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里斯·布拉特曼：戰爭與暴力 > 政治學者結合資料與田野研究，分析戰爭爆發的原因、暴力的動機與衝突化解的路徑。 - 原標題：#273 – Chris Blattman: War and Violence - 期數：第 273 期 - 釋出日期：2022-04-03 - 嘉賓 / 主題：克里斯·布拉特曼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chris-blattman/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chris-blattman/ - 精讀字數：約 12437 字（閱讀約 28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2022年3月，俄烏戰爭打到第三週，全世界的目光都盯著基輔城外那條几十公里長的俄軍車隊。同一個月還發生了另一件事，幾乎沒人記住。 印度海軍在演習中誤射了一枚巡航導彈，落進了巴基斯坦境內。兩個有核國家，邊境常年陳兵，歷史上打過三次戰爭。巴基斯坦的官方回應是：我們接受這是意外。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這件事比戰爭本身更能說明人類是怎麼處理衝突的。兩個互相敵視了幾十年的國家，面對一次明擺著的軍事挑釁，選擇了接受一個漏洞百出的解釋，而沒有開戰。學者克里斯·布拉特曼（Chris Blattman）在《我們為何而戰：戰爭的根源與和平的路徑》（Why We Fight）裡管這叫“和平地憎恨”。印度憎恨巴基斯坦，憎恨了幾十年，但憎恨的方式是邊境上瞪眼，不是開火。 布拉特曼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研究暴力和戰爭的起因與後果。他這本書想幹一件挺大膽的事：把愛爾蘭共和軍、哥倫比亞毒梟、歐洲獨裁者、賴比瑞亞叛軍、希臘寡頭、芝加哥黑幫、盧安達種族屠殺者、英國足球流氓和美國入侵者，全塞進同一個分析框架裡。 看上去完全不搭界。但他的核心洞察是：這些群體的行為邏輯驚人地相似。 ## 戰爭是那個我們不該做的事 布拉特曼給戰爭下的定義是：群體之間長期的暴力鬥爭。群體可以是村莊、氏族、幫派、族群、宗教派別、政治派系，也可以是國家。 他特意把三樣東西排除在外：個體暴力、短期暴力、非暴力的競爭。 為什麼排除短期暴力？他講了一個芝加哥老幫派頭目的故事。這人叫拿破崙·英格利什（Napoleon English），二三十年前是芝加哥一個幫派的上層人物。他回憶起十五六歲時乾的事：跑到敵對幫派的地盤上“gang banging”。布拉特曼問這是什麼意思，他說，就是朝建築物開槍，有時候也朝人開槍。 他不想殺人。他只是在發訊號：我是狠角色，我不怕死，你們最好小心點。 布拉特曼說，這算不上戰爭。國家也幹同樣的事，軍事閱兵、邊境摩擦，都是在發訊號。這些都是相對廉價的資訊傳遞手段。 戰爭是另一回事。戰爭是那種代價高到所有人都痛苦、本來完全有別的辦法解決、卻還是打起來的東西。 > 戰爭是那個我們不該做的事。或者說，戰爭是那種講不通的暴力。還有一大堆別的暴力，包括幫派火拼和小規模衝突，可能恰恰因為它便宜、因為它是一種廉價的溝通方式而講得通。戰爭是那個代價高到我們本該竭力避免的東西。（克里斯·布拉特曼） 這個定義帶著明顯的經濟學味道。布拉特曼坐在經濟學和政治學的交叉口，還沾一點心理學，因為他妻子是心理學家，兩人有時候一起做研究。 核心邏輯很簡單：人和群體之間永遠在就某樣東西討價還價。不管你有沒有坐在談判桌前，你都在議價。既然在議價，就應該能找到一種分蛋糕的方法。而暴力會讓所有人痛苦。你可能會死，可能殺人坐牢，你計程車兵會死，槍戰期間沒人買你的毒品，生意中斷。開戰的人往往自己也輸。 戰爭因此成了一個謎題。它本不該發生，可它發生了。布拉特曼想解釋的就是這個斷裂點。 ## 大多數人大多數時候不打 書裡有個比喻布拉特曼反覆用。他說學者應該像醫生：醫生的注意力在病人身上，但他清楚健康才是常態，大多數人大多數時候是健康的。