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爾·哈特：海洛因、可卡因、MDMA、酒精與毒品在社會中的角色

> 神經科學家結合研究與親身經歷，討論成癮、毒品政策與去罪化的爭議。

- 原標題：#233 – Carl Hart: Heroin, Cocaine, MDMA, Alcohol & the Role of Drugs in Society
- 期數：第 233 期
- 釋出日期：2021-10-23
- 嘉賓 / 主題：卡爾·哈特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carl-hart/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carl-hart/
- 精讀字數：約 11696 字（閱讀約 26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在自己的書裡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我當系主任那三年，對健康的損害遠超過我的毒品使用。**

說這話的人叫卡爾·哈特（Carl Hart），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和精神病學教授，2016 到 2019 年擔任心理學系系主任。他在新書《Drug Use for Grownups》（成年人的毒品使用）裡公開承認，自己在私生活中使用海洛因、可卡因、MDMA、大麻，以及他研究清單上的大部分藥物。

Lex Fridman 在節目開場就問了一個最直接的問題：用海洛因是什麼感覺？身體會發生什麼？頭腦裡會發生什麼？

哈特把這個問題原樣扔了回來：「這就像問你，性高潮在身體和頭腦裡是什麼感覺？」

在他看來，這個問法從一開始就問偏了。

## 把藥物體驗簡化成神經化學，漏掉了一半變數

Lex 換了個角度接著問：那能不能從生物學層面講講，這些藥物讓大腦經歷了什麼？

哈特的回答點出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人們總把生物學當成藥物效應的唯一決定因素，而事實從來不這麼運轉。**

> 你可以服用 MDMA，然後經歷一段糟糕透頂的時光，變得疑神疑鬼。你也可以在合適的條件下服用同一種藥，那會變成你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刻之一。藥物效應需要環境，需要那個「籠子」。沒有籠子，你就得不到完整的效應。（卡爾·哈特）

他自己就有過兩端體驗。MDMA 確實改善了他好幾段人際關係，但他也經歷過不愉快的時刻，原因是當時一起玩的人他不熟，彼此不信任。同一分子，兩種結果。

這套說法把「環境」這個詞撐得很大。Lex 追問得很細：環境指的是此刻待在你身邊的人，還是指你整個人生的心理軌跡？童年創傷、被擊碎的或者實現了的夢想、成功與否，這些算不算？

哈特把這個問題拆成了兩層。童年創傷如果已經被處理過，那它在當下就不那麼重要；如果沒處理過，在這個時刻被觸發，那它就變得極其關鍵。他拿自己舉例：54 歲，快 55 歲了，花了很多年搞清楚自己是誰，跟自己相處得不錯，知道給自己設限。

他知道自己需要健身、需要吃好、需要睡夠、需要待在信任的人中間。這些條件滿足，那一刻大機率是愉快的。如果沒睡好、沒健身、狀態不對，那就不會是愉快的時光。**他做的所有準備，本質上是在把「當下的焦慮」這個變數壓到最低。**

焦慮這個詞在後面會反覆出現。哈特認為，人們看到的許多藥物負面效應，源頭多半在情境，藥物本身誘導的焦慮只是少數。一個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拿到的到底是什麼，擔心裡面摻了什麼，這份恐懼本身就夠顯著地改變體驗。知道劑量、知道純度，是減少傷害的第一步，也是拿到正面體驗的第一步。

## 他研究出來的結論，先推翻了他自己

哈特在書裡寫了一段自我剖白，值得完整引出來：

> 我發現，本書討論的藥物所產生的主要效應是正面的。無論討論的是大麻、可卡因、海洛因、甲基苯丙胺還是裸蓋菇素，結論都一樣。壓倒性地，使用者報告自己變得更利他、更有共情、更愉悅、更專注、更感恩、更平靜。他們還報告了社互動動的改善、更強的目標感和意義感，以及性親密和性表現的提升。這一組發現挑戰了我原本對藥物及其效應的信念。我曾被灌輸，要對藥物使用的負面效應保持偏見。（卡爾·哈特）

後面這半句很關鍵。寫下這段的人，在哥倫比亞大學做了二十多年藥物研究，屬於這個領域裡最不該被外行敘事影響的那一類。**他自己承認，他曾經被那套敘事規訓過。**

Lex 的困惑代表了很多人的困惑：迷幻蘑菇和大麻，公眾這幾年勉強接受了，可卡因、海洛因、冰毒呢？這些東西怎麼可能有正面效應？為什麼媒體和大眾的共識是，它們只會把糟糕的生活變得更糟，把好的生活毀掉？

