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萊恩·穆拉雷斯庫：迷幻藥的秘史 > 梳理古希臘儀式與早期基督教中可能使用致幻物質的證據，重新審視迷幻藥與宗教體驗之間的淵源。 - 原標題：#211 – Brian Muraresku: The Secret History of Psychedelics - 期數：第 211 期 - 釋出日期：2021-08-14 - 嘉賓 / 主題：布萊恩·穆拉雷斯庫：迷幻藥秘史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brian-muraresku/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brian-muraresku/ - 精讀字數：約 14806 字（閱讀約 33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 一項機率萬分之一的試驗 2021年5月10日，《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刊登了一項臨床試驗結果。90名慢性嚴重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患者，被隨機分成兩組，一組接受心理治療加安慰劑，另一組接受同樣的心理治療加MDMA。主要終點是PTSD症狀量表（CAPS）的改善。 統計顯著性做到了 **p=0.0001**。按常理，0.05就算顯著，也就是二十分之一的偶然機率。0.001叫robust，千分之一，FDA有時憑這個就能讓一款藥只做一個三期試驗就上市。這項研究做到了萬分之一。 做這個試驗的機構叫MAPS，多學科迷幻研究協會（Multidisciplinary Association for Psychedelic Studies）。創始人叫裡克·多布林（Rick Doblin）。他從1986年就開始幹這件事，到論文發表時已經35年。 35年裡，MAPS靠捐款籌了大約1.1億美元。一款藥從被禁到被FDA批准，用非營利的方式走完全程，這在製藥史上是頭一回。 下面這個故事，是關於迷幻藥怎麼被趕出科學、又怎麼一步步走回來。裡面有CIA的暗殺計劃、哈佛教授被開除、一個數學天才變成連環炸彈客，也有一群心理治療師在地下室裡偷偷給病人用藥。最後才是這項試驗本身。 ## 夢就是迷幻藥 迷幻藥這個詞，英文是psychedelic，意思是“心靈顯現”（mind manifesting）。這個詞是英國精神病學家漢弗萊·奧斯蒙德（Humphrey Osmond）和作家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通訊中造出來的。 多布林對它的理解很寬。夢是迷幻藥，呼吸練習是迷幻藥，冥想某種程度也是。大多數人一聽到這個詞就想到LSD、裸蓋菇素這些化學品，但他的定義大得多。 這個寬定義有個好處：夢人人做過，用夢來解釋迷幻藥，恐懼感會小很多。你做夢的時候，情緒、畫面、象徵會自己浮上來，你沒法完全控制。迷幻藥做的事差不多，只是你不用睡著。 > “我們傾向於只關注生存需要、工作需要、尊重需要，把那些情感上難以承受、認知上過於複雜的東西推到一邊。”（裡克·多布林） 赫胥黎有個比喻，說大腦是一個“減壓閥”（reducing valve）。外界資訊量大得驚人，你此刻身邊有空調聲、有窗外的光、有衣服摩擦皮膚的感覺，這些大部分被你過濾掉了。大腦必須過濾，否則你沒法專注在任何一件事上。 被過濾掉的不只是感官噪音。創傷被壓下去了，對死亡的恐懼被壓下去了，童年那些沒處理完的情緒被壓下去了。迷幻藥的作用，用多布林的話說，是**把這些已經存在的東西重新翻上來**，憑空造出新的東西這件事，它做不到。 他舉了Sasha Shulgin的例子。Shulgin被稱為MDMA之父，是他把這東西重新帶進治療圈的。Shulgin第一次用麥司卡林，體驗極深，但他後來說，他把那描述成一次“人類體驗”，麥司卡林只是幫他進去了。 > “藥片裡不包含體驗。藥片把你開啟，你經歷的是你自己。”（裡克·多布林） ## 經典迷幻藥與MDMA，是兩回事 多布林把這類物質粗分成兩類。 一類叫經典迷幻藥，LSD、裸蓋菇素（psilocybin）、麥司卡林（mescaline）、死藤水（ayahuasca）、伊博格鹼（ibogaine）、DMT都在裡面。它們的共同點是**溶解自我邊界**，讓人進入一種“與萬物合一”的狀態。視覺上往往有強烈變化，時間感會被拉長或壓扁。 另一類是MDMA。有一派人不承認它是迷幻藥，叫它“共情劑”（empathogen）或“內觸劑”（entactogen），意思是它讓你更能觸到自己的內心，更能與人建立連線。它不製造那種自我溶解，但它會把情緒材料翻上來，並且改變你處理資訊的方式。 