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巴斯·阿馬納特：伊朗抗議、馬赫薩·阿米尼、歷史、CIA 與核武器 > 伊朗史學者梳理抗議運動的來龍去脈，以及外部干預與核問題的歷史脈絡。 - 原標題：#334 – Abbas Amanat: Iran Protests, Mahsa Amini, History, CIA & Nuclear Weapons - 期數：第 334 期 - 釋出日期：2022-11-02 - 嘉賓 / 主題：阿巴斯·阿馬納特 - 網頁版：https://lex.qiaomu.ai/tw/ep/abbas-amanat/ - 官方頁面：https://lexfridman.com/abbas-amanat/ - 精讀字數：約 7688 字（閱讀約 17 分鐘） > 本文為 lex.qiaomu.ai 基於原始訪談的 AI 改寫中文精讀，非官方翻譯；引用請註明出處並連結網頁版。 2022年9月底，柏林街頭出現了十萬人規模的遊行。人群舉著庫爾德語標語，抗議伊朗國內對女性的鎮壓。伊朗國家電視臺的晚間新聞也播了這條訊息：約一萬人聚集在柏林，抗議德國上漲的汽油和天然氣價格。 耶魯大學歷史學家阿巴斯·阿馬納特（Abbas Amanat）在 Lex Fridman 播客第334期裡講了這個細節。他研究伊朗現代史四十多年，寫過一本八百頁的《伊朗現代史》。講這件事時他的語氣裡沒有多少憤怒，更多是見怪不怪的疲憊。官方媒體這套操作已經運轉了四十三年，這一次連造假都懶得認真。 粗糙謊言的代價是，95%以上的伊朗人根本不在聽國內新聞。他們看 BBC Persian，看 Iran International，看至少五六家境外波斯語頻道。 ## 一個22歲遊客的死，如何點燃整個國家 2022年9月中旬，馬赫薩·阿米尼（Mahsa Amini）從庫爾德斯坦省的薩蓋茲到德黑蘭探親。她22歲，按照伊朗的強制著裝規定，頭巾戴得規規矩矩，全身遮蓋。道德警察，波斯語叫 Gashte Ershad，直譯是"指導巡邏隊"，還是把她攔了下來。 執法隊裡有兩名全身罩袍的女性警員和兩名男性。沒有人確切知道那幾個小時裡發生了什麼，阿馬納特也只能推測：她遭到了毆打，過程中出現了某種衝突，隨後陷入昏迷。她被帶到拘留中心，名義上是"再教育"，之後被送進醫院。第二天，她死了。一個22歲、沒有明顯違規行為的女孩，死於顱骨損傷。 社交媒體把訊息傳遍了全國。第二天德黑蘭街頭就有人聚集，人們哭著悼念她。她年輕，漂亮，無辜，來自庫爾德地區，這些元素疊加在一起，讓她很快成了這場運動的象徵。藝術家們根據她的照片做了大量再創作，那張頭像現在貼滿了伊朗的牆壁。 當局原本的判斷是，這事幾天就會過去。結果抗議從德黑蘭街頭蔓延到全國大學校園，再蔓延到高中。參與者的年齡結構非常特殊：主力是十幾歲到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男女一起上街，態度決絕，面對全副武裝的安全部隊毫不退縮。 ## "女性、生命、自由"這句話，來自另一個戰場 運動的主口號是"Zan, Zendegi, Azadi"，翻譯過來是"女性、生命、自由"。它原本是庫爾德語的"Jin, Jiyan, Azadi"，最早出現在敘利亞庫爾德斯坦。那裡的庫爾德女性武裝正在與"伊斯蘭國"作戰，因為對方在攻擊雅茲迪人、奴役雅茲迪女性。 這句口號從敘利亞戰場傳到土耳其庫爾德地區，再從庫爾德斯坦傳到伊朗本土，最後成了德黑蘭街頭的標語。阿馬納特說，歷史學者對這類口號的傳播路徑特別感興趣，它把三個原本分開的訴求壓進了一個短語裡。 