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東尼·卡爾德利斯：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帝國的興衰 > 拜占庭史學者卡爾德利斯談羅馬與拜占庭帝國的延續關係，以及帝國興衰背後的結構。 - 原標題：#498 – Anthony Kaldellis: Roman Empire, Byzantine Empire, Rise & Fall of Empires - 期數：第 498 期 - 釋出日期：2026-06-30 - 嘉賓 / 主題：拜占庭帝國史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anthony-kaldellis/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anthony-kaldellis/ - 精讀字數：約 16981 字（閱讀約 38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裡，有46%是被暴力推翻的。一千年間發生了大約120場內戰。這個比例放在任何現代國家身上，都意味著政權合法性徹底破產，但這套系統在歐亞交界處運轉了一千二百年。 拜占庭史學者安東尼·卡爾德利斯（Anthony Kaldellis）反覆回到這個問題。他正在寫一本新書，專門解釋這件事：一個看起來隨時會散架的政治體，為什麼能在全世界最容易打仗的一塊地方活這麼久。 這期播客聊了將近四個小時，從公元前753年羅馬建城一直講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橫跨兩千兩百年。以下是其中資訊密度最高的部分。 ## 一個從未存在過的帝國 先說最基礎的一件事：拜占庭帝國不存在。 卡爾德利斯的立場很直接。這個國家從生到死都自稱羅馬帝國，它的臣民是羅馬公民，也自稱羅馬人，一直到最後一天。所謂"拜占庭帝國"是後世史學家發明的標籤。西歐人先叫它"希臘人的帝國"，叫了一千年，後來又換成一個更有政治用處的名字。現在這套命名正在瓦解。 他把舉證責任推給了對面：說這個地方不是羅馬帝國的人，需要拿出證據。而所有史料都指向同一個方向。 > 我們一直知道這件事。這幾乎是一種認知失調，你知道事實是什麼，卻繼續裝作不是。（安東尼·卡爾德利斯） 為什麼西歐人需要一個"別的"東西？因為羅馬在公元五世紀陷落，這個故事對西方文化的譜系太好用了。東邊那半確實活下來了，但把它算進自家的祖先序列會很麻煩。於是乾脆假裝它變成了別的東西。 卡爾德利斯用了一個比喻：忒修斯之船。船在海上航行，零件一件件被換掉，到最後沒有一塊原始木料，但它還是那條船，因為關於它的故事沒有斷。 羅馬史和希臘文化史、基督教史不一樣。基督教史是一個宗教的故事，它可以發生在任何國家、任何族群。希臘文化史也不依賴某個特定國家，古希臘人從來沒統一在一個國家裡，但人人都讀荷馬、讀柏拉圖。羅馬史是特定國家、特定政治共同體的歷史，這個共同體就是羅馬公民群體。它一直在變，但沒有任何一個時刻，生活其中的人會覺得"我們不再是那個故事的一部分了"。 ## 兩千兩百年，一條不斷的線 快速過一遍時間線。王政時期，公元前八世紀到前510年，基本屬於傳說。國王被驅逐，共和國建立，貴族主導，但與羅馬平民有各種形式的合作，這套安排撐了五百年。然後凱撒和奧古斯都時代的內戰終結了共和，公元前27年奧古斯都建立元首制，此後是帝制，下一個一千年半都是帝制。 帝制可以粗分兩段：權力中心在羅馬，和權力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兩段之間的分界線劃在哪裡，學者們爭了很久，因為這種大轉變往往跨越很長時間。 卡爾德利斯提醒，395年東西分裂、476年西羅馬滅亡，這些整齊的年份都是後人貼的標籤。395年壓根不是分裂，那只是一次普通的管轄權分配，一個兒子管東邊，一個兒子管西邊，之後又合併過，又分開過。476年也沒有某一天突然發生，那是一個持續幾十年的過程。 "有時候我們在談論過程，有時候我們在談論有長期後果的離散事件，這兩者要分清楚。" 那有沒有一條貫穿兩千兩百年的線索？有。它是一個關於羅馬人民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敘事。所有的變化，只有放進這個故事裡才講得通。 ## 212年：一次真的兌現了的承諾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頒佈《安東尼努斯敕令》，把羅馬公民權授予帝國境內幾乎所有自由居民。 敕令頒佈了，而且它真的被執行了。這才是要緊的地方。 羅馬公民權此前是慢慢擴散的，可以透過集體授予、將軍授權、甚至外包給外邦城市自己選。到三世紀初，帝國境內最多三分之一自由人是羅馬公民，其餘人持有的是本地公民權，比如"我是亞歷山大里亞人"、"我是雅典人"，適用的是本地法律。 敕令之後一切歸零重來。羅馬公民享有的權利和機會，包括進入羅馬元老院，對所有外省人開放。一代人之內，皇帝全部來自外省，最有權勢的官員也全部來自外省。 卡爾德利斯在這裡打了一個現代類比：假如大英帝國在巔峰期把英國公民權授予所有殖民地居民，包括印度，然後讓印度人進入倫敦的權力核心，甚至繼承王位。這在十九世紀是不可想象的，因為種族、殖民主義這一堆東西橫在中間。羅馬沒有這道坎。 我們甚至不知道敕令的完整原文。只有一張 papyrus 殘片，還是希臘文譯本，拉丁原文丟了。