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當·弗蘭克：外星文明與地外生命探索

> 天體物理學家談地外生命存在的機率、文明能否長久存續與技術痕跡，以及尋找它們的可行方式。

- 原標題：#455 – Adam Frank: Alien Civiliza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Life
- 期數：第 455 期
- 釋出日期：2024-12-22
- 嘉賓 / 主題：亞當·弗蘭克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adam-frank/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adam-frank/
- 精讀字數：約 17741 字（閱讀約 39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Adam Frank 和同事 Woody Sullivan 在 2016 年算過一筆賬。他們想知道，宇宙歷史上究竟產生過多少個處在宜居帶的行星。答案是 **10 的 22 次方**，也就是一萬億億個。

每一個這樣的行星，都是一次被自然跑過的實驗。從無機物到生命，從生命到智慧，從智慧到能發射無線電的技術文明，整個過程究竟能不能走通，答案就藏在這一萬億億次重複裡。

能走通的唯一反例，是每一次實驗都失敗了。這就給出了一個下限，Frank 把它叫做悲觀線：**只有當每顆宜居帶行星孕育技術文明的機率低於 10 的負 22 次方，人類才是宇宙中唯一的存在**。只要這個機率比它哪怕高一點點，那麼在其他地方、在宇宙歷史的某個時刻，一定已經有過別的文明。

> 這並沒有告訴我附近有誰。銀河系完全可能是一片死寂。它只告訴我一件事：除非大自然真的對文明有某種偏見，否則我們不是第一次發生這種事。（亞當·弗蘭克）

這是天體生物學第一次把一個延續了兩千五百年的爭論，壓縮成一個可以標定位置的座標。在弗蘭克之前，樂觀主義者和悲觀主義者互相攻擊，最激烈的一次是 1600 年布魯諾被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沒人知道“樂觀”和“悲觀”到底意味著什麼。現在有了一個數字，問題就從哲學變成了科學。

## 每一顆恆星都有行星，這條訊息曾經是革命性的

弗蘭克在訪談裡反覆強調，德雷克方程裡其實只有兩個量被真正釘死了，但它們被釘得極其徹底。

第一個是 **F sub P**，有行星的恆星比例。答案是一。你晚上看到的每一顆恆星，都帶著一個行星家族。

第二個是 **N sub E**，平均每顆恆星位於宜居帶內的行星數量。答案是五分之一左右。你朝天上隨便數五顆星，其中一顆的宜居帶裡，就有一顆類地行星。

兩個數字背後是幾十年的計算天體物理積累。1995 年，人類第一次在一顆類太陽恆星周圍發現了行星，弗蘭克說那一刻是“大壩崩了”。在那之前，二十世紀初的主流理論認為行星是兩顆恆星近距離交錯、被引力擠出來的產物，而這種事件稀有到一萬億顆恆星裡才發生一次。如果真是那樣，地球就是天文級別的孤本。結果恰恰相反，行星遍地都是。

模擬從一個百萬倍太陽質量的星際氣體雲開始，氣體湍流翻滾，某些區域密度夠高，引力抓住它往下塌，原恆星開始點火。因為角動量守恆，下落物質旋轉加速，攤成吸積盤。塵埃（弗蘭克糾正說，更準確的說法是“煙”，最細小的固體顆粒）在盤裡凝結成卵石，卵石撞成岩石，岩石撞成巨石，一路級聯到行星胚胎，胚胎互撞，最終形成行星。

溫度決定了這一切的化學。靠近恆星的地方只凝結得出金屬，所以水星基本是一顆大鐵球。往外走溫度降到某條“雪線”之外，水才能凍結，所以太陽系四顆巨行星的衛星上冰多得驚人。**木衛二上的水，比地球上所有海洋加起來的還多一倍**。

## 宇宙裡最常見的行星，太陽系一顆都沒有

這是弗蘭克丟擲的一個讓人愣住的點。他說，現在系外行星的統計已經足夠做一次“人口普查”，能看出誰正常、誰古怪。結果發現，**怪的是我們**。

宇宙裡最普遍的行星，質量在地球的一倍到十倍之間，分別叫超級地球和亞海王星。太陽系在這段質量區間裡，乾乾淨淨，什麼都沒有。

這些行星的內部到底是什麼狀態，人類完全沒有資料。那裡的壓強是地表的幾千萬倍，物質會被壓成什麼樣，只能靠實驗去猜。弗蘭克參與的一個專案就在羅切斯特大學的鐳射能量學實驗室，用巨型鐳射轟擊微小的二氧化矽樣品，模擬地球核心乃至超級地球核心的極端條件。這些細節決定了那顆行星有沒有板塊運動，而板塊運動可能是複雜生命的關鍵。

他特別強調，這個思路本身就是天體生物學的一次轉向。**生命遭遇的是一整顆行星，行星是這個過程的主體**。這句話他歸功於 David Grinspoon 和 Sara Walker。你不能說“那兒有個溫暖的池塘，池塘裡發生了有趣的化學”，你必須把整顆行星的歷史一起算進來。

## 地球曾經是平的，這件事對演化至關重要

弗蘭克剛完成一篇關於“難步驟模型”（Hard Steps Model）的論文，裡面有一個細節特別有意思。

地球早期只有很微弱的板塊運動。大約十億年前，這種運動突然加強了。加強之後，山脈才開始真正隆起。弗蘭克開玩笑說，這是平地球論者唯一可以興奮一秒鐘的時刻，因為在那之前，地球真的相當“平”，沒有喜馬拉雅級別的大山脈。

山脈隆起帶來風化，風化帶來侵蝕，侵蝕把海量的營養元素衝進海洋，那是微生物最想要的東西。結果是什麼呢？**淨初級生產力，也就是食物鏈最底端的光合作用產糖量，暴漲了將近一千倍。**

> 板塊運動在某種意義上給演化加了超級燃料。我們不確定具體是怎麼發生的，但很清楚，生命活動的總量確實被這種新的、更有活力的板塊運動大幅推高了。（亞當·弗蘭克）

更早的時候，地球還經歷過幾次“雪球地球”，整顆星球被冰封，海洋全部凍住。如果不是板塊運動帶來的火山活動不斷往大氣裡泵二氧化碳，行星完全可能永遠卡在那個狀態裡。就算生命已經出現，也只能停留在微生物階段，再也上不去。

