玻璃。他當時沒有背景知識，以為美國犯罪率高，可能每家酒店都這樣。

他上樓，喝了半瓶尊尼獲加紅方，想把自己灌到昏睡。第二天醒來頭疼欲裂，吃了隨身帶的阿司匹林，出門找吃的。

他這才發現自己正站在芝加哥南區的正中間。他之前根本不知道芝加哥南區是個什麼概念。

他立刻決定換酒店，並且改回 Jack Barsky 這個名字登記。他回到房間，想把 William Dyson 那本護照銷燬。問題是他沒受過銷燬護照的訓練。他試著燒，護照是阻燃的，燒不著，反而冒出一大團煙。他一抬頭，看見了煙霧報警器。

他把護照扔進馬桶，拿出剪刀剪碎，沖掉。

他當時身上帶著 6000 美元現金。他沒想過一個問題：如果有人在芝加哥南區搶了他的護照或錢，他該怎麼辦？他沒有預案。芝加哥沒有任何蘇聯人，沒有聯絡人，沒有 Plan B。

他說：我不該去芝加哥。他們本可以把我送進舊金山或華盛頓，那兩個城市都有蘇聯人。我的最終目的地是紐約。

這段故事被他自己總結成了一句很重的話：如果當年我回去繼續為克格勃工作，我會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間諜，因為我能告訴他們所有事情該怎麼做才對。

Lex 問：這算不算說明克格勃內部存在系統性的無能？

巴爾斯基說：很多。把我訓練成一個美國人這件事上，基本是完全無能的。

為什麼？因為訓練他的那些人都沒有以非法身份在美國生活過。他們在紐約的北曼哈頓有個大院，所有人帶著家人住在一起，大部分時間跟自己人打交道。他們根本不知道在美國有份工作、像美國人一樣生活是什麼感覺。

"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

他還說，這件事是雙向的。美國 CIA 對蘇聯文化的理解也一樣糟糕。八十年代美蘇幾次接近核戰爭，一部分原因就是雙方都對對方缺乏真正的理解。真正好的情報，本該是深得多地融入對方社會。

這裡有個悖論：融入得太深，你開始質疑自己這邊的宣傳敘事，而上面的人永遠有權力無視你送回去的情報。

## 紅色圓點

1988 年 12 月，一個早晨，他走過皇后區那根支撐高架軌道的橫樑。那是他每天都會經過的訊號點。他照例看了一眼，從來沒有期待看到什麼。

這一次，那裡有一個拳頭大小的紅點。

這是危險訊號。意思是：你處於嚴重危險中，儘快離境。

按規程，他連家都不該回。他應該去布朗克斯的公園取出藏好的備用證件，然後直奔加拿大邊境。

他沒有。

他照常去了公司，坐在隔間裡，對著電腦螢幕一整天。他腦子裡轉不動了，只剩一件事在迴圈：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原因很簡單：他有一個 18 個月大的女兒。女兒叫 Chelsea。他在場看著她出生，把她從醫院帶回家，看著她長大，看著她邁出第一步，看著那雙大眼睛充滿愛意地看著他。他說，那正是他重新回到人類世界的開始，因為他愛上了這個女孩。愛回來了，完全出乎意料。

他說，很多父親都懂，尤其是女兒的父親。

週一看到紅點，他什麼都沒做。週四是他例行的短波通訊時間，他聽了。對方用幾句話說明：我們有理由相信 FBI 已經盯上你了，立刻執行緊急程式，回國。

他還是給自己拖時間。因為無線電可能壞了，訊號可能不好，因為無線電可能壞了，訊號可能不好，他也可以說自己還在醫院裡，之前就有過生病三週沒法聯絡的先例。

再過幾天，一件逼他沒法再拖的事發生了。

那天早晨天還沒亮，他在皇后區等 A 線地鐵。一個穿黑色風衣的矮個子男人從右邊走上來，湊到他耳邊，說了一句話：

> 你得回來，否則你就死定了。（You gotta come back or else you're dead.）

俄語口音很重。這是整個美國生涯裡唯一一次，有蘇聯特工真正出現在他身邊。

這句話有兩種讀法。一個美國人會說"否則你被抓"，或者說"否則你就會被捕"，能說出"否則你就死定了"的人，是在真正威脅你的性命。巴爾斯基知道克格勃有追殺叛逃者的歷史，這句話讓他不得不認真對待。