但關鍵條款還在。同時代的證據也很明顯：帝國境內突然冒出一大堆叫"Aurelius"的人，因為那是卡拉卡拉的家族名，獲得公民權的人就跟著姓這個。 動機不清楚。卡拉卡拉自己說是宗教原因，希望所有人以羅馬公民身份去神廟為他祈禱。同時代有史家說是為了擴大稅基。也有可能是他身邊的法學家在推動一個"全帝國統一共同體"的理念。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後果。 ## 三世紀危機：五十年，二十六個皇帝 敕令之後是幾十年的混亂。三世紀危機這個名字擔得起：五十年內二十六個皇帝被殺，幾乎全是將軍，幾乎全被自己計程車兵殺死。249到262年還有一場大瘟疫，可能是天花或埃博拉，僅羅馬城一天就死五千人，稅基和兵源同時塌方。通貨膨脹，經濟崩潰。帝國一度裂成三塊。 卡爾德利斯提醒不要把這個危機看得太絕對。頂層確實在崩，但如果你去埃及，那裡有一整櫃子的 papyrus 文書，普通人的日子看起來沒受什麼影響。 這個提醒很重要。君士坦丁後來殺了不少家人，但如果你生活在高盧的村子裡，這些跟你毫無關係，你甚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危機裡有個細節值得注意：所謂"高盧帝國"的分裂，跟行省人民想脫離羅馬沒有關係。那是一批行省將軍想奪取帝位，只是暫時只控制了自己能打下來的地盤。他們的政治想象力裡沒有別的選項，只有"我們在這裡搞一個羅馬"。 真正收拾殘局的是奧勒良，五年內把三塊重新統一。然後是戴克裡先，284年上臺。 戴克裡先的做法，卡爾德利斯的概括是：把問題變成了解決方案。問題是想當皇帝的人太多，因為一個皇帝管不過來所有前線。那好，就正式分出幾個同僚來。這些人都是他在軍中關係極好的伊利里亞人。有段時間同時有六個皇帝，最後收縮到四個，即四帝共治。分的是軍事防區，行政系統在後方照常運轉，跟著皇帝走。 配套的是一整套大政府：更大的官僚系統，可能更大的軍隊，為了養這些，需要更系統的稅收，需要人口普查，需要收稅的人。伊利里亞那幾個省，也就是前南斯拉夫那片，面積跟蘇格蘭差不多，卻在幾百年裡源源不斷產出皇帝。原因很簡單：那地方經濟落後，年輕人參軍是條出路，參軍的人多了，升上去的機會就多了。 ## 稅是帝國的骨架 問卡爾德利斯，如果只能指一個因素來解釋這個帝國的運作，他會指什麼。答案毫不遲疑：稅。 戴克裡先的改革核心就在這裡。在此之前，義大利是免稅的。義大利是征服者的土地，征服者不向自己收稅，靠別人交的稅活著，等於一個巨大的稅務天堂。戴克裡先這幫人是從巴爾幹上來的，他們想不通：憑什麼義大利免稅？那地方那麼富。於是義大利開始交稅。 至此，所有羅馬人不僅有了同樣的公民權和同樣的法律，還有了同樣的稅制。戴克裡先搞了一次全帝國普查，每個應稅資產都被登記，從此可以編預算。這套東西的框架用了三百年以上，某些元素用得更久。 實際操作中，羅馬沒有一部成文的稅法，它靠的是豁免。你向皇帝或官員申請：今年收成不好，蠻族過來把東西搶光了，能不能免掉這一項？皇帝經常批准。麻煩在於，皇帝時不時會發現官員自己在批豁免，於是不得不來一次大清理，把所有豁免作廢，重新來過。到十一世紀，文獻留存多起來，你能看到每個修道院、每個小村子、每個高官手裡都攥著一堆豁免文書，層層疊疊，複雜到沒法看。 但這套系統的好處是覆蓋面。稅不是一年收一次，可能一年收三次。交的也不只是錢和實物，還有勞役、兵員和各種名目。加上教會、硬幣、曆法，整個社會被編進了一張極密的制度網路。 卡爾德利斯反駁了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中世紀存在與世隔絕的農村社群，不知道皇帝是誰，稅務官幾年才來一次。他說根本沒有證據支援這種社群存在。唯一接近的例子是基督教苦修隱士，文獻裡會說某人跑到山裡深到"連人口普查的人都沒去過"，這句話本身就說明當時人怎麼理解"與世隔絕"。真正的村莊藏不住，每一塊可耕地都被登記了幾百年。 ## 君士坦丁堡：用移民堆出來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在君士坦丁手上不到三萬人，兩個世紀後到了五十萬。這個增速在古代城市裡不可能靠自然繁殖實現。 古代城市還有一個隱藏的漏斗：疾病密度太高，人口每年自然損失百分之一到三，光是維持不下降就需要不斷進人。要漲到五十萬，只能靠大量移民，主要來自希臘語區，希臘、小亞細亞、東地中海的大城市。 卡爾德利斯算了一筆賬。他先前提到，君士坦丁堡初期要求大約兩三千名元老住在城裡。元老不住單身公寓，元老住莊園，莊園有僕役、奴隸、廚子、理髮師。羅馬那邊估算一個元老家庭大約一百人，保守假設君士坦丁堡只有三十人，乘下來也接近十萬人。這只是元老帶來的人。 再加上君士坦丁為大約二十萬人安排了免費麵包配額。光這一條就足夠吸引人往那搬。糧食從埃及來，等於新羅馬從舊羅馬嘴裡搶食。舊羅馬沒餓死，因為它可以從北非和西西里調糧，但訊號很清楚：國家的重心在東邊。 ## 君士坦丁：兩個世界史級別的決定，和一樁沒有解釋的血案 卡爾德利斯把君士坦丁排在拜占庭最佳皇帝第一位。他給出的理由跟人品無關，那些決策的分量太重了。 建君士坦丁堡，皈依基督教並把帝國引上基督教化的道路，這兩件事都是世界史級別的。沒有幾個皇帝做過這種量級的事。至於誰把工作做得更好，那是他另外一套標準，看的是有沒有把事情辦成，看結果有沒有讓臣民的日子變好。 人品另說。君士坦丁殺了很多"家人"，但這些所謂的家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上升過程中締結的政治聯盟。