這裡有一個反直覺的推論：**動盪本身是演化的燃料**。地球歷史上有一段被叫做“無聊的十億年”，整整十億年只有微生物。它們發明了發酵，功不可沒，但再沒有別的進展。直到大陸開始互相碰撞，新的生態位不斷開啟、舊的不斷關閉，生物才被迫回應。寒武紀大爆發大致就發生在這個視窗。

弗蘭克的說法是，生命和行星在共同演化，隨時間推移，一扇扇“演化視窗”被開啟。二十多億年前，生命發明了能打碎水分子的新型光合作用，把氧氣泵進大氣。這件事永久改變了行星的化學，也開啟了全新的可能性。你我這樣的大腦袋生物需要富氧大氣，因為氧氣對代謝極其高效。**行星形成後一億年，絕無可能出現智慧生物。**

## 難步驟模型的致命缺陷：物理學家沒問生物學家

Brandon Carter 是一位極出色的物理學家，他用“人擇推理”提出：智慧出現在地球上的時間，幾乎貼著太陽壽命的終點，這兩條時間尺度沒有理由重合，所以一定是通往智慧的某一步難到離譜。他把這類步驟叫做“難步驟”，還推算出大概有五到六步。

這套理論統治了天體生物學幾十年，衍生出無數論文。弗蘭克那篇論文裡有一張圖，把所有基於難步驟的論文列在一起，每條都提出一套不同的步驟清單。有的是內共生，有的是複雜多細胞，有的是眼睛的前體，有的是陸地生態系統。

然後他們把這張表推翻了。

> Carter 是個絕頂聰明的物理學家，這個想法本身非常漂亮。真正研究演化、研究這顆行星的人，從頭到尾沒被叫進來過。你去跟一個演化生物學家或生物地球物理學家講這套，他們會看著你說：你們到底在幹什麼？（亞當·弗蘭克）

問題出在兩個地方。

第一，Carter 假設行星和生命各自獨立演化，可以當成兩條互不相干的線。可是生物地球物理學家早就完全接受：行星和生物圈是纏在一起演化的。弗蘭克說這已經超出小分歧的範疇，整套模型的地基裂了。

第二，“難”這個字本身的判定標準有問題。所謂難，是指每一代繁衍都要擲一次骰子，看這個突變會不會發生。但有兩種情況會讓一個步驟看起來很難，實際卻不然。

一種是資訊丟失。有些創新發生在太久以前，化石記錄裡已經找不到別的譜系也做過同樣嘗試的證據。你只看到一次，但那可能只是因為證據沒了。

另一種叫“抽梯子”。某個物種做出了某項創新，然後它太成功，把生態位佔滿了，別的譜系再沒有空間去重複發明。它確實只發生過一次，原因也許就是先到先得。

弗蘭克還講了一個 XTC 漫畫：一個人在白板上苦苦推導，旁邊一個物理學家探頭說，“哦，我剛寫了個方程，你這問題我解了。你們這行有期刊嗎？”副標題是“為什麼大家都討厭物理學家”。他說這話時帶著自嘲：物理學家確實擅長砍掉細節抓住核心，但面對複雜系統時，這種砍法經常把真正該看的東西也一起砍沒了。

## 費米悖論的兩半，其中一半根本不存在

弗蘭克對費米悖論的態度非常乾脆：**根本不存在費米悖論**。

故事是這樣的。1950 年，費米和同事在洛斯阿拉莫斯吃完午飯往食堂走，路上聊起《紐約客》一幅漫畫，講的是紐約垃圾桶神秘消失，漫畫解釋說是 UFO 乾的（1947 年剛發生第一次 UFO 熱潮）。他們笑著聊起星際旅行和推進方式，然後話題轉開了。四十分鐘後，費米在午餐桌上突然冒出一句：“那大家都在哪兒呢？”

他心算了一下：如果智慧生命很常見，那麼即使以亞光速在恆星間跳躍，一個文明也能在幾十萬年內鋪滿整個銀河系。所以，他們為什麼現在不在這兒？

這是**直接的費米悖論**。1975 年 Hart 把它寫成正式論文，論證是：現在這兒沒人，所以哪兒都沒人。

但 SETI 開始之後，另一種說法流行起來，弗蘭克叫它**間接的費米悖論**：我們找了幾十年訊號，什麼都沒找到，所以外面什麼都沒有。

> 間接的費米悖論絕對不存在，理由非常平庸：沒錢。SETI 從來沒有過經費，一直都是研究者從別的專案裡摳一點望遠鏡時間出來瞄一眼。（亞當·弗蘭克）

他的合作者 Jason Wright 和學生們做過一項研究，把 SETI 的整個搜尋空間想象成一片海洋。要看的恆星、要掃的射電頻段、觀測的時長和頻率，全算進去。然後他們統計了歷史上所有 SETI 搜尋，把文獻翻了個遍。結論是：**我們舀出來的那點海水，大概相當於一個熱水浴缸**。你在浴缸裡沒撈到魚，然後說海洋裡沒有魚，這個推理不成立。

至於直接的費米悖論，出路多得可以編一本書，叫《費米悖論的 77 種解法》。弗蘭克的團隊做過一個真正的模擬，讓探測器以亞光速在恆星間飛行、開採資源、繼續前往下一顆。只要給文明設定一個有限壽命，比如一萬年或十萬年，整個銀河系就進入一種穩態：文明不斷死亡、不斷重生、不斷旅行。結果是**會出現大片的空洞**，某些區域可能幾百萬年都沒有任何存在。

我們可能正好住在這樣一個空洞裡。他們來過，但那是一億年前。

他和 Gavin Schmidt 寫過一篇論文，結論是：如果一億年前地球上存在過文明，無論那是恐龍還是外星人，我們都無法知道。化石記錄太稀疏，絕大多數東西根本不會變成化石。唯一可能留下的線索是同位素地層，看有沒有工業文明的痕跡。至於想找到 iPhone 或者倒塌的建築，一億年足夠把一切磨平。這篇論文叫《志留紀假說》，名字來自《神秘博士》裡那集蜥蜴人。