多布林自己把MDMA也算作迷幻藥，大麻也算。他說大麻離經典迷幻藥比離MDMA更近。 生理機制上有個關鍵差別。經典迷幻藥主要作用在5-HT2A血清素受體上，會削弱“預設模式網路”（default mode network）的活動。這個網路大致對應你的自我感，平時負責掃描環境、篩選資訊、告訴你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它一弱，大量平時被遮蔽的資訊湧進來，人就開始看到平時看不到的聯絡，思維從語言轉向象徵和影象。 MDMA走的是另一條路。它降低杏仁核的活動，杏仁核是處理恐懼的地方；同時提高前額葉皮層的活動，讓人思考更清晰；還增強杏仁核和海馬體之間的連線，幫助把記憶存入長期儲存。 這就是為什麼MDMA對PTSD特別合適。創傷記憶在PTSD患者腦子裡是“永遠正在發生”，過去這件事在它身上不成立。MDMA一邊降低恐懼，一邊讓記憶更容易被調取和重新歸檔，人就能把那段經歷放回“過去”這個格子裡。 ## 一次麻醉劑量的十分之一，就是迷幻劑量 氯胺酮（ketamine）是個有意思的例子。它作為麻醉劑用了幾十年，也被批准用於難治性抑鬱症。麻醉劑量的大約十分之一，就是迷幻劑量。 全麻的時候，病人被推進手術室，意識被關掉，但還能自己呼吸。手術結束，人代謝掉氯胺酮的過程中，會經過一個“甦醒現象”（emergent phenomena）階段，這個階段就是迷幻狀態。醫院不會為此做任何準備。 多布林說，成年人在這段過程裡經常很難受，小孩卻很少出問題。小孩本來就離那種狀態更近。現在氯胺酮在兒童麻醉裡用得很多。 這個觀察指向他的核心觀點：迷幻藥揭示的東西，有一部分是我們小時候處理資訊的方式，長大後被壓到了意識下面。 還有一種是5-MeO-DMT，來自索諾蘭沙漠蟾蜍的毒素。很多人認為它是所有迷幻藥裡最強的一種，自我結構會被整個打掉。多布林認為那個狀態一直在你身體裡，只是在很深的層，平時被高階認知功能蓋住了。 ## 1985年，MDMA被緊急列管 多布林第一次用MDMA是1982年。他之前已經用過很多次LSD、麥司卡林和蘑菇，但MDMA讓他吃驚，因為效果完全不同，而且同樣深刻。 那時候MDMA還合法，在治療師圈子裡叫“亞當”（Adam），同時開始作為派對藥物“搖頭丸”（ecstasy）在酒吧和公開場合流通。一邊是治療用途，一邊是娛樂用途，後者的規模大得多。 1984年，美國緝毒局（DEA）開始推動列管。多布林當時在一個跟巴克敏斯特·富勒有關的非營利組織裡，他們支援了一場訴訟，想擋住DEA。在法庭和輿論上，他們當時是佔上風的。 DEA急了，1985年用緊急程式把MDMA列入附表一。多布林說，當時訊號很清楚：治療用途不會被允許繼續，因為它跟“毒品戰爭”的敘事衝突。毒品戰爭需要這些物質是“可怕的毒品”，不能是“有用的藥”。 1986年，他創立MAPS。 他給MAPS的定位是一個**非營利製藥公司**。這個選擇很關鍵。他判斷美國公眾對“藥”是開放的，對“減輕痛苦的工具有一天能合法使用”是開放的，這是改變態度的入口。而通往這個入口的路，是科學。 > “我的宗教信仰，與其說是宗教，不如說是科學。文化和宗教是隱喻，但人們經常把隱喻當成字面意思。”（裡克·多布林） MAPS的使命從一開始就有兩條線。一條是藥物開發，把MDMA做成FDA批准的處方藥。另一條是毒品政策改革，讓沒有臨床診斷的人也能在合法框架下獲得這些物質，用於個人成長。 他當時不知道的一件事是：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一款藥是由非營利組織做成藥品上市的。這個“第一”直到1999年才出現，是墮胎藥RU486，由洛克菲勒家族和巴菲特等人出資的人口理事會推動。多布林說，幸好當時不知道，知道了可能會被嚇退。 MAPS走的路線跟學術研究有本質區別。學術研究追求知識，MAPS追求的是**把一個東西變成能開處方的藥**。這個區別讓它在35年後領先幾乎所有同行。 ## CIA想用它控制人，結果適得其反 要說迷幻藥的歷史，繞不開MKUltra。 這是CIA在冷戰期間搞的一個秘密專案，研究能不能把迷幻藥武器化。方向包括：審訊時當吐真劑用；在某人重要演講前偷偷下藥讓他出醜；或者把LSD噴灑在戰場上，讓敵軍全體tripping，放下武器，然後你走過去接管戰場，沒人死亡。他們管這叫“非致命失能劑”。 實際操作極其黑暗。舊金山有一棟房子被改成妓院，裝單向玻璃，CIA讓妓女給客人下LSD，然後在玻璃後面觀察。CIA內部也互相偷偷下藥。有一個叫奧爾森（Olson）的CIA人員，在一次被下藥後從酒店窗戶墜樓身亡，自殺還是被推下去，至今沒有定論。 多布林說，CIA當時有個沒算到的後果。他們以為，如果讓人轉向內在，整天關注自己的內心體驗，這些人就不會參與政治。把人“下線”，是他們的目的之一。 結果反了。人一旦有了那種“萬物相連”的體驗，會開始問：我們為什麼要去殺越南人？為什麼要在北越和南越各扶一個獨裁者？