聯盟不再有用，或者對方翻臉，他動手毫不猶豫。更麻煩的是他殺了自己的兒子克里普斯（Crispus），一個看起來相當能幹且受歡迎的將軍，緊接著又殺了妻子。兩次都沒有給出理由。 這一點很反常。羅馬皇帝做這種事，只要能找到一個勉強說得過去的理由，就會動用全部宣傳機器廣播出去："克里普斯要造反。"這裡一個字都沒有。卡爾德利斯的推斷是：那一定是無法辯解的事。 同時代的史家處理得更直接：克里普斯活著的時候，文獻裡全是讚美；他被處決之後，直接從記錄裡消失，從此沒人提。這種沉默本身也是一種史料。 ## 基督教沒有徵服羅馬，是羅馬收編了基督教 一個經常被拿來討論的問題：是基督教戰勝了羅馬，還是羅馬捕獲了基督教？ 卡爾德利斯傾向後者。 基督教有一套自己的勝利敘事，現代史家往往還在延續它：基督教戰勝了古代宗教，宙斯和阿波羅被趕下臺，動物祭祀消失。這個敘事的問題是，它只挑了一個方向看。往另一個方向看，是羅馬國家，基督教既沒有戰勝它，也沒有馴服它，它變成了它的一部分。 這跟伊斯蘭教的歷史很不一樣。伊斯蘭教出現時，沒有一個現成的國家來接住它，它自己造了一個國家。基督教的處境相反：它誕生在一個非常成熟的社會和政治系統裡。 君士坦丁時代有多少基督徒？推測是帝國的10%，可能還高估了。這群人裡精英不多，大多是城市裡的中間階層，少數精英，少數奴隸。而帝國大多數人口在農村。這是一些集中在城市裡的社群，政治分量有限。 那君士坦丁為什麼皈依？過去流行一種解釋：出於精明的政治算計。卡爾德利斯說他從沒讀到過一篇有說服力的論證，講清楚那個政治收益到底是什麼。主教確實是有用的社會影響者，但他們不會篡位，他們不構成威脅；而且很快就會發現，有些主教帶來的麻煩遠比價值大。 找不到政治解釋，就只能回到個人解釋：他信。他可能真的相信基督教的神在戰鬥中幫過他。對這樣一個人來說，這就是支援這位神的最好理由。 但他不是一個從頭到尾的虔誠信徒。他對不同的聽眾說不同的話。跟基督徒講話時他談基督；面向全體臣民頒佈一般法律時，他只說"好的宗教"，你知道我在說什麼，但我不明說。他在君士坦丁堡立了一尊巨大的鍍金雕像，赤裸，頭上有光芒，明顯是從阿波羅像改的，所有人都看得出來那是阿波羅。 這個人身上同時掛著好幾套符號，他在做品牌管理。 至於米爾維安橋戰役前的那次異象，問題首先在史料。相關記載是戰後幾十年寫的，其中一位作者說自己在幾十年後跟皇帝吃過一頓飯，皇帝親口跟他講了這件事。這種材料不能照單全收，那是皇帝希望被記住的版本。而且君士坦丁一生有過很多次宗教異象，皈依基督教之前還見過阿波羅，他去高盧的一座神廟，阿波羅以光的形式顯現。他每次想調整政策、重塑形象的時候，就會出現一次異象。 基督教傳播得慢。5世紀中期才勉強算多數社會，6世紀初才算穩固，那時非基督徒還佔10%到15%。從耶穌算起，這是半個千年。手段是激勵加抑制：主教拿到資金做慈善、救濟、撫養寡婦，皇帝和遺囑把土地送給教會，讓它有能力執行社會政策；另一頭是越來越多的限制，禁止動物祭祀，禁止在樹上系綵帶許願，非基督徒不能擔任某些高階職務，遺囑會出問題。一點點收緊，最後就成了。 它為什麼這麼能打？因為它長出了很多張臉。有智識的一面，神學與哲學學派的對話，能吸引知識分子；有公共儀式的一面，遊行、節慶，可以接管古代節日的生態位；有入門儀式的一面，洗禮、信經、個人的來世承諾；它還鑽進了宮廷、軍隊、街道、文字。士兵向三位一體宣誓。這種多功能性讓它能同時插進社會的很多縫隙。 代價是分裂。排他性宗教天然製造衝突："我的信仰是真的，你的信仰按定義就是假的，甚至是邪惡的，是撒旦把那些念頭放進你腦子裡的。"古代宗教通常不產生這種強度的身份對立，也不驅動歷史。基督教同時是更強的凝聚力和更強的分裂源。卡爾德利斯說他沒法判定哪一面更重，因為兩面都成立。 ## 西邊塌了，東邊沒塌 西羅馬滅亡的機制並不神秘，是一個惡性迴圈。蠻族軍隊的壓力越來越大，羅馬國家壓不住其中一支，只好安置他們，或者沒能阻止他們佔領某個行省，比如汪達爾人拿下北非。失去那個行省就失去那部分稅收，沒有稅收就養不起軍隊，軍隊更少就更難應付下一波。汪達爾人、西哥特人、法蘭克人，一輪一輪。 東邊為什麼活下來？地理是其中一條。哥特人沒有艦隊，從色雷斯或西巴爾幹過不到小亞細亞，搶不到那些更富的省份。他們被卡在巴爾幹，逐漸被擠到西北邊那塊最不值錢的地方，最後想通了：那不勒斯好像不錯。於是去了義大利。 這個機制是雙向的。波斯人或阿拉伯人從東邊打進來，通常也過不到巴爾幹的省份。君士坦丁堡是一座固若金湯的掩體，指揮中心在裡面，哪邊出事就往哪邊調兵，從另一邊調援軍。 更根本的一層是：地方社群選擇留在羅馬國家裡。他們不會主動站到入侵者一邊。麻煩過去之後，他們立刻恢復與君士坦丁堡的聯絡，因為那是他們天然的政治歸宿。這才是卡爾德利斯真正想解釋的問題。 ## 君主制共和國 "拜占庭帝國"這個叫法，兩個詞都不對。帝國不對，是因為這個國家裡根本沒有一個詞對應我們說的 empire。常用的兩個詞是 basileia，可以譯作君主制，和 politeia，即政體。politeia 是拉丁語 res publica 的希臘語翻譯。 res publica 跟"共和"無關，那是啟蒙時代才有的用法。在拉丁語裡，res publica 指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構成的"公共事務"、"共同利益"，不管它採取什麼政體。西塞羅可以想象一個由國王統治的 res publica，也可以想象由元老院或民主統治的。羅馬人在帝制下繼續用這個詞。皇帝的角色，無論叫凱撒還是巴西琉斯，是服務這個政體。文獻裡他們一直這麼說。 