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爾伯特·布林拉：輝瑞 CEO > 輝瑞掌門人談新冠疫苗的研發速度、藥物定價爭議，以及大藥企在公共危機中的角色。 - 原標題：#249 – Albert Bourla: Pfizer CEO - 期數：第 249 期 - 釋出日期：2021-12-18 - 嘉賓 / 主題：阿爾伯特·布林拉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albert-bourla/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albert-bourla/ - 精讀字數：約 9991 字（閱讀約 22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2020年11月8日下午兩點，康涅狄格州一間很小的辦公室。五個人，幾杯咖啡，一些互相調侃的玩笑。 他們在等一個電話。 電話那頭是資料監查委員會（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一組與輝瑞無關的獨立專家。他們手裡有揭開盲態的許可權，能告訴輝瑞：III期臨床試驗的疫苗，成了，還是沒成。 電話比預定時間來得晚。等待的幾個人越等越焦慮，只能互相打趣，喝咖啡，講笑話。等到兩點左右，鈴聲響了。 > 自由了，解放了，開心。就像壓在我肩上的一塊巨石被卸了下來。（阿爾伯特·布林拉） 他轉頭對團隊說了句“我愛你們”。“我們地中海人就是這麼說話的。”布林拉和 Lex Fridman 聊起這個細節時笑了笑，又補了一句，“也許你們俄羅斯人也這樣。” ## 23億美元，一次全押 輝瑞和 BioNTech 合作的這款疫苗，研發投入是23億美元左右，摺合人民幣接近150億。 這筆錢特別的地方在投法。 藥企做研發有一套慣常的風控節奏：先花5000萬美元摸底，資料不錯再投5000萬，再有進展再加1個億。每一步都留退路，每一步都看前面的結果再決定下一步。這套節奏把風險攤薄了，代價是把時間也攤薄了。 布林拉把所有的錢一次投了進去。 > 通常我們花5000萬，如果順利，再花5000萬，再順利，再花1億。這一次，我們一次性把23億全部押上，這樣不損失時間。（阿爾伯特·布林拉） 他形容這個決定談不上艱難。2020年初那種情況下，恐懼籠罩著所有人，包括輝瑞自己的員工，沒人知道明天長什麼樣。既然手裡有能幫忙的東西，就沒有第二個選項。 這話聽起來像公關辭令。但如果把輝瑞當時的財務結構攤開看，這個決定的分量會更清楚。 研發新藥的公司，本質是在做一場機率生意。候選分子在臨床階段的淘汰率高得驚人，活下來的那一小部分要連本帶利把所有人的投入賺回來，所以藥價裡天然含著失敗的成本。一次性押上23億，等於是把未來幾年好幾個專案的容錯空間，全部壓在一條賽道上。成了，一切好說；不成，股東要問話。 Fridman 追問了一句很多人心裡的話：你是CEO，公司要賺錢，這個決定裡有幾分是救人，幾分是財務計算？ > 我很清楚，如果你太專注於賺錢，你永遠賺不到錢。你應該專注於真正的價值驅動是什麼。真正的價值驅動，是做出改變患者生命的突破。你不做這個，永遠賺不到錢；你做了，別擔心，錢會跟著來。（阿爾伯特·布林拉） 這套邏輯聽著像心靈雞湯，其實是製藥行業最樸素的商業常識。專利保護期一到，仿製藥蜂擁而上，價格斷崖式下跌。一款藥能賺多少錢，幾乎完全取決於它在專利期內能不能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做個好藥”在這個行業裡從來都是唯一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 速度快，不等於流程短 外界對新冠疫苗最大的疑問之一是速度：一款常規疫苗從零到上市要八到十年，這個不到一年就打了。