他還是說服了自己：這只是措辭不好。不過從這一刻起，雙方都知道對方知道了。人找到了他，還跟他說了話，不能再裝糊塗。

下一份無線電指令讓他執行一次死信箱（dead drop）操作，對方會把錢和護照放在指定地點。地點在斯塔滕島的一個公園裡，是他自己找的、自己描述的。他在這件事上一直被表揚，因為他描述地點特別準確，容易找到。這次唯一的區別是，操作被安排在夜裡。

他還是去了。他先讀到了訊號，說明東西已經放進去了。他走進公園，一百碼左右，在一棵倒下的樹旁邊，帶了手電筒。這個公園白天都像一片小森林，晚上更是伸手不見五指。

他沒找到那個容器。那東西本應是一個壓扁的油罐，體積不小，很難錯過。他找了兩遍，又四處看了一圈，懷疑是不是放偏了。還是沒有。

這是他那段生涯裡唯一一次行動失敗。這次失敗本身就不太說得通。

他往回走，情緒麻木。走著走著，他對自己說了一句話：我留下。

他說，那個決定不是他做的，是被替他做的。他現在是基督徒，他相信那是上帝在告訴他。

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跟莫斯科交代。他寄出最後一封密寫信，說自己很想回去，但回不去了，因為他感染了 HIV，艾滋病。

這是他這輩子撒得最好的一個謊。那個年代艾滋病等於死刑，沒有哪個國家想要一個艾滋病人。他在莫斯科受訓時聽過那些人怎麼嘲笑美國：看看這個墮落的國度，他們在互相殘殺。他把自己"墮落"的路徑編得很完整，他彙報過一個交往過的女人，那個女人以前有個吸毒的男朋友，她被感染了，然後傳染給了他。

莫斯科信了。百分之百信了。他們把他存在那邊的美元給了他在東德的家人，同時告訴家人：他已經死了。

他猜，去送錢的那個特工大概自己截了一半。

此後三個月，他刻意不在固定時間、走固定路線去上班，算是安全措施。然後他把短波電臺扔進了哈德遜河，銷燬了手裡還剩的一次性密碼本。

從那一刻起，他準備好作為一個沒被發現的美國人活下去，開始經營他自己版本的美國夢。

第一件事，是跟女兒的母親說：我們應該買房子。一年後他們搬去了郊區。然後他說：我們應該再要一個孩子。他們又有了一個孩子。他的事業也做得不錯，搬了幾次家，最後住進了一棟郊區大宅。在那之前，他的第二棟房子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

他就是在那裡被 FBI 找到的。

## 一個把情報抄在內褲裡的檔案員

線索來自一個叫瓦西里·米特羅欣（Vasily Mitrokhin）的叛逃者。

米特羅欣是克格勃檔案館的檔案員，級別不低，負責把檔案從盧比揚卡遷到亞謝涅沃。他憎恨蘇聯體制，原因很具體：他的兒子病得很重，本可以在英國治療，當局不允許他帶兒子去英國。

他想報復這個系統。辦法是抄。手寫的小紙條，藏在內褲和襪子裡帶出來，一年一年地攢。攢到一定量，用打字機謄清，再塞進容器裡，埋在自己的藏匿點。

1992 年，蘇聯已經沒了，他出現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說自己有這些東西。那天是週末，負責接待的是個級別不高的官員，對方的回覆是：你這些東西我們不太感興趣，而且太舊了。

一個足以毀掉職業生涯的判斷。米特羅欣隨後去了一個波羅的海國家，聯絡上英國軍情六處（MI6）。英國人說的是：快請進，老夥計，喝杯茶。

英國人把東西從他別墅裡弄出來運回英國，後來跟 FBI 分享了。關於巴爾斯基的那部分資訊非常少，只有一句：有一個叫 Jack Barsky 的人，是在美國東北部活動的非法間諜。

