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亚斯·柳列维丘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纳粹主义、斯大林、毛泽东与希特勒

> 历史学家比较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的起源，以及斯大林、毛泽东与希特勒的统治。

- 原标题：#444 – Vejas Liulevicius: Communism, Marxism, Nazism, Stalin, Mao, and Hitler
- 期数：第 444 期
- 发布日期：2024-09-20
- 嘉宾 / 主题：韦亚斯·柳列维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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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大饥荒是人为制造的。没有旱灾，没有虫害，那年的庄稼长势并不差。粮食是被国家强行抽走的，村庄被封锁，饿到浮肿的人不许逃出去。历史学家韦亚斯·柳列维丘斯（Vejas Liulevicius）在 Lex Fridman 播客第444期里给这件事定了性：这是一场人为的饥荒。

柳列维丘斯研究德国与东欧，讲了几十年共产主义的兴起、掌权与崩溃。这一期他从马克思一路聊到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聊到20世纪那场直接或间接夺走超过一亿人性命的意识形态实验。

他先讲了一个苏联笑话。资本主义是人剥削人，共产主义正好相反。

笑话能流传，是因为它点中了什么。这套理论在纸面上承诺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冲突、一切匮乏，实践起来却把最普通的人推进了最深的深渊。这中间的落差是怎么产生的，是这一期播客真正的主题。

## 马克思留下的两样东西

马克思的核心主张里藏着一对张力。一头是决定论：历史有方向，有目标，有终点，像一条预先设计好的河流，必然流向它该去的地方。另一头是英雄主义：历史虽然注定，但仍然需要特殊的人去推一把，去扮演那个英雄角色。

这两样东西单独看都不算新鲜，合在一起就变得威力惊人。它同时满足了两种人：相信规律的人拿到了科学的安慰，渴望行动的人拿到了英雄的位置。前者告诉你一定会赢，后者告诉你赢需要你出手。一个人同时握着「必然胜利」和「舍我其谁」，他几乎不可能自我怀疑。

马克思本人最反感「乌托邦」这个词。在他那里，骂一个人是乌托邦主义者，等于说他不懂科学、只会空想。所以他把自己的方案包装成一套关于历史的铁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悼词里说得直白：马克思就是历史学界的达尔文。

包装成科学，正是这套理论后来能俘获那么多人的关键。19世纪到20世纪初，科学的威望处在顶峰，宗教对知识精英的约束在松动。一套自称有科学担保、能解决战争、贫穷、阶级不平等的方案，当时的年轻人几乎无法拒绝。列宁后来设想的理想治理，参照物竟然是瑞士的邮局。一个流放者被瑞士邮局的秩序感、纪律性和理性打动了，于是设想政府可以像邮局一样运转，不需要领袖，不需要宏大愿景，只需要一套不让人疏离的官僚程序。回头看20世纪的官僚实践，这个天真的程度让人头皮发麻。

但乌托邦的成分还是被偷偷塞了进去。马克思对革命之后的图景写得非常模糊，只知道那是一个蒙福的状态：人不再剥削人，不再受匮乏摆布，上午干一种活，下午干另一种自己喜欢的活，所有矛盾都消失。这个画面和他所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差别其实没那么大。区别只在于他给这个终点配了一条自称科学的路线图。

## 一套伪装成科学的宗教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一件事：马克思的学说里藏着宗教结构，只是它自己绝不承认。

马克思把自己摆在救世主的位置上，普罗米修斯或摩西，领人走向应许之地。末日审判就是那场终结一切问题的最终革命，它带来的至福状态，就是世俗版的天堂。工人阶级扮演的是在苦难中等待救赎的人类。1930年代，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在《大西洋月刊》上写文章，直接说苏联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德裔学者埃里克·沃格林流亡美国后写了一整套书，讲现代政治宗教，把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都归入这个门类，警告说这种把末日应许搬到此时此刻兑现的冲动，后果会是灾难性的。