哈特給了兩個層面的解釋。

操作層面很具體。想要提高獲得正面體驗的機率，有幾件事必須做到：責任先處理完，吃好睡好鍛鍊好，知道自己拿到的東西是什麼，把焦慮降下來。這套流程跟開車、跟進入一段親密關係之前的準備，沒有本質區別。

結構性層面是他更憤怒的部分。**報道負面效應能賺錢。**

他舉了一個具體例子。寫一篇關於阿片危機的報道，讓公眾群情激憤非常容易。你甚至不需要告訴讀者怎麼保護自己，不需要解釋人為什麼會死於過量。美國絕大多數過量死亡的真實原因是：人們拿到了被汙染的街頭毒品，或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鎮靜劑混在一起服用，這種組合會放大呼吸抑制效應。這些資訊全都沒有出現在報道里。

「報紙只做一件事，讓整個群體恐懼。這能賺錢。」

## 電影和電視劇在教你怎麼看待毒品，而且教得很糟

哈特對影視作品的批評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尖銳。他說寫電影和寫電視劇的人，關於毒品寫的東西大部分是胡扯。你在喜劇演員的段子裡說關於毒品最蠢的話，也會有人信。

他舉了《黑道家族》（The Sopranos）。

> 託尼這個角色的職業是殺人。當他貶低、羞辱自己的侄子克里斯托弗吸毒時，這部劇要你對託尼產生同情。我們同情一個剛剛殺了人的人，一個徹頭徹尾的壞人，因為吸毒的人在他眼裡是更壞的人。這就是這部劇希望你相信的東西。託尼是種族主義者，是殺人犯，我們同情他，但我們不同情任何吸毒的人。這他媽的太離譜了。（卡爾·哈特）

他順著這個邏輯把《疤面煞星》（Scarface）也講了一遍。那部電影的結局依賴美國觀眾對毒販的某個預設：這些人本質上是動物。最後動物因為吸了太多可卡因，在神志不清中把自己毀了。這個結局完成了一次規訓，你看，這就是下場。

Lex 有點招架不住，說自己很喜歡這些電影，請求別把它們從這個世界上拿走。哈特的回應很冷靜：他要的是讓編劇對現實更誠實一點。電影不用消失，只需要停止用懶惰的筆法塑造人物。

「你甚至不需要給這個角色做任何背景鋪陳。你把毒品扔進去，說一句『他是個毒販』，觀眾就以為自己懂了。編劇偷懶，也不做任何角色開發。」

## 成癮和藥物本身幾乎沒關係

這是哈特整套論點裡最核心，也最容易被誤讀的一句。

他解釋得很清楚：**對於任何一種藥物，絕大多數使用者都不會發展成成癮。**這句話順下來就有一層推論，既然大多數使用者沒成癮，那麼要解釋成癮這個現象，就必須把目光移到藥物之外。

DSM-5（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對物質使用障礙的判斷要求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個體的心理社會功能出現紊亂，二是這個人因為這種紊亂而感到痛苦。兩條都滿足，才叫成癮。僅僅因為某人使用海洛因，不等於他是成癮者。

那成癮的來源是什麼？哈特列了一串。

有共病精神疾病的人，比如抑鬱、焦慮，這屬於個體內部的脆弱性，它會抬高成癮的機率。從小被堆上大量不切實際期待的人，也更容易出問題。責任感技能沒發展成熟的、心理上還停在某個年紀的人，一旦開始這類行為，也容易出問題。失業的人，工廠搬走的人，疫情中失去工作的人，原本在社群裡有地位、現在一無所有的人，這些人如果開始用某種藥物，可能是在尋找逃避。

Lex 在這裡插了一句自己的直覺：每種藥在生化層面都有自己的特性，有些藥在你需要逃避時，把你拽得更緊。

哈特當場打斷他：

> 你有什麼證據支援這句話？我沒有，因為根本沒有。人們說這種話，這就是問題的全部所在。（卡爾·哈特）

Lex 承認這是從自己有限的個人經驗裡推測出來的。哈特的回應是：這正是問題。我們有科學資料庫，不需要用個人感受來替代。**「你解一道數學題的時候，不會希望有人說，我覺得是這樣。別管你怎麼感覺，資料說什麼？」**

