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第一次世界大戰、意識形態、宣傳與政治 > 歷史學家談一戰如何塑造現代國家與公民身份，宣傳機器與意識形態動員如何改變戰後的政治格局。 - 原標題：#320 – Christopher Capozzola: World War I, Ideology, Propaganda, and Politics - 期數：第 320 期 - 釋出日期：2022-09-14 - 嘉賓 / 主題：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christopher-capozzola/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christopher-capozzola/ - 精讀字數：約 13570 字（閱讀約 30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1917年6月5日，美國各地的郵局門口排起了長隊。所有21歲到30歲的男性被法律要求親自到場，填表，留下姓名、住址、職業、身體狀況。幾周後，範圍擴大到18歲到45歲。整個戰爭期間，大約2400萬人完成了登記，其中近400萬人最終以某種方式服役。 奇特的地方是這樣的：當時的聯邦政府並沒有能力找到這2400萬人。沒有全國身份資料庫，沒有社保號，沒有駕照系統。華盛頓手裡能派出去的探員，用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Christopher Capozzola）的話說，大概只有一百來個。 那登記是怎麼完成的？靠鄰居。 卡波佐拉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歷史學教授，研究現代美國的政治與戰爭史。他在 Lex Fridman 播客裡花了大半場時間講一戰，而這場戰爭在美國人的集體記憶裡位置很尷尬：它不像獨立戰爭、內戰、二戰那樣被反覆講述，卻塑造了今天很多看不見的地方。 ## 戰爭的起點比薩拉熱窩早了一代人 大多數人對一戰起源的印象是：一個塞爾維亞青年開了兩槍，歐洲就燒起來了。 卡波佐拉說，更有用的說法是：一戰至少早一代人就開始了。1870年代之後，德國這個新興強國把越來越多的資源投向陸軍和海軍，歐洲隨之進入軍備競賽，同時展開對殖民世界的爭奪，誰來控制非洲和亞洲的資源。 等到1914年夏天，很多東西已經就位。薩拉熱窩的槍聲算不上起火點，它只是一根火柴。 > "到1914年夏天，從很多意義上說，戰爭已經開始了，那兩槍只是點燃火焰的火柴。"（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1914年之前，戰爭已經在打。在非洲、北非、中東、巴爾幹，衝突持續進行，只是歐洲列強之間還沒正面撞上。它們習慣的是不對稱戰爭，對付遠比自已弱小的對手。 美國算不算帝國？卡波佐拉的答案是，1898年之後就算了。美西戰爭讓美國拿下了西班牙帝國的前屬地，有了正式的殖民地，也有了統治與軍事佔領的心態。"帝國"不必總以正式領土的形式存在。 ## 責任在體系，但體系裡德國背得最多 問"誰該為一戰負責"，是歷史學界吵了一百多年還沒吵完的題。 有一派把責任全壓在德國身上：一代人的軍備擴張、對巴爾幹盟友的承諾、對奧匈帝國的背書。也有一種近年流行的說法，說沒人有責任，各大國是"夢遊"進戰爭的，一不小心就滑了進去。 卡波佐拉對後一種說法不太買賬。他認為這讓所有人都太輕鬆了。 > "我會把責任放在帝國體系本身，放在這個體系上。但在這個體系之中，承擔責任最多的行為者，毫無疑問是德意志帝國。"（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他也拒絕用"必然"這個詞。歷史學家不喜歡必然。無論短期還是長期，都有人可以選擇另一條路。但他補了一句關鍵的話：**不一定是這場戰爭，但很可能必須有一場戰爭。**1914年的世界帝國體系裡，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 ## 四周之內，所有人都以為自己在防守 從薩拉熱窩的槍聲到各國宣戰，大約四周。 這四周裡發生的事可以拆成三層。第一層是最後通牒：一方要求另一方在某個問題上退讓，否則後果自負。第二層是同盟條約：秘密簽訂的協定規定，一旦盟友被捲入，其他簽約國自動跟進。第三層是軍事動員。 第三層才是真正鎖死局面的東西。一旦開始徵召部隊，就沒有哪個大國願意做最後一個準備好的。 荒誕的是，每個國家都認為自己在做防禦動作。