有人拿這篇論文問弗蘭克是不是在暗示地球上有過史前文明。他強調了很多次：

> 我們從沒說過存在過志留紀文明。我們說的是，如果存在過，你沒法知道。Gavin 的問題非常漂亮：你怎麼才能看出來？（亞當·弗蘭克）

## 一萬億億次實驗，人類只舀了一個浴缸

回到開頭的那個數字。弗蘭克和 Sullivan 那篇 2016 年的論文，核心思路是：既然德雷克方程裡兩個天文項已經被釘死，那就把時間這一項從方程裡去掉。

不問文明能活多久，只問一件事：**在宇宙整個歷史中，曾經出現過技術文明的機率是多少**。

因為有一萬億億顆宜居帶行星，就等於有一萬億億次實驗被跑過。要讓人類成為唯一，必須每一次都失敗。所以悲觀線是 10 的負 22 次方。

> 我們覺得這差不多是天體生物學的普朗克尺度。它給了你一個真實的數字。只要機率高於這條線，那別的文明就一定在宇宙歷史上出現過。（亞當·弗蘭克）

他說，這篇論文真正改變的是舉證責任。兩千五百年來，爭論的雙方都只有嘴。**現在，舉證責任在悲觀主義者那邊**。

但弗蘭克同時提醒，這個論證有它的邊界。它說不出附近有沒有人，銀河系完全可能是 sterile 的。它只說，在宇宙歷史的某個角落、某個時刻，這件事發生過不止一次。

## 生命可能很常見，文明可能很短命

弗蘭克自己的判斷是：傻生命，也就是微生物級別的生命，在宇宙裡應該很常見。真正不確定的是兩頭，一頭是生命起源本身有多難，另一頭是技術文明能活多久。

關於第一頭，他承認自己只有直覺：

> 看著地球的歷史，我傾向於認為生命不難產生。基礎生物學不難啟動。這仍然是一個驚人的過程，我認為它要求我們重新思考“生命”這個概念本身，但我的直覺是，生命大概很容易製造。（亞當·弗蘭克）

主持人的判斷更激進：只要有了細菌，剩下的就是時間問題。中間那個“無聊的十億年”確實費解，但一顆宜居行星有幾億到幾十億年的餘量，等得起。

關於第二頭，也就是 L 項，弗蘭克覺得這是真正的大問題。人類造出射電望遠鏡只有一百年，就算再活十萬年，放到銀河系的尺度上也短得可以忽略。要讓文明在銀河系裡足夠稠密，需要的是**上億年乃至十億年的文明**。

那麼問題來了：一個十億年的技術文明，到底是什麼樣子？你要怎麼系統地研究它？

他和 David Kipping、Caleb Scharf 做過一個貝葉斯計算，問：如果你探測到一個訊號，那個文明比你年輕還是比你老？直覺上你會覺得五五開，但形式化算下來，答案是**它大機率老得多**。這意味著你不得不去思考，十億年的文明會留下什麼樣的痕跡，會以什麼形式存在。生物演化在那個尺度上早就面目全非，那社會形態呢？是連續的，還是崩了重建、重建再崩的斷續演化？

他說這才是真正的前沿。這個尺度上，你被迫去“想象不可想象的東西”。

## 技術圈是個未成年：它正在拆掉自己腳下的地板

弗蘭克和 Sara Walker、David Grinspoon 合寫過一篇關於“行星級智慧”的論文，核心概念借自神經生物學家 Francisco Varela 的“自創生”（autopoiesis）。Varela 給生命下的定義裡有一條：自我創造、自我維持，不製造摧毀自己的條件。

從這個角度看，生物圈已經自創生了幾十億年。生命剛出現時，微生物太少，還形不成反饋，他們叫“不成熟的生物圈”。生命變得繁盛之後，它開始對行星施加反饋，把溫度、大氣成分維持在適合生命的狀態，這就是“成熟的生物圈”。

然後，人類在最近幾百年造出了技術圈。

> 我們在論文裡論證的是，技術圈現在是不成熟的。因為氣候變化，因為我們做的所有其他事情，技術圈正在摧毀自己賴以維持的條件。如果我們要在幾十萬、幾百萬年的地質尺度上存在，就必須成熟起來。就目前而言，我們不是自創生的。（亞當·弗蘭克）

這裡有一個容易被誤讀的地方。弗蘭克明確說，“拯救地球”這個說法有點可笑，地球不是一只需要保護的小兔子。生物圈不會消失，人類做什麼都滅不掉它。真正脆弱的，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那套條件**。人類是從全新世這一萬年的間冰期裡長出來的，我們忍受不了差別太大的地球。

至於蓋亞假說，他的評價很剋制。1970 年代 Lovelock 和 Lynn Margulis 提出時，被新紀元運動拿去搞了不少蓋亞舞蹈。核心其實很物理：生物圈能對行星狀態施加反饋，讓系統穩住。他說現在還不能確定存在“完整的蓋亞反饋”，也就是說行星能被生物圈完全控制。但有一點是確定的：**生物圈是地球歷史上的主要玩家**。

他舉了一個很樸素的例子。外面一百華氏度，他走出去，體溫不變。回到羅切斯特的冬天，零度，體溫還是不變。這就是穩態。生物圈做的是類似的事，溫度升了，它啟動某些過程把溫度壓下來。

那麼技術圈能不能也形成這種反饋？弗蘭克說，這正是他那篇論文想說的：**技術圈需要從不成熟走向成熟**。而現在這一輪“大加速”，是技術圈誕生時對生物圈的一次巨大擾動。技術圈坐在生物圈上面，如果它為自身的存在條件去破壞生物圈，那就麻煩了。

## 人類現在連一級文明都不到，而且可能永遠到不了

卡爾達肖夫在 1960 年代提出那個著名的三級尺度，邏輯完全是探測導向的：一個文明會依次掌握多大尺度的能量。

一級：用掉落在一顆行星上的全部星光。二級：用掉一整顆恆星的全部輸出，也就是戴森球。三級：用掉一整個星系的全部星光。

人類現在處在對數尺度上的 **0.7 級**。有人算過，如果按現在的軌跡走，大約公元 2300 年能到一級。

但弗蘭克指出卡爾達肖夫漏了一件事：熱力學第二定律。卡爾達肖夫只想著能量獲取，沒想過當你使用能量時必然產生廢熱。你不可能百分百利用一箱汽油，剩下的必然去加熱引擎。

> 所以我們很可能無法在不摧毀地球氣候的前提下到達一級文明。這就是為什麼太空變得重要。我們有個研究了一陣的想法叫“服務世界”：某個時刻，你得把大部分工業搬出行星。比如水星，水星上什麼都沒有，沒有生命，為什麼不把能量採集放在那兒？（亞當·弗蘭克）

他說生物圈比人類強大。人類在地球上能採集多少能量去做功，是有上限的，超過這個上限就會嚴重傷害生物圈。想用十倍的能量，就別在地球上用。

這也回答了一個常見爭論。應對氣候變化的藥方，指向更好的技術。弗蘭克上一本書《星光》整本都在講這個，他稱之為“人類世的天體生物學”：把人類正在經歷的這次轉變，放進行星尺度天體生物學的框架裡看。他們建模得出的結論是，**幾乎每一個技術文明都會觸發自己的行星氣候危機**。真正的問題是，你有沒有足夠的聰明，去調整你的技術方式，讓所有船一起浮起來，讓生物圈變得更有生產力、更健康、更有韌性。

