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爾·紐波特：深度工作、專注、生產力、電子郵件與社交媒體 > 探討深度工作的意義、如何保持專注與提升效率，以及郵件和社交媒體對注意力的侵蝕。 - 原標題：#166 – Cal Newport: Deep Work, Focus, Productivity, Email, and Social Media - 期數：第 166 期 - 釋出日期：2021-03-04 - 嘉賓 / 主題：卡爾·紐波特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cal-newport/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cal-newport/ - 精讀字數：約 11999 字（閱讀約 27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是喬治城大學的電腦科學教授，研究分散式演算法的理論邊界。他在學術圈裡做的事，是證明某些問題永遠不可能被任何演算法解決。但他被更多人知道，是因為他寫了《深度工作》（Deep Work）和《數字極簡主義》（Digital Minimalism），以及最近一本叫《沒有電子郵件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Email）的書。 訪談開頭，紐波特講了他當年在 MIT 理論小組的日常。早上到辦公室，Eric Demaine 站在白板前，上面投影著一張圖論問題的網格。中午去吃飯，去健身房，回來。Eric 還在看同一塊白板。那個小組裡坐的全是圖靈獎得主、麥克阿瑟天才獎得主。 在那個環境裡，專注是第一梯隊的技能，沒人把它當成偶爾追求一下的愛好。就像運動員聊自己的 40 碼衝刺時間一樣，這些人聊的是你能專注多久。 大多數人不在 MIT 的理論小組裡，但每個人都在某種知識工作的環境裡。而這個環境，在過去三十年裡，被一種紐波特稱為“超活躍蜂群思維”（hyperactive hive mind）的工作方式徹底佔領了。 它的症狀是：你每六分鐘就要檢查一次收件箱，因為所有協作都靠無計劃的來回訊息推進。你感覺自己很忙，一天結束時卻說不出到底完成了什麼。這往往被歸咎於意志力不夠，實際卡住你的是工作流程。 ## 專注的難點在於不被撕開 紐波特對深度工作的定義很樸素：在無干擾的狀態下，專注於一項認知要求高的任務。這個定義裡真正的關鍵詞是“無干擾”，“專注”反倒好理解。 他解釋了背後的神經機制。當你把注意力從一個東西切換到另一個東西，哪怕只是瞥一眼手機，大腦內部會發生一連串複雜的調整。一部分神經網路被抑制，另一部分被啟用，這個過程需要時間。你中途把一個念頭掐斷，去處理一條訊息，再試圖回到原來的思考裡，大腦其實還卡在兩個上下文之間。結果是，你的思考能力急劇下降。 > 哪怕你覺得自己沒在 multitasking，所有視窗都關了，通知也關著，但每五六分鐘快速瞄一眼收件箱或手機，就足以啟動一次上下文切換。這種切換在神經層面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卡爾·紐波特）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深度工作一天之後，人會感到一種區別於體力疲勞的累。紐波特說，你這樣做久了，到中午就會覺得自己“想不動了”。 那有沒有一個最佳的單次專注時長？他的建議是至少一小時，因為他觀察到，從一次上下文切換中完全恢復，最多可能需要二十分鐘。如果你只專注了三十分鐘，中間還被打斷過，實際處於峰值認知狀態的時間可能只有十到十五分鐘。他個人偏好九十分鐘為一個塊，因為那是“在累垮之前還能拉回來一點”的長度。 有一處細節容易被忽略：上下文切換的傷害程度差別很大。