这一层宗教性恰恰藏在最反宗教的外壳里。柳列维丘斯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童年在芝加哥长大，父亲是数学家，70年代意外获得一次去苏联立陶宛、到维尔纽斯大学访学的机会。那时美国人去苏联待超过一周非常罕见，他就这样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进了一趟苏联。他参观了一座设在被掏空的教堂里的无神论博物馆，里面没有震撼的展品，只有一些乡村民间艺术品，几张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版画。他在博物馆里因为没穿风衣、把风衣搭在胳膊上而被训斥，因为在官方博物馆里这样很不敬。

1989年夏天他又去苏联上语言课，行程里有一项是排队到红场列宁墓前，恭敬地从列宁遗体旁走过。共产主义的木乃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这本身就说明一种古老宗教感的延续：对圣徒遗物的崇敬。所以连公开宣称无神论的地方，也变成了一套要求极高的信仰。

## 巴枯宁的预言

马克思在19世纪最主要的对手，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他说过一句话：「毁灭的激情也是一种创造的激情。」

巴枯宁跟马克思有共同点，都想推翻现存秩序。分歧在组织形式。马克思要的是纪律严明的、等级分明的革命政党；巴枯宁设想的是松散的联合，革命运动本身和未来的人类社会，都应该从个人的自由联合里长出来，否定国家这种有组织的暴力，也否定他眼中为等级制撑腰的宗教观念。

巴枯宁对马克思那套体系做过一个预言式的警告：在反对等级制的斗争里如果自己采用等级制，一种日耳曼式的威权主义就会悄悄钻进来。马克思为此痛骂他，最终把他开除出第一国际。

更值得记住的是后来反复出现的模式。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一次又一次试图联合，每一次结局对无政府主义者都不利。俄国革命、俄国内战、西班牙内战，无政府主义者都被共产党人当作目标，恰恰因为他们对列宁式革命最核心的那一条，纪律严明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持怀疑态度。一个从定义上就不讲组织的人，怎么跟一个把组织当作命根子的力量结盟？答案是不行。

## 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德国

马克思心里的革命应该发生在哪？德国。

他和恩格斯都是德国人，整个思想底色都是德国的。德国工业化起步比英国、法国晚，但发展快，处在欧洲中心，在他看来最具备爆发革命的条件。他预设的剧本是：德国工人先起来，然后英国、法国、美国跟上。

历史给了一个巨大的反讽。真正建立起自称奉行马克思学说的政权的地方，是俄罗斯帝国的废墟。那是一个工业落后、农民占绝大多数、压根不符合马克思条件的国家。

布尔什维克自己最清楚这一点。列宁和同僚知道这是一场赌博。他们夺权之后并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全部的指望就是德国也爆发工人革命，然后两个政权接上头，搭起一座红色的桥。列宁甚至说过，跟德国签的那份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他懒得细读，因为那条约很快就作废了。

结果德国没有革命。德国反而爆发了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枪战。掌权的社会民主党人害怕俄国那种混乱，把起义的共产党人交给雇佣的退伍军人和民族主义激进分子血腥镇压。这场兄弟相残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里留下了一道永远合不上的伤口。波兰也没让列宁如愿，波兰挡住了红军西进，没有变成红色桥梁。到这一步，列宁和同僚们才意识到，这场仗要打很久，国际工人革命被推迟了。

## 列宁把自己变成了一枚导弹

柳列维丘斯对列宁有一段极精彩的刻画。列宁年轻时爱听音乐，但刻意不听贝多芬，因为美的音乐让他变得柔软。革命需要的是坚硬、冷峻、钢铁般的意志。所以他连自己的情感都要修剪掉，把自己变成一台专门生产革命的机器。同僚们都被他那种单向度的专注吓到。他整天想着革命，大概做梦也梦见革命。

这种人格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俄国传统。沙皇体制把统治权说成神授，质疑它就是罪过。在一个别的国家本可以成为改革者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容易被逼成革命者。列宁的哥哥就因为参与激进运动被处死，这道家族创伤把列宁变成了沙皇制度不可调和的死敌。

还有一条更暗的支流：俄国的民粹主义与虚无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过一本被称作「史上最烂」的小说《怎么办》，列宁却说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教会你如何做一个革命者。虚无主义者否定一切旧有的确定性，唯独给科学和唯物主义开了后门，认为那是重建全新存在的唯一通道。马克思加俄国本土传统，两股东西混在一起，产生了一个爆炸物。1917年机会一来，列宁已经准备好了。

