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朗西斯·柯林斯：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 NIH 院長談基因科學、機構如何資助醫學研究，以及公共衛生決策中的科學與信仰。 - 原標題：#238 – Francis Collin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 期數：第 238 期 - 釋出日期：2021-11-05 - 嘉賓 / 主題：弗朗西斯·柯林斯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francis-collins/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francis-collins/ - 精讀字數：約 10188 字（閱讀約 23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一位被三位總統任命過、掌管 27 個研究所和中心、領導過人類基因組計劃的人，在被問到新冠是否可能從實驗室洩漏時，給出的回答是：**“我不能排除這個可能。”** 說這話的是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院長。他緊接著補了一句，他認為這相當不可能。但前半句已經足夠說明問題：在這類問題上，最不該做的事就是假裝確定性存在。 這場對話發生在 2021 年 11 月。柯林斯已經宣佈年底卸任，結束 12 年的院長任期。訪談從他最不願意談的地方開始，實驗室洩漏、功能增益、福奇被圍攻，一路走到人類基因組、大腦圖譜、上帝與死亡。中途有大量讓人不舒服的細節，也有幾個難得的亮光時刻。 ## 從最難的問題開始：實驗室洩漏 柯林斯的立場很清晰。他認為最可能的路徑仍然是自然起源：病毒從蝙蝠出發，可能經過某個尚未被識別出來的中間宿主，最終進入人體。他以 SARS 和 MERS 作為對照。SARS 用了 14 年才確定果子狸是中間宿主，MERS 快一些，找到了駱駝。 新冠的溯源調查遠沒有到這個深度。中美的政治氣氛讓一切變得更糟。**他的原話是：如果現在有人在調查，我們也不會被告知。** 這裡面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時間尺度問題。公眾期待的是幾個月內給出答案，而病毒溯源在歷史上是以十年為單位推進的工作。這兩種節奏之間的落差，本身就成了陰謀論的溫床。 柯林斯反覆提到巴斯德那句話，科學不分國界。他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建立在這個前提上。人類基因組計劃是 6 個國家、2400 名科學家協作的產物，資料全部公開，沒人在乎署名順序。中國也參與了，那是中國第一次真正進入大科學專案，而且完成了自己的份額。 他說，現在完全不一樣了。 ## 一個被用爛的詞 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這個詞，柯林斯花了很長時間去拆解。他認為這個詞已經造成了嚴重的混亂，因為它在科學裡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用法。 廣義上，功能增益是無處不在的。NIH 的臨床中心正在做的 CAR-T 類試驗，把病人的免疫細胞取出來，用基因療法增強它們識別癌細胞的能力，再輸回體內。**柯林斯形容這些細胞是“小忍者戰士”。**這就是功能增益，而且它可能救命。他舉了個更日常的例子，自己戴的眼鏡也是一種功能增益，否則他看不清對面的人。 真正受到嚴格監管的是另一種情況：研究物件是已知能引發大流行的人類病原體，而實驗在增強或者可能增強它的傳播力和致病性。這類實驗有個專門的名字，**EPPP，即具有大流行潛力的增強型病原體**。