安全測試是不是被壓縮了？ 布林拉給出的答案反過來了：流程一步沒少，少的是等待和猶豫。 疫苗研發通常分幾個階段。先是從幾十個候選方案裡篩，輝瑞最初試了20種，一路篩到4種，再到2種，最後定下1種。然後是劑量摸索，從低劑量開始打進人體，逐步加量，同時監測免疫反應和不良反應，還要覆蓋不同年齡段，年輕人、老年人分開看。接著是接種方案，第二針隔三週、四周還是六個月，都要試出來。 這些做完，才輪到III期臨床。這一步是真正燒錢的環節，輝瑞這次花了接近10億美元。所以正常流程裡，企業會在進入III期之前反覆做實驗，儘可能確認手裡這個就是對的，才敢把10億美元押上去。 輝瑞把這段“反覆確認”的時間砍掉了，用錢換。III期臨床本身的設計、盲法、安慰劑對照，一條規則都沒改。 > 注射疫苗的醫生不知道他打的是安慰劑還是疫苗，他只知道一個條碼。只有計算機知道。要進入那臺計算機，至少需要兩個人同時插入鑰匙。這些人有法律義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提前檢視資料。（阿爾伯特·布林拉） 提速的地方在招募。正常一款疫苗的III期臨床，30家醫院參與，招滿5萬人要一年。輝瑞把參與的醫院擴到150家，三四個月招滿。多出來的成本很直白：150家醫院同時開動，人力、協調、管理，全是錢。 真正的加速度來自目標設定。 輝瑞過去十年每年的疫苗總產量是2億劑。這次布林拉給生產團隊的任務是30億劑，一款全新疫苗。正常一個新分子的發現階段要四年，新冠口服藥的發現階段，他給的時間是四個月。 > 當你設定這種目標時，他們立刻就知道，不能只在框框裡思考。這時候人的聰明才智和心就出來了。這就是他們讓所有人驚訝的方式。（阿爾伯特·布林拉） 他反覆強調一句話：人對自己能力的估計，通常嚴重偏低。給一個看起來不可能的任務，人才會跳出框框。 ## FDA那75年，和一段不肯讓步的追問 訪談裡有一段氣氛明顯變緊。 FDA 當時面對一項訴訟，被要求公開輝瑞疫苗的審評資料。FDA 提出的時間表是按75年來披露。這個數字一出來，各種猜測都冒了出來。 布林拉的回答是標準的合規口徑：輝瑞和監管機構的往來一直很透明，有法律強制要求公開雙方的溝通內容，他不清楚FDA為什麼要這麼久，但他相信FDA有很好的理由。 Fridman 沒有放過這個問題。他說，這看起來不像一個好理由。他提到，75年這個數字的來源，很可能是FDA內部設定的審評速度，比如每天只能處理500頁檔案。這是典型的官僚機制：規則本身合理，累積起來的效果荒唐。 > 政府很擅長制定規則、確保對企業和個人的監督。但它們會讓事情變慢，這是特性，也是缺陷。在這個案例裡，它們慢到了這個程度。我認為FDA有潛力成為這個國家最偉大的機構之一。而這一個例子，在我看來是失敗的。（Lex Fridman） 布林拉的回應值得琢磨。他說，這算不上一個黑箱。審評流程是公開的，所有人都知道規則；FDA 裡有水平極高的科學家，歐洲的、英國的、日本的監管機構也一樣，他們會鑽進非常細的細節；而且按照法律，每一項研究的關鍵內容都會寫在產品說明書裡，那是一份非常詳細的檔案。 這段回答技術上沒錯，但它繞開了問題的核心。Fridman 追問的重點落在“當公眾有疑問時，機構為什麼選擇沉默”，流程本身是否存在根本不是他在問的東西。 > 有時候問題出在溝通的笨拙和沉默上，流程並沒有失敗。在很多人明顯感到不安、有疑問的時刻，沉默本身就是問題。你應該站出來，解釋清楚為什麼，而不是讓不信任一點點積累、發酵。（Lex Fridman） 這段話點到了一個關鍵機制：信任的流失很少來自某一次具體的錯誤，更多來自“我有問題，但沒人回答我”這種持續的懸置感。懸置久了，空白會被別的東西填滿。 ## 那道從FDA通向輝瑞的門 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託 Fridman 帶了一個問題：輝瑞、FDA、CDC 之間存在密切的人員流動，很多人在FDA工作過，現在在輝瑞；也有人反過來。這種旋轉門會不會影響監管的公正性？ 布林拉的回答很直接：零懷疑。 > 為了強化這套系統，他們設了很長的時間壁壘。如果一個人從產業界進入FDA，在一段時間內他不能處理相關議題；如果是他曾經任職的公司，這個期限還要更長。（阿爾伯特·布林拉） 他補充說，難的決策會引入外部專家，容易的決策由內部專家反覆辯論，有分歧就往上抬。這套自查和制衡機制，在CDC和FDA內部都存在。 Fridman 在這裡做了一件很少見的事：他講起了自己的來歷。 他成長於蘇聯，那個環境裡，賄賂是辦事的預設路徑。被警察攔下來，給錢是常識，這就是生活方式。後來到了美國，看到法治有這麼大的力量，他覺得美。 但他仍然擔心人性。 > 當你看到一些人的簡歷上，既有輝瑞的經歷，又有FDA、CDC的經歷，這會讓人不安。這些本該被視為權威的領導者，究竟有沒有在跟公眾玩一場遊戲？（Lex Fridman） 布林拉承認 Fridman 描述的蘇聯經驗是真實的，也承認有些國家確實需要那樣做事，但他認為美國這些機構不是這樣，它們有很高的誠信記錄。他相信絕大多數美國人、歐洲人、英國人、以色列人，信任FDA、EMA、CDC、MHRA說的話。 這個判斷在2021年底就已經顯得樂觀。它的侷限在於把信任當成了一個靜態存量：只要機構歷史上可靠，公眾就該繼續信任。可信任是動態的，每一次沉默、每一個75年，都在扣減它。 ## 聲譽是桶漏滴收的生意 Fridman 提到了一個繞不開的名字：Bextra。 2009年，輝瑞承認對關節炎藥物 Bextra 進行非法營銷，同意支付23億美元和解。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醫療欺詐和解案之一。 布林拉沒有迴避，他把時間線拆開講：2009年的案子，對應的是2003年的行為。 > 2003年發生的事情，基本上是我們幾個銷售代表做了標籤外推廣。他們和醫生談論了產品的標籤外用途，而他們不應該這麼做。（阿爾伯特·布林拉） 他解釋了標籤外的含義：FDA批准的適應症之外，這款藥可能還有別的療效。醫生之間討論這些研究是允許的，製藥公司不能主動向醫生推薦這些未獲批的用途。 罰款金額的構成，他也講得很坦白：這筆錢對應的並非行為的嚴重程度，它按營收規模來算。Bextra 是個大產品，所以罰得重；如果是個小產品，罰得就輕。 > 2003年發生的事非常糟糕。我不認為那之後還發生過類似的事。從2009年到現在，我們在遵守每一條法規和規則上有出色的記錄。（阿爾伯特·布林拉） 關於公眾信任，他說了一句在這個訪談裡最像格言的話。 > 聲譽是可以用桶丟掉、用滴賺回來的東西。一旦失去，你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拿回來。製藥行業失去過它。很清楚，過去十年這個行業的聲譽跌到了歷史最低點。（阿爾伯特·布林拉） 他承認原因之一就是行業自身的行為。但他也給出一個觀察：新冠期間，私營部門拿出了檢測、呼吸機、治療藥物、疫苗。他認為這向世界證明了私營生命科學部門對社會的價值，也改善了輝瑞的聲譽。 緊接著他補了一句自我約束：他不會把這份聲譽當成理所當然。 ## 廣告、贊助，和那種說不清的壓力 Fridman 提到喬·羅根（Joe Rogan）指出的現象：輝瑞在主流媒體上投放了大量廣告。他的問題落在隱性壓力上，廣告合不合法倒在其次。 人們看主流新聞，是想知道這世界到底怎麼了。如果輝瑞是很多節目的贊助商，節目在討論輝瑞時會不會不自覺地手軟？這種影響很微妙，但在規模上可能很嚴重。 布林拉否認了激進營銷的說法。