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MKUltra的另一個意外產物是肯·克西（Ken Kesey）。他在參與CIA相關藥物試驗的過程中第一次接觸LSD，後來組織了著名的“酸性測試”（Acid Tests）派對，感恩而死樂隊（Grateful Dead）就是在這些派對上成形的。 多布林說，你回頭看60年代起來的樂隊，感恩而死是存續最久的之一。他們現場那種默契、幾乎像心靈感應一樣的即興，某種意義上是LSD體驗的產物。這一切的起點，是MKUltra。 ## 炸彈客泰德·卡欽斯基 同一段歷史還有另一面。泰德·卡欽斯基（Ted Kaczynski），就是“大學炸彈客”（Unabomber），據稱在哈佛讀書期間參與過MKUltra相關的研究。多布林認為這是真的，也認為對他產生了負面影響。 卡欽斯基後來成了一個反對現代技術、用郵寄炸彈殺人的連環殺手。他的宣言《工業社會及其未來》裡對技術文明的仇視，跟他在迷幻藥體驗裡可能接觸到的某種“對立面”有關係。 多布林用這個案例說明他的核心論點：**藥本身不決定體驗，決定體驗的是藥、人、情境三者的互動**。同樣的LSD，在克西身上長出感恩而死，在卡欽斯基身上長出炸彈。 > “我們可以用迷幻藥治癒人，也可以把人逼瘋。取決於情境。”（裡克·多布林） 他進一步說，如果當年卡欽斯基處在一個有治療師陪伴、有MDMA或MDA可用的環境裡，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卡欽斯基極端孤立，與社會格格不入。MDMA會刺激催產素分泌，催產素是哺乳期母親身上那種愛和連線的激素，能給人自我接納和安全感。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古爾·多蘭（Gul Dolen）做過一個實驗，給章魚用MDMA。章魚是獨居動物，除了交配季節基本不社交。用了MDMA之後，它們開始對其他章魚感興趣，願意待在一起。 多布林團隊處理過這樣的案例：有人在40年前有過一次極糟糕的LSD體驗，一直沒走出來，在MDMA的作用下重新回到那個體驗裡，把當年沒解決的衝突處理掉了。 但有個前提。**人必須願意配合這個體驗**。你可以把馬牽到水邊，但沒法按著它的頭讓它喝。 > “我們治療方法的核心，是幫人自己治癒自己。我們不給治癒，我們創造讓治癒發生的條件。”（裡克·多布林） 這也是對五六十年代醫患權力關係的一次翻轉。那時候醫生是神，精神分析裡分析師給病人解釋，病人自己沒法理解自己。現在反過來了，病人是主體。 ## 蒂莫西·利裡，尼克松說他是美國最危險的人 要說迷幻藥進入大眾文化，繞不開蒂莫西·利裡（Timothy Leary）。尼克松說他是“美國最危險的人”。 利裡原本是哈佛心理學教授，1960到1963年在哈佛。到哈佛之前，他在墨西哥第一次吃蘑菇，後來說那次體驗教給他的關於人類心智的知識，比之前整個學術生涯加起來還多。他到哈佛就是想研究迷幻藥。 他在哈佛做了兩個重要研究。一個叫“耶穌受難日實驗”（Good Friday Experiment），1962年在波士頓大學馬什教堂的地下室進行，研究在宗教環境裡給有宗教傾向的人用裸蓋菇素，能不能產生神秘體驗。另一個叫“康科德監獄實驗”（Concord Prison Experiment），研究給囚犯用裸蓋菇素產生神秘體驗，出獄後能不能降低再犯率。 耶穌受難日實驗的牧師是霍華德·瑟曼（Howard Thurman），馬丁·路德·金的導師。瑟曼跟甘地見過面，是民權運動非暴力策略背後不太被提起的人物。他對神秘體驗的政治意涵感興趣，所以批准了這個實驗。 實驗當天，20名神學院學生在地下室，10名研究者也在，休斯頓·史密斯（Huston Smith）、沃爾特·克拉克（Walter Houston Clark）、利裡、拉姆·達斯（Ram Dass）都在。瑟曼的佈道在三個小時後。 佈道裡有一句“告訴人們十字架上有一個男人”。一個學生聽了，覺得“我得去做這件事”，起身跑出教堂，沿聯邦大道狂奔。利裡和史密斯追出去。那學生想去告訴總統，後來想到總統在華盛頓，自己在波士頓，那就告訴校長吧。最後他們把他攔下來，給他打了一針氯丙嗪（Thorazine），一種強效抗精神病藥，把人鎮靜下來。 這件事在論文裡被隱瞞了。論文給人的印象是所有人都有神秘體驗，實際上10個人裡8個有，不是全部。風險被淡化，收益被誇大。 康科德監獄實驗後來被發現資料被利裡動過手腳，實際並不成功。 多布林對利裡的評價是分層的。他承認利裡是個了不起的美國心理學家，是“自己思考、質疑權威”的強力倡導者，但他也認為利裡在媒體關注裡上了癮，在資料上不誠實。 拉姆·達斯（理查德·阿爾伯特）有句評價：“我是個流氓（rascal），利裡是個惡棍（scoundrel）。”流氓是鬧著玩的那種，惡棍是你沒法完全信任的那種。 但多布林認為利裡被不公平地背了鍋。