正因為知道常態是健康，醫生才能識別出什麼是疾病。 政治也是這樣。正常狀態是和平，是合作。人類作為物種極其擅長合作，比擅長暴力要擅長得多。戰爭是疾病發作的時刻。 有政治學者統計過：把所有存在領土爭端、彼此相鄰、有歷史積怨的國家對子列出來，再把所有存在緊張關係的族群列出來，然後看有多少真的打起來了。結論是絕大多數沒有。九百九十九對裡有一對開戰，剩下的九百九十九對都在和平地互相厭惡。 美蘇冷戰了幾十年，沒打熱戰。印巴敵對了七十多年，大部分時間是邊境對峙加偶爾摩擦。2022年印度誤射導彈那次，兩星期內就翻篇了。 這些事不上歷史書，因為沒發生。歷史書記錄的是阿富汗戰爭，1994年那次沒打起來的海地入侵不會出現在課本里。 說到海地。1994年，海地軍方發動政變，拒絕讓民選總統回國。美國決定干預。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飛去跟這位新獨裁者談判，對方一口回絕。鮑威爾掏出一段錄影給他看：運輸機起飛，部隊登機，一架接一架。獨裁者說這肯定不是實況。鮑威爾說，對，這是兩小時前拍的。 獨裁者當場放棄。 布拉特曼說，這才應該是常態。獨裁者當然可以打一場游擊戰，他本人也不用承擔多少戰爭代價。但從頭到尾算一遍，這事就是講不通。講不通的事，大多數時候人不會做。 我們記住的是那些失控升級、一路炸到不可收拾的時刻。社會學家管這個叫“依變數選擇”：只盯著出事的案例，忘了絕大多數沒出事的。 ## 五個讓理性失效的缺口 那剩下那不到千分之一的時刻，到底發生了什麼？布拉特曼把原因歸成五類。他自己說這個分類是個“糟糕的比喻”，是五個“押韻的桶”，裡面裝著不太一樣但邏輯相通的東西。 前三個是戰略性的，可以用博弈論的語言描述，說白了就是在特定環境下，開戰確實是當時的理性選擇。後兩個更接近人性。 **第一個桶：不受約束的權力。** 做決定的人不承擔戰爭的代價。他不上前線，他的家人不上前線，戰敗了也不一定被清算。更極端的情況是，他本人從戰爭中獲益：戰爭能鞏固他的權力、轉移國內矛盾、讓一個麻煩不斷的地區持續內耗。 這裡有個細節值得琢磨。不受約束的權力不只是“領導人不心疼老百姓”這麼簡單，它還會引發一串惡性連鎖反應。 獨裁者最大的問題是資訊問題。沒人敢跟他說真話。他聽到的每一份報告都經過了層層美化，他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又不完全相信報告。他需要一些渠道來校準資訊，這就是為什麼威權政府喜歡受控的選舉、喜歡推特、喜歡在可控範圍內讓人說話。這些渠道能幫他解決資訊問題，避免國內天天有人造反。 資訊渠道一旦扭曲，獨裁者就會在失真的事實基礎上做判斷。他未必真的相信自己的謊言；他只是在被汙染的資訊裡取平均。而這個平均值可能離現實很遠。 希特勒到很晚都認為美國軍事上是個軟蛋，經濟上也軟，人民沒有鬥志。這套判斷一部分來自他自己的宣傳機器。等到他當上軍隊最高統帥，他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對美國宣戰，本來完全可以避免。宣傳在前，相信在後。當一個人用來控制民眾的謊言開始反過來控制他自己，他就跟現實脫節了。 **第二個桶：不確定性。** 這個最好用撲克牌解釋。 兩個人對峙，雙方都不完全清楚對方的底牌。我有動機虛張聲勢，你也有動機虛張聲勢。誰都沒有動機亮出真實底牌。於是雙方都在加註，都在詐唬，直到有一方決定跟注看牌。 烏克蘭戰前說：我們非常堅決，你們的軍隊沒有你們以為的那麼強。俄羅斯說：每個在我邊境上的人最後都跪了，你們也會跪。 這裡沒有誰算錯了。那是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做出的最優賭注。你詐唬輸了，不等於你決策失誤。你只是賭輸了。 布拉特曼特別強調這一點，因為大家都在說“普京誤判了”。他不太同意這個說法。他覺得普京拿到了一手很差的牌，但下注的時候並不算錯得離譜。 西方空前團結、烏克蘭抵抗得出乎意料地頑強、俄軍腐敗無能到這種程度，這三件事單拎出來都在可能性範圍內，同時發生就是俄羅斯抽到了下下籤。 **第三個桶：承諾問題。** 這個稍微繞一點。