如果你在寫程式碼時去查一個相關的庫，紐波特認為這問題不大，因為你涉及的語義網路是相似的。真正致命的切換有兩個特徵：內容完全不同，並且留下未解決的責任。收件箱就是最壞情況的典型。裡面躺著二十封郵件，你一封都處理不了，但你知道有人在等你回覆。你把注意力拉回來，那個未完成的責任還掛在那裡。第二壞的是情緒喚起類的內容，比如刷 Twitter。你看到一條讓你憤怒或興奮的東西，情緒把認知平臺整個攪亂，再想回到程式碼裡就非常困難。 ## 時間塊替你提前做完決定，省掉內耗 紐波特是時間塊規劃（time blocking）的堅定實踐者。但他強調的重點和很多人理解的不一樣。 時間塊真正解決的，是你和自己之間那場無休止的拉鋸戰。如果你只是跟自己說“我要寫一會兒”，你的大腦會不斷提議：現在是不是該休息一下？要不要先看一眼手機？五分鐘後再開始？你必須每三分鐘跟自己吵一次架。而如果你提前定好了“這兩小時是寫作時間，休息安排在後面”，你就不需要再吵了，因為決定已經做完了。至於這兩小時裡具體寫得多快，那是次要的。 他做規劃是三個尺度套在一起的：季度層面想清楚這個階段的大目標，比如某篇論文的截稿、某本書要寫完幾章；每週看一眼大目標，再看這一週的實際安排，決定哪些天是真正能推進重點工作的；每天再基於周計劃，把具體的小時塊排出來。 但他對計劃的態度很鬆弛，這一點很多人學錯了。他的時間塊 planner 設計了很多列，原因是：計劃趕不上變化時，你只需要把剩下的安排挪到下一列，重新排一下剩餘時間就好。沒有“我定了計劃就必須執行”的加分項。真正的獎勵是，你在一天中的任何一個時刻，都對剩餘時間做過一次有意識的思考。 > 如果深工作時段進展順利，就讓它繼續。搖滾起來，別停。（卡爾·紐波特） 萊克斯·弗裡德曼（Lex Fridman）在這點上和他有共鳴。他說自己有時會刻意在狀態好的時候停下來，因為這樣第二天會有更強的動力回來接著做。停在死衚衕裡則是另一回事，那會產生一種額外的拖延阻力，讓你不想回到那個任務上。 ## 截止日期為什麼有效，以及它的代價 兩人聊到一個很多人都有的困惑：為什麼只有帶截止日期的事才能推動自己？ 紐波特的解釋分兩層。短期看，截止日期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動作訊號，你不用再糾結現在該做什麼。時間塊在更小的尺度上起的是同樣的作用。但截止日期有一個隱性代價：它把所有工作壓到最後一刻，你失去了緩衝。紐波特自己不喜歡這種壓力，他會盡量提前完成，因為他擔心萬一那天生病了、沒睡好、腦子不清醒怎麼辦。他喜歡留出餘地。 他提到一個反直覺的點：有時候在進展順利時主動停下來，反而會增強你回來的慾望。停在死衚衕裡，下次啟動就要克服更大的心理阻力。而停在一個“我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而且有點期待”的地方，第二天進入狀態會快得多。 弗裡德曼補充了自己的觀察：他最近剛投完幾篇論文，進入了一個從零開始新專案的階段，那種“要讀很難的論文、還不知道怎麼推進”的早期階段，動機水平是最低的。紐波特同意，這是知識工作裡最難熬的一段，因為它缺乏“感覺有東西快要通了”的那種牽引力。 ## 無聊是一種驅動，就像飢餓 紐波特在《深度工作》裡有一章叫“擁抱無聊”，當時的論述比較功能主義：你必須在日常裡保留一些無聊，否則大腦會形成巴甫洛夫式的聯結，一感到無聊就立刻尋求刺激。這個聯結一旦形成，你的大腦就再也不會容忍三個小時的深度工作。 但他說，最近幾年他對無聊的興趣變了。他開始把無聊當成一種基本的人類驅動力來看待。 > 你想想其他那些讓人極度不適的東西，比如飢餓、口渴，它們對物種生存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疼痛讓人不舒服，是因為我們需要擔心受傷。口渴讓人難受，是因為我們需要水才能活。那無聊是什麼？它為什麼讓人不舒服？