判斷標準由國家生物安全科學顧問委員會花了三年時間制定，審查小組的成員遠遠超出 NIH 的範圍。 這個門檻極高。過去三四年裡，只有三項實驗獲批，全部是流感病毒。 ## 武漢病毒所那批實驗到底算不算 這是整場對話裡最技術、也最關鍵的一段。 柯林斯說得很直白：武漢病毒所那些由紐約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轉包、用 NIH 經費支援的實驗，**不符合 EPPP 的標準**。 關鍵在研究物件。EPPP 只適用於已知能感染人類、具有大流行潛力的病原體。那些實驗用的全是野外分離的蝙蝠病毒，從未被證明能感染人。 具體操作是把四種不同蝙蝠病毒的刺突蛋白基因互相調換，看哪一種能更好地結合 ACE2 受體。這個操作在科學上屬於常規手段，但沒有跨過那道門檻。 他特別強調了一點：**那些蝙蝠病毒與 SARS-CoV-2 的基因組相似度只有約 80%，在進化尺度上相差幾十年。**任何把它們說成新冠源頭的人，都是在做可以被證偽的斷言。他用了一個詞，“不負責任”。 不過他也承認有一處程式問題。受資助機構沒有按規定上報一項實驗結果，那項實驗裡病毒載量略有上升。這是管理疏漏，但性質與“製造了一場大流行”完全不同。 ## 灰色地帶該由誰來劃線 訪談在這裡出現了真正的分歧，而且分歧點很微妙。 柯林斯說他樂於討論灰色地帶，他不舒服的是另一件事：**有人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自行重新定義那條線在哪裡。**門檻是三年審議的產物，所有人都同意過。如果這個門檻需要重新考慮，可以重新考慮，但不能拿一個已經做完的實驗，回頭宣佈門檻不是當初那個門檻。 對話的另一方提出了一個更根本的質疑。實驗的風險在於，你可能做出自己沒預料到的結果。這正是灰色地帶的本質。而公眾有權知道這種不確定性。 柯林斯接受了這個前提，並且給出了一個具體承諾：2020 年 1 月，也就是疫情改變一切之前，NIH 已經要求同一個顧問委員會重新開會，審視現行框架是否合適。疫情來了，委員們都是傳染病專家，說自己沒時間。他認為現在是重啟這件事的時機，而且這場討論應該儘可能公開。 他還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如果公開討論的結論是這類實驗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該做，那就是結論。 他在這段裡的姿態，和他處理其他問題的風格不太一樣。他沒有把“我們已經有嚴格監管”當成終點，而是把它當成一個隨時可以被推翻的臨時共識。這個姿態在科學官僚裡並不常見。 ## 如果一百年後有人在地下室造病毒 話題被推到最遠的地方。隨著合成生物學成本下降，功能增益類的操作會越來越容易。目前最嚴格的監管只覆蓋聯邦資助的研究。沒有任何理由認為這類活動會止步於此。 柯林斯承認這是真實的風險。但他給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反駁：**生物武器很難做到只殺敵人不殺自己。**人類在基因層面的相似度太高了。所以要發動這樣的攻擊，需要的是一個相當瘋狂的團體。 他不認為這是迫在眉睫的威脅，但他認為必須持續關注。已經有一些機制在運轉。比如有人向主流供應商訂購一段寡核苷酸，如果序列恰好匹配天花病毒，他會被發現。 問題在於這類追蹤在國際層面還很弱。他把它歸入一個更大的困境：**當涉及倫理問題時，這個世界缺少決定什麼可以做、並且真正能執行的機制。**他舉了人類生殖系基因編輯的例子，除了道德呼籲和各國自行其是，沒有更強的約束。 對話裡提到了一個更日常的擔憂：惡意之外，還有無能。說話者的父親是物理學家，在切爾諾貝利工作過。那場事故沒有陰謀，是一連串官僚系統的失誤疊加。 柯林斯沒有迴避。**SARS 冠狀病毒在中國實驗室洩漏過兩三次，有人因此死亡，幸運的是很快被控制住了。**他的結論是：你必須在研究病毒和防止洩漏之間同時下注，不能只做前者。