第一個詞是女性。伊朗女性在法律上被當作二等公民對待，這一點後面會展開。 第二個詞是生命。用美國人的說法，就是對幸福的追求。年輕人要音樂，要跳舞，要在大街上自由走動，要談戀愛，不想被一個無處不在的"老大哥"盯著，告訴他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第三個詞是自由。這是伊朗人一百多年來的老訴求，從1906年立憲革命算起。自由在這裡的含義很具體：沒有獨立的政黨，新聞自由極其有限，廣播電視全部握在政府手裡，宣傳機器覆蓋全國。 阿馬納特特別提醒，這三個詞湊在一起是件有些意外的事。它們各自都有漫長的歷史，卻在這輪運動裡第一次被同一批人同時喊出來。女性站到最前線，在伊朗現代史上找不到先例。 ## 波斯語裡的"八零後"：一代人的自我命名 這代年輕人管自己叫"Daheh Hashdidi"，意思是"八零年代人"。伊朗使用自己的太陽曆，他們出生在波斯歷1380年代，對應公曆2001年到2010年。這個自我命名本身就是身份宣示：我們和你們不一樣。 阿馬納特把革命後的伊朗分成三代。第一代是1979年革命的參與者，也就是現在年輕人的祖父母一輩。第二代是中間那代，在兩伊戰爭和重建年代長大，學會了和體制妥協，在限制中過日子。第三代就是現在街上這批人，他們從出生起就在伊斯蘭共和國裡，卻對這個共和國毫無認同。 代際關係的性質變了。過去父親甚至母親可以命令子女做什麼，現在必須協商。年輕人不太聽父母的話，父母也沒有把握要求他們聽。家庭內部的權威結構正在鬆動，這件事本身就是政治權威鬆動的一個縮影。 這批人在數字技能上遠超上一代。他們透過社交媒體瞭解全世界的明星、潮流、電影、音樂，知道外面的生活長什麼樣。阿馬納特說，一個德黑蘭的中學生，對美國社會的瞭解可能不比一個美國中學生少，有時候還更多。 伊斯蘭共和國花了四十三年做社會工程，想把伊朗人塑造成某種樣子。這一代人站在街上，說明這個工程失敗了。 ## 頭巾只是載體，選擇權才是核心 抗議現場最廣為流傳的畫面，是年輕女性摘下強制佩戴的頭巾，扔進街心的火堆，圍著火跳舞。 有人會把這場運動讀成反對頭巾本身。阿馬納特強調，訴求其實更簡單：戴不戴該由個人決定。想戴的人可以戴，不想戴的人不該被強制。運動口號裡沒有"廢除頭巾"這一條。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遊行隊伍的成分。在德黑蘭街頭和大學校園裡，戴著頭巾的年輕女性和摘掉頭巾的女性站在一起，共同抗議。男性和女性混在一起，衝破體制強加了幾十年的性別隔離。這個畫面比任何口號都有說服力：她們要的是自己說了算，那塊布只是載體。 外觀這件事看起來瑣碎，其實不然。你怎麼想象自己，怎麼呈現自己，是人格的一部分。體制想要的是一個"貞潔的伊斯蘭女性"的形象，全身遮蓋，由家庭中的男性成員保護。年輕人拒絕被這樣定義。 ## 法律意義上的二等公民 頭巾只是最表面的東西。阿馬納特列了一串更硬的條款。 離婚，需要男性同意。子女監護權，母親的權利有限。遺產繼承，女性的份額低於男性。出國、辦理護照、自由遷徙，都需要丈夫、父親、兄弟或者某個男性親屬簽字。極端情況下，一個成年女性的兒子都可以成為她的監護人。 這套制度把父權制寫進了法律條文，執行得非常徹底。一個受過大學教育、每天在 Instagram 上看紐約和柏林生活方式的女孩，回到家裡發現自己連買張機票出國都要父親同意。這種落差本身就是火藥。 大學裡的性別隔離延伸到食堂。很多學校的自助餐廳分成男女兩個廳，學生吃飯要分開。這一輪抗議裡，學生們乾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隔斷牆砸了，男女坐在一起吃飯。