> 如果我們能熬過氣候變化，終點的獎品是整個太陽系。我們將真正開始工程化太陽系。（亞當·弗蘭克）

## 怎麼找到一個文明：從氯氟烴到城市燈光

弗蘭克說他已經不太喜歡用 SETI 這個詞了，因為 SETI 的傳統形象是朱迪·福斯特戴著耳機聽訊號，那需要假設對方**想被找到**，還得假設對方造了一個超強的信標對準我們。假設太多。

他更喜歡“技術標誌”（technosignature）。系外行星革命帶來了一件禮物：我們知道該往哪兒看，也知道該怎麼看。於是可以去找文明在**正常過日子**時留下的被動痕跡，完全不用管它想不想被聯絡。

生物標誌的例子是氧氣。地球大氣裡的氧氣完全來自生命，一旦生命消失，氧氣和甲烷會迅速反應掉。所以如果在一顆行星上同時看到氧氣和甲烷，那大機率有生物圈。

技術標誌的例子是氯氟烴。人類當年誤打誤撞往大氣裡灌了大量氯氟烴，破壞了臭氧層。弗蘭克的團隊算過，這種分子在星際距離上是可以探測的。**把一顆遙遠行星的光送進光譜儀，看到氯氟烴的光譜指紋，那就只剩一種解釋：那裡有工業過程。**因為自然界沒有任何途徑能造出這東西。

他是 NASA 第一個系外行星技術標誌專案的首席研究員。這個專案要做的事，是建立**人類第一份技術標誌庫**。以前沒人系統想過這個問題。

候選清單裡，有太陽能板的反光，有一種特定的反射光譜跳變，跟材料無關。有城市燈光：如果一顆行星上有《星球大戰》里科洛桑那種規模的都市，或者《基地》裡的川陀，城市燈光的光譜印記在二三十光年外是可以看到的。晚上從遠處看地球，鈉燈的譜線會打到地面上再反射回來，儀器夠靈敏就能識別。

還有更有意思的一類，叫“不可知標誌”（agnostic biosignature）。它不依賴地球經驗，只問：生命這件事，在一般意義上會留下什麼印記？一個思路是化學反應網路的結構：生物產生的反應網路，和岩石、水之間的反應網路，拓撲結構完全不同。另一個思路是資訊理論：測一測大氣裡各化合物攜帶的資訊量，如果資訊量高得離譜，就不太可能只是岩石在起作用。

還有一個更樸素的判據：**遠離平衡**。生命是遠離平衡的系統，一旦死亡就回到平衡。你可以用吉布斯自由能去測一整個大氣的失衡程度。如果一顆行星的大氣嚴重失衡，說明有什麼東西在持續往裡泵氣體，不讓整個系統鬆弛下來。

## 一畫素的照片，和二十四公里的解析度

聊到望遠鏡，弗蘭克對詹姆斯·韋布的態度很坦白：他當初是真懷疑。“行吧夥計們，你們說得都對。”

韋布真正重要的地方在光譜。弗蘭克說光譜不性感，畫面就是一條彎彎曲曲的線，但要找生命，就必須先找到有大氣層的行星，然後做“表徵”，看光譜指紋裡有沒有碳、二氧化碳、氧氣、甲烷。這是當前最關鍵的一步。

他舉了 K2-18b 的例子。那顆行星距離地球 120 光年，韋布拿到的光譜好到可以推測它可能是一類全新的宜居世界，叫“氫海洋世界”（hycean world）：質量約地球八倍，外面裹一層氫氣大氣。氫氣是極強的溫室氣體，能把底下捂得足夠暖，形成一片巨大的液態水海洋，水溫可能只有六十攝氏度。甲烷的探測達到了五個 sigma，弗蘭克說這是科學界的金標準。

再往前一步是直接成像。他解釋得很清楚：即便下一代望遠鏡，拍到的也只是一個畫素。那只是一個點，遠遠談不上照片。你能拿到那個點的光，送進光譜儀，但沒有解析度。

然後是那個聽起來像瘋了的想法：太陽引力透鏡望遠鏡。

廣義相對論說大質量物體會彎曲時空，太陽就是一個巨大的透鏡。方案是往奧爾特雲方向發射一批望遠鏡，回頭看太陽，讓太陽把背後某顆系外行星的光聚焦到鏡頭上。距離大約是日地距離的五百倍。如果一切順利，**解析度能到二十四公里，也就是說，你能在一顆系外行星上看見曼哈頓**。

弗蘭克說這個方案已經透過了 NASA 三輪評審，從“把最瘋狂的想法交上來”到“告訴我們這玩意到底可不可行”。他說自己大概活不到那天，但主持人老了的時候，也許真能看到。

## 戴森球、克拉克帶，和被證偽的外星巨構

1960 年，Freeman Dyson 提出那個著名的想法。他的出發點很實用：要找文明，得先想出一種能留下可探測痕跡的幹法。文明越進步，需要的能量越多，太陽系裡最大的能源就是那顆恆星。把恆星包起來採集全部光子，你就有能力重新工程化整個太陽系。

嚴格意義上，一個剛性的球是不穩定的，戴森本人想的其實是“swarm”，一大群獨立的軌道採集結構。

這件事差點就有了候選。那顆著名的 Boyajian 星，光變曲線出現了極不規則的凹陷，一會兒一個“小恐龍的牙齒”，一會兒又沒了，過一陣又來三個。論文里老老實實列了可能性：彗星、崩解的行星碎片，以及外星巨構。媒體只抓住了最後一條，第二天所有人的資訊流都是“外星巨構被發現”。

後來證實，大機率是氣體或塵埃雲。

但這件事的價值在於，它證明這類東西是**可以觀測的**。不需要直接成像，用凌日法就行。一顆行星從恆星前面過，光變曲線出現一個規整的凹陷。如果是成千上萬個巨構，它們大部分時間會遮擋恆星，偶爾不遮擋，光變曲線就會變成“嗶、嗶、嘀、嘀、嘀”那種不規則訊號。穩定的行星系統裡只會有五到十顆行星，不可能出現這種密集的微凌日。