（卡爾·紐波特） 他的假設是：無聊驅動我們走向生產性行動。是什麼驅動人類開始使用火？是什麼驅動人類打磨石斧、把木棍削尖到可以當投擲武器去打猛獁象？是無聊。它推著我們去行動。 然後他提出了一個類比。我們有飢餓的本能，但工業食品系統造出了超適口的垃圾食品，把飢餓訊號短路了，結果是我們變得不健康。我們同樣有一個行動的本能，但現代環境給我們塞了太多事、太多幹擾，把行動訊號也短路了。你往盤子裡堆了遠超自己能完成的事，然後因為完不成而沮喪，整個系統短路。他把這叫“認知層面的行動肥胖”。 那理想狀態是什麼？他承認這是他正在琢磨、還沒有答案的問題。如果像原始人飲食法（paleo diet）那樣，試圖回到祖先的環境去校準飲食，那在行動這件事上，什麼樣的量、什麼樣的事，才是和我們的本能對齊的？ 萊克斯接過了這個類比，講了自己的禁食經驗。他做一日一餐（OMAD）已經一個多月，主要吃肉。禁食對他最大的幫助，是讓他重新學會聽身體的訊號。他說自己對食物有一種不健康的迷戀，尤其是蘋果和櫻桃，完全不知道怎麼適量。同樣兩千卡路里，吃牛排加一點青豆或花椰菜，他能感到滿足、專注、開心八個小時；吃兩千卡路里的櫻桃，他第二天會像裸著躺在垃圾桶後面哭一樣難受，脹氣、情緒上下波動、第二天更餓。 禁食讓他進入一種傾聽模式，去理解那個訊號到底是什麼、身體想要什麼。這和“擁抱無聊”是同一件事：把刺激拿掉，去聽那個不適感在把你往哪裡推。 ## 三十天數字斷食，真正的任務是重新設計生活 紐波特在《數字極簡主義》裡推薦了一個三十天的數字斷食實驗。他特意強調，這跟 detox 是兩碼事。他要的是留出空間，讓你能聽見無聊在說什麼。 把數字娛樂、社交媒體、線上影片這些即時填滿注意力缺口的東西全部拿掉，然後問自己：這個不適感到底在把我往哪裡推？ 他讓一千七百多人做了這個實驗。過程一開始很難，但人們慢慢習慣了聽自己。結果很有意思：無聊把他們推向了連線。很多人說，我就是想去和別人待在一起。它還把人們推向了更高質量的休閒活動，比如我想去做一件有點複雜的事。有人重新發現了圖書館，去借實體書，坐在窗邊看，天氣好的時候特別舒服。有人說自己二十年前常這麼幹。 > 這個實驗裡區分出兩類人的關鍵，是那些做了實驗和反思的人，和那些只是硬扛三十天的人。前者的改變能持續下去，後者不行。（卡爾·紐波特） 實驗結束後，大約一半的人徹底放棄了社交媒體。另一半保留了一些，但關鍵區別在於：他們知道自己為什麼用。比如我是個藝術家，我需要 Instagram 找靈感，那好，它不需要在我手機上，只裝在電腦上，我每週只關注幾個藝術家，看一次。一旦你知道自己在最佳化什麼功能，你就能給這個工具設圍欄，成本收益比會從公司的優勢一端大幅擺向你的優勢一端。 萊克斯分享了自己的 Twitter 使用經驗，很有參考價值。他發現自己每天發一兩條、檢查一兩次的時候，感覺很好。即使有負面評論也能滑過去，正面評論讓他覺得世界充滿好人，有一種和人連線的愉悅。但當他增加到每天檢查五六次，事情就變了：負面評論開始黏在心裡，正面評論變得淺薄。他甚至不覺得這是一種負面情緒，更像一種存在性疲憊，一種“我今天沒有創造出任何美好的東西”的枯竭感。 紐波特提到一個作家朋友 Ryan Holiday 的做法：每天發一條斯多葛名言，發完就走，從不互動。他的讀者很喜歡，因為那是一劑靈感。這就是一個設計良好的使用模式：想清楚什麼對你重要，然後用工具去放大它，同時設好圍欄。 ## 超活躍蜂群思維是怎麼佔領辦公室的 《沒有電子郵件的世界》這本書的核心論點，是紐波特花了五年時間梳理出來的。他一開始想回答的問題是：既然深度工作這麼有價值，為什麼大家就是做不到？為什麼我們一天到晚在查郵件？ 他追溯了電子郵件的歷史。郵件在 1990 到 1995 年間迅速鋪開，原因是它比當時的東西更好用，主要是取代了傳真機、語音留言和紙質備忘錄。它是一個殺手級應用，因為它確實有用。但在它鋪開的過程中，一種新的協作方式跟著來了，就是超活躍蜂群思維：大家有事就發訊息，來來回回，邊聊邊定，不做計劃，不做流程。 