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里·諾蘭：UFO 與外星人

> 斯坦福免疫學家講述對 UFO 現象的調查，探討不明飛行物目擊證據與外星生命的可能性。

- 原標題：#262 – Garry Nolan: UFOs and Aliens
- 期數：第 262 期
- 釋出日期：2022-02-06
- 嘉賓 / 主題：加里·諾蘭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garry-nolan/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garry-nolan/
- 精讀字數：約 13678 字（閱讀約 30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有位教授，把一批自稱遭遇過 UFO 的人的腦部核磁共振一張張看完。他原本是被請去評估這些人腦部損傷的。

看到最後，他在基底節正中央發現了一塊異常明亮的區域。一開始他以為那是損傷。後來發現幾乎每個人都有，訊號特徵還顯示那是活組織，位置正好是尾狀核頭部和殼核。他不放心，又去公開資料庫裡調了約兩百例隨機腦影像做對照，一例都沒找到同樣的特徵。

這個人叫加里·諾蘭（Garry Nolan），斯坦福醫學院教授，一輩子研究單細胞層面的人類生物學。他在 Lex Fridman 播客第 262 期裡，用了兩個多小時，把這條從細胞一路延伸到 UFO 的線索講完了。

## 先從一個荒唐的問題開始

訪談開場，主持人丟擲的問題很哲學：如果讓你作為更高階的智慧，向一個更低階的智慧展示自己，你會怎麼做？

諾蘭的回答沒有直接落到外星人身上，他先講細胞。他說細胞裡那些由蛋白質搭建的微型機械和奈米機械，是生物學裡最讓他著迷的部分。每一個細胞內部都有一臺不停處理環境資訊的動態計算機，而核心是 DNA。

大多數人把 DNA 理解成一串線性程式碼。諾蘭說，它是程式碼套程式碼套程式碼，真正在做複雜運算的，是表觀遺傳狀態。

> 如果你曾經想要相信上帝，就往細胞裡面看一眼。（加里·諾蘭）

這句話放在訪談的最前面，修辭成分很少。它決定了後面所有討論的底色：在諾蘭的世界觀裡，資訊、計算、生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側面。

## DNA 不只是硬碟，它是一份對未來的預期

主持人問，DNA 既是資訊又是計算機，那這臺計算機是怎麼來的？

諾蘭把視角又往後拉了一層。他說你得先退到"宇宙是一臺計算機"這個位置上。所有被稱為粒子或者波的東西，在他看來更像一個計算過程，而生物學嵌在這個計算矩陣裡。蛋白質裡的每一個原子，都坐在這張計算網格上。

至於 DNA 從哪來，可以一路追到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自私基因假說。諾蘭的看法稍有不同：DNA 不是時間中的一個瞬間，它自帶對身體的預設，也自帶對它將要生活的環境的預設。

人類基因組只有三十億個鹼基對。諾蘭認為它承載的資訊量，超過當前全部技術體系的儲存資源總和。原因在於，你是誰，既包含你作為一顆卵子時的狀態，也包含你死亡那天的狀態，還包含你身體裡所有細胞型別和器官的構造方式。

> 它是一座關於資訊的計算水庫，也是一份"你將會成為什麼"的預期。（加里·諾蘭）

所以他反過來提了一個工程問題：如果你想造最好的儲存系統，可以去逆向拆解一個人。造出來的系統不會只有線性編碼，還會帶著"它可能變成什麼"的全部可能性。

這裡有個容易滑過去的點。主持人追問，那是不是意味著部分資訊存在身體之外？諾蘭說是，因為 DNA 自帶一份對環境的預期，那份預期的物件確實在體外。

細胞裡沒有眼睛，但它知道外面應該有光。這就是他說的"儲存在外部"。

## 把地球重跑一百萬次，會得到一百萬種答案

順著這個思路，主持人問了個思想實驗：如果把地球的歷史重跑一百萬次，會得到多少種不同版本的這種計算機？

諾蘭說每一次都會不同。前提是承認沒有宿命，沒有全預設，起始處存在某種隨機性。那他想象得到多少種生命形態，就有多少種。

他補了一句限制條件：除非宇宙的底層基質裡已經寫死了某些東西。比如蛋白質的左手性，如果沒有底層約束，未必每次都是左手。

但他也承認另一種可能：這套系統可能極擅長尋找高效解，而對這顆行星的環境，高效解的數量是有限的。

這就滑向了人擇原理那一套。多重宇宙裡可能存在著無數種規則不同的宇宙，我們只活在那個規則允許生命出現的宇宙裡。

於是主持人把問題推到最大：那外面有多少外星文明？

諾蘭的答案是"數不清"。他給的理由很樸素：那麼多空間只留給我們，太浪費了。

他講了一個童年畫面。七八歲時他翻《國家地理》，看到一張當時最新的宇宙影象，大概是 1968 或 1969 年。他盯著那張圖想，這片空間裡有多少帝國興起又覆滅，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件事讓他覺得難過。