也都覺得最壞情況不過是邊境摩擦，一次對峙，外交官晚些時候還能收拾。結果外交失敗了，摩擦變成了總體戰。 美國當時在邊上看。1914年那個夏天，它對歐洲發生的事幾乎沒有影響力。 ## 1914年秋天，戰爭形態發生了一次相變 德國最初的計劃是照著1870年普法戰爭的劇本打：快速突進法國，幾周內結束西線。 法國人的抵抗強度超出預期。戰線沒能推進，然後凝固了。雙方開始挖土。 戰壕一開始只有三英尺深，主要為了躲避炮擊。然後是六英尺、十英尺。寬度達到兩英里，裡面鋪著電報線，後方連著整座醫院。到這一步，前線就鎖死了。 要打破鎖死的局面，只能把戰爭強度直接撥到頂格：投入海量兵力和物資，反覆衝擊。沒有一次成功。 這個過程中，工業革命的成果被完整地搬到戰場上。機槍、火炮。絕大多數戰場傷亡來自炮擊，步槍交火造成的傷亡反而是少數。**某種意義上，一戰最核心的武器是人**，成千上萬人成波次地翻出戰壕，試圖撕開對方防線。這種打法能奏效一陣子，但守住奪來的土地往往比奪取它更費勁。於是雙方又退回去，等下一次。 ## 美國人從頭到尾都在看，看得相當清楚 到1917年美國要決定是否參戰的時候，它已經知道這場戰爭是什麼樣子了。報紙上有照片，電影院裡放新聞片，press 報道里不少描寫相當血腥。有些內容被審查掉了，但關心時事的美國人，基本都清楚歐洲在發生什麼。 Fridman 提到他2022年在烏克蘭待了幾周的感受：離前線一公里，你能聽見爆炸，會本能地應激；離得再遠一點，比如在基輔，戰爭還在進行，周圍所有人都牽扯其中，但那種感覺會變得遙遠，像電影，像電子遊戲。 卡波佐拉說，這一點對歐洲的後方也成立，除了比利時和法國那些戰火就在自家後院的地區。前線計程車兵對這件事感受尤其強烈：他們休假回家時，常常對平民在戰爭期間過的"奢侈"生活深感憤怒。 ## 1917年，德國人主動把美國拽了進來 先回答"美國能不能不參戰"：能。作為軍事力量，美國本可以置身事外。但它無法完全無視這場戰爭，戰爭塑造了貿易、商品、農業、收成，以及有沒有移民渡過大西洋來美國工廠幹活。 1916年，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剛以"讓美國遠離戰爭"為綱領贏得連任。第二年年初，德國最高統帥部算了一筆賬：他們在戰壕裡卡死了，需要一次大突破，唯一的機會是打破英國的海上封鎖，同時在大西洋上擊沉船隻，包括美國船。 德國人完全清楚這會把美國拖進來。但他們看當時的美國：陸軍規模很小，海軍規模很小，國內對參戰與否吵得不可開交。他們判斷，等美國兵真的到了，戰爭早就結束了。 這是一次賭博，也是他們最好的機會。賭輸了。法國的抵抗比預想的強，美國的動員速度和規模也遠超德國判斷。 > "他們賭了一把，他們輸了。"（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美國國內從1914年到1917年有一場撕裂性的辯論，而且不按黨派劃線：參戰是否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士兵會不會只是給歐洲帝國當炮灰？盧西塔尼亞號1915年被擊沉，1917年更多船隻被擊沉，輿論隨之轉向。國會最終宣戰，票數懸殊，但遠非全票。 Fridman 注意到一個現象：到了投票的時刻，好像沒人願意做那個對戰爭說"不"的人，因為那顯得軟弱。這個觀察在後來幾十年的國會投票裡反覆出現。 ## 一戰重新定義了"美國公民"這四個字 卡波佐拉把公民身份拆成兩半：你有哪些權利，你有哪些義務。 一戰帶來的變化是，公民身份裡第一次明確寫進了"防禦國家的義務"，被要求時要去服役，被要求時要去死。 但硬幣的另一面是：**當你向人們提出大量義務要求時，他們接下來就會開始索要權利。**時間點更多落在戰後。更多關於言論自由的訴求，更多關於平等的訴求，更多邊緣群體的訴求。義務和權利在動態中互相生長。 Fridman 把它描述成一次權力越界引發的反彈：政府能把你拽進一場你不同意的戰爭，人們就會想，不能這麼信任一個高度集中的權力。卡波佐拉說，這種張力一直都在，但它的現代形態，是從這一次重新繃緊開始的。 ## 2400萬人去郵局登記，靠的不是華盛頓 1917年的《選擇性徵兵法》（Selective Service Act）是美國參戰後很快透過的。它要求所有男性登記，最初是21到30歲，後來是18到45歲，由政府機構挑選誰去服役。登記是法律義務。 卡波佐拉認為，這件事比"對德宣戰"更是一個轉折點。宣戰是一回事，走到本地郵局填一張表，讓政府有權把你送到前線，是另一回事。 而且，一戰時的聯邦政府除了讓你自己來登記，幾乎沒有別的方式找到你。也就是說，普通人是在親手參與搭建這臺戰爭機器。 至少50萬人沒有登記。