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奧娜·希爾：弗拉基米爾·普京與唐納德·特朗普

> 前白宮俄羅斯事務顧問分析普京的決策邏輯與特朗普時期的對俄政策走向。

- 原標題：#335 – Fiona Hill: Vladimir Putin and Donald Trump
- 期數：第 335 期
- 釋出日期：2022-11-04
- 嘉賓 / 主題：菲奧娜·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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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fiona-hill/
- 精讀字數：約 6572 字（閱讀約 15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1965年，英格蘭東北部達勒姆郡的一座煤礦小鎮，一個十四歲就下井的男人看著剛出生的女兒，往後十幾年反覆對她說同一句話：這裡沒有你的前途。

五十四年後，這個女兒坐在華盛頓的聽證席上，頭銜是美國總統的俄羅斯與歐洲事務首席顧問。她叫菲奧娜·希爾（Fiona Hill）。2019年那場彈劾調查的直播，讓全世界記住了這張臉，也記住了那口英格蘭東北口音。

她的回憶錄取名《這裡沒有你的前途》（There's Nothing for You Here）。這句話聽著像控訴，實際上是那位父親能給出的最貴的東西：他把自己撞過的牆提前指給女兒看，讓她不必再撞一遍。

## 父親十四歲下井，祖父十三歲，曾祖父十二歲

希爾講家族史時語速很平，像在報賬。父親十四歲下煤礦，祖父十三歲，再上一輩十二三歲就下去了。沒有人讀到中學畢業，因為整條街的預期都寫在牆上：你遲早要下井，和你家裡的每一個人一樣。

她出生的1965年，英國煤炭業已經在往下滑。父親幹過的每一座礦都在關，他只好一次次找活，可他手裡沒有一張文憑。鋼廠沒幹長，磚廠倒閉，最後進了國民保健署系統的本地醫院，做搬運病人的雜工。想重新培訓，沒有門路。

所以希爾家的飯桌上只有一個正經話題：教育。世界在變，而且變得很快，要跟上就得讀書，就得拿到某種資格，然後想辦法離開。**在一個產業整體退場的地方，教育是唯一還開著的出口。**

她還提到一個和直覺相反的細節：女孩身份在這戶人家裡是加分項。沒人指望她進工廠，所以沒人攔她讀書。母親十六歲離校去學護理，後來做了助產士，家裡人把護理當成一份正經職業來看。表親裡有人做了本地學校的老師。女孩受教育，在這個家族裡有先例可循。

這也解釋了她後來對“教育”這個詞的理解。在她那裡，讀書從來與修養、趣味、階層裝飾無關，它是一張通行證，用途明確：換一個能活下去的地方。她小時候想要的東西都很具體，護士服、獸醫的手、一臺翻譯耳機，每一樣都對應著一個能領工資的崗位。

## 她一度想當獸醫，直到看見一隻手卡在牛屁股裡

和很多工人家庭的孩子一樣，她的職業想象是一路試出來的。她有一套叫《護士南希》的小雜誌，穿著小護士服到處走。家在半鄉村地帶，她常泡在田裡看農夫和牲口，看獸醫出診。當地有位叫詹姆斯·赫里奧特（James Herriot）的獸醫很有名，後來在美國也拍成了電視劇，他寫過書，還給她一位姑婆的狗看過病，家裡人常提起他。她一度認定自己可以當獸醫。

然後有一天，她看見一位本地獸醫在田裡給牛做檢查，整條手臂伸進牛的後半身，手被卡住，牛在踢他。她當場改了主意。

十四歲那年，本地的下議院議員來學校做了一場勵志演講。那人是苦出身，靠教育一路讀到牛津，學的是哲學、政治與經濟。他對著一群幾乎不可能進精英學校的孩子說，你們可以受教育，出身不必成為限制，但教育是一種特權，拿到它就得拿它去做點什麼。