道理是這樣的：權力會變化，現在強不代表以後強。如果我現在強、以後弱，我就有動機趁現在動手，把未來的不利局面提前解決掉。 一戰前德國參謀本部的邏輯就是這個：俄國正在工業化，鐵路正在鋪，再過十年我們打不過他們了。現在打還有勝算，以後就沒有了。視窗正在關閉。 問題在於，這個邏輯理論上可以被化解。俄國完全可以說：我們知道你現在能打贏我們，我們知道我們以後會變強。我們承諾，等我們強了不會欺負你，甚至可以現在就交出一部分籌碼換取和平。 但俄國沒法做出這個承諾，因為沒有人能強制它履約。這就是“承諾問題”。 解決承諾問題需要制度：國際法、可執行的協議、聯合國安理會、世界政府，任何能讓承諾變得可信的東西。美國憲法某種程度上就是這麼一個裝置。當年小州擔心以後人口大州會欺負自己，制憲會議給的方案是參議院每州兩票，不管人口多少。這是一筆交易，一筆把未來權力轉移的風險提前對沖掉的交易。兩百五十年過去了，這筆交易還在生效。 黎巴嫩也試過類似的方案：總統職位固定給某個教派，總理由另一個教派擔任，議長再給一個。目的就是讓當時強勢、但人口趨勢不利的群體放心。這套安排後來崩了，因為地面上的實際力量對比跟紙面上的配額差得太遠。但思路是對的，每一部戰後憲法都是人類試圖用制度鎖住權力轉移風險的嘗試。 **第四個桶：不可言說的激勵。** 這一桶裝的是價值觀、意識形態、地位、榮耀、自由、種族純潔、宗教原則。用經濟學的說法，這些是“偏好”。偏好沒有對錯，你喜歡什麼就是什麼。 布拉特曼說，這一桶很雜，裡面的東西只是“押韻”，並不是一回事。為自由而戰和為種族純潔而戰，邏輯結構相似，道德分量天差地別。但分析框架上它們佔同一個位置：有些東西重要到即使要付出戰爭代價也值得。 這一桶解釋了為什麼烏克蘭不肯交出主權，也解釋了希特勒為什麼非要打。同樣是“價值觀凌駕於成本之上”，一邊是自由，一邊是滅絕。 **第五個桶：誤判。** 純粹的計算錯誤。錯估敵人，錯估自己，錯估盟友會不會出手，錯估戰爭會打多久。 布拉特曼說，這一桶和前四個不一樣。前四個在原則上可以建模，可以推演，任何一個在市場裡砍過價、跟鄰居鬧過糾紛沒上法院的人都能理解。第五個才是真正難以形式化的部分，因為它涉及人類判斷的系統性偏差。 他提醒說，我們這些旁觀者特別容易把戰爭歸因到第五桶和第四桶：這個領導人瘋了，這個民族有暴力傳統，這群人有世仇。歸因到人性，歸因到激情，歸因到瘋狂，因為這樣解釋起來最省事。 真正的結構性原因往往藏在前三個桶裡。人性和瘋狂只有在戰略空間已經被壓縮到極窄的時候才起作用。 > 就像一位老人死於肺炎。肺炎當然殺死了他，但肺炎之所以能殺死他，是因為他身體已經很脆弱了。戰略性的力量讓局面變得脆弱，誤判和激情就是那個肺炎。（克里斯·布拉特曼） ## 烏克蘭人為什麼不交出手機 訪談錄製時，俄烏戰爭剛打到第四五週。布拉特曼講了一個他同事康斯坦丁·索寧（Konstantin Sonin）說的故事。 一位烏克蘭教授在芝加哥訪學，某天晚上在街上走，不知道為什麼同時在打兩部手機。一個劫匪攔住他，要他交出手機。 索寧用一種面無表情的語氣說：因為他是烏克蘭人，他決定打。 布拉特曼說，這基本上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普京是那個劫匪，要求烏克蘭交出某樣東西，烏克蘭說不交。 事實是，大多數人會交。大多數人在面對超級大國、暴君、獨裁者或者殺人不眨眼的軍閥時，會把手裡的東西交出去。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有那麼多不平等的帝國關係。帝國的本質，就是足夠多的人說“行吧，我們放棄一部分自由或主權，因為你太強了”。 烏克蘭說不。這個東西太珍貴了。 這是第四桶在起作用。有時候一個群體珍視的東西重要到他們願意承受代價。有時候那個東西很可怕，比如滅絕另一個民族。有時候那個東西很高貴，比如自由，比如不肯放棄主權。烏克蘭人大概清楚自己在冒什麼險，然後還是選了這條路。 布拉特曼說，這讓他想起美國革命。當時英國是軍事上佔絕對優勢的、不太民主的強權，要求北美殖民地接受部分主權的喪失。從冷血計算的角度，接受是合理的。但北美殖民者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拒絕了，寧願打一場可能輸的血戰。