從那以後他一直讀科幻。他偏愛那些建立在紮實科學和演化論之上的科幻作家。

拉里·尼文（Larry Niven）寫過一種叫"傀儡師"（Puppeteers）的文明。如果智慧從群居食草動物演化而來，領導位置可能在後不在前，遇到危險先把別人推上去，道德律令變成了怯懦。尼文圍繞這個前提寫了整本書。

大衛·布林（David Brin）的"提升"（Uplift）宇宙裡，不同演化背景的智慧各自長成不同形狀的文明。

諾蘭喜歡這種寫法，因為文明的假設會長成它出生環境的形狀。這也是他後來理解外星人行為的底層框架。

## 目擊故事真正讓人不安的地方，是它們長得太像

話題切到 UFO，主持人問他，聽過那麼多遭遇故事，最著迷的是什麼。

諾蘭說，是相似性，是這些故事的整齊程度。

他先做了一個宣告，這個宣告在整場訪談裡反覆出現：很多人以為他一旦推測就等於相信，事實並非如此。推測只是創造力，是假說的起點。他聽到的軼事，他自己並不必然相信。

但他還是願意聽，因為那至少是原始資料。同一個故事聽到第三遍第五遍，你就得承認裡面可能有點東西。

他也給了一個讓自己冷靜下來的解釋：也許人類心智和意識裡存在某種榮格意義上的底層結構，讓這類故事一遍遍從 DNA 裡、從那套預設裡長出來。榮格談過集體無意識，談的正是這一類現象。

在所有相似點裡，最讓他在意的是那條反覆出現的資訊：你們沒有照顧好自己的世界。

這條資訊出現的時間遠早於氣候變化成為公共議題，也遠早於今天關於汙染和環保的各種說法。

他舉的例子是辛巴威。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一所學校的午休時間，五六十個孩子，白人和黑人都有，家境和受教育程度都不錯，他們在操場上看到一個飛行器，還有幾個小人。孩子們跑進教學樓找老師，講的是同一個故事，畫的是同樣的圖。有幾個人接收到的資訊是：你們沒有照顧好自己的世界。

三十年後，當年那些孩子長大成人，有人拍了紀錄片，他們對著鏡頭說，那是真的發生在我們身上的。

諾蘭的態度是：這事發生了嗎？是幻覺，還是被某個東西植入的幻覺，還是物質層面真實存在的？他不知道。但他注意到一個細節，那些孩子當時七到十歲。七到十歲的孩子不會那樣串供。

> 不管它是真是假，我都覺得這是值得關注的資料。互不相識的個體講出同一個故事，這件事本身就值得進一步調查。（加里·諾蘭）

## 你會怎麼向螞蟻介紹自己

主持人把問題轉了個方向：如果從外星視角出發，你會怎麼和其他生命體溝通？

諾蘭的切入點很工程：要理解一個系統，你得去擾動它。就像戳一下看看它會不會起反應。擾動之後，如果擔心它，還可以順勢把它往某個方向引導。

他把人類歷史鋪開來看。前文明時期，你出現在森林裡，就表現為森林裡的精靈，資訊透過精靈傳遞。人類稍微文明一點，你就表現為神，你就是神。到了今天，不是所有人都還信神了。

那我們信什麼？我們信技術。那你就以技術的形式現身。

> 但所有版本里都有一條共同線索：你不孤單，這裡有別的東西和你在一起，有東西在看著你。（加里·諾蘭）

至於為什麼只給一點點資訊，諾蘭用了一個 parenting 的類比。好的父母不會把一切都告訴孩子，學習需要犯錯，什麼都告訴了，孩子就懶了。

主持人在旁邊補了一句：所以我們是一群憤怒的猴子，而它們可能在盯著，不希望這群猴子在銀河系的旋臂上到處亂踩。

諾蘭沒反駁。他還加了一條：我們希望高等智慧願意照顧我們，就像我們願意照顧非洲國家公園裡的猩猩。但沒人想照顧蟑螂。這條線是人自己劃的。

## 基底節那處異常，最後指向了別的地方

訪談中段，諾蘭講了那段最容易被誤讀的研究。

起點是一批被送到他這裡的人，以及他們的核磁共振影像。有人懷疑這些人腦部受過損傷。結果大部分病例最後被判定為哈瓦那綜合徵（Havana syndrome）。諾蘭說，損傷這部分故事在他這裡基本結束了，那是別人的問題了。

但在看影像的過程中，他注意到基底節正中央有一塊區域，一開始以為是損傷，後來發現所有人都有。再細看其他讀數，那其實是活組織，是尾狀核頭部和殼核。

他當時問斯坦福一位做精神科的好友，基底節是幹什麼的。對方說，管運動和神經控制。諾蘭覺得奇怪，因為他同時讀到的論文指向另一件事：基底節參與更高層的智慧活動，位於執行功能下游，和直覺、規劃有關。

