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德魯·卡拉漢：Channel 5、荒誕報道、QAnon、O-Block、政治與亞歷克斯·瓊斯 > 街頭記者講述 Channel 5 的報道方式、邊緣群體現場以及陰謀論與政治極化的觀察。 - 原標題：#425 – Andrew Callaghan: Channel 5, Gonzo, QAnon, O-Block, Politics & Alex Jones - 期數：第 425 期 - 釋出日期：2024-04-13 - 嘉賓 / 主題：安德魯·卡拉漢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andrew-callaghan/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andrew-callaghan/ - 精讀字數：約 14707 字（閱讀約 33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2020 年 5 月，明尼阿波利斯騷亂的第二晚。安德魯·卡拉漢（Andrew Callaghan）被一個大學同學和她的兩個閨蜜接上車，往 Lake Street 開。Kmart 在燒，Target 在燒，整條街都在冒煙。同學遞給他一支麥克風，指著街對面說：“去跟那個人聊。”那個人手裡攥著一瓶莫洛托夫雞尾酒，十幾分鍾前剛把 Kmart 點著了。 安德魯問：“我該問他什麼？” “問他腦子裡在想什麼。” 他走過去，開口問：“你腦子裡在想什麼？” 那人說，這裡發生的一切本來就該發生。這是我們的感受。這正確嗎？不。這對社群有好處嗎？不。但這就是我們的感受。 > “這就是我們的感受。”這句話幾乎成了他後來所有作品的底色。（安德魯·卡拉漢） 在此之前，他靠“Quarter Confessions”（街區懺悔）在 Instagram 上出名，穿著從 Goodwill 淘來的 12 美元灰西裝，在波旁街上攔住醉漢，問他們“你內心最深最暗的秘密是什麼”。喝多了的人什麼都肯說：亂倫、出軌、殺人。在此之後，他變成了一個出現在騷亂現場、抗議現場、邊境線上的記者。這條分界線，把他的人生切成了兩半。 ## 八年級的那撮蘑菇，把他永久留在了另一個視覺世界 要理解安德魯為什麼能在燃燒的 Kmart 前面鎮定地遞出麥克風，得先回到他八年級的那個早上。 他在朋友託比家吃了八分之一盎司的裸蓋菇。這個量對成年人是正常劑量，可他當時才十三四歲。第二天醒來，他發現世界變了：視野裡永遠飄著一層雪花狀的噪點，物體邊緣會輕微變形，牆壁像在呼吸。他以為過幾天就好。沒有。他得的是 HPPD，致幻劑持續性知覺障礙。 > “這個雪花現在就在房間裡。它在你身上，到處都是。HPPD 目前沒有治癒方法，它是終身的。”（安德魯·卡拉漢） 目前醫學上唯一確認有效的緩解手段，是酒精和苯二氮䓬類藥物。這解釋了他少年時期那段每天放學灌一瓶 Mickey's 麥芽酒的日子，40 盎司，綠色瓶子，瓶身印著一隻大黃蜂。酒精能讓雪花變淡一點。 HPPD 還常伴隨兩種更麻煩的東西：人格解體（depersonalization）和現實解體（derealization）。前者是“我不真實，但世界還在”，後者是“世界是我腦子投射的幻覺，只有我是活的”。他兩個都經歷過。用他的比喻，感覺像靈魂被塞在一件血肉做的宇航服裡，你躲在眼睛後面操縱它，可那並不是你的身體，那裡也並不舒服。 有個細節很說明問題：他把新聞課當成了應對這種症狀的治療工具。九年級那年他同時得了 HPPD，同時進了卡爾文·肖老師的新聞課。往極端現場跑、把自己放到事件最前沿、被人拍攝，這些行為給了他一種“我確實存在”的確認感。他看著自己出現在 MP4 檔案裡，就知道自己確實在這個星球上待過。 這件事解釋了他後來的鎮定。無數人把他的風格形容成“瘋狂”“不怕死”“什麼都敢拍”，可那副鎮定來自一個更樸素的地方：站在危險現場，比待在自己腦袋裡更舒服。 ## 第一篇稿子的標題是《深入暗網：與一名殺手對話》 他的高中是一所另類學校。卡爾文·肖老師允許他整天不在學校，只要天黑前回來交一篇稿子，就給他記出勤。於是他揹著包在 Seattle 到處走，見人就聊。 九年級那年他發現了 Hidden Wiki，那種列出暗網服務目錄的頁面。上面有一欄寫著“僱傭殺手”。他真的發訊息過去，說自己想在學校裡解決一個人，問要多少錢。對方回覆了。他把這段對話寫成了稿子，叫《深入暗網：與一名殺手對話》，署真名發表。 > “那個人可能是個臥底探員，也可能不是，誰知道呢。我當時躲在 Tor 瀏覽器後面，所以其實沒什麼可怕的。”（安德魯·卡拉漢） 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用匿名網路接觸暗網殺手服務，然後署真名發表。