動作很小，含義不小，它把抽象的"自由"變成了可以當場做到的事。 ## 政權的解釋：外國陰謀和沙阿的子孫 抗議進入第六週，最高領袖的唯一公開回應是：這些人是沙阿時期安全機構 SAVAK 的後代。 阿馬納特講到這裡時，語氣裡帶著難以置信。SAVAK 在1979年就被解散了。四十三年後，最高領袖說街上那些十七八歲的孩子是 SAVAK 成員的子孫，所以他們不忠誠，可以被殘酷鎮壓。這個邏輯的荒謬程度，反而暴露了政權內部的焦慮。 官方敘事的另一條線是"外國勢力"。美國是"大撒旦"，以色列是幕後黑手，抗議者是外國代理人和內奸。這套解釋有兩個功能：把國內矛盾外部化，為暴力鎮壓提供合法性。 > 這些人被說成外國勢力的代理人，他們的家人全都出賣了自己，對偉大的伊斯蘭共和國失去了忠誠，所以可以這樣殘忍地對待他們，可以這樣殘忍地鎮壓他們。（阿巴斯·阿馬納特） 阿馬納特提到政權現在的狀態：極度焦慮。如果他們真有信心，不需要用這麼強硬的方式禁止一個口號傳播。反應越粗暴，越說明底氣不足。 ## 四百萬僑民，和一場宣傳事故 伊朗在海外有大約四百萬僑民，分佈在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西歐、土耳其、美國、加拿大。這張網路覆蓋面極廣，也是國內運動的外部放大器。 柏林那場遊行，保守估計十萬人參加，人從德國各地和西歐其他國家趕來。伊朗官方媒體的處理方式前面已經說過了：把反政府遊行改寫成反通脹遊行，觀眾從十萬縮到一萬。 這次改寫之所以失敗得如此徹底，是因為伊朗國內的媒體生態早已繞開官方渠道。衛星天線在伊朗的普及程度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小城鎮、村莊的屋頂上到處都是鍋蓋天線。政府早期試圖用粗糙的方式限制境外媒體，效果一直有限。這一輪抗議期間，境外波斯語頻道幾乎24小時滾動播出每一段流出的影片。 阿馬納特說，政府這麼幹有點愚蠢，因為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五甚至百分之百的伊朗人都在看境外波斯語媒體。國內宣傳的受眾已經萎縮到近乎不存在。 ## 斷網的代價：一天五千萬美元 政府的應對手段之一是限制網際網路。問題是，伊朗經濟已經深度依賴網路。 阿馬納特的朋友告訴他，伊朗跟瑞典有幾分相似：幾乎不用現金。原因很實際，通脹太厲害，紙幣在快速貶值，刷卡成了唯一可行的方式。去超市刷卡，點外賣線上支付，疫情之後這套系統更是滲透到了日常生活。 斷網意味著超市結不了賬，外賣送不了，生意做不成。據估算，伊朗經濟每天因此損失約五千萬美元。政府沒有能力長期關網，因為關了網政府自己也運轉不下去。控制工具和經濟命脈成了同一根線，政府剪不斷。 與此同時，WhatsApp 在伊朗的普及率極高。受過高中和大學教育的伊朗人幾乎人人會用。社會的資訊流動能力遠超政府的封鎖能力。 ## 人口革命：從九個孩子到一個孩子 要理解今天的伊朗，人口結構是繞不開的底層變數。 二十世紀初，伊朗人口大約九百萬。1979年革命時是三千五百萬。現在是八千三百萬。四十年翻了一倍多。 真正關鍵的是生育率的斷崖式下跌。1970到1980年代，生育率是2.8到3，現在降到了1.1。這個數字意味著下一代人口只有上一代的一半左右。 阿馬納特說，伊朗是中東人口控制最成功的國家，沒有之一。政府這些年一直在鼓勵多生孩子，發補貼，做宣傳，中產階級就是不生。 原因是城市化。大量原本住在村莊的人搬進了五萬、十萬人口的小城市，過上了城市生活。城市生活要教育投入，要住房，要時間，生育的成本結構完全變了。