他們搬去別的城鎮，就這麼消失了。但2400萬人登記了。 Fridman 追問：一個分裂的國家，怎麼會有2400萬人配合？ 卡波佐拉的答案是：這絕不是自上而下執行的。華盛頓沒有那個能力。它靠的是鄰居的眼睛，社群的監視，各種各樣的日常壓力。 1917年之前，美國有規模可觀的反戰運動。1917年之後，組織化的反戰運動很難維持，尤其當政府開始關停抗議活動之後。 ## 自由是一件一件被拿走的 首先是人身自由。徵兵本質上要求一部分人為"所有人"的安全做出犧牲。即使你反對這場戰爭，你也得去打。 有豁免條款，但只給因宗教原因反對一切戰爭的人，不包括因政治原因反對這場特定戰爭的人。幾千人透過這一條獲得了豁免，即便如此，他們仍然要面對社會制裁、嘲笑和恐嚇。 然後是言論自由。徵兵法案透過後不久，《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出臺。它是一部大雜燴式的法案，包含十來項條款，其中和"間諜"直接相關的很少。最關鍵的一條是：**說或做任何妨礙軍事徵兵的事，都是違法的。** 這一條被用來關停激進刊物，關停德語報刊。戰爭期間的言論因此出現寒蟬效應。 ## 監控國家就在這時候出生 《反間諜法》給了聯邦機構監視本國人的權力。他們重點關注幾類人：阻撓徵兵的人、組織勞工運動或罷工的人、以及可能同情德國的人。最後這一類，實際上意味著所有德裔美國人都進入了監視範圍。 起初規模很小。很快，每個政府部門都參與進來。財政部的特勤局、郵政部門（檢查郵件）、司法部（動員了20萬名志願者）。這是一項相當龐大的工程。 戰後，其中大部分都撤掉了。但在所有這些臨時機構裡，**監控國家的核心部分保留得最完整。** 同時發生的還有政府規模的指數級膨脹。聯邦預算、聯邦僱員數量、常備軍人數，用任何指標衡量都在戰爭期間暴漲。戰後回落，但從未回到戰前水平。 ## 旋鈕與棘輪：軍事工業複合體到底從哪年開始 Fridman 問：一戰是不是美國軍事工業複合體的起點？ 卡波佐拉把問題拆成兩半。戰爭投機確實存在，戰後還有專門調查。但要說"軍事工業複合體"，核心要看的是軍政與產業什麼時候互相鎖定，軍事選擇被產業目標塑造，產業目標反過來塑造軍事選擇。有沒有軍火商賺錢，反倒是次要的。 他不認為這種鎖定在一戰期間完成。那是冷戰現象。 > "可以這樣理解：冷戰是它從一個旋鈕變成一副棘輪的時刻。"（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一戰期間，軍政與產業的關係是一個旋鈕，快速調高，維持在高位，然後調回去。冷戰期間，它更像棘輪：只能往上，一格一格，回不去了。 一個容易被忘掉的事實是，一戰之後的那一代人，是認真討論過這件事的。美國的奈委員會（Nye Committee）、英國的皇家委員會、大量新聞調查報道，1930到1936年間這是公共輿論的中心話題之一，因為人們開始擔心歐洲上空又在聚集烏雲。 卡波佐拉說，今天這類討論常被邊緣化，被貼上陰謀論的標籤。但在兩次大戰之間，這是一場嚴肅的公民對話，它促成了對國防財政的調查，也促成了英國和法國在戰爭物資公共融資上的實驗。**這場對話需要在21世紀重新召集。** ## 那幅指著你的海報，原本是雜誌封面 詹姆斯·蒙哥馬利·弗拉格（James Montgomery Flagg）的"我要你"（I Want You），大概是全世界辨識度最高的影象之一。山姆大叔用手指著畫面外的你。 它最早出現在1916年，是一張雜誌封面，最初標題是"你為備戰做了什麼？"，當時美國還是中立國。1917年它變成美國陸軍的徵兵海報，二戰時再次啟用，之後被無數次重製、戲仿、做成表情包。 卡波佐拉把它看成一個視窗：聯邦政府即將發動一場對公民提出巨大要求的海外戰爭，而大規模生產與大眾傳媒的技術，第一次以這種方式被動員起來，去生產我們今天會叫作"宣傳"的東西。 但作為歷史學家，他更在意另一件事：**被山姆大叔指著的那些人是怎麼回應的。** > "沒有美國人的回應，就不會有全球性的美國力量。"（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海報只能提出要求。人不站出來，它就只是一張紙。 ## 換個角度看美國：從太平洋看 卡波佐拉寫過一本書叫《被戰爭束縛》（Bound by War），講一個世紀里美國在太平洋的戰爭，主線是美菲關係。 他寫這本書的動機是：美國史的敘事太偏向歐洲了。從太平洋看20世紀美國史，能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起點是1898年。美國入侵菲律賓，征服併吞並。卡波佐拉認為這是20世紀一場定義性的衝突，卻常常被忽略，或者被錯誤地描述成"只是和西班牙打了一仗"。 