仔細想想也說得通。運動控制需要一個集中的地方，而運動控制離不開對環境的知識。你不想伸手打翻桌子，你走過一個房間時要知道會撞上什麼。所有這些規劃都需要呼叫感官、慾望、記憶，需要知道你身邊有哪些人想避開、哪些人想靠近、服務員手裡的盤子快要掉了。

這些計算全在基底節裡完成。它現在有個外號，叫"腦中腦"，是一套目標處理系統，服務於執行功能。

> 我們發現的不是一種能讓人和 UFO 對話的東西。UFO 社群把這一步邁得太大了。我們發現的是一種更高功能的資訊處理形式。（加里·諾蘭）

接下來是他自己都覺得最有意思的部分。他們去看這些"指示病例"的家人，發現這種特徵在家族裡出現。他本人、他的兄弟、他的姐妹、他的母親，都有。

他們也見過夫妻雙方都具備這種特徵的組合，而且不止一對。諾蘭說，如果這種特徵在人群中的比例是百分之一到三百分之一，那麼兩對夫妻雙雙具備，在統計上意味著什麼？要麼是婚配範圍受限，要麼是同類相互吸引。

再往下的推論他做得很謹慎。他說，如果直覺的定義是"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這話裡沒有靈異意味，指的只是看見眼前某個別人會直接忽略的事物，那麼這種能力或許就是更高層智慧的一種表現：我能認出這個事物和我環境裡的常規不一樣，雖然我還不知道它是什麼。

主持人在這裡插了一段自我剖白，說自己似乎也能在很多瞬間看到某種魔力，對活著這件事有一種近乎化學性的興奮，像一直處在某種微醺狀態。諾蘭的回應是，人的大腦確實被基因和成長環境塑造成只能看見世界的某些切片，有些人天生對異常資訊更敏感。

然後他補了一句：這些人裡有很多最後也成了科學家。看到反覆出現的模式，然後某天冒出一個不對勁的東西，被這個不對勁吸引，順著線往下拉，看看核心是什麼。

## 一塊來自烏巴圖巴的鎂

諾蘭手上有一些被聲稱是 UFO 殘骸的材料。他強調是"被聲稱"，政府沒提供過任何一件，全是收集者交來的，而且帶著相對合理的保管鏈。

這些材料幾乎都是金屬。要麼被說成是某物留下的熔融金屬，要麼被說成是從某個爆炸物裡掉出來的。

檢測手段主要是質譜，五六種不同的質譜各有用途，有的告訴你元素構成，有的告訴你同位素比例。諾蘭關心的不只是有什麼，還有各有多少，以及同一元素的不同同位素各佔多少。

有意思的地方就出在最後這一項。

他講了烏巴圖巴（Ubatuba）那個案例。巴西海邊，一個漁夫看到一個物體掉出什麼東西，或者直接爆開了。落下的東西是比較純的鎂，純到會燒起來，所以裡面一定摻了別的金屬做成合金，防止它燒掉。

諾蘭拿到兩塊樣品，來自兩條不同的保管鏈，都聲稱出自同一個物體。肉眼看，兩塊東西長得一樣。他各取了一小片，送進二次離子質譜儀，這種儀器能分辨到 0.0001 個質量單位。

結果分成兩組。一組鎂 24、25、26 的同位素比例完全正常。另一組偏得厲害，而且兩塊樣品偏得一樣多。

> 這就等於你手上有了一個內部對照，一邊是正常值，另一邊是錯的。（加里·諾蘭）

他沒法給出結論。是騙局嗎？如果有人存心造假，做得到，但成本不低。按那個年代的價格，他手上那點量就要幾萬美元。而且造假圖什麼？圖三十年後的某個陌生人撿起來研究？這是一種極其耐心的惡作劇。

諾蘭說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理解，只知道它有意思。

他順手把話題帶到"什麼才算證據"上。這夠嗎？遠遠不夠。但有人把它擺出來了，他有時間，就研究。他的做法是挑出那些他認為足夠可信的樣本做合理分析，把結果公開，也許別人能想出他沒想到的解釋。

更好的證據是什麼？是某種一看就知道是技術、而且是我們沒有的技術。尼爾·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和塞斯·肖斯塔克（Seth Shostak）都公開說過這個立場：你拿出明顯不是我們理解範圍內的技術，我們就認真對待。

諾蘭同意，而且補充說，他研究過的一些東西最後查明平凡得很，有些乾脆是 1940 年代飛機上的零件。

但他也指出這件事的難度：外星人拿出一種我們完全陌生的技術，很難被認成技術。太新了，我們不會認為它是技術；太熟了，就不算證據。怎麼讓螞蟻相信，是個硬問題。你得先搞懂螞蟻在聊什麼，在乎什麼，才能把自己的資訊注入它們的文化。