他給出的理由是：處方藥廣告受到嚴格監管，不能提任何未獲批的用途，而且FDA強制要求廣告裡必須同時說明藥物的不良反應，有時候講壞處的時間比講好處還長。 > 人們有權知道，如果有這樣的產品存在，他們應該瞭解。（阿爾伯特·布林拉） 關於贊助，他給了一個具體的數字：輝瑞的贊助非常少，而且每一個專案，哪怕2000美元，都有專門團隊評估是否存在利益衝突、被贊助方或節目的聲譽如何。他說輝瑞的贊助更多集中在患者組織，會刻意避開那些“即使不被影響，也可能被看起來像被影響”的場合。 Fridman 在這段裡沒有繼續逼問，轉而講了一段自己的經歷。 他到MIT之後有點失望，甚至有點心碎。他本以為在一個資金充裕的地方，人們會全力做最好的工作、互相支援、為彼此的成功慶祝。現實是，即使錢很多，人們仍然感到財務壓力，而這種壓力沒有激發出他們最好的一面。 > 我不想把一切都歸咎於錢。但當你有了贊助商，我個人會擔心，它不會把人身上最好的東西激發出來。（Lex Fridman） 這段話值得停一下。它講的並非腐敗，它指向一種更日常的東西：當一個組織的話語權和經濟來源高度重疊，很多微妙的自我審查不需要任何人下指令，會自己發生。這種機制很難取證，也很難反駁，因為它從來不留下痕跡。 ## 沒有哪個醫療產品被這樣檢測過 關於安全性，布林拉給了一個在這個訪談裡最強硬的判斷。 > 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醫療產品被如此大規模地檢測過。它已經被接種到數億人身上。因為新冠的重要性，這些人被持續審視。現在全世界的衛生機構都在追蹤每一個訊號，看接種者身上發生的事是否與疫苗相關。（阿爾伯特·布林拉） 他補充了機制層面：電子病歷能告訴研究者，一個人在什麼時間接種、之後發生了什麼。他說，現在對這款疫苗安全性的確定程度，比任何其他產品都高，和說明書上寫的一致。 Fridman 在這裡做了一個自我限定：他自己打了兩針輝瑞，他關心的是科學家和科學傳播者在溝通上做錯了什麼，疫苗本身安不安全倒在其次。 > 我聽過的一些科學傳播者讓我很失望，因為他們說話沒有共情。他們沒有把自尊心放到一邊，真正去聽別人說話。那些人沒有博士學位，可能大學都沒上過生物課，但他們有孩子，他們害怕，他們不知道該信誰。（Lex Fridman） 他特別點出了一個結構性問題：這些人不知道該不該信輝瑞的CEO，因為CEO可能有別的動機，可能只在乎錢。他們只能用常識去提問。科學家對這些人的態度，常常是居高臨下的，甚至翻白眼。 布林拉接住了這段，而且接得很實。 > 謙遜是一種美德。你受過教育，並不意味著你有謙遜、有共情，或者有良好的人格品質。教育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衡量這些美德的指標。那些這樣做的人錯了，而且他們實際上沒有為公共衛生服務，因為他們在削弱它。人不蠢。他們能看出你不尊重他們，不尊重他們瞭解情況的需要，而這關係到他們自己、他們的母親、他們的孩子的健康。（阿爾伯特·布林拉） 他給了一個判斷：現在沒接種的人，絕大多數是因為害怕，沒有別的議程。真正有議程的是一小部分人，他們從這種焦慮裡賺錢。 ## CEO被FBI逮捕了，和一張妻子的照片 布林拉講了一個自己的經歷。 有人在網上寫：輝瑞CEO被FBI逮捕了。他看到了，笑了。他說，行吧，他們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這個謠言的用意很清楚：在人們心裡種下懷疑。如果FBI都抓了他，那這疫苗我大概不能打。 一週後，同一個網站發文說，輝瑞CEO的妻子死了。文章裡配了他妻子的照片。 > 有人發給我，這次我不笑了，我生氣了。我趕緊找我的孩子，告訴他們：如果你們看到什麼，媽媽沒事，別擔心。然後我想起來，她在希臘還有年紀很大的父母。