這個組合本身就說明了他對待風險的方式：他看上去魯莽，其實把風險和匿名性都算得清清楚楚，然後照樣往前走。 ## 70 天，一個揹包，一張去巴吞魯日的單程灰狗票 大一的最後一天，他把所有東西留在宿舍，坐上有軌電車去灰狗車站，買了一張去巴吞魯日的單程票。計劃是從路易斯安那搭車回西雅圖，全程不帶錢。 促使他做這件事的是大一的校報經歷。他在 Loyola University 的校報《The Maroon》幹了一整年，卻沒資格自己選題。編輯分給他的是：教皇訪問新奧爾良、法國區恢復玻璃回收、校園禁止平衡車。他想做的是荒誕報道（gonzo journalism），而傳統新聞編輯部的晉升階梯看起來並不能通向那裡。 於是他讀了大量二戰後流浪漢文學，其中一本是老流浪漢 Ed Buryn 寫的《Vagabonding in America》。書裡那些“柵欄上的記號代表這戶人家有免費湯”的內容早就過時了，但有一件事還有效：哪些鐵路小鎮對流浪者友善。Dunsmuir、蒙大拿的一些地方，從六十年代延續下來的態度一直沒變。 第一趟車就出了意外。他在 Crowley 附近的路邊等車，那是一個以男妓聞名的卡車停靠點。一個宏都拉斯小個子男人停下車，皮夾克上釘滿金屬鉚釘，一句英文不會說。安德魯以為遇到了好心人。結果對方把他帶到南方那種帶隔間的私人影院，買了兩個隔間，然後在他旁邊開始自慰，還說“我帶了錢給你”。 安德魯解釋自己只是個普通搭車客。對方大笑，說“我的錯，我以為你在賣”。然後一路把他送到了休斯敦。剩下的四個小時車程裡，兩個人默契地聊了一切話題，除了那件事。 > “我口袋裡其實有刀，但我不想捅他，尤其不想在那個地方捅。”（安德魯·卡拉漢） 這 70 天裡他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和善意有關，方向卻出人意料。 那些車後貼著耶穌魚標誌、車窗上貼著一家四口火柴人的基督徒家庭，從來沒有一次停下來。他們會全家一起朝他豎中指，全家一起朝他扔整罐的 Dr Pepper，全家一起喊“去死吧，嬉皮士”。反而是邊緣人群停得最勤：持季節性簽證的工人、油箱只剩四分之一的人、正在跟毒癮搏鬥的人。他們普遍以為他沒車，只能靠搭車趕去上工，於是願意繞路把他送到目的地。 > “那些最有基督教家庭價值觀的人，從來沒給過我一分錢的慈善，連一次對話都沒有。真正伸手的是邊緣人。”（安德魯·卡拉漢） Lex 在這裡補了一句自己的觀察：很多宗教社群構建了一套價值體系，靠這套體系確認自己比別人好，而這套體系反過來會把人推成刻薄的人。安德魯說他從沒從這個角度想過，但這個說法是真的。 ## 波旁街的那份工作，讓他見識了什麼叫人間戰場 回新奧爾良後，他在波旁街和 Iberville 街角的一家高檔餐廳當領位。餐廳叫 Bourbon House，菜不錯，價格虛高。他們要在一整條几乎人人都在嘔吐、打架或半裸的街上，維持一套高階餐飲的門面。 店裡有條規矩：給客人上菜時不能往窗外看。窗外是整面落地玻璃，波旁街的一切一覽無餘。有一次他正在給客人介紹紅米飯和克里奧爾菜，窗外一個戴著蝙蝠俠面具、全身赤裸、脖子上掛著十二串珠子的男人正在自慰，整間餐廳的人都跑出去拍照。經理斯蒂芬看著他說：“眼睛給我盯著桌子。” 午夜下班後，他得走十二個街區回法國區的家，住在一對賣冰毒的男同性戀情侶樓上。這段路他形容成《遊俠戰隊》裡的場景。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他做了“Quarter Confessions”。靈感來自身邊一個朋友的建議：做個計程車懺悔的翻版，問路人最深最暗的秘密，第二天發出去。第一條就爆了。內容大多是亂倫故事，也有殺人自白。 有個大概十五歲的男孩告訴他，自己剛在 Magnolia 操場殺了一個人，因為那人性侵了他妹妹。安德魯當場搜新聞，真的搜到了：一名無家可歸男子在 Central City 操場被行刑式槍殺。他問那孩子為什麼要把這事告訴他。孩子說：“發出去啊，我想火，記得 @我。” > “我當著他的面把素材刪了。我說，看見這個垃圾桶按鈕了嗎，我現在就按。以後別再跟任何人說這件事。”（安德魯·卡拉漢） 新奧爾良的兇殺案破案率是 22%。這意味著大多數時候，人們真的會跟你講。 可“Quarter Confessions”做久了，他心裡開始不舒服。幾乎所有上過節目的人，後來都或多或少後悔。波旁街是個什麼都行的氛圍，可這段影片被搬到網上，五年後那個人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孩子會搜到自己爺爺年輕時在講吃屁股的事。他意識到自己實際上在做伏擊式採訪，表面上和善，目的是做出好笑的東西。Ali G、Borat 都這麼幹，這不違法，但他不想繼續了。 ## 一輛房車，四萬五的年薪，和一個叫 DJ Soft Baby 的人 2019 年 5 月他大學畢業，一週後接到一家叫 Doing Things Media 的公司電話：我們給你一輛房車，年薪 4.5 萬美元，油費、飯錢、每週兩晚酒店全包，你出去做內容，我們在後臺支援。《All Gas No Brakes》就這樣誕生了。名字來自他自出版的那本搭車日記。 節目最初的設定換了個問題：不問“你最深的秘密”，改問“你經歷過最瘋的一次迷幻旅程是什麼”。第一次測試在博爾德，一位女士講了她在 Peyote 靜修營見到祖先外星人的經歷。他們以為在嬉皮士和流浪朋克身上很容易挖到這類故事。 第一站是火人節。問題來了：火人節極度排斥拍攝，它號稱是一個非商業化、禮物經濟、互相參與的逃離現實之地。參加者卻大多是矽谷高收入人群，來這裡是為了卸下身份，變成“burner 人格”：吃氯胺酮、戴萬花筒眼鏡、戴蒸汽朋克帽子、在沙地上奔跑。 他們在火人節電臺做了場廣播，自稱“迷幻記者”，公佈了房車停的位置，說我們搭了一個播客棚，專門聊迷幻旅程。兩小時後，十個人在房車前排起了隊。這個辦法替他們完成了篩選。 採訪裡有位叫 Rosmah 的女士，說她在伯克利的若干圈子裡以“多高潮”聞名，能只靠眯起眼睛、用意念製造連續不斷的性高潮。還有一位火人節藝名叫 Kimbo Slice 的男士，詳細描述了吃了四分之一盎司蘑菇後上廁所的體驗，說在糞便衝入馬桶的過程中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和前世。 真正的麻煩來自一個叫 DJ Soft Baby 的人。他穿著金色緊身連體衣，戴著萬花筒眼鏡，光著上身，一邊跳舞一邊把一碗濃湯往臉上抹，邊抹邊喊“這湯太好喝了，我要湯覆蓋我全身”。安德魯只是讓他跳個舞拍點 B-roll。第二天早上影片發出去，Doing Things Media 的 CEO 打電話來說：所有頁面都被下架了。那個往臉上抹湯的人，是 MIT 的頂尖人物（安德魯自己也不確定是 MIT 還是哈佛）。他打了幾個電話給大科技公司的負責人，把整個 Instagram 頁面矩陣給封了，直到公司同意永遠不再發布那段影片。 > “那是我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後一次，接觸到嗑藥的權貴。”（安德魯·卡拉漢） ## 被解僱的那個下午，費城南部的沃爾瑪停車場 2020 年，事情開始加速。Eric Wareheim（Tim & Eric 組合成員）給他發私信說“我們來做一檔節目”。三天後他接到電話：Jonah Hill 想加入。再然後，A24 說想做電影而不是劇集，並且允許他繼續運營線上品牌。 A24 問他：你想拍什麼電影？他回答說，2020 年會發生這些事。如果特朗普贏，全國大城市會暴亂；如果特朗普輸，民兵和他的死忠會在華盛頓試圖政變。所以他要跟拍大選前的造勢，再拍結果出來之後發生的事。A24 說好。 問題出在合同上。他 21 歲籤的那份合約，在說唱圈有個名字，叫 360 合約：他在合同期內的任何收入，公司都要抽 100%。就算他去 Sbarro 或 Quiznos 打零工，那每週 500 美元也歸公司。他沒讀細則，因為當時 4.5 萬年薪加一輛房車聽起來太香了。 拍 A24 電影期間，Doing Things Media 的另一位合夥人要求他同時繼續給線上節目供內容。他說一天只有那麼多小時，要做也可以，節目利潤要分我一半。對方的回應是：立刻解僱他，以及他僱來一起做的兩個發小。 > “我們當時坐在 Tim & Eric 公司買的那輛房車裡，停在費城南部的沃爾瑪停車場。煤氣剛好用完，外面零下十五度，房車冷得很快。我看著手機，上面寫著‘你被解僱了’。”（安德魯·卡拉漢） 那位合夥人說了一句原話：“我在喜劇圈人脈很廣，我們一夜之間就能換掉安德魯。” 安德魯給這件事起了個名字：配角綜合徵（sidekick syndrome）。當一個人參與了製作卻不在核心位置，他會開始覺得臺前那個人不重要，真正的大腦是周圍這些人，觀眾不會在意換人。他沒意識到的是，這檔節目的全部來歷都連在這個人身上：看過《Quarter Confessions》的人、讀過那本搭車日記的人，才會來看《All Gas No Brakes》。 最後把他從合同裡撈出來的，是 Jonah Hill 免費借給他的律師。 ## 《This Place Rules》：從 Joker Gang 到 QAnon 家庭 2021 年 3 月，Channel 5 成立。這個名字的來歷很好笑：拍《All Gas No Brakes》時，遇到難纏的路人，他們就自稱 Channel 5，因為每個城市都有一個 Channel 5，對方一聽“我奶奶會看到”就走了。後來他們發現 channel5.com 和 channel5.news 都沒人註冊。 那部電影最後叫《This Place Rules》，原名是《America Shits Itself》。