歷史學家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那套解釋，核心就是這種自由觀念。 同樣的事也發生在丘吉爾身上。法國打了幾下就投降了，丹麥幾乎沒抵抗，希特勒並沒有說要毀滅英國，他甚至表現出對英國的尊重，想保留大英帝國。從任何理性計算看，英國都沒有勝算。 丘吉爾還是說了那句“我們決不投降”。 > 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登陸點作戰，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決不投降。（溫斯頓·丘吉爾） 布拉特曼說這番話時還沒有任何一場重大勝利。那支可怕的艦隊正在開過來。 但他提醒：不要只盯著站出來的案例。中國在新疆做的事，世界基本上預設了。太強大了，不值得為它翻臉。沒有人站在那兒發表丘吉爾式的演講。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發生類似的事，而大多數時候人們被嚇住了，妥協了，低頭了。 “站出來”這件事因此才顯得珍貴。大多數時候，你既得不到原則，也保不住命。你只是死了。 布拉特曼對烏克蘭戰爭的結構性分析是這樣的：俄羅斯為什麼要提這麼殘酷的要求？烏克蘭的民主傷不到普通俄羅斯人，對北約、對資本主義也構不成威脅。真正被威脅的是普京、他的寡頭圈子，以及這套統治機器本身。所以他們必須要求烏克蘭保持中立、放棄北約、成立傀儡政府。這些要求他們用別的手段嘗試了幾十年，現在換成了入侵。 ## 麥德林的監獄談判桌 書的另一半講和平。要理解和平，得先看那些沒打起來的案例。 布拉特曼的日常工作是在麥德林研究黑幫和販毒集團。麥德林是哥倫比亞第二大城市，九十年代曾是地球上最暴力的地方。但他在書裡指出一個反差：麥德林的幫派比芝加哥更多、組織程度更高，兇殺率卻只有芝加哥的一半。 怎麼回事？ 麥德林有一層幫派之上的結構。在幾百個社群幫派之上，有十七個左右的“大佬組織”，有人叫它們 razones，有人叫 bandas criminales，說白了就是黑手黨。這些組織有一個非正式的協調機制，有時候叫“辦公室”（La Oficina），有時候叫“桌子”（la mesa）。 他們定期磋商。未必見面，但會通氣。很多大佬本人在坐牢，而且關在同一所監獄的同一個監區裡。 在美國，你把黑幫頭目關進超級監獄，他就沒法繼續運營帝國了，太難了。在哥倫比亞，他還真能。你可能覺得這是個壞主意，但布拉特曼說，砍掉一個犯罪組織的頭，讓一群頭腦發熱的年輕人上位，往往不是通向和平的路。把這些大佬關在同一個監區裡，反而降低了資訊不對稱，給他們提供了談判場所。 這十七個組織用各種工具管理下面的社群幫派。有調停，有制裁。制裁的方式可能是“你不聽話我就往你腦袋裡放顆子彈”，比國家間的制裁直接一點，功能卻一樣。 布拉特曼說，你看，這套東西跟聯合國安理會的工具幾乎是同一套。制裁讓不受約束的領導人承擔戰爭成本，對應第一個桶。調解人解決資訊不對稱，對應第二個桶。能強制執行協議的國際機構解決承諾問題，對應第三個桶。 安理會也很不平等，也有五個常任理事國拿著否決權為自己或自己集團的利益服務。麥德林的“辦公室”同樣不平等，同樣不完美。 2021年發生了一件事，讓他們得以實時觀察這套機制怎麼運轉。前一年麥德林的兇殺率在攀升。一些基層幫派開始火拼，可能上面的大佬想：我們不確定這幫人到底有多強，讓他們打一打，測一測，然後再重新分配毒品街角。這是短促的試探性衝突，達不到戰爭的強度。 結果兇殺率翻了一倍，然後又翻了一倍。 這樣下去會失控，對誰都沒好處。然後神奇的事發生了：某一天，好幾個監獄的大佬同時被轉移到新的監獄，轉移過程中有三天時間都待在同一片收押區。政府在這裡起了作用。接著，一個在犯罪世界裡有信譽的調解人故意讓自己被抓，恰好關到同一個地方。 一週之後，兇殺率降到了原來的百分之三十。 布拉特曼說，這就回到了常態。不是零，但回到了“和平地互相厭惡”的水平。因為戰爭對誰都不划算。 ## 一個瘋子為什麼能鬧二十年 書裡另一個案例來自北烏干達。布拉特曼2004、2005年第一次去那裡做田野，趕上了一場持續二十年的內戰的尾聲。