所以卡爾德利斯提出的詞是"君主制共和國"：一個羅馬意義上的 res publica，由君主制政權治理，而皇帝被期待為共和國工作。 這個組合在其他王朝帝國裡找不到，因為那些帝國不是從一個古代共和國裡長出來的。 關鍵的結構性事實是：皇位沒有法統。羅馬的皇帝不是建立了國家的王朝，這個國家在共和時期就已經存在了。奧古斯都結束內戰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必須假裝自己不是他實際是的東西：繼續奉承共和的理念，"我不是國王，我只是擔任了這幾個官職，都是元老院授予的"。這層偽裝本身很重要，說明他不得不裝。 為什麼不得不裝？因為結束一場內戰不等於不會再有下一場。他必須造出一種共識，讓人們不想再打內戰。如果他直接撕破臉，只會招來更多戰爭。而且就算靠暴力上臺，也不能阻止別人用暴力上臺，因為沒人對皇位有權利。 資料：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有46%被暴力推翻。接近一半。每個皇帝都知道自己隨時可能完蛋。保命的辦法不是把可疑的人全抓起來殺光，那是卡利古拉和尼祿的路子，那條路通向死亡。最好的辦法是讓人民滿意，這樣有人造反時沒人跟著走。 君士坦丁堡有一套慣例。你覺得這個皇帝不受歡迎，可以沿著中央大道進軍，讓人群跟著你，走到聖索菲亞大教堂，製造出足夠大的聲勢，要求廢黜皇帝。有時候成功，有時候不成功。不成功的時候，跟著你走的人會一路走一路消失，最後你一個人跑到聖索菲亞尋求庇護。這是一次競價。另一些時候，人群真的恨皇帝，會把他拖出來，割掉鼻子。 所以皇帝一直在防止這種事發生，而最好的辦法是施恩。 ## 競技場就是一場永久公投 選舉給政府一個四五年期限的授權，這期間你可能不受歡迎，但你是合法的，因為制度在那兒。君士坦丁堡沒有這種制度。它有的是一個持續進行的公投。 皇帝出現在公共場合，所有人要歡呼，要喊口號。競技場裡十萬人一起喊"配得上"或者"奧古斯都萬壽無疆"，很好。但如果皇帝進去的時候人群沉默，歡呼有氣無力，或者有人喝倒彩，他就知道出事了，得趕緊查是哪裡出了問題，可能是糧食供應斷了。 競技場能裝三萬人到十萬人，數字有爭議，因為考古遺存有限。卡爾德利斯說三萬是明顯低估。它的形狀今天還在伊斯坦布林，南側的弧形結構還能走進去。它緊挨著皇宮，皇帝不用走遠。 這裡不只是賽馬的地方。皇帝在這裡面見人民，宣示、公開懲罰、政治示威都在這裡發生。藍黨、綠黨、紅黨、白黨這些賽車隊，後來變成了有社會影響力甚至準軍事力量的組織。 1190年代有個例子。阿萊克修斯三世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敲詐，對方說給錢，不然就打進來。阿萊克修斯決定徵稅，把人群召集到競技場，宣佈要開徵"德意志稅"。全場譁然，反對聲浪大到當場撤回："那不是我的主意，不知道從哪來的，算了，不徵了。"後來那位德意志皇帝死了，事情沒發生。但這個過程能看出政策的回撤有多快。 任何大規模人群聚集的地方都能起這個作用：軍隊集結地、聖索菲亞、君士坦丁廣場。軍隊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羅馬人民，而且有時候是最有決定性的那一部分。如果一支軍隊在行省決定要換皇帝，那是很嚴重的事。 ## 軍隊為什麼幾乎從不用於鎮壓 東方羅馬帝國算不算軍事獨裁？奧古斯都的體制常被這麼描述：說到底權力基礎是軍隊。皇帝控制軍隊，軍隊常常對誰當皇帝有發言權，內戰就是這麼來的。 卡爾德利斯不認為這是軍事獨裁，理由很硬：他們幾乎從不把軍隊當作社會控制的工具。 一千年裡，這種事基本看不到。一部分原因是他不認為這個社會需要被壓制。這回到前面說的共識：軍隊的職責是保護羅馬人民，兵源常常就是人民，大部分時間裡軍隊就住在人民中間。皇帝要調兵，調的是本地村莊裡計程車兵。 反過來看，動用軍隊鎮壓人民是有風險的。穆巴拉克在阿拉伯之春那三個星期裡，一直在判斷能不能指望軍隊向示威者開槍。你永遠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照做，這可以反噬得很慘，甚至導致政權更迭。這是很危險的武器，即使在現代也一樣。 有一個人是例外：查士丁尼。 ## 宦官：一套平行的權力軌道 宦官屬於皇帝的家務班子，相當於白宮西翼。他們管皇帝的起居、寢宮、宴席、衣櫥。為什麼重要？首先，你整天跟皇帝待在一起，處理會面安排，人們可以找你走後門，你也收賄賂，你是管用的，因此也被恨。這種恨還有功能：人們從宮廷拿不到想要的東西時，需要一個發洩物件。 更有意思的一層是：皇帝怎麼保證官僚系統不把自己架空？如果整個帝國的事務都由官僚處理，他們能自己長出規則來解決請願、豁免、各種問題，那皇帝還有什麼用？皇帝不希望被這種非人格化的機構遮蔽。辦法是設定平行的權力軌道。 宦官特別適合這個角色。他們常常來自帝國之外，或者是前奴隸，跟本地豪族網路沒有關係，權力完全依賴皇帝，因此忠誠度可以預期。皇帝有時候會把一支軍隊直接交給他們，就為了對沖那些根深蒂固的將門網路。一個管衣櫥的宦官被派去統兵，讓體制內的人沒法確信靠關係就能拿到所有權力。 有些宦官極有能力。納爾西斯（Narses）是查士丁尼的將軍，在義大利打了一場大仗擊敗哥特人。他又老又小，還是個宦官，哥特人嘲笑他，最後笑不出來。 宦官不能有自己的家庭和後代，也就不用為子孫打算。來源有的是被擄走強閹的孩子，有的卻是家族主動送去的。帕夫拉戈尼亞在亞美尼亞北部，那地方出宦官出名，有的家族把這當成一種家族戰略，專門往宮廷裡放一個人。 ## 查士丁尼：無法被歸類的那個 527到565年在位，統治時間很長。他是前任皇帝查士丁一世的侄子，兩人都出自西巴爾幹一個貧窮的農業社群。