這段交鋒值得停留一下。它展示了哈特的方法論立場，也暴露了他的性格：他對「聽起來合理但缺乏證據」的說法幾乎是零容忍，哪怕這個說法來自一個善意的主持人，哪怕它在方向上對他有利。

緊接著他補了一句，說成癮確實可能不只是環境的產物。有些人有共病精神疾病，這是個體內部的；有些人被堆上不切實際的期待；有些人只是不成熟。這些都不能完全歸到外部環境。但他堅持的核心不變：藥物本身解釋不了成癮。

## 真正需要警惕的副作用，你大概沒聽說過

Lex 問得很實在：如果我想探索這些藥物，我該警惕什麼？成癮性？戒斷反應？哪一種最危險？

哈特按戒斷反應的危險程度排了個序，結論出人意料。

可卡因的戒斷症狀非常有限，幾乎觀察不到。甲基苯丙胺也一樣。海洛因的戒斷綜合徵確實不舒服，但不會要命。**酒精的戒斷反應可以直接殺死你。**苯二氮䓬類藥物和酒精在藥理上親緣很近，戒斷同樣可能致死。

然後是那句最讓主持人為難的話：海洛因使用者最常見、最被忽視的健康問題，是便秘。長期使用會讓腸道蠕動變慢，便秘加重，這對整體健康不利。這個社會從來不談這件事。

除便秘之外，真正的風險來自別處：拿到被汙染的街頭毒品；經驗不足的人把海洛因和其他鎮靜劑混用。至於安非他命類，全部都會破壞睡眠和進食，而這兩件事對維持人的生命至關重要。

「我們不談這些，因為它不如成癮那套胡說八道來得刺激。」

Lex 的反應很坦誠：明知道應該用同樣的標準去問酒精，但聽到「可卡因要注意的是別在睡前吃」「海洛因要注意的是便秘」，還是很難不覺得荒謬。哈特順著這個思路給出了具體的用藥教育應該長什麼樣：可卡因是興奮劑，別在睡前用，要保證睡眠時長，第二天還得起床；它也會抑制食慾，沒安非他命那麼強，但足夠影響營養攝入。這些知識必須系統性地教，不能把人往水裡一扔就完事。

## 合法化聽起來激進，方案其實很具體

哈特的主張跟「所有毒品隨便拿」差得很遠。他說的是：人們真正會去尋求的那些藥物，大麻、MDMA、可卡因、海洛因，以及一部分迷幻劑，應該合法監管並對成年人開放。

開放不等於放任。他給出的具體設計是這樣的：

- 設定年齡門檻，可能還有其他准入要求
- 像對待酒精一樣控制單位劑量，瓶子裡裝的酒足以殺死你，但我們不這麼裝
- 不銷售靜脈注射製劑，給藥途徑限定在口服和鼻吸

他的邏輯很樸素：我們有技術，也有知識，可以做減害設計，只是現在選擇不做。

而在合法化之前，第一步該做什麼？哈特給了一個清單，按順序排：

- 不再因為毒品逮捕任何人
- 釋放所有因毒品入獄的人
- 清除他們的犯罪記錄
- 建立一套讓負責任的成年人可以合法獲取這些物質的系統
- 配一套相應的教育體系，教人怎麼用

## 毒品戰爭裡，輸的人很慘，贏的人賺翻了

Lex 問：毒品戰爭對這個世界是淨正面還是淨負面？

哈特的回答是：看你在哪個世界裡。

受益者名單他念了一長串：執法部門、媒體、寫那些胡扯電視劇的編劇、《黑道家族》《火線》這類劇集的製作方、治療行業裡的很多人、做尿液檢測的公司、監獄運營方、向囚犯收高額電話費的通訊公司、監獄周邊供家屬住宿的酒店和餐館。**「他們賺得像強盜，而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整體在被宰。」**

政客也在這份名單上。他的觀察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毒品議題上的立場其實是一樣的，所以兩邊都能從這個系統裡獲益。這就是它一直持續下去的原因。