這種方式像病毒一樣跟著郵件傳遍了整個辦公室。所有事情，跟同事、跟供應商、跟客戶、跟 HR，全都變成了非同步的、無計劃的訊息往返。你要維持這些對話不中斷，就必須不停地查。到今天，平均每個知識工作者每六分鐘就要查一次這些渠道。 紐波特在書裡記錄了一個 IBM 的例子。八十年代中後期，IBM 在 Armonk 的總部要上內部郵件系統。當時主機資源很貴，不能過度配置，所以他們做了一項研究，統計現有的溝通量，有多少備忘錄、多少電話、多少便條，然後按這個量來配置主機。結果郵件上線三天，主機就被打爆了。人們的溝通量是預估的六倍。三天時間，還不夠開一次全員大會宣佈“我們要多溝通”，這個變化是自發湧現的。 > 把低摩擦的數字溝通工具放在那兒，它就會徹底改變所有人的協作方式。不需要有人下命令。（卡爾·紐波特） 他講了 CIA 總部的氣動郵件系統。當年為了滿足快速非同步溝通的需求，CIA 總部建了一整套氣動管道網路，帶電磁路由。你把訊息裝進有機玻璃筒，轉動黃銅撥盤選好樓層和辦公室，塞進去，它就在管道里嗖嗖地分揀、前進，一分鐘內出現在目標樓層的辦公室套間裡。花那麼多錢搞這套東西，說明快速非同步溝通對大機構有多重要。所以郵件一出現，它就是生產力銀彈，是奇蹟。八十年代末研究計算機輔助協作的學者建了一堆定製系統，郵件一出來，那些研究全被掃進了歷史。 ## 毒藥是流程，工具本身無辜 紐波特特意為郵件這個工具開脫。他說，我寧願用 POP3 也不願用傳真協議，工具本身沒問題。問題出在超活躍蜂群思維這種工作流程上。 他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你同時和二三十個人協作，就像面前擺了三十張乒乓球桌。球從對面打過來，你得趕緊打回去，否則事情就卡住了。所以你沒法離開球桌太久，沒法批次處理，沒法養成更好的習慣，因為任何延遲都會拖慢別人。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最近這些年生產力增長停滯。紐波特認為，超活躍蜂群思維在早期確實提升了溝通效率，但很快溝通量指數級上升，到了每個人必須不斷查收件箱的程度，它開始往下拉生產力。而我們之所以沒有看到生產力下降，是因為大家把額外的工作班次挪到了賬外：早上幹三小時，晚上再幹三小時。如果沒有這些隱形加班，工業生產力資料應該早就掉下去了。 > 我們有了萬億美元的全球高速無線網際網路，口袋裡裝著超級計算機，隨時能聯絡任何人，為什麼生產力沒有一飛沖天？因為我們的大腦每六分鐘切換一次上下文，而上下文切換是毒藥。（卡爾·紐波特） 那怎麼辦？他的答案是：像工業界當年做流程工程那樣，對知識工作的每一個可重複流程做工程化改造。 具體做法是，先識別出你工作裡那些反覆發生的、通常需要和別人協作的流程。比如回答客戶問題、釋出播客節目。現在這些流程大多是用超活躍蜂群思維隱式實現的，也就是發訊息來回聊。你要做的是針對每個流程問：有沒有更好的方式，能最小化無計劃訊息往返的需求？ 他舉了自己安排播客採訪的例子。大多數採訪他走的是和公關共享文件的流程：公關把選項放進文件，他每週查兩次，在裡面標註哪個時間可以。這比來回發郵件費的時間多，但幾乎沒有來回訊息。他對比了另一種情況，和英國出版商安排採訪，因為量不大沒建流程，結果全是來回溝通。他說，你能明顯感覺到差別，殺死你的是來回。 萊克斯補充了資訊理論的視角。這就像夏農的編碼理論：你花時間在前端設計一個好的編碼，之後的通訊頻寬需求就低得多。花半天建流程，未來六個月省下六百封郵件。 但紐波特也警告了過度最佳化的陷阱。他舉了軟體開發領域的例子：敏捷、Scrum 這些方法論確實比蜂群思維好，但有些程式設計師對流程本身過度痴迷，一個三級 Scrum Master 會把流程搞得比實際需要的複雜七倍。他寫過一篇文章叫《Getting Things Done 的興衰》，講 2000 年代初那批“生產力色情”（productivity porn）愛好者，他們相信只要找到對的軟體、對的配置，就能把工作的困難外包給系統。