醫療條件改善以後，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不需要靠多生來對沖夭折風險，生育決策從"多生幾個總會活下來幾個"變成了"精細養一兩個"。 這套邏輯在任何完成城市化的社會都成立。伊朗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在一個神權體制下完成的，而且速度極快。 阿馬納特還講了一個常被忽略的區別。過去農業社會生十個孩子，六個可能活不過五歲，最後剩四個。抗生素普及以後，生十個大機率活十個。生育的外部約束一鬆，家庭自己就開始算計。城市裡的房子、學費、時間成本，把"多子多福"的賬徹底算翻了。 ## 教育擴張的反噬 1970年代，伊朗全國只有十到十二所大學。現在有56所國立大學，加上"阿扎德大學"（Azad University，字面意思是"自由大學"）在全國的321個校區。 識字率86%。阿馬納特估計這個數字可能高於土耳其，在整個中東地區名列前茅。全國有一百萬中小學教師。 這些統計數字背後是一個政權沒有預料到的後果。伊斯蘭共和國擴招，本意是培養擁護體制的一代，尤其是讓傳統家庭的女孩接受教育。結果女性入學率飆升，來自亞茲德、錫斯坦這類保守小城的女孩，十八九歲獨自去幾千公里外的城市上大學。這在阿馬納特年輕的時代不可想象。 教育一旦鋪開，就不可逆。讀過大學的人會思考，會比較，會不滿。阿馬納特說得很直接：這批在傳統家庭、甚至教士家庭長大的孩子，一旦走出去，就再也回不去了。 人口流動也在重新塑造這個國家。你今天去伊朗，會在各個省份聽到各地口音：西北的亞塞拜然突厥語口音出現在南方省份，南方的口音出現在北方。庫爾德語、俾路支語在各自的區域流通。同時，所有人都能說波斯語，都在波斯語的教育體系里長大。 ## 錫斯坦的血，和"中心與邊緣"的老問題 9月30日，錫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首府扎黑丹，安全部隊向抗議人群開火，至少六十人死亡。這個省在伊朗東南角，居民主要是俾路支人，屬於遜尼派。 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分野，阿馬納特用兩句話講清了詞源。Sunna 的意思是"大路、主流"，遜尼派就是走主流道路的人。Shia 是"黨派"的縮寫，全稱是 Shi'at Ali，阿里黨人，指7世紀伊斯蘭早期圍繞第四任哈里發阿里形成的政治派別。全世界穆斯林多數是遜尼派，伊朗是少數派佔多數的例外，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情況類似。 伊朗的中心地帶在歷史上逐步皈依什葉派，邊緣地帶保留遜尼派：東南的俾路支人，西北和西部的大部分庫爾德人，東北的土庫曼人，呼羅珊地區靠近阿富汗邊境的社群，西南胡齊斯坦省的阿拉伯語人口。 庫爾德人還有自己的一套宗教傳統，叫 Ahl-e Haqq，也稱作 Yarsan，是庫爾德斯坦原生的信仰體系。阿馬納特提到這一點是為了說明，這個國家的邊緣地帶複雜到不能只用"遜尼派"三個字概括。 這些地區不只有教派差異，還有語言、服飾、飲食、音樂的差異。阿馬納特說，如果把一個伊朗人蒙著眼睛扔到不同省份，摘掉眼罩後他靠口音和食物就能判斷自己在哪裡。俾路支語是完全不同的語言，庫爾德語和波斯語同屬印歐語系所以更接近，亞塞拜然突厥語則更接近土耳其共和國的土耳其語。 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伊朗語言地圖會讓今天的人吃驚：方言和語言的數量之龐大，來自這個國家的古老，也來自地理的阻隔。