Jason Wright 那批人換了個思路找，找紅外。熱力學第二定律說，你採集了那麼多星光，結構本身會升溫，必然輻射紅外廢熱。他們最近確實篩掉了大量候選，但留下了幾個異常到“這就是它該有的樣子”的目標。弗蘭克強調，他們絕不會稱之為“探測”，但那也不是“非探測”。

另一個候選叫“克拉克帶”。地球同步軌道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軌道，天然過程不會把物質堆在那裡。如果一個文明大量使用同步軌道，衛星帶會密到在凌日訊號裡留下痕跡。它沒有戴森 swarm 那麼“巨型”，但已經是行星尺度。

## 我們舀了一浴缸的海水，然後說海里沒有魚

關於怎麼找，弗蘭克有一套很樸素的排序。

如果給他一萬億美元，問他是往天上找還是往地球上看，他的答案毫不猶豫：往天上找。

> 我總愛這麼打比方。你要是說“亞當，我想找幾個內布拉斯加人”，我說“好啊，咱們去喜馬拉雅山”。你會問“為什麼要去那兒”。我說“也許喜馬拉雅山裡也有幾個內布拉斯加人”。你會說“不不不，咱們去內布拉斯加”。我們要找外星人，為什麼不去他們住的外星行星上找？我們現在有那個技術了。（亞當·弗蘭克）

他還給 UFO 現象準備了一個“遠光燈論證”。假設有一個高階文明定期造訪地球，他們不想被發現，技術超級強大，但他們用得實在太爛了，我們老是看見他們，然後他們又消失了。這套說法要成立，得先解釋一個自相矛盾的世界。

他 2021 年在《紐約時報》寫過一篇關於 UAP 的評論，反響巨大，很多人來找他聊。他說自己專門去看了訊號情報和電子情報圈子的分析，那些人談的根本不是 UFO，談的是“純粹國家對手”，也就是他學到的那個詞。邏輯是：用簡單的無人機技術故意往對手的電子裝置裡灌假訊號，對方把雷達開到最大去尋找，你正好把他們先進雷達的電磁特徵全部收下來。

他對 UAP 的立場很清楚：**完全支援用開放、中立、透明的方式做科學調查，但目前沒有任何一份證據夠得上“非人類技術”這個結論所需的證據標準**。

他花了不少篇幅解釋什麼叫證據標準。科學界內部互相極其兇狠，因為有一套花了四百年建立起來的判據，用來判斷一份證據能不能支撐一個主張。手機能用，正是因為這套標準嚴格到變態，不然每一部手機都是一塊磚。他說如果他的團隊宣佈發現了某顆系外行星上的技術標誌，他們會被撕碎，而且他們預期如此。

> UAP、UFO 社群也應該預期同樣的待遇。你不能因為話題很酷就獲得豁免。（亞當·弗蘭克）

要真正把這件事做科學，他的方案是“向上看、向下看、四周看”。地面探測器，就是已經在建的那種監測流星的裝置；天基探測器，裝在衛星上，這是 NASA UAP 專家組討論過的方向；還有飛機上的探測器，或者至少一個告警系統，飛行員看到不明現象，按一下紅色按鈕，觸發地面和太空的資料採集。

最容易被忽略的環節在這裡：**你必須把資料來源的每一個環節都刻畫到極致**。相機在各個波段的行為、軟體的極限、裝置最近有沒有返修，全都要有記錄。如果你想宣稱“我的天，我看到了一個東西以五馬赫右轉”，那你最好先把這些全釘死。

## 科學的盲點：我們忘了溫度是從體感來的

訪談後半段轉向了弗蘭克和 Marcelo Gleiser、Evan Thompson 合著的《盲訪談後半段轉向了弗蘭克和 Marcelo Gleiser、Evan Thompson 合著的《盲點》。這本書的核心比喻來自眼睛本身。

視神經是視覺能夠發生的前提，沒有它就沒有視覺。但你的視野裡恰好有一個小洞，就在視神經接入的地方，你對它完全盲。

科學也有這樣一個結構。有一樣東西，沒有它科學根本不可能存在，但科學在自己的配置過程中把它推了出去，然後忘了自己推過。

那樣東西叫**經驗**。

> 我在這裡指的不是“觀察者”。關於它有很多詞：直接經驗、臨在、存在、生活世界，這是現象學裡的說法。它就是你無法擺脫的原始在場，直到你死去。在那之前，它一直在那兒。（亞當·弗蘭克）

他講了一個“溫度的寓言”，這是全書最好懂的入口。

人類先有冷熱的體感。我覺得熱，你覺得冷。科學做的事情，是從這些體感裡提取哲學家 Michel Bitbol 所說的“結構不變數”，也就是你我能夠達成一致的部分。於是我們造出裝水銀的刻度管，熱的東西液柱高，冷的東西液柱低，雙方約定一套標準。然後有了測溫術，有了熱力學，有了今天早上你開啟手機看到“今天六十華氏度，不錯”。

問題在於，我們逐漸開始覺得**六十度比冷熱更真實**，熱力學的形式結構比“今天真冷啊”這句體感更真實。弗蘭克把這個叫做“經驗的失憶症”。

> 我們取出了這些極薄的東西，這些抽象，因為那是做科學的唯一方式。然後你以為，哦，我可以把經驗塞回去，為經驗提供一個解釋。（亞當·弗蘭克）

他把這個錯誤叫“偷偷替換”（surreptitious substitution），這個詞來自胡塞爾。還有一個更好記的比喻：**別把地圖當成地形**。此刻兩人之間發生的事情，連同它的全部怪異，那是地形。地圖是他能寫在紙上的方程，能在實驗室裡拿來做實驗。地圖極其強大，需要被認真對待，但經驗遠遠溢位地圖的邊界。

他認為這個盲點跟科學本身已經關係不大。它是一整套被粘在科學上的形而上學。具體包括幾件東西：還原論，你不過是神經元，神經元不過是化學，一路往下到夸克；客觀視角，科學給我們一個上帝視角的第三人稱；物理主義，世界裡只有物質，別的東西沒什麼好談的；以及數學的物化，認為數學比經驗更真實。

這套東西在歷史上是合理的，弗蘭克說“在當時它講得通”。機械宇宙觀、完美的鐘表，很有說服力。但到了二十世紀初，科學自己開始反駁它，最明顯的就是量子力學。

量子力學給了你薛定諤方程。你輸入初始條件，它給你未來的預測，和牛頓物理一模一樣。然後它又說：一旦進行測量，我另有一套規則，叫玻恩定則。弗蘭克說，量子力學從一開始就在告訴你，**測量很重要**。