菲律賓戰爭是美國的第一次長期海外衝突，第一次在後來被稱為"菲律賓戰爭是美國的第一次長期海外衝突，第一次在後來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地方作戰，形式是反叛亂。美軍在那裡學到的東西，後來在二戰、朝鮮、越南、9·11之後反覆被使用。 書裡聚焦的是一群特殊的人：在美軍中服役的菲律賓人。他們的位置從根本上是諷刺性的，他們來自菲律賓，為美國作戰，而美國正是佔領他們國家的殖民者。 這種諷刺延續至今。全球民調裡問"你對美國持正面還是負面看法"，菲律賓的比例是全球最高的。**菲律賓人對美國的好感度，比美國人自己對美國的好感度還高。** ## 1986年馬尼拉街頭，和那堵牆 1986年，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被一場被稱為"人民力量"（People Power）的群眾運動推翻。導火索是一場競爭激烈、幾乎可以確定被操縱的選舉。 結果之所以能成立，很大程度上因為美國沒有出手救這位冷戰盟友。馬科斯任內一直支援美國政策，但里根政府最終選擇不支援他。這對里根個人是個痛苦的決定，他被當時正在崛起的新保守派外交聲音影響，其中代表人物是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 這些人看到的是1980年代開始席捲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拉丁美洲、韓國、東歐，一個接一個。 卡波佐拉說，這股浪潮在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撞上了牆。 Fridman 追問這堵牆意味著什麼。卡波佐拉的回答回到貫穿整場對話的那個主題：**領袖與人民之間存在一種動態的舞蹈。**有時候它奏效，有時候不。 ## 愛國主義是情緒，民族主義是工程 卡波佐拉把兩者分得很清楚。愛國主義是一種情緒，對國家的愛。它是參與民族主義的一個必要條件，但僅此而已。 民族主義是一個在民族國家構成的世界裡必需的工程：你得相信自己和陌生同胞在共同做一件事，相信你願意為他們付出，交稅也好，上戰場也好。他稱之為"公民民族主義"，這是好的版本。 問題在於，公民民族主義能不能不帶排他性。不帶"我們對抗所有其他人"的那種恐懼和憎恨。美國歷史上有過一個相當包容的傳統，向新來者開放這個共同專案。這個傳統值得捍衛。 排他性的民族主義建立在族群仇恨之上，那是需要警惕的東西。 但他也不打算把美國說得多美好：**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定義自己"反對什麼"，往往比說清自己"為了什麼"要容易得多。**冷戰是這樣，今天對著中國也是這樣。這不只是美國的問題，可能是人的本能，我們需要一個對手。 真正的問題在於：人類文明能不能學會把對手造成"競爭者"而不是"敵人"。這兩者不一樣。你和競爭者比賽，你和敵人廝殺。 ## 一戰最硬的一條教訓：人命不便宜 整場對話裡，卡波佐拉說得最重的一段在這裡。 > "我希望每個人從一戰裡帶走的教訓是：人命不便宜。所有參戰國都以為，只要往戰線上多扔人、多扔物資，就能用軍事手段解決政治問題。1918年，一方確實贏了，但它沒有真正解決任何一個政治問題。最後買單的是普通人，用他們的命。"（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而且，那些被告知"你的命很便宜"的人記住了這件事。這重塑了整個20世紀的大眾政治，歐洲和世界都是如此。整場戰爭死亡人數約1600萬。 一個士兵或一個平民的死，代價遠不止那一條命。它是怨恨，是憤怒，是仇恨，會一代一代迴盪下去。 Fridman 講他在烏克蘭看到的東西：**大規模代際仇恨的誕生**，指向的物件跳過了具體政府、具體領導人，直接落在整個民族身上。一夜之間就生成了，消散可能要幾十年。而且需要集體努力去建設制度，把這些仇恨引向別處。 他把這個問題推到了反恐戰爭的賬本上。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時，最沒有被算進去的一項成本，是仇恨的生產。你投下一枚炸彈，即便命中了軍事目標，周圍仍然會有大量平民傷亡。一枚炸彈，製造了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小時的仇恨？ 五角大樓有沒有一張圖表，算過"會有多少人恨我們"？一百萬人裡，有多少會變成恐怖分子？有多少會做出讓美國付出極大代價的事？ 他的判斷是：沒有這樣一張圖表。考量的是短期效果。 > "還是同一個想法：用軍事力量解決政治問題。而且世界上很多人原本對美國抱有的善意，被大量揮霍掉了。"（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 領導人能停下戰爭，但得有人推他 Fridman 承認自己有個浪漫的念頭：把領導人關進一個房間，讓他們面對面說話，戰爭就能停。這是他做面對面播客的部分原因。 卡波佐拉的回答是"能，但"。領導人可以在房間裡做出選擇，前提是他們從本國民眾那裡接收到"我們要停戰"的訊號。人民最終有很大的發言權。 他舉的例子是核 freeze 運動，是美國和蘇聯的民眾推動，才讓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坐到雷克雅未克，最終給核武器加上上限。房間裡是這兩個人做的決定，但他們都在被推著，而且都知道自己被推著。 這套邏輯也可以用在丘吉爾身上。我們習慣把歷史看成領導人的會面：張伯倫、丘吉爾、希特勒、斯大林。但丘吉爾那句"我們絕不投降"，之所以能成立，是因為英國民眾已經到了那個位置。**一個能聽到民眾要什麼、並且同時塑造民眾要什麼的領導者，是一種動態的藝術。** ## 美國沒有想象的那麼分裂，但黨派極化是真的 卡波佐拉在準備一門課，講美國總統選舉史，正好要橫跨2024年大選。 他先拆了一組概念。 美國是不是分裂的國家？在修辭上、在日常政治裡，是。但和歷史其他時期比，遠沒有那麼分裂。最明顯的參照是150年前的內戰。而且區別不只是"還沒打起來"，今天的美國是一個社會、一個經濟，作為國家在國內和世界舞臺上都深度整合，和1861年的美國完全不像。 但有一件事確實不一樣：黨派性。政治學者管這叫"高度黨派化"（hyper partisanship），兩黨在一些根本問題上立場分化，而且越走越遠。人們說"國家分裂"，其實說的是這個。 國家不一定分裂，政治卻高度黨派化。這是和歷史上其他時期的一個真實差異。 Fridman 提出一個更激進的看法：這種黨派對立可能是"分裂的幻覺"。大多數人在基本問題上其實是一致的，被放大的那些分歧，很大程度是媒體機器和政客需要你選邊站。感恩節餐桌上因為投票給誰而翻臉，這種壓力確實存在，但它到底是民主制度的特性還是缺陷？ 卡波佐拉的回答是：我們正在實時搞清楚這個問題。兩黨制是一個因素，美國不走議會制，這在制度上可能助推極化。但看全世界的議會制國家，同樣的"不可調和的分裂"修辭、同樣的情緒政治也在蔓延。其中一部分，確實不像電視和社交媒體上看起來那麼真實。 ## "選舉被操縱"這句話，左右兩邊都在說 Fridman 從2000年布什對戈爾那場開始，一路數下來，幾乎每次大選都有人喊作弊。2016年特朗普贏了，他認識的很多人說選舉被操縱，理由包括俄羅斯干預。2020年他在奧斯汀河邊跑步，有人攔住他說：我是你的忠實聽眾，但這個國家不對勁，2020年選舉顯然是被操縱的。 卡波佐拉的立場很明確：**美國的選舉制度在根本上是健全可靠的**，不管看哪一場選舉，證據都很清楚。從總統大選到地方小選舉，選民登記、計票、認證流程投入的時間和資源是巨大的，這些對民主制度至關重要。 但他給了這句話一個更細的解讀。當有人說"被操縱"，無論左右，他們都在找一個答案：一個複雜系統的單一解釋。 左派說被操縱，可能指的是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選舉人團造成的代表性扭曲。右派說被操縱，可能擔心投票安全、主流媒體控制資訊。兩邊的表述都是"我的票沒被正確計入"，但更深層的擔憂是：**我的票不算數，我的聲音沒人聽。** Fridman 不肯放過這個舒適答案，他扮演反方：接近的選舉一場接一場，金融利益那麼多，有權勢的人那麼多，難道不能真的、以完全違法的方式操縱結果？這個論證算不上荒謬。 卡波佐拉的回答是：選舉干預在美國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可以一路追溯到18世紀，不用回到1960年代德州找林登·約翰遜。1850年代堪薩斯，蓄奴派和反蓄奴派的人潮湧進去，就為了決定一場選舉的結果。重建時期，三K黨站在投票站門口擋住黑人選民。這段歷史不新。 > "當我說選舉制度在根本上是健全的，我沒打算安慰誰，也沒打算鼓勵自滿。我是在說，這是一件我們必須去做、必須去維護的事。"（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他還需要一樣東西：美國人民自己要求選舉公平、安全。而這意味著**願意輸**。不管你支援哪個黨。 ## 媒體的激勵結構，和歷史給出的反駁 Fridman 提出他的擔憂：媒體和政治人物有巨大的動機去把國家儘量平均地劈成兩半，因為憤怒和勢均力敵能把點選量最大化。