我們開始打電話過去，確保他們知道。（阿爾伯特·布林拉） 他點出了這件事的性質：寫這些東西的人非常清楚他妻子沒有死，也非常清楚她會因為接種疫苗後死亡這個敘事被放進標題。這是有意為之的敘事建構，目的是從普通人的壓力和焦慮裡獲利。 這段話是整場訪談里布林拉最不像CEO的一段。他沒有講資料，沒有講流程，只講了他怎麼給希臘的岳父母打電話。 Fridman 在這裡做了一個對稱的提醒。人們用常識去懷疑政客和權勢人物，這個本能是對的，同樣該用來懷疑那些靠“他們在騙你”賺錢的人。他自己都驚訝，靠製造這種懷疑能賺多少錢。 > 獨立思考，帶著開放的心態批判性思考。每個人都有可能操縱你，但每個人也都有做好事的能力。（Lex Fridman） ## 他一再強調的那個100% Fridman 提了一個有點尖銳的問題：布林拉在推特上發過疫苗有效性100%這類資料，這算不算過度呈現？即使技術上說沒錯，也可能被誤讀。 布林拉的反應很快：我從沒說過100%。 > 每次我講話，如果出現100%這個數字，我會趕緊補一句：在生物學裡，沒有什麼是100%的，因為樣本量一旦上去，就不會是100%。（阿爾伯特·布林拉） 他解釋，研究中確實有100%的專案，比如死亡保護，比如南非那組資料。但他強調，樣本量擴大後，100%會變成95%、96%，方向才是重點。 他說自己發推非常謹慎，而且有人會給他提供第二、第三意見，確保不會造成誤解。原因他也說了：他知道人們正在聽他說每一句話，他既要表達清楚，也要維持信任。 > 我不認為一個只挑資訊、只強調正面的人，是值得信任的人。我希望我和輝瑞是被信任的。（阿爾伯特·布林拉） 關於加強針，他給了一條時間線，也給了自己一個說明。疫苗剛出來那幾個月，人們問要不要再打一針，他的回答是不知道。到了2021年4、5月，第一批資料出來，他開始說，第二針之後8到12個月可能需要加強針，之後大機率是每年接種。他每次都會加一個前提：在沒有新變異株的情況下。 然後Delta來了，加強針的時間點從6個月提前到3個月。現在Omicron來了，兩針可能不夠，三針有效，很多國家已經把第三針提前。 關於會不會需要專門針對Omicron的新疫苗，他的回答很謹慎：不知道，未來幾週會有更多資料。如果需要，我們能做出來。他給了一個產能數字：目前大約每季度10億劑，一年40億劑。如果一半產能切換到新疫苗，一半保留舊疫苗，全年仍然是40億劑。 ## 強制接種：他在輝瑞做了，不建議國家做 Fridman 問了疫苗強制令。布林拉的回答可以拆成兩層：作為僱主的決定，和對國家政策的看法。 作為僱主，他做了強制接種。執行時留了健康、宗教等豁免。做這個決定的時候，輝瑞的員工接種率已經是90%，強制令把它推到了96%。 > 那10%裡有一部分人是永遠不會動的，我感覺。因為無論如何，有一小部分人是真的害怕，他們打心底裡不舒服。在我們這個案例裡，它起作用了，把接種率推到了96%。（阿爾伯特·布林拉） 他補了一句很人性的賬：這6個百分點對應的那些人裡，會有很多人不得病，會有一些人不會死。 但問到國家層面，他把決定權推回給了各國的公共衛生官員，說這不該由他回答。 Fridman 在這裡給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理由落在自由上，跟醫學無關。 > 從蘇聯出來的我，認為在公共層面、聯邦層面搞強制令是個很糟的主意。即使它對全民健康有好處，這個國家有一種東西叫保住自由，它非常有力量。費盡力氣去說服人們接種，讓他們自己選擇接種，同時保留不接種的自由，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東西。對我來說，直接強制是很懶的做法。（Lex Fridman） 這段話背後的邏輯是：強制能快速提高數字，它消耗的是社會信任這筆本金。用一次強制換來的接種率，可能讓下一次公共健康動員變得更難。 ## 孩子、恐懼，和一個父親的立場 關於兒童接種，布林拉的態度很明確：應該打，5到16歲都該打。 Fridman 請他站在反對者的立場上做一次最強的論證。布林拉沒有直接接這個招，他講了一個在疫苗獲批前遇到的場景。 > 我遇到過很多家長，他們非常害怕，但怕的是沒有疫苗，疫苗本身反而不在他們的恐懼裡。他們對著我喊：把疫苗給我，什麼時候給我，我真的很害怕。我覺得這不公平：我打了，我丈夫打了，我大兒子打了，而我那個小寶貝，因為年齡不夠，沒有保護。（阿爾伯特·布林拉） 他說，現在反過來了，有些家長怕的是疫苗本身，人數少一些，但他們更怕的是孩子出事，因為父母愛孩子勝過愛自己。 Fridman 繼續追問：孩子感染後的重症率和死亡率確實很低，這個怎麼算？ 布林拉的回答是：低，但孩子確實會死，確實會進醫院。他加了一個常被忽略的維度：學校一旦出現病例就得停課，這種中斷對孩子健康和成長的代價同樣真實。 他拿小兒麻痺做對比：現在還有幾個孩子得小兒麻痺？比因新冠住院的孩子少得多。所有人都在打這個疫苗。Fridman 指出小兒麻痺對孩子的致死率更高，布林拉的回答是：現在不高了，那為什麼還要打？因為需要保護。 這段對話裡，Fridman 提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mRNA 是第一次大規模用在人身上。家長給孩子做決定時，是在替一個不能自己決定的人承擔風險。 布林拉把立場轉了一下： > 選擇給孩子接種，是選擇讓某個東西不能傷害他們，那個東西就是疾病。這就是我們一直以來做疫苗的原因。我知道有人為自己、為孩子擔心。但我是一個科學家，也是一個父親。我告訴你們，疫苗對孩子是很好的東西。（阿爾伯特·布林拉） 這段話在邏輯上成立，它沒有正面回應新技術的具體擔憂。對一個本來就猶豫的家長來說，“我是科學家也是父親”這種身份背書，抵不過“這個技術以前沒這麼大規模用過”這個事實性疑問。整場訪談裡反覆出現同一個模式：輝瑞能給出極其紮實的流程資料，面對未知的不確定性時，給出的往往是信心，缺少的是不確定性的邊界。 ## 五天，一天兩次，住院率從十降到一 訪談後半段，話題轉到了口服藥 Paxlovid。布林拉在這裡的語氣明顯更興奮，他用了真正的遊戲規則改變者這個說法。 機制很直白：這是給已經感染新冠的人用的。連續五天，早晚各一次，一天兩次，一共五天療程。 > 原本十個人會住院，現在只有一個會住院。（阿爾伯特·布林拉） 他提了一個前提：這個資料樣本量小，沒有人死亡，所以在死亡保護上是100%有效。他立刻補了限定：真實世界裡樣本量一大，可能就是99%而不是100%。 即便打了折，這個數字對醫療系統的意義仍然很大。他點出了歐洲和美國每次疫情高峰時真正的問題：ICU滿了，醫院癱瘓了，擇期手術要推遲，其他手術要推遲，因為沒有床位。一款能讓人待在家裡、不用住院、不會死亡的口服藥，直接卸掉的是整個醫療系統的壓力。 關於伊維菌素（ivermectin），Fridman 問得很直接。布林拉的回答也很直接： > 作為科學家，我和我們的科學家討論過，他們看不到任何理由，讓一個寄生蟲藥能作用於新冠。他們沒有看到任何一篇論文描述有人用了它產生了效果。我不認為有任何一篇發表在同行評審期刊、任何可靠科學期刊上的論文支援這個說法。我們專注於救人，不專注於荒唐的東西。（阿爾伯特·布林拉） Fridman 做了反駁：確實有不少論文，只是研究規模小，沒有決定性證據。 布林拉的回答是：我沒見過可靠的，不管大小。有些大樣本研究已經被撤稿，說明它們不成立。 他提到了更早的氯喹，說了一句“我的天”，然後反問：有多少人因為那個死了？ 這段對話的價值在兩種認知路徑的對照。Fridman 的路徑是：證據不足，所以保持開放，等更多資料。布林拉的路徑是：機制上說不通，所以不必等。前者更符合科學哲學，後者更符合藥物開發的工程效率。