四周是高山和大漠，一個個社群被隔開，各自保留了不同的傳統。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入侵，從中亞低地湧入的各族群，又不斷往這口鍋里加新料。 ## 一個在世界上存在了三千年的名字 那為什麼這些地區沒有散掉？ 阿馬納特的解釋是現代化。一個世紀的現代化程序，鍛造出了一種強度很高的民族文化。他在《伊朗現代史》的結尾寫，儘管有那麼多給今天的伊朗製造麻煩的東西，仍然存在一種非常牢固的文化認同。 > 儘管有這一切給今天的伊朗製造了那麼多麻煩的東西，仍然存在一種非常強大的文化認同感。我可以有幾分把握地說，區域身份依然存在，依然精彩，應該被珍視，但今天你去庫爾德斯坦或者錫斯坦，那裡的人都能說波斯語，都接受波斯語教育。（阿巴斯·阿馬納特） 這種認同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國家的自我定義。伊朗過去的正式名稱是"Mamalek-e Mahruse-ye Iran"，意思是"伊朗的守護疆域"，這個說法本身就承認這片土地由若干地區聯合而成。阿馬納特把它類比成"美利堅合眾國"：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張力一直都在，歸屬感也在。 他還提到一個更硬的論據：伊朗這個名字在世界地圖上存在了兩千五百年，很少有國家有這樣的連續性。他不認為自己是民族主義者，但這一點確實解釋了為什麼一片被入侵過無數次、被不同族群統治過的土地，仍然保持著某種一以貫之的身份。 為了說明變化的速度，他講了自己兩次旅行的對比。1968年，他去西北邊境城市霍伊的巴扎買皮革製品，發現那裡幾乎沒人會說波斯語，店主得從別的鋪子叫人來翻譯。當時波斯語是官方語言，可學校教育覆蓋有限，保守地區的成年人一輩子沒怎麼接觸過。 2004年，他再去同一片地區，在一家餐廳吃午飯。年輕人一聽說他從外地來，立刻開始跟他聊西方電影：聊某位導演的新片，聊某位演員的表演。用的是一口流利的波斯語，還能說不少英語。他們關心的東西和德黑蘭同齡人沒有區別。 三十六年，從"沒人會說國語"到"聊好萊塢"。教育、城市化、媒體三者疊加，加速度就是這樣產生的。 ## 他為什麼不願意用"革命"這個詞 阿馬納特對這場運動的定性非常謹慎。他反覆說，自己不確定該不該用"革命"這個詞。 > 我猶豫要不要用"革命"這個詞，因為我對革命並不特別有好感。全世界範圍內的革命，在伊朗，其結果總是那麼悲慘，我們必須小心，不要輕易使用"革命"這個詞。（阿巴斯·阿馬納特） 這個保留有歷史依據。1906年的立憲革命，催生了議會，也被外部干預和內部專制反覆碾壓。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建立了人類歷史上滲透個人生活最深的體制之一。伊朗的兩次大變革，結局都讓發起者失望。 他還指出一個反覆出現的模式：革命結束時掌權的那些人，總會把自己的想象強加給全社會，然後建立起新的專制。伊斯蘭共和國在這條序列裡是最壞的一個，它的侵入不止於政治領域，還伸進每個人的私人生活。這種侵入以非常連貫的方式日復一日地進行，從不停歇，所以"自由"這個詞才會在運動的訴求裡佔據那麼重的位置。 更細一層，他講到這種侵入的形態。它不只是禁止某個政黨、干預某場選舉，而是每天出門前你戴什麼、穿什麼、頭髮露出多少、能不能和異性同乘一輛車。政治壓迫可以躲，日常生活的規訓躲不掉。 ## 老一代為什麼沒有大規模上街 一個值得看仔細的現象是，中老年人的參與度遠低於年輕人。