最憤世嫉俗的版本是：這臺媒體機器為了點選量，會眼睜睜看著民主被燒掉，因為燃燒本身就有流量。 卡波佐拉的回應分兩半。前半是認同："你診斷的激勵結構，描述得百分之百準確。" 後半是歷史學的反駁：**你可能給了媒體過多的因果力量。美國人民比他們消費的媒體要聰明。**即便是隻看福克斯或者只看 MSNBC 的人，也知道自己在看什麼。 他也不認為回到20世紀中期那三家電視臺的時代是個好主意。那算不上什麼黃金年代。 ## 推特是一個政治事實，雖然它算不上民主機構 推特有沒有改變"美國公民"的含義？卡波佐拉說沒有。它改變的是日常的質感：更吵、更響、更去中心化。 它的悖論在這裡：它是個徹底的民主平臺，把過去由守門人和權威把持的機構民主化了；它同時根本不是民主機構，一家營利公司，按營利公司的原則運轉。 封禁特朗普這件事，Fridman 要求他從兩個方向都論證一遍。 支援的一方：推特是一個有服務條款的平臺，它判定總統違反了條款並封禁。有規則就得執行。 反對的一方要盯住的是**長期的非預期後果**，當時的後果反倒容易看清。它產生了一個直接且可預測的後果，讓數百萬美國人覺得推特在政治中選邊站，或者確認了他們本就有的這個信念。至於更長遠的後果，歷史學家只能說：非預期後果總是存在，我們還不知道。 Fridman 補了自己的思路：他一般不贊成審查，但這件事他也拿不準。封禁一個被幾千萬人支援、甚至被一部分人視為史上最偉大總統之一的人，很可能強化那種支援，把"對政治人物的普通支援"變成"對殉道者的崇敬"。反過來看，拿掉最大的擴音器，能讓中間那些冷靜、剋制的聲量相對變大，等於在教所有人別走極端。但他說，審查是一條很滑的坡。 卡波佐拉抓住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民主社會里，民主政治不該把這種塑造對話的權力讓渡給營利公司。** 推特有沒有能力發動戰爭、改變選舉方向？Fridman 覺得有。卡波佐拉用的比喻是：海浪有沖走沙子的能力，它本身不是行為者，重要的是行為者如何使用平臺，以及平臺的結構和准入方式。 Fridman 不完全同意這個比喻。一條推文不只是水，它能放大係數，能從病毒式傳播中獲益。單個聲音、甚至單個戲劇化的想法，可以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這就要求平臺承擔一種責任：**不能只因為某條內容互動量高就加速它。** 卡波佐拉給出的歷史學家的安慰是：這也終將過去。但在此之前，平臺的演算法和結構，都是民主制度可以審視的物件。 ## 要不要採訪特朗普 Fridman 說他一直在糾結要不要請特朗普上播客，問歷史學家給什麼建議。 卡波佐拉先給了一個很少被提到的角度：特朗普被推特封禁時，賬號也被刪除了。**那是歷史學家理解這個時代最有價值的史料之一，被刪掉了一部分，只能靠存檔和重建。**這對歷史記錄來說是一個真實的損失。 他也不打算說"別去談"。他自己就坐在這兒。 他提到一個讓人難受的事實：希特勒和斯大林留下的訪談少得可憐。從歷史角度看，這很可惜。但從當下來看，一場對話會產生什麼即時影響，取決於這場對話怎麼進行，可能壓制火焰，也可能助燃。這就是記者和歷史學家之間的張力。 他說，這兩者的共同難點在這裡：**不要離你的研究物件太近，不要被對方過度影響和利用。**跟一個在世的物件談話時，要用其他記錄去交叉驗證他的敘述，用"兩個真話一個謊話"的方式去分辨哪些準確、哪些不準確。歷史學家能回到三四十年後去找所有其他故事，記者得在一天之內做完。 他還觀察到記者採訪獨裁者時的一種慣性：他們往往當面激烈批評對方，看起來是在向同行示意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這種採訪不產生理解，獨裁者因此也不太做這種採訪。要理解一個人，得能共情。很少有權勢者是從惡意出發做事的，他們大多真的認為自己在為自己的國家和群體做對的事，而且常常有一大部分國民支援他們。 Fridman 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審查一個被大量民眾支援的領導人，是對民眾本身的不尊重。你欠這個國家的公民一種深度的共情，去理解他們支援的領導人，即便你不同意那個人說的話。他更擔心審查帶來的怨恨，一場好的對話沒那麼危險。理解最終通向同情、愛和團結。 ## 純民主不用等上火星 Fridman 問：等人類在火星上建立文明，技術上可以實現對議題的直接投票，純民主能行嗎？ 卡波佐拉說，不用去火星。答案也不是"按一個開關，開啟純民主"。在人們沒準備好、激勵結構沒為此設計好的時候，那行不通。 但可以一項一項地試驗更民主的治理形式。