這個說法和她家裡的說法完全對得上，於是問題變成了：做什麼。她身邊沒有多少“職業”可供參照，父親有的是工作，一份接一份，談不上職業。母親的護理倒是真正的職業，每天在產房裡幫女人活過生產這一關。母親還把護理教材留在家裡，飯桌上講的都是臀位難產、瘻管之類的事，她和姐姐聽得直求母親停下。她據此判斷，這條路自己走不了。

## 1983年，她被預告了核戰爭的必然性

真正把事情定下來的，是時間點。她讀書時，達勒姆郡雖然去工業化得厲害、地方政府系統也垮了大半，教育的錢還在，對外交流的錢也還在。當地和德國、法國的城市有交換專案，和蘇聯也有，對方是一座叫科斯特羅馬的舊紡織城，在雅羅斯拉夫爾附近。

科斯特羅娧這個地名有講究。它是羅曼諾夫王朝最早的發源地，在俄國歷史上地位不低。達勒姆郡在英國的履歷也一樣體面。兩座隔著幾千公里的老工業區被一條交換生通道連起來，這件事本身就很能說明她後來反覆強調的觀點：很多地方的歷史是互相咬合的。

她學德語，學法語，也學俄語。真正讓她下決心的是1983年。那一年，北約在西歐部署新一類中程核武器，蘇聯在東歐部署SS-20，從1977年她十一二歲起，這場歐洲導彈危機就一直懸在頭上。1983年，蘇聯把北約一場代號“優秀射手”（Able Archer）的演習讀成了實戰準備，懷疑美國在為第一次核打擊鋪路，整套預警與指揮鏈條被牽動起來。這些內情她當時並不知道，是多年後才弄明白的，但空氣裡的緊繃她記得很清楚。

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日常功課之一是為人類文明的終結做準備。英國和美國那幾年拍了一批核戰題材的影視作品，《執行緒》（Threads）、《第二天》（The Day After），配上政府發的公共告示：聽到警報，找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躲進去。

> “我家的房子特別小，根本沒有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我爸在窗戶上掛了特別厚的窗簾，說如果看到核閃光，就趴在地上，別抬頭，窗簾能起點作用。”（菲奧娜·希爾）

她和家人還認真試過能不能全部擠進樓梯底下的儲物櫃，就是《哈利·波特》住的那種地方。方案本身荒唐到這個程度，一家人還是照著做了。恐懼會讓人接受任何形式的儀式，哪怕儀式的內容只是把窗簾加厚一點。

## 叔公查理：去學俄語，弄明白他們為什麼想炸死我們

家裡有位參加過二戰的長輩，查理叔公。他對希爾說，你語言天分不錯，去學俄語，搞清楚俄國人為什麼想炸死我們，去跟他們談。

> “你語言天分不錯，菲奧娜。為什麼不去學俄語，試著弄明白，弄明白俄國人為什麼想炸死我們。”（希爾回憶叔公查理的話）

這句話裡埋著一層當時很多英國人已經忘掉的記憶：二戰期間，英國、美國、蘇聯是並肩的盟友。查理覺得，一定是哪裡出了岔子才會走到今天，那麼總要有人去把它弄明白。

希爾接下了這個任務，給自己設定的未來相當具體：坐在某個軍控峰會的翻譯間裡，戴著大耳機，把耳機裡的話一句句譯出來。**一個礦區女孩對世界的想象，是從一臺耳機開始的。**

這個目標不大，也不浪漫，卻很鋒利，因為它指向一個能進入對方頭腦的位置。她後來所有的學術訓練和政治任命，都能追溯到這個樸素的設想：先聽懂對方在說什麼，再談別的。

## 第一筆俄語學費，來自頓巴斯礦工的匯款

會想和能做之間隔著錢。她所在地區開俄語的學校沒幾所，她得從零開始，先上一個暑期強化班，而她付不起學費。

那是1984年，英國礦工大罷工。達勒姆郡的礦工和頓巴斯的礦工之間有一種外人很少知道的聯絡，能追溯到1920年代：正式的工會互訪、團結匯款、技術交流。1984年罷工期間，頓巴斯的礦工，還有德國魯爾區、波蘭的礦工，都給達勒姆的礦工寄過錢。