阿馬納特說這是個"大謎題"，原因複雜。 一部分是恐懼。1979年之後的鎮壓記憶還在，參與過政治活動的人知道代價。一部分是失望。經歷過革命、戰爭、改革失敗的一代，對任何形式的集體行動都不抱期待。還有一部分是利益。四十三年裡形成了一個與體制繫結的階層，退休金、工作、補貼都掛在體制上。 年輕人的座標畫在 Instagram 上：那裡的世界是柏林、是首爾、是洛杉磯，1979年和兩伊戰爭根本不在他們的人生經驗裡。他們沒有"上次失敗了所以這次算了"的心理負擔，因為他們沒有"上次"。 這也解釋了運動的組織形態為什麼是去中心化的。沒有領袖，沒有政黨，沒有統一指揮，靠社交網路傳播和模仿。這種形態難以被斬首，也難以上談判桌。政權的困境在於，找不到可以談判的物件。 ##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阿馬納特沒有給出預測。作為歷史學家，他更願意談條件。 條件之一是經濟。斷網每天燒掉五千萬美元，通脹高企，貨幣貶值，年輕人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制裁疊加管理失當，讓體制的分配能力持續下降。一個發不出錢的體制，靠什麼維持忠誠？ 條件之二是代際。8300萬人口裡，革命後出生的佔大頭。這批人的生育率是1.1，意味著他們自己也不太願意生孩子。一個人口持續萎縮、年輕人不斷外流的社會，很難長期支撐一套僵硬的意識形態。 條件之三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體被法律定義為二等公民，這個矛盾不可能無限期維持。伊朗大學裡女性比例超過一半，她們畢業之後面對的是監護人要簽字的人生。 三個條件彼此耦合。經濟下行讓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看不到未來就不願意生育和留下，人才外流削弱經濟，受過教育的女性被壓制又加劇人才外流。這個迴圈閉不上。 這次對話錄於2022年11月初，抗議進入第七週。Lex 在開場說，他把這段話獻給正在爭取自由的伊朗人。阿馬納特在整場對話裡保持了歷史學家的剋制，只在一個地方流露出情緒：他描述德黑蘭街頭的年輕女孩把圍巾扔進火堆、圍著火跳舞的時候，語速慢了下來。 - 把資訊源換到一線。BBC Persian、Iran International、Radio Farda 都有 YouTube 頻道，即使不懂波斯語，畫面、時間線、人物出鏡也比英文大媒體的二手轉述更接近現場。 - 看伊朗新聞時先分清三個行為主體：最高領袖與革命衛隊、名義上的民選政府、街頭社會。三者的表態經常互相矛盾，混為一談就會誤判。 - 要理解今天，必須讀長時段歷史。阿馬納特的《Iran: A Modern History》是標準讀物，厄爾萬德·亞伯拉罕米安的《伊朗史》可以對照讀。看完再聽政客評論，判斷力完全不同。 - 碰到"外國煽動"這類解釋時，回到人口和教育的基本面：8300萬人口、86%識字率、56所國立大學加321個阿扎德校區、生育率1.1。這些數字解釋的動員能力，比任何陰謀論都強。 - 把注意力分一部分給邊緣省份。錫斯坦-俾路支斯坦、庫爾德斯坦、胡齊斯坦、土庫曼薩赫拉，中心與邊緣的張力是理解伊朗政治的關鍵線索，也是傷亡最集中的地方。 - 對"革命"這個詞保持謹慎。判斷變局時盯住具體指標：網際網路開放程度、道德警察是否上街、頭巾執法是否鬆動、政治犯釋放數量。這些比宏大的定性有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