常見敘事是：60年代迷幻藥被禁，是因為用的人出了事，有人崩潰、有人自殺，所以社會反彈。多布林認為真正的原因相反，是**迷幻藥“起作用了”**。人有了萬物相連的體驗，對死亡的恐懼降低，開始想把天堂建在當下，於是去反越戰、去搞環保運動、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軍國主義。是對現狀的挑戰引來了反彈，那些壞故事只是提供了檯面上的理由。 1990年，MAPS辦了一場籌款會議，利裡、拉姆·達斯、拉爾夫·梅茨納（Ralph Metzner）、安德魯·威爾（Andrew Weil）、特倫斯·麥克納（Terence McKenna）兄弟都在。多布林問利裡，怎麼跟政府打交道，怎麼把這些東西推向前。 利裡的回答是：“去他媽的政府。我早就不問任何人要許可了。但我很高興你在做這件事。”然後他舉起多布林的手，像傳火炬一樣。 多布林說，那是他最喜歡的照片之一。 ## 一款沒有專利的藥，怎麼變成藥 MDMA是默克（Merck）1912年發明的，早就過了專利期，在公共領域。這意味著沒有哪家制藥公司有動力把它開發成藥品，因為開發出來也賺不到獨佔利潤。 但有一項1984年裡根簽署的法案改變了局面，叫“資料獨佔權”（data exclusivity）。意思是：如果你把一款沒有專利保護的藥開發成藥品，在一段時間內，別人不能引用你的資料去申請仿製藥。美國是5年，做兒科研究再加6個月；歐洲是10年。 這就給了MAPS一個商業模式。開發成功後，MDMA可以賣，賺的錢迴流到MAPS的使命裡。多布林估計，在資料獨佔期內，僅美國市場可能有7.5億美元左右的利潤空間，具體取決於培訓多少治療師、定價多少、保險公司是否覆蓋。 2014年12月，MAPS成立了“公益公司”（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叫MAPS PBC。這是一家由非營利組織100%持有的製藥公司，章程寫的是**最大化社會效益，利潤排在後面**。利潤仍然要有，但利潤回到MAPS，用於“大規模心理健康”（mass mental health）和終結毒品戰爭。 這個結構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修改。多布林說，美國醫療體系按人均算是全世界最貴，但健康結果在發達國家裡排到40、50名，三分之一的人沒有保險，極度不公平。他想證明另一種賣藥的方式可行。 ## 二期試驗踩過的坑 MAPS從1999年開始做PTSD方向。到2016年11月29日，才和FDA開完“二期結束會議”（end of phase two meeting）。從MAPS創立算起，整整30年。 這30年最值錢的產出，是一個方法學難題的答案：**迷幻藥的雙盲試驗到底怎麼做**。資料反而排在後面。 雙盲的意思是，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藥還是安慰劑，研究者也不知道。效果越強的藥，雙盲越難成立。你給一個人用了MDMA，他自己知道，旁邊的治療師也知道，盲就破了。破盲意味著偏見可能混進結果。 多布林在肯尼迪學院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這個。他當時以為自己解決了：用低劑量MDMA做對照組，而不用完全無效的安慰劑。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吃了MDMA，但不知道吃的是全劑量還是低劑量，這樣盲就保住了。 他們做了劑量爬坡：0、25、30、40、50、75、100、125、150毫克。 結果推翻了他的論文。第一，75毫克就是有效劑量，比他們預想的低很多，正常全劑量在125毫克左右。第二，低劑量組的人雖然被“盲”住了，但他們很不舒服。低劑量刺激了他們，卻沒有降低恐懼，人處在一種被啟用但沒被安撫的狀態裡。 更意外的是對比結果：治療加無效安慰劑的那組，改善程度**好於**治療加低劑量MDMA的那組。多布林管這叫“反治療效應”（anti-therapeutic effect）。 > “低劑量讓人不舒服，人們不喜歡。但我們還是能幫他們取得一些進展。所以盲是保住了，代價是安慰劑組的療效被壓低，兩組之間的差距反而更容易顯現。”（裡克·多布林） 問題繞回原點：如果單純的心理治療就能有這麼好的效果，為什麼還要加藥？ 他們帶著這個結論去見FDA。FDA的主要顧問湯姆·勞克林（Tom Loughran）曾是FDA精神科產品部門的負責人。他的態度是：雙盲在實踐中經常失效，連SSRI類藥物也是如此，因為副作用會暴露分組。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另外兩件事。 第一是隨機分配。有些研究是先治一批人，誰沒好轉就自願報名參加新治療，這些志願者本身就更渴望好轉，不是有代表性的樣本。