他舉了幾個方向： - 排名選擇投票（ranked choice voting）和決選，可能比只選一個人更能反映真實偏好 - 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把納稅人的錢怎麼花這件事，交給更民主的方式決定 - 最緊迫的一項：讓外交政策制定更民主。在現代美國史上，外交和軍事決策與大眾參與嚴重隔離 技術本身解決不了這個，技術加上人的創造力才有可能。能不能在登上火星之前走到那一步，他說他不知道。 ## 給學生的歷史課：歷史教你比周圍更樂觀 Fridman 問，教這門課希望學生帶走什麼。 卡波佐拉說，現在的大學生，整個人生都在2000年大選和9·11之後。他們把黨派對立和爭議性選舉當成常態。他們不記得一個有很多溫和民主黨人和自由派共和黨人的世界。 所以這門課有兩個作用。一是回看過去，尋找組織政治的**其他方式**。二是讓學生安心：美國歷史上經歷過爭議激烈、甚至暴力的選舉，人們為投票權冒過生命危險。 還有一個更微妙的用處：關於歷史的認知，能幫你把一個候選人的情緒降溫。從冷靜的位置出發，更容易抵達智慧。 如果讓他寫畢業演講，他會說：**歷史教你要比你所處的環境更樂觀。**年輕人很容易覺得，政治我改變不了，對面那個人我說不通，氣候問題我無能為力，然後就放棄了。歷史學告訴我們，長期看誰輸誰贏沒人知道，但放棄的人永遠是輸家。人這種動物有很強的韌性和創造力，在比今天困難得多的處境裡也活過來了。 ## 最偉大的總統，和歷史的翻案 Fridman 問，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是誰。 卡波佐拉的答案毫不猶豫：亞伯拉罕·林肯。 華盛頓有政治家的品質，他理解自己作為第一任總統的權力，也願意交出權力。林肯是另一類組合：個人領導力、根本性的道德品格，加上打政治這場仗的能力。他會玩這個遊戲，能跟敵人合作，必要時也能擋住他們，短的局和長的局一起下。 他也不是競選高手。1860年那場選舉一團亂，本來可能有很多種結果。1864年在內戰期間辦大選，連任絕非板上釘釘。**他擅長的是治理，不是競選。** 今天的領導人裡還有這個級別的人嗎？卡波佐拉說，兩個說法都對：我們身邊確實沒有林肯這個量級的人；但我們也確實在浪漫化過去，忘記缺點只記得高光。 他舉了杜魯門。杜魯門離任時民調慘不忍睹，整個任期內被說成不合格、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事後看，他比當時任何人理解的都更擅長這份工作，也更擅長贏下長期的東西，他建起的那些制度在他離開很久之後才顯出作用。那塊"杜魯門擊敗了杜威"的牌子，最後是他笑到了最後。 這裡有個前提：**勝利者書寫故事。**澤連斯基會被歷史怎麼記住？普京會被歷史怎麼記住？都不明顯。取決於這些國家的歷史怎麼展開。特朗普、拜登、奧巴馬、小布什、克林頓，也一樣。這是個大機率無解的問題。Fridman 半開玩笑說，等機器人終於接管世界，看它們最欣賞哪個人類，會很有意思。 ## 那本講毒品與第三帝國的書 Fridman 提到諾曼·奧勒（Norman Ohler）的《Blitzed：Drugs in the Third Reich》。書裡主張毒品，主要是甲基苯丙胺，在二戰中扮演了很大角色。批評者說它拿一個變數解釋一切：希特勒、閃電戰、所有戰略決策。 這本書有意思的地方在於，納粹德國是人類歷史上被寫得最多的時期之一，而毒品這個話題幾乎完全沒被涉及過。 卡波佐拉說他讀過，也有過那種"為什麼我們沒想到"的體驗。作者沒受過學院派的歷史訓練，但寫好歷史不需要學位，沒人因為這個批評他。 他把這本書當作一個視窗，算不上解釋。毒品解釋不了全部，但它幫你看到：**第三帝國從很早開始就是靠膠帶粘起來的**，到1940、1941年已經是煙霧和鏡子。它也讓你看到那些支援希特勒的人，看到改變精神的藥物如何被用來把士兵留在戰場上。 Fridman 在這裡做了一個更一般的觀察：有些解釋特別"粘"，一旦你引入了"是毒品"，大腦就想用它解釋一切。就像蘭斯·阿姆斯特朗，一提到類固醇，所有成功都被歸因於它。這種解釋的危險在於，它同時解除了人的責任，無論是對軍事天才還是對惡行。 它還有一個後果：它把希特勒變成一個怪物。但希特勒是人，一個會在早上情緒化、會思考、會充滿希望、會悲傷、會抑鬱、會憤怒的人。**承認這一點是為了記住：我們所有人身上都有作惡的能力。**當民眾的怨恨遇到合適的、有魅力的領袖，那種軍事衝突的啟動，就會反覆可能。希特勒並不真正是歷史中的孤例。 ## 關於丹·卡林和講歷史的兩種手藝 Fridman 提到丹·卡林（Dan Carlin）的《Blueprint for Armageddon》，說那是一戰最好的通俗講述之一，問卡波佐拉作為學院派怎麼看。 