開頭是兩個邁阿密人吵架：Joker Gang 和 Gum Gang。一個是“Joker 305，活著的古巴兄弟裡最狠的那個”，安德魯關注他很久了，因為他會在馬桶上一邊嗑 Percocet 一邊抽菸一邊即興說唱。這場街頭口角在電影裡變成了美國左右極端的微縮模型：兩個都覺得自己在為社會正義而戰的人，互相對罵，最後打起來。 而在片尾，Joker Gang 成了說出最清醒那句話的人。 電影裡另一條線是 Spencer 一家。2020 年 9 月“Stop the Steal”運動開始前，這家人完全不關心政治。四個月之內，他們的全部生活圍繞 Q 的神話展開。安德魯說，他從沒見過一個心理戰行動能以這麼快的速度、這麼徹底地吞噬一家人的心智。 最讓他難受的是那家的孩子。孩子完整地走完了那條路：先相信希拉里是蜥蜴人，相信所有最黑暗的版本，然後醒過來。他對父親的失望跟政治立場無關，真正扎人的是那句“他們讓我爸失望了，他們令我們全家失望了”。按 QAnon 的說法，1 月 6 日是“風暴”降臨的日子，軍隊會動員，深層政府成員會被逮捕，特朗普會坐直升機回來奪回國家。什麼都沒發生。第二天，特朗普本人幾乎在譴責這件事。 > “特朗普說唱歌手 Forgiato Blow 跟我說，很多人的自尊心被 1 月 6 日傷到了。”（安德魯·卡拉漢） 說到 QAnon 的機制，安德魯提了一個猜想：QAnon 可能本身就是一場轉移注意力的行動。它把剛剛接近階級意識的人，一把推向“蜥蜴人住在月球上”“希拉里在鏡頭前吃嬰兒”這類敘事，順便讓人相信兩件事：一，不存在保守派的深層政府，特朗普跟龐大的企業宣傳機器毫無關係；二，民主黨建制派是唯一的深層政府。這個猜想未必成立，但它解釋了一件事：這個猜想未必成立，但它解釋了一件事：為什麼這些陰謀論總是出現在人們快要看清金錢流向的那一刻。把注意力從“誰在真正分配資源”引開，引到月球上的蜥蜴人身上，成本極低，效果極好。 關於 Alex Jones，安德魯的態度比外界想象的複雜。他說 Alex 在鏡頭外和鏡頭內是同一個人，不是表演。他提到 Alex 的演播室條件好到 MSNBC 級別。他還提到 Alex 當時警告過他：“我知道你覺得把我放進這部電影是好主意，但你會因此遭到嚴重的反彈。” 反彈確實來了。HBO 給他安排了媒體培訓，教他怎麼回答“你在給問題意識形態提供平臺”這類問題，標準答案是“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他一條都沒用。他說自己不想被媒體訓練，他更願意自由地說話。 ## CNN 直播間的那個清晨，和 NPR 後臺的兩層 N95 電影上映前的宣傳期，某天早上七點，他坐在 CNN 演播室，前一晚剛在時代廣場做完一場演出，人還沒醒。主持人 Don Lemon 的第一個問題是：“在國會山暴亂前夕，Enrique Tarrio 的精神狀態怎麼樣？” 他當場反問：這跟 Tarrio 無關。真正該問的是，像 Fox、MSNBC，還有你們 CNN 這樣的機構，如何用 24 小時新聞迴圈激怒觀眾、製造廣告收入、讓美國人互相對立。 對方說：“CNN 沒有任何虛假的東西。” 他回答：“我沒說你們是假新聞，我沒說你們在撒謊。我說的是，你們在直接煽動一半的國民，因為你們需要一個正在衰亡的平臺繼續賺錢。” 他媽媽當時在看直播，發簡訊問他：你在幹什麼。 下節目後，A24 派給他的宣傳陪同臉色鐵青，說剛收到時代華納高層的郵件。他這才知道 CNN 和 HBO 是同一家公司。整個媒體行程被取消，所有原定的深夜脫口秀全部作廢。 只剩最後一場：波士頓 NPR 的放映會。他坐在觀眾席裡，看著人們被電影逗笑，心情不錯。回到後臺，一位 NPR 記者在那兒等他，戴著兩層 N95 口罩，拒絕跟他握手，理由是“你最近接觸過一些人，我不想沾到他們的細菌”。 坐下後第一個問題，當著全場觀眾：“你覺得 Sandy Hook 的家屬會怎麼看你在電影裡給 Alex Jones 提供平臺這件事？” > “我回答她，Sandy Hook 家屬在康涅狄格庭審時的代理律師 Mark Bankston 親口告訴我，Noah Pozner 的父親 Leonard Pozner 是這部電影的忠實粉絲。”（安德魯·卡拉漢） 這句話讓對方閉了嘴。可整場對話仍然圍繞“你在剝削精神病患者”“你在傳播陰謀論”“有人會說你是虛假資訊記者”展開。NPR 從未釋出這場活動，現存唯一的影像是波士頓一位叫 Rob 的粉絲用手機豎屏拍的，發在 YouTube 上。 Lex 在這裡替他說了句重話：那部電影對 Alex Jones 的批評非常精準，而且是用最藝術的方式做的。它讓人看到，Alex 更在意的是這整套東西帶來的生意，而不在意被他煽動起來的人會付出什麼代價。它沒有用手指著人罵，它只是把那些荒誕的層次攤開：娛樂、煽動、以及從不計算後果的那部分。 ## 電影上線前八分鐘的那條簡訊 2022 年 12 月 30 日，HBO 專案上線。上映時間他 11 月才被告知。那五十天裡，他每天數著日子，像小孩等聖誕節。上映前兩天，他一個人跑到莫哈韋沙漠，開了一間酒店房，坐在裡面等。 上線時間原定太平洋時間晚上八點。七點五十二分，他收到一條簡訊，來自一個幾年沒聯絡、他以為關係還不錯的人。內容是：希望他拿出一部分 HBO 的片酬，補償對方這幾年累積的治療費用，因為她覺得自己當年是在他的壓力下才同意的。 他沒有回覆。七天後，對方在朋友的幫助下發了 TikTok 影片，一場線上運動隨即展開，媒體很快跟進。 他後來才知道，對方當時已經有律師，那條簡訊的目的是製造一份可用於民事訴訟的自認證據，標的額是幾百萬美元。 > “我不反對賠償成為真正傷害事件中私下問責的一部分。如果一個人被傷害到無法工作，我認為對方應該得到補償。但我後來瞭解到的情況是，這是一次為了民事訴訟而製造證據的嘗試。”（安德魯·卡拉漢） 他講清了事情本身的經過。當時他 22 歲，開著房車全國各地跑，每兩天換一個城市，養成了一個他自己也承認很壞的習慣：把 Instagram 當約會軟體用。到一個新地方就發定位，翻私信，找粉絲出來玩。不總是女生，但很多時候是。 他和這個人沒有發生性關係。有過一次雙方都同意的親密接觸。兩週後對方主動聯絡他，說“我不想你誤會，我覺得這不能怪你，只是你來得有點猛，我不想讓你失望，所以我就順了”。他說這句話讓他很難受，因為如果對方當時說不想，他一定會說那當然不要。他也提到對方告訴過他童年創傷史，正在接受 PTSD 治療，他覺得關係推進得太快了。他道了歉，說隨時可以打電話聊。 大約半年後，在 Sturgis 摩托車周，他收到朋友簡訊：“你現在正在被取消。”他開啟手機，看到一張自己的醜照被截圖，配文是“主持 All Gas No Brakes 的那個醜逼失敗了，他明知故犯地傷害了我朋友還全身而退，你關注他我就私信問你為什麼”。發帖的人他不認識，對方給他合作過的每一家制作公司發郵件，給成百上千的人發私信。他挨個給過去一年裡所有有過親密關係的人打電話，問我們之間沒問題吧。最後他找到源頭，聯絡上當事人，再次道歉。對方說：道歉我接受，對不起，是我朋友問我能不能替我發聲，我當時心理狀態不好，看到你越來越紅，就答應了。他們在私下和解了。 兩年後，電影上線前八分鐘，那條簡訊來了。 他不想在上線期搞砸發行，把處理權交給了公關公司。公關公司的方案是在 TMZ 發一條“安德魯·卡拉漢深感痛苦”，配一張他在 NBC 的畫面。他到現在也想不明白這個方案為什麼能幫到他。 他說，他不願意把一切歸因於最初那件事是被人設計的，因為後來確實有其他人發了類似的影片，說明他的行為模式確實存在問題。他的原話是：我要完全朝向問責，而不是怨恨。我在這個情境裡的角色是什麼？我怎樣才能再也不讓任何人有那種感受？ 他給這套反思配了一句很實在的話：作為男性，從小被訓練成必須在任何性接觸裡當主動方，男追女，她說不要就是要。這套指令碼本身就有毛病。如果你在關係裡扮演主動角色，而對方有創傷史，對方可能會因為害怕而同意，而你不會察覺，因為你不覺得自己是會越界的人。 ## 他不願意細說，但說得很清楚的那段日子 事情發生後，他進了戒癮專案，先是從 AA 開始，後來找到更針對他問題的專門專案。 最難的時候，他邏輯推匯出一個結論：如果他消失，他愛的人會過得更好。媽媽的朋友會說“她兒子是個恥辱”，家人會覺得把他教壞了，朋友會覺得自己成了負擔。他讀了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寫的書和文章，發現那些父母在孩子自殺後普遍感到憤怒。於是他開始思考：哪種方式能讓留下來的人憤怒最少。上吊會有人發現屍體，所以他覺得把自己喝死是相對好的方式，只是沒能做到。 > “我那時候恨愛我的人，因為我知道他們會悲傷，而這一點讓我生氣。我準備好走了，我沒有活下去的意志。但他們的悲傷是我不能造成的，因為我不想傷害他們。所以我恨那些愛我的人，因為他們在阻止我結束自己的生命。”（安德魯·卡拉漢） 他說那段時間如果有人在街上從他身邊走過，看上去就是個普通人。所以現在他走在街上看到別人，會提醒自己：你完全不知道這個人在經歷什麼。太多人在完全的沉默裡受苦，而痛苦並不寫在臉上。 他還講了那句最刺人的觀察：整個支援系統在一週內消失了。朋友不見了，有人給他發來悼詞式的簡訊，說“認識你很高興，看著你成長很棒，祝你好運”，像他已經死了一樣。他被經紀公司解約。沒有一個人打來電話問他“你還好嗎”。 兩週後，他遇到了現在的伴侶。他說自己克服了兩個最大的恐懼：一夫一妻制，和狗。現在他有一個他愛的女朋友，和兩隻狗。 Lex 在這裡說了一句不太好聽但很直接的話：一個人在低谷的時候，才是你該幫他的時候，尤其是你知道他的品性的時候。安德魯沒有順著罵誰，只是把事實擺出來。 ## 鏡頭面前那種鎮定的來源 撇開這些，回到手藝本身。他的採訪風格，他自己定義為“冷麵、親和、有指向性”。