叛軍頭目叫約瑟夫·科尼（Joseph Kony），自稱先知，打著聖靈的名號搞武裝運動。問題是沒人願意加入他。他既不流行，也拿不出什麼像樣的意識形態。 科尼選了一條路：綁架小孩。 外界常引用的一組數字是，他在某三年裡綁架了五百多個孩子。布拉特曼說這個數字嚴重低估了。真實情況是，被短暫劫持過的孩子可能超過五萬，有的只被關了幾個小時，有的被關了十年。 綁架的規模為什麼這麼大？邏輯冷酷得可怕。 如果你是一支小規模叛軍，你想徵兵，可你沒控制整個地盤。別人跑了你也追不回來，你沒法像正規軍那樣立規矩說“逃兵就地槍決”，因為你根本管不了那麼大地方。那怎麼辦？ 答案是挑一部分人，把他們變成回不去的人。逼他們對自己的親人和鄰居下手，逼他們殺人。這樣他們的村子就再也不可能接納他們，他們只能留在隊伍裡。科尼的算盤是：假如一百個被綁架的孩子裡只有一個真的信了那套說辭、真的回不了家、真的成了鐵桿，那就多綁一些，夠數就行。 剩下的絕大多數，要麼跑了，要麼被殺，要麼被放回去。這本質上是一種極其低效的篩選流程，用數以萬計兒童的人生作為分母，篩出少數忠誠的骨幹。而順帶產生的恐怖效果，本身就是武器。 那為什麼這場內戰能拖二十年？ 布拉特曼說，他站在裡面的時候也沒看明白，很多研究者當時也不明白。現在回頭看，清楚的是一筆政治交易。 烏干達獨立後的政治權力長期來自北方，伊迪·阿明（Idi Amin）、米爾頓·奧博特（Milton Obote）都出自北方。1986年上臺的現任總統約韋裡·穆塞韋尼（Yoweri Museveni）來自南方，他打的是推翻北方獨裁者、讓烏干達更自由的旗號。某種意義上他確實做到了，至少比前幾任強。 上臺之後，北方一些人想繼續打。穆塞韋尼的態度是：你們想在北邊搞叛亂？行啊，鬧吧。北方的亂局會持續消耗傳統權力基礎，這對他鞏固統治是好事。 布拉特曼說，這就是第五桶和第一桶混在一起發生的事：一個不受約束的領導人，不僅不承擔代價，還從暴力裡拿到了私人收益。一個瘋子被允許在北方折騰，原因很簡單，放任他折騰符合掌權者的利益。 這場戰爭本來是可以被掐死的。它沒什麼技術含量，缺乏思想感召力。缺的只是有效執法和政治意願。而政治意願的方向正好是反的。 > 這從來不是個謎題。某種意義上，就這麼簡單，也就這麼悲劇。沒什麼需要理解的。（克里斯·布拉特曼） ## 二戰能不能避免 布拉特曼被問到二戰。這場戰爭能不能避免？ 他從承諾問題講起。一種解釋是德國的“時間視窗”。德國在某個時段暫時強大，它自己清楚這個優勢不會永續。既然現在能贏，就現在動手，把未來的不利局面一次性解決掉。一戰也是這套邏輯：趁俄國還沒工業化完，趁俄國還沒把鐵路鋪好，現在打。 二戰裡這個邏輯也存在，還疊加了希特勒自己的意識形態變數。他要的是一種文化上、人口上的“純種”秩序，這需要趁現在動手，早動手才能保住這個視窗。 再加上當時英國和法國的普遍厭戰情緒。如果打起來，周邊國家都沒準備好。所以現在的時機正好。 理論上的解法還是承諾問題。俄國可以承諾“我們以後強了也不欺負你”，問題還是沒人能強制它履約。所以答案是同一套：國際法、可執行的協議、任何能讓承諾變可信的東西。 布拉特曼專門用一戰舉了個例子：德國可以走進來說，我們知道現在能打贏你們，也知道以後打不贏。我們承諾以後不濫用優勢，甚至現在就交出一些籌碼換和平。這筆交易本來能讓所有人都更好。實現不了，因為沒有人能保證德國守約。 ##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真實狀態 訪談轉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布拉特曼說了一句可能讓兩邊都不舒服的話：這場衝突雖然持續了一個世紀，但真正意義上的嚴重暴力大概只有十到十五年，主要是2000年到2009年那段，拖到2014年左右。其餘時間是零星的、斷續的暴力，和大量的對峙。 他說，這不是要淡化人的痛苦。但那個狀態夠不上戰爭的門檻，叫做僵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其實相當擅長把衝突控制在低烈度。低烈度暴力包含恐怖襲擊、反恐鎮壓、大規模逮捕、剝奪投票權、秀肌肉、打三週就收的短促戰役。