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倫·勞裡：種族、種族主義、身份政治與取消文化

> 經濟學家結合自身經歷，討論種族問題、身份政治與取消文化對公共討論的侵蝕。

- 原標題：#285 – Glenn Loury: Race, Racism, Identity Politics, and Cancel Culture
- 期數：第 285 期
- 釋出日期：2022-05-14
- 嘉賓 / 主題：格倫·勞裡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glenn-loury/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glenn-loury/
- 精讀字數：約 20652 字（閱讀約 46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格倫·勞裡（Glenn Loury）說，他恨平權法案。不是不同意，不是覺得違憲，是恨。

這位布朗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在 Lex Fridman 播客裡把話說得很重：平權法案是一塊創可貼，一種替代方案，替代了真正去發展我們這個群體參與競爭的能力。

> 他們想對非洲裔美國人說，乖，摸摸頭，我們給你單開一個專案，給你一扇側門。這麼做，提高不了我們的智力，增加不了我們的創造力，也無助於我們適應眼前這場正在展開的競爭。（格倫·勞裡）

一個黑人經濟學家，在公開場合說自己恨平權法案。這期三個多小時的對話，從馬丁·路德·金的演講一路聊到死亡、上帝和人生的意義，中間穿過奴隸制、Malcolm X、N 字詞、取消文化、智商研究、奧巴馬和托馬斯·索維爾。資訊密度極高，值得慢慢拆。

## “人人生而平等”到底在說什麼

Lex 先讀了《我有一個夢想》裡最著名的那幾段。1963 年，林肯簽署《解放黑人奴隸宣言》整整一百年後，金站在華盛頓的廣場上說，他希望有一天，他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以膚色、而以品格來評判他們的國度裡。

勞裡把這段話放回歷史座標裡看。1863 年，大約四百萬非洲裔的奴隸被宣佈自由，但他們還不是公民。他們身上壓著的是被征服、被支配、被汙名化、被排斥的狀態。金所談的平等，本質上是身份上的平等，是這個共和國內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身份。

這裡有個細節值得停一下。傑斐遜在《獨立宣言》裡寫下“人人生而平等，並被造物主賦予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時，他自己就是個奴隸主，他寫下這句話的時候，腦子裡並沒有奴隸。但一百年後，金把這個“人人”拿過來，要求它包含黑奴的後代。同一個詞，被後來者重新解釋，變成了武器。

Lex 補了一個來自蘇聯的對照。他祖父參加過二戰。在希特勒的設想裡，一個斯拉夫人被俘之後，其“價值”是一百個甚至一千個德國人才抵一個。這無關公共政策，關乎一個人的基本價值。金說的平等，和這個是同一件事。

勞裡認同這個延伸，但補了一句分寸：金在 1963 年那場遊行裡，語境是美國，是民權運動，是一場關於投票權、住房、就業、公民身份的政治鬥爭。但金的底層倫理要寬得多。他被刺殺是 1968 年，那五年裡他發展出的世界觀，包括對東南亞戰爭的批評，訴諸的都是普遍的人類平等原則。他反戰，某種程度上是社會主義者，相信一個體面的社會不該讓窮人無人照看，醫療該給需要的人。他相信生命價值不取決於膚色、母語、性別。

## 奴隸制告訴我們的兩件事

勞裡說，看奴隸制這段歷史，他想到兩件事。

第一件是人可以在面對倫理上極其有問題的做法時，選擇把臉轉過去。奴隸制從美國建國那天起就是爭議性的。這個國家本身就建立在一個妥協之上：一半的人認為奴隸制可憎，另一半人的經濟財富直接投在這些非洲俘虜及其後代身上，他們是財產。為了讓各殖民地能聯合成一個邦聯，妥協達成了，奴隸制在南方繼續繁榮。這個狀態維持了建國後的七十五年，直到 1850 年代末的危機引爆內戰，最終走向解放。

第二件，是在最糟糕的壓迫條件下，人依然能守住自己的人性。奴隸是動產，像馬和牛一樣被買賣。但他們的人性沒有被摧毀。解放到來之後，這些自由人能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為非洲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中的發展打下基礎，最終匯聚成 20 世紀中葉的民權運動。

> 人性可以容忍可怕的惡，人性也能在可怕的惡面前存活下來。（格倫·勞裡）

Lex 接著問了一個更扎人的問題：當年那些把臉轉過去的人，有多少人心裡其實知道這是錯的？還是說，一代又一代人說服了自己，這裡沒有問題？

他問這個問題，是因為他想知道今天的人們在對什麼把臉轉過去。如果我們是和當年一樣的人，那我們就可能以同樣的方式有缺陷，以同樣的方式轉頭不看。

勞裡的回答很冷靜。他沒經歷過 1840 年。他的判斷是：大多數人對不義的做法，想法就是“事情本來就是這樣”。這是他們繼承來的世界。他們算不上道德家，也算不上革命者，只想隨大流。有些人可能心裡不安，但覺得沒什麼可做的。有些人可能想，這些黑人本來就不太像我們，能到這裡來已經算走運，要是在非洲會更慘。有些人可能覺得噁心，但看不到任何實際反對的途徑。

這就是為什麼你需要一場運動。心裡不安的人需要知道，還有別人和他們一樣不安。他們聚到一起，才能形成影響。

勞裡在這裡埋了一個更大的觀察：奴隸制在美國之外、在西半球之外同樣存在。把人當作俘虜、變成財產，這在人類文化裡極其普遍，從古希臘羅馬，到非洲內部的奴隸制，到中東、遠東、南亞，一路都能找到。社會學家奧蘭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1982 年出過一本《奴隸制與社會性死亡》（Slavery and Social Death），梳理了 2500 年的奴隸制史。

所以他更願意讓人去想的是：既然這個做法如此普遍、如此錯誤，那人類最終是怎麼把它廢除的？這個成就本身有多驚人？美國內戰，一個前現代的社會，死了六十萬人。

## 我為什麼要“是”黑人

聊到這兒，勞裡做了一段自我剖白，這段話是整期節目裡最有張力的部分之一。

他說，我是美國黑人，這是我身份的一部分，是我傳承的一部分，是我講給自己聽的關於“我的人是誰”的故事的一部分。但他緊接著問：我為什麼需要一個“民族”？我為什麼需要一個按種族定義的出身敘事？

他舉了個有點自嘲的例子。他的眼睛也是棕色的，難道要因此發明一個“棕眼群體”？他體重 290 磅，難道要搞一個“體量群體”，說自己是個“200 磅以上的人”，並把這當作“我是誰”？他不這麼幹。

他生在芝加哥，對家鄉有一點親近感。但他 1979 年之後就沒在芝加哥住過了。他把芝加哥出身穿得很輕。他不會因為對方來自克利夫蘭或聖路易斯，就跟人決一死戰。

那為什麼“作為非洲奴隸的後代”就該是“我是誰”？

他給了兩個答案。

第一個是外部性的：別人會看著他的樣子，據此區別對待他。這一點他控制不了。他會被當作某個群體的成員，不管他自己認不認。所以他必須清楚：不管他內部怎麼定位自己，世界會以特定方式看他，並且因為他的膚色而不同地看他。