> 於是出現了各種詮釋，其中很多拼命假裝測量問題不存在。多世界詮釋甚至不惜發明無窮多個不可觀測的平行宇宙，只為了繞開量子力學正在告訴他們的事。（亞當·弗蘭克）

他明確站 QBism，量子貝葉斯主義。這個詮釋把玻恩定則放到中心，不問薛定諤方程推出的那些怪東西，比如薛定諤的貓，而是問：一個能動者對這個世界的行動，以及他從行動中獲得的資訊，如何更新他的先驗。這就是 Quantum Bayesianism 裡 Bayesian 的來源。

## 細胞沿著梯度爬，和量子測量，用的是同一套語法

讓弗蘭克興奮的是，QBism 的語言和另一個領域高度重合。

他參與了一個坦普爾頓基金會資助的專案，研究語義資訊在細胞這類生命系統裡的作用。夏農資訊衡量一條訊息的“意外程度”，是一個機率分佈的事。語義資訊衡量“意義”，而意義最基礎的定義極其樸素：**這份資訊能不能幫這個生物活下去**。你當然可以把意義談得很哲學，但最底層就是這個。

於是一個細胞沿著化學梯度往上爬去找食物，和 QBism 裡一個能動者對世界採取行動、獲取資訊、更新信念，在架構上有一種奇特的相似。都在講一個主體，向世界施加一個動作，從世界拿到反饋，然後改變自己。

弗蘭克說，這就是他想要的那種新物理學：把能動者、資訊、經驗放在中心，同時仍然是硬核的、可做實驗的科學。科學凱旋主義的吸引力他很理解，我手上有一組方程，方程代表一個柏拉圖式的理想，永恆地獨立存在，某種意義上是你在讀上帝的心智。另一條路在他看來同樣激動人心：這裡有一個我們，有一個世界，兩者不可分離，而我們要研究的是這場共同創生。

他明確說了，這些物理定律極其重要，將來也需要被解釋。需要的是**一種把能動者留在故事中心的解釋**。

## 石頭和細胞之間，橫著一個沒人回答的問題

這個思路往下推，會撞上一個更硬的問題：生命到底是什麼。

弗蘭克說，他做了一輩子天體物理，現在覺得物理學最重要的未解問題不在黑洞，不在暗物質，而在**一塊石頭和一個細胞，本質區別在哪兒**。

他描述問題時，把矛頭引向了能動性。什麼叫一個自主的能動者？這件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他明確表示自己不是還原論者，也不相信“把足夠多的化學物質堆在一起，砰的一聲，它就出現了”。他認為這個問題會迫使人類重新構想自然本身是什麼。

為了說明難在哪兒，他講了自創生的那個“怪圈”。細胞膜是理解這件事最好的入口：沒有膜就沒有細胞，膜選擇性地讓某些東西進、某些東西出。膜本身是細胞內部過程的產物，而細胞內部的過程又必須依賴膜才能發生。**膜創造了自己**。生命裡總有這種迴圈，你找不到一條線性因果鏈的起點。

他提到理論生物學家 Robert Rosen 的工作。Rosen 提出“有效因閉合”（closure to efficient cause），認為生命系統在組織上閉合、在因果上閉合，因此不再依賴微觀狀態。他還有一個證明，爭議極大，沒人能確定它對不對：**生命系統不是丘奇-圖靈完備的，它不能被完全表示為形式系統，只能被演算法部分捕捉**。

弗蘭克在這裡的態度很謹慎。他說自己不打包票這個證明成立，他看重的是這個方向：一旦承認盲點存在，就會開啟一整類全新的科學問題，而不是隻能攤手說“不知道，沒法談”。

他還提到一篇自己很喜歡的論文，用 ε-machine 這類資訊理論工具論證：系統可以自我組織到與微觀狀態解耦的程度。宏觀狀態在描述自身、在陳述自身規律時，已經不需要微觀狀態了。**這就是向下因果**。還原論認為一切只取決於微觀狀態，知道標準模型的拉格朗日量就完事了。這個論證說，不對，宏觀層面可以自己長出一套規律。

他寫這一章時，小標題是“當時它講得通”。這是對歷史的理解：第三人稱、上帝視角、決定論的世界觀，在十七世紀是有道理的。機械宇宙，完美的鐘表，非常自洽。問題是到了二十世紀，科學自己開始說“不”。

他還講了自己讀博時的經歷。他做的是磁流體力學、恆星形成的數值模擬。給一個簡化模型，寫幾個動力學方程，配上初始條件，他就很滿足。這套辦法有時候極其有效，物理學家擅長砍掉細節抓住核心。他自己承認，另一些時候這種砍法會把真正該盯著的東西一起砍沒，尤其在涉及複雜系統的時候。

## 時間：我們拿地圖替換了地形

這個話題自然引到時間。

弗蘭克說，我們對時間的理解，是“偷偷替換”最典型的案例。人類把愛因斯坦那套極其優美、極其強大的形式系統，替換掉了對時間的實際經驗。於是有了塊狀宇宙：下週二已經寫在四維宇宙的塊裡了，所有事件都已經在那兒。

這套框架對做某些預測極其有效。但它不是被活著的時間。

他講了那場著名的會面。二十世紀初最出名的哲學家柏格森和愛因斯坦對談。柏格森一輩子研究時間，他要區分時間的科學影象和時間本身的地形，他用的詞是“綿延”（duration）。**綿延對人類來說是充實的，它被拉開，裡面有一點點過去、一點點未來、一點點現在。**

音樂是最好的例子。你聽一段旋律的時候，既在預期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也在記住剛才發生了什麼。這個現象學結構，和形式數學裡的時間表示，根本不是一回事。

> 時鐘不告訴我們時間。是我們用時鐘去告訴時間。（亞當·弗蘭克）

他說這塊陣地特別值得爭。如果能從能動者、資訊、計算這個角度長出一套新物理學，那麼時間問題可能是第一個被撬動的。現在的困境是：塊狀宇宙裡下週二已經寫好了，那自由意志往哪兒放？

他對自由意志的回答很乾脆：**自由意志是給定的**。他引懷特海的話，科學和哲學的任務是解釋抽象，具體就是那樣擺在那兒，每天擺在你面前。你要解釋當然可以，但解釋不會給具體增添任何東西。