卡波佐拉說，歷史學家不需要博士頭銜才能當歷史學家。他對同行"擺資格"這件事毫無耐心。學院裡的歷史學家依賴地方社群的人錄製口述史、儲存文獻。歷史是一門社會科學，也是一門講故事的手藝。書店裡那些人們讀著玩的歷史書，和在學術機構裡生產的知識，兩樣都值得欣賞。 > "當一個像丹·卡林這樣的口述故事高手出現，幾十萬上百萬人去聽，這是有原因的。"（克里斯托弗·卡波佐拉） 他說歷史學家的第一職責是把事實搞對，然後再基於事實講故事。但事實本身是模糊的。他提到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大量依靠原始史料，那是誠實的方式，但那種寫法很難。 而卡林試圖做的事情也很難：讓你感覺到"當時在那裡是什麼滋味"。他靠講單個士兵、單個公民的故事做到這一點。 Fridman 問，這種講法對他有說服力嗎？ 卡波佐拉說需要歷史想象力，而歷史想象力教的東西非常有價值：**謙遜。**意識到還有其他人在這個星球上活過，他們把生活組織成另一種樣子，也過得不錯。這種和過去的人相遇的能力，也是和今天與你不同的人相遇的能力。 他還補了另一面：如果你被放進那個時空，你可能也會做出同樣的事，無論是勇敢善良的，還是邪惡的。 然後他給了一個對那句名言的修正。人們常說"不學歷史的人註定重蹈覆轍"，但另一半也是真的：**不學歷史的人，沒有機會重蹈覆轍。**我們不是這個星球上第一批面對某類問題的人，別人活過像今天這樣的世界。 Fridman 的類比是：十幾歲第一次戀愛然後分手，你以為那是全世界最慘的悲劇，你是第一個經歷的人，雖然羅密歐與朱麗葉早就出過這個問題。被提醒"人的處境就是這樣，我們在個體層面和社會層面都活過來過"，是有好處的。 ## 生命的意義，和兩個行當的分工 節目最後，Fridman 請卡波佐拉回答那個歷史學家常被推給神職人員的問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卡波佐拉說，這兩者之間的距離比想象的要小。宗教傳統給出的答案往往有一個根本性的歷史核心：把過去和現在統一起來，放到某個非塵世的維度裡。即便沒有宗教信仰，歷史也關乎**共同的人類處境**。 歷史學家想要講述全部的故事。我們會深挖戰爭的苦難、大蕭條的苦難，但故事不完整，如果沒有藍莓、蝴蝶，以及所有與之相伴的東西。 這期節目真正給出的東西，可以一路往回追：一個帝國體系如何滑進戰爭，一個政府如何在四周內把2400萬人登記進徵兵名冊，一套監控和言論管制如何在戰爭結束後只拆掉一半，一副只能往上不能往下的棘輪如何在冷戰中成型。這條鏈子今天還在運轉。 伍德羅·威爾遜1917年說："這是一場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1922年，西班牙裔美國哲學家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回應說：**只有死者見過戰爭的終結。** 如果要把它變成可以做的事，大概是這樣幾條： - 看到"選舉被操縱"這類斷言時，先分兩層問：他說的具體是哪個機制，傑利蠑螈、選舉人團，還是投票機？他真正想說的是不是"我的聲音沒人聽"？後者是政治問題，前者是技術問題，混在一起談永遠談不完。 - 判斷一項外交或軍事決策時，把"這會生產多少仇恨"當作和"這會花多少錢"同等級的成本項。一枚炸彈落下，短期效果可以評估，幾十年的怨恨無法評估，它不會因此就不存在。 - 讀歷史的時候，別隻讀領導人的決策。把注意力放到山姆大叔手指指向的那些人身上：他們怎麼回應的，怎麼登記的，怎麼被鄰居監督的，怎麼在義務和權利之間討價還價的。歷史的機制在人群裡，不在海報上。 - 遇到一個"粘性很強"的單一解釋，某種藥物、某個人的性格、某一次暗殺，先退一步問：這個解釋解除了誰的責任？越是能把複雜系統壓縮成一句話的說法，越要警惕。 - 在爭論中區分"競爭者"和"敵人"。和競爭者比賽，前提是承認對方的合法性；和敵人廝殺，前提是否定對方的生存權。很多衝突升級的起點，就是把前者說成了後者。 - 對自己所處的時代保持比周圍環境更高的樂觀。歷史反覆證明，長期看誰輸誰贏沒人說得準，但提前放棄的人一定是輸的那一方。 卡波佐拉在課上說，現在的學生把黨派對立當成常態，因為他們沒有別的記憶。這句話反過來也成立：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經歷的那段歷史當成世界的預設設定。歷史學的用處，就是告訴你預設設定改過很多次，而且還會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