隨機分配能保證兩組人在動機、入組標準上是對等的。 第二是獨立評估者。這一點在迷幻藥研究裡尤其重要。 MAPS建了一個20多人的評估者池。每個月做一次評分者間信度測試：給每個人一段PTSD患者的錄影，各自按症狀打分，校準到一致。實際評估透過遠端進行，評估者被隨機分配給下一個需要評分的患者，而且**每個評估者只見每個患者一次，最多兩次，不跟蹤整個過程**。這樣評估者不知道這個人在研究的哪個階段，偏見被壓到最低。 最後FDA和歐洲藥品管理局都同意了一個方案：治療加無效安慰劑，對比治療加全劑量MDMA。雙方都清楚，大多數人和大多數治療師能分辨出自己拿到的是什麼。這會讓試驗更難做出差異，但這是能接受的最優解。 ## 15個站點，80個治療師，沒有站點差異 三期試驗2018年啟動。FDA同意做兩個各100人的研究。人數不算多，是因為二期試驗的效應量很大。效應量越大，需要的樣本量越小。 入組標準定得很狠：慢性嚴重PTSD，包括曾經嘗試過自殺的人。多布林的說法是，如果把這些人排除掉，這個研究還有什麼意義，他們才是最需要的人。 第一個三期試驗原計劃100人。2020年3月做中期分析，只被告知一個數字：需不需要加人。答案是零，不用加。之後疫情來了，跟FDA協商後把樣本定在90人，MDMA組46人，安慰劑組44人。 結果裡有幾個數字值得單獨拎出來看。 **p值是0.0001**，萬分之一。 **扣除安慰劑後的效應量是0.91**。效應量的演算法是看兩組結果差多少個標準差。1就算很大。SSRI類藥物的效應量在0.3到0.4之間，算小。0.91意味著，在把心理治療的效果消掉之後，MDMA單獨貢獻的效應仍然很大。 **組內效應量是2.1**。這是MDMA組自己跟自己比，治療前和治療後的差距，2.1個標準差。這個數字在實際應用裡更有意義，因為現實中患者接受的就是藥加治療。 **沒有站點差異**。15個站點，2個在以色列，2個在加拿大，11個在美國，約80名治療師。這一點FDA很看重。如果所有好結果都來自某一個站點，比如一群玩了三十年迷幻藥的老嬉皮士，那說明這個方法沒法複製。沒有站點差異，說明培訓體系能把這套方法傳給新人。 **解離亞型效果更好**。PTSD裡有一類人，創傷之後靠“解離”活下來，人不在場，感情抽離。極端形式是解離性身份障礙。這類人通常被認為最難治，因為治療需要你回到創傷事件裡去談它、表達它，而解離的人回不去。結果這一組在MDMA下的改善**超過平均值**。多布林的解釋是，MDMA增強了創傷記憶的可及性，同時降低了恐懼，反而讓這些人更容易從解離狀態裡回來。 安全性上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一個細節。試驗期間有一位女性兩次嘗試自殺，另一位因為擔心自己會自殺而主動住院。揭盲後發現，兩個人都在安慰劑組。MDMA組沒有人嘗試自殺。 副作用是出汗、咬牙、體溫輕微升高，都是短暫和輕微的。二期做過神經認知測試，治療前後對比，沒有認知功能下降。八九十年代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NIDA）曾大力宣傳MDMA有神經毒性、會造成神經末梢退化、導致腦損傷，多布林說那套說法被誇大了，是為毒品戰爭服務的。 還有一個和經典迷幻藥不一樣的地方。幾十年研究反覆驗證：裸蓋菇素這類經典迷幻藥，**神秘體驗的深度和治療效果正相關**。體驗越深，療效越好。MDMA不是這樣。接受MDMA的人神秘體驗得分不低，但跟療效之間找不到相關性。多布林說，這讓他對“神秘體驗是療效機制”這個流行說法產生了懷疑。 永續性資料來自二期。治療結束兩個月後，只做治療沒用藥的那組，32%的人不再符合PTSD診斷。這些人平均患病14年，三分之一患病超過20年。光靠談話治療就有三分之一康復，本身已經很驚人。而MDMA組是67%，超過兩倍。 更關鍵的是，這些人還在繼續變好。二期的一年隨訪顯示，兩個月時的效果只是中途一站，一年時更好。有部分人跟蹤到三年半，還有人接受治療已經15年，仍在長期隨訪中。多布林說，這部分資料主要是給保險公司看的，跟審批關係不大。這項治療很貴，如果效果半年就消退，就沒有意義。 ## 氯胺酮的教訓：少了治療，藥就變成搖錢樹 多布林對營利公司入場的心情很複雜。他說這首先是成功的標誌，說明監管障礙被清掉了，公眾態度變了，科學證據有了。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有明確的擔憂。 他舉了強生公司的S-氯胺酮（Spravato）做例子。這是氯胺酮的一種異構體，被單獨開發並申請專利，批准用於抑鬱症。強生不懂迷幻藥心理治療，也不做心理治療，它拿到的是一個純藥物治療的批文。結果是效果消退得快，病人需要反覆用藥。這個設計最大化了藥企利潤，患者的長期結果被放在次要位置。 而氯胺酮本身是世界衛生組織基本藥物清單上的藥，專利早過期，越戰時期是戰場主力麻醉劑，現在幾美元一支。