早年在《Quarter Confessions》裡，他會像《辦公室》裡的 Jim 一樣看鏡頭，現在不這麼做了。剪輯上，他們受 Vic Berger 影響，把那種誇張的剪輯語言搬到實拍裡：急速推鏡（crash zoom）、拆開人聲製造喜劇節奏、用環境音鋪出兩秒尷尬的沉默、切鏡頭加快語速。現在他們儘量收斂，因為想讓作品被更認真地對待。 他也開始做旁白。第一次真正用旁白是在舊金山街頭那期：關於舊金山無家可歸問題的影片網上太多了，但幾乎沒人講背景，住房危機、NIMBY 主義、聽起來很無聊的分割槽法規、為什麼 Tenderloin 被警察和市議會放任，而 Nob Hill 和 North Beach 那麼體面。費城那期也一樣，他在街頭採訪之間加入了歷史分析。 他給 Channel 5 定了兩個目標。一個是人性化：讓那些平時只是新聞條目的人，被公眾看見成有生活、有牽掛、有夢想的人。另一個是做解決方案導向的報道：不能只停在“天啊，這太糟了”，還要回答“你能做什麼”。 維加斯隧道那期就是個例子。他們不只是採訪，還真的帶無家可歸者去 DMV 辦身份證。因為沒身份證就進不了收容所、做不了日工、申請不了住房。辦完之後，那些人的生活沒有任何變化。他們去請教一位做了十年一線工作的康復專家，對方說：他十年裡一直在做安德魯一週內做的事，而這些人的底層創傷，必須在他們踏入社會之前就處理掉。羞恥迴圈要先打破。五十歲以上陷入無家可歸的人，普遍覺得自己是失敗者，很多人有沒能照顧好的孩子，這種痛不是一個微型房子能解決的。 > “如果一個人自己不想改變，你怎麼幫都沒用。如果你太家長式，用羞恥去推動他們清洗自己，他們會回到原點。”（安德魯·卡拉漢） 還有一層他很在意的東西：他自己這一代人把流浪浪漫化了。如果這件事叫 Van Life，如果它發生在 Willie Nelson 那種“上路就走”的語境裡，就成了一種美學。而真正掉進去的人，尤其是五十歲以上的，感到的卻是徹底的失敗和羞恥。這兩種東西被混在一起談，會讓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更難開口。 那期影片被 Fox 5 拉斯維加斯以版權為由投訴下架。整部紀錄片一小時四十五分鐘，只用了十秒公開播出的新聞片段。按 1976 年版權法，公開播出的新聞片段可以在紀錄片中轉化性使用。控制全美幾乎所有小城電視臺的 Gray Media 讓律師聯絡了 YouTube，YouTube 照做了。他投入了大約七萬美元，其中包括花兩萬美元做的五種語言配音。他決定起訴，因為他有這個能力：粉絲量、經濟基礎、法律資源。可他想到的是那些沒有這些條件的小創作者。 他要的不是打贏這一場，他要的是給後來的人留下判例。讓大型媒體集團不能隨手對紀錄片作者發版權投訴。這話說出來很輕，但它意味著他願意花自己的錢去替一批不認識的人試一次。 講這件事時，他的語氣不帶多少憤怒，更像在陳述一個必須被修掉的系統漏洞。YouTube 的處境確實難，每天有海量版權主張，逐條核查不現實。可正因為難，第一道防線才有意義：對大公司的主張回推一下，先問一句“這真的構成侵權嗎”。否則規則實際上變成了誰的法律團隊更兇，誰就贏。 ## 邊境線上的那幾天，和那句“我不知道要去哪” 他去過邊境，也進過拘留所。這件事他講得很坦率：他以為作為美國人，回國可以從任何地方入境。錯了。只能從官方口岸入境。他被邊境巡邏隊逮捕，在一處移民中心被拘留了幾天。 他描述的條件是：單人牢房，大部分時間獨處，沒有枕頭，沒有床墊，只有一條太空毯。他把鞋墊在頭下睡，把牢房弄得很難聞。看守嚇唬他們說，你們被控聯邦罪，我們在等聖安東尼奧的訊息，看要不要引渡，至少六個月。他說自己講這段時顯得很慫，因為肯定有觀眾坐過更久的牢。 更讓他記住的是採訪到的那些人。他遇到很多真的相信美國是他們成功的唯一希望、是養活家人的唯一出路的人。他問一個不會說英語的人“你打算去哪”，對方回答“我完全不知道”。 > “我意識到自己作為美國人，某種程度上被保護得太好了。我以為的貧困，比如西巴爾的摩、新奧爾良第九區，跟世界上將近一半的地方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安德魯·卡拉漢） 他也提到美國夢宣傳的問題：很多人被灌輸的期待，跟當代美國的現實並不匹配。他祝每個來這裡的人成功，可他覺得這些人被“釣”了。一個人放棄家人、跨過幾個大洲、最後落在一個自己毫無計劃的地方，這件事本身就在反問：別處到底糟到什麼程度。 這一點他引申到了國內媒體敘事上。西雅圖、舊金山的無家可歸問題，確實是住房危機和紳士化的結果，其中有市政管理的失誤。可保守派媒體把它包裝成“看看拜登的美國”，彷彿拜登親手製造了無家可歸者。真實的問題被拿去當黨派武器，而住在街上的人成了論據。 ## “我們離內戰還遠得很，因為大家還想去 Sonic 買奶昔” Lex 問他，1 月 6 日那樣的事還會發生嗎。 