他舉了個具體的場景。凌晨兩點，警察因為他尾燈壞了把他攔下，要車輛登記證。他伸手去手套箱拿證件，警察喊“把手舉起來”，他沒聽清或者沒理會，繼續拿。警察看到他是黑人，想到這個鎮上那個時間被攔下、車裡有武器的人裡，很多是黑人男性，於是拔槍、開火。他倒在血泊裡，死了。這一切都基於他的膚色。所以真被攔下時，他會把手放在方向盤上，不去碰手套箱。

另一個場景是高檔服裝店。銷售員可能把他當老朋友一樣熱情，因為他看起來會花一千美元，能拿提成；也可能無視他、懷疑他想偷東西，或者斷定他只花五十美元不值得搭理。所以他出門買衣服前會先穿好一點，把自己呈現成“真的準備花錢的黑人”，好被當回事。他得揹著這個負擔：為了被認真對待，先要去克服別人基於他膚色對他做出的預設。

第二個答案是內部的：他要給孩子講什麼樣的故事？祖先是誰？每個非洲裔美國人都有歐洲祖先，幾乎無一例外，23andMe 一測就知道。這血統並不純粹是非洲的，這是那段經歷的後果。他姓 Loury，拼作 L O U R Y，讀作 L O W E R Y，追根溯源是蘇格蘭的姓。所以他理論上可以聲稱自己有蘇格蘭血統。但他不知道那些祖先是誰。說實話，他也不知道自己那些被奴役的祖先是誰，家譜追溯不到 19 世紀太遠的地方。

所以他要給孩子講什麼故事？這個故事必然會被他的種族“染色”。

他在這裡引了劉慈欣的《三體》三部曲。當三體人降臨要主宰地球時，中國人、北美人、歐洲人、非洲人、南亞人之間的差異突然變得不重要了，因為三體人的星系正在死去，他們看上了太陽系第三顆岩石行星。我們不該等到外星人入侵才認識到彼此共有的人性。我們都從東非走出來，在眾多人科種群中，智人繁榮了，其他都滅絕了。

所以他說，這個問題的兩面他都看得見。一方面，種族在深層意義上是不相關的；另一方面，他保留種族身份，是因為 A，他的種族呈現會影響別人怎麼對待他；B，每個人都需要一個故事。你說你是猶太人，他不知道這在基因上有多深，但他知道這個身份在文化上對很多人極深，背後的力量可能和他講的是同一類：一是別人不會允許你不當猶太人，希特勒抓人時不看你怎麼自我認同，蓋世太保不聽這個；二是你得給孩子講故事。

## 黑人愛國主義：重點在“美國人”

勞裡寫過一篇文章叫《黑人愛國主義的理由》（The Case for Black Patriotism）。他的主張很簡單：我們是非洲裔美國人，重點應該落在“美國人”上。

他甚至不太喜歡“非洲裔美國人”這個說法，但懶得跟人爭，不值得爭。他會說我們是美國人，或者黑美國人。我們肯定不是非洲人。非洲裔美國人這個群體，是在北美這個熔爐裡、透過奴隸制誕生的。當然也有來自東非、西非、南部非洲、加勒比的移民，他們的祖先在非洲。1500 年以來的世界史，就是非洲裔人口因奴隸制散落到西半球的歷史。

但奴隸制 1863 年就在美國結束了。這場鬥爭，催生了金那場演講的那場鬥爭，就發生在美國。美國是什麼？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北美大陸原本人口稀疏地分佈著原住民，被歐洲來的征服者摧毀，土地被佔有，一個文明在這裡建起來，靠的是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愛爾蘭人、義大利人、希臘人、斯拉夫人、猶太人，大批俄國猶太人，然後亞洲人、拉美人，還有我們這些奴隸後代的黑美國人。

這就是我們。1776 年、1787 年建立的這個國家，具有紀念碑般的意義，從英國打獨立戰爭，建立起一個由獨立殖民地組成的共和國，長成了今天 50 個州的美國，一個大陸國家，地球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對世界有巨大影響，好的壞的都有。

他想對黑人說：我們沒有別的家。1960 年代他成長時，有過一個“新非洲共和國運動”，想要南方几個州劃給黑人，搞自己的國家。他說那是笑話，是幻想，是不現實的政治。我們是美國人，我們哪兒也不去。

他要說幾層意思。第一，我們得接受這個事實：我們在哪兒、我們是誰。沒人會來。國際法庭不會來裁決我們的糾紛，聯合國不會為住在北美的非洲裔設一個辦事處。我們的訴求，得在這片土地上、在美國政治的框架內，和我們的美國同胞一起解決。這意味著妥協，意味著尋找一個比種族身份更寬的政治表達框架。

第二，沒必要為此道歉。有些東西是值得肯定的。奴隸制可怕、錯誤，壓在非洲奴隸身上，其後果在制度終結後延續很久。但他也要說：看看過去 150 年非洲裔美國人發生了什麼。看看美國這套制度的生命力。不完美，但這套制度有足夠的可塑性，能讓非洲裔美國人的地位發生自奴隸制終結以來這樣的轉變。

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是這個政體的正式成員。成員身份帶來特權，也帶來負擔和責任。

> 這不意味著我們不該為自己認為對的事去抗爭，也不意味著我們不該抗議該抗議的事。但它意味著，我們不該拒絕我們身處其中的這個框架，因為我們基本上沒有別的選擇。（格倫·勞裡）

## 憤怒的位置：從 Malcolm X 到 Uncle Mooney

Lex 把話題轉向金和 Malcolm X 常被並列的兩種路線：金的非暴力，Malcolm X 的“不惜一切手段”。他問得更直接：在黑人愛國主義的框架裡，憤怒和抗爭佔什麼位置？那種“去他媽的老爺們，我們必須改變”的狠勁佔什麼位置？

勞裡說，你戳到了要害。他的黑人愛國主義不是唯一的故事。還有另一個故事，Malcolm X 是它的象徵，他的記憶活著，影響巨大。你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裡能看到它，在 1960 年代以來週期性爆發的抗議和騷亂裡能看到它，在 1992 年洛杉磯羅德尼·金事件裡能看到它，在那種舉起拳頭、激進的非洲中心主義、拒絕金所相信的美國敘事的姿態裡能看到它。

金相信一張“宏偉的期票”。很多人翻白眼：去你的宏偉期票，先把膝蓋從我脖子上拿開。別讓我相信你那套關於開國元勳的鬼話，他們本來就是一群奴隸主。先把膝蓋拿開。

勞裡說，他能理解這個。他在 1950 到 60 年代的芝加哥長大。他記得 Malcolm X，是真的實時記得。他記得 1965 年 Malcolm X 在哈萊姆的奧杜邦舞廳被謀殺。

他講了自己的成長環境。他住在一棟大房子裡，房主是他事業有成的姨媽和姨父。他母親、姐姐和他住在房子後面樓上的一個小公寓裡。姨父是個小生意人，理髮師，也做手藝活，是個 hustler，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想盡辦法賺錢。他受的教育不算高，但極其聰明、自律、有辦法，養活了這一大家子。