Lex 在這裡做了一次區分，問哈特的批評物件到底是警察，還是社會要求警察去做的事。哈特接得很乾脆：他當過四年兵，執行命令的時候是無知的，以為自己在做正確的事。街上那些警察也一樣，他們在執行命令。**他真正的矛頭指向權力結構，指向那些下命令的人，也指向在電視上扮演警察、把警察形象神聖化的那些人。**「這種把警察英雄化的影像，對一個民主社會是有害的。」

他把這套邏輯延伸到了地理上。他去過北愛爾蘭，那裡的人經歷了幾十年的衝突；他去過西弗吉尼亞，那裡的水被汙染，工廠搬走了，人們走投無路。他在這些地方看到的是同一件事：被政客欺騙、被忽視的人，被告知問題出在毒品上。政客因此不必把工作機會帶回來，不必保證乾淨飲用水。

> 北愛爾蘭的那些人，和阿巴拉契亞的那些人是連在一起的，和布朗斯維爾的人是連在一起的，和聖保羅的人是連在一起的，和菲律賓的人是連在一起的。他們因為同一個原因在受苦。這也是我對這件事感受如此強烈的原因，因為我知道有些人的工資，是建立在壓制和折磨另一些人之上的。（卡爾·哈特）

他有一句話把這件事說透了：如果你想讓一個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就把它交給軍隊或者警察。

## 他為什麼敢說

Lex 問了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你在哥倫比亞大學，有職位，有名聲，說這些話需要膽量。這份膽量從哪來？對那些想挑戰主流共識、但有點害怕的人，你有什麼建議？

哈特先給了最實際的一條：**先成為你所在領域裡真正懂行的那個人。**

> 人們在看我倡導這個立場的時候，背後是三十年的科學。如果我不懂自己在說什麼，我早就被掃地出門了。（卡爾·哈特）

然後才談到心理層面：「一旦你知道，你就無法不知道。所以我必須照鏡子。照鏡子的時候，我得面對自己：我活得誠實嗎？如果我不能面對自己，我在這裡做什麼？」

播客裡還有一段對話，可能是整期節目裡最沉重的地方。Lex 提到一個現象：有些藥物會把你帶到一個非常樂觀的位置，讓你對人類、對我們的同類充滿希望，讓你想要盡力去貢獻，因為你看見了我們作為一個社會可以成為什麼樣子。然後你回來，撞上阻力，撞上大量的人不願意變好。

哈特接住了這個話題，並且把它推到了更遠的地方。**如果你知道人可以更好，而他們拒絕變好，那你作為知道這件事的人，為什麼還要留在這裡？**

「我當然希望生活有意義。我現在非常享受我的生活。但我剛從日內瓦回來，整個夏天在歐洲，在一個能讓你作為負責任的成年人享受自己的地方。那讓我能夠減壓。回到這裡，你必須準備好去戰鬥。而我不想再戰鬥了。我只想能夠幫助一個社會、幫助人們。所以我必須在歐洲留一個地方，去減壓，然後回來，才能忍受這裡的狀況。」

這段話放在整期節目的語境裡，是他所有論點的一個情感註腳。他花了三十年做研究、寫書、公開承認自己用藥、被同行質疑、被媒體曲解，換來的不是社會變好，是需要在大西洋兩岸來回飛行以維持心理平衡。

## 祖母教他的那件事，成了他所有研究的底色

哈特在邁阿密長大，父母在他六七歲時分開，他去和祖母住。他談到祖母時給的答案很簡短：她教他批判性思考，教他自給自足，教他睜大眼睛，提防「okie doke」（騙局、花招）。

「整個毒品這件事，說到底就是 okie doke。歸根結底就是這麼簡單。我們所有人都很像，都在努力過好自己的日子，努力照顧好孩子，都想給孩子最好的。但不知怎麼，我們被弄得相信我們在這件事上是不一樣的。可我們本質上是一樣的。」

順著這個邏輯，他提出了那個反問：人們追求愉悅、追求感覺好一點，這件事為什麼不值得慶祝？為什麼反而要被貶低？**「如果我感覺更好，我更有可能善待你。」**

這可能是他整本書最樸素的論證。愉悅和道德不衝突，一個感覺良好的人更可能成為好的鄰居、好的同事、好的家人。把追求愉悅這件事汙名化，代價是社會整體變得更糟。

Lex 追問：那迷幻劑可以被看作療愈，海洛因為什麼不可以？他認識的人裡，有人做完死藤水（ayahuasca）之後，覺得解決了困擾多年的問題，別的方式都做不到。**哈特的反問是：如果死藤水、裸蓋菇素能做到，為什麼海洛因不能對某個人做到？為什麼可卡因不能？為什麼 MDMA 不能？**