如果他的名字叫 Jim Miller，FBI 大概永遠找不到他。可是 Jack Barsky 太好查了。他們查社保記錄，發現 Jack Barsky 是 33 歲才拿到社保卡的。一下就鎖定了。

他們當時掌握的資訊只有：這個人還在美國，不確定是否還在活動。另一點他們很清楚：這個人受過極好的訓練，因為他還在，而且沒被發現。

FBI 花了將近三年調查他，遠遠地看著。如果他還在活動，他一定會發現自己被盯上了。

巴爾斯基說，他從決定留下的三個月之後就完全停止了反監視。這一點很關鍵。

FBI 非常謹慎。他在鄉下那棟房子只有一個鄰居，那房子掛牌出售的時候，FBI 把它買了下來，安排兩個探員住進去，近距離觀察。他們沒有發現他還在活動的跡象，還是小心。

轉折點來自一隻竊聽器。FBI 設法在他家廚房裡裝了監聽裝置。

那段時間他跟妻子關係不好，摩擦很多，她一直在抱怨各種事情。他受夠了。有一天兩人在廚房吵起來，他決定動用"核選項"：把自己的犧牲說出來。他要讓她明白，他站在她這邊，他為了她和女兒放棄了什麼。如果有什麼地方不對勁，那與他對她們的愛無關。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監聽裝置是開著的。

FBI 聽到了他的自白：我曾經是克格勃特工，我退出了，我留在這裡是因為你和 Chelsea。

這段話同時向 FBI 確認了：他已經不活動了。策反一個還在活動的人才算有用，對他這種人策反已經沒有意義。可是他們判斷，這個人身上還有很多資訊，雖然陳舊，對 FBI 仍然有價值。所以他們決定對他客氣一點。

## 收費站的那一晚

一個週五的傍晚，他從辦公室開車回家，過哈德遜河上一座橋的收費站時，被州警察攔了下來。

警察把他引到一邊，說是例行交通檢查。他當時已經完全忘了自己當過間諜這回事，那件事在他腦子裡已經消失了很久。然後警察說：請你下車。

這本該引起他的警覺，他還是照做了。

然後一個人從右側進入他的視野，亮出證件：FBI，我們想跟你談談。

這位探員叫 Joe Riley，後來成了他的朋友，還成了他最小的孩子 Trinity 的教父。Riley 後來說，聽到那句話的瞬間，他臉上的血全部退掉了，整個人變得慘白。他很快恢復過來。

他被帶進一輛車，車裡另一個探員腳踝上綁著槍。氣氛很真實。他第一個問題是：我被逮捕了嗎？回答：沒有。

他的本能接管了他。他在高壓情境下的應對能力非常好。他問了一句：

> 那你們怎麼花了這麼長時間？（So what took you so long?）

這句話的目的是消解緊張。他看見對方笑了一下。

他說：我知道我必須讓他們喜歡我。我到現在也知道，我是個挺討人喜歡的人。

他們把他帶到一家汽車旅館。那家旅館有兩翼，成直角，他們買下了一翼的所有房間，兩端各設一個守衛，把他安排在中間。房間裡擺了一些道具，幾個貼著標籤的活頁夾。他一看就覺得好笑，因為標籤上寫的全是他早年的資訊。他由此確認：他們知道的並不多。

後來他把這個觀察告訴了 Riley，還說對方這個安排不太高明。

不過他先主動表了態。在正式談話開始之前，他說：

> 我知道，要讓我和我的家人有機會把傷害降到最小，只有一條路，就是我百分之百配合。這就是我打算做的。（傑克·巴爾斯基）

談話持續了大約兩個小時。中途他們允許他打電話給妻子，說自己會晚點回去。這個細節讓他判斷：他們會放他走。

兩小時後他們確實放了他。整個區域佈滿了人。負責那個團隊的人跟他說：如果你打算跑，這附近每一個路口我們都有佈置，你跑不掉。

他什麼也沒說。他壓根沒想過要跑。

那是他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他配合 FBI 工作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同時繼續以原來的身份生活了好幾年，直到拿到真正完善的證件。七年前，他正式成為美國公民。