他們叫他“穆尼叔叔”（Uncle Mooney），因為他有一雙又圓又凸的月亮眼。穆尼叔叔本名 James Ellis Lee。

穆尼叔叔欽佩伊斯蘭民族（Nation of Islam）。他不接受基督教牧師那一套，認為那是白人的宗教。那個年代走進黑人教堂，看到的耶穌畫像金髮碧眼，不像地中海人，不像來自巴勒斯坦，倒像來自北歐。穆尼叔叔拒絕這一整套，他絕不會向一個白人耶穌下跪。但他也不是穆斯林，不過他尊重穆斯林，會把他們的報紙《穆罕默德講話》（Muhammad Speaks）帶回家。

伊斯蘭民族（Nation of Islam）是 20 世紀中葉在底特律、芝加哥等美國城市興起的黑人穆斯林運動，影響很大，路易斯·法拉汗（Louis Farrakhan）是有爭議的繼承者。這個運動後來分裂了，大部分遺產被吸收進正統伊斯蘭教。Malcolm X 去麥加和麥地那朝覲，回來之後對“做穆斯林意味著什麼”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把自己看作有全球影響的伊斯蘭傳統的一部分。有人說這就是他被殺的原因，勞裡覺得這個說法可信：他成了這個教派的威脅，必須被處理掉。

勞裡要說的重點是：黑人穆斯林在那裡，Malcolm X 在那裡。在他成長的經驗裡，他們構成了對金那種立場的對照。金依賴的是對美國民主傳統中最優部分的尊重，訴諸壓迫者更好的那一面，“活出我們信條的全部含義”。而黑人穆斯林說，去他的。我們自己照顧自己，建自己的學校、自己的生意，不等白人做什麼。把膝蓋從我脖子上拿開，讓開道，讓我管好自己的事。

穆尼叔叔尊重這個。“挺直腰板，肩膀後張。”這是喬丹·彼得森的話，但遠在彼得森之前，這就是他的哲學。挺直腰板，養好孩子，別靠福利，那是拿白人的錢。你得忙起來，教育自己，收拾乾淨，放下炸雞，那會要你的命。

穆尼叔叔特別愛以利亞·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的一本書，書裡說的就一件事：聰明點，吃綠色蔬菜，別吃油炸食品，別吃豬肉，對自己的飲食負責，保持健康，別往身體裡塞一堆藥片。

勞裡說，他姨父尊重穆斯林那種自我負責、決心建設的精神，即便他不買宗教那一套。

1983 年穆尼叔叔去世，留給勞裡的遺產不是錢，是他收集的 Malcolm X 演講錄音全集。六張 33 又三分之一轉的黑膠唱片。他姨父這麼做，是不想讓他忘：別依賴白人，建設你自己的，挺直腰板，做個驕傲的黑人，管好自己的事，管好你的孩子，把自家門前的垃圾撿起來，忙起來。

至於暴力，那是另一個故事。Malcolm X 會說，我們要自衛。三 K 黨來惹我們，我們就武裝起來打回去。壓迫我們的種族主義警察，你們最好準備好，我們會還擊。這也是穆尼叔叔尊重的一種姿態：你惹我們，就是把命交到自己手上，因為我們準備自衛。

Lex 說，所以這條血脈也在你身上。你寫黑人愛國主義時，這條線也在。你同時體現了兩個理想：我們都是美國人，以及這段壓迫的歷史真實存在，當權者在操控你、壓迫你，你不能幹等著事情自己變好，你得行動，有時意味著憤怒，有時意味著暴力。

勞裡說，對，但那個“但是”是：今天的他，2022 年的格倫·勞裡，不認為這是答案。他不認為暴力反抗最終能帶我們抵達任何地方。他說我們過了那個階段了。沒有三 K 黨騎士破門而入把你拖走，沒有人因為向白人婦女吹口哨或者在你的社群置了太多產業就被吊死在樹枝上。那種情況在美國已經是過去式了。

他說，如果看所謂“反抗”在美國城市裡的淨效果，是負的。2020 年夏天喬治·弗洛伊德抗議演變成暴力和縱火，他認為這使非洲裔美國人的議程倒退了，沒能推進它。有值得擔心的事：學校不靈，警察不尊重公民。但這些事也影響美國白人，最終糾正它們的辦法是和關心這些事的美國人結盟，而不是把它框定成種族問題。

## 那個詞，以及“你是種族主義者”這把武器

Lex 把話題轉到英語裡最有力量也最有爭議的詞。他提到朋友喬·羅根（Joe Rogan）因為多次說出那個完整的詞而遭遇大規模抵制，而羅根很多時候是在元層面討論詞的力量，尤其是某些喜劇演員使用這些詞的時候。

勞裡說這個話題讓他感興趣。他說自己可以說這個詞，因為他是黑人，也因為他聽嘻哈。他從小到大在芝加哥，這個詞天天在耳邊：“這些黑鬼不成器。”這可能是某種自我憎恨的病理反映，也可能只是一種口語習慣。

他提到哈佛法學院教授蘭德爾·肯尼迪（Randall Kennedy）寫過一本書，書名就叫《Nigger》，副標題是關於一個挑釁性詞彙的奇異歷史。這個詞作為侮辱、作為對黑人使用的蔑稱，是美國黑人歷史的一部分。“我們這兒不收黑鬼”“黑鬼不準進我的店”，這是罵人，是挑釁，是約架。

那麼這個詞、以及它使用上的不對稱（黑人能說、白人不能說），對黑人群體是否構成某種賦權？

> 我誠實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並不完全理解它。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一個符號。（格倫·勞裡）

他說，這個詞的使用禁令，包括羅根那種情況（羅根並不是在罵誰，只是在指出別人說過包含這個詞的話），他並不覺得那是種族主義的測試標準。羅根說過一個“人猿星球”的比喻，走進一個滿是黑人的房間說像非洲、像人猿星球，那確實是侮辱，被冒犯的人有權被冒犯。羅根道歉了，勞裡接受道歉，覺得羅根沒問題。他和約翰·麥克沃特（John McWhorter）在《格倫秀》上聊過，結論是羅根其實沒做錯什麼，說他是種族主義者有點荒謬。

更廣泛的問題是：把“種族主義者”這個指控當作武器來測試、攻擊、分化人，利弊各是什麼？它確實能揭出真正的混蛋和種族主義者，但也會傷到不是的人。

勞裡承認美國有長期赤裸裸的種族主義歷史，今天仍有迴響。確實有種族主義者，也有黑人種族主義者。但他說，隨手扔“種族主義者”這個指控，是一種權力動作，算不上論證，它就是個標籤。

他舉了幾個例子。一位大學教授在課上講，本校物理專案裡黑人少，是因為黑人考試成績低於其他群體、不夠格。有黑人學生反對，說他是種族主義者。勞裡說，這一手意在爭奪對話的控制權。

他提到多里安·阿博特（Dorian Abbot），芝加哥大學的科學家，在《新聞週刊》發文說平權法案和種族配額不道德，認為應該按才（merit）來。他因為持這個觀點，被 MIT 邀請的講座被取消，抗議者說他是種族主義者。