查士丁靠軍功一路升上來，在對的時間出現在對的位置，當上了皇帝，然後一步步把侄子推到繼承人的位置。查士丁尼在38歲之前幹了什麼，文獻裡一片空白。我們知道他來自哪裡，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他上場時帶著的裝備是羅馬法知識和一些基督教神學，看起來不像在軍中待了幾十年。 他娶了提奧多拉（Theodora），一個曾經的性工作者。當時元老娶這種職業出身的人是違法的，他說服叔叔修改了那條法律。卡爾德利斯的評價是：他顯然愛她，這一點沒有疑問。查士丁尼在自己頒佈的一條法律裡幾乎就是這麼寫的。 他用人的標準值得單獨說。他似乎只看這個人有沒有才、對自己有沒有用，完全不看社會階層和聲望。圍繞在他身邊的是一群五花八門的人，有些名聲相當糟糕，但都能把事情辦成，而且辦出的事情對世界史有長期後果。這是一種識別人才的眼力，加上不怕用別人看不起的人的膽量。 ## 一部讓全世界法學院還在學的委員會作業 查士丁尼任命了一個委員會，把全部羅馬法壓縮成今天所說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主持這項工作的是特里波尼安（Tribonian），一位造詣很深的法學家。 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在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羅馬法，絕大部分就是特里波尼安的委員會認為羅馬法是什麼。**原始版本早就沒了，留存下來的都是這個東羅馬版本。歐洲很多國家的現行法與之相關，法學院學生仍然要學。雖然在英美普通法體系裡分量較輕，但羅馬法關於財產、所有權的概念，後來在政治思想裡塑造主權觀念時起了極大作用。 內容上看，大部分是關於財產的。也有婚姻：法定婚姻要符合年齡、公民身份、親屬禁婚範圍的規定。也有查士丁尼對同性性行為的態度，他認為那會引發地震，並且試圖用相當嚴厲的手段懲罰，最終可以到死刑。 不過卡爾德利斯補了一刀：這個社會總體上不會系統性地追查所謂醜聞或越軌行為。沒有宗教裁判所，沒有社會警察。事情鬧出來了才是問題，沒有人會主動去調查、監控、審訊別人的私生活。儘管他們對性的看法跟今天不一樣，實際做法上大體是讓人待著別管。 提奧多拉在位期間權力極大。查士丁尼選人只看能力的作風也體現在她身上。 ## 尼卡暴動：三萬人，和一座被燒掉又重建的教堂 532年的尼卡暴動，首都人民起來反對他，街頭混戰持續了大約十天。他從外面調進軍隊，最後下令屠殺示威者，**死者超過三萬人**。君士坦丁堡在那場火裡燒掉了很大一部分。 聖索菲亞大教堂是他後來重建的。這座建築被公認為他最亮眼的成就之一，作為建築和象徵都極為耐看。但它燒掉的原因也是他。 這是理解查士丁尼的關鍵：好與壞的分量幾乎相等，分量都很重。卡爾德利斯用布里丹之驢比喻自己的處境，兩堆乾草之間選不出來。 ## 征服：贏了北非，賠了敘利亞 查士丁尼認為上帝授權他收復西羅馬失去的行省。他確實做到了，這在他看來是上帝偏愛他的證明。他的手法是機會主義的，專挑那些蠻族王國最危急的時刻介入，利用它們的弱點吞併它們。 代價是：義大利被戰火蹂躪了幾十年。他把本該保衛君士坦丁堡的幾支部隊解散，派去了義大利，本土防線因此變薄。有些被征服的行省根本養不活自己，義大利到後來就不行。北非大概是划算的，義大利和西班牙南部很難說。 最嚴重的一次戰略失誤是抽空東方的軍隊去打西方，結果波斯人長驅直入，摧毀了安條克。卡爾德利斯的判斷很硬：**你不能靠交出敘利亞來換取征服北非的通行證。** 他也承認，征服本身從來不足以讓人被稱為"大帝"。如果要比評這些統治者，至少應該期待他們有計劃，或者結局是好的。 ## 541年的瘟疫：病原體確認了，死亡率沒有 腺鼠疫，病原體是鼠疫耶爾森菌，這一點現在有實驗室證據，一個世代前還只是猜測。這場瘟疫斷斷續續持續了兩個世紀，在很大一片區域變成地方性流行病。 關於它的影響，學界有爭議。有一派主張最激進的數字：人口死掉一半。卡爾德利斯不信。他的理由是操作層面的：如果真死了一半，這個社會在後勤上會直接停擺。 十四世紀歐洲黑死病留下了非常好的記錄，那些社會基本停了好幾年，才慢慢把東西重新拼起來。六世紀沒有出現這種情況。查士丁尼當時同時在四五條戰線上打仗，那些戰爭的敘述裡看不到任何停頓，沒有因為瘟疫中斷的痕跡。稅收照常，法庭照常。 所以瘟疫確實有影響，稅基會縮，兵源會緊，社會會有大規模錯位，但遠不到一半。 ## 希拉剋略：一場自己也有份的災難 希拉剋略（Heraclius）沒有進卡爾德利斯的最佳皇帝名單，這讓很多人意外。他在西方中世紀文學裡被當成第一位十字軍，因為收復了耶路撒冷，奪回了真十字架。現代那些崇拜他的人，某種意義上是在延續一個非常長的傳統，只是未必知道。 卡爾德利斯認為這筆賬是平的，甚至是負的。希拉剋略本人就是個叛亂者和篡位者。602年起羅馬和波斯開戰，波斯沙阿霍斯勞二世（Khosrow II）原本只是劫掠，很快意識到可以永久佔領土地，於是軍隊開進來。當時的皇帝福卡斯（Phocas）也是篡位上臺的軍人，希拉剋略從北非的迦太基起兵，608到610年打了三年內戰。 這場內戰把羅馬軍隊從波斯前線調走，是給波斯人的一份大禮。而且主戰場之一在埃及，埃及此前基本沒被戰爭波及，現在被自己人打爛了。 希拉剋略拿下君士坦丁堡，處決福卡斯，當上皇帝，然後面對一個比叛亂前糟糕得多的局面。 他最後確實打贏了。過程很不尋常：花了大約十五年組織力量，這期間波斯人和阿瓦爾人626年圍攻君士坦丁堡，他沒回去，留在東方整軍備戰。