BSL-2、3、4 的分級體系必須被嚴格執行，同時你必須承認，你無法指望每一個人在任何時刻都完全按規程操作。這個機率也要算進風險收益的賬裡。 ## 福奇被圍攻這件事 柯林斯是福奇的直接上級。他的態度沒有任何模糊空間。 > 把託尼·福奇這樣一位把畢生精力投入傳染病防治的人，因為政治原因變成攻擊目標，某些人試圖藉此轉移對自己失職的注意力。這從來就不該發生。（弗朗西斯·柯林斯） 他提到了那個邏輯閉環：先決定不喜歡某個人，然後編造材料，再曲解他關於功能增益的發言，最後說他在國會作偽證。**他說這根本不是事實。** 關於“反覆橫跳”的指責，他的回應是：科學變了。德爾塔變異株改變了一切。你當然不希望他今天還說去年那套話，那才是錯的。 訪談在這裡遇到一個更難的追問。福奇作為科學家完成了職責，但作為科學的臉面，他是否也負有爭取信任的責任？當大量民眾不信任他時，是否也該由他來修復？ 柯林斯的回答是：**給人信任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訴他們真相。**他不認為福奇多表達一些謙卑會改變什麼，因為攻擊者需要的是一個靶子，用來分散人們對自己政黨失職的注意力。他甚至推測，如果福奇退出、自己站到那個位置，遭到的攻擊會同樣猛烈，只是因為他曝光度低才倖免。 對話繼續往下壓。有人提出，如果福奇公開承認早期不建議戴口罩是基於當時最優資料的判斷，而後來發現這個判斷錯了，這種謙卑的表態可能會贏回很多人。 柯林斯的回應裡帶著一種疲憊。他說自己看到的分裂之深、之暗，超出了他原本的估計。 他解釋了口罩建議變化的兩個真實原因：一是口罩短缺，醫院急需；二是早期沒有意識到無症狀感染者能高效傳播。資料變了，建議就變了。**這是基於當時資訊的判斷，談不上錯誤。**但這一點無論解釋多少次，都攔不住“他反覆橫跳”這句話被反覆使用。 ## 在恐慌與真相之間做減法 這裡有一個關於科學傳播的核心困境。 作為科學家，本能是傾倒全部資訊：已知什麼、未知什麼、還需要做什麼實驗。柯林斯說，這種輸出方式在晚間新聞的十秒片段裡基本沒用。你必須把它壓縮成一個建議，一個在當時資訊條件下你能給出的最好的建議。 而且這個建議還要考慮另一層：每一句話都可能引發恐慌。口罩短缺的時候，說實話可能導致醫護人員沒有口罩可用，也可能導致全民搶購。 這類計算沒有標準答案。一百年前關於口罩的爭論也引發過恐慌。它是科學傳播裡最不體面、也最無法迴避的部分：**你必須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為幾億人做一個可能出錯的判斷，然後在資料變化時公開改口。** ## 用兩年談成的合作，用兩週啟動的戰時聯盟 如果說這場對話有明亮的部分，這裡就是。 柯林斯在 NIH 做的一件事，是打破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的那道牆。他找了幾位藥企的首席科學家聊，發現雙方都活在刻板印象裡。學術界覺得藥企的科學家不夠聰明，只想賺錢；藥企覺得學術界的科學家只想發論文，不在乎救人。 他說，**後來發現這兩種刻板印象都是錯的。** 花兩年時間，促成了“加速藥物夥伴關係”（AMP）。第一批三個專案：阿爾茨海默病、糖尿病、類風溼關節炎與狼瘡。規則很簡單：必須開放獲取，否則 NIH 不參與；企業必須出錢，NIH 出一半，企業出一半。 結果超出預期。專案從三個變成六個，2022 年還要加心臟衰竭，變成七個。參與的人彼此熟悉了。 這段鋪墊在後面派上了用場。**AMP 花了兩年啟動，ACTIV 只花了兩週。**ACTIV 是加速新冠治療干預和疫苗的公私合作聯盟，約 100 人，一半來自產業界，一半來自政府和學術界，全部放下手上的事來做這一件事。 被問到怎麼做到兩週啟動 100 人，他的回答是：**把律師留在門外。** 成果是具體的。疫苗主方案的設計、每個試驗 3 萬人規模的樣本量計算，都是這個小組定的。至少 20 種治療藥物在 ACTIV 支援下以創紀錄速度完成試驗，包括那些被證明有效的單克隆抗體。 ## 基因組、大腦，以及總統一句正確的問題 柯林斯在 2009 年接手 NIH，此後的 12 年正好是生物醫學加速最猛的一段。 他列舉了一串：基因編輯，現在可以治癒鐮狀細胞病，2009 年完全不可想象；單細胞生物學，可以逐個問細胞在做什麼並得到答案；癌症的精準治療和免疫療法，從冷門領域變成最熱的方向。 新冠疫苗是這條曲線的延續。理解 mRNA、理解冠狀病毒和刺突蛋白、把結構生物學和免疫學與基因組學打包在一起，最後在 11 個月內做出疫苗。**他說 2009 年的自己絕不會想到這成為可能。** 他把自己在 NIH 的角色形容為“助產士”。院長這個位置有一種獨特的召集權，能看到整個生物醫學研究的全景，識別出哪些領域已經準備好爆發，然後把人拉在一起。這些人彼此不認識，甚至聽不懂對方的學術語言。 BRAIN Initiative 是他的最愛之一。目前約 600 名研究者參與，其中**超過一半是工程師，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生物學家**。他提到《自然》雜誌上一期整刊都是這個專案的產出，給出了大腦細胞的普查圖譜。他的博士訓練是量子力學，所以他格外喜歡這種跨學科的組合。 他記得在白宮東廳宣佈這個專案的那天。奧巴馬完全理解，也真心熱愛科學。柯林斯提到幾次在橢圓形辦公室和總統單獨談科學的時刻，只有他們兩個人。**他說那是一種饋贈。** 關於奧巴馬對科學的理解，對話裡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旁證。這位計算機背景的播客主聽過奧巴馬談人工智慧，講窄 AI 與強 AI 的區別，技術層面和哲學層面都過關，讓人懷疑是不是有人在耳邊提示。 柯林斯的解釋是：他聽了一大批專家的意見。在滿屋科學家的討論中，他會提出一個極其鋒利的問題。**他不需要知道答案，他知道的是哪個問題該問。** 這背後是真實的好奇心，沒有表演成分。像一個混進了這間辦公室的孩子，得到了和世界頂級專家聊天的機會。 ## 一個做科學家的基督徒 柯林斯在二十多歲讀醫學院時成為信徒。起因很樸素：他意識到自己從沒認真想過生命的意義、為什麼我們在這裡、死後會怎樣、是否存在神。科學對這些問題的幫助有限，他必須去別處找答案。 他的推理路徑是這樣的：無神論是他原先的立場，但它斷言了一個全稱否定命題，而科學家不該做這種斷言；不可知論有吸引力，但有點像和稀泥；於是他繼續追問，為什麼信的人會信。 結論是，他找不到證明，但在他看來說服力相當強。**他最終“連踢帶打”地成了基督徒。**當時有人預言他的腦袋會炸，因為這兩套世界觀不相容。 他說，在他身上從來沒有不相容過。同一天裡處理一個問題，可以既有嚴格的科學部分，也有精神的部分。新冠疫苗是最典型的例子：**它既是驚人的科學成就，也是祈禱的回應。** 他提到薩姆·哈里斯（Sam Harris）在他被提名為 NIH 院長時寫的那篇著名專欄，大意是讓一個信神的人掌管 NIH 是個可怕的錯誤，他會毀掉這個機構。 柯林斯沒有反駁，他只是說，自己有證詞。 ## 希欽斯、威士忌和鐵磨鐵 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也是柯林斯的朋友。希欽斯稱他是“在世最偉大的美國人之一”，也說過他是自己見過的最虔誠的信徒之一。**希欽斯還說過，柯林斯在為最終奪走他生命的那種癌症做基因組測序。** 兩人的關係起步很糟。在一場知識分子晚宴上，希欽斯對柯林斯提的一個問題表現得極其刻薄。柯林斯的反應是：行，那我們想想怎麼進行一場更文明的對話。 之後他逐漸欣賞希欽斯的智力，也享受和他的交鋒。**“鐵磨鐵。”**想搞清楚自己到底站在哪裡，沒有比遇到一個完全在另一個座標系裡、而且有天賦挑戰一切的人更好的方式。通常配上一兩杯蘇格蘭威士忌。 對話不總是關於信仰。有時是科學，希欽斯對科學著迷；有時是托馬斯·傑斐遜。**柯林斯說，他知道那一定會有意思。** 希欽斯確診癌症後，柯林斯成了他的盟友，幫他在各種治療方案之間找路徑，也許讓他多在這顆星球上待了六個月。柯林斯記得在他市中心公寓裡，端著一杯酒，聊各種事的那些下午。 ## 七十一歲，不怕死，但不想浪費時間 被問到死亡時，柯林斯的回答很乾脆：不怕，但也不期待；不想趕時間，因為還有些事能做。 他 71 歲。他說自己知道時間不是無限的，想把它用在有意義的地方。他還沒準備好當全職高爾夫球手，但也不確定那件有意義的事到底是什麼。 他提到 16 年前寫的《上帝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God），試圖說明科學與信仰在他眼裡如何相容。他驚訝於有很多人對這本書感興趣，因為他們厭倦了兩個極端的噪音：一端是道金斯，另一端是神創論者。**人們覺得總該有一條能共存的路。** 他後來創辦了 BioLogos 基金會，為了當 NIH 院長不得不退出，結果這個機構反而蓬勃發展，現在有數百萬人訪問。他覺得也許這個領域還有事可做，也許那本書該出第二版了。 關於“遺產”這個詞，他明顯不太自在。他說這個提法有點自我推銷的味道。10 月 5 日他宣佈卸任那天，收到了大量回應，有些來自熟人，有些來自完全不認識的人，講某件他參與過的事如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他說，那就夠了。** 他不想建一座紀念碑，也不需要一尊雕像。 ## 生命的意義：一段讀不下去的登山寶訓 被逼到牆角，要求用三句話回答生命的意義，柯林斯先宣告這不是科學能回答的問題，然後給出了他的答案。 我們在這裡只停留一瞬，而存在本身在某種他不能完全理解的方式下會延續下去。在這一瞬裡，我們被要求讓世界變得好一點，去愛別人，讓利他的本能多發揮一點，讓自私的本能少一點。**用他的話說，就是活出登山寶訓。** 他說，讀過那段之後就再也無法當作沒讀過。那些八福，那些祝福，那就是我們該做的事。生命的意義就是朝那個標準努力，同時清楚地知道你會一次又一次失敗，而神會寬恕你。 最後落在一句話上：希望能在世界上多放一點點愛進去。 ## 六千萬人的猶豫，和一場關於真相的流行病 回到地面。柯林斯說，他完全可以理解疫苗猶豫。人們被來自各個方向互相沖突的資訊轟炸：政治人物給一些，網際網路給很多，部分媒體樂於製造恐懼以獲取自己的利益。 他說自己能做的是更好地傾聽。因為他發現一個常見錯誤：**我們總以為自己知道別人猶豫的原因，而實際情況往往不是這樣。**真實原因五花八門，有人擔心研發太快、流程被砍，有人擔心長期副作用。 至於後者，他可以給出一個合理回應：其他疫苗沒有出現過這類長期問題，也沒有理由認為這一款會不同。但他不能絕對地說“不可能”。 他對困惑和恐懼的人抱有同情。**對明知資訊為假卻繼續傳播的人，他沒有同情。他說這些人在奪走生命。** 然後他把話題擴大了一層。他說這個國家還有另一場流行病，那就是真相作為決策依據的地位正在喪失。該不該給自己或孩子打疫苗，本該由客觀事實來回答，現在卻由一個語氣強烈的人的觀點、或者兩小時前刷到的帖子來回答。假資訊的數量只是表象，更深的一層在於，人們不再相信那種以權威口吻宣稱掌握真理的說話方式。 他甚至提到了 2020 年大選是否公正這類問題。分裂本身已經夠糟，更糟的是失去了透過“到底什麼是真的”來化解分裂的能力。**他說自己通常是樂觀主義者，但這件事讓他深切擔憂。** 對話的另一方給了一個不那麼悲觀的視角：20 世紀的科學習慣以權威口吻講話，21 世紀必須換一種聲音。人們牴觸的也許正是那種腔調。**在觀念的競爭裡，謙卑和善意會贏。** 柯林斯的回應是：我同意，而且這很符合聖經。 ## Joe Rogan、伊維菌素和那 700 個孩子 這部分被明確要求必須談。 柯林斯先做了區分。他不認為 Joe Rogan 吃伊維菌素這件事本身有多嚴重。真正的問題在於，Rogan 在人們正在死去的時刻，相當公開地對疫苗表達負面態度。 **美國有 70 萬人死於新冠，其中至少 10 萬是未接種者的“不必要的死亡”。**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助推這種態度，是不負責任的。 關於伊維菌素，他說這藥之所以引發關注，部分原因是它激發了很多人的想象力，以至於有人服用了給牲畜用的劑量，因為過量而病得不輕。