至於“自由意志是幻覺”這個說法，他的反駁是：幻覺是從哪兒看的？你要說它是幻覺，你已經把自己推到第三人稱視角去了，而那個視角本身才是需要被解釋的東西。

有人追問他，如果經驗是幻覺呢？他的回答把問題頂了回去：那這個“幻覺”是對誰而言的？你總得在某處安放一個觀察者。這就像層層疊疊的烏龜，你永遠得在某個地方找到一個觀察者。

他認為科學凱旋主義在骨子裡帶著一種宗教衝動，它想要那個上帝視角。那種感覺已經超出無神論，更接近某種隱蔽的一神論：真理永遠在某個脫離肉身的視角里，等著被發現。

## 另一種哲學傳統，從沒進過這場討論

弗蘭克指出了一個有意思的空白。關於意識的公共討論，用的語言幾乎全部來自分析哲學傳統。但在西方哲學內部，還有一整支現象學傳統，胡塞爾、海德格爾、梅洛-龐蒂，他們全部的工作就是試圖理解經驗的結構，試圖發展出一套能爬進經驗這個圓圈內部的語言。

他調侃說，你幾乎找不到一個影片，是某個著名科學家從現象學角度談科學的，儘管那是哲學裡極大的一支。

再往外，還有從其他文明核心生長出來的哲學。西方這一支從希臘、從猶太-基督教-伊斯蘭傳統長出來。印度和東亞是高度複雜的文明，它們對同樣的問題發展出了自己的回應，而且因為長期有默觀修行，它們非常專注於直接探查注意力和經驗本身。

他點了兩個名字：龍樹和世親。他說這兩個人在那些傳統裡的地位，大致相當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

> 他們的全部哲學、邏輯和論證，都從一個前提出發：我有這個經驗，我出不去，那我該怎麼從這裡推理？所以有大量其他哲學傳統可以借鑑。不必照搬，不是說要大家都變成佛教徒才能做這件事。（亞當·弗蘭克）

他也承認現實的困難：在經驗之上建立邏輯體系很難，在經驗之上建立科學的嚴格性很難。他只是不認為這不可能，只是說這是下一代科學的活兒。

他還補充了一個對“客觀性”的重新理解。通常人們說科學給出第三人稱的客觀視角。客觀性還有另一種版本：我做這個實驗，你做這個實驗，我們互相討論，對方法達成一致，各自得到相同的結果。**這個版本的客觀性本身就承認了能動者、承認了交流，而且它承認個體性是流動的**。

他引了 David Krakauer 在聖塔菲研究所的一篇論文，用資訊理論的辦法測量個體性，結果發現它是流動的。他的肝細胞是個體，但它其實是肝臟的一部分。肝臟是獨立系統，但它其實是他的一部分。他是獨立的，但沒有整個語言使用者共同體，他連一個問題都提不出來。而這個共同體又嵌在活的生態系統裡，生態系統又嵌在生物圈裡。

他說，這跟那種原子化的科學視角正相反，那種視角最後會把你帶到“缸中之腦”，或者“玻爾茲曼大腦”，一個漂浮在太空裡的腦子。

他還提到康德。人們普遍認為是康德造了“有機體”這個詞，而他注意到生命有一種奇怪的 organization，這種東西跟機器有本質區別。弗蘭克說這可能是條出路：組織、架構、資訊流的關係，本身需要被當作研究物件。它必須實現在物理之中，但它多出來的那一層，是約束與資訊流之間的關係。

## 機器能有能動性嗎

話題轉到機器。弗蘭克說他不會排除這個可能性。沒有理由認為，那個自創生的怪圈不能在矽裡發生。但他強調，那會和我們非常不同，不會是科幻片裡那種“它跟我們一樣，只是被造出來了”。它會有一套很不一樣的體驗性質。

他對現在的大語言模型態度保留。他引的是認知科學的 4E 理論：具身（embodied）、嵌入（embedded）、生成（enacted）、延展（extended）。核心意思是，認知不只發生在頭顱裡，它必須有身體，身體必須在環境裡，還必須與其他生命系統延展耦合。

他講了一個故事。還原論的大生物學家 Jonas Salk 和控制論學者 Gregory Bateson 對話。Bateson 愛挑事，他問 Salk：“你的心智在哪兒？”Salk 指指腦袋，說：“這兒。”Bateson 說：“不不不，在外面。”

> 經驗在某種意義上不是你擁有的東西，是你做的事情。你幾乎是在表演它。這就是為什麼有一個身體、而且這個身體處在一個有其他身體的世界裡，從這個角度看是至關重要的。（亞當·弗蘭克）

有一個關於“缸中之腦”的論證，他的轉述大意是：要讓一個缸中之腦真的成立，你最終必須給它一個身體。可以是機器身體，但仍然得有身體。純粹懸空的認知，在他看來不成立。

主持人在這裡提了一個很有分量的反駁：人類嬰兒本質上也是模仿機器，從出生開始就在學別人，靠模仿和模仿之間的張力長出人格和視角。弗蘭克承認有可能，但他的立場是，光靠模仿拿不到那個怪圈。你必須嵌在一個世界裡。

## 三十年的默觀：我其實沒那麼重要

訪談走到這裡，氣氛變了。弗蘭克主動交底：他在禪宗傳統裡做了三十年默觀修行。他的原話是“我對著一堵牆看了三十年”。

主持人問他，作為一個觀察者，你只有有限的時間存在於這個世界上，這件事會讓你難過嗎？

他說不會。

> 修行教給我的一件事是，我其實沒那麼重要。這個叫亞當·弗蘭克的東西，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構造。有一個過程在發生，我根本上屬於它，這很酷，但它會過去。我不知道它從哪兒來，它會走，我並不真的需要它留下，然後天知道會怎樣。（亞當·弗蘭克）

他說禪宗裡有個說法叫“超越生死”，意思跟輪迴無關。意思是：老兄，你連生命是什麼都沒搞明白。在最核心的那層經驗上，你對死亡的看法和那個一樣，是不成形的。

他描述了一次完整禪七的體驗。從早上七點坐到晚上九點，中間有休息。頭半個小時，腦子裡全是雜念：稅、待辦事項、那個人為什麼穿那雙鞋。他講了一個特別具體的細節：第一次參加兩天禪七，他腦子裡從頭到尾完整播放了一遍 Bruce Springsteen 的《Born to Run》專輯，連當年黑膠唱片上的停頓都放出來了。他說那一刻他真的看見了自己心智的運作方式。

然後他說，他曾經非常討厭打坐，但還是坐著。坐上很久之後，心智會累，那層屋頂上的喋喋不休終於沒東西可說了，人就無聊了。**他說，那才是真正有意思的事情要開始的地方。**