查理叔公告訴她，礦工子弟和前礦工子女有一筆教育補助，去雷德希爾斯（Red Hills）的礦工禮堂申請。那棟樓是達勒姆礦工自己湊錢蓋的，他們在裡面開會、商量怎麼改善本社群的福利，也辦講座、資助球隊和寫作小組。喬治·奧威爾當年在英國別的礦區參與過類似的工人寫作圈子。

她帶著父親去了。工作人員翻出一張張登記卡核對父親的下礦記錄，然後問她需要多少錢，夠路費和基本開銷就行，當場開支票。

> “多虧了頓巴斯的礦工，多虧那筆存在達勒姆礦工協會的錢，我拿到了平生第一筆學俄語的學費。”（菲奧娜·希爾）

這個細節值得停一下。三十多年後，頓巴斯成了歐洲最慘烈的戰場。而在1984年，那片土地上的礦工寄出的錢，資助了一個英格蘭北部女孩去學俄語，這個女孩後來成了美國總統處理俄羅斯問題的首席顧問。**歷史的因果鏈有時會拉得極長，長到當事人自己都看不見全貌。**

還有一層更細的意思。這筆錢是礦工工會自己攢的，設了章程，留了檔案，能查、能申請、能給。**一個被產業拋棄的社群，仍然有能力給自己人發獎學金。**這種民間制度的厚度，是希爾後來觀察各國社會時一直在用的尺子。

## 休斯夫卡：一條被遺忘的工業血管

希爾讀蘇聯史時，發現紐卡斯爾和頓巴斯之間連著一整套管網。頓涅茨克原來叫休斯夫卡（Hughesovka），因為那是一座威爾士實業家約翰·休斯帶著威爾士礦工去建起來的城市，煤和鋼一起搞。英格蘭東北的工業區和頓巴斯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常常由同一批工業家開發。早年蘇聯有位作家扎米亞京（Yevgeny Zamyatin）在泰恩河畔的船廠幹過活。

她由此形成了一套看地圖的方法：不按首都看，按產業看。她老家是工業革命的搖籃，用她的話說，是那個時代的矽谷。人從威爾士來，從蘇格蘭來，從愛爾蘭來，從英格蘭中部和南部來，混在一起。頓巴斯也是人來人往，真正的“本地人”可能是幾百年前山裡的農戶。

講什麼語言取決於祖上從哪兒來。貝爾法斯特、阿爾斯特、威爾士的礦工裡，很多人的第一語言是威爾士語或愛爾蘭語，英語只是通用語。

> “當外面有人試圖把一種身份強加給你的時候，事情就出問題了。我認為頓巴斯發生的正是這個。”（菲奧娜·希爾）

俄羅斯方面的邏輯是：那裡大多數人講俄語，所以那裡屬於俄羅斯。希爾用自己的家鄉反駁這個邏輯：她老家的通用語是英語，可那裡同樣有大批講威爾士語、愛爾蘭語的人，他們照樣長出了自己的身份，和鄰居不同。

這條線拉長看，解釋的不只是頓巴斯。它也解釋了蘇聯為什麼會散，解釋了今天美國政治裡那些看起來莫名其妙的敵意。**身份一旦被外部定義、被當成動員工具，它就能蓋過語言、宗教、經濟利益這些更實在的紐帶。**

## 1987年的莫斯科：超級大國在漏氣

1987年9月，希爾作為交換生到了莫斯科，進了一所翻譯學院。她抵達前後幾周，戈爾巴喬夫和里根簽署《中導條約》，她整個青少年時代那場歐洲導彈危機，在她落地的那一刻正式收尾。

那也是改革（perestroika）的高點。她因此拿到此前交換生想都不敢想的旅行許可，去了高加索、中亞，最遠到了哈巴羅夫斯克。1988年正逢羅斯受洗一千年（988年），東正教會從被壓制的狀態裡走出來，作為社會組織參與公共討論。這件事她完全沒料到會親眼看到，而三十多年後，它成了普京敘事的核心材料之一。