他提到一項彙總了所有相關研究的綜述，結論是它很可能無效。**ACTIV-6 試驗已經隨機入組約 400 名患者，可能一個月內就有嚴格對照的答案。** 對話在這裡做了反駁：Rogan 並沒有說“別聽科學的”，他說的是“可以提問”，可以問疫苗對特定人群的風險收益比。他還經常舉出接種後出現嚴重不良反應的個例。 柯林斯的回答分兩層。第一層：**科學不靠個例證據推進。**第二層，他講了健康人群為什麼也該打疫苗。他提到一位身高接近兩米、肌肉極其發達的職業摔角手，感染後幾乎死掉，康復後主動站出來做疫苗宣傳。因為**這個病毒不在乎你多健康、練得多好。** 他給了一組資料：目前美國 ICU 裡的新冠患者平均年齡不到 50 歲；死於新冠的兒童有 700 名，其中一些有肥胖等基礎病，但很多沒有。 年輕人重症率低，孩子更低，這是事實。**但不是零。**如果疫苗足夠安全有效，那麼所有人都該用上它。每個人都在降低自己的風險，只是降的幅度不同。 ## 德爾塔之後，還會有下一個嗎 柯林斯對變異株的擔憂是明確的。德爾塔在幾個月內席捲全球，靠的是極強的傳播力。 他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病毒如果不是那麼可怕，本來是很美的。**任何想理解進化如何在實時中發生的人，都該去研究 SARS-CoV-2。阿爾法、貝塔、伽馬、德爾塔，靠適應度上很微小的差異輪番掃過人群。 核心問題在於：德爾塔是不是終點站？它是不是已經足夠適應，以至於別的毒株無法取代它？他說不知道。英國已經出現德爾塔的亞系 AY.4，似乎傳播力更強一些，這可能是新變化的第一絲跡象。 真正的擔心是：會不會出現一種差異大到疫苗失效的毒株。 這裡有一段對免疫系統的讚美。疫苗讓你對最初的武漢毒株產生免疫，而你的免疫系統足夠聰明，會生成多樣化的抗體，覆蓋病毒後來發生的一些小變化。即便是差異最大的貝塔株，防護效果看起來仍然不錯。**但如果某個毒株跑得足夠遠，這個優勢未必一直成立。** 好訊息是，mRNA 技術讓重新設計疫苗變得很快，幾千人的臨床試驗確認抗體水平之後就能推進。但他不想走到那一步，因為中間會有人失去生命。 最好的辦法是減少感染人數。**病毒只有在人身上覆制，才可能產生變異。** 具體處方：讓美國那 6400 萬還沒接種的成年人去打疫苗，讓孩子去打，讓該打加強針的人去打，在疫情真正結束之前堅持室內戴口罩和保持距離。同時，中低收入國家大部分人還沒開始接種，那很可能是下一個變異株出現的地方，而且它會像過去 22 個月反覆發生的那樣，迅速穿過整個世界。 ## 一件顯而易見卻沒做好的事 訪談裡有一個雙方高度一致的判斷：快速居家檢測本該從第一天起就是解決方案的核心。 理由很直接。沒人反對檢測，這是它最大的優勢。而且這恰好是美國擅長的事：工程師和製造商能迅速把產能拉起來。更重要的是，**檢測給的是資訊和自由，讓人自己決定接下來做什麼。** 柯林斯完全同意，並且給出了 NIH 的實際動作。國會撥了 10 億美元，建立了“快速診斷加速計劃”（RADx）。NIH 把自己變成一個風險投資機構，邀請所有有小企業或學術實驗室提出居家檢測方案的人來提案，然後把他們扔進一個由商業專家、工程師、技術專家、懂供應鏈和製造的人組成的“鯊魚 tank”。 成果是：**目前每天約有 200 萬次檢測基於這個專案的產出，包括你現在能在藥房貨架上買到的多數居家檢測。**12 月預計有 4.1 億份檢測可用。如果再有一兩個平臺獲批，月產能可以到 5 億份。NIH 現在還在幫 FDA 做驗證實驗室。 他也承認了失誤。疫情最初幾個月，檢測全部集中在大實驗室，樣本要郵寄，結果有時五天後才回來，而那時你已經傳染了十幾個人。這個模型從一開始就錯了。而當時很多人的理由是：抗原側流檢測會有假陽性和假陰性，所以要堅持 PCR。**他的回應是：沒有一種檢測是完美的，但一種沒人願意用、也拿不到的檢測，是最糟的設定。** ## 照鏡子：黑猩猩、狗和萊什曼病 訪談最後提到一個具體的指控：NIH 被指資助了一篇論文，裡面有把鎮靜的幼犬頭部塞進裝有攜帶疾病的白蛉的小容器的影象。 