這個運動最後崩了，因為工作本身就是難的，決定做什麼本身就是難的，沒有系統能替你做這個決定。 > 你得在“上下文切換是毒藥”和“流程夠好就趕緊幹活”之間找到平衡。流程夠用了就上，別陷進無限微調。（卡爾·紐波特） ## 郵件應該退回到它擅長的位置 紐波特對郵件的定位很清晰：它適合傳遞資訊，不適合協作。 他把郵件比作一臺非常好的傳真機。你要發個檔案、廣播一個新政策，郵件很合適。但如果你在跟人對話、試圖就某事達成決定、試圖搞清楚一件事，那已經超出“一問一答”的範疇，不該用郵件解決。 當大部分協作都透過流程解決了，收件箱就回到了收件箱該有的樣子：偶爾收到一個久未聯絡的人的訊息，或者你看到一篇好文章想轉給朋友。那才是郵件最好的狀態。 對於想從自己開始推動改變的人，他的建議是“非對稱最佳化”。先把你自己的流程理清楚，改你能改的，同時在社交上非常小心。不要說“這是我們的新流程，大家都得這麼幹”，而是說“這個報告我來處理，我週一中午前把草稿放進 Dropbox，週二早上再看你們的修改，週二下午是我的辦公時間，有問題那時候找我”。對方聽了會覺得挺好，卡爾有計劃，我知道什麼時候該幹什麼。你實際上把對方拉進了一個不需要來回的流程裡，但過程是自然的。 他也提到同步溝通的效率。從分散式系統理論看，從同步網路轉到非同步網路，開銷會大幅增加，非同步網路裡解決問題的協議要複雜和脆弱得多。如果能實時解決，通常更好。從人際連線的角度，人聲裡有更多資訊。但他也承認這有代際差異，他那一代人打電話還算自在，更年輕的一代不習慣，更老的一代更習慣。 萊克斯提到一個喜劇演員朋友 Joey Diaz，信奉“拿起電話就打”。萊克斯說自己接到電話會非常不適，不知道該拿這個東西怎麼辦，但確實事情辦得更快。紐波特的回應是，如果是熟人之間，同步溝通的效率優勢很明顯。他和好朋友就有固定的電話，每次通話結束前花幾分鐘約下一次，就像約剪頭髮一樣，不約就永遠不去。 ## 社交媒體會碎成一地長尾 紐波特對大型社交平臺的未來非常看空。他的論證值得完整聽一遍。 他說，這些大平臺犯的最大錯誤，是在轉向資訊流模式時，放棄了網路效應這個護城河。原來的賣點是“你認識的人都在這裡”，這讓網路的價值隨使用者數急劇增長，先行者優勢巨大，別人追不上。但當 Facebook 轉向資訊流，本質上是在說“我們要給你看有趣的內容”，那它就不再是社交工具了。人們把“和認識的人數字連線”這個需求轉移到了群發簡訊、WhatsApp 這些工具上。而資訊流要和所有能產生有趣內容的東西競爭，這個競爭激烈得多，比如播客。 > 一旦網路效應被瓦解，它們就沒有離心力了。它們轉得越來越快，但 Twitter 的資訊流真的比所有流媒體服務更有趣嗎？真的比 Clubhouse 更有趣嗎？真的比播客更有趣嗎？我覺得它們沒意識到自己的地基有多不穩。（卡爾·紐波特） 他的預測是碎片化成“長尾社交媒體”：如果我不需要認識的人都在同一個平臺上，那為什麼不用三四個定製的平臺？每個平臺一千人，全是同好，比如都對 AI 或喜劇感興趣。介面為這個群體打磨到完美，可能用音訊形式，每人付兩美元，這樣就不用擔心注意力被收割。這會比現在的大平臺有趣得多。他拿喜劇演員舉例：Twitter 不是他們表達自己最好的格式，他們現在都去做播客了。 他還批評了 Twitter 把所有東西同質化的問題。所有內容看起來一樣，摩擦一樣低，這摧毀了“分散式策展”。在部落格時代，人們有自己的伺服器，內容要透過時間和別人的連結慢慢積累信譽。2004 年大選時，Daily Kos、Drudge Report，還有 Ezra Klein 當時在宿舍裡寫的部落格，是分散式地獲得可信度的。你得花力氣讓人注意到你，一個滿是陰謀論的部落格很難進入人們的視野。而在 Twitter 這種完全同質化、低摩擦的環境裡，任何隨機的陰謀論都能穿過去傳播。 