這件事花了很久，因為要讓他"變真"，又不把他塞進證人保護計劃，那樣就得改名換姓，而他希望保留 Jack Barsky 這個名字。比如他的出生年份必須改。如果 Jack Barsky 保留 1944 年這個出生年，FBI 就等於幫他一起犯罪，因為他會提前四年領社保。

最後他接到國土安全部的電話，一位女士說：我是國土安全部的某某，你明天能來辦公室一趟嗎？他說：我看一下日程。然後他自己反應過來：我在說什麼？你希望我幾點到？

他等這個時刻等了很久。他當場宣誓入籍。

走出那棟樓的感覺很好，因為他重新有了一個國家。他說他愛這個國家，連它的毛病和當下正在經歷的麻煩一起愛。

## 一串幾乎不可能連上的點

他從來沒想過要成為一個公眾人物。後來他被發現了，而發現他的那串點，幾乎不可能連上。

起因是他妻子的一個同母異父的弟弟，住在德國。這個弟弟被母親帶來德國，來探望一個人。那個人跟他們沒關係，是另一個人，而這個人住的地方離他們家只有 50 英里。他妻子和這個弟弟此前從未見過面，只是透過社交媒體知道彼此存在。

這個弟弟得知他的背景後，當時是德國鐵路的列車員，他說：這是個大故事，會非常大。他碰巧認識一個人，那個人碰巧認識《明鏡》週刊（Der Spiegel）的一位明星記者。這位記者做了一些調查，確認他是真的，然後開始追這件事。而她碰巧認識《60 分鐘》的 Steve Kroft。

巴爾斯基說：你看這一串連線，我完全沒參與。生活就是這樣運作的，有些點就是會被連起來，對大多數人來說不會。事情發生了，你運氣好，你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他說：我大概也有一部分愛爾蘭血統。這一路挺有意思，我到現在還在為自己經歷的事情搖頭。

## 他在微軟被問的那個問題

節目快結束的時候，Lex 把話題拉回到"愛"。

巴爾斯基講了一件事。有一次他在微軟總部做演講。後排坐著一位年輕女士，聽得很專注。後來他才知道，她在微軟的職位叫"故事講述者"（storyteller），屬於軟性營銷。

問答環節，她舉手問了一個問題：你做的所有這些事、經歷的所有這些，你從中得到的頭號教訓是什麼？

他說那是他第一次被問這個問題。他想了 20 秒，然後說出一句大家都聽過的話：愛征服一切（love conquers all）。

因為在他的人生裡，最後確實是愛贏了。它是最強的人類情感，也正是它讓人成為人。

他還提到，自己現在年紀大了，對更多人都更有愛。那些"對陌生人的隨機善意"，他現在會主動去做，會主動去找這樣的機會。他說：你知道嗎，這對我有好處。

Lex 說：歡迎來德州，這裡的陌生人之間的隨機善意基本是一種生活方式。巴爾斯基說：喬治亞州也一樣。

## 你只能選擇要哪一種遺憾

Lex 問他有沒有遺憾，有沒有希望自己做過不一樣的選擇。

他的回答很乾脆：我本來可以，那樣我就會有一個不同的遺憾。

他背叛了他在德國的妻子，他確實愛過她。如果不背叛她，他就要背叛那個孩子，而那個孩子如今是他生命中如此巨大的愛的來源。

所以他說：生活有點像，你可以選擇你的遺憾，你沒法避免遺憾。

他唯一不遺憾的，是對母親撒謊，因為他跟母親之間沒有真正的情感關係。她照顧他，她以他為榮，他們不擁抱，沒有任何情感互動。她一直在找他，一直到死。她給戈爾巴喬夫寫過信，請求幫忙；她找過斯塔西；她鐵了心要找到他，沒找到，最後帶著不知道真相的遺憾去世了。