Lex 半開玩笑地頂了一句：那要是給海洛因也配一個薩滿呢。哈特沒有笑。這正是他的觀點。

## 對批評的正面回應

Lex 請他做一次正面替對手辯護，找出最有分量的反對意見。哈特承認了一種：有人批評他把藥物描繪得過於美好，呈現了一幅過於樂觀的畫面。他說自己不想造成這種印象，他在書裡明確承認任何活動都存在潛在傷害，藥物也不例外。

但他的立場沒有動搖：**益處遠遠超過潛在的害處，而且我們有技術和資訊去把害處降到最低。**他反對的是另一套做法，只呈現負面效應，並指望這能保護人們。

關於治療，他也補了一層區分。戒斷方案是相對標準化的，酒精戒斷、苯二氮䓬戒斷，多數醫生遵循的是同一套流程。真正混亂的是成癮本身的治療，也就是 DSM 裡「物質使用障礙」這個整體。「很多方法都是垃圾。」

他對匿名戒酒會（AA）的評價很微妙。他不認為 AA 是一種他會推薦給親屬的「治療」，因為「他們對藥物瞭解不多」。但他承認 AA 提供了一個社交群體、一群同伴，這一點有價值，甚至比很多收費昂貴的治療機構做得更好。

> 我們的社會里，法官會判人必須去 AA。你在開玩笑嗎？這種事能被允許發生，是因為我們把毒品當成道德失敗，把成癮當成道德失敗。於是任何一個白痴都可以提供治療。（卡爾·哈特）

Lex 在這裡補了一個觀察：很多成癮治療之所以漫長到像一輩子，恰恰是因為那些社群提供的其實是環境支援，而環境才是問題所在。哈特同意這個方向，只是把話說得更直接：對大多數人來說，藥物相關問題的大部分根源在環境。

## 關於自由，以及自由要付的賬

節目裡有一段對話繞到了自由這個更大的題目上。Lex 提出了一個誠實的擔憂：當你說藥物可以負責任地使用、而且大多數效應是正面的，那些心理狀態不好、環境糟糕的人，會不會把這當成一個許可證，用它來替代真正該做的事，也就是先修好自己、修好環境？

哈特的回答沒有繞：這些人本來就能拿到酒精。

> 我們生活在一個叫美國的國家，我們的《獨立宣言》說，我們有權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只要不阻礙別人做同樣的事。但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我們多麼努力地試圖控制別人的行為。（卡爾·哈特）

他把這本書的落點定在自由上。自由伴隨著巨大的責任。他對這句話的理解很具體：我對我的鄰居、我的兄弟負有責任，我不能阻礙他們的自由。有些人以為自己的自由可以凌駕於所有人的自由之上，這是錯的。

「我是一個公民，我對你負有責任，我們在這件事上是共同體。」他說這就是他想在書裡提醒人們的東西，而很多人選擇性地忽略了這一層。

這也是為什麼他對「個人選擇」這個說法保持著一種警惕。合法的藥物、負責任的使用，前提是使用者確實承擔了他對周圍人的那份責任。一個只顧自己愉悅、把孩子扔在一邊、把賬單堆到桌上不管的人，不叫自由，叫轉嫁成本。

回到他前面那段自述：他之所以能在用藥時完全沉浸在當下，不去想沒付的賬單、忘了給孩子做的事，恰恰是因為那些事全都被處理完了。**那種無憂無慮的狀態有價錢，他用日常的責任感把它買了下來。**

## 他給年輕人的建議，跟「追隨激情」不太一樣

Lex 問他：一個高中生或者大學生，正在想自己的職業、想怎麼過一種自己會感到驕傲的生活，你會給什麼建議？

哈特的答案順序很特別。他沒有先說「找到你熱愛的事」，而是先說：不管你選了什麼職業，先把自己變成這個領域裡真正懂行的人。

> 人們看到我在倡導這個立場，背後是三十年的科學。相信我，如果我不懂自己的東西，我早就被掃地出門了。（卡爾·哈特）

這個順序值得琢磨。他後面確實說了要鼓勵人們去做讓自己快樂的事，因為社會里快樂的人越多，所有人過得越好。但在他自己的經驗裡，**專業能力是發言權的入場券**。沒有它，你說的話再對，也只會被當成噪音處理掉。