兩種路徑在大部分時候會得出同樣的結論，在證據尚未充分的真空地帶，它們會分道揚鑣。 ## 死亡是生命最偉大的發明 訪談最後，Fridman 問了兩個大問題。第一個是：你會想到自己的死亡嗎？你怕死嗎？ 布林拉的回答很誠實，也很普通。 > 我年輕時和很多人說過，我不怕死，我根本不在乎。我第一次開始覺得我想活下去，是在有了孩子之後。然後我開始想，天哪，我希望能活著看到他們結婚，希望他們還能看到自己的孩子。所以如果說有什麼讓我害怕，那就是我可能不再參與他們的生活，我不能再看著他們了。我希望上面有另一個世界，這樣我就能從上面看著他們。（阿爾伯特·布林拉） Fridman 接了一句：從上面，視野不錯。 第二個問題是：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他只給了布林拉兩分鐘。 布林拉引用了喬布斯的一句話：死亡是生命最偉大的發明。它清除舊的，給新的讓出位置。 > 生命就是向前走，生命就是創造新東西。也許每個人都是貢獻者，但沒有誰是擁有者。永遠在創造新的東西，永遠如此。往這個世界上新增一點美，也許再加一點愛。（阿爾伯特·布林拉） 這場訪談播出時是2021年12月，Omicron 剛開始擴散。幾年後再看，有些判斷被驗證了，有些沒有。加強針成了常態，年度接種也成了很多國家的安排。對機構和藥企的信任，沒有隨著資料積累而回升，反而繼續下滑。 這場對話裡最值得記住的東西，藏在一個結構性矛盾裡： **做出突破需要極高的效率，維持信任需要極高的透明和極慢的耐心。這兩件事在同一家公司、同一套流程裡，天然衝突。** 輝瑞把疫苗的開發週期壓縮到了極致，靠的是把錢、把風險、把組織慣性全部一次性押上。這套打法在科學上極其成功，在溝通上幾乎必然失敗。它沒有給解釋留出時間，也沒有給疑問留出位置。等到疑問積累起來，再想用資料去回答，已經晚了。 Fridman 在節目開頭說了一段話，值得原樣記住： > 有一群人告訴你，只有他們掌握真理，政府會救你，公司會救你，科學、權威、專家、機構會救你。還有一群人同樣告訴你，只有他們掌握真理，政府會害你，公司會害你，科學、權威、專家、機構會害你。這兩群人中都有善意的和惡意的，都有英雄和騙子。而我認為殘酷的事實是，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絕對確定地告訴你，誰是誰。你必須用你自己的頭腦。（Lex Fridman） ## 如果你要在這件事上做出自己的判斷 - 分清三層問題：藥物本身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可以用資料回答的醫學問題；監管機構的披露節奏，是行政和治理問題；公眾人物的表達方式，是傳播問題。三層混在一起討論，永遠得不出結論。 - 看資料時先看樣本量和置信區間，再看結論。100%在小樣本里沒有意義，它只說明還沒觀察到，不說明不會發生。聽到任何一方給出極端數字，先問樣本有多大。 - 對旋轉門保持警惕，同時往前再走一步：查具體的人、具體的決策。這個人在什麼時間、以什麼身份、參與了哪個審批。泛泛的懷疑沒有資訊量，具體的追查才有。 - 對靠製造恐懼獲利的人，和對靠掩蓋問題獲利的人，用同一套標準。前者說“他們都在騙你”，後者說“一切都沒問題”，這兩種話都在替你做判斷。真正的資訊通常帶著限定條件，聽起來沒那麼痛快。 - 接種、加強針、給孩子接種，這幾個決定可以拆開做。疫苗對重症的保護、兒童感染的低風險、新技術的長期不確定性，是三個獨立的判斷。不必因為其中一項存疑，就推翻全部。 - 遇到看不懂的醫學宣告，去找原始論文，別停在二手解讀。看摘要、看樣本量、看有沒有對照組、看有沒有被撤稿。這四步能過濾掉絕大部分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