## 瓦萊：一場演給文化看的戲

主持人問起雅克·瓦萊（Jacques Vallée）。諾蘭說自己在阿塔卡馬事件之後不久認識了他，是透過一批和政府有關聯的人，那批人當時正在私下裡和瓦萊合作。

瓦萊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就在這個領域公開活動，是少數真正的科學家之一。

諾蘭從他那裡學到的第一件事，是"歌舞伎劇場"（Kabuki theater）這個概念。人們看到的很多東西是被演出來的。

他讀瓦萊的書時注意到一個詞反覆出現：荒誕。飛船不會降落在農田裡，然後有人敲門要一杯水。這類故事在 1930 年代的報紙上就有。也沒道理飛船會墜毀，技術那麼先進，怎麼會墜毀。荒誕本身就是線索，說明這是一場表演，一場影響力運動。

> 它瞄準的是一整個文化，個人級別的說服解釋不了它。也許它們根本不把我們當個體看，而是當成一顆行星上生活的一個生物體。（加里·諾蘭）

這個說法讓諾蘭第一次意識到，幕後可能有個操縱者，而所有關於"外星人"的敘事本身未必為真，它可能只是一種被設計出來的表現形式。

他也吐槽了和瓦萊聊天的體驗：這人有意思，也極其難纏，會把你以為你知道的一切拆開，證明你其實不知道。瓦萊的一個方法論是，對於任何結論，只要找到一個反例，你就錯了。

諾蘭說自己名義上也算個好科學家，但從瓦萊身上學到的是：別談結論，只談資料。資料不會錯，前提是你確認它沒有錯、不是偽影。結論要小心，因為不管正在發生什麼，它都比我們想象的複雜得多。

## 2021 年那份報告，和背後那場拉鋸

2021 年 6 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釋出了《不明航空現象初步評估》（Preliminary Assessment: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

諾蘭的判斷是很樂觀。他的說法是，成年人終於站出來接手了，是褒義上的成年。

他提到另一件事：之前有人擔心，一旦公開，大眾會尖叫著上街暴亂。經驗證據顯示這個擔心是錯的。這些影片公開已經五年，多數人根本不知道。哪怕福克斯新聞的塔克·卡爾森講過很多次，喬·羅根也講過，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人只要覺得這件事不影響自己的日常，就繼續過日子。

但這份報告在政府內部是一次真正的轉向。諾蘭認為部分原因是人類社會技術的成熟，這些東西一次又一次出現在自家艦船周圍，瞞不住了。盧·埃利宗多（Lou Elizondo）和克里斯·梅隆（Chris Mellon）等人的功勞在於找到了正確的說話角度：好吧，假定不是"那個東西"，那可能是俄羅斯或者中國，我們總該弄清楚，因為我們確定不是自己。

然後是國防部正式設立辦公室來歸集這些資訊，後來那個拗口的名字叫機載物體識別與同步管理小組（Airborne Object Iden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Synchronization Group，簡稱 AOIMSG）。諾蘭的評價很直白：名字很蠢，需要改。

他說幕後關於誰控制這個辦公室的拉鋸還在繼續，但錢已經撥出來了，會用於讓資訊更公開，讓更多人參與。他自己也在參與一個推動更多學者加入的努力。

這裡他講了一段自嘲。他說科學家本質上是資本主義者，錢在哪裡人就去哪裡。他自己那篇論文花了五六萬美元，全是從自己口袋裡掏的。而要做像樣的材料分析，至少需要幾百萬美元。伽利略計劃那邊要完成任務，大概在五百萬到一千萬美元的量級。

主持人反駁了一下這個詞用得不準確：基礎研究裡，錢的影響其實很模糊，科學家很擅長編一個敘事說自己是在完成資助方的目標，實際做的還是自己好奇的事。諾蘭承認這個說法也有道理，他小時候想當植物學家，後來大部分生物學家去做癌症研究，一個重要原因是那裡有錢。

他真正想說的是另一件事：最糟糕的做法是把這件事塞進一家有既定計劃的公司裡，讓科學家聽高管的。真正能出成果的方式，是把它放到公共領域，讓開放的頭腦去想，去發表，去做對的工作。

## 奧陌陌、光帆，和先想象再倒推

訪談裡提到阿維·勒布（Avi Loeb）和奧陌陌（Oumuamua）。諾蘭的評價是：勒布的洞察是一個有意思的推測。有人看一眼就說那是小行星，結束。但資料裡有某個不對勁的地方，勒布抓住了它，提出一個替代解釋，而這個解釋和模型擬合得比"一塊石頭"更好。

他佩服勒布的地方在於無視批評。勒布相信資料是真的，然後把這當成攻城錘去砸別的東西。

奧陌陌的核心假設之一是光帆。諾蘭說光帆完全在人類能力範圍內。尤里·米爾納（Yuri Milner）參與的突破攝星計劃，思路就是用鐳射把光帆推向半人馬座。所以勒布的提案在可能性範圍之內。可惜的是，那個東西現在已經快飛出太陽繫了。

諾蘭由此說到方法。他的實驗室有個習慣：先問什麼是必然的。如果必然需要某類資料，而現有儀器不存在，那就先想象一臺完美的儀器，雖然造不出來，但可以從那裡往回倒推，找到可行的路徑，等於逆向工程自己的未來。他用這個思路創辦和賣掉過至少六七家公司。