他不去打那些在小亞細亞流竄的波斯軍隊，直插對方腹地，先進高加索，再進美索不達米亞，破壞波斯的腹地和基礎設施。最後召來中亞的突厥盟友，一路穿過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宮廷政變，霍斯勞被殺。 但這一切的後果是：兩個帝國都成了廢墟。幾十年後阿拉伯人過來的時候，面對的就是這兩個被打空的對手。 ## 阿拉伯人的方向，沒人防過 阿拉伯軍隊最初的目標是統一阿拉伯半島。然後他們開始向外打，同時打羅馬和波斯。 卡爾德利斯說這不是什麼歷史謎題：一支新成軍、剛打贏的軍隊，門口擺著兩個虛弱的對手。真正的問題在方向。**這兩個帝國從來沒準備從阿拉伯方向防守。**偶爾有些劫掠者，但不會有能征服你的軍隊從那兒開出來。整個防禦部署的朝向都是錯的。 而這兩個帝國剛互相打了一場大仗，人力枯竭，資源枯竭。結果幾乎是註定的。 失去的省份裡，埃及最要命。埃及的糧食供養君士坦丁堡，那條線斷了，接下來幾十年首都人口急劇下降。 ## 止血：從捱打到能還手，用了幾十年 七世紀剩下的時間基本是在捱打。一直到660年代、670年前後，羅馬人開始能在陸地上打贏，在海上守住線。這時候開始投資艦隊，後來搞出了希臘火。 希臘火的配方和製法是國家機密，保密到什麼程度？到今天學界還在爭論它的具體構造，這本身就說明保密工作做得不錯。可能是透過某種壓力閥，把一個加熱加壓的容器裡的可燃混合物從噴嘴噴出去，點火，等於向對方船上噴燃燒的凝固汽油，落到水面上還繼續燒。 他們還有手榴彈版本。一個陶罐裝著混合物，外頭有點火裝置，扔出去。扔人效果一般，燒一個人浪費一顆手榴彈，但扔攻城器械那種木架子很管用。 後來對付維京人也用過。940年代和1040年代維京人襲擊君士坦丁堡，羅馬人派出希臘火艦隊，直接把對方燒掉。 與此同時是一整套痛苦的後勤和行政重組：軍隊撤進小亞細亞，就地防禦、就地設堡、就地供養。這個過程花了很多年，最後弄出來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戰略後勤系統，國家變小了，也變得高度軍事化。 ## 717年：一個剛篡位的人，守住了城 八世紀初阿拉伯人第二次圍攻君士坦丁堡，那時候帝國真的只剩一根線吊著。恰好掌權的是個很能幹的人：利奧三世（Leo III），剛透過政變上臺。羅馬精英可能正是因為知道這場大攻勢要來，才傾向於把權力交給一個有本事的人。 準備做得極充分。城防、艦隊、希臘火的使用時機、把阿拉伯人限制在特定區域讓他們慢慢餓、耗，還有保加爾盟友。保加爾人幾年前剛渡過多瑙河，定居在河南岸，後來保加利亞就是從那兒長出來的。 這場防守戰幾乎看不出運氣的成分。所有要素都用得很準。利奧三世之後又統治了二十多年，兒子接班，形成了伊蘇里亞王朝，雖然他們家不是伊蘇里亞人。 ## 聖像破壞：一場被寫史料的人放大的爭論 接下來是聖像崇拜的爭議：教堂裡的聖像該被尊崇還是該被銷燬。聽起來是神學問題，實際上牽扯到政治權力。 今天的東正教堂裡滿牆滿頂都是聖像，每個能想到的空間都被聖徒像覆蓋。這不是基督教教堂本來的樣子，至少君士坦丁堡不是。這是那場爭論的結果。 卡爾德利斯在這裡給了一個重要的修正。他研究發現，**普通民眾對這件事沒有表現出興趣。**真正認真投入的，是幾個皇帝、一些主教、修院院長和修士，加起來可能一兩百人。而這些人恰好是寫文字的人。 你能找到的記載裡，從來沒有"君士坦丁堡人民起事，要求恢復聖像"或者相反的說法。皇帝改政策，幾乎所有人都跟著轉向：行，掛上，行，取下。對他們來說這不是核心議題。 但那些真在乎的人非常在乎，而且他們寫下了全部史料。所以你讀到的歷史，是這一兩百人的歷史。 最後主張聖像的一派贏了。他們的觀點開始填滿空間，字面意義上填滿了教堂，一直填到今天。 ## 十世紀：從活下來到再擴張 《金流血河》（Streams of Gold, Rivers of Blood）寫的是955年到第一次十字軍之間那段。卡爾德利斯寫這本書有個私人動機：此前他寫的都是分析性的東西，想試試自己能不能寫敘事。這本書夠成功，後來編輯找他寫那本一千頁的《新羅馬帝國》。 955年，新的軍事領導層上任，羅馬人重新開始征服，主要集中在奇裡乞亞、敘利亞北部、塞普勒斯、高加索，後來還有保加利亞。之後是一代人多的時間的穩定和繁榮。 然後三重打擊同時到來。 東邊是塞爾柱突厥。北邊是多瑙河對岸下來的佩切涅格人。西邊是南義大利的諾曼人。 他花了不少篇幅講這三種敵人的性質差異。諾曼人是新式的西方戰爭方式，正面碾碎對手，而且手段極其殘暴，用他的原話，就是恐怖分子。佩切涅格人大概是遊牧騎兵。塞爾柱突厥也是遊牧騎兵，但他們背後是中亞龐大的人力儲備，而且他們進入小亞細亞之後做的事情，是把耕地變成牧場，這是一種生態層面的改造，而且不可逆。 傳統解釋把十一世紀的崩盤歸因於內部道德衰敗、文官皇帝忽視軍隊。卡爾德利斯認為主因在外部。他的方法論質疑是：一個社會突然遭遇一堆問題，你的第一反應總是去找它內部機制出了什麼毛病，這是"衰亡論"模型訓練出來的思維定式。另一種可能是，一個沒有明顯結構性缺陷的社會，遭遇了它無論如何也預見不到、準備不了的挑戰。 他也不否認內部問題。馬其頓王朝延續兩百年後終結，繼承危機的政治後果很實在。這個時期有好幾個無子的老皇帝，沒有王朝光環加持，於是大把買政治支援：發豁免、給現金、給頭銜。這直接導致預算問題，然後又得徵召大量軍隊應付各路敵人，壓力更大。 ## 不該用危機定義這個社會 卡爾德利斯反對把這個帝國的歷史講成一次次危機。