他还带来一个新的组织原则。他坚持要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职业革命家队伍，跟温和的社会民主派彻底分家。理由是：工人如果放任自流，只会关心自己的家庭、工资、工厂，会去跟雇主谈判、争取改良，然后对争到的东西感到满意。在列宁看来这远远不够，这是跟体制妥协，推翻体制才是目的。这个张力，贯穿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 斯大林：戴温和面具的狼

列宁病倒之后，权力争夺在两个人之间展开。一边是托洛茨基，口才出众、见识广博、思想激进，主张不断革命、趁热打铁。另一边是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人。

斯大林的声音尖细，不适合演讲。脸上有年轻时生病留下的麻点。俄语说得不纯正，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放在人群里，没人会把他当成领袖候选人。

他真正的武器是组织。当托洛茨基在台上慷慨陈词时，斯大林在幕后控制人事安排。人事即政策，这句老话之所以是老话，因为它对。他把自己经营成一个温和派、一个协调者、一个在别人激动时保持冷静的人。等到人们反应过来，托洛茨基已经被边缘化、被妖魔化、被驱逐，最后死在墨西哥城。

柳列维丘斯说，理解斯大林有一个前提：必须忘掉我们知道的后事。忘掉大清洗，忘掉个人崇拜，忘掉那个后来被称作「带电话的成吉思汗」的人。回到20年代初，斯大林在人们眼中是那个能平息争论、用务实方案解决理论分歧的人。

他掌权也不是靠打出来的。是列宁把他提拔上去的。列宁觉得他粗糙、不够世故、不够有世界眼光，但可靠、忠诚、能干事。列宁晚年确实对斯大林对待同僚的粗鲁感到担忧，在遗嘱里警告过。但列宁根本上是把自己当成不可替代的人，这对解决接班问题毫无帮助。

关于斯大林到底信不信那套理论，柳列维丘斯提了一个值得琢磨的判断。人们习惯认为，一个做尽恶事的人，意识形态只是他的遮羞布。他倾向于认为这是个假两难。掌握一套宣称能预知历史走向的理论，和把自己的权力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两件事在斯大林身上完全可能互相强化，彼此成全。他甚至乐于看自己的忠实追随者受折磨、坐立不安。这个想法本身就很可怕。

## 纸上完美的计划，田里饿死的人

布尔什维克跟农业的关系一直很别扭。农民几千年来只想要一件事：让他们安安静静种自己的地。这就是他们的乌托邦。而马克思的历史图景里，农民的位置几乎为零，被他轻蔑地称作「一袋袋土豆」，眼界狭窄，没有更大的革命目标。

工业化才是进步。烟囱、浓烟、被工厂改造过的地貌，在马克思和后来的布尔什维克眼里是美好的。他们的目标是让农业也变成工厂模式，用工厂化的农场取代独立农民。于是有了集体化。它的核心目的很实际：把粮食产出牢牢抓在国家手里，避免再出现内战时期城市挨饿、工厂停工的危机。

执行的后果是一场大规模的人道灾难。农民刚在革命中分到的土地又被收走，劳动的积极性随之消失。你要是比邻居多养了一头牛，你就是「富农」，就是剥削者，就要被批斗，哪怕你其实在带动当地的农业发展。配额一层层往上加，没人能完成，完不成就得瞒报。上上下下都在篡改数据、修饰报表，只为了不显得难看、不招来报复。一个号称掌握精确统计、能制定全国五年计划的庞大机构，脚下的地基全是沙子。

柳列维丘斯特别强调一点：这场灾难里，有一部分是意外，有一部分是故意的。数据造假是意外。但在农村故意制造阶级冲突、故意挑动内战，这是明确的计划。它带来的一个后果，是逆向淘汰。最有事业心、最自律、最会组织的人，一轮一轮被筛掉。社会发出的信号很清楚：平庸比才华安全得多。