他舉的例子是基因治療。今天所有用逆轉錄病毒做的基因治療，源頭是大衛·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實驗室的一次組會。當時另一位博士後做不出想要的逆轉錄病毒，諾蘭意識到自己手上有一個細胞系，能讓這件事從兩個月縮短到兩天。兩人合作做出了那套系統，後來全世界都在用。

> 一開始你得相信這項技術是可能的，才可能把它造出來。（加里·諾蘭）

他把這套邏輯套在 UFO 上：這個現象讓人們去想象一個這些技術已經存在的未來，也去想象一個人類沒有把自己炸掉的未來。如果這些東西真的在那裡，說明至少有一個文明跨過了那個拐點。

至於它們為什麼來，諾蘭給的可能性之一是，把我們從這個懸崖邊上引開。就像鄰居家的孩子長大了，你希望他別太野。也可能是某種道德律令，像我們劃出國家公園讓動物按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但他馬上加了一句限制：外星就是外星，不是好萊塢那種外星，是一整套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經驗層次，我們只能希望自己有一天能理解。

他還提了一個更遠的設想。文明越發展，形態越接近資訊本身，越像是能影響觀念空間的東西。我們人類執著的"具身"（embodiment），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體，可能是一種很低效的形態。想想人工智慧領域正在做的事，電路越做越小，逼近宇宙運作的物理底層，量子計算已經貼著量子資訊儲存了。往前推一萬年十萬年，也許有文明找到了把智慧直接嵌進宇宙物理裡的方法，不需要物質形態，只是區域性有序的時空。

那樣的話，它們必須非常擅長不踩到螞蟻。技術越好，越容易一不留神把這種簡單的生物系統毀掉。

還有一層。我們總假設它們是統一的，也許它們彼此之間就像你和我一樣分歧巨大，而阻止某一家亂來的，正是其他幾家之間的相互牽制。地球上國家之間的無政府狀態，在更大的尺度上可能同樣成立。一層層的智慧構成等級，每一層都在想：比我更大的那個是什麼。

## 阿塔卡馬骨架：一次不動聲色的證偽

史蒂文·格里爾（Steven Greer）曾聲稱在智利阿塔卡馬地區發現的一具骨架可能是外星人。諾蘭主動聯絡，接下了用科學方法證實或證偽這件事。

最後的論文標題是《阿塔卡馬骨架全基因組測序揭示與發育不良相關的新突變》。團隊包括兩位斯坦福科學家和羅氏診斷的測序組，總共十一人左右。按這行的慣例，教授不幹活，學生幹活，教授幫忙把故事講圓。

結論很簡單：百分之百是人類。諾蘭說自己一開始以為那是某種猴子，幾個月後還小小地興奮過一下：萬一真是外星的呢。

骨架的特殊之處主要在腦部畸形。他拿到照片後第一件事是找斯坦福的專家，那人是兒童骨發育不良領域的世界級權威，這個領域的教科書就是他寫的。專家的判斷是，這套突變組合和這種生理形態他沒見過的，但按大小和骨密度看，像是六到七歲。

諾蘭特意在這裡停了一下。他說公眾經常把這種推測當成事實，沒人說過它就是那個年齡，只說過骨頭看起來像那個年齡。論文裡的措辭也做足了限定，說的是這些突變可能導致這樣的形態。

他們真正發現的是，這個個體身上與骨骼生長相關的突變數量異常多。就是骰子擲壞了。每年出生的人那麼多，擲得足夠多次，總有人一次把所有壞點數擲齊。

讓他覺得難過的是 UFO 社群裡的部分人，他們希望這裡面有陰謀，希望有人收買了他的學生去說謊。他說這不可能，他自己會丟工作，學生們一輩子都會麻煩纏身。

他還有一句話說得更重：這是把惡意投射到一群並不存在惡意的人身上，尤其是在科學界。做科學的人可能天真，可能不關心大圖景、哲學、倫理問題，但歸根到底是有操守的人，帶著對發現酷東西的純粹好奇。科學界整體上沒有惡意。

他還順帶拆了"打假"這個詞。有人說他在阿塔卡馬事件上是在 debunking，他說這個詞本身帶預設，暗示你一開始就奔著證明某樣東西是假的去。他沒有。他只是去收集資料，然後發現這一個是人類。

另一具頭骨，有人叫它"星孩"（Star Child），他看了測序結果，直接說這是人類，到此為止。持有者不同意，後來另一個團隊進來，證明他是對的。

諾蘭把這件事的意義說得很清楚：把那些最誇張、最被炒作的案例從桌上拿掉，動機是想知道，跟否定無關。越是離譜的東西越可能是錯的。清掉渣滓之後，剩下的資料裡也許有值得認真追的東西，而如果追得夠深，那東西本身也許同樣驚人。