他數得出來：七世紀三十年代的阿拉伯征服，一個十年就丟了；1070年代塞爾柱拿下小亞細亞，速度極快，後來只收回一部分；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主要來自法國的軍隊攻下君士坦丁堡，儘可能把帝國拆碎，雖然沒能長久，羅馬人重新集結收復了。 就這三次大的。 其餘的時間裡，這個國家在做的事情是鞏固、重組、緩慢但穩定的經濟增長、小規模但持續的領土擴張。 他提出的問題很尖銳：**應該用這些短暫的外生衝擊來定義這個社會，還是用它長達數百年的、內生的重建與穩定來定義它？**他的答案是後者，毫不含糊。沒人從外面來幫他們重建。 這也是他下一本書要處理的問題：這個社會的長壽和韌性從哪來。 ## 終點：十四世紀初，回不去了 前面所有危機都能翻盤，唯獨最後一次不能。轉折點在哪裡？ 卡爾德利斯說是十四世紀初，1300到1350年之間。韌性的來源開始乾涸。 大約1300年丟掉小亞細亞，意味著再也無法同時依託歐亞兩翼，只能在歐洲一側活動。然後是一連串內戰，塞爾維亞擴張，黑死病。這幾樣加起來，再沒恢復。 1300年的時候，這個國家從君士坦丁堡到亞得里亞海，是橫穿巴爾幹的一條帶子。看著很小，但面積不比英格蘭小多少，收入甚至更多，因為稅制還在，皇帝還能收上大量黃金。 然後內戰，一個叛軍跟塞爾維亞人做交易，把一半領土送出去。**到這一步就結束了。** 奇怪的是突厥人又花了一個世紀。1453年，其實本可以更早。1400年前後看起來就要收尾了，結果帖木兒從中亞過來把突厥人打垮，他們的國家碎了一地，重新開始一輪重組，於是又拖了五十年。 為什麼會終結？外國入侵。沒有別的。他們扛過了很多次，但只要輸一次就丟一塊地，輸得足夠多，就沒有可以退的地方了。 ## 它本可以再活一千年 卡爾德利斯說他完全相信這一點：如果沒有那些它扛不住的外來入侵，憑它的稅制、政策生成方式、政治運作方式、代表機制，這個帝國可以再運轉一千年。 他的證據是反面清單。看那些讓國家失敗、碎裂、變得不可治理的因素，這裡一個都沒有。 沒有分離主義運動。唯一一個真正要脫離併成功的是保加利亞，1018年被征服，1185年獨立，不到兩百年。其餘一千二百年裡，行省人抱怨稅重，但不想離開，也沒有任何動作。 中央從未失去徵稅能力。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或農業叛亂，這在其他所有同類帝國裡都發生過。 沒有人試圖分割這個國家。法蘭克人在查理曼之後分了，羅馬沒有。也沒有軍人割據一方、自建獨立政權。一個都沒有。 那他怎麼解釋這種穩定？ 他先做了一個對比。英國君主制、葡萄牙、日本，這些長壽政體有一個共同點：都在邊緣，是島，或者被擠在角落。而這個社會**正好處在全世界帝國締造和新宗教興起的主要走廊正中間**。這是你能選擇的最危險的居住地段。它能活下來本身就很反常，活不下來才是常態。 所以答案分兩部分。 第一，當局做了極大的努力說服臣民，說他們是為臣民的利益在統治，而且在多數情況下確實這麼做了。 第二，它有一個極其緊密的統一身份：羅馬人，東正教徒。大部分時間裡，他們清楚自己周圍全是既非羅馬人、也非基督徒的敵人，而他們不想活在非羅馬人、非基督徒的統治之下。 這兩個因素加起來，讓所有人有理由維持這個東西。替代方案更糟。 卡爾德利斯強調"足夠"這個詞。不要理想化。他們不是手拉手在街上跳舞。他們一直在抱怨稅，因為抱怨沒有代價：你可能得不到想要的結果，但抱怨本身不會讓你倒黴。所以抱怨是系統的一部分，是健康訊號，就跟抱怨天氣一樣。 ## 皇帝的說法和皇帝的做法 羅馬帝國對臣民投射的那套形象，卡爾德利斯稱為 persona。它由法律、頌詞、請願回覆這些渠道同時播出，內容大致固定：當局對臣民的需求是有回應的，是負責任的；他們清楚自己在行使公共權力，授權他們行使這套權力的唯一目的是為臣民謀利；他們是主動的，在問題發生之前就預先解決；他們極其勤奮，皇帝常用的陳詞之一是"不眠"。 查士丁尼公開被稱為"不眠的皇帝"。這件事連他的敵人都承認，他整夜不睡，隨時把官員叫來討論戰爭、建築、法律、神學。 （順帶說，當時也有傳說認為他的頭會自己飛出宮殿，那是另一個版本的"不眠"。） 這套說辭跟宣傳有什麼區別？宣傳意味著說和做之間有一道大縫。卡爾德利斯從馬基雅維利那裡學到的判斷方法是：看人做什麼，不看人說什麼。他對東羅馬的研究結論是，這些皇帝和當局大體上是真誠的，他們說要做的事，總體上做了。不完美，當然不完美，人類社會的腐敗、濫用應有盡有。但整體上存在一種足夠水平的理解，而且他們有動機這麼做，因為處境也很脆弱，需要臣民相對滿意。 修辭本身也有力量。他舉了個自己的例子。做了多年系主任，他見過兩種院長。一種說：抱歉，預算不好，得砍你們的專案。另一種說：我完全支援你們在做的事，我是人文學的捍衛者，不幸的是預算這樣，我們得砍一些專案，但我保證，一旦有了錢，我們立刻恢復。 兩種說法指向同一個實際結果，產生的配合度和共識完全不同。 最好的修辭有一個前提：你得相信它。你說了不做，它就失效了。行動是讓修辭變得有力的最好方式。 這跟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裡給僭主的建議是一回事。僭主通常被憎恨，死於政變。那怎麼自保？可以從遵守法律開始，讓臣民也遵守法律，為他們的利益工作。他實際上是在勸僭主變成仁慈的君主。而讓臣民相信你是個合法的仁慈君主的最好辦法，就是真的做一個。 ## 羅馬、基督教、希臘：三種身份疊在一起 問一個羅馬人"你是羅馬人還是基督徒"，答案會是"都是"。 但再追問一句"羅馬人和基督徒是一回事嗎"，稍微想一下，他們會說不。基督徒裡有很多非羅馬人，保加利亞人、羅斯人，羅馬人不會因為他們信基督教就把他們當羅馬人。反過來，他們也非常清楚歷史上有過不是基督徒的羅馬人，怎麼知道的？