他提到早期網際網路活動家對平臺崛起的困惑：我們建了一個完全分散式的、開放協議的網際網路，任何機器都能和任何機器通訊，這是人類建過的最民主的通訊系統。然後這些公司跑來說，我們要自己建伺服器，放在我們自己的樓裡，網際網路只是第一英里，把你送進我們私有的網際網路，整個東西我們擁有。這完全違背了網際網路的初衷。 萊克斯提到 Jack Dorsey 在資助完全分散式的 Twitter 替代方案，可能會毀掉 Twitter 本身。紐波特說，很多長尾社群其實用什麼技術都行，Slack、Zoom、一個部落格，技術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在自己的社群裡建立了自己的策展、自己的規則、自己的社交生態，產生了大量價值。技術圈總想造一個優雅的聯邦協議讓所有人用，但沒人搞得懂。與此同時，一群腳踏車愛好者就在 Slack 上建群、Zoom 上開會、搞個部落格，跑得好好的。 他提到 Clubhouse 的設計值得學：介面極簡，除了靜音和悄悄離開幾乎沒別的功能。他喜歡這種單一用途的技術。Twitter 和 Facebook 一開始也是這樣，但很快加了一堆功能。他希望 Clubhouse 保持簡單。 關於 Clubhouse 的商業模式，他有一個更深的觀察：現在位元太便宜了，其實不需要獨角獸投資人那套模型。投資人的組合需要十分之一能退出，所以你要講一個能規模化到一億美金年收入的故事。但腳踏車俱樂部不需要這個。問題在於，如果你真做對了，這些平臺能聚集大量資本，Facebook 就是一臺驚人的資本聚集機器，股價把資本固化在極少數人手裡。這種誘惑很難對抗。但 WallStreetBets 那種一群散戶聯合起來的事情說明，一群小俱樂部也可以聯合起來對抗。 ## 用平滑分析拆掉脆弱的下界 聊到自己的學術研究，紐波特說他在分散式演算法領域的專長是“不可能性結果”：證明某個問題沒有任何演算法能解決，或者沒有演算法能快於某個界限解決。 這條線可以追到圖靈 1936 年那篇關於可計算數的論文。圖靈的基本洞察是：每個程式都可以表示成一個有限數字，所有程式是可數的；而所有問題（表示成無限二進位制串）是不可數的。用康託的對角線論證，問題比演算法多得多。幾乎任何你能想到的問題，幾乎肯定沒有計算機能解。然後圖靈給出了第一個具體的不可計算性證明：停機問題。從那以後，理論電腦科學就一直在做這件事。 紐波特更感興趣的是下界的“健壯性”問題。他引用自己論文裡的話：以最壞情況視角看問題，往往會得到極強的下界。這些強結果引出一個關鍵問題：這個界限是健壯的，真的抓住了動態性帶來的根本困難？還是脆弱的，它所描述的糟糕效能依賴於一個精確的對抗性變化序列？ 脆弱的下界留下了一種可能：在實踐中，演算法可能表現得很好。 他引入了“平滑分析”（smoothed analysis）。這個概念不是他提出的，是 Spielman 和 Teng 在研究線性規劃的單純形演算法時提出的。單純形演算法在實踐中很快，但最壞情況分析顯示它可以跑很久。平滑分析的做法是：假設有一個壞蛋選輸入，但我們在每個數字上隨機加一點點噪聲。結果發現，加一點噪聲之後，單純形演算法就變得很快。這說明那個“可能跑很久”的下界是脆弱的，它只在恰好遇到最病態的輸入時才成立。 紐波特和合作者把這個思路搬到了分散式演算法的世界。分散式演算法是一堆機器上的演算法互相通訊解決問題。在動態網路裡，連線會變化，這一輪我能跟你通訊，下一輪不能，轉去和另一個人連。這是數學上很難的環境，有大量很強的下界。 他舉了自己剛投出去的一篇論文的例子。他們研究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網路裡有一些訊息，要讓所有人都收到。網路不變的話，可以做得很好。網路每一輪都變的話，有下界說需要很長時間，無論你設計什麼演算法，壞蛋都能讓網路以某種方式變化，拖慢你。平滑分析就問：如果你的網路變化恰好精確地卡在你的演算法上，這運氣也太差了吧？