這些都很糟，但都在戰爭門檻以下。 雙方因此處於一種“不安的和平”。這也是他最擔心的地方。 穩定的和平需要一份雙方都相信自己能守住的協議，需要能公開說清楚、能被強制執行、能讓自己往前走的安排。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目前沒有。按現在這個趨勢，未來很可能也不會有。 他還擔心俄烏戰爭會走向同一個結局：俄羅斯實際控制東部和克里米亞，沒人正式承認，但也沒人能拿回去。接下來是三十年的緊張、摩擦、小規模衝突，但不再升級成全面戰爭。 布拉特曼說，那會是個令人難過但可能的結果。 他透露自己2021年專門開了一門課講當代衝突，包括印巴、臺海、以巴、墨西哥毒梟和政府的戰爭。選這些是因為他寫書時特意避開了當代還在變化的熱點，怕書很快過時。現實讓人不得不去想。 談到以色列的困境時，他說得很剋制：以色列在幾個身份之間拉扯。它想屬於西方，想堅持自由主義理想，想保持民主制度，又想做一個猶太國家。這些東西彼此並不完全相容。承認非猶太公民的完整權利，或者接受一國方案，長期維持猶太國家的屬性就變得困難。反過來拒絕，又等於背棄自由主義民主的自我認同。 他說自己在個人立場上是個自由民主派，情感上更同情巴勒斯坦人，但這不是一個“兩邊都對”的判斷，只是一個事實陳述：雙方都在原則上不肯妥協，雙方也都能給出聽起來合理的自我辯護。這正是他不抱太大希望的原因，看不到讓雙方解開這些死結的路徑。 ## 中美之間靠什麼不打 最後一個大國問題是中美。布拉特曼在書的後半部分講和平的路徑，最核心的兩條是相互依賴和對權力的制衡。 先看相互依賴。回到那個最簡單的博弈模型：我和你是對手，贏了多分一塊蛋糕，戰爭成本是威懾，但只威懾我感受到的那部分。我本來不在乎你受多少損失，那部分對我是零。 現實裡，我們往往在乎對方一點，哪怕只是一點點。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的利益是交織的，經濟上互相嵌入，戰爭的成本就會大幅上升。社會上如果也有聯絡，通婚、家庭、人際網路，也會抬高成本。意識形態上如果還有共同語言，比如共享某種自由觀念或者某種人性共識，又是一層緩衝。 布拉特曼說，今天中美在所有這三個層面上的相互嵌入程度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這種緩衝讓他相對不那麼悲觀。真正讓他擔心的是緩衝被一層層剝掉：美國的經濟民族主義、制裁的連帶傷害、中俄走得更近。這些都會讓局面變得更危險。 第二條更根本：分權。中國比俄羅斯的權力集中程度低得多，沒有普京那種個人化程度那麼高的統治。權力越分散，越多人握有否決權，越難有人一拍腦袋就發動戰爭。這一點給了布拉特曼一些安慰。 趨勢在往反方向走。權力向個人集中，這會放大前面五個桶的所有風險。 他還提到另一層擔憂：中美之間的文化理解斷層比歷史上任何一對超級大國都要深。蘇聯和美國的精英至少互相看得懂，彼此讀對方的文學，研究對方的體制。中美更像是兩個平行宇宙，各過各的日子。這種狀態讓誤判更容易發生。 解決辦法他說得很樸素：多接觸。留學生、移民、商業往來、合拍電影。哪怕只是多拍幾部《洛奇》那樣的電影，讓雙方在同一個故事裡出現，也比彼此想象對方的模樣強。 ## 內羅畢那家網速慢得要死的網咖 訪談最後落到一個幾乎和戰爭無關的地方。布拉特曼在書的致謝裡寫，謹以此書獻給我在內羅畢一家又慢又破的網咖，因為它讓我遇見、共事，並最終娶了珍妮·阿南（Jenny Annan）。 2004年前後，他還是個發展經濟學家，關心的是增長，相信工業化是解決非洲貧困的出路。所以他要去研究非洲的企業和工業。肯亞當時是非洲企業最活躍的地方之一，很多公司都在內羅畢。 他透過世界銀行拿到一份工作，幫忙做企業調查。他穿著西裝，每天正兒八經地出門。然後膝上型電腦被兩個很有魅力的騙子偷了。 於是他就出現在一家網咖裡，穿著西裝，沒有電腦。肯亞當時還沒接入海底光纜，網速慢得離譜。一封郵件要載入十分鐘。在這樣的環境裡，跟旁邊的人聊天成了常態。 他進門時特意坐在一個看起來很好看的女人旁邊。她是個心理學家，在讀博士，也是人道主義工作者，之前在南蘇丹和北烏干達做事，幫那些被叛軍綁架過、逃回來或者被放回來的孩子重返學校。 