这套筛选机制后来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知识分子身上。在苏联，做一个独立的人、发出不顺从的声音，代价极大。列夫·科佩列夫后来成了持不同政见者，他在回忆录里写自己当年就是被派下乡执行征粮政策的年轻人之一，亲眼看着一户户人家最后的粮食被拿走，饿死的迹象已经出现在眼前，而他没有崩溃，没有自杀，因为他当时真心相信这是正当的，这是更大的历史进程，会带来更大的善。

## 大恐怖：连忠诚也救不了你

1936到1938年，约75万人被处决，超过一百万人被送进古拉格。柳列维丘斯点出了一个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机制：恐怖会自我繁殖。

地方上的镇压机关被下达配额，必须完成指标，超额完成还能升官。于是邻居半夜被带走，人们不敢谈论。有人被鼓励去揭发同事、邻居甚至家人，被抓的人受刑后供出更多人，供词又牵出新的名单。整个机器开始吃自己。

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忠诚也没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里到处是这样的故事：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被抓进古拉格，坚信一定是搞错了，只要斯大林同志知道这件事，一定会纠正。同时，他看到别人被指控同样的罪名时，又会想，既然被抓了，背后总有点什么吧。

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追踪了几个家庭在斯大林时期的历史，记录下一个社会、包括它最聪明的一批人，如何在这套逆向淘汰里一轮轮被碾过。这种机制的效果是把一个社会的信任纽带彻底打碎。它的痕迹一直留到今天。

## 纳粹和共产主义：死敌，也是镜像

法西斯这个词最早来自意大利。墨索里尼，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者，拼出一套推崇国家至上、全民军事化、否定个人权利与代议民主的纲领，把权力交给一个领袖，在和平时期复制战时的总动员状态。

纳粹从法西斯那里借了很多，但有一样东西是他们独有的核心：种族主义。反犹、种族斗争，这套疯狂的宇宙观从一开始就写在纳粹的纲领里。他们给自己取名「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奇怪的名字本身就是设计出来的，从政治光谱各处抓来口号，拼成一种陌生的新东西，宣称自己超越了所有旧的政治分野。戈培尔那样的角色强调「社会主义」那一半，另一些人把重音牢牢压在「民族」那一半。

纳粹和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死敌。在纳粹眼里，布尔什维克的经济理论是假的，本质是一场种族阴谋，所以他们造出了「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说法。在苏联眼里，纳粹本质是超级资本主义的阴谋，是资本主义垂死挣扎时推出的打手。两边对现实的判断都荒唐到极点。

但柳列维丘斯提醒我们，这两者也有一些共享的东西。他们都认定民主的时代已经结束，19世纪那一套代议制、人权、古典自由主义已经破产。一战打死几千万人，大萧条又证明经济体系不行了，在很多人看来这些旧信念确实没什么说服力了。

更讽刺的是他们之间的合作。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官方说法是互不侵犯，里面却有秘密条款，两个政权在莫斯科把东欧的势力范围划了。这份条约让希特勒得以发动二战。两个宣称不共戴天的政权，在利益面前配合得相当顺畅。

1950年代，一批政治学者试图解释这些政权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像。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极权主义模型。她说这种统治是全新的东西，跟古代野蛮的复辟没有关系：它不只要求被动服从，它要求狂热的忠诚，它把恐惧和强制结合起来，让整个社会原子化。有人批评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政权真正实现对人口的完全控制。阿伦特的意思其实是，真正新的东西是那个野心本身：宣称有可能对全体人口施加彻底控制。她真正让人不安的一问是：这会不会正是未来的样子？

## 希特勒的东方蓝图

聊到二战，柳列维丘斯回应了历史播客主播达雷尔·库珀的两个说法。库珀称丘吉尔是二战的「头号恶人」，说他把希特勒逼得把战争从波兰扩大到全球；又说对犹太人、波兰人、斯拉夫人、吉普赛人的大规模屠杀是战争的副产品，而且饿死已经是当时最人道的处理战俘方式了。