如果我們每一輪隨機加一條或刪一條邊，同時對手仍然在選最壞的網路，會怎樣？他們證明，最簡單的解法就能大幅突破那個下界，跑得非常好。 > 這個下界幾乎是脆弱的，因為你幾乎不可能真的讓事情保持那麼慢。（卡爾·紐波特） 他說這個結果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出來得太容易了。在理論電腦科學的圈子裡，有個玩笑叫“數學自虐”：如果一個結果不夠難，論文可能因為“沒有足夠的 math machismo（數學上的肌肉展示）”而被拒。萊克斯接話說，那對一個下界被證明是脆弱的理論家來說，是不是很受傷，就像一個小孩子拎著飯盒回家，說我的下界不重要了。紐波特說，我覺得他們不會在乎。 他提到這個領域裡還有更深的模式：很多著名的分散式演算法下界，底下其實是代數拓撲。有人因為把這個聯絡做出來而得了獎。他的直覺是，P ≠ NP 的證明可能也會以類似方式出現：某個非常聰明的人發現，這些演算法機器背後有另一種表示，然後一個現成的數學結果就套上去了。他承認這是巨大的外推，但他見過太多次類似的事。有一次他發現自己領域裡一堆下界證明，全都來自 1990 年代初的一個組合數學結果；還有一次，他發現競爭解消問題的下界，可以用夏農 1948 年的信源編碼定理重新證明。 ## 深度學習缺的可能是對的數學語言 聊到深度學習，紐波特說他認同 Max Tegmark 的觀點：這些模型目前不可解釋，不可解釋並非它們的本質屬性，原因在於我們還沒找到正確的數學語言。 他的預測是，一旦理論上看清楚了，AI 會變成一門工程學科。他說，現在做 AI 的實踐者之所以不太擔心存在性威脅，是因為他們看到現實就是乘矩陣、調常數，趕在截稿前把分類器準確率提上去。但一旦我們理解了背後的數學，這些東西會被歸結為優雅的微分方程，到那時候，我需要一點 AI 就變成一個管道問題：這裡接一個模式識別器，那裡接一個噪聲模組。 萊克斯提出了一個更難的類比。神經網路很大、節點很多、高度互聯，這和分散式演算法面臨的問題很像。你想理解網路，想形成乾淨的表示，讓一個節點包含某個東西的全部資訊，其他節點不相關，但這和網路深度互聯、動態變化的本質是矛盾的。就像 Wolfram 的元胞自動機，你有一大堆分散式的、各自行動的東西，做傳統意義上的理論幾乎不可能，你幾乎變成了生物學家，只能實驗性地研究。 紐波特說，這是個好問題，他也不知道答案。但他提到自己做過一點“生物演算法”的研究。物理學用數學解釋宇宙，為什麼數學這麼有效，這本身是個謎。但生物學裡有些東西，用方程解釋不了，用演算法可以。你想簡潔地解釋蟻群的行為，一條物理方程在這裡派不上用場，你需要的是一個分散式執行的演算法。演算法是數學的，但又不完全是。如果你把演算法想成 lambda 演算，又回到了數學。 他的感受是，抽象數學解釋世界的能力強得沒道理。作為一箇中等水平的理論家，他反覆遇到這種情況：以為自己是在解決關於計算機和演算法的問題，結果底下是一個深得多的數學結構，是夏農，是熵，熵又一路追到早期物理。這很驚人。但他也承認反面可能：也許我們的大腦從簡化、概括的理論裡獲得太多快感，所以我們自然會在一切事物裡看到那種簡潔性。 ## 關係是唯一真正的最壞情況分析 訪談快結束時，萊克斯問了一個轉向很大的問題：愛、友誼、家庭，怎麼放進這種高效能的生活裡？有沒有張力？還是說關係能給整個過程充電？ 紐波特的回答是整期裡最不像電腦科學家的一段話。 > 關係就是全部。我最近想，如果我要給年輕人做一場畢業演講，我會問他們：壞事遲早會發生，而且是你控制不了的。你生病、某樣東西垮掉、經濟崩潰、你認識的人去世。那你的計劃是什麼？關係是這一切的緩衝，因為我們天生就是為此而造的。（卡爾·紐波特） 他說自己在寫《數字極簡主義》時掉進了一個巨大的兔子洞，研究人腦和社會性。結論是，我們大腦的所有機制幾乎都是為了服務社會連線。因為在饑荒時，是人們的相互連線讓你沒有餓死，大家分享食物。這個需求不能被忽視。