莫斯科也是她住過的第一座大城市。第一次進歌劇院就在大劇院，第一次看芭蕾也在那裡。她在礦區長大，家裡給她報過青年樂團和合唱團，古典文化離她很遠。

然後是另一面。她原本對這座核超級大國的首都心懷畏懼，落地之後，那種壓了多年的重量反而消失了。

> “我一到那兒，我十幾年來一直揹著的那塊大石頭，好像一下子就不見了。因為那裡就是些普通人，在普通的地方，過得並不怎麼好。”（菲奧娜·希爾）

這句話裡有她做判斷的方式：先看普通人的日子過得怎麼樣，再看這個國家的宣言說了什麼。兩者的落差，比任何情報評估都更能說明一個體制的健康狀況。

## 一家靴子店，全店只有一種尺碼

她住處旁邊有家匈牙利靴子店。她想買雙新靴子，進去發現全店的靴子都是同一個尺碼、同一個顏色，而且全是女靴，一雙男靴都沒有。生產計劃按尺碼定額下達，供應端和需求端早就脫了鉤。

這就是蘇聯人說的短缺時期。商店理論上該賣靴子，實際只有一種靴子。她住的那片街區，街上裂開過大坑，樓房陽臺整塊掉下來。城市在物理層面上一塊塊往下掉，事故一件接一件。

把這個畫面和她老家並排放，會看到兩種完全不同的壞法。英格蘭東北部的商店關著門，因為大家失業了、沒錢買東西。她記得1984年自己離家上大學那年，青年失業率到了九成，一些鎮子的男性失業率到五成，鋼廠關了，鐵路車輛廠也關了。莫斯科人手裡有錢，貨架上卻什麼都沒有。**一邊是需求塌了，一邊是供給瞎了，落到普通人眼前的景象，都是空蕩蕩的街道。**

她同時強調，蘇聯社會那股活力、那種對未來的期待是真實的。她只是同時看見了另一件事：這個國家已經找不到自己的路。

## 戈爾巴喬夫點燃的辯論，最後燒掉了整個國家

她離開莫斯科一年多後，蘇聯解體了。那時她已經在哈佛讀蘇聯研究。她特別糾正了一個流行說法：用“崩塌”形容蘇聯的結局會誤導人，它更接近被拆開。

戈爾巴喬夫點燃了太多場關於怎麼改、往哪改的辯論，精英層內部吵成一團，誰也說服不了誰，邊緣地帶和普通民眾對體制的信心同時流失。1991年，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坐在一起簽了檔案，把中心的戈爾巴喬夫架空。

她推薦倫敦政經學院教授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的《崩潰》（Collapse）。作者和她年紀相仿，來自前蘇聯，書裡把這件事寫得很冷：一群精英決定把國家拆了。

這裡有個容易被忽略的對比。她在蘇聯各地旅行時，沒感到任何人希望國家消失。民間的黏合力還在，動手的是上層。**一個龐大共同體的存亡，有時取決於幾十個人在會議室裡的算計，而不取決於幾億人的意願。**

這段經驗後來被她帶回了美國。她注意到美國當下也出現了類似的精英撕裂，有人形容這是各州之間的“軟分離”，紅州藍州各走各的，全國性政治壓到地方政治頭上。她1989年初到美國時，幾乎不知道身邊人的黨派歸屬，也很少知道他們的宗教信仰，地方、階層、地域這些東西的存在感比現在弱得多。

她不認為美國會照著蘇聯的劇本走。蘇聯那套結構裡，三個共和國的一把手湊在一起就能把中心拿掉，美國沒有這種機關。她在德州待的時間很多，那裡喊獨立的聲音最響，可真去問普通選民，願意脫離聯邦的是極少數。**抱怨政府和想拆掉國家，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人們罵天氣，不代表想搬去另一個星球。