他提到查爾斯·默裡（Charles Murray），《鐘形曲線》的作者，其中一章記錄黑人和白人在心智慧力測試上的差異，並推測這種差異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與遺傳有關。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稱他為白人至上主義者。勞裡說，默裡可能全錯了，他可以承認默裡錯了，但默裡面對的是一個事實性問題。現在的問題不是去處理這個事實問題、證明他對或錯，而是變成了他的人品：他是種族主義者。在勞裡看來，這很像指控他是女巫。

> 用那個詞，現在我覺得，和指控別人是女巫是平行的，因為他對關乎種族不平等或種族差異的實質問題持有某種你無法接受或不認同的看法。你以為這樣就能讓人閉嘴。（格倫·勞裡）

他舉了一個假設性的說法：芝加哥、聖路易斯、巴爾的摩、費城、華盛頓的犯罪失控了，謀殺率高，幹這些事的主要是年輕黑人男性，他們在劫車、開槍、自相殘殺，讓城市沒法住。這話可能對，可能錯，可能合適，可能不合適，可能真實但我們最好別聚焦。有人回應說：你看到我的城市怎麼了嗎？以前北密歇根大道上一家接一家高檔店，遊客來看戲、吃飯、逛街。現在一半的店用木板封著。為什麼？因為弗洛伊德被殺後黑人湧進城裡燒、搶、砸，再也沒恢復。我要搬到郊區去，絕不把孩子送進那些學校。

勞裡說，這話可能對，可能錯。但叫他們種族主義者，恰恰構不成對這話的反駁。它想做的，是透過指控對方人品有問題來接管對話，因為對方說了讓你不舒服、你對付不了的話。你還不如指控他是女巫，要求把他的頭砍下來放在盤子裡，因為他相信撒旦是主。

> 試圖透過叫人家女巫來反駁別人，是徒勞的。同樣，試圖透過叫人家種族主義者，來反駁美國政治中那些常常是對黑人社群真實情況的反應的力量，也是徒勞的。你可能讓他們閉嘴了，但你不會改變他們的想法。（格倫·勞裡）

而且，他們最終會去投票。他們會把店搬到城的另一邊或另一個鎮，會讓孩子遠離他們認為有害的影響。他們可能不在公開場合說，但私下裡一定在互相說。你得找到比叫人家女巫更有效的辦法來處理這個國家沿著種族斷層線的衝突。

他提到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1960 年代寫“黑人家庭”報告，被罵種族主義者。他說，黑人非婚生育率是十個孩子裡七個沒有丈夫，家庭在瓦解。現在沒人敢公開說，因為會被叫種族主義者。但事實上家庭確實在瓦解，你讓人閉嘴，一點也沒改變這個事實。

他說，這些語言上的 policing 是軟弱的表現，是虛假的黑人權力。你不想讓我用那個詞，好，我不用了；你不想讓我公開談這個，好，我不談了；我不想被叫種族主義者，好，我不表達意見了。你沒有改變任何人的想法。

## 沉默的螺旋，和那個說皇帝沒穿衣服的孩子

勞裡引了一本書，德國政治學家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的《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核心論點：社會上某些觀點會被定義成“不適合持有”，於是不想被羞辱、不想被排斥的人就不表達。他們不表達，持同樣觀點的人就聽不到別人說，以為自己只是少數，於是也不說。於是一個可能被很多人持有的觀點，因為大家都怕被排斥而無人發聲。這就可能是一個穩定的均衡，皇帝沒穿衣服，所有人都看得見，但每個人都想“我不想當那個唯一說出來的人”，於是大家一起配合這場啞劇。

然後來了一個事件，有人決定對抗共識、說出來。可能是那個不懂規矩的小孩。這個小孩說皇帝沒穿衣服，重點不在於他說了，甚至不在於別人聽見他說了，而在於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聽見他說了。他創造了一個“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共同知識不只是知識，甚至不只是廣泛的知識，而是對“別人也知道這件事”的全面知曉。

> 沉默的螺旋是一個均衡，它容易被一種累積的、滾雪球式的揭示過程所瓦解，你會發現自己並非唯一這麼想的人。（格倫·勞裡）

他說，那個小孩可能是唐納德·特朗普，只是位元朗普更有效、更聰明、更精明。一個精明的人能看明白：當科林·卡佩尼克在球賽上單膝跪地，說我不為這個國家起立時，大量的人非常不滿；當“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活動人士舉起拳頭說“把這鬼地方燒了”時，大量的人很憤怒。一個精明的政治家能在此基礎上建構。

他擔心的是，在很多種族議題上，美國正處在這個狀態，而它可能以一種非常醜陋的方式解開。也可能以一種美好的方式解開，取決於怎麼走。

Lex 接話說，這周埃隆·馬斯克買下了 Twitter，正推動增加平臺上的言論自由，某種意義上是那個說皇帝沒穿衣服的人，從各個方向說，讓每個人都有一點惱火，但不至於太過。勞裡怎麼看這場關於公共平臺言論自由的努力？

勞裡說，左派很不安，擔心馬斯克治下的 Twitter 會對以前被封殺或壓制的挑釁性公共言論更開放。他認為這種擔心可能是有道理的。他不懂技術和市場，社交媒體是人和使用者身份之間複雜的互動系統。但他知道兩件事：《紐約郵報》關於亨特·拜登膝上型電腦的報道是真實的新聞，可能影響選舉結果，卻被壓制了，Twitter 在其中起了作用；新冠病毒起源的問題、實驗室洩漏假設在公共討論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也是真實的新聞，卻被那些想控制虛假資訊、俄羅斯資訊戰的人壓制了。

Lex 說，他有個視角：問題在於人類以為自己知道什麼算“健康的對話”，以為自己能把某些東西標成“虛假資訊”。但人類沒有能力有效做到這一點。首先，權力會腐蝕人。給某樣東西貼上“虛假資訊”標籤是有快感的。你對一個顯而易見是虛假資訊的東西做了一次，然後就變貪了，開始興奮，感覺很好。把你不喜歡的東西標成虛假資訊，感覺很好。尤其當公司內部文化偏向某個政治方向時，他們會開始把不喜歡的東西標成虛假資訊。這種權力很美味，會腐蝕人。你得像開國元勳那樣，設計機制防止這種權力變得太美味。

## 大學裡的“野蠻人”

勞裡在布朗大學任教。他之前和喬丹·彼得森聊過，說大學裡“野蠻人已兵臨城下”。Lex 問：誰是野蠻人？

勞裡先講了大學理想的美。大學致力於追求真理，致力於教育和培育進入真理追尋的年輕人，在自由探究和文明討論的環境中做研究、教學。自由探究意味著你跟著證據和想象力走，去它們帶你去的地方；文明討論意味著你和不同意的人交換論證，為了把事情弄明白。

他說大學這個制度宏偉，也相對現代，大約近五百年。世界上的偉大研究型大學，不只在美國，是人類才智得到培育的地方，是新知識被創造的地方，是年輕人被裝備去回答關於我們存在的開放問題的地方。技術進步、資源利用、對物種起源的理解、宇宙論、科學、人文理解的追求、探究傳統的培育，很多都能追溯到大學。