他舉了 CRISPR 作為對照。細菌基因組裡那些奇怪的重複序列，一段段排在一起，中間夾著奇怪的片段，仔細看那些片段，長得像病毒。它們怎麼進去的？花了大量工夫之後，幾個諾貝爾獎發出去了。那些奇怪的東西最後帶來了極其驚人的可能性。

> 你想用科學的嚴謹，去把那個驚人的東西真正揭示出來。（加里·諾蘭）

## 同位素比例為什麼值得追問

回到材料。諾蘭解釋了為什麼同位素比例這個指標有分量。

任何一種元素的同位素比例，基本由恆星過程決定。幾十億年前某顆超新星爆炸，物質變成雲，引力讓它們聚成另一顆太陽和一個環，環變成岩石行星。比例在那次爆炸的時刻就定下來了。所以本地太陽系裡所有東西的比例大差不差，差異在千分之幾的量級，不動輒就是幾十個百分點。

那人類用同位素做什麼？他說，主要是用來炸東西。按磅按噸製造出來的同位素，絕大多數是特定比例的鈽和鈾。今天工程化調整同位素比例技術上不算難，但依然昂貴。除了核爆，還有抗癌藥物之類的用途。

然後他講了一個細節，這個細節是整個論證裡最鋒利的一處。他說現在用同位素做防偽，把錢或者貴重物品裡嵌入特定比例的同位素，讓造假者難以下手。除此之外，日常生活裡沒人會特意去調整同位素比例。

那為什麼會有人造出幾克這種材料，然後把它丟在巴西的一處海灘上？

這個問題他沒能回答，也沒打算假裝能回答。他只是把它擺在那裡。

## 當目擊者看到的和照片拍到的不是同一個東西

主持人問他，聽過的最有衝擊力的一次遭遇報告是什麼。

除了辛巴威那件，諾蘭講了一個幾乎沒人知道的案例。

一家人開車在公路上，兩個小女孩坐在後排，車是玻璃頂的。大白天的繁忙公路，兩個女孩看到一艘飛行器就在她們車頂上方。母親也看到了。她們環顧四周，其他人似乎什麼也沒看見。女孩拿出手機拍了照片。

回家看照片，飛行器不在。但在車頂上方大約三十英尺處，有個小東西，直徑大概三英尺，有點像個星形。那不是她們看到的飛行器，是另一個東西。

諾蘭說他看過那張照片。

那她們看到的是什麼？投影？為什麼只有她們看得到？照片捕捉到的東西和肉眼看到的東西完全不是一回事，但照片裡確實有東西。

他說這個案例不符合任何一個標準敘事，但恰恰是這種不符合讓他著迷。它清楚地說明了另一件事：人看到事件時，看到的並不都一樣。交通事故的目擊者會對車的顏色、事件的順序給出不同描述，這說明記憶遠沒有我們以為的可靠。

但 UFO 報告的特殊之處在於，同一批人看到的差異大到讓人懷疑，有什麼東西把影像直接投進了腦子裡，而物質世界裡其實並沒有擺著東西。就像一套被強行施加的虛擬現實。

> Meta 和所有做虛擬現實的公司都會很想要這種技術。你不需要在臉上戴任何裝置，就能體驗虛擬現實。（加里·諾蘭）

## 怎麼跟螞蟻說話

從這裡開始，諾蘭把溝通問題拆成了一個感知工程問題。

他說，如果你要操縱螞蟻，比如把它們當生物機器人用，DARPA 這類機構一直在試，那你就必須先接入它們的資訊通道，也就是資訊素系統。要麼合成那些分子去跟它們"說話"，要麼技術足夠先進，用電磁或其他手段直接刺激神經元，達到和資訊素一樣的效果，只是走的是遠端操控的路子。

對人也是同樣的邏輯。你可以把資訊遠端送進人的感官系統。但每個人都不一樣，你要麼對這個人瞭解到能定製，要麼就利用這個人本身最強的那個感官通道。如果你對聲音敏感，資訊就從聲音進來；如果你是視覺型，就從畫面進來。

主持人在這裡加了一條他認為外星人必須搞清楚的約束：人類重視物理一致性。我們發現了物理定律，所以我們要求感知結果是自洽的。諾蘭同意，並說這恰恰是難點所在。什麼東西是人類在這個環境裡習慣看到的，怎麼刺激感知系統才不至於突破"太怪了"那個閾值。這並不顯然。也許反過來，就該往怪裡走。

由此他談到了"灰人"（grays）。諾蘭說他本人不相信灰人，但他相信有人確實看到了。有意思的地方在於灰人的形象設計：它們足夠不一樣，但不至於嚇人，沒有滴著毒液的獠牙。它們身上還有一種熟悉感，像是你能想象的人類在遙遠未來的樣子。

如果這是一套溝通策略，那它傳遞的訊號就是：我們像你們，但不完全一樣。諾蘭不知道這是不是有意的，但作為溝通設計來看，它成立。

## 那段影片讓他汗毛豎起來

主持人問起 Tic Tac 影片和其他飛行員目擊事件。

諾蘭說他認識這批人裡的很多。他是在影片公開前大約三週看到的。水晶城一家能俯瞰五角大樓的酒吧裡，盧·埃利宗多把影片放給他看，他說自己汗毛都立起來了。盧告訴他，這些東西快要公開了。