柳列维丘斯用了很重的词：这一整套是荒谬的。他指出，说丘吉尔逼希特勒升级战争，前提是彻底无视纳粹意识形态。纳粹的世界观从来不是有限的，它指向的是世界统治。他们执政后就推行一套叫「地缘政治学」的教育，鼓动德国人把自己当成争夺世界未来的超级大国之一。

他还提到，过去几十年总有人试图论证二战是偶然事件、是误判的产物，说如果抛开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他其实是个俾斯麦式的传统德国政治家。问题一眼就能看出来：抛开意识形态去分析希特勒，本身就注定失败，因为那套意识形态是他自己在《我的奋斗》里写得清清楚楚的。

至于屠杀是副产品，历史事实直接打脸。入侵波兰时，纳粹就发动了「坦嫩贝格行动」，派出一批受过专门训练、意识形态上早有准备的杀人部队，清除波兰的精英，同时杀害犹太人。这发生在入侵苏联之前很久。在《我的奋斗》里，纳粹对东欧的计划也早就写得明明白白：征服和种族清洗，规模巨大。

希特勒和希姆莱设想的是东线永久战争。不要和平条约，不要边界，他们要的是每隔一代人就把边界向东推进几百英里，不断夺取更多生存空间，同时让一代又一代德国士兵获得战斗经验和侵略性。希姆莱还说过一句令人作呕的话：一部分斯拉夫人会被立即处死，另一部分不会被驱逐或消灭，会被留下来做「我们文化的奴隶」。这一句话就玷污了德语里「文化」这个词此前几百年的全部含义。

希特勒的乌克兰在他眼里是最大的奖品之一。纳粹为此制定了「东方总计划」，一稿接一稿地修改，即使东线战局已经逆转也还在改。计划里包括让日耳曼主人种族沿着高速公路去克里米亚度假，包括在乌克兰辽阔的土地上科学分布农业定居点，用来供养一个扩大且纯化了的日耳曼种族。这件事处在纳粹野心的正中央，不在边角。纳粹对德国自己的基因库也打算进行无情清洗，残疾人、被判定种族不够纯正的人，同样在受害者之列，哪怕他们明明是德国人。

所以库珀说二战是「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柳列维丘斯也不能同意。他可以举出更坏的情形：苏联被征服，东线永久战争持续几代人，死上几亿人；或者纳粹手里有了原子弹，并且毫不忌讳使用它。

## 毛泽东改写的那一页

轮到中国，马克思恐怕会更加意外。革命不但发生在一个尚未工业化的国家，而且毛泽东把农民从「一袋袋土豆」改造成了革命的主力。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写三卷本《马克思主义主流》时，写到毛主义几乎要摊手：这已经跟原始设计对不上了。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一直很复杂。他需要斯大林的支持，因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是怀疑的，认为中国离革命成熟还很远，这种判断其实更接近正统马克思主义。1950年他去莫斯科签同盟条约，被晾了好几天，这个冷落是刻意做给他看的。斯大林1953年一死，毛觉得自己可以接替苏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新领袖。

大跃进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它的目标是一夜之间让中国工业化，甚至要超过斯大林当年想做而没做到的。小高炉建在农业合作社里，农田被合并成超大规模的公社，仿佛规模大本身就等于效率高。还有消灭麻雀和昆虫的运动，企图靠纯粹的意志展示对自然的掌控。苏联那套由李森科这种伪科学家推行的农业技术也被搬了过来，深耕到种子根本没法发芽的程度，却被说成能长出超级作物、实现大丰收。

结果大约四千万人死于饥饿或暴力。就数字而言，毛确实超过了斯大林。他还做过一些连自己身边人都担心的预言：也许到1961年，也许到1973年，中国就会率先实现完全共产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人类终点。他身后，同僚们把这个时间表往后退，改成「2000年实现」。这类承诺对政权有用，能制造热情，能把真实成功的希望吊在眼前。但日期一到、目标没实现呢？这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苏联的信任就是这么一点点被侵蚀的。