大量氯胺酮診所的做法是：謝謝強生幫忙證明了氯胺酮對抑鬱症有效，但我們不買你的，我們買幾美元的仿製藥，再加上心理治療。 這件事揭示了兩種路線的根本分歧。**治療時間是可以被壓縮的成本，壓縮治療能降低價格、提高保險覆蓋率，代價是砍掉療效的主要來源**。 多布林的對策是做出一個不同的樣板。MAPS PBC不追求銷量最大化。他同時認為，毒品政策改革本身對營利公司是有利的，因為去汙名化會讓更多人意識到自己有嚴重問題、需要找專業人士，市場反而更大。只是大部分公司不這麼看。 還有一層是權力分配。多布林認為，把權力更多交給治療師和醫生，比交給藥企更靠譜。醫生每天面對具體的人，把一個人治好的快樂是真實的，錢當然也重要，但他們最終想做的是讓人好起來。醫生選擇用誰家的藥，就是在給產業投票。 ## 2035年，你需要一張執照 關於時間表，多布林給了幾個節點。 **2023年底**，預計FDA批准MDMA用於PTSD的處方。FDA不管醫生的執業行為，所以批文寫著PTSD，醫生可以超適應症開給社交焦慮或其他情況，只是保險可能不覆蓋，醫生要自己斟酌醫療責任風險。 在這之前有個“擴大可及”（Expanded Access）通道，也就是同情用藥。MAPS已經獲批50個名額，針對治療無效的PTSD患者，在三期進行期間就能用上，費用自理。另有國會透過的“嘗試權”（Right to Try），繞過FDA，患者直接跟藥企談。加拿大已經允許絕症患者同情使用裸蓋菇素。 **裸蓋菇素**大概晚一兩年獲批，FDA已給了突破性療法認定。 接下來是**十年鋪診所**。全美會有幾千家迷幻藥診所，現在已經有幾百家氯胺酮診所。這些治療師會被交叉培訓，他們不想只當“氯胺酮治療師”或“MDMA治療師”，他們想當迷幻藥治療師。 **2035年**，多布林認為會走到“持照合法化”（licensed legalization）。邏輯是：你接受一次教育、填一份問卷、瞭解風險和注意事項，然後拿一張執照，就能合法購買和使用。他更希望的是，第一次體驗由政府出錢，在診所監督下完成，你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然後拿證。 這條路是照著醫用大麻和大麻合法化的路徑推演的。先醫療化，證明在特定情境下風險遠小於收益，積累康復故事，公眾態度改變，然後才有人問：我們為什麼要因為這個把人關進監獄。 他覺得這個過程慢得讓人沮喪。FDA的流程本身就是折磨。但他也說，當了父親以後才知道，小孩子纏著你的時候覺得是永遠，等他們上大學走了，回頭一看，那20年去哪了。美國到今天還在處理內戰和奴隸制的遺產，20年的規劃其實不算長。 真正讓他難受的，是這段時間裡的代價。MDMA被列管36年，這36年裡因為PTSD自殺的人，本來可能被救回來。當年DEA的行政法官曾建議把MDMA留在附表三，DEA沒有接受。 > “文化演化得非常慢。你讀聖經，讀那些古老的東西，我們跟幾千年前的人沒有太大區別。那我們怎麼在接下來幾十年裡進化到不毀掉這個星球、不互相殘殺？這是我認為迷幻藥有重要角色的原因。”（裡克·多布林） ## 淨零創傷 多布林給MAPS設的長期目標叫“淨零創傷”（net zero trauma），對標氣候領域的淨零碳排放。什麼時候世界上不再有新產生的創傷？ 他自己承認這離得很遠。以色列有兩個試驗站點，幫了幾十個人，而加沙的戰爭創傷了雙方數百萬人。 他的判斷是，人類整體正在往懸崖走，氣候、核擴散、宗教仇恨、向威權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退守、部落化。迷幻藥能不能改變這個走向，前提是“被明智地使用”，合法了大家隨便吃這條路走不通。 這裡他引了斯坦尼斯拉夫·格羅夫（Stanislav Grof）的一句話：**對超越者保持透明**（transparent to the transcendent）。意思是，自我是一層濾鏡，能不能把濾鏡擦乾淨，擦到你能在每個人身上看到人性。 他有個更具體的比喻：宗教應該變成語言。**世界上有幾千種語言，沒人會說這種語言本質上比那種高階、這種是唯一正確的、所有人都該說英語而俄語是壞的**。宗教為什麼不能這樣？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符號系統、不同的聖人和救世主，耶穌是上帝之子，但每個人都是；猶太人是選民，但每個人都是。 這套說法聽起來像烏托邦。多布林也知道。但他認為這屬於生存所需，談不上奢侈品。 ## 一次DMT體驗，和希特勒 訪談裡最深的一段，是多布林講他自己的一次DMT體驗。 那是在伊莎蘭（Esalen），在場的有特倫斯·麥克納、拉爾夫·梅茨納、安德魯·威爾等幾個人。方式是輪流吸，一個人閉眼進入，其他人在旁邊聊天，十分鐘後回來講故事，然後再傳給下一個人，整個過程持續一個晚上。 他先看到一條橫線，然後一條豎線，然後變成紅色，然後變成方塊，然後變成一種埃舍爾式的、不合邏輯的結構，然後他“沒了”。