野蠻人是那些為了自己對事物的特定看法，試圖關閉大學裡開放探究的人。他們是大學所代表的東西的威脅，應該被抵制。

他舉了一串例子。如果他想研究人類智力的本質，研究不同人群在認知能力獲得或表現上的差異，這是正當的開放問題。如果他想研究性別認同、性別煩躁的本質，這是正當的。你不能靠說“我持有特定立場，我是特定身份群體的成員”就把它關掉。假設他想研究殖民主義史，進步派有一個敘事：殖民主義就是歐洲人支配和掠奪。而他碰巧認為，這個故事還有另一面：殖民主義也是把人類文明中最好的東西擴散給那些明顯落後的群體的機制，它把識字帶給了南半球被支配的人口。這很複雜，他並沒有採取這個立場，他只是說，大學裡應該有人能提出它、追求它、和人辯論。

這個話題延伸到氣候。一個人說地球因碳和全球變暖而危險；另一個人說，等等，看看 21 世紀的我們，比 250 年前的祖先富有得多，知識多得多，250 年後的人類才智會想出我們無法預想的技術手段來管理這個問題，沒有理由因為害怕後果就關掉工業文明。勞裡說，他並沒有提出這個論證，他只是在說，那種“那人是氣候否認者，不能研究這個領域”的傾向，違背大學精神。

> 我認為“野蠻人兵臨城下”關乎的是那些自認為知道歷史正確一邊在哪、並試圖讓大學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人。我的立場是，你不知道歷史正確一邊在哪。大學的目的，是裝備你去思考歷史正確一邊是什麼。（格倫·勞裡）

他提到身份主義者，那些想讓大學向他們對自身身份的特定理解低頭的人。布朗大學和很多地方，現在不過哥倫布日了，過原住民日。十月那個日子來了，不談哥倫布。全國各地在拆哥倫布的雕像。他說他不是在論證什麼，只是說，那種認為大學必須反映關於身份問題的特定感受的立場，是對這個事業完整性的威脅。

Lex 接話說，他傾向於認為大學的美在於教師和學生，問題出在過度膨脹的行政層。行政層以為自己知道足夠多，可以基於一套信念制定規則和下結論，然後授權一小部分學生成為某種活動主義的代言人，任何人不同意就被關閉。他說責任在行政層。解決辦法和治理大政府、大官僚一樣：重新分配權力，還給讓大學美麗的人，也就是學者、好奇的心靈，那些拿一份可能遠低於其貢獻的薪水、真正在探索世界的人。行政層是障礙，是這種局面的源頭。用勞裡那個漂亮的說法：行政層就是兵臨城下的野蠻人。

## 為什麼智商差異這個話題如此危險

勞裡和彼得森在 Substack 上做過一期對話，標題是《與認知不平等角力》（Wrestling with Cognitive Inequality）。Lex 問：為什麼這個話題如此危險？

勞裡說，因為這聽起來像是在說黑人低人一等，在說他們基因上更差。這聽起來像是在用黑人的內在劣等來為結果差距找理由。如果你說認知能力對社會結果重要，認知能力存在，人在智力功能上確實有差異；如果你說認知能力在按種族定義的群體之間差異顯著，那麼把這些加起來，結論就是：種族間結果差異部分源於群體間的自然差異。人們覺得這完全冒犯、不可接受。

Lex 請他幫忙把“我們應該小心做這類研究”這個立場“鋼人化”一下。勞裡給了三層論證。

第一層：我們說的認知能力指什麼？智力有很多種。IQ 測試在多大程度上測量了對人生成功相關的其他人類能力，比如性情、情商？智力並不是一個被 g 測量的一維東西。認知心理學家談的 g，即一般智力因子，是統計建構，來自對個體在一組不同測試上表現相關性的因子分析。你可以說這是對人類心智慧力非常狹窄的看法，更好的做法是思考多維的人類心智功能，而不是一個單一的所謂 IQ 測量，那是狹窄的建構，捕捉不到人類功能差異的所有微妙之處。功能不只是倒背一串數字。

第二層：我們真正關心的是社會結果，而影響社會結果的因素遠超心智慧力。他舉了視力的例子。視力因人而異，可以測量，部分由基因控制，我們繼承影響近視遠視散光的基因。但矯正鏡片能拉平視力不同的人之間的場地。同樣，社會結果受所謂認知能力影響，但也受很多其他因素影響。如果有社會干預能拉平自然稟賦不同的人之間的場地，那麼人們在認知能力上不同這個事實就變得不那麼重要，就像矯正鏡片讓視力差異變得不那麼重要一樣。確實有教育干預、幼兒干預被證明能拉平場地，為智力稟賦低的人創造更好的生活結果。

第三層，也是 Lex 提到的：如果你這樣談，你會鼓勵一種非常醜陋的政治。最好不要把討論框定在強調種族定義的自然差異上。勞裡說他自己在這個論證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想，那些人不就是蠢嗎，這就是種族主義。另一方面他想，這個算計（我們不該做這類研究）是這樣的：假設我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一個研究團隊提交提案，要研究人和種族群體在智力表現上的差異，以及遺傳環境互動如何影響它。我基於政治算計決定不資助，因為話題太敏感，如果你探索它，可能得到錯誤答案，如果得到錯誤答案，白人至上主義者會被鼓勵。

> 這等於在研究做出來之前就預設了研究結果，預設了你能計算研究結果的政治後果。這是在你甚至不知道那東西是什麼之前就假設了那東西是什麼。這是一種全知。（格倫·勞裡）

他說，這就像有人對愛因斯坦說，我不確定你那套狹義相對論，它可能導致造出核武器的技術；或者對奧本海默說，別搞曼哈頓計劃，因為獲得那種知識的後果可能超出我們能處理的範圍；或者對做生物醫學研究、想探索人類基因組本質的人說，別做那個實驗、那個克隆，因為後果可能有害。後果可能有害，後果也可能是治癒癌症，可能是無碳排放發電。你憑什麼告訴我，憑你處在控制研究的政治位置上，就能決定做研究的後果？

他說，他不想把那種權力讓渡給政治家，讓他們凌駕於人類探究的程序之上。當然，他希望有監管規範武漢或任何地方實驗室裡生物敏感且潛在危險的病原體的使用，他不想把這交給自由放任。但另一方面，那種以所謂不利政治後果為名關閉探究的傾向，最終是通往無知和貧困的道路，讓人類放棄那種探究的潛在好處。我們得拿探究去冒險，還有別的路可走嗎。對人類智力的探索也是如此。

## 一個經濟學家的政治：從芝加哥南區到 MIT

勞裡講了自己的政治光譜變遷。他在 MIT 受的經濟學訓練，屬於很多人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傳統。MIT 不是右翼地方，但你在那裡學到市場、資本主義作為組織社會的方式的好處，自由企業的美德，追求利潤不一定是壞事，很可能是通往繁榮和經濟增長的道路。私有財產和個人追求併成功獲得財富確實製造不平等，但也創造機會，擴充套件了做事的能力，擴充套件了我們對所處物理環境的認識和掌控。

他們在 MIT 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雖然讀馬克思。勞裡說，馬克思是西方歷史上的重要人物，《資本論》三卷應該讀，勞動異化、現代化的後果、工業資本主義的到來，這種動態值得研究，應該帶著批判性去研究。但歸根結底，他認為自由市場派更有道理。20 世紀的經濟發展的故事反映了這一點。中央計劃控制經濟決策的實驗失敗了。21 世紀中國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與資本主義導向的交換模式、價格市場財產的放開有關，儘管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很複雜。繁榮是透過商品的自由交換、人們在一個多少資本主義導向的體系裡追求和獲得財產而增進的。