她可能願意跟他說話，是因為他穿著西裝，居然還知道一點那場戰爭的事，而大多數人完全不知道。 他們在一起待了一週。然後各自忙各自的，漸漸淡了。 過了一陣，他偶然跟一位年輕教授朋友聊天，說“你該見見這個人，你們的研究興趣重合”，因為研究非洲內戰武裝團體的人當時實在太少。朋友說，那是個挺有意思的研究問題。布拉特曼走出大樓，心想：這確實是個有意思的研究問題。 他打電話給珍妮，說你還記得我嗎，能多跟我講講嗎，我剛跟人聊到這個。結果一聊就是兩三個小時。聊著聊著，兩個人合謀出一個相當瘋狂的方案：要在這片區域找到二三十年前出生的所有孩子的聯絡方式，追蹤其中一千人的下落。抽樣，訪談，利用叛軍活動地點的差異作為外生變數，看看被暴露在暴力和強徵入伍之下的人，後來在心理上、經濟上發生了什麼。這樣就能設計出更好的幫扶專案。 方案瘋狂到他把原來的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撤下來換了一份新的，結果委員會揹著他開了一次會，一致認為這太不靠譜，建議他別去。等他去做答辯，他們協調好了：你想講那個新計劃，我們就聽你講，但我們不同意你去。 他說，這是他職業生涯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瘋狂的計劃完全按原想的樣子執行成功了。後來這成了他一貫的研究方式。 > 我日常的研究工作不是寫《我們為何而戰》這樣的書。我乾的事是，去收集沒人認為能收集到的資料。我每次都真的做成了，但從來不是以我預想的方式。總有各種轉折，總在有意思的地方出岔子。（克里斯·布拉特曼） 珍妮最終答應跟他在一起，這一開始很難。他對她說，我十一年沒談過超過三個月的戀愛。她的理解是：這人不靠譜。他的解釋是：兩三個月就差不多能判斷一段關係有沒有未來，如果沒有，我就走。 他說，跟她在一起時他決定，就是這次了，這次要成。她不信。現在她信了。結婚十五年，兩個孩子。 這也是他在書里加進心理學那一層的原因。妻子是心理學家，他們前十年很多工作是一起做的。 ## 採訪那些孩子有多難 問到最難的事，布拉特曼分成兩種。 情感上最難的是在北烏干達訪談那些孩子。每天都是一記重拳。從技術角度這件事並不難：孩子到處都是，人們都願意談，沒人做過這件事，他們做了。 他講到一件很殘酷的事。叛軍要讓你回不了家，最好的辦法是讓你做一件你相信自己永遠無法被原諒的事，通常是對親人下手。這種操作被常規化到了什麼程度呢，你坐在那裡聽人講述時，腦子裡會有一個聲音說：好，我知道這段了，接下來該問症狀了。 他說那是自己身上非常陰暗的一部分。追問的目的在於搞清楚創傷怎麼表現出來，有些人變強了有些人垮了，只有弄清楚這些，才知道怎麼幫人。但你確實得穿過那道東西。 > 你每天都要穿過它，才能抵達能真正幫助別人的地方。所以你得跟自己相處。這時候如果你的伴侶既經歷過同樣的事，又是專業的、非常非常好的心理諮詢師，那會非常有用。（克里斯·布拉特曼） 他承認自己發展出了一種可以暫時抽離的能力，這是我們分析遠方發生的、發生在陌生人身上的事時都有的能力。這種能力用久了人也會變硬，得防著。 另一類難是組織犯罪的研究。純技術上的難，因為沒人知道怎麼做。沒有哪個網站會介紹那十七個黑手黨組織，沒有臉書群。他們自己弄了一個私人維基，由一群研究者和記者協作維護。 他講了一個視角：在麥德林這樣的城市，黑幫管轄著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你有債務要收、跟鄰居有糾紛，你可以去報警，也可以去找黑幫。這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那你就要問了：他們提供什麼服務？收費多少？人們喜歡這些服務嗎？人們在警察和黑幫之間怎麼比較？什麼會讓人從黑幫轉向警察？黑幫又會怎麼反應？以前讓國家治理變好的政策效果如何？黑幫怎麼應對？ 這些都得一點點摸出來，每去一個新城市都要重新來過，因為每個城市的規則都不一樣。 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墨西哥時語氣明顯變了。