他說不會。 理由跟制度是否更健全無關，跟人們有沒有學到教訓也無關。他的判斷建立在一個更樸素的觀察上：美國人對自己的生活水平太滿意了。人們喜歡開車去 Sonic 點奶昔，喜歡去 AMC 看電影，喜歡滑冰、打迷你高爾夫、下班後去酒吧。即便是政治上最分裂的人，也不想看到 7-Eleven 消失。 > “真要發生那種事，需要有經濟上的絕望，需要有人真的在捱餓，或者某樣基礎資源消失了，比如水。”（安德魯·卡拉漢） 他拿其他地區作對比：歐洲人怎麼抗議，阿拉伯之春那些人說的話和 1 月 6 日的參與者很像，但他們真的奪取了政權。而就算 MAGA 人群佔領了國會大廈，那也只是一棟樓。 關於 2024 年大選，他說自己可能都不投票。他覺得“這就是我們的人選”這件事本身就荒謬：這個國家有這麼多聰明人、這麼長的歷史，最後端出來的是這兩位。他更願意把注意力放在城市政治：在他住的內華達州亨德森，一個五百人的社群裡，你能影響這裡到底修不修腳踏車道、建遊樂場還是建 AMPM 便利店，你能說服一百個人一起選，然後這個社群就是你的。而總統大選的結果，你影響不了。 Lex 補了一句：可總統這個層級會定下全國的調子。安德魯的回應很短：“我就是不敢相信那就是我們的人。” ## 鑽頭說唱：一種要求表演者真的殺過人的音樂型別 他採訪過大量說唱歌手。鑽頭（drill）說唱起源於 2010 年的芝加哥，有人說是 Chief Keef，他認為是 King Louie，但都深受 Waka Flocka Flame 那張《Flockaveli》影響：腎上腺素飆升、極度暴力的說唱，唱的人是真正在街頭的人。 鑽頭說唱和九十年代匪幫說唱的區別在這裡。五十美分那代人唱販毒、打人，他們並不真的在做這些事。鑽頭說唱帶有真實犯罪屬性：聽眾想知道，唱自己“收人頭”的那個人，是不是真的殺過人。這個型別聽感很好，核心卻相當可怕。它從芝加哥傳到英國，又反彈回紐約布朗克斯和布魯克林，再擴散到全美。現在大概每十平方英里就有一個鑽頭說唱歌手。聽眾大多不住在被貧困影響的社群裡，所以這些人在他們眼裡像超級英雄。 他去過 O Block。那是芝加哥南部 Englewood 區的一處公屋，米歇爾·奧巴馬在那裡長大，Chief Keef 在那裡被養大，是現代鑽頭說唱的源頭。附近還有一片叫 St. Lawrence（又名 Tookaville）的區域，兩邊是長期的對手。 他並不擔心安全問題。原因有兩個：O Block 現在有安保，進出都不容易；更重要的是，那裡正在做形象重塑。你去看 O Block 任何人的 Instagram，會發現他們都皈依了伊斯蘭教，發早上祈禱的照片，配文是“放下槍，我們來祈禱”。所以當他們看到有人帶著攝像機來，會把它當成一次正面宣傳的機會。一位叫 Boss Top 的說唱歌手全程保證了他的安全，他說其實根本不需要，那裡的人都很友好，而且非常懂 YouTube 這一套。 他也講了這一整套生態裡的黑暗面。Lil Durk 與 O Block 有關聯，一位叫 King Von 的說唱歌手（Lil Durk 旗下的藝人，現已身亡）可能出資策劃了對 FBG Duck 的刺殺，後者在芝加哥黃金海岸社群被殺。所謂 O-Block 6 並不是說唱歌手，裡面的人是槍手。所以有傳聞說聯邦指控可能會落到 Durk 頭上。 還有 Crip Mac。他本名 Trevor，在加州安大略市長大，父親離開後跟母親搬到德州，母親後來和一個休斯敦警察 Gary 先生交往。母親發現 Gary 被一名同事肛交，於是給 Crip Mac 買了一張去洛杉磯的單程灰狗票，他在那裡加入了 Crips。安德魯說這是典型的案例：一個沒有父親形象的男孩，在街頭幫派裡找到了兄弟情誼、歸屬感和目標。在洛杉磯的大部分地區，幫派規則幾乎就是法律。 有一個現象值得單獨拿出來說。他開始拍街頭採訪之後，說唱歌手會主動朝他靠過來。他自己也想不通。他說自己在初中和高中第一年做過說唱歌手，也許“只有同類才認得出同類”。他還有個更浪漫的解釋：某個更深的層面讓說唱歌手的大腦知道，在這臺攝影機前面他們是安全的。Lex 說這可能是他最強的一項能力，他能在陌生人身上造出一種“這裡可以表演”的空間。這件事在採訪裡比任何提問技巧都值錢。 ## 他要在節目裡第一次公佈的專案：瀕危語言 訪談後半段，他提到一個此前沒公開過的計劃：做美國的瀕危語言。 美國有大約一百五十種語言的使用者不足一千人。 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夏威夷手語，現在只剩十五個使用者。夏威夷被吞併後，美國手語社群試圖讓失聰的夏威夷原住民無法使用自己的母語手語，他們只能在學校課桌底下偷偷打，一旦被發現，就會被用肥皂洗嘴。另一個是 Gullah Geechee 語，在南卡羅來納的 Sea Islands，希爾頓黑德島一帶。