他說，這讓他成了保守派，他不知道。但這不排除社會安全網。他的意思並不是理想社會里老人該被棄之不顧，也不是說給所有人提供體面的醫療、教育通道會阻礙繁榮。他認為北歐和北美的混合經濟，是在自由企業、財產、追求財富的美德，與一個體面的社會需求之間的平衡。一個讓掉進縫隙的人也能被社會團結托住的社會。這種社會團結，來自我們共同屬於同一個民族國家。所以他看重民族主義，也看重邊界。沒有一個凝聚的政治共同體，成員之間彼此認同、透過政治同意互相支援，你就撐不起一張安全網。你不可能為全球人口建安全網，你只能為一個有邊界、有共同成員感、願意透過納稅來維持它的政治共同體建安全網。

他是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相信市場，相信價格，相信利潤。公司談不上惡的化身。公司是個法律節點，透過它組織生產，爭取工人、資本提供者、原材料提供者、客戶的合作。這種功能讓商品得以生產、分配，收入得以產生、分配，最終成為繁榮的基礎。羅姆尼 2012 年說“公司也是人”惹了麻煩。公司本身算不上人，但公司這個契約和關係的節點，是我們組織起那套極其複雜活動的方式，用來生產經濟好處，餵飽人，讓每個人兜裡有一部手機，讓人能坐著幾乎必然安全起降的飛行器從大陸一端到另一端，讓人能建城市。

## 市場、平等與運氣

Lex 問：市場和人人生而平等會衝突嗎？在哪兒衝突？

勞裡說，市場會產生不平等，而人人生而平等講的是人的內在價值，跟人們透過市場互動會產生什麼狀態無關。因為人確實不同，也因為有一個誰都無法控制的因素叫運氣和偶然。你和我都投資，事前看兩筆投資成功的機率一樣。但事後，你的成功了，我的沒成功，我沒有財富，你有財富。這是我們在一個都自由選擇投資、結果部分取決於無人能控的隨機環境的必然結果。

勞裡講自己的政治變遷。他起步是芝加哥南區的黑人孩子，自由派民主黨人。在 MIT 學了剛才那套傳統裡的經濟學，又趕上里根革命，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關於經濟政策的大辯論。他在供給學派那邊找到很多值得欽佩的東西：讓政府讓開，擔心國債，擔心福利國家太大，擔心轉移支付的激勵會適得其反。他說，我們打過一場“向貧困宣戰”，結果貧困贏了。有大量證據表明，那場戰爭輸給了那些想“在我們這個時代根除貧困”的人。激勵確實重要，被政治驅動的國家常常對激勵的指令無動於衷。而市場會淘汰低效、無視激勵後果的人，因為他們覆蓋不了成本就撐不久。政府能撐，因為它把手伸進我們口袋，能用國家權力按法令拿走我的財產，收稅的人來了，我不交，他就扣押我的財產。政府能這樣繼續，它需要市場的糾正性影響才能對現實作出反應。

他說，你可能不喜歡價格告訴你某件事不可行。你可能不喜歡，但價格告訴你的是，做這件事的成本超過了能從中得到的好處。如果你不顧這一點堅持做，你會虧損，虧損會累積。整個社會層面的淨效果就是停滯，最終是可能惠及人們的經濟好處的衰減。看看後殖民時代的發展中國家，20 世紀下半葉，你看到的正是這個：計劃不靈，中央控制資源配置不靈。

## “我恨平權法案”

勞裡說，他也對民權運動後來的姿態失去了信心。民權運動一開始是要平等的政治成員身份，但它變成了對黑人美國社會內部那些只有我們自己能糾正的缺陷的系統化掩護。他說這話時帶著遲疑，說這話他不享受。

他講的是家庭。家庭是社群內部的事，關於男人和女人如何相處、如何生育、如何建立家庭、孩子在什麼環境裡成長成熟。非洲裔美國人家庭出了問題。他認為這可以用高離婚率、高非婚生育率來證明。你甚至不能說非洲裔美國人家庭出了問題。

暴力。兇殺在非洲裔美國人中的發生率，比整個社會高一個數量級。這是行為，是我們的人的行為。他不是說只有黑人有暴力問題，但我們的社群裡高一個數量級。

學業。學校失敗。平權法案是一塊創可貼，貼在智力表現發展的差異上。這種差異一部分是人自然智力的結果，很大一部分是人如何花時間、看重什麼、如何自律、如何對待機會、父母如何養育孩子、同伴群體看重什麼的結果。

那些在考試裡分數爆表的亞裔學生，之所以能這樣，是因為他們更努力，因為他們的父母更堅持聚焦在智力表現上，因為他們自律，因為他們把時間和資源用來裝備孩子，讓他們能在 21 世紀運轉。

> 民權運動在民主黨翼下，演變成了一份為非洲裔美國人未能抓住機會而作的系統化辯解。那些機會今天有，20 世紀上半葉沒有。它成了一種迴避機制，非洲裔美國人藉此不必承擔起責任。（格倫·勞裡）

他說，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這正是讓他成為保守派的一部分。他厭倦了抱怨，厭倦了“都怪白人至上”這個藉口。在他看來，這是個笑話。他惋惜這種修辭對非洲裔美國人有如此誘人的吸引力，被那麼多人廣泛採納。他喜歡說：歸根結底，沒人會來救我們。

高等教育，MIT、加州理工、斯坦福，未來發生的地方，是關於掌握人類文明成就的地方，正如它們在 21 世紀展現的那樣。掌握材料這件事，沒有替代品。被恩賜、被降低標準，沒有替代品。他們想取消考試，想對非洲裔美國人說乖、摸摸頭，給你單開一個專案，給你一扇側門。這不會提高我們的智力，不會增加我們的創造力，也不會增強我們對眼前正在展開的這場競爭的適應力。

你想當那個被帶著走一百年的 10% 人口嗎？你想在 21 世紀晚期當國家的被監護者嗎？隨你。因為中國人來了，你攔不住他們。世界每十年就被新的看問題的方式和新的做事方式重新塑造一次。如果你不跟上我們所處的這個文明的動態進展，你最終會依賴別人對你發善心。而你這個故事，這份抱怨，這個藉口“我祖先當過奴隸”，只能管用一段時間。

他說，他恨平權法案。不只是不同意，不只是覺得它違憲，是恨。恨來自一個理解：它是一塊創可貼，是替代我們的人民去發展競爭能力的替代品。他更願意處在那種位置：別人想把我擋在外面，因為我太他媽厲害了，就像他們對亞裔做的那樣。總好過他們得去求最高法院，允許為我開一個特殊豁免，因為他們需要“多樣性、包容和歸屬感”。不只是多樣性，是多樣性、包容和歸屬感。我在抱怨，因為我覺得我不屬於。這是軟弱的位置，是可悲的。只有政治正確讓能看見這一點的人不公開說出來，相信我，很多人看得見。