他對「不懂裝懂的人佔據權力位置」這件事的厭惡，幾乎貫穿了整期對話。「外面有太多人在裝模作樣，他們不懂自己的手藝，他們不是自己聲稱要服務的那些人的助力。這是個問題。當這樣的人在權力位置上有相當數量的時候，你的社會會崩掉。」

那要不要讀博？Lex 問。哈特的回答是「不一定」，他不推薦自己的孩子走這條路。他承認科學界可以是一個非常小心眼的空間，但那是我當時唯一能走的路，所以我必須走。

一個在哥倫比亞大學當系主任的人，對自己賴以獲得話語權的這套體系，評價並不浪漫。這種誠實挺少見。

## 關於意義，他的回答裡沒有一句漂亮話

Lex 問了一個大而無當的問題：人生有意義嗎？意義是什麼？

哈特的回答是：「我當然希望它有。我確實在按它有意義的方式生活。」

然後他講了一件很具體的事。他剛從日內瓦回來，整個夏天在歐洲度過，在一個更文明、能讓負責任的成年人享受自己的地方。那讓他能夠減壓。而回到美國這件事的性質是：你必須準備好去戰鬥。

「我不想再戰鬥了。我只想幫助一個社會和這裡的人。所以我必須在歐洲留一個地方去減壓，然後回來，才能忍受這裡的狀況。」

Lex 追問：你是不是其實有點享受這場戰鬥？

「不，我真的累了。你想，我是在試圖幫人們看見他們可以怎樣快樂，然後人們在跟我對抗。『我不想快樂，我想無知，別管我。』這就是人們在說的話。」

那減壓的時候快樂的來源是什麼？他答得很直接：MDMA 是一個來源，還有法律不會來找你麻煩的地方，比如歐洲，在那裡你能感到真正的自由。海洛因如果是一個人待著、在自己的腦子裡，也可以是一個不錯的空間，但和其他人在一起時，MDMA 更好。

再往下就是那些普通的東西了：好朋友、好吃的、家人、愛。

一個把辯論推到最前沿的人，最後給出的幸福清單樸素到近乎無聊。但考慮到他前面的整套論證，這份樸素是自洽的：**藥物提供的是一個空間，生活本身還得靠別的東西撐起來。**

## 嘻哈、吉爾·斯科特-赫倫，以及「他們在這件事上也搞錯了」

Lex 說這是本期最難的問題：誰是史上最偉大的嘻哈藝術家？

哈特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先否定了自己的資格。「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資格做這個判斷。」然後他給出的名字是吉爾·斯科特-赫倫（Gil Scott-Heron），被很多人看作嘻哈的父輩之一，也是他個人的最愛。接著是 Public Enemy 的 Chuck D。

但緊接著他說了一句很哈特的話：即便是 Public Enemy，即便是吉爾·斯科特-赫倫，他們在毒品這件事上也搞錯了。

「但他們做的其他那麼多好事，幫助我成長為一個更好的人。」

這句話裡有他看待人的基本方式：一個人可以在某件事上錯得很離譜，同時在另一些事上給了你巨大的幫助。這兩件事同時成立，不需要互相抵消。他對《黑道家族》是這個態度，對 Public Enemy 也是這個態度，對羅伯特·約翰遜那個「把靈魂賣給魔鬼換吉他技巧」的傳說同樣如此。

順帶說，那個傳說正是他認定的「我們講給孩子聽的童話」。你吃了那顆藥，你能做出好東西，但你得為此付出代價。**在他看來，這跟匹諾曹說謊鼻子會變長屬於同一個類別。**

「你可以說關於毒品最蠢的話，然後被人相信。」這是他反覆回到的一句判斷。而這套童話的代價很實在，它變成了法律，變成了警力，變成了監獄裡的人。

## 詹姆斯·鮑德溫那句話，以及它對他的意義

在書的後記裡，哈特引用了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你無法知道在這段旅程中你會發現什麼，你會拿你發現的東西做什麼，或者你發現的東西會對你做什麼。