接下來五到十分鐘，他感覺自己匯入了億萬年進化的巨浪裡。他意識到，他腦子裡那個跟自己說話的inner voice，那套他從未“開發”過的英語，是幾百萬人傳給他的禮物。**即使在他最內在、最獨有的自我感裡，那也不是隻有他自己**。 然後是那個轉折。 他想，如果我是一切的一部分，一切也是我的一部分，那就不只是好的部分。希特勒也是我的一部分。 他說那感覺像一塊石頭沉下去。第二天他一整天情緒低落。但這個承認很重要：每個人都攜帶著全部的可能性，包括最壞的那些，重要的是你啟用了哪一部分。 他還講了一個夢，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夢。夢裡他是一個大屠殺倖存者，被奇蹟般地從死亡中救出，他知道自己是被留下來完成某個使命的，但一直不知道是什麼。夢裡他躺在臨終床上，給多布林看當年發生了什麼，然後說，我現在知道我的使命是什麼了。多布林問是什麼。他說，是告訴你去做迷幻藥治療師，去研究迷幻藥，把迷幻藥研究帶回來。 多布林在夢裡想，我已經決定要做這件事了，你可以安心走了。然後那個人在他眼前死去。 他把這個夢理解為一種文化傳遞。他從小接收到的關於大屠殺的敘事，關於人可以是何等殘忍、何等被非理性驅動，構成了他一生的關切。他傾向於認為這是文化機制，表觀遺傳解釋不了全部。 但也提到了另一條線索。布朗克斯VA醫院的瑞秋·耶胡達（Rachel Yehuda）研究創傷的表觀遺傳，物件是大屠殺倖存者及其子女，找到了創傷在代際之間傳遞的機制，比如焦慮和恐懼的設定點。DNA序列沒有改變，改變的是基因的開關，然後透過精子或卵子傳給下一代。耶胡達準備做一項研究，看MDMA治療PTSD前後，這些表觀遺傳標記會不會變化。 多布林對“能不能用化學物質把特定記憶調出來”這個設想的態度是：不排除。但具體到某一種藥對應某一類記憶，目前沒人做得到。 ## 沙爾金怎麼試新藥 Sasha Shulgin和發明LSD的阿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做了大量“構效關係”（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研究：看分子的結構，預測這個從未存在過的新分子進入人體後會幹什麼。 可以預測得很接近，但永遠要吃了才知道。 Shulgin的實驗方法是：先自己吃，低劑量起步，逐步加量。他覺得有價值，就分享給妻子Ann。兩個人都覺得有價值，就發給一個12人的固定小組，這個小組跟了他很多年。他認為12是個最低數字，因為每個人看東西的方式太不一樣，12個人能給出一個大致的共識。12個人都正面，才轉給Leo Zeff，他們叫他“秘密首領”，地下迷幻藥治療運動的領導者，由他開始在治療裡探索。 多布林說，這塊仍然充滿未知。你可以在實驗室裡改分子，但沒法精確知道會得到什麼。這裡面不只是化學，還有形態，是分子形狀怎麼跟受體位點咬合，以及這種咬合怎麼對映到人類經驗的變形。**後者目前沒有方程，只能靠體驗積累直覺**。 他舉了自己的例子。1982年第一次用MDMA時，他已經用過很多LSD、麥司卡林和蘑菇，但MDMA還是讓他震驚，跟那些物質完全不同，而且同樣深刻。 所以他留了一個開放的問題：會不會還有我們完全不知道的、全新類別的物質？自我不溶解，情緒也不被調動，而是朝著某個第三種方向起作用。 ## 矽谷的微劑量與創造力 訪談裡聊到創造力這一段，值得單獨拎出來。多布林說，矽谷有不少人在做微劑量（microdosing），用很小的劑量換取一點思維上的靈活度。 他對這個現象的態度是：希望它走向嚴謹。微劑量目前更多停留在特倫斯·麥克納那套民間敘事裡，缺少嚴格的對照研究。真正值得做的是長期追蹤，看看在幾年、十幾年的時間尺度上，這類物質怎麼影響一個人的創造性產出。 他講了肯·克西寫《飛越瘋人院》的例子。認知科學裡有個概念叫“語義啟動”（semantic priming）：你說“夜晚”，對方大機率說“白天”，這是常規的聯想路徑。有研究讓受試者用了迷幻藥之後再做這個測試，發現聯想的範圍明顯變寬了，從“夜晚”能跳到的地方比平時多得多。 多布林認為克西就是靠這個進入精神病院那些病人的內心的。書裡那臺“霧機”，那種把人的心智籠罩住的意象，那種詩性的隱喻，很可能來自LSD狀態下的聯想。當然寫作本身需要清醒，所以真正動筆多半是在藥效起頭和收尾的時候，不在峰值。 他提到一個觀察：很多老兵一輩子沒讀過一本詩集，在MDMA作用下描述自己的經歷時，說出來的東西全是隱喻和意象，像詩人一樣。 psychedelic 體驗本身就偏詩性，它繞開了語言，走象徵的通道。克西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有能力把那條通道里的東西翻譯迴文字。 ## “找到讓你活過來的東西” 訪談結尾，多布林給年輕人的建議，重點落在“找那件讓你活過來的事”，創業和升學都不在他的清單上。 