柯林斯說這個故事不是真的，至少論文裡標註 NIH 為資助來源這一點不準確。 但由此引出的問題更大：一個每年資助海量研究的機構，如何保證這些研究的倫理底線？ 他給了一個正面的例子。2015 年 NIH 宣佈不再支援任何涉及黑猩猩的生物醫學研究。這個決定源於一次深度審視：**我們在這個階段真的還能從侵入性黑猩猩實驗裡得到必不可少的東西嗎？**國家科學院組織專家組做了評估，結論是不需要。這些黑猩猩很多是當年因為被認為適合研究 HIV 而買來的，結果並不適合，之後被留在靈長類實驗室裡，人們不斷給它們找新課題，但科學上並不成立。 他說這個決定招來不少科學界批評，說他向動物權利團體投降。但在他看來是對的。 他也為另一類研究做了辯護。有些疾病只有犬類能作為宿主，比如萊什曼病，比如淋巴絲蟲病。佐治亞州有一項 NIH 支援的研究讓狗感染寄生蟲，因為那是判斷治療是否有效的唯一模型。他說，如果一項經過嚴格審查的動物研究能救一個孩子，那麼即使讓他不舒服，那仍然是正確的選擇。 他的判斷是：**宣稱所有動物研究都該取消，本身也是一種不倫理，因為那等於讓一批本來有希望的人失去希望。** 他還補了一句，從個人角度看，工廠化養殖和其他場景下對動物的處置，倫理問題比醫學研究嚴重得多。 ## 為什麼在最好玩的時候下臺 柯林斯的卸任理由講得很實在。歷史上沒有哪位 NIH 院長在一位總統任命後跨越超過一位總統。他被奧巴馬任命，被特朗普留任，又被拜登留任，這本身已經罕見。 他說科研機構需要新的視野，12 年對同一位領導者來說太長了。而且如果他不打算幹完拜登整個四年任期，就不該拖到太晚才釋放訊號，因為總統要找人、要提名、要過參議院確認，而這個流程現在完全不可預測。**這件事必須現在做。** 他 5 月底就決定了。情緒是複雜的，因為他喜歡 NIH，也喜歡這份工作。過去 20 個月他每週工作 100 小時。他不介意未來能有一點時間，認真想想下一章該寫什麼，因為他覺得自己還沒做完。 對話裡有人拿喬治·華盛頓和泰德·威廉姆斯作比。後者在最後一場比賽的最後一個打席打出本壘打，然後轉身離開。領導者在合適的時候走下臺階，很難，但很好看。 ## 可以立刻用上的幾件事 - 聽到“功能增益”這個詞時，先問一句：說的是廣義的、幾乎所有生物醫學研究都涉及的功能增益，還是特指的 EPPP，即增強已知人類病原體傳播力或致病性的實驗。這兩件事的監管強度差了幾個數量級，混為一談的討論基本沒有意義，包括很多政治人物的發言。 - 判斷一個科學爭議時，區分兩件事：結論本身，和得出結論的程式。柯林斯對武漢病毒所實驗的辯護，核心是“它不符合當時各方共同認可的門檻”，而不是“這些實驗絕對安全”。前者可以核查，後者不能。 - 看到“某人反覆橫跳”的指控時，去查時間線。口罩建議的變化有兩個具體原因：口罩短缺，以及早期不知道無症狀傳播。資料變了建議就變，這是科學正常工作方式，不是失信的證據。 - 如果你身邊有人對疫苗猶豫，先別急著講道理。柯林斯說他花了一年多學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假設自己知道對方在擔心什麼。先問，聽完再回應，而且回應時不要讓對方覺得你在暗示他不如你聰明。 - 關注快速居家檢測這條線。它是少數“沒人反對、成本低、給個人自由而非限制”的防疫手段。RADx 這類專案的進展值得追蹤，因為它決定了下一次疫情裡普通人手裡有沒有工具。 - 對“科學界已經有嚴格監管”這種說法保持一層警覺。柯林斯自己就在推動重新審視現行門檻，理由是這個框架已經執行了幾年、該看經驗資料了。一個健康的科學機構應該能公開討論自己的規則是否需要改，而不是把現行規則當成不可質疑的結論。 - 如果你關心科學與信仰的爭論，可以把注意力從“誰對誰錯”挪到柯林斯和希欽斯那種關係上。兩個人世界觀完全對立，還能一起喝威士忌、一起在治療方案裡找出路。這在今天的公共討論裡幾乎絕跡了，但它確實存在過，也確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