Lex 用這句話問他：藥物使用、或者對藥物的研究，把你變成了一個什麼樣的人？

哈特的回答分兩層。第一層是神經化學的：他所知道的關於大腦的一切，都是因為對藥物的興趣才學到的。多巴胺神經元、去甲腎上腺素神經元、各種神經傳遞過程，藥物是他進入這些知識的工具。

第二層是人的層面。他說藥物讓他學會了對自己和別人更寬容，學會了更多的共情，也讓他看到了我們這個物種可以成為什麼樣子。

「我學到的是如何對別人、對自己更寬容，也學到了大量的共情，這是藥物使用的結果。就像我前面說的，我在學習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可以是什麼樣子，那相當不可思議。」

Lex 接了一段自己的理解：藥物有一種特性，把你從自己的身體裡帶出來，讓你從第三人稱視角評估自己。冥想也是這樣，一次高質量的訓練也是這樣，它們訓練的是同一塊腦區，讓你不把自己看得那麼重，然後你才有能力寬恕自己、寬恕別人。

這個類比哈特沒有反駁，只是把它放回了具體情境：不同的藥物是用不同的方式做到這件事的。

## 他說過的最重的一句話，其實關於死亡

節目快結束時，Lex 提出了一個他思考了很久的角度：有些藥物能把你帶到一個地方，讓你對人類、對我們的同類感到極度樂觀，讓你想盡力貢獻，因為你看見了我們作為一個社會可以成為什麼。然後你回來，撞上阻力，撞上大量的人不願意變好。

「如果你知道人可以更好，而他們拒絕變好，那你作為知道這件事的人，為什麼還要留在這裡？」

整期節目裡，只有這一段沒有被反駁、也沒有被資料化。哈特沒有把它推回科學，他只是接了。

這也解釋了他為什麼會對那些被毒品敘事掩蓋的死亡如此憤怒。死於藥物本身的人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人死於「政客用毒品當替罪羊，從而不必解決真正問題」。西弗吉尼亞的水被汙染了，工廠搬走了，人走投無路，然後被告知罪魁禍首是毒品。政客因此不必把工作帶回來，不必保證乾淨的飲用水。

「如果你想讓一個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就把它交給軍隊或者警察。」

這句話的邏輯值得單獨拎出來：把一個問題重新定義成治安問題，你就同時獲得兩個好處。第一，你看起來在行動。第二，你永遠不用去碰它的真正原因，因為治安問題永遠不會被徹底解決。

## 他到底在賭什麼

Lex 說了一句有點天真的話：我總願意相信真相會贏，真相是最好的敘事。

哈特說他也相信。「這正是我出來、讓自己承受這些批評的原因。但我也可能是錯的。不過我必須以它是真的這種方式生活，否則我就沒有希望了，那我為什麼還在這裡？」

這句話點出了他整個處境的底色。**他沒指望公眾很快接受他的觀點，他賭的是真相有長期優勢，而為了讓自己撐到那一天，他必須以這個信念過日子。**

代價是真實的。要在大西洋兩岸來回飛，要在歐洲留一個能喘氣的地方，要在每次回來時重新武裝自己去面對戰鬥。一個 55 歲、在常春藤任教、寫了三本書的人，他的生活形態被這件事塑造成了這樣。