那幾乎是一種克里奧爾語，在美國孤立存在了幾百年，現在受到高爾夫球場開發的威脅。 Lex 接過這個話題，講到語言和權力的關係：烏克蘭語作為獨立象徵被推為主要語言，語言在這裡不只是交流工具，它和文化的存續綁在一起。他還提到第二天要採訪一位 MIT 的語言學家，研究亞馬遜雨林裡多種語言的句法。 安德魯說自己正在學納瓦霍語。他會西班牙語和英語，西班牙語能說到日常對話的程度。 ## 那麼多人受苦，但沒人看得出來 訪談快結束時，Lex 問了一個大問題：見過這麼多人之後，你覺得大多數人本質上是好的嗎。 他說是。 > “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是在為世界做最好的事。除了極少數反社會人格，我不認為有人每天早上醒來會說，我今天要去毀掉某個人的人生。絕大多數人都在為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而戰，都希望美國成功，希望我們處在一個沒有人被壓制的、快樂的地方。只是大家對‘用什麼手段能到達那裡’的理解差異極大，而這種差異正在造成大量文化間的誤解。”（安德魯·卡拉漢） 他緊接著補了一層，這一層來自他自己的經歷：很多人主要是被自我利益驅動的。在戰或逃的情境下，大多數人會選擇逃。所以他不確定人們作為一個整體是否勇敢。 > “人被自我利益驅動，不等於人是壞的。我認為人類主要是自利的，但總體上懷有正向的意圖。”（安德魯·卡拉漢） 他自己經歷過的那一週，是這句話最直接的註腳：解約、消失、悼詞式簡訊。他沒有把這段講成控訴，只是當成一個觀察。 關於怎麼化解人與人之間的誤解，他的答案只有兩個字：傾聽。 > “聽。這是我們唯一的選擇。不是強制教育，不是強制讓政治對手坐在一起調解。就是去聽更多的人，真的聽。把你對某個你‘應該’不同意的人預設的感受拿掉，把耳朵和心開啟，你的人生會變。”（安德魯·卡拉漢） Lex 說，很多人害怕傾聽。 ## 幾句可以帶走的東西 Lex 在結尾引了 Hunter S. Thompson 的一句話：邊緣沒有誠實的方式去解釋，因為真正知道它在哪的人，都已經掉下去了。 安德魯是這個時代少有的、主動往邊緣走、並且回來把看到的東西講清楚的人。他的方法其實不復雜：找到那些看起來準備好說話的人，遞上麥克風，問一句“你腦子裡在想什麼”，然後閉嘴。 這件事的門檻比想象中低，也比想象中高。低在於不需要裝置、不需要平臺、不需要名頭；高在於你得真的忍住不評判，真的願意聽一個你完全不認同的人把話說完，真的在對方說出讓你不適的內容時，先想“他為什麼會這麼想”，再想別的。 他自己付出的代價不小：少年時期的 HPPD、長年的酒精依賴、一段幾乎走不出來的低谷、一次被設計成證據的指控、一週之內消失的整個社交圈。但他講這些的時候，重點從來不在自己受了多大委屈，而在“我在這件事裡的角色是什麼，我怎樣才不會讓任何人再有那種感受”。 這大概就是他說的、那個讓人願意在他面前即興說唱的東西。技巧之外，那是一種“這裡安全”的訊號。 如果你想從他身上拿走點什麼，以下幾條可以立刻開始做： - **下次跟人聊天，把“問一個真問題然後閉嘴”當成練習。**不要急著接話、不要急著表態、不要急著糾正。你會發現大多數人只要被給足空間，會說出比你預期深得多的東西。 - **去找那些“眼裡有痛”的人聊一次。**不帶採訪的目的，也不為了幫助誰，就是去聽。你會發現自己以為的同情和對方真實的處境之間，隔著一整個世界的距離。 - **如果你有任何形式的平臺或影響力，先把這件事想清楚：**你繼承了一種權力結構，裡面有不被你察覺但確實存在的壓力。跟新伴侶聊一次創傷知情的對話，問對方有什麼觸發點、希望你怎麼做。如果這場對話讓你覺得掃興，那你大概本來就不該待在那個場合。 - **把“幫助”和“解決”分開看。**給流浪者一個三明治是善意，可對方真正卡住的地方可能是沒有身份證、是沒打破的羞恥迴圈、是幾十年的創傷。動手之前先問一句“你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比直接給答案有用得多。 - **把注意力從國家級敘事挪回你住的那幾條街。**總統大選你影響不了，可你家門口修不修腳踏車道、要不要建遊樂場、社群裡那個廢棄球場歸誰管，你能影響，說服一百個人就夠了。 - **如果你正在做一些創作，試著抵抗一次資料的誘惑。**瀏覽量是一種藥物，它會悄悄改寫你對自己作品的判斷。做一期你真正想做的、明知資料會差的內容，看看你還喜不喜歡它。 - **如果你此刻在一個很暗的地方：**安德魯描述過那種“邏輯推匯出自己消失會更好”的狀態，也描述過那種狀態如何被一個具體的人、兩隻狗、一個願意聽他說話的下午慢慢拆開。找一個人說出口，哪怕只有一個。你不需要先變好才配被聽見。 剩下的，就是走出去，問一句：你腦子裡在想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