教堂裡幾乎每週都在紀念被羅馬皇帝殺掉的殉道者。羅馬皇帝對基督徒施暴這件事，是他們反覆記憶的。 所以這兩樣東西從來不完全重合。有些場合你更是羅馬人，有些場合你更是基督徒。卡爾德利斯說他喜歡找那種人物：有的史料會記載某人"不太在意基督教那一套"，就是個政客，幹自己的活；另一些人物完全投入東正教和修道生活，對羅馬那一套毫無興趣。 還有第三種選項：希臘的東西。語言是希臘語，文學是希臘文學，有人一頭扎進古典裡去。 他把這個社會看成一個實驗室，三種元素以各種奇特的配比共存。通常都是配比，偶爾有人想在某一種上做純粹派。**這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同時是羅馬的、基督教的、希臘的社會**，雖然三者的配比一直在變。 ## 現代能拿走什麼 美國算不算帝國？卡爾德利斯說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和"帝國"出現在同一個句子裡已經不需要猶豫了，學術界也在不帶諷刺地用這個詞。 他給出的第一條經驗是：**投資於對多數臣民有用的制度，即使他們要為這些制度付出代價，也要向他們解釋為什麼付這個代價，這對統治階層自己也有好處。**前提是你在考慮長期成功，短期收益不在此列。 羅馬人修路修了幾百年上千年，制度也一樣。基督教教會就是他們建的制度之一，他們建東西是為了長久。 第二條是馬基雅維利那條：縮小修辭和行動之間的落差。 他說美國有個特殊問題：它宣告的目標常常高得令人難以置信。他記得當年有人試圖說服大家，入侵阿富汗是一場女權主義的戰爭，新聞裡全在講阿富汗女性處境多糟。他的反應是：你真的想讓我相信這就是你派軍隊過去的原因？ 他研究的社會里，軍隊是最大的一筆開支，而且它做的基本就是皇帝說的那件事：保護臣民。不是全部時間，有時皇帝會帶兵出去打一圈，搶點東西回來，給皇帝增光，這確實發生。但大部分時間，它就在幹那件事。而在前現代的條件下，搞影子外交政策之類的東西很難操作，不在選項裡。 美國的情況不同。它擅長造戰爭技術，從希臘火到今天的東西，加上那些崇高目標，加上戰爭技術能帶來的利潤，落差自然會擴大。 越南戰爭也是同一課的重複。那場災難嚴重到美國不得不放棄徵兵制，轉向職業軍隊，而且花了很長時間才重新有政治空間去打那種規模的戰爭。這種事在君士坦丁堡不會發生。打輸一場戰爭會被批評，但"你用軍隊去做別的事"這種指控不成立。 卡爾德利斯不想被國王、君主或皇帝統治。他明確說自己不是在提倡任何東西，只是在解釋。民主制度有它自己的代價：我們想每四五年換掉領導人，連帶換掉他們的專家團隊和政策設計者，這也是有成本的。 ## 人性有沒有變 他讀研的時候，後現代主義正盛，學界很流行一種看法：不存在所謂人性。人類歷史是一系列不可通約的切片，你沒法從一個走到另一個。 他不同意。他站在修昔底德那一邊：人會愛，會恨，有野心，會無能，你在任何二三十人的群體裡都能找到差不多的型別分佈。文化會來擰那些旋鈕，這是他覺得有意思的部分，但旋鈕的範圍就是一到十。 他也不認為文化系統或意識形態能把每個人的腦子完全殖民，讓所有人變成克隆體。歷史行動者有時候就是能自己思考，能跳出框子。他遇到這類人時總是留著這個可能性。 至於人類歷史走到哪一步了，他不喜歡用開頭、中間、結尾來想，更願意分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狩獵採集，佔了人類歷史的大部分。第二個是農業革命，開始有剩餘，能撐起復雜社會。第三個是工業和技術革命，正在改寫人能做到什麼、可能成為什麼。 第四階段幾乎一定會有。到那時候回頭看我們，大概會像我們看羅馬人：明白你在做什麼，明白你用的是當時的技術和材料，但我看得出你在幹什麼。你有家庭，有軍隊，你埋葬死者。 他對未來談不上樂觀或悲觀。他成長於冷戰，八十年代有一種普遍感覺：核戰爭隨時可能發生，把一切抹掉。而八十年代的大眾文化全是歡快、天真、無所謂的，兩者完全不相關。到了九十年代，冷戰結束，所有人反而抑鬱了，音樂變得哀怨。這種情緒和客觀狀況之間沒有對應關係。 他承認技術在製造新問題，但也有大量事情一直在變好。他說很多問題是可解的，只要能把一些精英管住。這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 ## 可以拿去用的幾條 - 讀任何一段歷史之前，先問它的名字是誰起的。"拜占庭帝國"這個標籤背後有六百年的政治動機。把這個詞換回"東羅馬"，你對它的所有直覺都會重新校準。 - 看一個政權，別聽它說什麼，看它把最大的那筆預算花在哪，以及這筆錢實際在做什麼。東羅馬的軍費基本花在保護臣民上，這是它能收上稅的原因。 - 判斷一個組織的穩定性，不看它有沒有危機，看它有沒有內生的重建機制。沒有分離主義、沒有軍閥割據、中央徵稅能力從未中斷，這三條比任何一次軍事勝利都重要。 - 讀史料先看作者是誰。聖像破壞運動那場爭論，真正在乎的可能只有一兩百人，而恰好是他們在寫全部文字。你讀到的強度，是寫作者那一小群的強度。 - 如果要做長期的事，就把制度建得能解釋自己為什麼存在。羅馬人修路修了上千年，也建了教會，他們建東西的時候想的是幾百年後。 - 修辭不能替代行動，行動也替代不了修辭。同樣的壞訊息，兩種說法產生的配合度天差地別，而唯一讓好說法站得住的前提是：說的人自己信，而且真的做了。 - 聽到"某國在傳播民主"這類說法，把它和它實際在做的事並排放一次。落差有多大，可信度就有多低。這個檢驗方法對兩千年前的羅馬和今天一樣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