1957年的「百花运动」是另一件事。官方名称叫整风运动，毛泽东在大跃进之前已经感到自己威望受损，需要找回势头。历史学家对这场运动到底怎么解释还争论不休。最阴暗的一种说法是：他先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提建设性批评，然后在他们真的开口之后，毫不留情地清算他们。另一种说法是，他本来没料到大家会说什么，看到那些意见后变得焦虑、愤怒。无论动机如何，结果一样：又一次逆向淘汰，最敢想、最有才华、最聪明的人被狠狠惩罚，而给体制内官员的信号也很清楚，别冒进，别提改革，守住老一套最安全，哪怕这样下去是停滞。

柳列维丘斯对毛有一个精准的观察：毛把人性看成「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写任何字。这跟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人的复杂性差得太远。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庞大、社区又极其多样的国家，推行一刀切的方案，必然出大问题。中国历史上一再证明过的商业活力、经济活力，被塞进僵硬的模具里长期压制。毛去世之后，从邓小平那一代开始，这些能量才被重新放出来。

1981年中共对毛做了一个历史评价：七分功，三分过。柳列维丘斯开玩笑说，不多不少，正好七十，不是六十九也不是七十一。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赫鲁晓夫1956年可以用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回到列宁那里去；中国做不到，因为毛扮演的是列宁的角色，是创始人本身，没法抛弃，斯大林那样的位置在中共这里并不存在。所以中国只能一边不否定毛，一边开启新的经济冒险，对外开放、接入世界市场，前提是党牢牢掌握政治权力。

## 美国也有共产主义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有它自己的故事。它成立于1919年，一路经历了几轮红色恐慌。有一个长期流传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在美国比欧洲更难扎根，这大体是对的，但也正因如此，这段历史更有意思。

第一个挑战是移民色彩。早期美国共产党在很多人眼里就是移民的党，来自欧洲的社区里有大量社会主义者，他们内部又有激烈的派系斗争。很多美国工人看着这个运动，觉得陌生、疏离。直到土生土长的厄尔·白劳德当上领导人，这个形象才开始改变。白劳德提出过一句口号：「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他想让共产主义在美国本土的政治话语里扎根。他的政治生命很短暂，因为他主张二战期间的苏美合作可以永久化，冷战紧张局势抬头之后，这种主张变得不可接受，他被党内抛弃了。

第二个挑战是间谍问题。30、40年代，一部分美国共产党人被苏联情报机关招募。惠特克·钱伯斯1952年出的《见证》是20世纪最有分量的书之一，他本人先当共产党人，再当苏联间谍，然后背叛了这一切。书里既有这个人古怪的个人气质，也有那种「人类未来系于此」的宏大张力。

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美国共产党是一次灾难。签约之前，他们把纳粹德国骂成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签约之后，他们必须在宣传上瞬间转向，宣称这是和平与人类和谐的重大胜利。很多美国共产党人咽不下这口气，直接退党或逐渐疏远。冷战、无孔不入的间谍活动，加上好莱坞，一起把共产主义在文化上钉成了美国理想的对立面。被钉成对立面的，除了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还有那个词、那抹红色、那把锤子镰刀。

## 普京手里的历史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缺少一次彻底的历史清算。解体初期，新史料开放，媒体、记者、历史调查一度非常活跃，人们急切地想弄清楚这几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个阶段没持续多久，人们就退回到眼前的生计里去了。经济上的困顿、几十年实验累积的损伤，让人几乎没有余力去做反省。

结果是几乎没有问责。没有纽伦堡式的审判。柳列维丘斯特别提到，纽伦堡审判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收集和公开信息、制造关于过去真相的知识和透明度，对个人的判决倒在其次。这些在俄罗斯都没有发生。

普京上台后，他能做的反而是把各种互相矛盾的历史记忆打包混用。沙皇被重新树立为俄罗斯国家性的英雄。列宁被他视为负面人物，因为列宁设计的联邦制在普京看来给国家埋了一颗定时炸弹，最终让苏联碎成一堆独立国家。斯大林呢，承认代价惨重，但也承认他是俄罗斯国家性的有效代表。

关于乌克兰，柳列维丘斯引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没有乌克兰的俄罗斯可以是个民族国家，有乌克兰的俄罗斯只能是帝国。2022年入侵时，普京的预期是乌克兰会分裂，相当一部分乌克兰人会欢迎俄