他當年去美國的掩護身份是"轉行去了哈薩克的一個航天研究機構"，手裡有一份邀請函，是偽造的，那個機構根本不存在。可是人們都知道哈薩克有絕密設施。他一個高中老同學散佈了一個謠言，說他在一次火箭事故中死了，所有人都信了。

他回到德國後，找到了那個當年甩掉他的女孩的電話，打了過去。他說：猜猜我是誰？你最好扶穩椅子。她說：好。他說：我是 Albrecht。

後來他們真的見了面。兩個六十多歲的人，隔了那麼多年重新坐到一起。結束那段關係的那個人先開口，說：你知道嗎，我當年犯了一個非常大的錯誤。然後眼淚從她臉頰上流下來。

他說他沒有要求這句道歉，也沒有為此感到高興，確實感覺不錯。過了一段時間他明白了她為什麼這麼說。他見了她的丈夫。

Lex 在這裡提到 Tom Waits 的歌《Martha》，講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給他曾經愛過的人打電話，兩人都已婚，聊了一段。有時候你見到過去的人，會瞥見另一種你可能擁有的人生。

巴爾斯基說，她說完那句話的時候，他心裡想的是：不，你沒有犯錯。那時候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她後來變成的那個人，性格上並沒有他記憶裡那麼有吸引力。那是少年時代的愛。

它仍然是愛，它確實發生過。他說那是熾熱的愛，如果為了救她，他會把自己扔到車輪底下。那份愛的強度，和他對兩個女兒的愛是一樣的。

> 人生充滿了這樣的時刻和這樣的階段。這就是為什麼人生這麼他媽的棒。（傑克·巴爾斯基）

## 十六歲那個吻與隨後的心碎

節目後半段，Lex 把時間往回撥，問他童年最溫暖的記憶。

巴爾斯基說的是自己的初吻。

那年他十六歲。在他當時的認知裡，女孩子是某種魔力生物，她們不可能做壞事，她們是美的，必須被崇拜。其中一個女孩也喜歡他，而且是她先追的他。

他說，就是那個時候他開始認真讀書的。在那之前，他只要做到"A 減"就滿足了。從那時起，他每拿到一個 A，都會在心裡獻給那個女孩，有時候還會明說。因為他知道自己長大以後要照顧她。

這份感情持續了兩年。他失去了童貞，她沒有。他的"競爭者"是個已經在讀醫學的大學生，年紀更大，更有經驗，未來會當醫生。巴爾斯基的評價是：他並不比我強。他人在那兒，那人不在。在場贏了。

高中最後一年，他們又在一起了，他滿腦子都是未來。可是他們沒算到一件事：她去了柏林讀大學，他去了耶拿。兩座城市之間的距離，以當年的公共交通水平，撐不起一次週末探望，而且沒有人有車。

於是他們通了幾封信，然後他收到了一封告別信。

他說：我現在還能感覺到那種痛。

Lex 說了一句很好的話：能感覺到痛是好事，失去的痛本身就是愛的一部分。你會把它變形，然後以更深的方式給未來的人。

巴爾斯基說：說得非常好。可當時那封信把我掏空了。如果我有自殺傾向，我可能會自殺。

他記得很清楚。家裡前門有一個投信口，他那幾天並沒有在等信。信就躺在那裡。他上樓進臥室，開啟，讀完，感覺生命從身體裡流走了。他一個人，必須一個人承受這種痛。

他當時沒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因為跟父母之間沒有情感關係。他心裡的愛沒有地方可去，被堵住了。

他的應對方式是讀書。他把全部精力砸進化學，比所有同學都用功得多。他本來就聰明，於是幾乎門門拿最高分。大學頭兩年，學校裡有漂亮的女孩，有舞會，有學生俱樂部，他一個都不看。