他還認識內部的一位海軍情報人員，那人在公開前重新訪談過所有涉事飛行員。諾蘭說聽諾蘭說聽那些內容讓人頭皮發麻，同時也興奮，因為這不只是口述證詞，這些人是可信的個體。他提到《60 分鐘》那期節目，那些飛行員沒有任何經濟收益，站出來只有損失。

再加上普林斯頓號同時期的艦載分析、雷達資料等等。諾蘭的總結是：說到底這只是資料，不是結論。他補了一句真心話：如果有人證明這一切都是騙局，他會非常高興，那樣他就能回去幹本職工作了。

這件事可能是假的，別的事未必。這正是去汙名化的意義所在。異常事件在資料裡本來就是稀少的，但你必須看完整的資料範圍，才能發現那些真正指向某個東西的訊號。

他還說了一個副作用。過去一年他公開談這些之後，一些頂尖學校的學生，不是他自己的學生，跑來找他說：如果能幫忙，告訴我。我以前沒想過這件事，是你和別人讓我開始想。

這就是他看重的東西。哪怕這些資料不代表外星飛行器，光是這個觀察本身就能激發人。有人會因此去想：如果無動量推進是可能的呢？有年輕人會因此進科學界去問那些問題。

訪談末尾主持人提到，有意思的是馬斯克對這類可能違反已知物理的推進系統不太上心。諾蘭沒有接這個話頭，他的立場更簡單：先相信技術是可能的，才可能把它造出來。

## 拉扎爾的故事，和他的不感興趣

主持人問他怎麼看鮑勃·拉扎爾（Bob Lazar）關於美國政府持有飛行器的說法。

諾蘭直說不信。他承認傑里米·科貝爾（Jeremy Corbell）做的訪談和紀錄片很好，但他不知道該怎麼解讀。他身邊一些人認為是垃圾。

他借這個問題講了自己和這個領域裡很多人的方法差異：他對翻舊檔案、追查誰在什麼時候說了什麼，興趣不大。他是科學家。他做腦部那塊，是因為那能收集資料：能回到同一個人身上再掃一次核磁，能把影像交給別人分析，能拿到材料做檢測，能讓別人復現。

他順口說了一句"我再也不碰任何骨架了"。這句帶過的話很輕，但能聽出來是被折騰過。

主持人替拉扎爾說了句公道話：拉扎爾這麼多年的說法基本沒變過。而且這類故事對推動政府透明有實際影響。諾蘭承認這一點，也承認人這個因素繞不開。異常事件是稀有的，一部分資料不可避免地和人綁在一起，比如飛行員的直接目擊。他希望未來感測資料不再被人的主觀性汙染，但人的觀察本身仍然是強資料。

## 如果他在位

主持人問了一個假設：美國政府或者其他政府是不是掌握了某種遠超公開水平的外星來源的東西？

諾蘭說他本人沒見過，但他相信那些他認為不會說謊的人。所以答案是有。

那如果他在位，會公開嗎？他說會。他認為這類知識能讓人團結起來，因為我們和"那個東西"比起來，彼此更像，不像彼此那麼不同。

他也不主張清算。那些年做過決定的人，是基於當時手上的資料做的，有他們的理由。該給的是某種豁免。只有一種情況另說：如果動機是私利，為了自己變現而損害別人。

但他也誠實地說，真坐到那個位置上，可能會有人給他看一些東西，告訴他為什麼不能公開。比如無限能源，一旦公開，也許某個關係緊張的國家先搞明白了。這本質上是一場軍備競賽，各個層面都是。

他由此說了一段不太像科學家說的話。新冠病毒的起源，在他看來，不管真相如何，中國政府有興趣不公開，因為公開只會對它不利。每個政府都這麼想。他說自己和公司裡的公關打交道時也失望過，他們總是緊張，總是保守，總擔心多公開一點只會更糟。然後來了個馬斯克，發一堆荒唐的梗圖，完全不在乎。

他一直在鼓勵 CEO 們透明一點。當然政府涉及國家安全，是另一個層級，人命關天。但可以從輕的地方開始，比如把技術是怎麼做出來的講出來。這會讓人興奮，會把人連起來，對品牌也好。

> 那種"資訊被偷走就會被用來對付你"的擔心，是二十世紀的想法。（加里·諾蘭）

他認為社交世界帶來的好處之一，就是透明本身是有利的。他希望政府能學會這一課，當然政府通常是最後學會的。

## 羞恥是社會控制裝置

訪談最後，主持人問他給年輕人的建議。

諾蘭的回答很直接：如果你相信某件事有價值，就別讓別人用羞恥感把你勸退。他說羞恥是一種社會控制裝置，讓別人做他們想讓你做的事，而把你的意願擠到一邊。羞恥有時候有用，能阻止你做不道德的事，但它同時也在給你的環境劃邊界。