他引了霍華德·瑟曼的一句話：**沒有什麼特定的事是你該做的，去找那件讓你活過來的事，因為世界需要的是活過來的人**。 他提醒年輕人警惕一個陷阱：以為需要大量資源才能開始。他常想到泰坦尼克號頭等艙裡的富人，船在沉，錢救不了他們。地球就是那艘船。當然你需要一定的錢讓自己不處在生存邊緣，因為在生存邊緣上人是沒法思考別的事情的。但在那之上，找那個“世界需要的”和“你需要的”的交集。 第二點是長期主義。生活比你想的短，但20年的計劃其實也不算長。如果要用20年才能走到能做想做的事的位置，那就去走。 第三點是他自己用過的一個心理技術。他從18歲起把一生投在迷幻藥上，到現在49年。剛開始時他根本沒覺得這事會成，只是覺得這是他在這世上唯一想做的事。他意識到，如果把幸福感掛在成就上，可能永遠不會幸福。所以他把幸福重新定義在**努力**上：只要今天拼了，不管結果如何，一天結束時可以是快樂的。 第四點是別把世界分成我們和他們。他坦承自己很多年覺得警察是捕食者，自己是獵物。現在MAPS在跟警察合作，因為警察這個職業帶來的創傷極重。有一位警官本身是全職警察，同時是心理治療師，正在參加MAPS的培訓，學怎麼給其他警察做MDMA治療。他拿到了警察局長的許可，參加培訓的第二階段，也就是給志願當病人的治療師用藥。幾周前，他們給警察用了MDMA。 第五點是耐心加固執。FDA和DEA一旦明白這群人不會走，就必須跟他們打交道，進展才真正開始。 這五條建議裡，第一條最容易被誤讀成雞湯。但放在多布林的語境裡，它有很具體的含義：他18歲那年決定做這件事的時候，美國正處在毒品戰爭最激烈的階段，MDMA剛被列管，整個領域被學術界視為禁區。按任何理性評估，這都是一條死路。他能堅持下來，靠的是把“這件事會不會成”和“我今天要不要做”拆成了兩個問題。 ## 死亡讓生命值錢 訪談最後一個問題是最老套也最難的那個：生命的意義是什麼，為什麼死亡這麼讓人難受。 多布林的回答是，我們不需要這些問題的答案。能感到快樂、能愛、能有快樂的瞬間，這就夠了。追問大問題會讓人迷失，每個人都可以給出自己的答案，但未必需要。 至於死亡，他不覺得那是悲劇。他的邏輯是：如果生命無限，人就不會珍惜。他自認是個拖延者，難做的事總往後放，一天就過去了。如果永遠不死，還會做任何事嗎？ 他父母每年猶太新年會做賀卡，上面有一句話：**我們必須用生命的強度，去彌補生命的短暫**。 訪談最後，Lex唸了特倫斯·麥克納的一段話作結：自然熱愛勇氣。你做出承諾，自然會回應這個承諾，把不可能的障礙移走。做那個不可能的夢，世界不會把你碾碎，它會把你舉起來。這就是所有真正算數的導師和哲學家理解的東西，這就是瀑布裡的薩滿之舞，這就是魔法運作的方式：把自己拋進深淵，然後發現那是一個羽毛床。 多布林的一生，某種意義上是這段話的註釋。他把35年拋進了一個當時沒人認為會成的深淵，然後發現底下是羽毛床。 ## 如果你也想參與，可以做的幾件事 訪談裡散落著不少對普通讀者真正可用的資訊，整理如下。 - **分清醫療路徑和個人成長路徑。**醫療路徑走FDA，2023年底MDMA預計獲批用於PTSD，需要醫生處方，可能進醫保；個人成長路徑要靠毒品政策改革，多布林估計2035年前後才有持照合法化。短期內別指望在正規渠道買到純品做自我探索。 - **關注同情用藥通道。**MAPS的Expanded Access已獲批50個名額，面向治療無效的PTSD患者，費用自理。另有Right to Try通道可繞過FDA直接與藥企協商。有嚴重適應症的人可以主動向研究機構詢問。 - **如果只想找氯胺酮治療，優先選帶心理治療的診所。**氯胺酮本身幾美元一支，純藥物注射效果消退快、需要反覆用藥。帶治療的模式效果更持久，這是行業內的共識方向。 - **不要在無準備、無陪伴、無安全環境的情況下自行嘗試。**多布林反覆講的一件事是，藥本身不決定體驗。同樣一次經歷，可以是克西，也可以是卡欽斯基。生理風險可以控制，心理風險要靠情境和支援來降。 - **第一次體驗，儘量交給有經驗的人。**Shulgin的12人小組邏輯值得借鑑：多幾個人、多種視角、事後交流整合，比一個人悶頭經歷有價值得多。 - **如果在服SSRI類藥物，別自行停藥去嘗試。**SSRI會影響迷幻藥的效果，也有血清素綜合徵的風險，必須由瞭解兩邊的醫生評估。 - **關注本地政策動向。**俄勒岡已透過裸蓋菇素法案，丹佛把蘑菇列為最低執法優先順序，劍橋、薩默維爾等地已對植物類迷幻藥去罪化。政策變化會先從城市和州開始，本地立法值得跟蹤。 - **把注意力放在整合上，不只放在體驗本身。**多布林說得很直接，重要的是你帶回來了什麼。一次體驗之後寫下來、談出來、改掉一個行為，這個環節才是治療真正發生的地方。 - **想投入這個領域，先想清楚自己能承受多長的週期。**MAPS用了35年才走到第一個三期結果。多布林的建議是長線規劃，把幸福感綁在努力上，不要綁在結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