## 拜登那句話裡多出的一個星號

Lex 提到拜登競選時的承諾：他會提名一位黑人女性進入最高法院，說“我將提名的人會有非凡的資質、品格、經驗和正直”，然後第二句“這個人將是史上第一位被提名到美國最高法院的黑人女性”。Lex 問：你是不是希望他只說第一句？

勞裡說是。他希望拜登只說了第一句，即使他的意圖是第二句說的那樣。換句話說，他希望拜登只是說，如果我有機會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會是一個極其合格、能勝任這個職位的人。他可以把提名一位非洲裔美國女性的意圖藏在心裡，然後真去提名。他不懷疑凱坦吉·布朗·傑克遜（Ketanji Brown Jackson）極其合格，她職業生涯出色，做過 DC 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哈佛法學院畢業。你不必是世界級的憲法法律學者才能進最高法院，很多大法官在被提升前有不同的法律職業，厄爾·沃倫既是政治家也是首席法學家。

但他希望拜登沒那麼做。他本可以直接任命一位黑人女性，只要把考慮範圍限定在黑人女性就行。黑人女性佔最高法院潛在被提名者的百分之幾？3%、4%？這可以查。說出來，就給這個任命打了一個星號。但比這更糟，因為她得去洗掉這個星號，如果一個人傾向於這麼看的話。她會有機會透過表現來展示她是什麼樣的大法官，就像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透過表現證明了他有資格、且遠不止有資格進最高法院。

他厭惡的是那種討好。拜登是在向黑人討選票，然後把我們當孩子對待。我為什麼要關心最高法院上那個人的膚色？我該關心的是他們在最高法院會寫出什麼樣的意見。我難道認為身為黑人女性就意味著你會寫出和別人不同的意見？也許吧，也許美國法律建制最高層的這種身份政治讓我非常不適。

他說，最高法院是保守的，六名保守派，三名自由派。如果我是自由派民主黨人（我不是），我對最高法院任命最高的關切會是：這個人能不能在最高法律殿堂裡有效倡導我的自由派觀點？那個人的性別或種族，在我認為重要的事情清單上排得很靠後。拜登這是更大政治策略的一部分，拼湊一個能在投票箱前成功的聯盟，維持民主黨。所謂“吉姆·克勞 2.0”，對各州選舉安全和投票權衝突的這種定性，是這個策略的另一部分。他在向黑人選民討好，試圖嚇唬我們，讓人以為共和黨一贏，我們的權利就會被奪走。這是對非洲裔美國人政治的幼稚化。黑人該關心的是政府裡那個人的品格和政治意識形態取向的重心。膚色這回事，勞裡自己根本不在乎，他本人的立場偏中間甚至中右，但那是他。這不該有重要影響。他本可以直接做，不必說。他說出來的原因，是想讓黑人因此投票給他。這把我們當孩子。作為領導者，這有點噁心。

## 托馬斯·索維爾：被諾獎委員會冷落的偉大頭腦

Lex 請勞裡談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勞裡說，索維爾九十多歲了，還在寫，書還在出。他偉大。不管什麼種族（他是黑人），索維爾是 20 世紀最重要的一百個經濟學家之一。他選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去調查各種種族差異的深層原因和後果，寫了很多根本性的書。他是社會哲學家、經濟史學家，是在如何思考社會、以及超越種族差異的思想衝突中的一名戰士，儘管種族是他寫作的重要部分。

他批評平權法案。他沒有止於指指點點，他認真去看了平權法案在世界各地社會里的後果，為此寫了書。他批評關於民權和種族不平等的敘事，相信小政府，不認為再分配收入的努力被證明是種族差異問題的解藥。

索維爾沒有被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委員會授予榮譽，可能也不會，因為他有爭議。勞裡推測，那個委員會會不願鼓勵他們肯定會收到的反撲，如果他們去表彰一個有爭議、政治上高度聚焦、表達鮮明的黑人保守派。另一個原因，從方法論上講，索維爾不太量化。他注意資料，但不做統計分析和建模。所以從方法論角度，他算不上前沿的那種數學上成熟、定量統計導向的人，他做描述性的東西，寫作風格更像社會歷史學家，而不是受過數學訓練的分析經濟學家。另一方面，他是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弗裡德曼、斯蒂格勒是他顯赫的老師，他拿價格理論去落實經濟學的基本洞見：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事都有成本；人會對激勵作出反應；需求曲線向下傾斜；競爭在人自由進入時最有效。

但索維爾也是社會歷史學家，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傳統裡的哲學家。勞裡特別欽佩他一本書《知識與決策》（Knowledge and Decisions），是對哈耶克關於中央計劃侷限的論證的延伸。索維爾，非洲裔美國人，據他了解生在路易斯安那，在紐約市長大，哈佛學院畢業，退伍軍人，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一位非常高水準的黑人保守派社會科學家。勞裡認為他是個偉人，是 20 世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

Lex 說，你是在暗示他值得一個諾貝爾獎。勞裡說是。哈耶克得過，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寫過關於黑人地位的兩卷本名著《美國的困境》）得過。索維爾完全可以被放進那個行列，毫無困難。卡尼曼、奧斯特羅姆，都可以。他可以很容易地被放進那個行列。

## 奧巴馬：那場童話，和一個他沒做的選擇

Lex 問，2008 年奧巴馬成為總統時，那感覺如何？畢竟從 150 年的歷程走到這裡。

勞裡說，2008 年他還不像今天這樣認同保守派，那時他還在又一次轉變中。他一開始對奧巴馬競選感到興奮。最初他也懷疑，畢竟他不是黑人。他父親是肯亞人，母親是美國白人，他自認黑人。勞裡覺得有意思：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他可以在“黑人”上加引號），和第一位黑人副總統，兩人都不是美國奴隸的後代。卡瑪拉·哈里斯的父親有部分非洲血統，是牙買加移民，母親是印度移民。

他說，如果你看 NBA 的明星球員，你會發現有一些東歐人，也有大量非洲裔美國人，我們被過度代表了。猶太人不算多，Lex 別見怪。NBA 並不是美國所有不同人口都平等代表。我們可以去探討原因，但他只是在說，進入 NBA 的過程是公平的。你能打，就能上場。他們找的就是能打的人。他認為很多領域都類似。如果你是很棒的技術工程師，公司會僱你，你能賺錢，他們就會提拔你，你能爬到那個職業的頂端。在市場上真正下注的人，大體上就是擅長這件事的人，在這個現代世界裡，你擅長，就能爬到頂端。

他不是說沒有各種歧視的障礙，當然有。但他說，期待在一個公平的世界裡，黑人占人口 10%，就該在每一件事裡都佔 10%，是忽視了不同人口群體文化、實踐、規範的不同，會導致他們在某一活動裡傑出表現者中的比例不同。

他回憶 2008 年的口號：“我們的時代來了，希望與改變，我們就是我們一直在等的人。”他說，我無法相信我買了那套鬼話。

Lex 推回來：猶太人就是猶太人，膚色就是膚色。當面對白人至上主義者、面對奴隸主時，奧巴馬就是黑人。就像希特勒來了，猶太人就猶太人，不管你自我認同如何。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奧巴馬不是以最有力的方式成為黑人嗎？不正是它標誌著金的願景走了多遠？