他知道自己遲早會需要女性的陪伴，但愛？不了，不再了。

Lex 說：有首歌叫《Love Hurts》。巴爾斯基說：我知道那首。

## 關於怕死這件事

節目最後，Lex 問他有沒有想過自己的死，怕不怕。

他說：想過。怕。他已經是基督徒，仍然怕。

他信教是從頭腦開始的，而且開始得比較晚。人不是從小就信，很多東西就更難全盤接受。他說有些內容他確實難以理解、難以相信，也有很多東西他只能用"上帝存在"來解釋。至於上帝是否會讓人們再獲得永恆，他說：我只是希望。

他說自己沒法再去說服別人了，這讓他算不上一個很好的基督徒，因為基督徒應該去傳福音。

他仍然怕，同時懷著希望。

至於最後這些年怎麼過，他的打算很具體：他不打算在精神上或身體上垮掉，會盡一切努力保持清醒和體能。他現在還跑步，一週四五次，還準備重新開始舉重。

他說他讀過一位醫生寫的書，那位醫生說，大多數人上了年紀之後，餘生就是一條緩慢的下坡路，最後幾年非常糟糕。那位醫生給的建議是：你必須做點什麼，把它打破。

巴爾斯基說：這是個好建議。

Lex 說：就算你從基督教裡什麼都不拿，只拿"愛"這一條，那也是你從一開始就活出來的東西。在上帝進入你生活之前，愛就已經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是一條貫穿始終的線。

巴爾斯基說：聖經裡有一句很短的話，上帝就是愛。基督教的道德觀，我可以用自己的血來籤這個字。

## 可以立刻用起來的東西

這期節目將近四小時，資訊密度很高。真正能帶走的，落在一些可以遷移到日常的方法和判斷上。

- **對"不可能的任務"先別說不可能。**東德住房短缺到夫妻要推遲生育，他的辦法是坐城市鐵路到終點站，挨家挨戶敲門問。他最後得到的是一間混凝土附屬建築，冷爐子、冷水、廁所在院子另一頭。他沒有向老闆抱怨一個字。碰上資源短缺的難題，先問自己有沒有把搜尋範圍擴到別人不願意去的地方。
- **把學習拆成可管理的物理單元。**他那套五級索引卡可以直接照搬：生詞進第一級，答對升級，答錯降級，升到第五級進檔案庫，偶爾把檔案庫的老詞抽回第一級。核心在"必須答對若干次才算掌握"這個門檻，以及"答錯就降級"的成本，卡片本身只是載體。
- **反監視的思路可以用來反窺探。**選那些你身體自然要轉動、自然要看一眼的位置來判斷是否被跟隨：接電話時回頭、進出電梯、下坡拐彎。同樣的思路可以搬到判斷自己是否被某個平臺、某個組織或某個人持續關注。
- **警惕"你高於規則"這種誘餌。**他被拉下水時，最有效的鉤子就是這句暗示：你可以超越法律。任何人或組織開始讓你覺得自己可以不受規則約束，那通常不是獎勵，是套索。
- **訓練要靠臨場任務，不靠課程表。**克格勃給他的訓練沒有進度條、沒有檢查項，全是臨時派活，靠他自己的主動性。想真練出能力，就別隻依賴設計好的課程，主動去接那些真實、有風險、有反饋的任務。
- **看一個組織，先看壞訊息能不能往上走。**克格勃三十年換八任領導、六個被處決，佐爾格的精準情報被斯大林無視，東德中央委員會無視斯塔西收集到的高質量情報。判斷一個組織是否可靠，收集資訊的能力只是其中一半，另一半是真相有沒有通道抵達決策者。
- **對人生的遺憾做選擇題，不做減法題。**他的判斷是：你可以選要哪一種遺憾，沒辦法避免遺憾。這比"不要留遺憾"實用得多，因為它允許你在兩個都會痛的選項裡做決定。
- **把身體狀態當成餘生質量的主變數。**他七十多歲，一週跑四五次，還準備重新舉重，目標是帶著火力全開的狀態離場。那位醫生的話可以當作最低綱領：別讓餘生預設是一條緩慢的下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