他說在墨西哥他不會去跟那些人談，記者在那裡因為知道太多被殺的案例屢見不鮮，沒有人追責。而在哥倫比亞、在芝加哥，這種事不會發生。他猜一個原因是，在那兩個地方，殺掉一個記者會招來政府的嚴厲報復，成本太高。而在墨西哥，這個均衡已經崩潰了。 對比風險時他開了個玩笑：他在奧斯汀看到一堆人不戴頭盔騎電動滑板車。他說他整個職業生涯裡做過的事，都沒有那個危險。 ## 試錯，包括及時離場 訪談最後是給年輕人的建議。 布拉特曼說花了很久才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他最開始是會計師，在德勤幹了幾年，很不快樂，人也變得越來越糟。最後辭職，換了條路。他是在私人部門工作的時候，業餘時間讀世界史、讀發展、讀窮國的書，慢慢意識到：等等，我可以把這個當職業。我可以去研究這個，甚至寫這種書。 那時他甚至不知道這條路的存在。 他提到兩種人生路徑。一種叫志業（vocation）：你在這份工作裡找到意義，工作幾乎成了附屬品，因為不給錢你也願意幹。另一種是把意義放在工作之外，家庭、志願活動、愛好。他說這兩種都好，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志業。 他推薦了一個方法：及時離場。他引自泰勒·考恩（Tyler Cowen）：電影看半小時不喜歡就走。他和妻子在紐約住的時候，把這套用在看戲上，第一幕不好就走。一開始妻子覺得這太奇怪，試了一次之後覺得極其解放。 > 我們開始多冒很多險，去看更多沒看過的東西，不喜歡就走。我們經常中途退場。我意識到這就是我一直做的事：不停辭掉工作，去找別的。（克里斯·布拉特曼） 他馬上補了平衡：有些事值得熬下去，好東西可能在後頭。 ## 關於死亡 最後一段對話聊到死亡。 布拉特曼說自己是個容易焦慮的人，特別在意把風險降到最低。他說自己從沒遇到過生命受威脅的情況。 訪者把他和徒手攀巖的亞歷克斯·霍諾德（Alex Honnold）做了類比：都是把極端風險拆解成可控變數的人。布拉特曼說他連《徒手攀巖》那部電影都不敢看，太嚇人。 問到存在意義上的死亡恐懼，他說他有一種驚人的能力，不去想它。也許是自我保護機制。 他講了他的岳父，珍妮的父親，一位退休的福音派牧師。兩人當年談婚論嫁時有過一場對話。岳父問他：你怎麼可能相信死後什麼都沒有？這太可怕了。 布拉特曼的回答是：我沒法讓自己相信別的。別的可能性在我看來都不成立。他也說不清為什麼這件事從來沒有困擾過他。人們因此焦慮、因此去尋找答案，完全可以理解，但他自己沒有這種焦慮。 一個研究戰爭、常年出入衝突地區、天天計算風險的人，對死亡本身卻是平靜的。這個反差大概能解釋他為什麼能一直做這份工作。 訪談的結尾，主持人引用了愛因斯坦那句老話：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用什麼武器打，但第四次會用石頭和木棍。 這句話放在2022年4月，分量不太一樣。 - 下次看到一場戰爭，先別急著歸因到領導人的瘋狂或某個民族的野蠻。先問三個問題：做決定的人承擔代價嗎？雙方的資訊是不是都失真了？有沒有一方覺得時間不在自己這邊？激情和誤判永遠最顯眼，前三個桶才是讓局面變脆的原因。 - 把“和平地憎恨”當成一種成就來看待。印巴誤射導彈那件事值得記住，敵對了七十年的兩個有核國家，選擇接受一個漏洞百出的解釋而沒有開戰。你身邊那些沒撕破臉的長期矛盾，邏輯是同一套。 - 如果你在一個組織裡做決策，主動去建一條能聽到壞訊息的渠道。獨裁者最大的敵人是資訊失真，而非外部對手。大多陣列織的崩潰是因為在美化過的報表裡自我說服，最後被現實擊穿。 - 談判時記住承諾問題的存在。對方不肯接受一個對雙方都有利的方案，往往出於他不相信你未來會守約，而非他蠢。解決這類僵局的著力點是把條件開得更好之外的東西：第三方擔保、分階段交換、公開可核查的條款。 - 對自己的職業和關係也適用這套判斷：如果長時間處在“兩三個月就知道不行”的狀態，及時離場是理性的；一旦確認了，就別再用隨時退出的姿態對待它。布拉特曼換過五份工作，卻在認識珍妮之後決定這一次要成，然後真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