勞裡說，當然，他剛才那話有點半開玩笑。但他認為奧巴馬非常小心地製造了一種公共人格，意在把自己定位得最有效。Lex 說，像每個政客。勞裡說，對，像每個政客。種族身份是其中一個方面。他說他關於奧巴馬個人歷史的任何話都只是猜測，他接受奧巴馬關於自己種族身份的自我陳述。

但他說，回頭看，那整場競選看起來像天上掉餡餅的童話。“我們就是我們一直在等的人。”他記不清奧巴馬在芝加哥格蘭特公園宣佈勝選時那場演講的確切措辭，大意是“今天，海洋的上漲停止了”“那些懷疑我們做不到的人，今晚就是你們的答案”。這會是一個新日子，一個新政權。結果不是新日子，不是新政權，就是美國政治大體照舊。奧巴馬不是彌賽亞，也許這不該令人驚訝。

他說，種族關係在奧巴馬任內倒退了。他對奧巴馬的意見是：你是黑人，你說你是黑人，你是黑人。你當選了，我們有了一位黑人總統。黑人總統能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你可以讓燒城的人滾回家去，停下來。你可以告訴那些種族煽動者，不僅支援我競選的人的時機到了，那些想繼續搞種族 grievance 倡導的人的時機結束了。我當選最高職位，證明了這個國家的制度是正當的，對所有來者開放。

勞裡說，當事情搞砸時，奧巴馬說“如果我有個兒子，他會像特雷馮”。他深深後悔奧巴馬說了這個。他是美國總統。他膚色和特雷馮膚色的相關性。他說這話時，只想同情那對父母。但事實上，他從國家最高職位說這話，然後派他的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Eric Holder）去執行這個敘事，他在一個他認為虛假的種族敘事上加倍下注。他認為“美國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反映在警察因膚色恐嚇黑人”這個故事，是可證明為假的。他認為對黑人生命最大的威脅，是主要由黑人針對其他黑人實施的暴力犯罪。確實有警察暴力，確實有理由規範警察，但他認為就非洲裔美國人的生活質量而言，這是次要問題。

他說，奧巴馬本可以告訴那些在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死於巴爾的摩警車後燒城的人，滾回你們的公寓，停下來。本可以告訴那些在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被達倫·威爾遜（Darren Wilson）槍殺、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後上街站在車頂上的人：在這個國家我們不在法院周圍聚眾鬧事，我們尊重法治，滾回你們的公寓。

Lex 推回來：你是在要求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去做你認為應該由第二位黑人總統做的事。他的例子本身，他的膚色，就是最有力量的東西。去做索維爾、勞裡那種關於種族的強硬發言，考慮到現代政治的性質，可能是要求過高了。他是個政客，他需要當選，需要連任。而勞裡說的大部分事發生在他第二任期，那時他不再面對選舉。

勞裡說，奧巴馬就職時 46、47 歲，幹了八年，五十多歲，如果上帝願意，還有四五十年好活。他的後總統生涯，勞裡認為，是他主要考慮的。當選什麼已經不在他心上了，他想著的是如何被以某種方式載入史冊。他現在所體現的人格，依賴一個勞裡、索維爾和其他人反對的種族敘事，在他作為國家執行長做決策時，勞裡認為這非常靠前地在他腦子裡，而我們現在都得承受這些決策的後果。

Lex 說，但事實是，他開啟了一扇在美國歷史上從未被開啟的門。現在一個非洲裔美國人、一個黑人男性或黑人女性競選總統，甚至不會有顯著的討論。這個例子本身，對他而言，總統的角色不只是政策，是激勵，是做金那件事，我有一個夢想。奧巴馬是一個能發表極好演講的人，讓你相信。

勞裡說，奧巴馬是個圓滑的操作者，毫無疑問。他精通自己的手藝。他做到了不可能的事，在初選中擊敗希拉里·克林頓，在大選中擊敗約翰·麥凱恩，向他脫帽致敬。而且他仍是美國文化中的標誌性人物，這毫無疑問。

他補充說，克拉倫斯·托馬斯也是黑人。托馬斯有一個生動、鼓舞人心的故事，就像奧巴馬一樣，也克服了障礙，極端貧困等等。托馬斯在美國最高法院任職時間比任何其他成員都長。他是九位大法官之一，而三權是平等的。所以按勞裡的演算法，托馬斯象徵著美國國家的二十七分之一。他是個標誌性人物。他的例子應該激勵所有種族的美國人，尤其是黑人年輕人。他碰巧是保守派，非常保守。那又怎樣？他也該在那個萬神殿裡。他沒有被放進去。在美國教育的守護者那裡，托馬斯的命名不在那麼多學校上。奧巴馬的名字會在很多學校上。他不是在等同兩人，他們是不同的人，職位非常不同。但 Lex 剛才用來讚美奧巴馬登頂意義的同一套邏輯，可以也應該適用於托馬斯。

Lex 說，但還有辦公室、履歷、成就，還有演說能力、魅力、推特粉絲數，那種俘獲大量人的能力。那是一種技能，與你的履歷有多亮眼相關但不直接相連。勞裡同意，而且說，司法職能，法官不出去做那種演講，因為這恰恰與他做的事相反。他是法律的守護者，那不是美國政治中受歡迎的人物。他不參加選舉，這是好事。

但勞裡說，他想說點挑釁的。Lex 說第一位黑人總統不該做那件事，第二位該做。而第二位，更可能是一個共和黨人。他腦子裡沒有特定的人，只是這麼說。Lex 說，我同意，我同意，所以這將會超級有趣。

## 給年輕人的建議：世界是你的牡蠣

Lex 請勞裡戴上智慧長者的帽子，給年輕人建議。如果面對一個高中生、大學生，被問到職業、人生、如何過一個自己能為之驕傲的生活，他會說什麼？

勞裡說，首先，世界是你的牡蠣。第一件事，你不是受害者。我不在乎你是什麼膚色，不在乎你是男是女、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隨便。世界是你的牡蠣。你太有特權了。你坐在這裡，在美國，一個自由的國家，一個富裕的國家，一切對你都是可能的。相信我，你可以做任何事。

第二，掌握我們所處的這個媒介，是未來的關鍵。去受教育，專注，努力工作，透過獲得在 21 世紀航行所需的技能，投資你的未來。他會說，中國人來了，他不是針對中國，他只是說世界是個小地方，而且越來越小。你最好動起來，而且要快。

他說，你的身份、你的膚色、你的取向、你的類別，跟你的本質相比沒那麼重要。那種限制自己的誘惑，他給自己的孩子們講過這番話。他會引用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裡有一個段落，喬伊斯說，你知道愛爾蘭是什麼嗎？愛爾蘭是一頭吃掉自己幼崽的老母豬。他說，斯蒂芬·迪達勒斯是他這部編年史裡的角色。他說，你的族裔傳承，他講的是愛爾蘭民族主義，像網一樣困住你。你的挑戰是學會把這些網變成翅膀，從而飛翔，飛進現代社會的開闊天空。

別做你的祖父，別做你的父親。別把你的東西穿得那麼重，重到讓你無法對世界上一切新事物保持開放。把它穿得輕一點。是的，每個人都來自某個地方，但那不一定是你的終點。所以你不是你的父親，你不是你的祖父。你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