而且你能感覺到它的分量，社交拒絕啟用的是大腦的疼痛中樞，這就是為什麼想念一個人或失去一個人會那麼痛。 他提到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理論：預設模式網路，也就是大腦在沒做特定事情時進入的預設狀態，很大一部分在做的事情是練習社交、練習互動。因為這對人類的興旺太核心了。 所以他現在的思路是：關係優先。在這個基礎之上，再談盈餘，再談建火、造工具。因為其他一切都是假設平均情況，假設事情會照常繼續。而關係是唯一真正的最壞情況分析。 > 我們談無聊，談我們想建東西、想有影響、想高效，那不是那麼清晰的驅動。我們需要人。（卡爾·紐波特） 萊克斯問，你怕死嗎？紐波特說，他的態度是把它當成一個生產力 hack。現在就去面對這件事，現在做我們能做的事，這樣當真正面對它的時候，更可能感覺還好。換句話說，現在就專注於以自己驕傲的方式生活和做事，這樣到最後關頭，更可能說出“我覺得還行”。 他提到 David Brooks 的“悼詞美德 vs 簡歷美德”。悼詞裡說的和簡歷上寫的不是一回事。他談到自己給喬治城本科生的一些建議，他覺得這些建議沒被給到：按照一套準則生活，即使難也堅持下去，這會帶來巨大的韌性和自豪感。宗教過去為人們提供了這套結構，在它缺席的地方，你需要替代品。士兵很懂這個：即使處境艱難，我仍然按照我知道是對的方式生活，哪怕當下這不是最容易的選擇。很少有東西能給人更多的韌性。 紐波特提到自己的祖父是神學家，寫了很多書，他對世界宗教一直有興趣。他推薦凱倫·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的《為神辯護》（The Case for God）。她的論點是，要理解宗教，得回到啟蒙運動之前。宗教是一套作業系統，用來處理那些“暗示”（intimations）：某些事感覺對、某些感覺不對、某些時刻你覺得自己和某種更大的東西對齊了。這些感受是不可言說的，最好的做法是“彷彿這是真的那樣去生活”。啟蒙運動之後，人們開始用命題真假的標準去要求宗教，山姆·哈里斯對宗教的批評在這個意義上就打偏了，因為那套批評假設宗教是在做事實斷言，而那從來不是它的語境。 萊克斯說到一個更個人的層面：所有這些生產力技巧、所有這些創造的努力，背後都預設了生命會一直持續下去，有一種近乎不朽的錯覺。紐波特承認這個張力，他說自己希望如此，但沒有答案。他能抓住的只有那些暗示：某些行為讓你覺得和某種東西對齊，某些讓你覺得背離。這些暗示本身就是反對任意性的地基。 他說，我們其實都在尋找一個好的“彷彿 X 是真的”的 X。也許 AI 會成為我們苦苦尋找的新神，也許它只會吐出 42。萊克斯說，不是 27 嗎？ ## 可以馬上做的事 - 把下一次深度工作塊定在至少 90 分鐘，期間關掉所有通知，手機放到另一個房間。靠提前消滅打斷源，別指望意志力臨場發揮。 - 今晚花十分鐘做一次時間塊規劃：看明天有哪些固定安排，把剩下的時間塊標出來，每塊寫一件具體要做的事。計劃變了就挪一列重排，不追求執行率，只追求“每一刻都對剩餘時間有過思考”。 - 挑一個你每週都在重複、且需要和別人協作的流程，試著用共享文件或固定節奏替代來回訊息。花半小時建流程，預期省下幾十封郵件。 - 把手機上的社交媒體 App 刪掉，只保留電腦端，每週固定一兩個時間點檢視。先問自己：我用它是為了什麼具體目的？想不清楚就先停一個月。 - 找一天做一次小型的注意力禁食：不刷任何資訊流，出門走走，或者去圖書館借本實體書。留意那種不適感在把你往哪裡推，記下來。 - 給一個你很久沒聯絡、但在意的人打個電話，或者約一次見面。通話結束前把下一次約好，像約剪頭髮一樣。 - 如果你有寫書的念頭，先別動筆。去找一個出版行業裡的人，問清楚真實的流程：先找 agent，agent 賣選題給出版社，拿到預付再寫。別自己發明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