他遇到過一位很有名的科學家告訴他，談這些東西會毀掉他的職業生涯。事實是，這事反而提升了他的職業生涯。

主持人在這裡加了一條自己的觀察：科學上很多進展，恰恰是某個資深前輩說"這會毀掉你的職業生涯"之後做出來的。這句話本身可能就是一個不錯的訊號。諾蘭同意。

他帶實驗室的方式也是這個邏輯。他的實驗室從 1992 年起一直是二三十人的規模，人來了又走。他常跟學生說，落在趨勢線上的資料沒那麼有意思，真正值得追的是偏離圖表的那一個點。偏離意味著發現。他講自己在組會上叫停過很多次：等一下，往回翻幾頁，剛才那個是什麼。那些時刻後來成了不少人的職業生涯轉折點。

至於壓力，他的應對方式是用成果反推。他會直接說：當年勸我別創業的是你們，現在來問我怎麼創業的也是你們。從科學上說，你想把一個可能的解釋從桌上拿掉，這算哪門子的科學方法？

他也承認這條路會孤獨。科學是一個共同體，當你走在常規思路之外，孤獨是常態。九十年代做神經網路的人也是孤獨的。

但他給出了另一面：因為這件事，他認識了這輩子最有意思的一批人，如果一直走常規路線，他不會遇到他們。他去波士頓的哈佛或 MIT 做講座，晚飯時這個話題總會冒出來，然後桌上一定會有另一個人承認自己感興趣，或者承認自己見過什麼。整個談話的氣氛立刻變了。也有人飯後單獨過來，說我不公開談這個，但是……

> 知道"還有別的東西"的科學家，數量遠比科學界願意承認的要多。（加里·諾蘭）

## 島嶼與船帆

最後主持人問他，這一切對人類的意義是什麼。

諾蘭的比喻是這樣的：你在一座島上住了一輩子，望著海對岸，從沒想過另一座島上也可能有人。然後某天，一艘帶帆的船出現了。你聽不懂它，但你意識到，你的世界突然變大了。

他說我們現在就在這樣一個時刻，世界觀、銀河系的圖景正在向更大的東西開啟。不只是"可能還有別人"，還有"還有別的東西"，而它是什麼，還沒有答案。

沒答案這件事本身讓他興奮，因為那意味著他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去填。

這個發現會讓人類更謙卑，也會讓人類更有趣。當我們向外看，意識到自己一直住在島上，我們會同時變小和變大。

主持人接了一句：可以看著外面的星星，想象那裡還有什麼。雖然知道自己永遠看不到全部，但知道它在那裡，這件事就足夠讓人激動。

## 如果你也想往裡看一步

這期訪談裡，諾蘭真正提供的不是結論，是一套做法。如果讀完之後你想做點什麼，可以從這幾件事開始。

- 區分資料和結論。諾蘭反覆強調，他只對資料負責，結論隨時可以被一個反例推翻。看到任何一方的強斷言，先問一句：原始資料在哪裡，誰採集的，能不能復現。
- 遇到"最誇張的版本"，先想著把它從桌上拿掉。阿塔卡馬骨架、星孩頭骨，都是先被清出討論範圍，才讓後面的追問有意義。越是聳動的說法越可能出錯，早一點排除，省下的時間才用在真東西上。
- 留意身邊那些"說不上哪裡不對"的偏離點。諾蘭實驗室的方法論很樸素：趨勢線上的資料不值得激動，掉出圖表的那一個點才值得。這個習慣在工作裡同樣管用。
- 別被"這會毀掉你的職業生涯"勸退。如果一位資深前輩用這句話攔你，先別急著聽。諾蘭自己的經歷是反過來的，他遇到的那位權威錯了。
- 想參與的話，公開的資料採集專案比圍觀更有用。諾蘭加入了伽利略計劃，理由很簡單：名單上沒有生物學家。找一個你能貢獻專業視角的位置，比等著別人給答案更實際。
- 對他人的遭遇保持最低限度的禮貌。七到十歲的孩子不會串供，幾十個孩子畫出同樣的圖，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待解釋的資料點。你不需要相信它是什麼，但也不必急著宣佈它是假的。
- 做重大判斷時，給自己留一次"往回翻幾頁"的機會。諾蘭在組會上叫停學生的那個動作，成本幾乎為零，收益是幾個人的職業生涯。審閱別人的方案、覆盤一次失敗、重看一段資料，都可以先問一句：剛才那個是什麼。

訪談結尾，主持人引了斯坦尼斯瓦夫·萊姆《索拉里斯星》裡的一句話：我們連彼此都理解不了，還指望怎麼和一片海洋溝通？

這句話放在兩個多小時的對談之後，位置剛剛好。諾蘭整場都在講怎麼和螞蟻說話，講到最後，問題還是落回我們自己身上：我們連自己那套從 DNA 裡長出來的預期都還沒搞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