而他給出的理由，追到最後是很小的一件事。一個在邁阿密長大的孩子，父母在他六七歲時分開，跟著祖母過。祖母教他自給自足，教他批判性思考，教他睜大眼睛提防騙局。

「整個毒品這件事，說到底就是 okie doke。」

他說我們所有人都很像，都想把日子過好，都想給孩子最好的。但不知怎麼，我們被弄得相信我們在這件事上彼此不同。

「當我感覺更好的時候，我更有可能善待你。」

這大概是整期對話裡最不像科學、也最難被資料反駁的一句話。

## 如果你聽完想對自己做點什麼

卡爾·哈特的很多主張短期內不會變成政策，但這期對話裡有相當一部分內容，不需要任何立法就可以用上。

- **把「藥物」和「非法藥物」這兩個概念拆開。**酒精和尼古丁是藥物，咖啡因是藥物，它們的風險曲線和你聽說的那些「硬毒品」並不在同一條判斷標準上。當你意識到自己已經在使用某些藥物、並且用得還不錯，你對其他藥物的很多恐懼會被重新校準。
- **遇到任何關於藥物效應的說法，先問一句「資料在哪裡」。**這期節目裡最有價值的一個動作，是哈特打斷主持人那句「有些藥把你拽得更緊」，回了一句「你有什麼證據」。同樣的追問也可以用在你看到的每一條毒品新聞上：它告訴你人為什麼會死嗎？它告訴你怎樣才能不死嗎？如果都沒有，那它只是在製造恐懼。
- **評估任何一次改變意識狀態的體驗，把環境當成一半的變數。**睡眠、飲食、運動、賬單是否處理完、身邊的人是否值得信任，這些條件幾乎決定了體驗的走向。這是藥理層面的變數，跟道德勸告無關。焦慮本身就是很多負面效應的來源，而焦慮大多來自情境，跟分子關係不大。
- **先在你的領域裡做到真正懂行，再去挑戰共識。**這是哈特給出的最實用的一條建議，也是他所有發言權的來源。三十年的科學攢出的觀點，和一時興起的觀點，在公共討論裡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
- **注意那些被毒品敘事掩蓋的真實問題。**當你看到某個社群、某個地區、某個群體被反覆描述成「毒品氾濫」的時候，多問一句：這裡還有什麼別的事正在發生？工廠去哪了？水乾淨嗎？工作還在嗎？把問題定義成毒品問題，往往正是為了讓真正的問題繼續不被解決。
- **追求愉悅這件事本身，不需要向誰道歉。**這話聽起來像是在為放縱找理由，但哈特的論證方向恰好相反：一個感覺更好的人更可能善待別人。真正該被追問的是你有沒有處理好自己對周圍人的那份責任，有沒有在追求愉悅的同時把成本轉嫁給別人。
- **別把「成癮」當成一個關於藥物的標籤。**DSM-5 要求兩條同時成立：心理社會功能出現紊亂，並且本人因為這種紊亂感到痛苦。用這兩條去對照身邊那些被隨口稱作「上癮」的行為，很多判斷會立刻鬆動。每天喝咖啡、每晚刷手機、每週打十幾個小時遊戲，這些行為在道德層面被討論的頻率，和它們在臨床層面的嚴重程度，往往成反比。
- **小心那些只講恐懼、不講方法的報道。**哈特舉的例子值得記住：美國絕大多數過量死亡源於被汙染的街頭毒品，或者不知情地把鎮靜劑混用。一篇報道如果只說「危機」「死亡人數」，卻不提這兩件事，它提供的是情緒，資訊含量接近於零。你可以用這個標準去篩你每天讀到的所有健康類新聞。

節目最後，Lex 引用了弗蘭克·扎帕（Frank Zappa）的一句話作為收尾。這句話放在這期對話之後，幾乎像是給整場辯論寫的一句判詞：毒品本身不是壞的，毒品是一種化合物。問題出現在，服用毒品的人把它當成了可以表現得像個混蛋的許可證。

哈特大概會點頭同意前半句，然後對後半句補一句自己的版本：要教的東西從來都只有一件，讓人學會不做那個混蛋。

整期節目裡，Lex 有幾次明顯被逼到了牆角。他說不清自己為什麼覺得可卡因危險，只能承認那來自文化環境的耳濡目染；他想為「有些藥把你拽得更緊」辯護，結果被一句「你有什麼證據」堵回去；他喜歡《疤面煞星》，卻沒法反駁那部電影確實在利用觀眾對毒販的預設。

這些卡殼的時刻比任何結論都更有說服力。它們暴露了一件事：**大多數人對毒品的判斷，來源是故事，資料在其中佔的比重小得可憐。**

哈特要做的，是把這些故事一條條拆開，擺到檯面上，問三句話：這個故事有證據嗎？誰從這個故事裡獲利？誰為這個故事付代價？

他自己給出的答案很具體。獲利的是執法部門、媒體、編劇、治療機構、監獄、檢測公司、政客。付代價的是被逮捕的人、被關進去的人、被汙染的水源和搬走的工廠留下的那些社群，還有那些因為拿到摻了東西的毒品而死去、事後被告知「是毒品害死了他」的人。

至於他自己，一個 55 歲、在常春藤任教、本可以安穩做到退休的人，選擇把這個答案說出口，代價是要在歐洲留一個能喘氣的地方，然後一次次回來面對戰鬥。

他說他累了。這句話在節目裡出現了不止一次。

但他還是在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