## “非黨派”是一種工作方法

希爾先後為布什、奧巴馬、特朗普三屆政府工作，專業方向一直是歐亞大陸和俄羅斯。2019年她在彈劾調查中作證時說，她為自己是一名非黨派的外交政策專家而自豪。

她給這個詞下了很實在的定義：分析任何事之前，先保證不把意識形態的鏡片架上去；同時也不站到任何一黨那邊。

> “這意味著非常小心，不要給任何我在分析、觀察或談論的外交政策套上意識形態的鏡片，也不站在這一黨或那一黨一邊。”（菲奧娜·希爾）

她還說，美國政治對她一直有點難懂，因為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很大的帳篷，聯盟拼裝得很雜。相比之下，歐洲的政黨有過清晰綱領，英國在二十世紀發展出真正的群眾性政黨，一看就知道它代表誰、要幹什麼。美國兩黨的邊界反而模糊，外人不容易摸到門道。

在一個外交政策越來越容易被國內黨派鬥爭吞掉的環境裡，這句話聽著像職業操守，實際上是一種稀缺能力。她的判斷之所以在三個立場迥異的政府裡都被需要，原因不復雜：她提供的是地形圖。旗幟不在她的工作範圍裡。

## 她帶走的三個判斷

整場對話裡，希爾反覆回到幾個親歷過的轉折點。單看都是個人故事，串起來能拼出一套判斷世界的方法。

第一，**一個地方的經濟結構會塑造那裡的人怎麼看世界。**她從小看到的是一整套國有化工業：英國鋼鐵、英國煤炭、英國鐵路、英國造船，二戰後私營部門垮了，國家必須接手。她1987年到蘇聯，發現那裡的人神態、談吐、對工作的態度和她老家的人幾乎一樣，大家都為別人幹活，幾乎不為自己幹活，這種處境會扭曲一個人看世界的方式。

第二，**宏大敘事底下往往是極具體的匱乏。**核戰爭的準備是窗簾和樓梯櫃，超級大國的首都是同一尺碼的靴子和掉下來的陽臺，帝國的終結是三個人在一間屋裡簽字。

第三，**精英的算計和普通人是否願意，經常是兩碼事。**她在蘇聯各地旅行時沒遇到任何希望國家消失的人，蘇聯是被上層拆掉的。美國當下也有這種上層撕扯的風險，底層的黏合力仍然在。

順便說一句，她的俄語到今天還能用。訪談裡兩人直接切進俄語聊了幾句，她隨後調侃，這一段對絕大多數聽眾來說會是個謎。語言在她那裡始終是工具，是1983年那個怕核彈的少女給自己找到的通道，通向另一個人腦子裡正在想的事。

## 可以照著做的幾件事

希爾的故事沒提供捷徑，只提供了幾條能落地的動作。

- 把“這裡沒有你的前途”當成資訊處理，別當成判決。說這句話的人往往比任何勵志演講都更瞭解腳下的地形，聽完之後要做的是去查地圖。
- 查一查所在城市或家鄉的產業史。礦井、鋼廠、船廠、紡織廠什麼時候建起來，人從哪兒來，又往哪兒去。希爾理解頓巴斯的起點，是礦工禮堂裡的一張就業登記卡。
- 學一門和日常完全無關的語言。它在簡歷上幾乎沒有用處，真正的作用是繞開二手敘述，直接聽懂對方在說什麼。
- 看新聞時先問一句：這條判斷裡有沒有夾帶意識形態的鏡片。非黨派在這裡的意思與中立無關，它指的是先把立場放下，把地形看清，再決定站哪兒。
- 讀她的回憶錄《這裡沒有你的前途》，再讀祖博克的《崩潰》。前者講一個人怎麼從礦區走出來，後者講一個國家怎麼被上層拆掉，兩本放在一起讀，對結構和個人的關係會有更具體的感受。
- 討論身份問題時，留意是誰在定義誰。一個身份若由外部強加，而非當地人在長期生活裡自己長出來，它多半正在被當成工具使用。
- 記住那兩個空蕩的商店。判斷一場危機時，先分清它屬於需求塌了還是供給瞎了，兩種病要用完全不同的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