再往下，修行變得非常身體化。你做的只是跟著呼吸，騎著呼吸，變得非常安靜。佛教的文獻一直在說“不要思考”，但他們寫了那麼多東西，那些是指月的手指。

他描述了三個階段。先是散亂，念頭依然在，但你不在唸頭裡，你甚至不去管它。然後是心的統一，自我脫落，只剩下一種原始的在場。那種喜悅常常從這兒湧出來。你也可能坐上整整一小時，只是沉浸在母親去世的悲傷裡。**你就是在跟出現的任何東西一起坐著。**

> 這就是為什麼坐著這個動作本身很重要。你在做一個承諾：我要坐在這兒，不管出現什麼，我不動。（亞當·弗蘭克）

他說這真的會改變一個人。他的說法很自嘲：“我還是當年那個新澤西的混蛋，只是現在心裡空間更大了。”

他講公案的時候更來勁。公案是一千年前建立的禪宗教學方法，一本一本的題庫。他舉了一個例子：“讓遠處寺廟的鐘聲停下來。”他說每次老師給他這個，他都在想“你在說什麼”。

公案的關鍵是你不能給答案。第一次參公案，老師說：“別告訴我答案，做給我看。”他當時懵了。但做了幾年之後，他學會了那套語言。**答案不在文字裡。**你給一百個人講答案，他們都會一臉茫然。真正的東西是經驗。

他說，隨著修行年復一年地加深，那種關於“一切都在流動”的理解不再是嘴上說說，而是真的能感覺到，一呼一吸之間都能感覺到。

> 有時候會有一種感覺，這麼說有點奇怪，就是純粹的喜悅，它不依附於任何東西。那種一刻接一刻的、無限的流逝，那確實是事物本來的樣子。而它是可以的。並非因為我希望它可以，它就是可以。（亞當·弗蘭克）

主持人回應說，他也有那種無名的喜悅，但旁邊總坐著一點憂鬱，可能來自東歐的血統。喜悅關於經驗的美，憂鬱關於經驗的有限，兩者糾纏在一起，像一對分不開的兄弟。

弗蘭克說他祖上也是東歐，他懂。“那就是它本來的樣子。你不必去做什麼，不必去操縱它，不必挪動它。”

## 最後那個問題：為什麼我們在這兒

主持人問了最後那個問題。弗蘭克說，幸好剛聊完上一段，因為他要給出的答案非常俗氣。

是愛。

他馬上補了一句：“我不是在開玩笑。”

他解釋，佛教裡有菩薩原則：你在這兒是為了幫忙，只是為了幫忙，這就是慈悲。他坦白自己剛開始修行的時候完全不買賬，他的原話是：“我不在乎慈悲，我來是為了求知識。”他修行是因為痛苦，這是所有人走上這條路的常規理由，生活難，他當時正在經歷一些事。但他也想要知識，想理解現實的根本性質。慈悲什麼的，先放一邊。

然後他發現，你拿不到那個東西。**你走不到那個深度，除非有慈悲。**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過程裡你會意識到，它真的是關於幫助一切有情眾生。他說這聽起來很老套，尤其對一個來自新澤西的人來說，那兒的人生第一要務是“混出頭”。但那就是他找到的東西。

他描述了一種從修行裡帶出來的體驗：對世界的一種感激，因為世界把一切都給你了。藍天、呼吸，世界毫無保留地把自己完全交出來，什麼都不留。

> 然後你會有一種感覺：我得幫上忙。因為有人沒有得到這個。（亞當·弗蘭克）

主持人問：所以就是對世界本然樣子的愛？

弗蘭克說：對世界，以及對所有正在受苦的眾生。每個人都在受苦，包括你最難纏的政治對手，他們也在受苦。我們的任務就是放下自己的偏見和故事，去看生命發生的那個最底層的層面。

主持人收尾說，希望宇宙中那些外星文明也在走同樣的旅程，從苦走向愛。

弗蘭克說：“希望如此。要麼就是他們來吃我們。”

主持人補了一句：“尤其是如果他們三級文明的話。”

弗蘭克說：“對，而且他們槍還特別大。”

這三句玩笑收在整場對話的末尾，其實是有講究的。前面三個小時聊的是機率、光譜、板塊運動、禪七，最後落回到一個無法用望遠鏡驗證的分岔：宇宙深處那些存在，究竟是在學著愛，還是在學著吃。弗蘭克沒有假裝自己知道答案，他只是把兩個可能性並排放在桌上，然後笑了。

## 如果這些討論對你有點用

這期對話跨度從行星形成一路走到禪宗公案，資訊密度很高。如果要挑出幾件普通人真的能上手做的事，大概是這些。

- 下次看到“科學家發現外星文明”的標題，先看兩件事：這是同行評議的論文，還是會議摘要或預印本；這個結論的統計顯著性是多少。弗蘭克反覆提到的五個 sigma，能當一把尺子用。
- 理解費米悖論時，把“直接的”和“間接的”分開。間接那一半站不住腳，人類舀了一浴缸的海水就說海里沒魚。真正的謎題只在“他們現在為什麼不在”，而這個問題有七十多種解法。
- 記住那個數字：一萬億億顆宜居帶行星。它證明不了附近有人，但它把“人類是宇宙唯一”這個主張的舉證責任，推到了持孤獨論的那一邊。
- 聽到“意識只是神經元的放電”這類說法時，可以追問一句：這個判斷是從哪個視角做出的？弗蘭克的立場並非反對科學，他要指出的是科學有一個自己看不見的盲點，那個盲點就是經驗本身。
- 練習區分地圖和地形。GDP、KPI、論文影響因子、手機上的氣溫數字，全是地圖。地圖極其有用，但地圖不是地形。弗蘭克說我們對溫度犯的那個錯，我們在別的領域天天都在犯。
- 關於氣候和技術圈，他的框架可以直接借用：問題不在技術太多，而在於技術圈還處在未成年階段，正在拆自己腳下的地板。成熟的標誌是自創生，不製造摧毀自身的條件。
- 如果對冥想好奇，可以從他描述的那個順序入手：先接受前半小時腦子裡全是廢話，這很正常。真正有意思的事情，發生在心智終於累得沒詞兒了、你開始覺得無聊的那一刻。
- 最後一條，也是最不像建議的一條。他花三十年對著一堵牆，最後想說的並非什麼玄妙洞見，只是：你其實沒那麼重要，而這件事並不令人難過。世界的每一刻都在毫無保留地把自己交給你。剩下的，是想辦法幫上別人的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